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数百座都城，但真正出名的，十个手指头数得过来，大抵就是“六大古都”或“七大古都”。这其中，称得上超级都城的，其实就两个—长安与北京。

公元前202年2月，汉王刘邦击败西楚霸王项羽之后，建立汉朝，定都洛阳。

刘邦对洛阳很满意，当年跟着他起事的将士们也很高兴。这些人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洛阳离老家近，无论从其势力范围还是衣锦还乡的角度衡量，此地作为都城，都是最佳选择。然而3个月后，一个叫娄敬（他也是山东人）的小人物来到洛阳城，面奏刘邦，劝说他改迁国都于关中。这惹得那些既得利益者大不高兴，他们纷纷劝阻刘邦，理由是：洛阳是天下的中心，大吉大利；而关中是亡秦之都，很不吉利。

1500多年后，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犹豫了很久，最终定都南京。这跟他手下的谋臣良将多为南方人有关。其实，他心中理想的都城不是南京，而是长安或洛阳。他曾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及洛阳，研究迁都的可能性。

从历史大趋势而言，即便没有朱标的暴毙，迁都长安或洛阳亦无可能实现。燕王朱棣后来从侄子手中夺得皇位，几经曲折，把都城迁到了他的根据地—北京。这才算为大明王朝确定了延续两百多年基业的政治中心。

长安：中华帝国前半段的绝对核心

娄敬是用一大通美化长安的说辞说服刘邦的。张良也在其中起到了“添油加醋”的作用。

刘邦定都洛阳，内心深处也有依循东周都城旧例的意思。娄敬重点拿东周的衰落出来说事儿。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历史离刘邦的时代不算久远，周天子虽处天下之中，天下诸侯却没有一个甩他。为什么？娄敬说：“非其（周天子）德薄也，而形势弱也。”紧接着他话锋一转，相比洛阳，长安的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具体说来：“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张良也说关中不仅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最关键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阻三面而守卫京师，独以一面朝东，对各诸侯国起着相当大的震慑作用。

刘邦决定听从他们的“忽悠”，迁都长安。他头脑一发热，也没去细想：关中“形势”这么好，秦朝怎么会二世而亡呢？

在以后历朝历代的定都之争中，我们可以经常听到某地形势险要，适于定都之类的话。这些地方包括长安、洛阳（对，主张定都洛阳的人也说洛阳险要）、南京、北京等等。历史读多了，我们就知道这不过是谋臣们怂恿帝王的话术罢了。形势再险要，地势再虎踞龙盘，守城还得靠人，难道靠石头？一个王朝到了末路，曾经固若金汤的都城不也说破就破，有的一破还好几次呢。

不管后话如何，当时还好刘邦听了娄敬、张良的话，这才有了中华帝国前半段唯一的超级都城长安的诞生。

秦始皇统一六合，定都关中，不过是本地人顺势而为。刘邦选择关中，是外来政权的认可，对长安的意义显然更为重要。此后，到隋唐两代，仍旧定都长安，是两代的发家都有赖于关陇集团的撑腰，自然离不开他们的龙兴之地。

唐朝没必要像西汉初年一样离开政治根据地，另择新都，根本上还是由他们的敌人决定的。汉唐两个大一统时期，边患均来自西北，前有匈奴，后有突厥。长安作为都城，戍边功能自然比起中原地区的城市顺溜得多。而且，长安直抵前线，极大的危机感促成定都于此的朝代均崇尚武力，力图开疆拓土，前有汉武帝，后有唐太宗。

在汉唐成就霸业的极盛时期，随着帝国版图的西扩，原本偏居西北的长安亦渐居中央，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中心。

双中心：帝国都城的东移与反复

从西周到唐末，中国的主要都城除了长安，就是洛阳。

与西汉的开创者刘邦一样，东汉光武帝刘秀也面临着定都何处的二选一难题：长安，还是洛阳？

刘秀集团的主力来自南阳、河北豪族，定都洛阳比起长安离这两大政治根据地更近。

一般而言，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与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周、秦、隋、唐如此，辽、金、元、清亦如此。在明朝，明太祖选择南京，明成祖选择北京；中华民国时期，袁世凯选择北京，蒋介石选择南京，同样如此。

