糖枫(1 / 1)

但是别以为这一年的华彩就这么结束了,正如一片绿叶不成夏,一片落叶也不成秋。早在10月5日的时候,我们街道上最小的糖枫树就已经美不胜收了,其风采盖过了那里所有的树木。沿着主街道望去,它们仿若竖立在房屋前的一道道彩色画屏,很多糖枫都还是苍翠葱郁的。然而,一般到了10月17日,也就是现在,几乎所有的红枫和部分白枫都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的时候,大糖枫树也进入全盛时期。它们流光溢彩,浑身闪耀着黄色和红色的光芒,那色泽异常明艳、娇嫩。树的一半已经变成了浓艳的绯红色,而另一半却依然翠色欲滴,这种鲜明的反差异常引人注目。接着,长在树冠外围的树叶成了一团团浓郁的明黄色,夹杂着几缕绯红色――或许比绯红色还要深一些。它们是街道上最美的树。

1 修建于1831年,位于马萨诸塞州剑桥和沃特敦之间,是美国历史上首座花园式墓地。

2 修建于1838年,位于纽约市布鲁克林区,亦译成“格林伍德公墓”。

我们公地上的大糖枫树格外美丽。此时,映入眼帘的是比金黄色更偏暖、更娇嫩的黄色,其间夹杂着几缕猩红色。日暮时分,夕阳的余晖穿过糖枫。我站在公地的东边望过去,没有注意到它们猩红色的部分,但它们那种黄色比起附近榆树那种浅淡的柠檬黄,已经算得上是猩红色了。树叶上大片大片的红色和黄色,大体上如同一个个规则的大椭圆形。它们仿佛把夏季所有温暖和煦的热量都吸收到自己的叶子里去了。紧挨着树干、长得最矮的树叶通常都呈现出最娇嫩的黄色和翠色,宛如在温室里长大的年轻人的肤色。今天,公地上有一场拍卖会, 可是拍卖会的红色旗帜淹没在这烈焰般的色彩里,不仔细看都看不见。

这座城市的先辈们从遥远的乡间引来这些树种时,可未曾预料到它们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当时树头被砍了,都是些光秃秃的杆子,先辈们给它们取名糖枫。我印象当中,当时这些树栽种好之后,附近一家商店的店员还开玩笑似的在它们周围种下了豆子。当初那些被戏谑地称为“豆秆”的东西如今成了我们街上最亮丽的风景。如果不算那位栽树时偶感风寒一命呜呼的行政委员,它们为我们奉献的远远超过我们为它们付出的。单看它们在一个又一个金秋十月慷慨地用绚烂的色彩让孩子们一饱眼福,都可以说它们物超所值了。它们在秋日为我们营造出如此绚丽的美景,我们不会要求它们在春天为我们产糖。屋子里的财富只能由个别人继承,而这幅美景却平均分布在整片公地上。所有的孩子都可以尽情地在这金秋的收获里撒欢儿。

树木在金秋十月会成为亮丽的风景线,理应被栽种在我们的大街上,尽管我估计“树协会”不会对此加以考虑。难道你不认为它们会让在枫树下长大的孩子受益吗?几百双眼睛都陶醉在这明媚的色彩里,就连逃学的孩子都受教于它们。实际上,不管是逃学的调皮鬼还是勤奋的好学生,都不曾在学校上过色彩课,他们只能从药店和城市的橱窗里看到各种明艳的色彩。遗憾的是,我们的大街上不再有红枫了,有些山核桃树也消失了。我们颜料盒里的颜料严重匮乏。我们要做的不是活着,也不仅仅是填充这些颜料盒,而是给孩子们提供这些自然色彩。有了这么好的环境,他们还需要到别的地方去上色彩课吗?什么设计学院能与此相提并论?想想看,有多少形形色色的画家,多少布料和纸张生产者,多少纸张染色师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人都曾受到这些秋色的启迪!或许文具店里有五颜六色的信封,然而单单一棵树上的树叶都比它们颜色丰富。如果你需要某种颜色的不同色度或形状,你只要放目远眺,在树木上或丛林内外搜索,就一定可以找到。这些树叶并不是哪所染坊在颜料里反复浸泡出来的,而是在其亮度变幻无穷的光线里浸染后,自然晾干而成的。

