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总有一个感觉，秦朝和隋朝的历史评价，为什么远远配不上它们的历史地位？

秦、隋都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开创了大一统的先声。这盖世功业，理应好好吹一吹，然而并没有。历来史家捧得最多的是紧随其后的汉、唐两代。

秦、隋两代吃亏就吃亏在太短命了，一个活了15年，一个存在29年（均从完成统一大业起算）。以人的生命比拟，一个未成年夭折，一个未到而立之年离世；从朝代留名的可能性看，还没来得及好好修饰本朝的历史就挂掉了。可惜啊！

这俩朝代一亡，就有很多大咖趁热研讨这个问题：这么强的朝代，为何这么快就亡了？

关于秦朝：汉代的陆贾说，秦朝速亡是因为不尚德而尚刑，太倚重严刑峻法了。贾谊的观点也类似，说是秦朝不施仁政。清代的王夫之则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秦始皇用错了人。

关于隋朝：隋亡对唐初统治者触动很大，唐太宗君臣专门组织过研讨会，交流心得，吸取教训。唐太宗认为，隋朝短命要怪隋文帝事事亲为，处理得又不合理。魏徵则重点反思了隋炀帝的荒**暴政。

除了这些传统的解释，我们能找到新的视角，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吗？

二传手定律

这是我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用来解释中国历史上朝代兴替的大致规律：一个朝代的第二代接班人，关系到这个朝代的国祚长短，其重要性甚至超过开国皇帝。这个接班人选对了，有作为或者扶得起，这个朝代长寿的概率就呈几何级增长；一旦选错了，乱作为或者扶不起，就会把还未焐热的江山玩完。

秦、隋两代都是二世而亡。如果要问责，秦二世胡亥、隋炀帝杨广都是直接责任人，很明显是这两个二传手把球搞丢了。但要追究终极责任人，秦始皇和隋文帝都难辞其咎。接班人是他们选的，看走眼也好，带病任用也好，组织部门都要担责，更何况是皇帝，一言钦定。

王夫之眼光毒辣就在这里。他说，你们都别嚷嚷了，秦始皇没选对人，秦朝就亡了。（“秦始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于不知人。”）一句话把指定人和接班人的责任都说得清清楚楚。

历史没有如果，但还是要说如果。如果是扶苏而不是胡亥继承皇位，秦朝还会不会二世而亡？

应该不会。史载，扶苏对秦始皇的运动进行过多次劝谏，比如针对打倒知识分子的“焚书坑儒”运动，他说，儒生都读孔子的书，现在以“重法绳之”，恐怕天下不安啊。

扶苏和秦始皇在治国观念上截然不同，他若继位，正好可以对父亲的过激做法进行拨乱反正，而不会像胡亥那样变本加厉。秦朝的统治还有回旋的余地，就像一把弓，张得很满了，再去使劲撑开，难免嘎嘣断了，如果往回收一收，张弛有度，还能用很长的年头。

隋文帝杨坚也一样，错在废了太子杨勇，而立杨广为接班人。杨坚执政之初，名声还不错，在减轻百姓负担方面下了一番功夫，但后期已经趋于暴虐，容不下异见分子，实行酷刑，滥杀功臣。隋朝要续命，只能寄希望于接班人通过仁政来补救。

杨勇是合适的人选，其人品、能力都很好，当太子时已受到百官拥戴。杨广正好相反，作风奢靡，好大喜功，这样一个接班人完全不利于隋朝的喘息。隋文帝竟然老糊涂到看不出杨广是个戏精，被他装孝顺、扮朴素给蛊惑得一愣一愣的。结果证明，改立太子的代价大到把杨家人的江山都弄丢了。

作为对比，我们再快速看看那些长寿王朝的二传手们。

在西汉，刘邦死后，继位的是汉惠帝刘盈，但实际掌权的是吕后。汉惠帝终归是仁厚之君，轻徭薄赋，无为而治，让帝国度过了二传手危机。如果剔除吕后干政的几任皇帝，真正的二传手是汉文帝刘恒，那更是一个相当棒的接班人，拉开了“文景之治”的序幕。

唐代的二传手李世民就不用说了。贞观之治之后，唐帝国的皇帝躺着也能坐江山。

明代的二传手建文帝比较弱，但朱棣起兵篡夺皇位，江山好歹还在朱家人手里。实际上，朱棣充当了明代真正的二传手，干得那叫一个霸气。

清代入关前的二传手皇太极，入关后的二传手康熙，都是历史上排得上号的雄主，也不用多说。

总之，选好二传手的大一统朝代，国祚基本短不了，没有三四世而亡的。三世以下，奇葩皇帝尽管上位，帝国秩序一旦稳定了，照常运行得很溜。像明朝一样，从正德到天启，连续六任皇帝都不太像话，要么发展业余爱好，要么长期罢工不上朝，但仍历时百余年不倒，到了极想有所作为的崇祯反而成为亡国之君。历史惯性强大到了超越个人作为。

改革冲击波

我用这个概念来解释秦、隋两代的短命与伟大。所谓改革冲击波，指的是：改革有风险，任何改革都会附带产生一轮冲击波。改得好或改得是时候，可以抵挡其释放的负能量，得到永续发展的红利；改得不好或改得不是时候，则会为其所伤，万一招架不住，整个王朝会吐血而亡。

