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地区，在地图上是祖国东南沿海一个狭小的带子，自古就是“省尾国角”，边缘得不能再边缘。

就是这么一个小角落，走出去的商人群体却声名极盛，财大气粗。

前两年，宝能斗法万科，让公众看到姚振华背后倚靠的潮汕商帮低调牛气，实力惊人。登顶中国富豪榜的“常客”马化腾，同样让人想到他的潮汕老乡、“老一辈企业家”李嘉诚和黄光裕。

在潮商最鼎盛的时期，香港股市40%的市值为潮汕人所有。东南亚、欧美各地华人首富几乎全部是潮汕人。在泰国，潮人达到500多万，掌控着泰国的主要经济命脉……

潮汕人做生意这么在行，好像天生的，原因是什么？

吃苦耐劳，勤劳勇敢，甚至喝工夫茶什么的，都被当作潮商成功的基因。但大家一听，就感觉很不着调。

还有其他各种原因，不一一列举了，有的确实说得很有道理，但有的纯属外地人臆想出来强加给潮商的优良品质。

其实，做生意最讲究天分和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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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汕商帮，一般指原潮州府所辖八县，即潮安、潮阳、揭阳、澄海、普宁、饶平、惠来、丰顺八个县的商人群体。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则包括汕头、潮州、揭阳3个地级市，以及划归梅州的丰顺等地。

八个县中，澄海县出过一个传奇人物，叫林道乾。林道乾的生卒年不详，大抵活跃在明嘉靖后期，公元1550年以后。

明朝中叶厉行海禁，片板不准入海。对于赖海为生的潮商而言，就是绝了生路。

要活，就得跟朝廷对着干。

整个明朝，潮州府辖下各县出了许多亦盗亦商的人物。他们拥有私人武装，甚至佯装成倭寇，照样做着通番生意。

林道乾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少时务农，曾任潮州府小吏，因不满禁海政策，索性辞了职，专营大米贸易，往返暹罗（即现在的泰国）。相传他与暹罗王歃血为盟，情义深笃。后被朝廷掳获，诬良为盗。林道乾一怒之下，干脆做了海盗，存心跟朝廷对着干。他以重金招募船员，一人给银一两，自己出任舶主，统率白艚船100余艘，船员数千人，组成庞大船队出洋贸易，横行海上三十年。

他以武力反抗官军的追捕，以武力保护自己的走私贸易，不接受官府的管束，甚至“攻城陷邑，杀戮官吏，朝廷为之旰食”。

再后来，他又主动接受朝廷招安，帮助地方官军平定叛民。然后自恃有功，大建宫室苑囿，出入、穿着都跟王侯公卿看齐。他的威名甚至惊动了张居正。张居正去信广东巡抚熊桴，要他注意约束林道乾，如其不受管束，就加个贼名除掉而后快。

林道乾知道官场中人始终容不下他，于是率众再次出走异国，移民暹罗南部之北大年港，受到北大年王的热情礼遇。北大年王还把自己的部分封地划给林道乾。林道乾感慨不已，仰天长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于是下令放下武器，所属人等，改盗为民，自号“客长”。

林道乾死后，泰国人民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把北大年港改名为“道乾港”。

他的独立自主精神得到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贽的赞扬。李贽在《焚书》中称赞林道乾“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气过人，胆气压于群类”。

当时的潮州大商人多属于这类人—亦盗亦商。长期的海寇商人活动，使海寇商人的独立自主意识浸**后世，成为潮商的一种重要精神特征。后来的潮商，身上表现出来的开拓与冒险精神，以及不像晋商、徽商那么贴紧官府，都可以从林道乾们身上找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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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林道乾活跃的时代，潮州商帮就已经形成。

土狭民稠，基本是中国各大商帮形成的地理因素。潮汕人向海外与内地经商的传统，与当地山多耕地少，且耕地较为贫瘠有关。整个潮汕地区面积仅一万平方公里左右，人口一千多万，土地有限而人口日增，又加以风灾、水灾频繁，迫使潮汕人向外谋发展。

在传统社会，士农工商，等级有别。但凡有点出路，种地也好，不会去经商。到了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但仍远远不如读书做官出路好。

可以说，首富都是被逼出来的。

在清代的国内市场上，潮商已可媲美徽商和晋商。他们多年从事的季节性海运贸易，使潮州货享誉大江南北，其中三种土产最出名：潮白（蔗汁熬成的白糖），潮蓝（扬州染房使用的蓝色染料），以及潮烟（用泽兰子拌制而成专供吸水烟之用的皮丝烟）。近代以前，这些潮州货都是名优产品。

