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利之说，易入俗耳，其害最甚。推原其始，盖出于衰周五伯之习，管、晏之徒，并言功利，富国强兵，虽就一时之效，然亦杂霸之治，非圣王之业也，故孟子非之。至于近世所谓功利之学，其持说固各有不同，然无不根于利己心以推之。乃至托于最多数、最大之幸福，以巧自文饰，要其立论，咸本于功利，而未闻义理之大涂也。夫既标利欲以为主，几何不至侵害人以便己？即外附于道德，实内成于私欲，故功利派终不得谓为适当之伦理说，宜自来儒者之非之也。盖人之所以为人者，惟在自厉其一己之职。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虽利益、幸福，有时与之俱来，特以是为号，则不可耳。是以《论语》言：“富贵在天。”又曰：“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又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孔门教义，固如此也。

子贡问：“食、兵、信三者，不得已则孰先去？”而孔子答以“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子张学干禄，而孔子告以“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其后孟子守孔子之学，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则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其评管仲曰：“功烈如彼其卑也。”其论王霸之辨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此以明仁政、力政之区别，即以明功利至上主义，与道德至上主义之区别也。（儒者所言“王道”，非必如世俗所谓君主专制政体，盖其政治以仁义为原则者，是为王道；其政治以功利为原则者，是为霸道。政府之组织，固非所论也。）管、晏并有时为孔子所称，其说亦往往有近孔子者。惟至于义利之辨，则两派忽不相容。盖揆厥本原，真有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之势，不可不察也。

义利之辨，夙为儒者所重视。南轩象山，所论尤严。阳明言学，尤以己身之去人欲存天理为主，又倡“致良知”之说。宜其极斥功利主义，以力护孔孟以来相传之大法也。尝叹曰：

圣人之学，日远日晦，而功利之习，愈趋愈下。其间虽尝瞽惑于佛、老之说，卒亦未能有以胜其功利之心。虽又尝折衷于群儒，而群儒之论，终亦有以破其功利之见。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而习以成性也，几千年矣。（《全书七·拔本塞源论》）

又曰：

盖王道息而霸术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而欺于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无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谓天理者乎？（《全书》卷七）

盖儒者之术，惟在自尽其正道，以复于天理。此生人之义则然，而非有冀于外之名誉利益。故近功利与存天理之心，划然不可同类。亦视其心之所存何如，不专以事迹课之也。故又曰：

使在我果无功利之心，虽钱谷兵甲，搬柴运水，何往而非实学？何事而非天理？况子史诗文之类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则虽日谈道德、仁义，亦只是功利之事，况子史诗文之类乎？（《全书》卷四）

其为辨之严，有如此者。

阳明既始终持非功利主义，故见他人之一言一动，出于希求功利之心者，必深恶而痛绝之。许鲁斋，元之大儒，阳明尝非其教学者治生曰：“许鲁斋谓‘儒者以治生为先’之说亦误人。”（《全书》卷一）（按《鲁斋全书》卷二曰：“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彼旁求妄进，及作官嗜利者，殆亦窘于生理之所致也。士君子当以务农为生，商贾为逐末，亦有可为者。果处之不失义理，或姑以济一时，亦无不可。若以教学与作官规图生计，恐非占人之意也。”）然鲁斋之意，出于《管子》“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说，殆亦切中事情。学者为生计所累，不能潜心向道者众矣。孔子言“富而后教”，孟子言“饱食暖衣，而后施教”，大略亦同此意。惟既提出以治生为先，恐学者借口于此，或堕功利之习，终至远违道义，是以阳明断以为非是。且又谓：“吾人行动，但当求快于心，不复计较于外。”

其《题梦槎奇游诗卷》曰：

君子之学，求尽吾心焉尔。故其事亲也，求尽吾心之孝，而非以为孝也；事君也，求尽吾心之忠，而非以为忠也。是故夙兴夜寐，非以为勤也；剸繁理剧，非以为能也；嫉邪祛蠹，非以为刚也；规切谏诤，非以为直也；临难死义，非以为节也。吾心有不尽焉，是谓自欺其心，心尽而后，吾之心始自以为快也。惟夫求以自快吾心，故凡富贵、贫贱、忧戚患难之来，莫非吾所以致知求快之地。苟富贵、贫贱、忧戚、患难而莫非吾致知求快之地，则亦宁有所谓富贵、贫贱、忧戚、患难者足以动其中哉！世之人徒知君子之于富贵、贫贱、忧戚、患难，无入而不自得也，而皆以为独能人之所不可及，不知君子之求以自快其心而已矣。（《全书》卷三十四）

阳明之说，何其痛切精到！世之言功利者，庶几读此一猛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