我们那么多的颜色,难道都要借用那些从拗口的外国地名衍生出来的名字来指代吗?譬如那不勒斯黄、普鲁士蓝、锡耶纳黄1 、翁布里亚褐2 、藤黄3,当然,提尔紫如今已经没人再提了。抑或要用那些小商品衍生的名字来形容,譬如巧克力色、柠檬色、咖啡色、肉桂色、酒红色,那我们是应该把山核桃说成柠檬色,还是把柠檬说成山核桃色?还是要用那些没几个人见过的矿物质或氧化物来命名?在向街坊描述我们见到的某种东西时,我们还是无法用邻近的自然物体来形容,而非要借用东半球一星半点的矿物颜料来形容吗?

1 即赭黄。

2 深褐色。

3 Gamboge原是柬埔寨的一个地名。

要知道,这种矿物颜料很有可能是我们和他们都从未见过的,或许只能在药剂师那里找到。难道我们不是脚踩大地头顶蓝天吗?还是说这一切说到底都是人造颜料?我们对蓝宝石、紫水晶、绿宝石、红宝石、琥珀等宝石又了解多少呢?可是很多人在形容颜色的时候都信手拈来。还是把这些珠光宝气的颜色赐予橱窗的老板、古董收藏家和侍女吧!或留给印度富豪、穆斯林贵妇、印度或其他什么地方的王室后裔吧。自从美国和她的秋林被发现后,人们就一直沿用这些名字,我不明白我们的树叶为什么不能像宝石那样为颜色命名。事实上,我相信,假以时日,我们有些树木、灌木和花草的名字定会进入我们常用的色彩术语表。

不过,最重要的不是去分辨色彩的名称和区别,而是享受这些五彩斑斓的树叶所带来的欢欣和喜悦。这些绚丽多彩的树木遍布街头,就像每年一度固定的节假日,或许持续一周左右。这样的节日不需要开销,安全合法,人人都可以庆祝。它的盛会无需谁批准,也不需委员会或执法官协助,不会吸引赌徒或酒贩子的注意,也不需专门派警察维持秩序。最可怜的恐怕是街头没有栽种枫树的新英格兰村庄。金秋十月的节日无须鸣炮,也无须鸣钟,每棵树都是一根自由的活旗杆,上面千百面鲜艳的旗帜迎风招展。

难怪我们每年都要举办家畜展览会和秋训,或许还有康沃利斯展览、九月展览等诸如此类的盛会。自然女神自己也会在十月举办年度博览会,这博览会不仅仅在街前巷尾有,在每一道山谷里、每一片山麓上都有。早些时候,红枫沼泽里的树木披上最绚丽夺目的盛装,整片沼泽仿佛燃烧的火焰,当我们凝望它们的时候,难道不觉得像成百上千个吉卜赛人在纵情狂欢吗?甚至像传说中的小鹿、希腊神话里的半人半兽,抑或山林里的女神回到了人间?还是觉得这只是疲惫的伐木工或前来视察土地的领主在举行庆典?或者更早些时候,当我们划着小舟徜徉在小河上,穿行在微粒悬浮的九月的空气里,木浆微动, 波光粼粼的水面泛起涟漪,我们难道不觉得那水下正有什么新鲜事在发生吗?于是急急划桨,生怕错过一场盛事。两岸那一排排泛黄的垂柳和风箱树,不正如一排排的放映室吗?在那树下,或许水底正沸起的鸡蛋大小的水泡,也泛着微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让人觉得,人类的情绪也应当像大自然一样高涨吗?像大自然那样挂出自己的旗帜,打破常规,尽情享受这欢腾和喜悦。

