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有一个可供探讨的问题是，曾经辉煌无比的长安，从唐代以后1100多年，为何没有一个王朝在此建国立都呢？

纵观中国自古至今，历代王朝、割据政权以及各个少数民族，曾经建立过217处都城，但这些都城，绝大部分都如昙花一现；只有长安，曾经在长达1077年的时间里先后做过11个王朝的首都，可谓千古一城。

但是这种王气，在公元907年唐朝灭亡以后，似乎就衰竭了；中间除了那个迅如流星般的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外，长安（西安）从此再也无法跟王气沾边。

难道，长安的王气已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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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僖宗中和三年（883年），经过多次反攻，终于攻破黄巢军队占据的长安城后，来自唐帝国各路勤王的藩镇军队，如猛虎饿兽般，冲入了这座千年古都。

《旧唐书》记载，黄巢军队在从公元881—883年占据长安城的三年时间里，虽然在城内到处屠戮杀人，但长安城的主要建筑，仍然“九衢三内，宫室宛然”；但是883年，来自各路藩镇的唐军在攻破长安城后，却像流氓土匪一样，开始到处抢劫，“纵火焚剽”长安城，以致整座帝都“宫室、居市、闾里，十焚六七”。而辉煌壮丽的大明宫，更是烧得只剩下了含元殿。

经历了这场动乱的晚唐诗人韦庄，在他的诗歌《秦妇吟》中，描写了长安城劫后的苍凉：

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楼前荆棘满。

昔时繁盛皆埋没，举目苍凉无故物。

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

此前，尽管经历了安史之乱、吐蕃短暂攻占，以及朱泚兵乱，但是长安城并没有大的损伤，在经历简单的修复后，到黄巢起义前，这座大唐帝国的首都，仍然“神丽如开元（盛世）时”。

而黄巢之乱，是长安王气毁灭的开始；此后，长安城内外接连兴起的政治动乱，将彻底毁灭这个千年古城立都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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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究唐代以后的王朝，为何不在长安立都，从唐朝末年开始，频繁的政治动**与破坏，是至为关键的因素。

从公元883年到904年，短短21年间，包括黄巢之乱在内，长安城先后经历了四次超级打击：

在黄巢兵变后两年，公元885年，掌握禁军的宦官田令孜与藩镇王重荣、李克用争战失败，在挟持唐僖宗退出长安时，田令孜下令，在长安城全城放火，以致整个帝国首都“宫阙萧条，鞠为茂草”，“唯昭阳、蓬莱三宫仅存”。

尽管此后有小幅修复，但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年），军阀李茂贞又从岐州（陕西凤翔）攻入长安，并在城内到处杀人放火。至此，整个长安城“宫室廛闾，鞠为灰烬，自中和以来葺构之功，扫地尽矣”。

而长安城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毁灭性打击，则是来自朱温。

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正月，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据《旧唐书·昭宗纪》记载，朱温命令长安全城军民“毁长安宫室百司及民间庐舍，取其（木）材，浮渭（水）沿（黄）河而下，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这座千古名城，最终被军阀朱温下令彻底拆毁，以营建洛阳和开封的宫室。

古都开封的崛起背后，是长安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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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动**，长安自古有之，但为何这次彻底伤了元气？

纵观长安城历史，不算西周，从秦朝开始到西汉、西魏、北周，以及隋唐两代，长安城屡屡遭毁，却能屡屡重建复兴；但从唐末开始的这波政治动**，却开启了长安的长期危机。

唐朝灭亡后，进入五代十国，长安周边仍然战乱不断。后汉乾祐元年（948年），赵思绾夺取长安后，与后汉军队进行对峙。当时，整个长安城已经从盛唐时期的百万人口减少到了只有十万人；而经历后汉这场战争后，长安城的人口最终锐减到了一万多人，相比巅峰时期，长安城人口锐减达99%。

北宋初期，有鉴于开封无险可守的致命隐患，赵匡胤曾经想过先迁都洛阳，最后再迁都长安。对自己的迁都计划，赵匡胤解释说：“吾将西迁者无它，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徇周（朝）汉（朝）之故事，以安天下。”显然，赵匡胤也认识到了长安坐拥关中平原、“被山带河”的地理优势所在。但在经历唐末、五代的动**之后，当时长安城已经残破不堪，所以赵匡胤的计划是，先迁洛阳，再往长安，但在弟弟晋王赵光义等臣子的反对下，赵匡胤最终放弃了自己的计划。赵匡胤感慨地说，不迁都洛阳、长安，“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的预测是正确的。100多年后，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南下的金兵最终攻破几乎无险可守的开封，北宋亡国。

但五代十国后的长安，也确实难以立都。北宋时，宋人由于用兵西北，以致长安一带长期动**；南宋时，长安一带又成了宋人与金人、蒙古人争战的前线。可以说，从883年的黄巢之乱开始，一直到1279年南宋灭亡的近四百年间，整个长安及关中地区，一直处于不间断的政治和军事动**中。

