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初夏，位于中国东北满洲的清军将领多尔衮，在明朝驻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接引下，统率八旗劲旅走出白山黑水，跨过山海关，大败李自成农民军，迅速攻占北京。同年九月，皇太极第九子、不满7岁的福临和清皇室人员由沈阳抵达北京。十月初一，福临在臣僚的簇拥下，亲到京师南郊告祭天地，即皇帝位，正式颁诏天下，宣布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改年号为顺治，并从这一年起称为顺治元年。
这时的福临虽然君临天下，但毕竟年幼岁轻，在宫中自然无所作为，一切军政大事统由其叔父、被封为摄政王的多尔衮主持。
顺治七年（1650年）十二月初，多尔衮在古北口外行猎时坠马受伤，不久即死于喀喇城。顺治八年（1651年），14岁的顺治皇帝终于摆脱了羁绊，开始亲政。
一个风和日丽的春天，顺治帝带领群臣外出打猎，当一行人沿长城向东来到河北遵化县所辖马兰峪镇一带凤台山时，顺治来到一处高坡，勒住坐骑，举目四望。只见高山连绵，冈峦起伏，隆起的山脊在蓝天白云掩映下若隐若现，犹如一条条天龙奔涌腾越，呼啸长空。在天龙盘旋飞舞的中间，一块坦**如砥的土地，蔚然深秀，生气盎然。东西两向各有一泓碧水，波光粼粼，缓缓流淌，形似一个完美无缺的金瓯。顺治在惊讶于这天造神赐的宝地后，大声说道：“此山王气葱郁，可为朕寿宫！”
言毕，顺治命随行堪舆大臣和钦天监官员架起罗盘，按八卦方位、二十四山向，运用阴阳五行玄妙之机进行测算。所属臣僚和术士们已窥到皇帝的心事，又感到此处确是王气逼人、气度非凡。于是，在测算一阵后，他们添油加醋地说：“皇上圣明，深得搜地之窍，令观之支法，见龙脉自太行而来，势如巨浪，重峦叠嶂，茂草郁林，实属万乘之葬也。再看那山势如五魁站班，指峰拂手，文笔三峰，惚若金盏，形若银瓶，恰似千叶莲花，真乃上上吉地也！”
顺治闻听，大喜，来到一块向阳之地，跳下坐骑，双手合十，两目微闭，十分虔诚地向苍天高山祷告一番，而后解下随身玉佩，系于金漆箭翎之上，弯弓满石，振臂一射，那箭便穿云度日，飞落于正面凤台山的山阜之前，入地盈尺，铮铮有声，“箭落穴定”。
臣僚、术士们赶到山前，找来木锨在地上挖出一个磨盘大的圆坑，谓之“破土”。这个圆坑便是陵寝地宫“金井”的位置。待陵寝地宫修好后，将第一锨土放入“金井”之中，标志着皇帝死后依然拥有皇天后土，并和他生前的大地永远血脉相连。
待这一切结束后，顺治传谕，改凤台山为昌瑞山，臣僚领旨。臣僚们又找来一斛形木箱，盖在“破土”的位置，不再让它见到日、月、星三光，同时委派人员在此日夜守护，以待动工兴建。
尽管顺治帝选定了陵址，但由于当时清兵入关不久，基业方定，战火频仍，整个中国西部、南部、西南尚处于清兵与南明小朝廷以及各种武装势力的生死搏杀中。在这种形势下，顺治帝以国事为重，一直未建自己的陵寝，直到死后的康熙一朝，才将陵寝建成。
顺治入葬清东陵
顺治入主中原后，在其短暂的一生中经历许多政治风浪及建国立业的辉煌壮举。但不幸的是，二十四岁时染上天花而早早过世。
顺治死后，由与其生前关系最为密切的僧人茆溪森禅师主持，在寿皇殿前焚尸火化。
顺治尸骨的火化，在清王朝入关后的历代帝王中仅此一例。究其原委，一是顺治生性好佛，并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这位生前已被玉林禅师取了佛家法号为“行痴”的皇帝，自然愿意以佛家弟子圆寂后需火化的规矩行事。除此之外，是为遵循故土先祖之习，因为满洲的女真族在关外的风俗就是死后火化。顺治崩时，满清入关只有十几年的光阴，本民族的风俗时尚还依然保留如初，帝崩而火化是自然之事。葬仪到了他的儿子康熙皇帝一朝已经开始汉化，继而朝野臣民也随之改变得相当彻底。当康熙的儿子雍正皇帝驾崩时，新登基的乾隆皇帝曾对葬仪的汉化专门作了说明并作了严格的规定：“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所以通变宜民，而达其孝心也。本朝肇迹关东，以师兵为营卫，迁徙无常，遇父母之丧，弃之不忍，携之不能，故用火化以便随身捧持，聊以随其不忍相离之愿，非得已也。自定鼎以来，八旗、蒙古各有安居，祖宗墟墓悉隶乡土，丧葬可依古以尽礼。而流俗不染或仍用火化狃地沿袭之旧，而不思当年所以不得已而出此之故也。朕思人子事亲送死，最为大事，岂可不因时定制而痛自猛省乎？嗣后除远乡贫人不能扶柩回里，不得已携骨归葬者，姑听不禁外，其余一概不准火化。倘有犯者按例治罪，族长及佐领隐匿不报，一并处分。”
顺治帝死去以及尸骨火化后，由于他生前选定的陵寝尚未完工，灵骨暂停放于景山寿皇殿，以待陵寝工程正式完工后入葬。
孝陵陵寝的建筑，基本上沿袭了明十三陵的制度，再加以发展和改进而成，从而开创了清代独有的陵寝风格和规制。孝陵之后清代各帝陵寝，其建筑风格和模式基本相同。只是顺治帝的孝陵由于当时国家财政困难以及政权不甚稳固，显得某些地方在质量上较之后代有些粗糙。但它作为清代帝王陵寝的建筑设计蓝本，保持了它独有的历史地位，并延续发展了下去。
图12-1 孝陵平面示意图
孝陵陵寝整体建筑由神道碑亭开始，往北依次为东西朝房、东西班房、隆恩门、东西燎炉、东西配殿、隆恩殿、陵寝门、二柱门、石五供、月台及礓石察、方城、明楼、月牙城、宝城、宝顶。周围是高大的红墙环绕，与隆恩门相衔接，全长5600多米。整座陵寝，以金星山为朝山，影壁山为案山，昌瑞山、雾灵山和东北的长白山为来龙，在东侧马兰河、西侧西大河的萦绕下，山水相映，构成了一幅世之罕见的完美的山水风景图画，充分体现出陵址的选择者和陵寝建筑设计者的独具慧眼和匠心所至。
顺治帝崩后，还是有二人为之殉葬而死。这二人一为宫女董鄂氏，一为太监傅达理。董鄂氏以身殉帝后，被追封为贞妃，初葬黄花山，后迁葬孝东陵。太监傅达理被葬于陵区外许家峪东，陵墓称贞臣墓。
康熙二年四月二十二日，顺治皇帝的棺椁迁往孝陵。这一天黎明，清廷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的内大臣及侍卫，分列于景山寿皇殿外，公侯伯以下满汉文武百官全部聚集到东华门外，以示迁送之礼。年少的康熙亲自奠酒，哀乐声中，悲恸不已。群臣无不热泪纷纷，如丧考妣。梓宫每经过门、桥之地，都要停下进行奠酒之仪，每天宿驻享殿皆供献奠酒，举行哀礼。至六月初六日，顺治梓宫抵达孝陵，与先前逝去的孝康章皇后（佟佳氏）、孝献端敬皇后（董鄂氏）合葬于地宫。康熙七年正月十一日所立的孝陵神功圣德碑之上，有“皇考遗命，山陵不崇饰，不藏金玉宝器”，故而有孝陵为空券之说。而有的传说则是孝陵地宫内只葬有一把扇子、一双鞋子。这个传说是附会顺治出家的故事而来。实际上，孝陵地宫内宝**只放有三个骨灰坛。顺治居中，两个皇后分居左右，与碑文相符。不知是满洲女真族的旧有风俗起了作用，还是顺治笃信佛法而得以佛陀的回报，这个“不藏金玉宝器”的空券，在两百年后清东陵的连续浩劫中，竟一次次躲过了盗墓者的洗劫而安然无恙，并成为清东陵所有陵寝中唯一一座没有被盗掘的陵墓。