嘉庆《澄海县志》记载：“邑之富商巨贾，当糖盛熟时，持重赀往各乡买糖，或先放账糖寮，至期收之。有自行货者，有居以待价者，候三四月好南风，租舶艚船装所货糖包，由海道上苏州、天津。至秋东北风起，贩棉花、色布回邑，下通雷、琼等府，一来一往，获息几倍，以此起家者甚多。”

一年之中，两次季风，北上南下，一来一往，就赚了大钱。这种不事生产、低买高卖的贸易风格，堪称潮商发家的看家本领。

旧上海的潮糖杂货业基本被潮人垄断，所以上海的潮糖杂货业同业公会既是同乡团体，又是同业团体，其中一部分潮商后来转做进出口业。

潮商另一个较集中的行业是典押业。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典押业中“十之八九为潮州帮”。时任上海潮州会馆董事郭富生之子郭启东说，上海全市约有800家押质铺，翁姓潮州人开的就占300家，其中最多的一个姓翁的潮州人开了21家。在潮州帮的极盛时代，上海银钱业中，潮州人已经不输宁（波）绍（兴）帮，几乎操有金融界一半势力。

潮州烟土商在晚清民初也一度垄断了上海的鸦片生意，诞生了一批潮州富商。杜月笙未发迹时，想进入鸦片买卖行业，所以跟潮州烟土行老板很亲近。潮州大烟土商陈玉亭50岁生日，杜月笙还上门拜寿。

徐珂在《清稗类钞》中感慨“潮人善经商”。其他地方人尤不可及的是，潮人的商业冒险精神。一旦认定了有利可图，就倾家投入，赌赢了立马成为巨商富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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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商很长时间内信奉闷声发大财。黄光裕成为全国首富那年，直接说出心声：胡润富豪榜是通缉令，谁上谁倒霉。有人说是一语成谶。但不可否认，明清以来，低调就是潮商的共识。所以，以前人们说起商帮，总是言必称徽商、晋商，很少念叨潮商。

潮商的发家路径与徽商、晋商截然不同。从林道乾时代的海商集团开始，他们就与官府朝廷保持距离，甚至不惜以对抗的姿态游走在灰色地带，求取财富。

徽商、晋商则以红顶商人、御用商人闻名，全身心拥抱权力，利用权力为其商业经营谋取利益。可以说，这两个商帮的繁盛都是权力的结晶。他们发家的盐、茶专卖均由国家垄断，因而必须维持与官府朝廷的特殊关系，把生意做成了“官商经济”。

晋商创办的票号—中国最早的银行，一度有能力垄断全国金融业的半壁江山。然而，票号的大客户无一不是清政府，为清军饷银的解运和垫款汇兑提供服务。

当清政府走到尽头，依附其上的徽、晋二商帮亦随之没落。这就是过度依赖权力经商的风险。

这些风险，潮商天然具有免疫力。

辛亥革命后，汕头和平光复。革命军首领张醁村被广东当局委任为第四军司令，统领潮汕地区。潮汕绅商并不接受这名客籍首领，认为他不能代表潮商的利益，也没能力整合地方军民。于是，潮汕商人公然抗命，采取自保行动扶植代表自己利益的军队。汕头商人率先联合香港潮商呈请广东都督陈炯明撤换张醁村，由陈宏萼另组正式军队。

陈宏萼为澄海人，符合潮商自治的利益诉求。陈炯明同意潮商诉求，抗命成功了。

1912年3月，惠军统领林激真悍然率部来汕，陈宏萼军队败逃。林军随后一番抢掠，商人损失惨重。当地绅商遂再次请援旅外潮商群体。各地潮商会馆、公所于是致电孙中山、袁世凯、黄兴等，向陈炯明施压，要其出兵平乱。此时，陈炯明部虽正与民军王和顺部在广州打得如火如荼，但面对海内外潮商团体的共同呼吁，对潮汕危局不得不予以重视，调派吴祥达率部莅汕驱赶林激真。

潮商善于与官方博弈，由此可见。

这种距离感，使得潮商无法像徽商、晋商一样尝遍权力的甜头，但也使得潮商避免了后二者随权力更替而起落的命运。

经过500年的商业洗礼，潮商发展成为中国实力最大、影响最深远，而且是唯一没有断代的大商帮，是华人世界中最富有的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