妃嫔宫女和工匠在宫内封门的假设不能成立，就只有一种可能存在，那就是在帝后安葬完毕后，活人全部撤出，把门关闭，里面的石头自动将门堵住封严。那么又是一种什么力量使石头自动把门顶住呢？
木板房内烟雾弥漫，议论纷纷。大家提出一个个假设，又一个个将这些假设在科学的分析中予以否定。谜团连着谜团，在大家的心里滚动翻腾，使发掘者心力交瘁。远处传来一声鸡啼，天就要亮了。
第二天下午，赵其昌带人再次来到玄宫的石门前，研究开门的方法。赵其昌试图在石门四周找到像“指路石”一样的密码，但希望落空了。大门上的乳状门钉，有的是后来嵌入雕好的凿槽之内，四周的石墙也严丝合缝，找不出任何蛛丝马迹。研究工作不得不回到查访文献史料上来。
早前，赵其昌曾经在北京西郊、东郊发掘过几座明清时代的贵族墓。当时有些墓道的石门，是采用石球滚动的方法将门顶住的。即先在石门内侧做成一个斜坡石面，门槛处凿出沟槽，槽的顶部放好石球，用敞开的门挡住。入葬完毕，人走出门外，两门逐渐关闭，石球便沿着地面斜坡滚动，直到石门完全关闭，石球在两门**处的一个更深的石槽内停住，门也就被堵死了。
石球顶门为打开定陵地下玄宫之门提供了启示。从门缝看进去，石门之后可能是用一根石条顶住的。石球虽不同于石条，原理应是大同小异：在两扇门关闭时，将石条倚于门后槽内；人走出后，石条随着石门的关闭慢慢倾斜；石门完全关闭时，石条也随之滑向两扇门的中央，于是石门得以完全顶死。这个设想极有可能，而且也必须如此，才能顶住石门。
图11-5 玄宫石门关闭示意图
1.关闭前（平面）
2.关闭前（侧面）
3.关闭后（平面）
4.关闭后（侧面）
原理已经弄清，就要设法挪开石条，开启大门。工作队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终于从有关明末崇祯帝入葬的记载中，找到了大门洞开的“钥匙”。
拐钉钥匙
故事还要从崇祯十七年（1644年）开始讲起。
李自成率领大顺军队拿下居庸关，直抵北京城下。三月十七日晚上，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朱由检，遥望城外到处都是火光，沉闷的炮声不断冲入耳鼓，知道大势已去，仰天长叹一声：“只是苦我全城百姓！”急惶惶回到乾清宫，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周皇后见崇祯已丧失斗志，明亡在即，垂泪说道：“妾事皇上一十八年，你一句话也听不进，致有今日。”说完拔刀刎颈而死。
16岁的长平公主牵着父亲的衣襟，泪如雨下。崇祯咬咬牙，叹口气说：“你为何偏生于我家！”然后拔出宝剑，左手以袍掩面，右手举剑砍下。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公主的左臂落到地上。崇祯还想再砍，但手软无力了，只好作罢。崇祯手执三眼火铳，率领几十名太监冲出乾清宫，骑马直奔安定门，想夺城而走。但此时安定门已经封闭，无法开启。外城也被攻破，大顺军队冲杀而来。崇祯皇帝只得下马，看看身边的太监已经跑掉，只有王承恩一人立于马前。君臣两人只好弃马登上煤山（今景山）。崇祯脱下外服，要过王承恩随身携带的笔，借着火光月色，在白缎衣里上写下了他的最后一份诏书：“朕自登基以来，十有七年，东人三侵内地，逆贼直通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崇祯皇帝把衣服挂在树上，将冠摘下，散开头发，披在脸上，在老槐树上自缢而亡。
同年四月三十日，李自成与清兵交锋兵败，落荒而走，北京为清军所占。昌平县的几个乡绅出于对旧时君主的效忠，主动组织起来拿出钱财发丧。崇祯生前未来得及为自己建陵，只是给他的宠妃田贵妃在陵区的锦屏山下，建造了一座豪华陵墓。乡绅们便将崇祯和周皇后的棺木运往田贵妃的墓中安葬。史料载：工匠用了4个昼夜，挖开了田贵妃墓，见到了地宫大门。用拐钉钥匙将石门打开后，把田贵妃棺移于石床之右，周皇后棺安放石床之左，崇祯棺木放在正中。田贵妃死于无事之时，棺椁完备，崇祯皇帝有棺无椁，于是工匠们把田贵妃之椁让给了崇祯。安葬完毕，关闭石门，填上了封土……