康熙入葬景陵
由于孝庄皇太后和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努力，顺治帝崩后，年仅8岁的玄烨顺利登位，建立了康熙朝，并成为功绩赫赫的一代英主。
康熙六年，玄烨14岁，开始亲政。如果说康熙皇帝在亲政前无所作为，他的治国天才是由于自己的年幼和四大臣的牵制掣肘而无法发挥，那么在亲政后，玄烨的旷世奇才便迅速显示和爆发出来。清代历史上，康熙除了文治武功堪称最杰出的皇帝外，还有三个之最。这便是后宫的女人最多，其中有名号的后妃就有55位，其他侍奉的无名号的女人则不计其数。其次是子女最多，一生共有子35人，女20人，共计55人。再一个是在位时间最长。从顺治十八年（1661年）即位，至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驾崩，共在位61年。
按照中国人的风俗和生活准则，多子、长寿被视为人生难得的福气，在康熙朝却变成了一种灾难。康熙生前已成年的儿子就有近20个，而每个儿子都渴望自己能接过父皇的宝座过几天皇帝瘾，并且每人都有这种希望和可能。但康熙帝在宝座上居然61年不下来，这就不能不让儿子们心焦和气愤甚至对他产生了仇恨。而这时的康熙又偏偏在立太子的问题上，立了废，废了立，反复无常，狡黠多变，又使儿子们在希望与绝望、绝望与希望中加深了矛盾并引发了一场混战。当这种父子之间、兄弟之间的矛盾与混战交织而来时，一代英主康熙大帝也无可奈何，只有倒地恸哭的招数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初七，康熙驾临京城郊外的畅春园。初八，有旨传出：皇帝偶然受了风寒，当天已经出汗。由于龙体欠安，从初十到十五，将为冬至的祭祀大典进行“斋戒”，一应奏章都不必送来。皇帝的“斋戒”和独居静休本是一件正常的事，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格外关注。但就在这看似平静的宫廷生活中，有一个人极敏锐地看到了平静的背后那可能改朝换代的非凡时刻的到来——此人就是皇四子胤禛。
还在各位皇子围绕皇位的继承问题而结交朝臣、培植私党并闹得矛盾重重、沸沸扬扬之时，皇四子胤禛却显得老练、持重，他的言行也未引起父皇和兄弟们的格外看重和猜疑。在父皇和众皇子的眼中，这位四贝勒好像是一位颇为安分守己对皇位没有多大兴趣的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所有的人都看错了。他的一切做法只不过是来自门下谋士戴铎的告诫：“父皇英明，做儿子的就很难。太张扬外露，势必会引起父皇的疑心。若一点也不显山露水，又会被父皇和众兄弟看不起，从而弃之不顾。故此，两者之间的分寸，势必要把握得恰当。”极端聪明老练的胤禛，在听了戴铎的告诫后，一直在露与不露之间悄悄地做着文章。他没有像其他皇子那样明火执杖地结交朝臣、培植私党，而是暗中结交了两个重要人物隆科多和年羹尧。隆科多是当朝皇后（孝懿皇后）的胞兄，官拜步兵统领，掌管京城的戍卫。年羹尧则是四川巡抚，在与准噶尔作战的西线战场拥有一支精锐军队。结交这两个人的目的是，一旦京师有变，由隆科多控制。若西征中的胤禵有变，年羹尧可派兵与之抗衡，迫使胤禵无法用武力达到争位的目的。皇四子胤禛算是一位真正能审时度势并悟透了权力争斗原则的天才。就在康熙患病畅春园，而众皇子尚处在梦中的关键时刻，长期蛰伏的胤禛要引弩待发了。
手握京师卫戍兵权的隆科多，已严密地控制了北京。凡是可能与胤禛为敌的皇子及王公大臣，都已处于他的监视和控制之中。与此同时，胤禛又手写密书，派心腹星夜兼程送给四川巡抚年羹尧，令他火速率领精锐之师以奉皇帝密诏的名义，接近胤禵的兵营。一旦这位皇十四子有反常举动，将予以搏杀，能歼之则歼，不能歼则牵制其兵力，使其无法杀回京师……就在这一切布置妥当之后，胤禛与隆科多等在康熙驾崩的当晚，装载遗体回京，同时封锁了皇宫，不许其他皇子进入。后来又经过一连七天的秘密筹划，皇四子胤禛正式登基坐殿了，这便是历史上的雍正皇帝。
雍正登基后，尽管仍潜伏着各种威胁，但他公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自然是对先皇葬仪的办理。
早在康熙十五年，康熙皇帝就下旨在昌瑞山顺治孝东陵东南一里左右的地方兴建自己的寿寝。经过六年的紧张施工，到康熙二十年营建完成。初葬孝诚、孝昭皇后，二十八年葬孝懿皇后。康熙的寿寝，尽管秉承了孝陵的建筑格局和规制，但由于康熙朝在经济上的日趋繁荣，综合国力的明显加强，因而较之顺治的孝陵，其布局更加严谨集中，建筑水平有明显提高，工艺更趋精美。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初三日，康熙的梓宫被安奉在景山寿皇殿。雍正元年二月十七日，当朝臣僚恭拟康熙皇帝的陵名九字进呈雍正，雍正亲自刺破手指，以指血圈定“景陵”二字，于是康熙陵寝定名为景陵。至三月二十七日，康熙的梓宫由寿皇殿发引，四月初二日梓宫抵达陵区，暂安放于景陵隆恩殿。九月初一葬于景陵地宫。随康熙祔葬的还有孝恭仁皇后（雍正生母）、敬敏皇贵妃。
雍正另建清西陵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子夜，雍正刚刚做了十三年皇帝，便驾崩于圆明园，后葬于易州泰陵地宫。
雍正朝创立了秘密建储制度，皇帝生前对选定的继位储君秘而不宣，而将传位诏书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锦匣内。雍正死后，总管太监到乾清宫取下秘匣，当即开读，乃是“皇四子弘历为皇太子，继朕即皇帝位”。这时皇四子弘历等已闻讯奔入宫来，遂即奉遗诏，并命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为四辅臣，议定明年改元乾隆。
自清王朝入关，顺治、康熙两朝的帝王后妃在京师以东的昌瑞山下建造陵寝后，便开创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昭穆之制”。“昭穆”为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庙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其左为昭，其右为穆。父为昭，则子为穆，父为穆，则子为昭。这种方法也用于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早在古代的《周礼》一书中就曾有“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规范记述。
图12-2 左右二图分别为风水宝地环境模式图、清代帝陵风水形式模式图（清·样式雷绘）
