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1年，一代雄主汉武帝已去世6年，此时是汉昭帝始元六年。

这一年，朝廷郑重其事地从全国各地召集了60多名儒生，参加政府经济政策评议座谈会。朝廷这边出席会议的高官有丞相田千秋，以及主管财政经济的御史大夫桑弘羊等人。

会议的氛围一点儿也不团结友好。

作为前任皇帝执政时期主要经济政策的制定者，74岁高龄的桑弘羊在会上遭遇“言语围攻”。儒生们没有一丝尊重这名两朝元老的意思，纷纷向他发难，痛骂他主持的盐铁专卖等国有经济事业是与民争利，君子不齿。

根据后来的会议实录，桑弘羊明显处于守势，但他依然顽强地为国家既定的经济政策进行辩护，前后发言100多次。

儒生在道德立场上秒杀桑弘羊，但桑弘羊绝口不提仁义道德。他说，我就问你们一个问题。

结果，没有一个儒生能够很好地回答他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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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刘彻是个雄才大略又好大喜功的皇帝。在他接管整个帝国后，随着国力的恢复，他的内外政策有了明显的转变。尤其是对外政策，从汉初的韬光养晦、和平崛起，调整为高调征服、武力称霸。

史书上说，武帝在位50多年，基本上有40年都在对外战争。

他开疆拓土，北逐匈奴，南服滇越，开通西域，建立了规模空前的大帝国。当时的热血青年，很是扬眉吐气：厉害了，我的帝国。

但是，战争是要烧钱的。钱从哪来？

汉朝开国，到武帝即位，一直实行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中间出了个“文景之治”，国家积累的财富相当可观。史载：“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这笔国库积累成为武帝对外征战的底气和启动资金，支撑了他在位前20年的主要开支。

到了元狩年间，即公元前120年左右，国库里的钱烧得差不多了。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武帝要想办法搞钱。

在武帝的授意下，御史大夫张汤最早提出了盐铁官营的建议：“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

武帝第一时间批准了这一建议，主管此事的大农令郑当时立马着手办理。考虑到自己不谙盐铁经营，郑当时向武帝推荐了两个人：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大冶铁商孔仅。

西汉初期，商贾是不能为吏做官的。这条规定或许是出于对商人阶层的歧视，但更主要是为了防止权力寻租，避免官商勾结，破坏社会公平。

武帝打破了这条铁律，对他来说，非常时期任用非常之人，再正常不过。东郭咸阳和孔仅这两个大商人，被任命为大农盐铁丞，分别负责盐和铁的国家专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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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为什么要拿盐和铁作为国家垄断经营的领域？

大家知道，传统社会中，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绝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无须通过市场流通。盐和铁，恰好是两个例外。

《管子》中说：“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又说：“恶食无盐则肿。”不吃盐要生病，所以人人都要吃盐。当时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

铁的重要性同样不言而喻。从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到国家的行军打仗，都离不开的。

因此，盐和铁的生产销售中蕴藏着丰厚的利润，当时的大商大贾都出自这两个行业。汉武帝当然希望国家通过一定的措施把这些利润抓到自己手里，以达到争夺商利。

东郭咸阳和孔仅上台后，提出了盐铁官营的具体方案。简单来说，盐的官营实行募民煮盐而官府专卖的做法，就是由官府招募盐户，煮盐的费用由盐户自己承担，官府只提供煮盐的铁锅（即“牢盆”），煮成的盐再由官府统一收购并对外销售。

铁的官营则完全由官府垄断。各地都设置铁官，负责铁的冶炼，铁器的制作以及销售。铁的垄断相当于从源头控制了武器生产，对帝国的稳定也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盐铁官营，还有一点在汉武帝的掌控之中。

当年，由吴王刘濞带头的七国之乱是怎么乱起来的？肯定不是主张削藩的晁错挑起来的，而是这些封国利用盐铁生意大发其财，从而招兵买马，收拢人心，才有了对抗中央的实力。

武帝在全国搞盐铁官营，不仅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对断绝封国的财源也起到了釜底抽薪的作用，堪称一石二鸟。这一招，比他的推恩令还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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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经济政策一出台，效果杠杠的。汉军连年征战，都征调盐铁收入助赋。不到三年，孔仅就晋升为大农令。

