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下半年，一部叫《那年花开月正圆》的电视剧很火，讲的是清末陕西女首富周莹的故事。媒体宣传给这部剧的女主角打了个很耀眼的标签：清末女马云。

但实际上，抛开性别成见，周莹的成功并不值得称道。她的成功，实际上只是借用了陕西商帮（秦商）既有的势力和财力，守成加适度开拓而已。

把她称作“清末女马云”，当然是一个炒作噱头，但这到底是拔高周莹，还是贬低马云呢？

最要命的是，她最受追捧的两件事迹（下面我会具体讲），恰恰是导致秦商在中国传统商帮中最早衰落解体的原因，而不是通俗所认为的那样，是秦商的极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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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周莹的史料并不多，无外乎《泾阳县志》里写一写她，有关安吴堡、周家大院的介绍提提她，以及吴家后人、国学大咖吴宓给她写上两笔。其余的，基本就是在当地流传的“安吴寡妇”传说了。

这说明，周莹只是一个地方上的名人，成就当然有，但没那么牛。离开那个特定的地域，基本就没听说过她。这样的地方名人，在中国论千论万，随便翻开一个地方的县志，都能找到百把个。

很明显，周莹不是那种被遗忘的历史大人物。她现在的名气，跟她的实际成就不相符，是被电视剧硬捧红的。在我们这个时代，名实不相称的人多了去了，所以对于周莹这个“历史小人物”的走红，我也认为正常。

有些人要说，你这分析不对，周莹跟其他历史小人物不一样，她的走红是因为稀缺性，一个寡妇复兴了一个家族的商业帝国，这在历史上极其少见。

也对也不对。“周莹热”的卖点就是“清末女马云”“清末陕西女首富”，没有性别打头，她红不起来。但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男权社会里，寡妇经商致富的史事还是有一些的。

比周莹出名更早的是《史记》里的巴寡妇清，已经霸占了“中国第一女首富”的标签。有历史研究者在唐朝文献中搜集整理出了32个女商人，其中19人未有家庭状况描写，其余有记载的13人中，12个是寡妇。你看，寡妇、商人、致富的元素集齐了，然而她们的名字没什么人知道。

说真的，这些年红的都不是历史，是影视娱乐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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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商帮在历史上确实曾经很牛。周莹一生经历的年代，却已是这个商帮的尾声。

陕西商帮是中国产生最早的“天下第一商帮”。这不是吹捧，是实情。早在明朝初年，他们就利用地缘优势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朝廷“特区政策”的受益者。

明初，天下并不太平。为了防范蒙古族鞑靼势力的反扑和羁縻边疆民族的离心倾向，朝廷把边防建设的重心放在陕西，在陕西沿长城一线设立四个边镇，驻守几十万大军。

为保障边防军的后勤供应，明朝创造性地实行“食盐开中制”，也就是改革了食盐贸易由国家垄断经营的制度，由国家放权，让私人参与食盐贩运。但规定商人必须将粮食贩到边关，换取食盐贸易的批条—盐引，然后再凭盐引到食盐产地贩盐。

这简直是为陕西量身定制的“特区政策”。陕西商民乘势而起，输粮边关，换取盐引，形成了以乡土亲缘关系为纽带的商人集团。以三原、泾阳为中心的陕西商人赚到第一桶金，成为先富起来的那批人。

后来势头盖过陕西商帮的晋商，虽然得政策更早，但几乎都是跟在陕商屁股后发家的。日本学者藤井宏说，在食盐的经营方面，陕西商人的势力较长时间都凌驾于山西商人之上。

另一个后世大商帮—徽商当时根本连影儿都没有，他们是在明朝中叶的盐引改革中崛起的，相当于秦商享受了第一波政策红利，徽商享受了第二波。

那时的秦商，跟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人极其相似，都有一种天生的政治敏感，善于利用政策红利发家致富。明朝在武力备战西北边疆的同时，也积极通过开展双边贸易，特别是茶叶和马匹交易，以此缓和与强化同北方少数民族的关系。秦商再次嗅到商机，成为陕甘茶马古道的开拓者，并从中赚得盆满钵满。

食盐、茶叶贸易自此成为秦商发家的两大产业。许多著名的秦商一手贩盐，一手卖茶，开始了集团化、多样性的贸易经营。

到了周莹那个时代，这两大产业仍是她经营的主业，可见她并没有跳脱老祖宗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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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秦商发家之后，根据政策变动，广泛布局其他贸易行业，最终覆盖了八大产业领域。除了起家的食盐、茶叶，还涉及布匹、药材、烟草、酿酒、木材和典当业。

八大产业拿下来，就编织成了秦商庞大的商业网络。明清时期，三原、泾阳、渭南这几个小地方，堪称中国西部华尔街。渭南贺家洼的贺家，在西北各地有300多家典当行和70多家钱庄，鼎盛时，当家人贺士英一句话就能影响西北银钱市场利率。

如此大规模、多样化、跨行业的商业资本玩法，在中国历史上基本都是首创性的。更为难得的是，秦商创造了一系列颇具现代意义的“类企业制度”，其先进性让人怀疑他们是从现代穿越过去的一帮人。

比如他们创造的“万金账”，堪称中国最早的合伙股份制。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陕人合伙筹措资本，将各家投资人的股份、分红和认债等都明文造册。账册为布皮纸心，包装精美，长期锁在柜中保存，逢退股、纠纷时取出，名为“万金账”。

