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立言之道，有自申其意者，有托于人以申其意者。自申其意者，义恒独创；托于人以申其意者，则委曲附会，借人之言，以证成己说。阳明之《朱子晚年定论》，亦托于人以申其意之立言法也。汉、魏、六朝、隋、唐之际，学者多托孔孟以行其说；宋、元、明之际，学者多托程、朱以行其说。至阳明之时，朱子之书尤重于世。虽有名论大议，苟与朱子所言不合，必蒙世人之非诋。故阳明以朱子晚年之论，实与己说相符，亦借以自援，而欲广其教于天下也。朱子之于阳明，固不能一无所异，亦不能一无所同。然后来颇以阳明此说为诟病，清陆陇其诋王学最力。

其学术辩论阳明《朱子晚年定论》曰：

程、朱之言有可假借者，即曰“程朱固若是也”；有不可假借者，则曰“此其中年未定之论也”。黑白淆而雅郑混。（《三鱼堂文集》卷二）

又曰：

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且辑《朱子晚年定论》以明己之学与朱子未尝异。龙溪、心斋、近溪、海门之徒，从而衍之，王氏之学遍天下。（《三鱼堂文集》卷二）

稼书尊朱抑王，故其言如此。

然如阳明之学者，皆以《朱子晚年定论》为修学之良道。袁庆麟《朱子晚年定论后序》曰：“及读此篇始释然。尽投其所业，假馆而受学，盖三月而若将有闻焉。”盖庆麟初治朱子学三十年无所得，后读《朱子晚年定论》，大有所悟，乃从阳明学。由是观之，此编褒贬，因各人所见而异，殊无定评。兹惟述阳明所以辑《朱子晚年定论》之意，及其当时情势焉。

正德十三年，阳明四十七岁。由《朱晦庵遗文》中选三十四条，辑为《朱子晚年定论》，大率取其与己所见相合者。阳明《自序》曰：“谪官龙场，居夷处困，动心忍性之余，恍若有悟。体念探求，再更寒暑，证诸‘五经’‘四子’，沛然若决江河而放诸海也。”（《全书》卷三）阳明龙场大悟以后，以其说征之经、子而无疑，遂撰《五经臆说》四十六卷。传于今日者，仅关于《易》《诗》《春秋》三经十三条，及其《序》一首而已。然阳明之说，虽已无戾于孔孟之书，而犹与当时所行最有力之朱子学说不合。阳明用是不安于心，乃复详考朱子之书，而卒求得所谓同然者。故又曰：

独于朱子之说，有相抵牾，恒疚于心。窃疑朱子之贤，而岂其于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复取朱子之书而检求之，然后知其晚岁固已大悟旧说之非，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世之所传《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自咎以为旧本之误，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诸《语类》之属，又其门人挟胜心以附己见，固于朱子平日之说，犹有大相缪戾者。而世之学者，局于见闻，不过持循讲习于此。其于悟后之论，概乎其未有闻，则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无以自暴于后世也乎！予既自信其说之不缪于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学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说，而不复知求其晚岁既悟之论。（《全书》卷三）

以上即阳明辑《朱子晚年定论》之旨趣也。更考当《朱子晚年定论》刻行时之情态如何。阳明尝曰：

留都时偶因饶舌，遂至多口，攻之者环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说，集为《定论》，聊借以解纷耳。门人辈近刻之雩都，初闻甚不喜。然士夫见之，乃往往遂有开发者。无意中得此一助，亦颇省颊舌之劳。（《全书四·与安之书》）

又曰：

近年篁墩诸公，尝有《道一编》。见者先怀党同伐异之念，故卒不能有人，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之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辞。虽有褊心，将无所施其怒。（《全书四·与安之书》）

观此则知阳明辑《朱子晚年定论》不得已之心矣。

当时学者，亦颇有不谅阳明之心，且用是诋之。罗整庵为阳明先辈，夙好朱学，而素与阳明讲论者也。及见《朱子晚年定论》，贻阳明书曰：

详《朱子定论》之编，盖以其中岁以前所见未真。爰及晚年，始克有悟。乃于其论学书尺三数十卷之内，摘此三十余条。其意皆主于向里者，以为得于既悟之余，而断其为《定论》。斯其所择，宜亦精矣。第不知所谓晚年者，断以何年为定？羸躯病暑，未暇详考。偶考得何叔京氏，卒于淳熙乙未，时朱子年方四十有六。尔后二年丁酉，而《论孟集注》《或问》始成。今有取于答何书者四通，以为《晚年定论》。至于《集注》《或问》，则或以为中年未定之说，窃恐考之欠详，而立论之太果也。（《罗整庵集》卷一）

整庵驳论，盖以阳明所谓晚年，多有未考。卒又以阳明与朱子之学，实不相同。曰：

凡此三十余条者，不过姑取之以证成高论，而所谓“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安知不有毫厘之不同者，为祟于其间，以成抵牾之大隙哉？（《罗整庵集》卷一）

明冯柯亦笃守朱学，所著《求是编》，驳阳明说凡八十有六条。其于《朱子晚年定论》，以为朱子之学同于颜子，其工夫繁简不同，非必由于悔悟。曰：“看他次第，是工夫先后，而非年岁早晚。”（《求是编》卷四）

又论朱子工夫曰：

积累后方悔，悔后亦不成昏昏漠漠，遂废了积累。惟其工夫周流不已，所以学日充，德日起，而集大成于诸儒也。阳明不达于此，遂取朱子平日与人答问手札中，厌烦就约绝学捐书之语，为《晚年定论》。（《求是编》卷四）

又以《集注》《或问》，为朱子终身事业，非中年未定之论。曰：

夫朱子之易箦也，犹改“诚意”章以为绝笔。则其《集注》《或问》之类，固其所终身者也。固其既悔之后，而三复删定者也，乌得以意义浩博，议论参差，而遂指为中年未定之说哉？（《求是编》卷四）

然阳明系就朱子学术变迁之全体大概言之，至于朱子易箦时改“诚意”章，阳明固未有不知者也。

阳明与朱子之学，相异之处固多，其中固未尝无符合者。若取《朱子晚年定论》卷三十四条，细加考证，中、晚年月，往往有颠倒者，此自不可掩之事。然阳明亦自承为考证未精，故《答罗整庵书》曰：

其为《朱子晚年定论》，盖亦不得已而然。中间年岁早晚，诚有所未考。虽不必尽出于晚年，固多出于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调停，以明此学为重。平生于朱子之说，如神明、蓍龟，一旦与之背驰，心诚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为此。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盖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与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则道不见也。（《全书》卷二）

此阳明自论是编微意之所在者矣。

冯柯又论《朱子晚年定论》曰：

阳明之于朱子，又皆洗垢索瘢，以阴行其私，簸笔舌以玩侮先正。而初无委曲、调停之意，则其所谓不得已以明此学者，非真有不得已之心，如《孟子》辟邪说以卫圣道之心。（《求是编》卷四）

又曰：

自幸己说之不缪于朱子，盖欲援儒入墨，推墨以附儒尔。（《求是编》卷四）

冯氏所论，未免过刻。要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盖欲托朱子之言，以证成意者为多，固非必朱子之本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