雍正即位后，随着政权的不断稳固，开始想起建造陵寝一事。雍正四年（1726年），诏谕允祥、张廷玉和工部、内务府官员办理陵寝事务。允祥等臣僚率领术士们先在马兰峪的昌瑞山脚下选择吉地，但没有选中相宜的地方。后来选中了九凤朝阳山，离孝陵、景陵不远，风水甚佳，得到了雍正的同意。但后来精通堪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但这帮臣僚不知是由于什么缘故，却久久找不到佳穴，又不知出于怎样的一种考虑，雍正开始命怡亲王允祥和汉大臣高其倬舍弃京师以东，到京师西南一带山脉采卜。允祥等人受命后，经过多处勘察，至易州境内的太平峪兴隆庄一带发现了“万年吉地”，并回宫竭力向雍正荐引。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濛山，北靠泰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朝阳会和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览奏之后，也认为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马上表态，只说那地方虽美，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而私下他却在暗示群僚们为自己寻找依据和借口。臣僚们心领神会，很快就引经据典，找出了一大堆看起来颇具情理的依据。允祥联合大学士们奏称道：“汉唐诸陵虽都建于陕西，但汉高祖、汉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却分布于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高祖、唐太宗、高宗、玄宗诸陵则分散于三原、醴泉、乾县、蒲城等地。据此典法，在易州建陵，与古礼不为不合。且遵化与易州都属畿辅之地，离京师不远，完全可以建陵。”群臣果然不负厚望，一番引经据典，使雍正的意图得以顺利实施。雍正八年（1730年），位于易州的泰陵开始动工兴建，至乾隆二年（1737年）宣告竣工，同年三月初二日，雍正帝的梓宫被安葬于泰陵地宫。至此，清朝入关后沿袭的“昭穆之制”的丧葬规范被雍正轻而易举地击破，历史在这里无声地拐了弯。清朝自入关后，帝王的陵寝开始以京师为坐标，逐渐分为两大陵区。那便是位于北京以东遵化县马兰峪附近的清东陵和位于北京以西易县境内的清西陵。
乾隆复归清东陵
雍正不明不白地暴崩了，他的儿子弘历光明正大地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乾隆皇帝。乾隆登基之后要做的一件关乎清王朝也更关乎自己的大事就是选择万年吉地。
自从雍正打破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丧葬制度而埋骨于京西易县境内后，登基不久的乾隆也跟随其父，派臣僚在西陵区域选择万年吉地。当吉地选好后，乾隆却突然改变主意，又派臣僚到东陵选择。
乾隆七年，大学士三泰、果毅公讷亲、户部尚书海望，会同钦天监监正进爱等进入东陵区域勘察地形。数日后相得胜水峪“龙盘虎踞，星拱云联，允协万年之吉”。乾隆览过绘图后，甚是满意，并诏旨于第二年二月初十日动工兴建。至此，清王朝丧葬规制的长河在雍正朝拐弯之后，又在这里改道分岔。长河的主流从此一分为二，一条支脉流向东陵，另一条流向西陵，从而形成了中国历代王朝丧葬史上的独特规制和景观。如此做法的思想脉络和内在干系，主要是乾隆考虑到，若从自己之后起历代皇帝都葬于西陵，那么东陵必然有香火渐衰、冷清无助之感，日久定会荒废不堪。为兼顾东西两陵的盛衰，他才做出了这一抉择。关于这一点，乾隆在六十年（1795年）将皇位让于其子嘉庆时，在十二月二十日的谕旨中说得很是明了：“向例，皇帝登基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乾隆元年，朕诏登大宝，本欲于泰陵附近地方相建万年吉地，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是以朕万年吉地建在东陵界内之胜水峪，若嗣皇帝及孙曾辈，因朕吉地在东择建，则又与泰陵疏隔，亦非似续相继之义。嗣皇帝万年吉地自应于西陵界内卜择，着各该衙门即遵照此旨，在泰陵附近地方敬谨选建。至朕孙缵承统绪时，其吉地又当建在东陵界内。我朝景远庞鸿，庆延瓜瓞，承承继继，各依昭穆次序，迭分东西，一脉相连，不致递推递远。且遵化、易州两处，山川深邃，灵秀所钟，其中吉地甚多，亦可不必于他处另为选择，有妨小民田产，实为万世良法，我子孙惟当恪遵朕旨，溯源笃本，衍庆延禧，亿万斯年，相承勿替。此则我大清无疆之福也，此谕。”
乾隆的诏谕除说明了他将寿宫选在东陵的原委外，还做了“兆葬之制”的硬性规定，即若父在东陵，则子在西陵；父在西陵，则子在东陵。也就是说雍正在西陵，乾隆应在东陵，而乾隆在东陵，他的儿子则在西陵，他的孙子应选东陵，以此类推，不可违旨。当这个东、西二陵兼顾的设想出台后，乾隆唯恐哪位不肖子孙像他父亲那样独出心裁，东、西二陵都不选，另立门户，再选出个南陵或北陵，这样他设想的“兆葬之制”势必被打破，造成无法依附、无章典可循的混乱局面。为此，他又专门做出规定，非东即西，不能再随便另选陵址，这样就断了后世不肖子孙别出心裁的念头。所有这些，在体现了乾隆顾全大局的同时，也完全可窥到他当时在处理这类事务上的良苦用心。只是令乾隆本人以及随他入葬东陵的后世子孙想不到的是，他的中途易辙和这道谕旨的下达，使他们在一百年后，共同迎来了陵寝被盗、尸骨被抛的厄运。而当这种厄运到来之后，世人不免做出种种假想，假如乾隆当年葬入西陵，他的子孙也效仿而做，是否还会有一百年后东陵被盗的凄惨景观？乾隆是否会同他的子孙如今天人们看到的清西陵的主人一样，安然无恙地就寝于地下玄宫之中？
乾隆朝继承了康熙、雍正朝的盛世，建陵时正值国家鼎盛、国库丰盈之际，故此整个陵园、地宫的建筑均是遍选天下精工美料，仅其木材就分别来自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及东北兴安岭地区的原始森林，而这些木材中又以珍贵的楠木居多。其石料则取自北京房山和蓟县盘山的石场，砖料由山东临清、江苏专工制造，瓦料由京西琉璃厂运送，即是土料也是由数十里外精选的含沙量适当的“客土”。整个陵寝由圣德神功碑、五孔桥、石象生、牌楼门、神道碑亭、隆恩门、配殿、隆恩殿、方城、明楼、宝顶以及地下玄宫等主体建筑组成，其神道南端与孝陵相连。整个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整，材料精致，工艺精湛。尤其是地下玄宫的建筑风格和艺术水准，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寝中所罕见的。陵寝工程从乾隆八年（1743年）开始兴建，至乾隆十七年（1752年）主体工程基本告竣，先后经历九年的时光，共耗银203万两。
