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国土上，有一种危险物种，叫“首富”。

2018年5月，90岁的华人超级富豪李嘉诚正式宣布退休，拼搏商海几十年，最后成功着陆上岸，李嘉诚是华人富豪中的传奇。要知道，以首富之身而能避免超级风雨，自古至今都是少有的。

纵观历史，首富的交椅，还真是不好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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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6年，这一年是大清帝国道光六年，一位不仅在帝国内部，且被当时的西方人敬奉为传奇人物的58岁的帝国首富伍秉鉴（1769—1843年），在广州宣布：老爷子我，要退休了。

伍秉鉴的祖上从清朝初期移居到了广州，到了伍秉鉴本人已是移民的第六代。此前，伍秉鉴的祖上一直默默无闻，一直到了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伍家才开始参与对外贸易。

1792年，伍国莹的儿子伍秉钧（伍秉鉴的二哥）创办了怡和洋行，然而1801年，伍秉钧壮年去世；也就是这一年，33岁的伍秉鉴从哥哥伍秉钧手中，接过了怡和洋行的家业，由此开启了创造一个商业帝国的惊人历程。

尽管父亲和哥哥为伍秉鉴留下了一个简单的基础，但伍家在世界商业史上的真正起步，却是源自伍秉鉴的创造。

伍秉鉴生活的年代，清廷闭关锁国，只允许在广东进行“一口通商”。作为千年商港和广东的省会，广州作为大清帝国的开放门户，也成了全世界商人趋之若鹜的商业沃土。这种感觉，其实有点像后来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的香港。一个能诞生首富的地方，一定要讲究：天时地利。

1757年，清廷宣布仅保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并且这种对外贸易的特权，还被清政府所特许经营的少数商行垄断把持，这也就是后来俗称的广州“十三行”。

少数几家商行垄断了整个大清帝国的对外贸易，其中的利润空间可想而知。伍秉鉴所接手经营的怡和洋行，作为十三行的重要代表，通过经营茶叶出口等垄断性贸易，由此开始迅速崛起。

帝国的巨富新星，冉冉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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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海厮杀中，做任何生意，都比不上做垄断生意来得有“钱景”。

在联合官府进行垄断经营多年后，伍秉鉴的生意扩张到了全世界：通过代理人，伍秉鉴甚至投资了美国的铁路生意，并广泛参与了美国的证券交易和保险业务；伍秉鉴的金融业务甚至广及欧美，他还是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赫赫有名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可以说，在清朝中期，他是大清帝国绝无仅有的具有世界意识的企业家。

1834年，伍秉鉴曾提起他个人的财富，通过计算他个人在国内的田地、房产、商铺、钱庄、货物和现金，以及在世界范围内的投资，伍秉鉴说，他拥有多达2600多万白银的资产。当时整个大清帝国一整年的财政收入，也不过4000万两白银。

尽管富可敌国，但他的生意，却始终以品质和诚信为重。在当时，广州十三行中也有其他行商经营茶叶贸易，但从伍秉鉴的怡和洋行出品的茶叶，只要贴上“怡和行”的标志，立刻会被外商认定为最好的茶叶，且价格也水涨船高。

对生意伙伴，伍秉鉴也讲究共赢共富，由此赢得了行商们的一致敬重。有一年，他从洋商处获得了一笔百万大单，正当大家都在议论怡和洋行又要狠发一笔的时候，伍秉鉴却将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请来一起吃饭，然后宣布，这笔生意要和大家一起做、一起发财，引得其他行商震惊不已。

对老外，他也颇有情义。美国商人索萨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000多银元，由于无力偿还，索萨也被清廷禁止离开中国。听说这件事后，伍秉鉴主动找来索萨，并当着索萨的面，将欠条撕毁。伍秉鉴说：你是我的好友，你只是运气不好而已，人生总有起伏，我不要你的钱，你快回国去吧。

由于诚信经营，待人厚道，伍秉鉴的商业帝国迅速扩大，并且他的商业口碑也在世界范围广为流传。

美国学者特拉维斯·黑尼斯三世、弗兰克·萨奈罗对此表示：“到1834年，伍浩官（伍秉鉴）不仅是（广州）行商最重要的成员，而且可能是那个时候世界上的首富。”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做了一个专辑，统计了过去1000年里全世界最富有的50人，其中有6位是中国人，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这六人中，成吉思汗和忽必烈就不用说了，刘瑾作为明代的巨阉太监，和珅作为乾隆身边的第一权臣，宋子文作为曾经的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可以说，国外公认的古代中国六个世界首富中，只有伍秉鉴一个人是彻底的商人出身。