刘邦的不同寻常即在这里。他为了成就更大的霸业，宁愿舍近逐远。刘秀不似刘邦，决定了东汉不如西汉。唐代以前，中华帝国的外部敌人主要来自西北边境，故大抵而言，一个进取的王朝更偏向于选择靠近前线的长安，而一个守成的王朝则选择相对远离前线的洛阳。

东汉国力远不如西汉，打匈奴，打羌，都很困难，只能建都洛阳寻求自保。以后定都于此的西晋、曹魏都是如此。

不过，洛阳确实有它独特的优势—粮食。洛阳在地理位置上处于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在粮食供应上得到了基本的保障，各地区朝贡的调集和商贸上的往来都非常便利。

基于此，定都长安的隋唐两代，从未放弃营建洛阳，呈现政治双中心的局面。

唐代多任天子都曾从关中逃荒，像乞丐一样就食洛阳。根据全汉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头25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重心东移之后，洛阳的漕运优势远胜于长安。

但还有一个问题：偌大中国，从西周到唐代两千年，定都为什么非长安即洛阳，难道没有第三处选择吗？

周振鹤教授对此有相对合理的解释。他说，因为古代从整个统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而且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正是中国早期首都必选在黄河流域的基本原因。在黄河流域最适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洛阳之外，我们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处。

此外，由于建都的时间都很长，形成了另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这两处人文因素积淀深厚。都从西周开始便是政治中心与陪都所在，朝纲典制衣冠威仪，积渐而下，其他地方都不能比拟。

开封：都城东西/南北变迁的过渡

中国三千年来的都城变迁，用两条线就能划出个大概。

第一条，从周朝至北宋时期，都城大体平行分布在渭河及黄河中游的东西走向，迁移轨迹沿着西安—洛阳—开封一线，呈东西向波动迁移。

第二条，从北宋至今，都城主要建立在开封、杭州、南京和北京四地，大体沿京杭大运河分布，且这一历史时期的都城较南宋之前而言，其整体空间分布格局进一步东移，使得都城迁移轨迹为沿着京杭大运河南北向近海迁移。

不难看出，这两条都城分布线以开封为交点。开封作为北宋都城，是中国都城变迁由东西横轴转向南北纵轴的过渡。

“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了中国，此前北方经济优于南方，此后南方经济实现逆袭。对于仍然定都长安的晚唐而言，运河控制权决定了王朝的存亡。一些跋扈的藩镇动辄以切断汴渠漕运对中央进行经济封锁。最危急的时候，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长安，皇帝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长期战乱、气候剧变以及运河经济的崛起，种种因素决定帝国前半段两大都城双双衰落，且再无回光返照之日。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即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

公元907年，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了唐朝，建立后梁，拉开五代十国的序幕。五代时期，北方政权除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个王朝均定都开封。

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仍以开封为都。但与历代开国君主一样，他也有传统都城情结，曾有迁都长安之意，因遭赵光义等人反对而作罢。但此后，有很多人认为定都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失策，更有甚者将其与北宋的灭亡联系起来。

事实果真如此吗？

与长安、洛阳在唐后期走下坡路相反，开封城在隋唐五代时期却处于上升阶段。如前所述，开封因大运河而繁荣，地处中原腹地，黄金水道交错，每年漕粮定额600万石，足以保障百万人口的生存以及王朝的运转。同为百万人口的唐长安城，由于路途遥远艰险，每年漕运量仅100万石左右，还曾因缺粮引发禁军骚乱事件。

从军事角度看，随着西方突厥族的灭亡及北方契丹族的崛起，国家的防御重点从西北转向正北或东北。此时，定都长安或洛阳，固然京师本身有山河之固，但由于国都偏西，并不利于抵御外族。