长安的这个动**周期，甚至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从此，长安王气丧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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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治的动**，只是长安王气消失的表象，潜藏在这股长约四百年的动**背后的，是长安一些赖以立都的基础条件的破坏和毁灭。

这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关中平原原始森林的毁灭、水资源的锐减、自然气候的剧变，以及漕运的断裂—只有这些，才是导致长安自唐末1100年来一蹶不振、不能立都的根本原因。

俗话说，物极必反。实际上，在做了1000多年首都后，从唐朝开始，长安在巅峰时期就已经风雨飘摇，一系列自然生态危机，已经在撼动这个古都的根基。

经济地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作消聚性衰退，说的是一个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环境和资源的破坏，就会开始衰落，而长安，正是这种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以森林资源为例，作为中国古籍最早记载的“天府之国”，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地区，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但是从秦汉开始，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从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已经使得关中平原周边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

当时整个关中地区：“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田尽而地”，到了唐朝最鼎盛的唐玄宗时期，整个长安城周围已经没有巨木可以供应采伐，以致伐木工人要从陕西长途跋涉到岚州（今山西省岚县北）、胜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东北）等地，才能取得营建宫室所用的巨木。

对此，唐朝诗人杜牧，曾经在讽刺秦朝的《阿房宫赋》中，指古话今地揭露出：“蜀山兀，阿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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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森林资源消失的同时，是长安周边水资源的日益枯竭，以及“八水绕长安”的衰退。

先秦时期，关中地区由于河流、湖泊众多，因此水源丰富；而长安周边，更是有渭、泾、沣、涝、潏、滈、浐、灞八水环绕。在水资源的滋润下，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便利，“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

但是从战国末期、秦汉开始的大规模森林砍伐，首先使得失去了森林涵养的关中地区，水资源开始急剧减少。到唐代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越来越小，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蹚水过河的地步。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涸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雍正五年（1727年）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更是达6次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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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水土流失，也越发严重，这就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频率增大：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据统计，自唐朝武德七年（62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以及3次蝗灾。

陕西省气象局和气象台，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8世纪，竟然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而关中地区这种频发的自然灾害，也使得长安城逐步进入一个生态崩溃的大环境。

据统计，在整个唐帝国289年历史中，共有240个年头发生水、旱、蝗等各种灾害，在帝国政治清平、军事强盛时，长安城和唐帝国尚可应付，然而当“安史之乱”后唐帝国实力江河日下时，这种频发的灾害，就逐渐成为摧毁帝国的致命因素。

唐朝中期以后，长安城周边关于“关中饥馑”，“关中旱涝相继”，“蝗灾，飞天蔽日”，“饥荒严重，路有饿殍，人相食”的记载越来越多。在此情况下，早在先秦时期，就因为沃野千里，拥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关中平原，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到唐朝中后期时，已经变成了“地迫而贫，土瘠民贫”的穷困之地。

在此情况下，长安的危机，越来越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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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森林、水资源的日益枯竭，长安周边的气候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这种表现，首先是关中地区大量水、旱、蝗灾的发生；然后，在自然的干扰下，关中平原的农业生产也难以为继。

粮食供应，出问题了。

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在25万左右；但到了盛唐时，长安城最高峰时期，人口达百万之巨。与人口的急剧膨胀相比，唐朝时，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耕地却越来越少。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关中地区的水资源日益枯竭，水利灌溉也越发衰退。据杜佑《通典》记载，西汉时，关中地区有可灌溉农田4.45万顷；但到了唐朝大历年间（766—779年），这个数字锐减到了0.62万顷。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膨胀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民以食为天，没有地，没有粮，长安怎么生存？

所以缺粮，从唐帝国诞生开始，就是一个困扰长安城的魔咒。

由于环境破坏、自然灾害频发，关中地区耕地却越来越少。长安城内需要外地接济的粮食缺口，从唐朝初年的每年20万石（每石42公斤，约合840万公斤），膨胀到了最高峰时期的400万石（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然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在此情况下，即使是在“年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人食尚寡”。唐朝初期、中期，唐高宗、唐玄宗就曾经因为长安城缺粮，而不得不迁到洛阳“就食”。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是岁，关中饥，米斗百钱”，于是群臣就请唐中宗学习他的父亲唐高宗，到洛阳“就食”。没想到不恤民情的唐中宗却发了火，说：“岂有逐粮天子邪？！”

唐朝贞元二年（786年），由于向长安运输粮食的漕运道路被藩镇阻隔，整个长安城陷入了缺粮境地，以致禁军发生了**。这时，刚好有3万斛米运到了长安周边，唐德宗听说后，几乎流下眼泪跟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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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唐长安城的最终毁灭，以及失去立都的基础，漕运的断裂，是最致命的打击。