乾隆六十年，乾隆鉴于祖父康熙在位61年驾崩，以不超越祖宗和功高盖祖为名，毅然决定将皇帝位让给皇十五子颙琰，本人则升为太上皇，但实际上仍牢牢掌握着朝中大权。不管实际上怎样玩弄权术，毕竟乾隆在名义上做了60年的皇帝后将皇位让给了儿子。十五子颙琰即位后，改年号为嘉庆，大清历史上一个新的朝代诞生了。
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乾隆驾崩于养心殿，卒年89岁。他的驾崩当属一个八十九岁老人精气血脉耗干后的正常死亡。这是继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关东建国，世祖顺治入关统治中国以来，六代帝王在奔赴黄泉路上的第一次平常事，也是整个大清王朝近300年历史进程中，少数几个没有在死亡情节上留下悬案的帝王之一。
嘉庆四年九月十五日，乾隆梓宫入葬东陵胜水峪被称为裕陵的地下玄宫。随其赴葬的有后妃五人，分别是孝贤、孝仪两位皇后，慧贤、哲悯、淑嘉三位皇贵妃。就其祔葬人数而言，与康熙陵相同，是为数不多的。
早在乾隆五十二年三月十一日，乾隆就降旨：待自己入葬之后，在为其建造功德碑时，要仿照新修的明代长陵碑亭式样，发券成造，其规模大小，不可超过景陵制度。但是乾隆崩后，嘉庆六年破土动工的裕陵大碑楼，却违背他的遗愿而完全仿照康熙帝景陵大碑楼的规制建造了。这一点是乾隆生前没有想到的。
尽管嘉庆在碑楼的建造上违背了乾隆的遗愿，但从他亲手为其父御制，乾隆第十一子、清代著名书法家成亲王永一书写的洋洋洒洒4300余字的碑文中，却对乾隆大加颂扬，称他“兼尧舜禹汤文武孔子之勋德，帝王以来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同时还称他“四德无违，十全有一，文谟武烈，丕显丕承”。此时的乾隆已被吹捧成一个十全十美的历史完人。
让后人耿耿于怀和颇有微词的是，由于这位风流天子的追蜂引蝶，游玩取乐，滋长了大小臣僚的好大喜功、奢侈浪费、贪污腐败的风气，为贪官污吏创造了借口和培植了繁衍生存的土壤。整个乾隆朝，从皇帝到臣僚再到大小官吏，就是在这样一种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放纵、贪欲和一次次的折腾中，使大清的元气受到极大的消耗，帝国航船受到重创，使好不容易出现的“康乾盛世”迅速衰落下去。
道光再迁清西陵
自嘉庆元年（1796年）开始，嘉庆的昌陵便按照乾隆的旨意在易县清西陵区动工兴建，至嘉庆八年（1803年）竣工完成。整个陵寝建筑耗银达几百万两。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帝驾崩于热河（今承德）行宫，终年六十一岁。道光元年（1821年）三月二十三日葬于清西陵昌陵地宫。跟他同葬的仅有一人，那便是道光皇帝的生母、被封为孝淑睿皇后的喜塔腊氏。
嘉庆帝驾崩后，由他的第二子、时年三十九岁的旻宁继位，年号道光。
道光登基之后，在选择陵址的问题上，对当年乾隆所作“兆葬规制，迭分东西”的谕旨还是颇为看重的。既然祖父乾隆葬于东陵，父皇嘉庆葬于西陵，那自己就该葬于东陵。于是，他在登基不久的道光元年（1821年）九月二日匆忙降旨：“国家定制，登极后即应选择万年吉地。嘉庆元年奉皇祖高宗纯皇帝敕谕，嗣后吉地各依昭穆次序，在东陵、西陵界内分建。今朕诏登大宝，恪遵成宪，于东陵界内绕斗峪，（后改为宝华峪）建立吉地。”
谕旨降下后，道光派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尚书英和、侍郎阿克当阿全权负责办理陵寝工程，并定于当年十月十八日破土动工。庄亲王等人接旨后集中一切精力兴建陵寝，经过七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道光七年（1827年）九月宣告竣工。
为了表示重视，道光在竣工之日亲临东陵宝华峪祭奠，并将先前薨逝的孝穆皇后的梓宫安奉于地宫之中。当道光看到陵寝规制完备、建筑坚固、艺术精湛之时，心中甚喜，并欣然传谕：免原工程大臣庄亲王绵课应缴前借俸银四万两，大学士戴均元晋加太子太师衔，其子即以户部员外郎升郎中，归还热河都统英和一品顶戴及花翎。对穆彰阿、敬征、宝兴、继昌等臣工均论功行赏，有关匠役也得到了相应的赏赐。
道光八年初夏，道光出京越塞行围打猎。一天夜里，忽然梦见已逝的皇后在海中向他呼救，道光遂被噩梦惊醒。待他静了心神刚刚入睡，忽又被海中皇后的呼喊惊醒，一连三次，道光连惊带吓被折腾得全无睡意。他静下心对这个怪诞的梦反复琢磨了一会儿，终于悟到可能陵寝中地宫浸水，故此已入葬的皇后有梦托来。第二天一早，道光传旨，派人将自己的陵寝地宫打开，他要御驾亲临验看。
当道光再度来到陵寝地宫时，发现靴底潮湿，墙角处有水浸出。道光见了大为惊奇和愤慨，他惊奇自己的梦果然灵验，看来皇后的灵魂确实尚在阴阳两界不死不灭；愤慨的是地宫才关闭几个月，就有如此不祥之兆出现，那待自己寿终正寝后，几十年，几百年，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模样？那时的地宫不成了江河湖泊之势？自己躺在大海或江河湖泊里，尸骨何以幸存，灵魂怎能安息？若非皇后死后有灵，事先托梦于自己，待驾崩之后，儿孙面对这个浊水滔滔的地宫，该如何是好？
想到这里，道光怒火冲天，立即传谕留京王大臣会同刑部堂官，对选陵修陵大臣庄亲王绵课、大学士戴均元等主要人员及地宫浸水原因“切实根究”。谕旨一下，那些在几个月前才得以加官晋爵的臣工大员还没从惊喜的美梦中醒过来，已被全部捕进刑部衙门，兴师问罪了。
被捉拿在案的臣僚臣工相互推诿，相互指责，无一人敢出面承担责任。但经过一年多的严审和追访，终于查出了地宫浸水的三大原因。一是“北面墙帮间有石母石滴水”，虽已“用工拦挡，令水旁流”，但“仍恐日久墙内蘅湿”。二是原议两旁安设龙须沟出水，“因英和告以不用安置，是以停止”。同时英和还以“土性甚纯，无泉石”，“龙须工程可以停办”等语上奏过道光，情同欺上。三是英和在建陵时保奏牛坤督工，言“有伊在彼，英和即不必经常亲自督工”。而牛坤则声称自己“不管工程”，双方互为推卸，致使地宫工程质量受损，造成浸水之憾。
道光对修建陵寝不力的官员加以惩办，本为消解心头之恨、胸中之愤和借以示众，对事情本身的解决并无裨益，地宫依然浸水不止。这时的道光理应下令对地宫的浸水采取补救措施，但不知出于一种怎样的考虑，他下令将这座征用了数十万工匠和数百万夫役、历时七载才修成的陵寝，无论地上地下的建筑全部废掉拆除，并不顾乾隆当年规定的“兆葬之制”，又毅然在易县西陵的龙泉峪另选陵址，重新建陵，致使几百万两白银铸成的建筑全部毁于一旦。令时人倍感兴趣的是，清王朝的丧葬历史的河流再度在这里拐弯，道光将这段历史画了个圆圈之后，又回到了当年雍正的起点上。这条河流又将重新进行另一轮的流淌。而道光在陵寝问题上的受挫，恰恰成全了他百年之后尚能安寝的夙愿，将厄运悄悄地转嫁于他儿子的头上。当几十年后的那个夜晚，东陵传出恐怖的爆炸之声时，此时的道光连同他的先祖雍正，一定会为当年的选择感到暗自庆幸。