不过，汉武帝很快就发现政策有漏洞，不能按照他的意图完全施行。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第一，孔仅等人是盐铁大商人出身，他们在掌握盐铁官营的权力后，引入和安插了更多的盐铁富商。这批商人成为最早的“官商”，不仅攫取中间利益，还企图控制政治。据说，当时有大批商人通过各种手段进入官场，造成了吏治混乱。

第二，武帝实行盐铁官营的初衷，是要彻底夺取市场利益。孔仅等人日渐感觉到国进民退，自身商业利益受到侵蚀，于是对盐铁官营的态度也由积极变得消极。

孔仅最终遭到撤职。大农令几经换人后，最初在盐铁官营事务中不唱主角的桑弘羊成了掌门人。

桑弘羊出生于洛阳一个富商家庭，是帝国最著名的算赋神童，13岁就彰显出理财的天赋，因而被选入宫。

很多人认为桑弘羊是盐铁官营的首倡者，其实并不是，他只是做得最出色的一个，所以大家习惯把开创之功也归到他头上。

桑弘羊逐步厘清孔仅时期的盐铁官营弊端，通过机构设置，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一整套财经管理系统，并让这套系统高效地运转起来。

盐铁专营之外，他还大力推行相关的经济措施。

比如建议汉武帝收回各郡国的铸币权，统一国家币制，加强中央对全国财经的控制。

再如大力推行均输政策。办法是将各郡国应缴的贡物，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土产品，上缴均输官，再由均输官将这些廉价土产品，运往贵价地区出售。中央政府不费一文资本，经过辗转贸易，便获得巨额差价利润。

桑弘羊又创办了平准制度，“置平准于京师……尽笼天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这实际上是天下均输官在京师的总经理处，既有利于平稳物价，又实现了中央创收。

为保证盐铁官营政策的顺利推行，桑弘羊还建议武帝配套颁布了算缗、告缗的命令。

算缗，就是向商贾地主征收财产税。规定凡隐瞒不报或虚报的，除了没收全部财产，还要被罚戍边。

告缗于是应运而生，即鼓励对隐瞒财产不报或谎报的富商地主进行检举揭发，大搞举报有奖。

桑弘羊的铁腕手段，几乎堵死了帝国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之路。但对汉武帝及中央政府而言，桑弘羊立功了。他的巨大功绩，就在于他千方百计满足了当时中央政权对财政的浩大需求。

史载，在他掌握经济大权的一年之间，“天下用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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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天下用饶”其实是一种假象。

准确地说，应该是，国家财力虽然上去了，但发展的成果并未能被广大人民分享，而被皇帝用于更大的征战事业，以及愈加无度的挥霍中去了。

武帝执政中后期，打赏有功将士，出手都是百万计，一点儿都不心疼。搞形象工程也是一个赛一个，花多少钱，不在考虑范围内。

因为，桑弘羊总能搞到钱来充实国库。

官营经济的弊病就在于此。当政策的实行是为了一个集体崇高的目的，比如打匈奴、反侵略，那么百姓、商人为国家让路，勒紧裤腰带，这都不成问题。但当政策变了味，成为掌权者满足私欲的工具，比如好大喜功、挥霍无度，那么这个国家的主要矛盾肯定会发生转移。

武帝晚期，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与民争利”的国家政策，已经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民生艰难，犯罪大增。为了维持统治，又任用酷吏，以严刑峻法来弹压社会不满情绪。

这个过程，如徐复观总结：“因黩武的关系，便逐渐实施战时经济政策。因实施战时经济政策，便不能不使用残酷的刑法，三者互相因缘。”

北宋名臣司马光评价汉武帝，说他的各种残暴做法跟秦始皇几乎没什么区别，但“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是因为他晚年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而改过。

公元前88年，汉武帝七十大寿，百官准备好好庆贺一番。没想到，他下诏说，我无德于天下，无恩于人民，狂妄一生，不知死了多少人。我只觉得很惭愧，连饭都吃不下去，不要再提祝寿之事。