秦、隋两代短命，正是因为招架不住改革冲击波。但这两个朝代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它们的改革举措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不改革，它们或许不至于速亡，但社会因循守旧，没有进步，于后世而言，并无益处。它们不约而同选择了风险极大的改革，功不在当代，而利在千秋。

秦、隋这两个改革先驱王朝，实际上是丈八高的灯台—照远不照近，牺牲自己，成全了后起的汉唐。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这是一种高尚的精神，纯粹的精神，脱离了低级趣味的精神……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体制均大刀阔斧推行统一的改革措施。包括重划国家行政区划，改分封制为郡县制；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这些改革，随便哪一条都动了一大批既得利益者的奶酪。本来六国被征服者的离心力就很强，秦始皇不给予拉拢安抚，还来动他们的利益，相当于火上浇油，逼他们造反。结果，除了农民造反，六国的贵族们基本也都反了。

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角度分析，秦始皇这些改革都是功德无量，奠定了以后中国历史“统一是主流，分裂是逆流”的底色。

隋朝改革亦如此。隋朝建立后进行了合并州郡以精简机构、创立租庸调制、把萌芽于南朝的科举制进一步制度化以及完善府兵制等改革。比如科举制，摆明是跟门阀士族对着干，阻力可想而知。这些有益的尝试，在隋朝未来得及显示其作用，隋朝便灭亡了。

秦、隋两代都低估了改革冲击波的威力，但虽死犹荣。这些改革成果通通为后起的汉、唐所吸收。换了朝代，冲击波减弱，改革红利逐步释放，再加上汉初、唐初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无为而治的三板斧，捡了大便宜的汉、唐不繁荣长寿都不好意思。

汉、唐能够长治久安，实在应该感谢秦、隋在前面试错探路，才给了它们一套守成发展的稳定系统。这套稳定系统一旦启用，经过两三代人的运行考验没有问题，就绝不可能一下子崩溃，要到中后期才慢慢老化，慢慢修理。秦、隋就当是为汉唐做了嫁衣裳吧。

就教训而言，秦隋改革的失误在于时机不对，有点操之过急。立国未稳之时，应以平稳政策引导之，到天下太平、时机成熟，再行改革。此时，冲击波还在，对抗力量还在，但帝国已积攒了足够的抵御能力，或许可以涉险过关，不至于亡国。

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宋王安石变法、明张居正改革为例。两次改革动作都不小，反对派也很强势，反攻倒算，轮番上演，最后改革虽有反复，不算成功，但均经受住了冲击波，两个朝代都活得好好的。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这两次改革都在王朝的中期进行，时机选择适当。

如果秦、隋早期都能多奉行一点拿来主义，将改革大业留待中兴之主进行，结果真的会不一样。

盛世迷魂阵

这是一种相对形象的说法，我造这个概念用来剖析某些帝王的心态：建立了或自以为建立了不世之功，就飘飘然如堕迷魂阵中，意识不到危机近在咫尺。结果，真的把一手好牌打烂了。

秦、隋两代于大乱之后实现了国家大一统，尽管不排除穷兵黩武，但在当权者眼里，这就是盛世之霸业。紧接着，欲望扩张，好大喜功，一切不好的毛病都犯了。秦始皇夸耀武功，频频外出巡幸，到处刻石颂功，“以为自古莫及己”，给人一种自古以来无人比我牛的即视感。隋炀帝不仅向外示强，还炫富，好脸面。胡人来了，酒肉随便吃喝，都不用给钱，理由是“中国丰饶”，全然不顾全国还有那么多贫穷人口。

盛世迷魂阵中的统治者无不向往劳民伤财的事情，如大举征伐、大兴土木。这些忌讳，秦、隋都干了。秦修长城，建全国性公路网，隋贯通大运河，都是以一个王朝之力承担了巨大的成本。秦始皇修帝陵，建阿房宫；隋文帝建仁寿宫，大肆崇佛。秦打匈奴，隋征高句丽。这些都是帝王们在盛世的幻觉中干出来的大事。

这些都逼得不堪重负的农民都起来干大事。农民一闹腾，这个朝代基本就凶多吉少。秦、隋两代后期，均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所以都离死不远。

不仅秦、隋两代统治者如此，大国心态下的统治者都容易陷入盛世迷魂阵不能自拔。汉、唐、清等朝代都出过这样的皇帝。

汉朝在经历了几代人的休养生息后，到汉武帝时臻于鼎盛，恰好这一时期就出了问题。汉武帝一系列“大手笔”，虽然功绩卓著，但也耗空了国库，激化了社会矛盾，动摇了大汉根基。汉武帝晚年不得不下“罪己诏”，希望挽回汉朝渐颓的国势。

唐朝在唐玄宗统治前期，国力鼎盛，社会繁荣，然而“开元盛世”接着就是“安史之乱”。唐朝从此由盛转衰。

清朝到了乾隆帝时期，号称“康乾盛世”。这个自称“十全老人”的皇帝，被别人也被自己捧得好高，但后世史家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清朝正是从乾隆朝展露败象的。

这几个朝代，比秦、隋好运，靠着历史惯性没有很快亡国，但也慢慢跟亡国挨着边儿了。他们夸耀文治武功之后，西汉、唐、清的后半段基本已无大国存在感。

传统帝国的皇帝任何时候都要谨防堕入盛世迷魂阵，这条禁忌甚至比制造盛世本身还重要。这反过来也能解释，宋孝宗、明孝宗等制造不出盛世的低调皇帝为什么反而广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