道光十一年，道光帝的慕陵在西陵龙泉峪破土，至十六年竣工，历时四年。此项工程吸取了宝华峪地宫浸水的教训，选择了高平之地。在建陵过程中，道光一直提倡俭约行事，实际耗银却有二百四十多万两，即使东陵宝华峪那已经废掉的不算，仅西陵界的慕陵也比号称清陵之冠的耗银为二百零三万两的乾隆的裕陵还多耗费了三十七万两。若再加上宝华峪工程的一建一拆的耗银，可超过两个裕陵，哪里还有什么“俭约”可言？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十四日，六十九岁的道光帝驾崩于圆明园慎德堂。咸丰二年三月初二日，葬于清西陵慕陵。祔葬的有孝穆、孝慎、孝全三位皇后。
道光驾崩后，他的第四子、年仅二十岁的奕詝继承大位，年号咸丰，以次年（1851年）为咸丰元年。
由于本当葬入东陵的道光改葬西陵，这就迫使他的儿子咸丰帝不得不在东陵兴建陵寝。咸丰二年九月十五、十六两日，咸丰乘谒陵的机会，亲自来到臣僚们为他选定的东陵界平安峪、成子峪、辅君山等三处山势进行阅视。经过一连几年的反复比较，到咸丰八年，东陵界的平安峪被正式选定为万年吉地，并于咸丰九年（1859年）四月十三日申时破土。
咸丰帝的陵寝在整个修建过程中，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随朝政的变迁几次更换承修监工大臣；再是大量使用了道光帝废掉的宝华峪陵寝中的旧料，并开创了新的陵寝修建格局。
由于咸丰朝战乱不止，财政困难，国库空虚，其陵寝的修建不得不用道光帝当年在宝华峪废掉陵寝的旧料，其中石料、砖料使用最多。与此同时，在建筑规制和遵守祖宗成宪的基础上，又部分吸收道光帝慕陵的做法，对一些地上建筑进行了裁撤，如圣德神功碑楼、二柱门等，再加以改造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格局，从而成为以后兴建的惠陵和崇陵仿制的典范，在整个清王朝陵寝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遗憾的是，咸丰没有亲眼看到自己陵寝的竣工，就在战乱的苦痛中含恨崩逝了。
这位在晚清历史上被称为“战乱皇帝”的咸丰，一定死不瞑目，孤魂不安。纵观他的一生，实在令人扼腕叹息和万般无奈。咸丰即位不久，就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运动。短短数年之后，太平军定都天京（今南京），派兵北伐，逼近天津，大清王朝面临严重危机。此时的咸丰又派僧格林沁、胜保再度镇压太平军，令琦善、向荣率大军围困天京。几年之后，太平军击破清军对天京的包围，整个江南几乎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大清王朝只剩摇晃不定的半壁江山了。
正在这战火纷飞、硝烟四起、江山摇撼之际，英、法又于咸丰六年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次年攻陷广州。咸丰八年，大沽炮台失陷。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再次攻陷天津。这年的八月初八日，咸丰带领皇子、后妃及部分亲信大臣仓皇出逃热河行宫。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在北京大肆洗劫并焚烧了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就在这战火未熄、硝烟未散的局势中，留在京中办理和局的恭亲王奕訢秉承咸丰的旨意，与英、法订立了《北京条约》，除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外，同时割让九龙给英国。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七月十七日，悲愤交集的咸丰在忧郁中驾崩于热河行宫，卒年三十一岁。咸丰崩逝后，其长子载淳继位，年号同治。
咸丰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梓宫由热河启程，十月初三日到达京师，并先后安奉于乾清宫、观德殿。同治元年九月九日，咸丰帝的梓宫由京启程运往东陵。由于此时咸丰帝的定陵尚未竣工，只好将梓宫于风水墙外的隆福寺行宫暂安。同治四年八月，定陵主体工程告竣。同年九月二十二日辰时，咸丰帝入葬定陵地宫，合葬地宫的是死后才被册封的皇后萨克达氏。
不知归葬何处的同治帝
咸丰帝热河驾崩后，由他当时唯一的一个年仅六岁的儿子载淳继承大位，年号同治，第二年（1862年）为同治元年。
同治即位后，尊封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徽号“慈安”。尊封自己的生母、贵妃叶赫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徽号“慈禧”。由于慈安居于东宫，慈禧居于西宫，历史上又将其称为东、西太后。
自此，大清的朝堂上，两宫皇太后开始了以皇帝的名义行使太后职权的“垂帘听政”。同治本人也开始了永无休止的作为傀儡皇帝的政治生涯。
按照清朝祖制，历代皇帝都是登基后即选陵址、建陵寝，同治登基自然不能例外。但令人费解的是，同治当了十几年的皇帝，两宫太后一直不开口提修建陵寝一事。太后没有恩准，作为傀儡皇帝的同治自然不敢吭声。
同治十三年（1875年）十二月初五日酉刻，同治因染上梅毒而撒手人寰，年仅十九岁。
同治驾崩后，由于无嗣继位，便由慈禧做主，将慈禧胞妹的儿子、同治的堂弟兼表弟、年仅三岁半的载湉接入宫中，并很快让其继承大位，年号光绪，第二年（1876年）改元光绪元年。
光绪继位后，同治的皇后阿鲁特氏，因慈禧的专横暴虐而深感自己以后处境危艰，前程渺茫，遂于同治去世之后的光绪元年二月二十日，在宫中吞金自杀，卒年二十二岁。皇后自杀，举朝皆惊，无不为之扼腕痛惜。
帝后先后崩亡，理应尽快归葬，但由于慈禧的专权，直到此时同治的陵寝尚未建造，帝后的梓宫只好移奉隆福寺暂安。
由于此前的咸丰帝已葬于东陵，按照清廷祖制，作为儿子的同治理应葬于西陵。这时权柄在握的慈禧却偏偏不理祖宗那一套规制，反而大行逆道，断然决定在东陵的双山峪为同治建陵。
光绪元年八月，同治的惠陵开始在双山峪动工兴建，到光绪四年九月建成，建造工程仅用了三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整个清东陵的皇帝陵寝中，这座陵寝不仅建造时间最短，就其整体规格和质量而言也是最为低下和次劣的。清东陵五座皇帝陵寝中的最后一座陵寝，就这样匆匆收场了。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同治帝、后的梓宫在停放了五年之后，被一同葬入东陵界内的惠陵地宫。