不管是每年一度的军训或军事检阅,还是绶带、授旗庆典,与我们每年金秋十月的壮丽相比,都不及百分之一。我们只要把树苗栽种下去,只要不把它们砍掉,自然女神就会为它们挂上五彩斑斓的垂饰,那是她所有部落的旗帜――有些连植物学家都看不懂。我们就在这榆树凯旋门下走过。听任自然女神指定这盛事举行的日子吧,不去管邻近各州是否也在同一天举行盛典。如果牧师能看懂她的宣告,不妨由他们宣读。瞧, 那忍冬藤的旗子多么绚丽啊,如同华丽的帐幔!你还以为是哪个爱国商人为盛典捐赠的呢。没有比这藤蔓更富丽堂皇的墙面板和画卷了,它们将房屋的整面墙壁罩了起来。我不认为从不干枯的常春藤能与之媲美,无怪乎它会被伦敦引入广泛种植了。由此我想说,我们多种些枫树、山核桃树和猩红栎吧。加油种吧!炮室里那卷邋遢的彩旗怎么能展示出一个村庄所有的色彩呢?没有这些树木来展示,秋天的村庄是不完整的。它们就像城镇的大钟一样重要。没有树木的村庄必然运行不顺畅, 就像松了一颗螺丝,丢了一个重要零件。就让我们春赏柳树夏观榆,秋天欣赏枫树、核桃和蓝果树,冬季拥有常青树,而一年四季都能看到栎树!与每个商贩都能驱车穿行的大街“画廊”相比,那些室内的画廊算什么?不管你会不会从画廊下穿过,它们都在那里。当然,对于我们而言,乡野间没有一间画廊能与斜阳西下时站在大街上的榆树下往西方眺望时看到的风景相提并论。它们就是一幅画作的画框,而装在画框里的画每天都在添彩增色。三英里长的大街长满了榆树,成了一条榆树大道,尽管站在大道的尽头望去看到的形状是C,但它看上去仿佛通往某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一个村庄需要这种明媚鲜艳而令人振奋的景色,它就好像一种安全无害的兴奋剂,可以把忧愁和迷信挡在外面。若是给我看两个村庄:一个绿树环绕,在金秋十月披上盛装;另一个没有树木,只有一片萧瑟,抑或有一两棵树供人上吊。我可以肯定,最缺衣少食、最冥顽不灵的狂热信徒和最歇斯底里的酒徒都在第二个村庄里。他们所有的洗脸盆、牛奶桶和墓碑都暴露在外面,任由风吹日晒。村民们会突然消失在他们的谷仓和房屋背后,就像荒漠里的阿拉伯人闪身躲进岩石间似的,搞不好他们手上还拿着长矛呢。他们会接受最沉闷、最酸腐的教条――就好像世界正在迅速走向毁灭,或者已经毁灭,而他们自己也只好胡作非为。他们不时来场斗殴,打断对方干枯的关节,并称之为精神交流。

不过,我们还是来谈谈我们的枫树吧。倘若我们用栽种它们时所花费的一半工夫去保护它们,而不是愚蠢地把马拴在大丽花梗上,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情景呢?

先辈们为什么要将这些树木栽种在教堂前?就像完美的公共建筑,无须人们修缮或喷漆,它们自会通过自身的生长来完成扩建和修缮工作。想必他们――

以哀伤的真心实意去栽种, 无法摒弃对上帝的虔诚, 他们不知道栽下的树木这么好, 一心生长得美丽葱茏。

确实,这些枫树就是廉价的传道士,它们永居此地,布道半个世纪后,又一个世纪,唔,还有一个半世纪。它们的油膏越涂越厚,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它们照料了一代又一代人,而我们只能为它们尽绵薄之力――在它们垂垂老矣时,为它们寻来合适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