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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已经称帝四年的李元昊，第三次向北宋军队发起了大规模攻击，并在定川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北）之战中大败宋军，从1040年以来，李元昊的西夏军队在对宋军作战中屡战屡胜，对此李元昊非常得意，对外宣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

当是时“关右震动”，临近陕西的首都开封府里，宋仁宗为此急得都吃不下饭了，震怒之下，宋仁宗将户部尚书、陕西经略安抚使夏竦和名将韩琦、范仲淹等人统统免职。宰相吕夷简对此更是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

连续三年时间，大宋朝为此损失精兵强将数万，敌寇甚至意指开封，这可怎么办？情急之下，北宋名臣包拯向宋仁宗献计说，西夏国小地窄，财政收入绝大部分倚赖“青盐”，在此情况下，必须重新禁止西夏的青盐进口，从经济上狠狠掐住西夏的咽喉。

包拯的建议，换句话说就是，既然大宋朝干架不行，那么就发起贸易战，从经济上整垮李元昊的西夏。

青盐，是西夏的经济命脉之所在。

1038年，李元昊正式建立夏国，当时西夏境内的池盐资源丰富，各个盐池因为所含的微量元素各异，从而呈现出赤、紫、青、黑、白等不同颜色，其中尤以青色和白色两种颜色的盐（简称青盐）产量最大、质量最好，然而只有300万人口的西夏国，根本吃不完这么多盐，所以向北宋出口青盐，也是西夏国最主要的财政税收来源。

当时，北宋的食盐实行的是地区专卖制度，盐价很贵，但是从西夏进口的青盐却“价贱而味甘”，很受西北地区老百姓的欢迎，北宋刚建立时，对于西夏的青盐并没有严厉禁止，然而到了宋太宗时期，由于党项部的李继迁（李元昊的爷爷）依附辽国，经常跟北宋对着干，于是988年，宋太宗赵光义第一次拿起了贸易战这个武器，宣布禁止进口青盐，以此削弱党项人的经济实力。

眼看最大的财收被禁，李继迁精得很，疲敝之下宣布依附宋朝，宋朝便停止了贸易战，但是等到实力恢复后，李继迁又再次背叛北宋，这下可彻底惹恼了宋太宗。993年，宋太宗赵光义接受转运副使郑文宝的建议，严厉禁止进口和销售青盐，以图彻底困死李继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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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盐这个东西，你政府能禁，老百姓可不得不吃。

当时，北宋自产的盐价格死贵，所以西北地区的老百姓都很喜欢购买西夏产的青盐，但是宋太宗下令，对西夏“绝其青盐不入汉界”，并且下令，凡是胆敢私自贩卖西夏青盐的，“皆坐死”。

但宋太宗的这次贸易战，完全起到了反效果，由于青盐被完全禁止，关陇地区的民众“无盐以食”，而本来已经内附北宋的一万多户吐蕃民众，也反叛归依了李继迁，其他羌族部落也因此入寇北宋边境，以致北宋边疆“境上骚扰”，无奈下，993年农历八月，宋朝不得不宣布停止了这次贸易战。

此后，仰赖着青盐带来的庞大财政收入，国小地窄，只有300万人口的党项部落，屡次跟人口4000多万的大宋单挑，并且不落下风，屡次在战争中获胜，而北宋则在993年的贸易战失败后，分别又在公元994年、1000年多次发起了针对西夏青盐的贸易战。然而，政府的禁令，根本无法阻挡民间私盐贩子的脚步，西夏的青盐还是得以源源不断地偷偷走私进入北宋境内，并从经济上支撑了党项部落与北宋的对抗，而有盐又有钱的党项人，最终在李继迁的孙子李元昊时代，正式建立了西夏国，跟北宋正式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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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说过，其实早在包拯建议贸易战之前，北宋已经多次发起了针对西夏的青盐禁运和贸易战，但碍于北宋自身盐价与西夏青盐的巨大差价，加上边境线上庞大的走私队伍，所以北宋以往的贸易战无法产生太大效果。

所以这一次的贸易战，究竟要怎么打？

鉴于以往多次贸易战的失败，在包拯等臣子的经验总结下，北宋政府也开始学精了。对于这次贸易战，北宋政府实行了区别对待，即禁止汉人贩卖西夏青盐，但对羌族和吐蕃部落却不予禁止，以稳住其他少数民族；另一方面，北宋又支持商人自行到边境贩卖食盐，降低北宋自产盐价，在价格基本相同的情况下，西夏青盐的价格优势被基本摧毁，以致走私也失去了市场空间。

青盐卖不出去，走私又没有利润空间，在军事上频频得胜的李元昊这时突然发觉，西夏的财政收入，开始岌岌可危起来。

话说尽管宋朝打仗稀巴烂，可搞起经济来，宋朝人的手段和方法是一套一套的，经商天赋堪称当时世界之最。经过不断经验总结的贸易战，在宋仁宗一朝终于取得了巨大成果，李元昊的西夏，也在经济上，逐渐被北宋掐住了喉咙。

