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句教为阳明学之要诀。王龙溪《天泉证道纪》曰：“阳明夫子之学，以良知为宗。然与门人论学，提四句为教法。”（《王龙溪全集》卷一）四句教最为王学中所重。前二句意义深远，后人或致诽议，即忠于王学。如刘念台，亦疑四句教为王龙溪创说。今关于四句教议论之可证者，惟钱德洪所编之《传习录》下卷、《王阳明年谱·嘉靖丁亥纪事》（并见《全书》）及《王龙溪集·天泉证道纪》而已。而三书所载，语有小异，义则并同。兹撮其要者于下，可以观焉。
《年谱》曰：
嘉靖六年，阳明五十六岁，在越。五月，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命征思、田二州。六月，疏辞不允。九月发越中，将上途，与钱绪山（即德洪）、王龙溪论学。
汝中即龙溪举先生四句教曰：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四句教又曰“四句诀”，《传习录》与《龙溪集》全揭四句，《年谱》仅揭后二句。绪山以此四句，为阳明教人定本；龙溪则以非究竟之教言，盖方便法也。其说亦不同，今列诸说于下。
《传习录》曰：
汝中（王畿）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若说心体无善无恶，‘意’亦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无善无恶的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那性体工夫。若原无善恶，工夫亦不须说矣。（《全书》卷三十四）
《年谱》曰：
畿曰：“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德洪曰：“心体原来无善无恶。今习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有恶。为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工夫。若见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工夫可用，恐只是见耳。”（《全书》卷三十四）
《王龙溪全集》曰：
夫子（阳明）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无善可应，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谓“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矣。自然流行者，动而无动；著于有者，动而动也。意是心之所发。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皆有，心亦不可谓之无矣。绪山子谓：“若是是坏师门教法，非善学也。”先生（龙溪）谓：“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根转。”若执着师门权法，以为定本，未免滞于言诠，亦非善学也。（《龙溪集》卷一）
德洪、汝中二子，皆王门高弟，流播王学，其功甚伟。然二子资性不同，其所悟入，亦各因其性之所近。德洪之说，确实分明；汝中之说，高远玄妙，非静思熟考，难索解人。当二子辩论之后，汝中谓德洪曰：“明日先生将启两广之行，晚可同进请问。”是日夜分，客始散，阳明将入内。闻德洪、汝中候立庭下，阳明复出，移席天泉桥上。于是德洪、汝中举辩论之词请正。阳明喜曰：“我将行，正要汝等来讲破此意。”然阳明为之剖判之语，《传习录》《年谱》《龙溪集》所记各有不同，今比列三书所载阳明语于下。
《传习录》曰：
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体，即是工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工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尽。（《全书》卷三）
《年谱》曰：
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德洪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德洪请问，先生曰：“有只是你曰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曀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而何费纤毫气力？
德洪工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工夫。”畿请问，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是工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全书》卷三十四）
《龙溪集》曰：
夫子（阳明）曰：“正要二子有此一问，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便是工夫，易简直截，便无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及其成功一也。世间上根人不易得，只得就中根以下立教，通此一路。汝中所见，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见，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着。若执‘四无’之见，不通得众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根以下人，无从接授；若执‘四有’之见，认定意是有善有恶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根人亦无从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虽已得悟，仍当随时用渐修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汝中此意，正好保住，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须进此一格，始为玄通。德洪资性沉毅，汝中资性明朗，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相通，始为善学耳。”（《龙溪集》卷一）
