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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年，李自成率军攻入北京。当他听说明朝国库搜来搜去，竟然穷得只剩下“2300两白银和800枚铜钱”的时候，简直要晕过去，偌大一个大明王朝，竟然这么穷？“国家之贫至此，可发一笑”。

同样为了钱，为了400多万两白银，1853年，22岁的大清咸丰皇帝也几乎是欲哭无泪，这一年，太平天国的“妖匪”们已经作乱了第三个年头，由于南方财赋大部被断，大清收入锐减达50%以上，但军费等开支却剧烈猛增，其中1852年国家财政收支亏空190多万两白银，1853年更是亏空达400多万两白银，大清朝的财政，已濒临崩溃边缘。

没有钱，这仗还怎么打，国家还怎么治？

读清朝史，很多人都有一个困惑，那就是晚清时期，接连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之乱、甲午战争、庚子事变，一系列的战争赔款和军费开支，竟然没将大清国给搞死，与因为穷没法发军费、没钱派人守卫北京城的崇祯皇帝相比，大清国的皇帝们究竟有什么法术，从哪里搞钱呢？

大清国缺钱，以两次鸦片战争为例，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折合白银为1960万两，另加军费开支4000万两；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1600万两，另加军费4000多万两。这两次战争，直接就将大清国的腰包掏得精光——因为即使是在康乾盛世，康熙朝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3000万两白银；号称盛世巅峰的乾隆朝，清朝年财收也不过4000多万两白银。

大清国，究竟是怎么搞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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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清朝的皇帝们，其实很感激英国人。

在后世人看来，两次鸦片战争之仇，清朝的皇帝和臣子们，肯定是对英国人恨得牙痒痒，但实际上，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咸丰皇帝，突然有了灵感。

在太平天国之乱前，清朝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田赋等地丁杂税、盐课、关税等三大项，其中地丁杂税、盐课占比达86%，关税占比不足14%，这种税收结构，表明清廷当时仍是一个以传统税收为主的传统财政国家。

但1851年太平军之乱开始后，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军费，清廷开始鼓励地方的总督和巡抚们，对商品征收价值1%的厘金，由于商品基数庞大，这项收入日益可观，成为各个省重要的地方收入来源。以1892—1893年度为例，清廷在该农历年度共征收1428万两白银厘金，占当年大清财政收入的19.07%。

英国人赫德的到来，则使得清廷的关税收入大幅增长：1849年，清廷当年的关税收入为472万两，但到了1901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管理下，清廷当年的关税收入达到了2380万两白银，占清廷当年财收的26.99%。

关税收入大幅增长，是清廷在经济上，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重要证据之一。但里面的门道，真的这么简单吗？

实际上，到了晚清后期，占据清廷财收近半壁江山的厘金和关税，很大一部分，是来自对鸦片征收的关税和厘金。

传统上人们以为，鸦片战争一声炮响，敲响了清朝灭亡的丧钟，但实际上，鸦片战争一响，给晚清政府送来的却是“黄金万两”。

咸丰，是这个“黄金万两”的始作俑者。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当时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已达4万箱左右。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鸦片入华数量高速增长，在此情况下，咸丰皇帝开始动起了心思，既然制止不了鸦片贸易，那么为何不从鸦片身上征税呢？

1858年，在咸丰皇帝的授意下，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承认鸦片贸易合法化，并对鸦片开征“洋药税”，规定每百斤鸦片首先要在海关缴纳关税30两白银；然后进入国内各地时，还要开征数量不等的厘金。

到了1885年，为了方便管理，清廷规定每百斤进口鸦片，共要缴纳关税和厘金共计110两白银。

很快清廷就从中尝到了超级甜头。

在清廷的合法化许可下，鸦片得以更加凶猛的态势进入大清，并从1840年每年4万箱的进口量，高速增长至1881年每年9.6万多箱的进口量。在以鸦片为首的关税和厘金带动下，到了1908年，清政府当年总税收约2.92亿两白银，其中鸦片税收就达3302万两，占当年全国财收的11.3%。