发掘人员从这段记载中得知当年工匠打开地宫之门，使用的是“拐钉钥匙”。要打开石门，必须先推开顶门石条，但又不能让它完全倾倒摔坏，这就必须使用一种特制的工具。“拐钉”，顾名思义，一定是个带弯的东西……事情进展到这里，赵其昌一拍大腿，大声嚷道：“我明白了！”
他找来一根小手指粗的钢筋，把顶端弯成半个口字形，像一个缺了半边的无底勺子。他拿到大家面前：“你们看，这是不是‘拐钉钥匙’？”众人恍然大悟。听来极为神秘的东西，其实并不神秘，一经出现在现实中，却是那么平淡无奇。
地宫石门轰然洞开
10月5日上午，发掘人员进入地宫，准备用自制的“钥匙”开启石门。
地宫的石门虽深埋地下，但它气势之磅礴、形态之巍峨、艺术之精湛，丝毫不比紫禁城的巨大城门逊色。
隧道券内依然黑暗潮湿，气味熏人。尽管发掘人员已有一些了解，但面对这幽深的地宫和巨大的石门，心还是怦怦直跳。
图11-6 拐钉钥匙破解自来石封闭大门图示（制图：蔡博）
赵其昌手拿“拐钉钥匙”，将长柄的半个“口”字形钢筋竖起来，慢慢插进门缝。待接触到石条上部后，又将“口”字横过来套住石条的脖颈。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屏住呼吸轻轻推动，“钥匙”渐渐向里延伸，石条一点点移动起来，直到完全直立方才停止用力。“石条我拿稳，你们开门吧。”赵其昌两手攥紧“钥匙”一端，对白万玉说。
原以为这硕大的石门非有千斤之力不能开启，所以白万玉把人分成两组，列队两扇门前，喊一声：“开！”队员们一齐用力，石门轰然而开。雾气缭绕，灯光暗淡，看不清真实面目。为了做到万无一失，白万玉和赵其昌商定先点燃汽灯照亮墓道。
门上方，横亘着一块长方形青铜，两头凿有圆筒，使粗重的门轴上部巧妙地穿进筒中。经测量，青铜长3.6米，宽0.84米，厚0.3米。早在一年前，赵其昌就在查阅文献时，发现过这样一段史实：
庆陵修建时，工部郎中万燝在宫廷内外搜集碎铜，利用废铜炼制铜管扇，节省工料。万燝为人正直，由于他平时不满太监们胡作非为，引起了太监们的忌恨，太监们便告发他借机发青铜财。皇帝得知后，立即召人问罪。一阵痛打之后，万燝感到十分委屈，抹泪苦辩，才免于治罪。后来铜管扇制成用于陵中，皇帝和群臣才明白他当初的苦衷。
一年多来，赵其昌常常对这个典故所说的铜管扇进行琢磨，总未得到解答。今天看到这券门上部的青铜，才茅塞顿开。如果券门上部没有这种青铜炼制的铜管扇，其他东西很难承受这沉重石门的摩擦力。可见那位工部大臣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石门的制作不仅工整细致，而且十分精巧。门轴一侧厚达0.4米，铺首一侧仅为0.2米，只相当于门轴一半的厚度。门轴一侧粗厚，才能承受更多的重量，开门时不易损坏；铺首一面较薄，无形中减轻了石门的重量，也减轻了门轴的负荷，使通高3.3米、宽1.7米的巨大石门开关极为容易。
石门内侧，与门外铺首对称的地方有凸起部分用以承托石条，石门关闭后，石条上端顶住门内凸起部分，下端嵌入券门地面上一个凹槽内，以使门外无法推开石门。面对这座精致辉煌的巨门，无论是发掘者还是来此参观的游客，无不惊叹古代建筑者非凡的创造力和出色的艺术才能。
测量、画图、照相……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大家来到石条前，详细勘察，只见上面有模模糊糊的墨笔楷书11个小字：“玄宫七座门自来石俱未验”。字迹的出现，不仅使发掘者知道了顶门石条原名“自来石”——聪明的工匠创造了一个多么形象而韵味无穷的名字！同时也得知这幽深的玄宫内，还有六道石门等待他们去打开。
假墓疑冢？
按照自来石的提示，发掘人员穿过20米长的前殿，又看到一座紧闭的石门。纵横9排共81枚乳状门钉，在朦胧的光亮里闪闪烁烁，如同暗夜里无尽苍穹中密布的群星，令人遐思，使人陶醉。九是自然数字中最高的一位，石门上纵横九排乳状门钉，意在象征吉利与权威，这是帝国皇帝“九五之尊”的具体体现。