但要注意的是，他虽然是首富，但他仅仅是个商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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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几千年特有的政治生态中，作为“士农工商”的垫底阶层，商人永远是最为卑微的阶层—哪怕你贵为首富和超级富豪，也是如此，因为帝国的生态，不会因你而变。

商人，永远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那个阶层。

同样，伍秉鉴生活的那个时代，更是如此。

对大清帝国时期广州十三行的商人们在帝国官员和政治生态前的卑微地位，欧美人的观察非常透彻。伍秉鉴的同时代人、英国人约翰·巴罗说：“行商见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会发抖……”

英国人岱摩，对于中国商人的这种卑微感，观察得更为仔细，关于当时十三行的富豪和商人们，他说：

“在海关监督面前—他们都是高级官员—行商们从来都行跪拜礼，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某位骄傲的官员允许他们起身，他们的眼睛也从不会超过他的官服的第九粒扣子。疏忽了这项严格的礼节，行商就会遭到最严厉的乱棒责打，如同处罚一个普普通通的轿夫。”

岱摩注意到，大清帝国的富豪和商人们，在官员们面前，眼光仅仅只能到达他的“第九粒扣子”，而第九粒扣子是什么位置？领口是第一个，第九粒扣子的位置大家可想而知，帝国商人们的卑微感，哪怕你贵为首富，也仅仅只能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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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财富来自垄断性的贸易，而垄断性的贸易，自然需要政治的加持。

所以，为了维持这种垄断贸易地位、继续当上十三行的行商，大把撒钱，自然是伍秉鉴的第一选择。

根据现有的历史资料统计，从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先后自愿或被迫“捐”出了1600万两白银，这还不包括各种私底下的贿赂及送礼。

在政治和官员面前的自卑，也使得清朝的富豪都有个特点，就是都喜欢捐钱买个虚职的官衔，然后穿下官服过过瘾。所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关于伍秉鉴的画像，都有他穿着官服的样子—通过捐钱，伍秉鉴买到了一个三品官员的虚职。

所谓“商而优则仕”，不仅仅是一种商人心理自卑的表现，更是一种寻求政治加持和保护的密码。

这个秘密，中国商人信奉的经验是：“平常人我不告诉他！”

或许是在大清帝国的商海和政治博弈中觉得太累了，从1801年33岁时接过怡和洋行的家业，到1826年58岁时宣布正式退休，伍秉鉴本以为，家族的生意可以一帆风顺地经营下去。然而他还是太低估人生和政治的风雨。

就在伍秉鉴宣布退休五年后，1831年，作为大清帝国和英国商人中介代理人的怡和洋行的接班人伍秉鉴的儿子伍受昌，受了英国人的委托，前往清廷请求，表示英国商馆希望在珠江边搭建一个码头。但没想到的是，时任广东巡抚在获悉此事后勃然大怒，并表示要将伍受昌处死，这把作为首富之子的伍受昌吓得浑身哆嗦，当场就下跪磕头求饶。当时在场的粤海关监督，平时收了伍家不少好处，也帮着一起求饶，伍受昌才逃过一劫。

两年后，1833年，伍受昌不幸死亡，死因不得而知。已经退休五年的首富伍秉鉴，在63岁这一年，经历了丧子之痛。

不得已，伍秉鉴选用了自己的第五个儿子伍崇曜作为接班人，自己也在宣布退休后，却仍然不得不经常为家族的生意站岗、撑腰。

一个首富，哪里是他想退，就能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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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一个首富的诞生，必须拥有天时、地利，再加人和。然而，伍秉鉴和他的家族，却正在失去这三个缺一不可的条件。

得益于鸦片战争前清廷闭关锁国，以及广东“一口通商”和伍家的怡和洋行垄断经营等有利因素，伍秉鉴的生意做得顺风顺水。然而在他退休后，随着欧美商人对于清廷闭关锁国政策越发不满，一场超级政治风暴和战争正日益迫近，并将无情地裹挟伍秉鉴的首富家族。