靠着卖鸦片，大清一下子就实现了“发家致富”，并在1864年攻灭了太平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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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当初，因为两次鸦片战争，道光皇帝、咸丰皇帝都对英国人恨得咬牙切齿，但他们没想到的是，英国人在痛扁大清的同时，竟然给他们送来了鸦片这么个力挽财政狂澜的发家利器。

实在是焉知祸福，想不到啊！咸丰皇帝很意外！历史真是诡异。

但鸦片关税厘金虽高（以下简称税厘），钱的大头儿毕竟是让英国人等老外赚了去，有没有办法从中赚更多的钱呢？

办法来了，那就是自己种：让鸦片自产、自销、自卖。

话说大清朝这一招，也是跟英国人学的。

清朝前期，出口创汇主要有三个品种，分别是：陶瓷、生丝和茶叶。但早在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由于英国的达尔文家族等偷师研制出了更好的陶瓷，欧洲人就已逐步停止了从中国进口瓷器。在生丝和丝绸领域，由于日本养蚕业和丝绸业的崛起，世界丝绸的出口中心，在晚清时期也已从中国迁移到了日本。

最后剩下一个茶叶出口，由于英国人的偷师学习，在印度、斯里兰卡等地的大规模移植开垦，中国的茶叶出口也开始迅速衰败。

老外们通过偷师、移植等手段，迅速击垮了大清传统的出口创汇“三宝”，大清于是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也来学习种鸦片、卖鸦片。

鸦片对国家是否有毒、毒害程度如何，祖先们的训导早已抛诸脑后。

在清廷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大肆鼓励下，罂粟之花迅速开遍了整个大清国。在与鸦片主产地印度相近的云南、贵州和四川地区，从19世纪50年代的咸丰皇帝时期开始，作为提炼鸦片的原植物，罂粟开始广泛种植起来，由于这玩意儿特别好卖、价格又高，于是在西南部的云贵川地区“乡村嵩落皆遍种之”。

随后，鸦片种植开始广布大清的各个角落，到了1860、1870年，罂粟在大清的各个省份、各个角落遍地开花，北至蒙古、东北三省，西至甘肃、陕西，南至福建、广东，以及山西、山东、河南和相对富庶的江浙地区等，大量的土地纷纷被开垦用作罂粟种植，甚至成为许多农民的主业。

据统计，到1894年，清朝的8.66亿亩耕地上，一共有1333.3万亩土地都改种了罂粟，占比高达1.5%——也就是说，假如你在光绪二十年（1894年）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跑一遍大清国，你会发现，帝国已经被罂粟之花给淹没了。

这种罂粟的种植，甚至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末期，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在广东潮汕地区就仍然到处种植着罂粟，由于种植面积太大，罂粟甚至被当作了炒菜做饭的材料。

在当时，清朝人把进口的鸦片叫作“洋药”，把国产的鸦片叫作“土药”，在“土药”的大规模冲击下，外国鸦片进口越来越少，到1879年，当年大清的鸦片自给率，已经达到了80.12%。当年英国驻上海领事在提交给英国本土的贸易报告中说：“在四川、云南、山西、陕西、甘肃和贵州等省，印度鸦片几乎都被赶出了市场，现在简直不再运往这些地方，那里的消费，全部由中国产的鸦片供应了。”

以1908年鸦片税收厘金共3302万两为例，其中进口鸦片征缴税厘为502万两，而国产鸦片征缴税厘则达到了2800多万两，由此可见国产鸦片的数量之巨。

在清朝国产鸦片的贸易争夺下，进口鸦片的数量，也从1881年最高峰的9.6万箱，下降到了1911年、大清亡国前夕的2.7万箱。

到1882年，清朝国产鸦片甚至“扬帆出海”，不仅可以自给自足，还反向出口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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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着鸦片征收的税厘，清朝不仅击败了太平天国，而且连洋务运动也从中受益匪浅，从而使晚清在风雨飘摇中，成功实现了“延年益寿”。