德洪之见，浅近着实，适用于中根人；汝中之“四无”说高远，适用于上根人。上根之人，世难数遇。阳明以二子之见，皆其教系之一部，不可偏废。后儒非难“四有”说，由于不解阳明之真意，故记阳明申四句教之义以告二子者如下。
《传习录》曰：
既而曰：“以后与朋友讲学，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工夫。利根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工夫，一悟尽透。此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全书》卷三）
《年谱》曰：
二君以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畿曰：“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先生曰：“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工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工夫，亦只如此。”先生又重嘱咐曰：“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中有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全书》卷三十四）
《王龙溪集·天泉证道纪》，以“四无”说适于导上根人，不适于中根以下人，“四有”说适于中根以下人，不适于上根人，两说相待而用。惟“四无”说不可轻以示人，但未言“四有”说为彻上彻下之教，以后可据以导人。故今备录《传习录》及《年谱》之说，以见阳明真意所在。于是阳明又谓：“人有习心，不在良知实用为善去恶工夫。则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虚寂而已。此个病痛，岂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王学者亦自是知所适从。故《天泉证道纪》之末，以为自此海内相传天泉证悟之论，道脉始归于一。盖“四有”说为当日师弟所同契。至汝中之“四无”说，则但可接上智，故戒令秘之，“此后汝中亦惟以‘四有’说教人”云。
阳明殁后，明代学者，颇多论及四言教。征《明儒学案》所记，至十数人之多。今不能悉引，惟就其最著，略举一二焉。
周汝登，字继元，号海门。问道于罗近溪，官至南京尚宝司卿。南都旧有讲学会，万历二十年前后，会众尤盛。一日拈《天泉证道》一篇，相与阐发，座上许敬庵未深契之。明日，敬庵出九条目，命曰“九谛”，以示会中。海门复以“九解”，天泉宗旨益明。敬庵，名孚远，字孟仲，官至南京工部尚书，亦信良知学。
敬庵谓：“古经传皆说善。性无善无不善，则告子说，孟子深辟之。今一切舍置，一以无善无恶为宗，是经传皆非也。”海门则谓：“维世范俗，固以为善去恶为堤防。尽性知天，必以无善无恶为究竟。无善无恶，即为善去恶而无迹；为善去恶，悟无善无恶而始真。教本相通而不相悖，语本相济而不相非。此天泉证道之大较也！今以无善无恶为非者，岂见谓无善则虑入于恶耶？不知善且无，更何有于恶？无病则不须疑病，岂见谓无善则善少耶？不知恶既无，善不少再立，头以上不可安头，故一物难加者本来之体。两头不并立者，妙密之言。是为厥中，是为一贯，是为至诚，是为至善。圣学如是而已。经传中含‘善’字，固由善恶对待者多。至心性所发之处，善率不与恶对。如中心安仁之‘仁’，不与忍对；主静立极之‘静’，不与动对。《大学》于‘善’上加一‘至’字，尤自可见。****难名为至治，无得而称为至德。他若至仁、至礼，皆因不可名言拟议，而以至名之。至善之‘善’，亦犹是耳。”
刘念台独以四句教为王龙溪之说。其言曰：“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于龙溪，则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未敢笔之于书，以滋学者之惑。至龙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是必进之‘四无’而后快。既无善恶，又何有心意知物？终必进之无心、无意、无知、无物而后已。如此则‘致良知’三字，著在何处？”（《明儒学案》卷首：“按此语不见刘子《全书》中”。）念台之言，其以“四有”“四无”两说，并出龙溪耶？抑以“四有”说非阳明定见，而仅谓“四无”说为龙溪所倡耶？语意殊未见明了。据前所述，则“四有”“四无”两说，并为阳明所许。念台殆鉴于王学末流之弊，以“四无”说为王学之害，乃发此论。故又曰：“先生（龙溪）独悟其所谓无者，以为教外之别传，而实亦并无是无。有无不至，善恶双泯。任一点虚灵知觉之气，纵横自在，头头明显，不离著于一处，几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堑也哉？”（同上）
龙溪之说，过为高远，流于佛氏之顿悟，而缺修养之功。前人恒有此论。然龙溪于阳明殁后，尝与四方讲会，考所言亦多应病与药，未必尽蹈佛氏之坑堑。今以其一部高远之言而绌之，毋乃过甚。念台之言，殆有所不得已乎？念台门人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于《龙溪学案》下论四句教，大抵以“四无”说归之龙溪。又谓龙溪《答吴悟斋书》称“四有”说为自相矛盾曰：“斯言（‘四无’说）也，于阳明平日之言，无可考见，独先生（龙溪）言之耳。然先生他日《答吴悟斋书》云：‘至善无恶者，心之体也；有善有恶者，意之动也；知善知恶者，良知也；为善去恶者，格物也。’此其说已不能归一矣。”（《明儒学案》卷十二）清毛奇龄以四句教第三句之“良知”为“致知”，注云：“或以‘致知’作‘良知’，误。”（《西河合集》卷二）盖以“致知”与“格物”对，然旧无此说，是西河之臆解也。总之四句教是阳明晚年之说，绪山辑《传习录》已载之，盖与龙溪同侍坐天泉桥而闻之。后与龙溪之“四无”说而并疑之，以为皆出于龙溪，恐未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