伍秉鉴退休后，先是儿子伍受昌死亡，然后，这个大清帝国的首富，又迎来了鸦片战争的前奏—虎门销烟。

作为大清帝国和外商的中介代理人，十三行的行商们，平时也需要为自己所负责对接的外国商人们，在华期间的所作所为进行担保。为了牟取暴利，19世纪初开始，大量外国商人夹带鸦片入华售卖，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在此情况下，由林则徐发起的虎门销烟运动，也即将拉开帷幕。

奉命到广东查禁鸦片的钦差大臣林则徐，自然对广州十三行中的行商代表、怡和洋行的接班人伍崇曜（商名伍绍荣）开刀问责，并要求伍崇曜必须勒令洋商们交出鸦片进行销毁。

但洋商们哪里肯？无奈之下，伍崇曜求爷爷告奶奶，让洋商们交出一些鸦片做做样子，加上自己又从洋商手里买了一些，这才凑了1000多箱鸦片上交给清廷，希望能结案了事。但林则徐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十三行的行商们与英国商人串通一气欺诈朝廷。

1839年，林则徐下令将十三行行商的大佬、怡和洋行的少东家伍崇曜收捕入狱，同年，林则徐在广东虎门强势进行销烟。尽管在上下各路打点下，加上林则徐也认识到了行商们所处的尴尬地位，伍崇曜最终获释，但怡和洋行在洋商中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

捐钱买了个三品官衔的伍秉鉴，终于认识到了他一生极力想触摸却始终遥不可及的政治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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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国海军封锁了珠江口，一位美国商人记载道，在听闻鸦片战争爆发后，已经72岁的伍秉鉴“被吓得瘫倒在地”，伍家及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们希望和平解决的努力终于失败。然而能成为首富的商人，自然有着清晰的头脑，在意识到战争已经不可挽回后，伍秉鉴迅速捐钱出力，希望清廷能够获胜。因为他明白，一旦战争失败，清廷被迫开放门户后，广东“一口通商”的独特优势，以及十三行的行商们所赖以发家致富的垄断性贸易，也必将崩溃瓦解。

1841年5月，英军直逼广州，为了阻止英军，奉了清廷广东当局之命的伍崇曜与英军首领义律展开谈判，最终双方签署了《广州和约》，并约定英军退至虎门炮台以外；清军则退出广州城外60里，并向英军交出600万元赔款。而在赔款中，200万元由十三行行商出，其中伍秉鉴家族出资最多，有110万元。

因为参与“议和”，伍秉鉴及其儿子伍崇曜，从此戴上了“汉奸”的帽子。1842年，清廷最终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彻底失败，被迫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的条款之一，就是清廷必须向英国赔款2100万元。为了筹措这笔巨额赔款，清廷勒令伍秉鉴交出了100万元帮助向英国人赔偿。

而首富家族的灭顶之灾，才刚刚开始。

比被“勒捐”更为致命的是，随着清廷的战败，广东“一口通商”的垄断地位被废除，在英国人的要求下，在广州的基础上，清廷又新增了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五口通商”局面的出现；加上《南京条约》取消了外商在华做生意必须经过十三行行商代理中介的规定（也就是说，外商从此可以跟任何中国人做生意，无须行商做中介了），各种垄断特权的消失，也使得伍秉鉴家族等十三行行商的垄断贸易地位一去不返。

失去了政治保护伞和商业垄断特权，伍秉鉴的首富家族，也开始被迅速打下神坛。

就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几个月，1842年12月，伍秉鉴在给他的美国朋友罗伯特·福布斯的信中写道：“如果我现在是青年，我将认真地考虑乘船前往美国，在你附近的某处定居。”

在宣布退休多年后，这位大清帝国乃至当时世界的首富，在政治和战争的风雨中，已经心力交瘁。

发出这封信半年后，1843年，75岁的首富伍秉鉴，最终在大清帝国的风雨飘摇中撒手人寰，他一手建立的商业帝国，最终逐渐崩溃瓦解。本以为退休后就可以安享的晚福，直至他死，也没有到来。

因为即使贵为首富，他也只是风雨飘摇的时代和帝国中一朵浪打的浮萍，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