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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9年，因为一个洋人进京告御状，乾隆皇帝怒了。

告御状的是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中文名叫“洪仁辉”，在经过天津知府灵毓转呈的告状信中，詹姆士·弗林特控诉位处广州的粤海关官吏，说他们对外国商人贪污索贿、层层剥削勒索，并且多年来一直粗暴对待洋商。

读到这封“洋状”后，乾隆非常恼火，在他看来，洋人万里迢迢进京告御状，这不仅仅是大清开国未有之事，在历史上更是前所未闻，堂堂天国上朝，如今竟然闹出这种事，实在有损帝国颜面。

随后，乾隆下令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并嘱咐说：“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詹姆士·弗林特状告大清官吏贪污腐败，是18世纪，在华外商的集体心声。

这位外商告御状这一年，恰好是清廷启动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从1759到1842年，广州由此开启了长达83年的中国贸易进出口垄断时期，也就是这83年，外商们更体会到了在中国做生意，是何等之难。商品想在中国流通，就要靠贿赂，200多年前，外国商人们在粤海关体会很深。

在当时，针对外国商人收取的关税，主要分为船钞或货税两种方式。假如是征收船钞，则按照规定，大船是缴纳银子1200两，中船是960两，小船是大约340两。但实际上，按照这种征税方式，假如不贿赂，外商通常都会很吃亏。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一艘货船来到广州经商，一开始，清朝的官吏们开价是要征税2065两银子，在经过历时一个多月的讨价还价后，这笔“船钞”关税最终是以500两银子成交，当然英国商人的代价就是，私底下要向大清的海关官吏们“赠送”320两银子。

不管怎么说，经过一番贿赂，还是少了1000多两银子的税，英商还是很开心的。但这也正是让外商们感觉害怕的地方，他们很快就发现，在大清朝做生意，关税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则可以遵循，一切都是不透明的，具体缴纳多少关税，只能是凭着感觉跟清朝的官员们软磨硬泡、讨价还价。

在这个地方，关税和贸易体系，是黑暗且摸不着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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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不透明，没有明文规则可以遵循，这是让所有商人都感觉害怕的地方。在当时，大清表面上对外的关税税率是4%，但在实际征收中，远远不止于此。

除了“船钞”，大清对外征收的关税，还有一种叫作“货税”的方式，这种方式一是包含大概固定的商品价值4%的关税；另外则是一个难以衡量的黑暗收入“陋规”（也称“规礼”）。所谓“陋规”，说白了就是一种上不了台面，需要缴纳的约定俗成的“贿赂”。

我们再回到大清的粤海关，在当时针对外商，除了正规4%的关税，另外针对每艘商船，还要另外征收1950两银子的“陋规”，说穿了，这笔钱就是用来在关税之外，打点粤海关“各路神仙”的“买路钱”，为了进入中国做买卖，这钱你不交也得交。

当时的外商回忆说，尽管名义上当时大清的关税仅为商品价值的4%左右，但实际上加上各种贿赂的“陋规”在内，一艘外国商船在粤海关，需要缴纳的各种正规和非正规的关税和贿赂，需要达到商品价值的20%还多。

到了道光十年（1830年），当时的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就统计说，当时一艘一等“夷船”进入广州粤海关，需要缴纳的各种关税和贿赂，大约需要3350两白银；一艘二等“夷船”，则大概需要缴纳2260两白银的关税和贿赂——这些钱，只有极少部分进入了大清的国库，绝大部分，都流入了帝国各路大小官吏和中间商们的腰包。

其实，乾隆皇帝对于海关官员们大举索贿这件事，心里明白得很。因为乾隆知道，大清自开国以来，公务员们实行的都是低薪制，收入都很低，假如不给他们“放水”给点“甜头”，这些官员们，是活不下去的。

以乾隆时期的粤海关监督（相当于关长）为例，这个官职在当时是二品大员，但这个官职当时一年的工资，仅仅是155两银子（乾隆时期一两白银，折合2019年人民币约为300元左右，155两白银年薪，相当于人民币4万多元），所以清朝历代的皇帝们都很“贴心”，对于大清的官员们贪污腐败，很多时候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二品大员年薪才155两银子，中下级官吏的工资，就更低了。

当时，广州粤海关的大关清书，也就是普通文案工作人员，月薪是3两银子，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900元左右；粤海关当时的巡役，也就是海关稽查人员，当时月薪是3.09两银子，每月工资折合2019年物价也是900多元人民币；而粤海关当时的后勤人员例如“堂役”，月薪更是低至仅有0.58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170元左右。工资低到这个份上，让他们不贪污，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

如果仅仅靠工资，大清的官员们是无法养家糊口的，但如果提高工资，大清的财政又将不堪重负，所以清朝历代皇帝，对于海关工作人员们实际等同于索贿的“陋规”，基本都予以了默认和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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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要照顾实行低薪制的官员，对于广州粤海关的这种集体性索贿和腐败，乾隆皇帝心里，还有一个不好意思说出来的“秘密”。清朝皇帝的私人开销不是来自户部，主要是来自内务府，而清朝海关的收入，一部分是上交给户部，一部分则是作为清朝皇帝的私房钱、直接上交给内务府。