由于连年战争，本身只有300多万人口的西夏，此时供养的军队，最高峰时达到了50万人之众，当时平均每5个西夏人，就要供养一个西夏士兵，民众的经济和徭役负担之重可想而知；而在禁止青盐贸易，断绝西夏最大财收来源的同时，北宋还停止了向党项部落免费发放银两、布匹绢绸和粮食的“岁赐”（以往相当于一种收买），并且关闭了边境榷场（交易关口），禁止向西夏出口粮食、布匹、茶叶以及其他各种生活用品。如此一来，本身生产能力就严重不足、国小地窄的西夏，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

在北宋的强势贸易战前，西夏国内财源濒于枯竭，物价飙涨，必须依靠茶叶改善饮食结构的游牧民众“饮无茶，衣昂贵”，民众也开始大量逃亡。而剩余的民众，甚至在西夏国内做了“十不如”的民谣以讽刺李元昊政府。

失去了青盐等重要财源补充，西夏国内的各个部落首领也不干了——当时，西夏兵制是士兵平时从事生产，战时打仗，士兵必须自备马匹和粮食，而与北宋的连年战争，使得本来人口就少的西夏出现大量人员伤亡不说，农业生产也被严重阻碍，牛羊缺人放牧，基础生产濒于停滞：在此情况下，西夏的国力和民力都不堪重负，许多部落首领也纷纷提出反战，这也给了李元昊巨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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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来说，持久化的战争，首先是国力上的较量，而国小地窄、人口只有300万、财政收入严重倚赖青盐、经济结构单一、严重倚赖北宋的西夏，尽管在军事上频频获胜，然而在旷日持久的战争面前，西夏举国上下，无不感受到了国力的巨大限制。

当时，西夏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国家（西夏）自青白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在被北宋实行贸易战后，只能够与契丹进行杯水车薪的小额贸易，“岂所以裕国计乎”。

北宋的贸易战，已使得“兵行无百日之粮”的西夏无力再行侵略。

在此情况下，当初嚷嚷着要一直打到长安和开封去的李元昊，不得不开始放低姿态，多次派出使臣，希望北宋能够解除针对西夏青盐的贸易禁售，而前面说过，军事上较弱的宋朝，搞经济还是蛮有一套，对于西夏希望解除贸易战的图谋，北宋名臣欧阳修直接就对宋仁宗说，贸易战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西夏请求解除青盐禁令，“尤不可从。于我虽所损非多，在贼则为利甚博”。

对此，当时还是个年轻小伙子的司马光（1019—1086年）更是直接举例子说，西夏就跟婴儿一样，完全得靠着大宋这个妈妈哺乳喂养，“夏人仰吾和市，如婴儿之望乳”，巨大的国力支撑和经济优势，最终使得北宋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贸易战中，逐渐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最终，在取得定川寨大胜后两年，作为胜利方的西夏，却不得不与北宋达成了和解，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年），宋夏双方正式达成协议，作为胜利方的西夏李元昊方，以向北宋称臣的“屈尊”代价，换得了北宋每年给予西夏“岁币绢15万匹、7万两银和3万斤茶叶”的“赠礼”，史称“庆历和议”。

在以往的历史叙事中，多认为这种“岁赐”，实质上是北宋对西夏的一种和平“赔款”，但实际上，最会做生意、擅长精打细算的宋人可一点都不吃亏。庆历和议后，北宋通过开放与西夏的榷场交易征收商税，也赚了不少钱，因为在继续禁止青盐贸易的基础上，严重倚赖北宋物产的西夏人，每年都不得不将大把的银子缴税给北宋政府，在宋夏贸易中，北宋几乎是取得了一边倒的贸易顺差。

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而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宋辽关系上：当时，北宋尽管在澶渊之盟后，每年要向辽国进贡“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但由于北宋自身农业经济对辽国游牧经济的压倒性优势，北宋通过开放与辽国的边境贸易，每年仅仅河北一地，北宋的税收就达“40万贯”，可以说在实际经济收益上，一点也不吃亏。

在此情况下，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臣子宋昭就曾经揭露出这个秘密说，北宋政府给予西夏、辽国等少数民族政权的赔款“岁赐”，名义上是赔钱，但实际上通过开放双边贸易，北宋反而还赚了钱：“盖祖宗朝赐予之费，皆出于榷场岁得之息。取之于虏而复以予虏，中国初无毫发损也。”

虽然军事上经常被打得满地找牙，但从某种意义来说，我们不得不佩服，宋人搞经济确实还是蛮有一套的；而打了不少胜仗，却因为贸易战吃了亏，被迫“臣属”北宋的李元昊，则对宋朝派来的使臣一律挡驾。史载，对于北宋派去的使节，李元昊一律将他们安排在宥州（今陕西省靖边县东）接待，从来不让他们到夏国的都城兴庆府（银川市）去，以免在西夏臣民面前被迫用客礼接待宋朝使节，暴露出西夏的无力和无奈。

尽管通过贸易战手段得了便宜，但军事上较弱的北宋和南宋，最终还是挡不住女真和蒙古人的铁蹄，因为他们不像契丹人和党项人，不仅要钱、还要命，这一下，有钱但拳头却不够硬的宋人，真是没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