武帝变了，但桑弘羊没变。

桑弘羊晋见武帝，建议派兵、移民到轮台（位于新疆天山南麓），建城堡，开荒地，以安定西域。

武帝不以为然，颁发《轮台罪己诏》。大意是，之前有人建议每个百姓增税30文，作为边防军费，加重了老弱孤残的负担；这次又要兵士和民众到轮台去开荒，那里远在车师（吐鲁番附近）以西千余里，上次收服车师，因运输困难，死了几千人，再派人去轮台，不是要害死更多百姓吗？

不难看出，武帝在里面对桑弘羊及其政策进行了批评，把黑锅甩给桑弘羊。然后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废除残暴的刑罚，减轻民间的赋税，使天下安定。

一年多后，忏悔中的武帝驾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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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几乎否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和政策。在颁布《轮台罪己诏》的同时，他着手寻找能够贯彻他新政策的大臣。

据说他曾命宫廷画师画周公像，赐给霍光，意思是要年幼的昭帝继位后，霍光行周公辅政之事。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一起受命辅佐昭帝。

新帝上位后，官营政策并未改变。

霍光作为武帝最后拣选的重臣，意欲改弦更张，实行类似汉初与民休息的无为之治。桑弘羊，作为盐铁官营等一系列国营政策的制定者和受益者，并不愿放弃原有的政策。一旦放弃这套他赖以安身立命的经济政策，他的存在意义就要受到质疑。

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的召开正是为了解决武帝时期官营政策的存废问题。

与桑弘羊辩论的儒生们，背后的支持者是霍光。

双方的辩论很激烈。儒生们全面否定专卖制度，指责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政策都是“与民争利”，主张贵义轻利，自由放任，藏富于民。他们还指出了盐铁专卖之后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质量差、价格高、官商勾结等等。

桑弘羊竭力维护自己的政策，前后发言100多次，可谓舌战群儒。他不否认儒生们指出的问题，但强调这不是政策本身有问题，而是执行过程中人出了问题。

与儒生们讲求执政的仁义不同，桑弘羊一直强调实际问题的解决。他现场提出一个问题：如果不搞国有经济，那么一旦外族入侵，我们拿什么去保卫国家？

据说现场儒生无人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只是坚持传统的论调—“以仁义导之”。

战争时期，要采取强硬的集权政策。这一点古今皆然，桑弘羊凭此站稳了脚跟。

不过，现在形势又变了。匈奴北徙，威胁暂时解除，而武帝后期对匈奴用兵，败得一塌糊涂，此时是否还要歌颂战争呢，还是重拾汉初的和亲政策，韬光养晦，等待下一次大国崛起？

桑弘羊没想明白这个问题，他的世界里只有搞钱—打仗—搞钱—打仗。

儒生的理论虽然浮夸，有点假，但对于政权巩固，安抚人心，还是很有用处的。尤其是在百姓无法从大国崛起中得到实际好处的时候，皇帝如果宣称实行仁政，百姓就会感恩戴德，山呼万岁了。

所以，后来的汉宣帝就曾对他的儿子（即汉元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就是说，汉朝治理天下，向来是霸道、王道并用，只是有时候偏向王道多一点，有时候偏向霸道多一点。

具体何时侧重王道，何时侧重霸道，当然要根据国内的主要矛盾去衡量。

到盐铁会议召开之时，汉朝的主要矛盾已由民族矛盾转变为阶级矛盾，人民没有活路，造成了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如果不对国家主要政策进行调整，以休养生息和轻徭薄赋来缓和这种矛盾，而仍然与民争利、不作让步的话，那么汉朝可能真如司马光所说，到汉武帝之后就亡了。

盐铁会议的辩论结果，儒生宣布他们赢了。

作为皇帝行仁政的宣示，有且仅有酒类专卖被取消了。而盐铁官营实在太有利可图了，到手的东西总很难再还回去，到西汉结束，好像总共也就取消了三年左右的时间。

此后历朝历代都对这块肥肉上瘾，绝少放手。

谁曾想到，桑弘羊最终以这种形式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