乾隆时期，广州粤海关每年大概会给乾隆皇帝的内务府进贡大约85.5万两白银的私房钱，不仅如此，皇帝如果结婚或是过生日，粤海关的公务员和属下的十三行行商们，还要给万岁爷“捐钱”。

仅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这59年间，粤海关组织“捐”给清朝皇帝们的白银就多达400万两。此外，粤海关的官员们，每年还会给皇帝私下进贡各种舶来的珍奇“异品”。

所以在清朝，广州粤海关也被称作清朝皇帝们的“天子南库”（另外还有一个“天子北库”，指的是北京崇文门税关），而作为“天子南库”的粤海关监督（关长），自然也就担负着替皇帝“搞私房钱”的重大政治任务。

但粤海关监督（关长）工资这么低（年薪155两银子），政治任务又这么重（一年要为皇帝搞80多万两私房钱），所以清朝皇帝们对于粤海关监督（关长）的任命，大多是安排心腹亲信，并且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由于位置显赫，所以粤海关监督（关长）们往往在三年任期中，除了上交皇帝的私房钱，个人也经常赚得盆满钵满，三年的私人工资外“收入”，至少都是在几十万两银子以上。

由于这是个超级肥缺，所以清朝皇帝们都喜欢任用亲信来担任粤海关监督（关长），道光年间，苏州浒墅关监督（关长）延隆捅了篓子，亏空白银20.9万两，道光皇帝特地“照顾”改授延隆为粤海关监督（关长），以方便他翻本捞钱。

对于包括乾隆在内的各任清朝皇帝，以及对于实行低薪制的大清朝官员们来说，广州粤海关是个很特殊的存在，所以从乾隆中期开始，广州粤海关作为大清朝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就成了一个超级捞钱机器，洋商们到此地经商，不给清朝的官员们剥一层皮，怎能轻易通过，进入内地做生意？

就在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坐船北上“告御状”的这一年，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一位法国商人就在给两广总督的禀文中写道：“如英吉利（指英国商人）必欲往宁波开港贸易者，诚恐因粤海关种种苛政，欺勒难堪。”就在这位法国商人向两广总督告状的时候，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则选择了坐船北上，向乾隆皇帝告御状。

但话说起来，詹姆士·弗林特能成功告上“御状”，也是因为花了银子打点的。

1759年这一年，詹姆士·弗林特到达天津大沽口后，天津知府灵毓答应替他上呈“御状”，但条件是要索贿5000两银子作为“辛苦费”，最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詹姆士·弗林特给了天津知府灵毓2500块西班牙银元作为“酬劳”，于是“御状”通过灵毓得以层层上递，呈递到了乾隆皇帝面前。

洋人“告御状”，对于这一千古未有的奇闻，乾隆自然是怒了，他下令时任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

李侍尧随后快刀斩乱麻，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一些参与对洋商敲诈勒索的粤海关官员们，有的被杖责、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处以刑罚。对于洋商们反应激烈的“陋规”，深知此中“利害”的李侍尧则不敢取缔，只是规定，最多只能收“1950两”，不能再多了。

李侍尧是个明白人，他知道如果取缔这个作为皇帝私房钱来源的“天子南库”，是个什么下场。况且他也明白，在大清实行低薪制这种扭曲的制度下，粤海关已经成了一个水深不见底的利益场，是不能过分深究的是非之地。

随后，李侍尧又将替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写“御状”的四川人刘亚匾处以斩首极刑，给詹姆士·弗林特出“告御状”主意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则被处以重杖60、徒刑一年的刑罚，以杀鸡儆猴，警告那些敢于“勾结外商”的华人。

而作为这场“告御状”的主人公，英国商人詹姆士·弗林特，也被李侍尧下令抓了起来，并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判令在“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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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这场以英国商人个人之力，希望对抗整个大清朝系统性腐败的“告御状”事件，以当事人的被“驱逐出境”告终。

在乾隆皇帝和两广总督李侍尧等人看来，洋商们想在大清朝内部做生意，却不想付出一些“额外”的代价，这本身就是一件几乎不可能的事情，而清朝的主政者们，也无意建立一种规范化的财税制度，他们更乐意于以一种暗箱操作的方式，去抚平内部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

对此，洋商们则对大清进行了不懈的抨击，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就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前一年、1839年提交给英国外交部的《论中国商业》的长篇论文中指出，在中国做生意：

“实际上的勒索如此名目繁多，其方式如此曲折隐晦，以致没有任何道义上的可能性，足以穿过这种迷宫。”

所以这个世界，往往比生意场上呈现出来的更复杂，很多商人幻想中的商品以市场规则自由流通，结局往往证明，这只是人们心中一种美好的想象。因为国家的惯性，比市场的力量更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