他们拿出“拐钉钥匙”，用开第一道石门的方法，将第二道门打开。
一盏汽灯照亮了三个汉白玉神座（供案）。中央一个神座较大，显然是皇帝的灵座，两边较小，是为皇后之灵位准备的。中央神座的靠背雕四个龙头，伸向两端。靠背后又雕一条纹龙，做戏珠状，四周为浮雕云纹，大有腾云驾雾之势。两侧的神座踏板前放置“五供”[10]，中央为黄色琉璃香炉。五供前有一口巨大的青花龙缸，缸内贮有蜡质，蜡面有铜制圆瓢子一个，瓢子中有一根灯芯，芯端有烧过的痕迹，这便是史书上所说的“长明灯”——万年灯。
根据痕迹判断，长明灯在安葬时是点燃的，当玄宫封闭后，因氧气缺乏，才渐渐熄灭。蜡质表面一层已经凝固，后经鉴定，为芝麻香油制成。这口青花龙缸，不但是定陵出土文物中的珍品，同时也是中国青花瓷器中的罕见之作。缸的高度和口径均为0.7米，外部刻有“大明嘉靖年制”的题款，颈和底部有莲瓣纹饰，中部绘有云龙纹，云似飘移流动，龙如初入苍穹，二龙一前一后，腾云驾雾，直冲天宇，一种栩栩如生的动感使整个器物充满神韵。
发掘人员在发现宝座和长明灯的同时，又在北壁和南壁上，分别发现两道券门。券门不出檐，无任何装饰，里边各有一座石门，用青石建成，没有铺首和门钉。券门上横以铜管扇，穿以门轴，形式虽同前殿中殿之门，但尺寸却小得多，仅高2.2米、宽0.9米，门内侧同样用自来石顶住。发掘人员用“拐钉钥匙”打开左边石门，沿券道而进，迷茫的雾气中出现了一座巨大的棺床。棺床除中间有一孔穴，里边填满黄土外，四周空空****，一无所有。
从定陵玄宫左配殿的棺床和布设的金井看，这里应放皇后或妃子的棺椁。那么为何没有放置？是否都放在右配殿？发掘人员分析着，提起汽灯，走出小券门，顺利地将右配殿的石门打开，满怀希望地走进去。就在灯光照亮配殿的刹那间，大家的希望彻底变成失望以至绝望了。和左配殿同样大小的棺**，空空****，只有一个孤零零的金井在棺床中央孑然独处。发掘人员在殿中察看，没有一丝被盗掘的痕迹。在西端，同样发现一座石门，将自来石移开，外面也是一堵方砖垒成的大墙，大墙依然如故。
图11-7 定陵地下玄宫透视
所幸的是，按照自来石书写的“玄宫七座门”提示，还应该有一座门尚未打开，这是大家心中的最后一线希望。定陵发掘的成败在此一举。
发掘人员走出右配殿狭窄的券洞，沿宽敞的中殿继续向里探寻。显然，大家的脚步比先前加快了，地面上散落的腐朽木板被踩得嘎嘎响动，微弱的汽灯光犹如暗夜的灯塔，导引着夜航者在迷蒙辽阔的雾海中颠簸前行。
最后一道石门出现了。
发掘人员犹如发现新大陆一样，在绝望中迎来灿烂曙光，一种生命的**和灵魂的**喷涌开来，在这地下27米的玄宫深处升腾迸裂。30年后，发掘队长赵其昌回忆那个短暂的瞬间，曾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几乎是扑到门前的，可到了门前谁也不愿意去打开它。这座石门和最先开启的两座相同，只要移开自来石就可以打开大门，看到里面的景物。我的心怦怦地跳动着，格外紧张。以前的紧张是惧怕黑暗的气氛和不良气体之类的侵蚀，这次的紧张则是担心，担心这最后一线希望变成泡影。我拿起拐钉钥匙向门缝插去，可因为手抖得厉害，试了三次都没有成功，最后还是白老接过去将自来石移开。大门轰鸣着向两边移动，金石之声在乌黑的地宫深处回**，像是在寂静的夜晚，突然刮起飓风、掀起海浪，令人毛骨悚然。这时没有人再去注意暗箭和有害气体，一双双眼睛瞪得溜圆，屏住呼吸，注视着前方。事实上，这座门内涌出的雾气最大最浓，像是有人在前方扬起一把黄尘，使我们无法睁开眼睛，泪水顺腮流淌。灯光在茫茫雾气里越发暗淡昏黄，而且不住地跳动。强大的气流和嗡嗡的回声提示我们，里面的空间一定很大。
“希望产生于失望之中。当我们顶着烟雾霉气进入大门之后，一个令我们目瞪口呆的奇迹出现了，三个硕大无比的朱红色棺椁静静地排列在棺床之上。
图11-8 玄宫后殿中三具棺椁发掘时原状
“我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没有人说话，幽深的地宫一片寂静，迷蒙昏暗的灯光里，只有一行行泪水在各自的脸上流淌、流淌……那是一次世间罕见的辉煌而独特的拥抱。”