根据清廷统计，1866年清廷从鸦片征缴的税厘为200万两白银，占当时全国关税收入的50%以上。有了鸦片税厘的支撑，大清国也从当初围剿太平军的困窘中缓过神来，财政收入节节攀升。

1877年，广东机器局计划制造16艘炮舰，其中已花费的96860两白银费用，加上每月支付的薪饷以及各种杂费4148两，就全部取自所收缴的鸦片厘金。从1877至1880年，广东省政府每年都会从鸦片税厘中，支援11万两银子，用于炮艇建造。

1887年，台湾巡抚刘铭传，就用高雄和淡水两地的鸦片厘金，来支付台湾海军以及台湾的其他军事开支；同年，四川机器局也从鸦片厘金中，抽取了67771两银子，用于制造机器、步枪和子弹等军械。

而李鸿章开展的洋务运动，其大部分的经费也是来自鸦片的税厘收入。

不光如此，就连晚清时期的教育事业，也“有赖于”鸦片产业的支撑——以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为例，当时作为鸦片生产大省的四川，就在上贡京师的鸦片税厘中，拨出专款，用于支持京师大学堂的发展。所以从北京大学，到近代许多教育事业、军工事业发展的背后，都有着鸦片税厘的影子，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尴尬。

在鸦片税厘等一系列扩张性税收的支撑下，清朝也在太平军的沉重打击中逐渐回过神来，并迎来了同治、光绪皇帝时期所谓的“同光中兴”局面。

就在庚子之乱后九年，尽管背负着连本带息共达9.7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阔气”的大清仍然让世界为之瞩目。

1909年，末代皇帝溥仪的叔叔、大清筹办海军大臣载洵一行游历欧洲，出行前载洵雄心勃勃地提出重整海军计划，并计划在未来七年内，购置8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在游历过程中，载洵在途经的意大利和奥匈帝国的兵工厂都下了订单，当他到达德国时，眼红得不得了的德国人，简直是把载洵捧在手心上供着，带他到处参观德国的兵工厂，生怕得罪了这位大金主和大财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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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鸦片带给帝国的隐患和创伤，已经深深埋下。

尽管貌似为国家财政和洋务运动“贡献”良多，这种饮鸩止渴的广泛鸦片种植和贸易推动了晚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短期发展，但从长期效益而言，鸦片种植和贸易，却深深摧残了这个帝国的子民、人力、土地和经济。

1877、1878年，大清爆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农作物减收，史称“丁戊奇荒”，在这场造成大清国1000多万人饿死，另有2000多万人逃荒的大灾难中，山西罹祸尤重。对此，当时的山西巡抚曾国荃上奏说，山西全省“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

当时，山西全省530万亩耕地中，土质最好的60万亩地全部用来种植了鸦片，由此导致了全省粮食大规模减产。

由于广泛种植鸦片，导致在灾荒时期山西全省的农作物更加供不应求。由此，在这场“丁戊奇荒”中，山西省的灾难也最为深沉，当时山西灾民在吃完“小石子”“观音白泥”等所有能吃的东西后，大量死亡，并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吃人，使得整个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时人描述说，吃观音土、大规模人吃人，这是自明朝晚期后，“二百三十余年未见之惨凄，未闻之悲痛”！

尽管这场导致1000多万人饿死的“丁戊奇荒”，并未酿成类似明朝末年的大规模农民起义，然而大清的根基已伤，在大清的子民们看来，除了鸦片，还有那一道道加重的其他税收和厘金、田赋、盐课，已经成了他们身上不断加重的一根根稻草。

这个晚清社会在等待的，只是那最后一根稻草的到来。

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三个月（1912年1月），清政府公布了1911年的财政收入：一共为3.0191亿两白银，相比年收4000多万两、号称盛世的乾隆时期，大清也迎来了中国封建王朝史上，财收最高的年度。

一切貌似都很美好，一切又都戛然而止。

不久，1912年2月12日，在革命党和袁世凯的内外夹击下，清廷宣布退位，结束了268年统治。

若论功劳，那一小块鸦片，或许也是“功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