北宋定都开封，客观上无山川可凭恃，所以用主观努力进行弥补：一是在京城四周构筑防御设施，把开封建成一座军事堡垒；二是宋太宗两次发动收复幽燕的军事行动，企图夺回长城防线，可惜均以失败告终。

在南方：经济中心≠最佳都城

唐代以后，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彻底由东西对立转向南北对峙。

在唐之前，以东西对立为主，关中地区凭借地理优势，轮番上演武王灭殷、秦翦山东六国、汉胜西楚、景帝定吴楚七国、北周收北齐等历史进程。此时的都城主要在长安—洛阳—开封这条横线上迁移。

唐之后，以南北对峙为主，如五代与十国、契丹与北宋、金与南宋、蒙古族与南宋、明与蒙古及后金、清与南明等。相应的，都城在北京—开封—南京—杭州这条纵轴上变迁。

南宋是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在江南建立的政权。其都城杭州成为中国古代相对统一的政权下最南端的都城，同时也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合一的典型。

但必须注意到，南宋是偏安政权，都城实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合一并不奇怪。如果是统一王朝，这种现象则可能是一种禁忌。

在中国历史上，就统一政权而言，国都建在全国经济最富庶地区的例子并不多见，数得上号的，可能只有东汉、西晋定都洛阳，明初定都南京，以及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等。汉唐时期的长安其实并非帝国的经济中心，关中虽然富庶，但汉朝的经济中心在河北河南一带，隋唐以后更往南转移。

大多数历史时期，存在着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相分离的现象。东晋王导说过，古之帝王不以丰俭移都。出于稳定国势和向外发展的需要，以并不十分富裕的地区作为都城，是一种常态。这样才能保持经济与文化的流动性，避免畸轻畸重，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

以此观之，即便再给南宋十个岳飞，也不可能收复中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从南宋定都富庶之地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日后蒙难的宿命。

北京：中华帝国后半段的绝对核心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必须分离，这是一条不成文的法则。但是，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必须重叠，这是另一条不成文的法则，历代君王都谨守不违。稍有差池，就是血淋淋的教训。

两者一旦分离，身处军事重心的统帅若心怀异志，起兵相向，处在政治中心的帝王们就权柄堪忧。这种事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比如唐“安史之乱”、明“靖难之役”等。这也从侧面解释了中原王朝都城随边疆形势迁移的规律：边疆形势是中原王朝的防御重心，即军事重心所在。而军事重心的改变，必然带动政治中心的改变。汉唐都长安、北宋都开封、明朝都北京都是这一规律的具体体现。

谭其骧教授曾精辟地提出都城选择的军事条件，即制内御外的性质和作用。内制与外拓是国家政权的两项大事。国都选址须服从全局，审时度势，缜密考虑每一地区国防地理位置的得与失、优与劣。

自1153年金海陵王定都中都（今北京市）之后，北京就成为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的首都，历经元、明、清，迄今850多年，地位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与之比肩。放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有唐朝之前的长安能与之媲美。

为什么？用谭其骧的理论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北京作为帝国的优势：一是在南北对立格局中，北方处于绝对优势，都城必须在北方；二是唐宋以后，东北地区及蒙古高原的少数民族陆续兴起，致使地处东北、蒙古高原和中原三大地区枢纽位置的北京城成长为全国首都。还有一个经济原因，北京处于京杭大运河顶端，交通便利，易于吸收南方财富与漕粮。

保守估算，从明成祖迁都北京起，至蒋介石定都南京止，北京连续做了500年的首都。期间，尽管有迁都之议，但从无迁都之实。明英宗出征被蒙古人掳了去，不迁都；李自成破城在即，崇祯帝宁可吊死，不迁都；八国联军入京，慈禧、光绪“西狩”，不迁都……

所以说，每一座都城的上位，都是应运而生的产物。没有一座都城能够随随便便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