六十年后的1945年，同治帝后的惠陵被盗掘，皇帝的尸骨被捣毁，而完好如初、身体仍富弹性的皇后阿鲁特氏，衣服被剥光，腹部被剖开。盗墓者如此惨无人道的做法，竟是为了要得到当年皇后吞于腹中并被致于死命的一点点黄金。上帝无眼，苍天不公，一对生前境遇悲惨的男女，又突遭罹难，实在让后来者欲恨不能、欲哭无泪，为人世竟有这么多的不幸而悲天长悯！
慈安、慈禧定东陵
去则去矣。虽未彻底万事皆休，但总算得到了暂短的安息。而作为继任的光绪皇帝，此时正受着比同治还要凄惨、还要痛苦不堪的煎熬。在光绪登基直至驾崩的三十四年中，专横跋扈的慈禧从未提起过给光绪建造陵寝一事。慑于慈禧的**威，满朝文武，未有一人敢提及此事。与此相反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慈禧对自己的陵寝建造却一刻未忘，同时做出了令人骇怪的举动。
早在同治五年（1866年），三十二岁的慈禧就命臣僚、术士赴清东陵陵区为自己和慈安选择陵址。在初选的过程中，有的因水位不良，有的因山势不佳，有的因隔河修御路困难，均未选中。
到了同治十二年，同治与皇后行完大婚仪式并相继在太和殿举行亲政大典后，于三月初恭谒东陵。就在这次恭谒中，同治奉慈禧的旨意，率领臣僚、术士为东、西两宫太后在东陵界内选择的万年吉地做最后勘定。经过几日的勘察，他们相定一处穴基，认此地确是“地势雄秀，山川环抱，实乃万古上吉之地”。同治返京后，遂呈陵址蓝图请两宫太后阅示，慈安、慈禧两太后甚是满意。此处有两座后山，原来一座名为平顶山，一座名为菩陀山，尊奉慈禧和慈安两太后的旨意，同治十二年三月十九日，同治以朱笔改平顶山为普祥峪，改菩陀山为菩陀峪。随后打桩立记，拟在普祥峪修建慈安陵，在菩陀峪修建慈禧陵。
清宫历代皇后，慈禧作为最热衷权势、最显赫的一位皇后（尽管咸丰驾崩后才得到这个虚位）当属无疑。这个女人在实际统治大清王朝近半个世纪里，曾闹出了许多违背祖制的事情，让后人为之揣度猜测，争论不休。但是，在单独建造陵寝这一点上，慈禧并非首创。
开皇后单独建陵之先河的，是康熙五十六年薨逝的顺治帝的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即孝惠章皇后。
孝惠章皇后十四岁入宫，被封为妃，继之被册立为中宫皇后，因不久后入宫的董妃董鄂氏艳丽聪慧，颇受顺治的宠爱，孝惠章皇后曾一度遭到冷遇，皇后的位子差点让董鄂氏取而代之。她入宫不到七年，董鄂氏撒手人寰，顺治帝也驾崩归天，年仅二十一岁的孝惠章皇后自此开始了寡居的生活。
由于康熙的生母于康熙二年就早早地薨逝，年仅十岁的康熙便由孝庄太皇太后、皇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提携看视，母子之情极为深厚，康熙对这位年轻的皇太后也倍加孝敬。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康熙多次陪伴皇太后去热河行宫避暑、五台山进香、拜谒祖陵、外出巡视，母子感情不断地加深。康熙五十六年十二月初六日酉刻，皇太后病逝于宁寿宫，享年七十七岁。康熙得知皇太后的死讯后，悲恸万分，亲自带病守灵，并降旨要隆重治丧，还坚持为皇太后上谥号为孝惠章皇后。
在此之前，按照清王朝的祖制，无论皇后死于皇帝之前还是之后，都应葬于皇帝陵内。康熙二十六年，清太宗皇太极的皇后、顺治的生母、康熙朝的孝庄太皇太后薨逝。死前留下遗嘱：“太宗文皇帝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未便合葬”，并希望将其葬于东陵以和儿孙们长期为伴。对于这份遗嘱，康熙极其为难。由于清太宗皇太极的陵寝远在盛京（沈阳），奉运的确不便，康熙又不愿违背太皇太后的遗愿，只好降旨将灵柩暂安奉于清东陵风水墙外的“暂安奉殿”。
按照祖制，这次孝惠章皇后理应葬入顺治的孝陵地宫，与先皇共安息。康熙却没有这样做，而是打破祖制，在孝陵东侧为孝惠章皇后单独修建了一座陵寝，名为孝东陵。康熙为什么要如此安排，一直成为后人争论不休的话题。据清东陵研究者、历史学家徐广源先生推断，康熙的做法可能出于下面两个原因：其一是受孝庄太皇太后遗嘱中“卑不动尊”等语的影响和启示，认为先皇的梓宫已入葬半个多世纪，孝惠章皇后不宜重开已封闭的地宫，葬入孝陵，以卑动尊；其二是数十年来，康熙与孝惠章皇后之间的母子情深，促使他单独为其修建陵寝以示孝敬和报答提携看视之恩。当然，徐广源先生的推断只能算作一家之言，到底真情是否如此，尚需进一步考证。但不管作何推断，孝惠章皇后的孝东陵还是兴建了起来，并于康熙五十七年入葬地宫。自此，孝东陵作为清王朝兴建的第一座皇后陵寝，开创了历代王朝为皇后单独建陵之制。至雍正五年，雍正帝将康熙二十年在东陵建成的专葬妃嫔的“妃衙门”正式尊奉为妃园寝。整个清东陵形成了皇帝、皇后、妃嫔等各自不同的陵寝。当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慈禧掌权的时代，作为名正言顺的皇太后，为自己建造陵寝亦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由于清王朝自嘉庆之后，国力大衰，财政屡屡出现赤字，故素以“节俭”为名的道光帝屡次谕示：“以后历代皇主，万年吉地地宫尺丈规模，着遵照慕陵规制。”慈禧却不管先祖的那一套，她指示建陵的大臣，除了采用慕陵规制外，还要采取众陵之长，臣僚们自是心神领会。后来的事实证明，定东陵仿照慕陵、昭西陵（孝庄皇太后陵，雍正朝建成）之外，还吸收了咸丰帝定陵的长处，其中在地宫的庑殿蓑衣顶用新样城砖灰砌，就显然来自定陵。清初所建的第一座皇后陵——孝东陵，没有下马牌、神道碑亭，以后在清西陵陆续建成的泰东陵、昌西陵、慕东陵等三座皇后陵，也只增加了下马石牌，而未设神道碑亭。但定东陵下马石牌、神道碑亭一应俱全，完全逾越了祖制。可慈禧不管这些，不仅将地面建筑搞得奢靡豪华，其地宫建筑也独具特色。其雕刻之华美、选料之精良、设计之合理，无不令人惊叹称奇。连乾隆的裕陵都没有的排水系统，在此却极为精巧地安设齐备，那六个古钱状的排水沟漏，将地宫积水汇于两条地下龙须沟，而后再顺势注于陵院外的东西马槽沟内，保持了整个地宫的干燥。许多年后，当盗墓者将东陵十几座陵寝打开时，发现几乎每座陵墓的地宫都注有深浅不同的积水，唯定东陵干燥如初，其原因就是这古钱状的排水系统产生的作用。
慈禧、慈安两太后的定东陵，自同治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开始施工，至光绪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同时竣工，历时七年。慈安的普祥峪陵寝用银266.5万余两，慈禧的菩陀峪陵寝用银227万两。两陵除规格相同外，占地面积均为2.2万多平方米。
在定东陵建成不到两年的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十一日初更时分，慈安皇太后驾崩了。光绪七年九月十七日卯时，葬于东陵界内的普祥峪定东陵地宫。
由于慈禧和慈安的两座陵寝并列东西，面南背北，中间只隔一条用于排水的马槽沟。慈安身为东宫太后，却葬在了西面的普祥峪陵寝，而慈禧自然就占据东面的那座菩陀峪陵寝了。东太后西葬，西太后东葬，这个看似颇不在情理的葬制，不免引起后人的迷惑和议论。