这一账册规定的集资形式成为明清时期陕西商号最为广泛的资本组织方式。清代渭南大典当商贺达庭、户县商人开设的茶庄“德泰合”等大型商号均采取“万金账”经营模式由小做大，分号遍及全国。

再比如他们创造的“东西制”。由于陕西商人主要从事大规模的贩运批发贸易，又实行产、供、销一体化资本运作模式，分号遍布全国各地，投资人往往人力有限，鞭长莫及。为了适应市场的千变万化，增强企业经营的灵活性，他们开始实行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委托经营制度，即“东西制”。

投资人为东家，也叫财东，只投资，不干预经营。由财东组成“神仙会”（即“股东会”）聘任富有经营经验和诚实可靠的职业经理人（即“掌柜”），负责经营。企业的一切经营活动悉听掌柜调度，财东不得干预。这就叫“只有满天飞的掌柜，没有满天飞的东家”，实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彻底分离。

看见没，王石引以为傲的万科管理制度，大方向不也仅是如此吗？难怪秦商在历史上被称为“西秦大贾”，这个“大”字，当不只指他们资本雄厚，还指他们制度领先，格局更大。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升期的秦商就是明清时代的马云，不仅钱多，而且富有创新精神，引领风气之先。

至于周莹，还是把“女马云”的称号让出来比较好。在她手里玩转的产业，是她的家公吴蔚文留下来的，她的本事就是阻遏其衰败并扩大经营，充当了一个合格的继承人而已。她涉足的领域，她采用的管理模式，则是秦商老祖宗一路玩下来的，谈不上什么开创性。

用现在的话说，周莹做的还是传统生意，不是新生意。

其实，称周莹为“清末张茵”还合适一点。只是张茵这个纸业大王、曾经的女首富，这些年风头弱了，所以没人拿她贴标签、打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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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丝毫没有苛求周莹的意思，“清末张茵”也挺好的，干吗非要蹭马云的热点呢，还要加个“女”字，怎么看怎么别扭。

周莹做生意、搞经营是没有创新性，但那时，整个陕西商帮都如此，谁也没比谁高明，所以谁也没比谁更能挽救一个商帮的没落。

周莹生活的年代，正是秦商内外交困的时候。

在内，波及西北五省的陕甘回民之乱，几乎使陕西积聚了多年的社会财富毁于一旦。动乱中，向来具有乡居传统的陕西商人在故乡遭遇灭顶之灾。家财被劫掠已是小事，更严重的是，一些富商惨遭杀戮。即便幸存下来，也因形势所迫，大量营业资本转化为军费开支，陕商经济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在外，鸦片战争后，洋货逐渐进入内陆，一步步挤压了秦商优势产业的生存空间。比如洋布的畅销，使得陕西布商的鄂豫土布销售额锐减，同治年间一年销售额还有四百万两，此后收缩得仅剩四分之一不到。清末西方机器制作的香烟口味清香、吸食携带方便，很快流行中国，秦商的水烟业一下就成了明日黄花。

当然，这不仅是周莹及陕西商帮面临的危机，也是中国所有传统商人、商帮的危机。不同的危机应对，最终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商场如战场，残酷是肯定的。对传统商帮来说，有的华丽转身，有的衰落解体。

沿海的宁波商帮、洞庭商帮和广东商帮，因为近代化转型及时，不仅避免了衰落，还迎来第二春。这些商帮触觉灵敏，接受新生事物、引入新兴技术较快，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投资新式企业，取得整体性的成功。

比如，宁波商人在其支柱产业—沙船业和钱庄业领域内，一方面主动采纳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最早将效率低、速度慢、承载量小的沙船运输业发展为轮船航运业；另一方面将传统的钱庄业转型为近代银行业。这两项转变，已足够他们再领**。

同一时期，陕西商帮的佼佼者们在做什么呢？

周莹做了她一生中最出名的两件事。对，就是大家现在津津乐道的那两件事：第一，向西逃的慈禧太后进贡十万两白银；第二，仿效北京紫禁城格局，营建工程浩大的豪宅。

这两件事正好体现了传统秦商的一向做派。

第一，骨子里看不起商人这一身份，务求通过靠拢权力、捐官等形式为自己塑造商人之外的身份地位。周莹的娘家、婆家人都曾斥巨资捐官。她自己也谋得了诰封二品夫人、一品夫人的荣誉，高兴得唱戏三天三夜。

第二，将巨额商业利润用于盖房置地、奢侈消费等非生产性行为上。近代秦商据说“一饭百金，一衣千金，一居万金”。周莹日常起居也极为富贵奢华，仆役人数达2000余人，全年花费十余万银两，典型的土豪路数。

视野决定格局，我们无法要求周莹做得更好，但也不应把她捧得过高。

用流行的话语来解释周莹及其代表的秦商的行为，那就是：秦商对自身社会地位及奢靡消费的强烈专注，导致他们对近代中国形势变迁几乎无感，跟不上时代。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向披靡的时候，秦商仍拘泥于传统商业经营，丧失了早期的创新精神，最终衰落解体。

所有人都称赞周莹把吴家的生意推向极盛，但没有人知道周莹之后吴家及其背后的秦商跌落何处。这或许就是曾显赫一时的“天下第一商帮”的宿命。

周莹，一个传奇寡妇，不早不晚，恰好唱了一曲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