唐朝时，随着长安及关中地区人口的不断膨胀，以及可耕作土地的急剧减少，本身经济实力已经大幅削弱、长期缺粮的长安城及关中地区，只能是依靠江淮一带的粮食和财赋，来维持日益庞大的首都和帝国的运转。当时，甚至有一个说法是，供应长安的粮食运输，是“斗米斗金”。

但从“安史之乱”以后，这种仰江淮为生的日子，也越来越艰难。

实际上，在“安史之乱”以前，面对经济中心日益东移、南迁的趋势，唐王朝要吸取江淮地区的粮食和财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当时，江淮地区的粮食、财赋，要经由黄河进入渭水供应到长安，但黄河三门峡段非常凶险，“多风波覆溺之患，其失尝（常）十（之）七八”。

在自然天险的阻碍之外，由于关中地区森林滥砍滥伐，水土流失严重，因此黄河和渭水，泥沙淤积也很严重，行船非常艰难，因此到唐朝中叶以后，从渭水到长安的一些漕运水渠，甚至经常因为泥沙堵塞航运，不得不边挖沙，边行船。

随着水资源的日益衰竭和部分河流、水渠的干涸，到了唐朝末年，运输船经由渭水和漕渠行驶进入长安的记载，最终越来越少，几乎完全消失。

自身无力生产，又没有漕运补充，长安作为首都的血脉，也就断了。

而在自然环境的恶化之外，从安史之乱以后，日益骄横的藩镇也经常阻断江淮地区供应长安的粮食和财赋。在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漕运断了，那么长安城中的大唐王朝，就成了瓮中之鳖—王朝的喉咙，随时会被军阀们掐断。

在此情况下，脱胎于黄巢部队的军阀朱温，最终于公元904年强迫唐昭宗迁都到更靠近江淮地区和黄河水运的洛阳，并彻底拆毁长安城，以建设洛阳。

三年后，907年，朱温又强迫唐哀帝“禅位”，随后朱温即皇帝位，灭大唐，改国号为大梁。

在此情况下，唐代长安城，最终完全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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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长期的政治动**、环境破坏、资源枯竭，以及自然气候的变化，长安衰落和无法立都，还潜藏着另外一个中国军事政治的密码。

那就是，随着中国经济中心的不断东移南迁，与长安所处的关中地区的衰落相比，黄河中下游的开封、江淮一带却越来越繁华富庶；与此同时，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中心，也从西北逐渐转移到了东北。

在宋代以前，自古“戎马盛于西北”，从秦代的犬戎、汉代的匈奴，到隋唐时期的吐蕃与突厥等，都曾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因此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军事和民族斗争热点，主要集中在中原王朝与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矛盾上。

所以在宋代以前，立都长安，控制关中平原，进可以出击西北草原和华北平原的游牧民族，守可以倚仗蜀道、退驻成都平原，无论是北进还是南下，长安都是宋代以前中原王朝制内御外的超级宝地。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正是扎根于实际的军事和政治意义，长安城在宋代以前才能立都千年。

但从唐朝中期以后，随着东北方向的契丹、渤海、女真等少数民族的相继崛起，中国的军事政治地理格局，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在此情况下，北京的军事、政治地理价值日益突显；而随着中华帝国边疆形势的变化，长安也从帝国的中心逐渐沦落成了一个相对次要的边缘地位，最终变成了中国西北的一个军事经济要地，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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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长安城彻底衰落。

此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分别以黄河流域的洛阳和开封为首都；北宋则以开封，南宋以临安（杭州）为都；而元、明、清三代，更是最终奠定了北京作为此后800年间中国首都和军事政治要地的基础。

在此情况下，中国的首都和历史重心，最终逐渐实现了从西到东（长安—洛阳—开封）、从南向北（杭州—南京—北京）的东渐北移“十字架”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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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长安城和唐帝国即将覆灭前的几十年，唐会昌五年（845年），晚唐著名诗人李商隐在一个帝国日益衰残、心情不佳的傍晚，登上了长安城内地势最高的乐游原。他站在制高点上，俯瞰着这座千年古都，写下了千古传诵的《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大唐帝国和这座作为首都的城市，已经接近黄昏末日。

此后，随着五代十国及两宋的长期动**，长安周边“畜产**尽，十室九空”。关中地区在宋代时最终沦落成为“壤地瘠薄”“土旷人稀”的“恶地”。

后来，南宋时人李献甫（1195—1234年）在《长安行》中写下了那个业已衰落不堪的长安和关中平原：

长安大道无行人，黄尘不起生荆棘。

高山有峰不复险，大河有浪亦已平。

那座古都，最终覆灭在了破碎的时空里。从此，再未崛起成为龙兴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