其实，清朝入关并建东陵以来，自顺治的孝惠章皇后独自建陵之后，凡比皇帝晚逝的皇后，都无一例外地单独建造陵寝，并以先皇帝的陵寝之名和自己陵的方位命名。如孝惠章皇后的陵寝在顺治帝孝陵的东侧，就定陵名为孝东陵，其他如“泰东陵”“昌西陵”“昭西陵”等陵名，均是以当朝皇帝的陵名加方位而成。因咸丰帝的陵寝称定陵，慈安、慈禧两陵均坐落于定陵东侧，故统称定东陵。因为陵名的确定是以咸丰帝的定陵为中心而不是以整个陵区为中心而得，那么，慈安葬于西边，从地理位置上就更靠近咸丰帝的定陵，而慈禧葬入东边，就相对地距定陵或者说咸丰帝要远些。因慈安生前的地位一直高于慈禧，这个葬制是合乎情理的。况且皇陵中的神路设施，均按“以次接主”的规制而成，咸丰帝的神路接顺治帝的孝陵神路，而慈安的神路又接咸丰帝的神路，那慈禧的神路又接于慈安的神路之上。由此更可看出，慈安尽管葬在了西边，不但不能说明其地位低下，反而证明她的地位要高于慈禧。这也正是决定她葬于西侧的根本原因。
慈禧陵为何重建
慈安皇太后死了，慈禧最终登上了权力的顶峰，更是无所顾忌。
甲午战争的乌云在使大清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暂时退去。但普天之下没有迎来灿烂的阳光，还遭遇了百年罕见的水灾、旱灾、虫灾，数千万灾民在水火交融中无家可归，生死无着。此时的慈禧却再也不顾国家大量割地赔款、财政极端紧缺的现实，更不顾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之惨痛了，她怀着没能在颐和园举行六十庆典的缺憾和多少年后也没有人完全猜测得出的一种极其复杂的心理，毅然颁旨重修她那东陵地界的定东陵。她近似疯狂地颁旨，召集天下精工巧匠，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式重修菩陀峪定东陵，并诏令群臣在重修中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将隆恩殿前的那块丹陛石换掉。
按清宫规制，丹陛石上的“龙凤戏珠”石雕图案本应是龙在上、凤在下，象征皇帝为天、皇后为地，天地结合，也就是阴阳结合。世上的万事万物正是在这天地、阴阳的相互依赖、结合中产生的。正在垂帘听政的慈禧却不管祖制和这来自自然界的道理。她要反其道而行之，诏令臣工一定要将丹陛石雕刻成凤在上、龙在下，以示自己为天，皇帝为地，自己为上，皇帝为下。于是，一块凤在上、龙在下，“凤龙戏珠”的丹陛石浮雕很快刻就，并镶于定东陵的隆恩大殿前最显要之处。
图12-3 慈禧陵毁弃的御路石与右下角暗雕的小壁虎
丹陛石上除了那雕得活灵活现、栩栩如生、凌空展翅的翔凤和腾水穿云的蛟龙，在丹陛石最下端的“海水江岸”图案中，还雕刻着一只小小的壁虎从崖石缝内钻出来，前身微露，两只带有五个爪的前腿伸出，口内吐出一股如意云朵。这只小小的壁虎，在外人看来只不过是一点装饰或点缀，有和无都无碍大局，但慈禧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念念不忘。因为内行人知道，这只壁虎虽小，其暗含的寓意却甚大。唯鉴于其暗含的重大寓意，清宫才作为一种祖制保持、流传下来。这个隐意的来源起自于壁虎本身。历代王朝将壁虎命名为“守宫”，并在宫中屡有试验和应用。清朝宫廷虽不再饲养壁虎，但对其“守宫”的声名却深信不疑，故在单独兴建的后、妃陵寝的丹陛石上都暗刻一只壁虎，以为“镇物”。这种雕刻之法作为清宫的一种祖制保留了下来。至于慈禧面对这个“镇物”，是否想到了有辱她的尊严，或是感到自己葬入地宫后灵魂真的被镇住而不得自由因而暴怒异常，也只有她自己才能解释了。
不管怎么解释，慈禧对丹陛石上那只小小的壁虎产生了恐惧是肯定的。正因为如此，决定要重修定东陵的慈禧才下令首先将隆恩殿前的那块丹陛石换掉，重新安设没有壁虎的石雕。
对于这个明显违背祖制的诏令，再也没有人敢提出异议了。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年过六旬的慈禧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绝对权威，满朝文武也在不断地与她交手、摩擦、顶撞后，纷纷败下阵来，并渐渐变得唯命是从、心悦诚服，不敢有丝毫非分之想了。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将带有壁虎的石雕换下后，偷偷埋入定东陵一侧的地下，意在留给后人窥测当年的真相和评说慈禧此举的是非功过。
重修后的隆恩殿及东西配殿，其工艺高超，规模庞大，豪华富丽，用料精致，因而靡费惊人，不仅超越了清朝历代祖陵，就连明、清两朝二十四代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也没有如此奢华。清宫祖制规定，凡帝后陵的隆恩殿内，只许在四根明柱上贴金，做缠枝莲花或盘龙行云状。哪怕是代表着皇权神威，帝王登基时受百官朝拜的紫禁城内的金銮殿（太和殿）也只有六根贴金明柱。在慈禧陵三殿内外，却有六十四根金柱傲然矗立。这些金柱还不是一般的表示性的贴金，而是用铜做成半立体镂刻的盘龙，铜上鎏金，光华四射，闪闪耀目。尤其是在立体状的龙头上安装了带有弹簧的龙须。这龙须借助空气的流通，自行来回摆动，如群龙低吟，妙不可言。人们在惊愕慈禧奢华靡费的同时，又不能不对工艺设计者们那富有灵性的天才杰作表示叹服和崇敬。
慈禧的菩陀峪定东陵自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兴工重建，历时十四年，直到慈禧崩亡前不久，始得完竣。其整体工艺水平、豪华程度，为中国明、清两朝二十四代帝后陵寝之最。当这座独一无二的辉煌陵寝竣工的信息通过朝臣奏于慈禧时，躺在病榻上已病入膏肓、行将归天的慈禧，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喜色，内心极其欣慰。这次总算在形式上大大地超过了慈安，并让自己生前死去的这位对手无可奈何了。
光绪、慈禧崩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廿一日（1908年11月14日傍晚）酉刻，年仅38岁的光绪皇帝驾崩于西苑南海中的瀛台。
就在光绪死后的第二天，即十月廿二日，紫禁城内的空气进入了短暂的凝固之后，“砰”的一声炸开，本朝惊天动地的大事终于发生了——驾驽大清帝国近半个世纪，权倾朝野的铁血女人，74岁的慈禧皇太后咽下最后一口气，死于西苑仪鸾殿。自此，一个行将全面崩溃的帝国残局，不可更改地落到了醇亲王载沣之子、一个年仅3岁的男孩溥仪的肩上。
令人扼腕叹息的是，在光绪登基直至驾崩长达三十四年的岁月里，不但一生竭力倡导的改革事业未能成就，图谋报国的壮志未竟，就连自己的陵寝也未兴建。直到他驾崩后，才由他的异母弟、新登基的宣统皇帝溥仪之父、醇亲王载沣派人在西陵界内找了一块叫绝龙峪的地方，兴建了清王朝统治时期最后的一座皇帝陵寝，并于五年后的民国二年（1913年）将其草草安葬。光绪帝倒霉至此，醇亲王愚蠢至此，已无复加。生前的哀婉凄惨，身陷囹圄总算过去，但死后以真龙天子之身又落到绝龙峪中，可知他的孤魂该是怎样的忧愤与悲惨，可见大清王朝确也是命当该绝了。而当大清王朝正式宣告灭亡时，已驾崩三年的光绪皇帝，那硬邦邦的尸体还躺在紫禁城一间漆黑的屋子里。
图12-4 慈禧太后安葬时纸人纸马组成的仪仗队
图12-5 慈禧太后出殡时的棺椁和杠夫
与光绪不同的是，那位一生都在恃宠专权、作威作福的慈禧，生前享尽人间荣耀与辉煌，死后更是气派非凡，华贵异常。在她崩亡二十四天后的十一月十六日，慈禧的“佛体”入殓于棺椁之中。伴她放进棺椁的还有大量金银珠宝和其生前喜爱的宠物，整个棺椁造价昂贵，豪华无比。其木料均取自云南的深山老林，只是这些木材的运费就耗银数十万两。当棺椁成型后，先用一百匹高丽布缠裹衬垫，然后再反复油漆四十九次，始装殓慈禧尸骨。
从慈禧崩亡到棺椁抵达东陵，其间将近折腾了一年，最后总算于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四日巳时，将棺椁葬入菩陀峪定东陵地宫。整个殡葬共耗费白银一百二十多万两，为大清历代帝王后妃葬礼之最。
正当慈禧躺在华贵舒适的地宫里，任凭幽灵自在穿行，并为她生前死后的无上“荣耀”而志得意满、沾沾自喜时，她没有想到，辉煌夺目的紫禁城已进入大清帝国日落后的黄昏，光芒灿烂的昌瑞山也将很快王气不再，并进入一代王朝彻底衰败的暮色之中。
图12-6 《京师公报》发布的清帝退位“号外”
就在溥仪登基不到三年的辛亥年（1911年），大清帝国的丧钟被南方的革命党人敲响。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全国掀起了暴风骤雨加冰雹般的反满狂潮。同盟会领袖孙中山顺应时势于1912年1月1日，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在南京宣誓就职，成立临时政府，改年号为民国元年。
新政府的成立，使日薄西山的清王朝在革命党人的胁迫以及本朝北洋大臣袁世凯的诱逼、欺骗下，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做出了让小皇帝溥仪退位的决定。
随着皇帝退位诏书和民国优待清室条件公布天下，宣告了大清皇朝统治中国的正式终结。
自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迎清兵入关，多尔衮定都燕京（北京在辽金时期的旧称）以摄政王开基，入主中原，奠定大清基业，此时也以摄政王终结。大清王朝共传10主，凡268年，若加上入主中原之前，清王室在满洲称帝的2主（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总计12朝。
按照清廷和民国政府事先达成的协议，紫禁城一分为二，以乾清门广场为界，前朝部分即三大殿和文华、武英等殿归民国政府所有，内廷部分即后三宫和东、西六宫等处，仍为清廷人员占据。
在这以后的十几年里，紫禁城内小朝廷穷奢极侈的生活方式未有丝毫的变更，宫里宫外驻有大批护军，森严气氛一如既往。满蒙王公旧臣遗老以及念佛吃素的僧侣们，照例进进出出，向高踞在宝座上的“小皇帝”叩头礼拜。大批太监、宫女、侍卫供“小皇帝”和“后、妃”及“皇室”人员役使，并有“内务府”“宗人府”等衙署为小皇帝和“皇室”人员操办事务。
在各色大旗、各种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历史迎来了以直系军阀曹锟为政府总统的不凡的1924年以及在这一年里发生的“北京政变”。这次中国近代史上非同凡响的政变，在促使“贿选总统”下台、紫禁城内的小朝廷烟消云散的同时，也为几年之后清东陵发生的惊天盗掘案埋下了深深的伏笔。而盗案的主角，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盗陵将军——孙殿英。
接近清东陵
1928年4月30日，张宗昌放弃济南，仓皇向东逃窜。徐源泉率孙殿英等部也先后弃山东退到天津南仓，继又退到河北蓟县、马兰峪一带。6月29日，孙部退至北京以东的蓟县城。
正在徐源泉、孙殿英走投无路时，蒋介石出于自身利益，派遣其亲信要员、专门负责动员北方各军响应北伐的何成濬，对徐源泉、孙殿英策反。徐、孙二人见奉、鲁军大势已去，只好暂时答应倒戈，并接受了蒋介石的改编。徐源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总指挥，孙殿英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其部下设了四个师、一个独立旅和一个工兵团，外加部分手枪队等。至此，孙殿英摇身一变，又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员将领。
孙殿英部来到蓟县后，把军部设于城内的一座寺庙中。随后，孙殿英即命人召来遵化、玉田、蓟县三县的官僚、豪绅、商贾商量军队的粮饷事宜。这三县的头面人物来到军部听了孙殿英的叙说后，个个脸上布满愁容，支支吾吾表示自己有困难。遵化、玉田、蓟县一带又地瘠民贫，比不得江南鱼米之乡，筹集粮饷自是困难重重。但话又说回来，既然要保存这支军队，就要吃饭花钱，尽管孙殿英部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但这只是一个名分，蒋介石是不会将手中的钱财花在这支被招安的部队身上的。别无选择，纵有万般困难，也要从当地筹集粮饷。
正当孙殿英欲以一军之长的雄威对面前的士绅采取高压手段时，却听遵化县的来人说道：“眼下奉军溃退，许多军队由兵变匪，在这一带打家劫舍，抢钱抢粮，当地老百姓仅有的一点救命钱财几乎都被抢劫一空。原马兰峪有匪首马福田，本是一名多年巨匪，盘踞马兰峪一带无恶不作，于去年秋曾被奉军岳兆麟军长收编，马福田成了团长。谁料想奉军败退，马福田重又率部下四五百人归山，仍回该镇，倒行逆施，更甚往昔，烧杀**掠，肆意横行。在将当地老百姓的钱财劫抢一空后又窜往清东陵，捣毁殿宇，刨坟掘墓，将大量金银器具及坟中珍宝盗出，运往北京变卖，据说一笔就成交十二万元之巨……”
“什么？”孙殿英听到这里，原来那迷迷瞪瞪的头脑像被电击一般，跷起的二郎腿迅速收回，腾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冲遵化县的来人急切地问道：“这清东陵离本军部有多远？”
“几十里地，翻过两个山头就到了。”来人答。
“清东陵不是有军队守护吗？怎么可以让马福田之匪类任意横行？”
“别提了，清东陵的驻军早没了。现在只有几个半死不活的老头子在看护，像没主没家的孩子一样，地面上的珍贵东西几乎全被抢光了，树木也被砍伐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