万历和他的“野蛮”妃子
万历六年（1578年），礼部奉慈圣皇太后旨意，选得锦衣卫指挥使王伟的长女王氏为万历皇后，并择得黄道吉日，由张居正等人主持，于二月十九日完成了皇帝的大婚典礼。
对于16岁的万历皇帝来说，这次大婚并不是一件撼动人心的大事。他和这位13岁少女结婚，完全是依从母后慈圣的愿望。太后年高，望孙心切，在她心中对孙子的企盼是越早越好、越多越好。按照祖制，皇后一经册立，皇帝再册立其他妃嫔即为合理合法，她们都可以为皇帝生儿育女。
万历皇帝不只是对这位王皇后没有兴趣，对其他的妃嫔也同样毫无兴趣可言。朱红色的宫廷固然壮丽辉煌，但是欠缺大自然的灵光风采，因而显得平淡无奇。即使雕梁画栋之上刻满了栩栩如生的飞禽走兽，也因缺少鲜活的血液而显得干枯单调。按照节令，宦官宫女们把身上的皮裘换成绸缎，再换成轻纱，直至打扫落叶，疏通御沟……这一切越来越显得重复无聊，在遵循固定节奏流逝的时光中，既缺乏动人心魄的事件，也没有令人羡慕的奇遇。这种冷酷的气氛笼罩一切，即使贵为天子，也只好无可奈何地仰天长叹。
明代的宫女大都来自北京和周围省份的平民家庭，像选后妃一样，容貌的美丽与否并不是唯一标准。凡年在十三四岁或者再小一点的女子都可列在被选范围之内，但是她们的父母必须是素有家教、善良有德的人。应选后妃的条件包括：相貌端正，眉目清秀，耳鼻周正，牙齿整齐，鬓发明润，身无疤痕，性资纯美，言行有礼。宫女的标准有别于后妃，各方面标准比后妃略低。她们在经过多次的挑选后，入选者便被女轿夫抬进宫中，从此再难跨出皇宫一步。这些可怜的宫女，只有在骚人墨客笔下，她们的容貌、生活才显得美丽而极富浪漫色彩。实际上，皇宫里的几千名宫女都归皇帝私有，她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奴婢生活中度过一生，个别幸运者也是在无限期待中消磨时光。
宫女们的最后结局也不尽相同。有的可能到中年时被皇帝恩赐给某个宦官，与之结为“夫妻”，即所谓“菜户”或“对食”；有的则被送到罪臣之妇干活儿的洗衣局去洗衣打杂；倘皇帝一时兴之所至，也会把一些人放出宫去，这些大多是皇帝不能“临幸”的前朝老年宫女。留在宫中的，倘若在繁重的劳动、森严的礼节、不时的凌辱中支持不住而得病，也不能得到医治。宫女死后的待遇更是悲惨至极，她们和内监的死葬一样，被送到北京阜成门外进行火葬，骨灰则被放在枯井中，连一块平民入葬的棺材板都得不到，更无须说家人在灵前凭棺一恸了。
既然现实制度无法改变，被投入宫内的女人就要竭尽全力得到皇帝的青睐和亲近。唯此，才有可能使悲惨的命运有所改变，并可能带来一生的荣耀。这一点，在万历的母亲慈圣太后身上就曾得到鲜活的体现。慈圣太后原为一个普通宫女，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被穆宗看中，私幸后生下幼子朱翊钧，才逐渐得宠，而终于登上了皇太后的宝座。
一个极为罕见的契机在1581年悄然来到。一天，年已19岁的万历皇帝本想到慈宁宫拜见母亲，却不料遇到一个婷婷袅袅走来向他请安献茶的宫女王氏。17岁的王氏端庄秀美，颇有姿色。慈圣太后恰巧不在宫中，一个体态丰腴、情窦初开的妙龄女子和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青年皇帝在一起，其结果是不难猜想的。万历欲火顿炽，拉住王氏便私而幸之。此时的万历万万没有料到，这一时的冲动竟影响了他的一生，并导出一场爱情悲剧。
按规矩，万历在私幸之后就该赐一物件给王氏，作为临幸的凭证，何况这一举动已被文书房的内宦记入《内起居注》。因为皇帝的子孙是不许有赝品的。但由于王氏是母亲宫中的宫女，虽然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去指责他的不轨，但年轻皇帝感到此事不大光彩。他不顾王氏那哀怨的眼神，穿衣束带后径自走出慈宁宫。万历觉得一切会随着那片刻欢乐的过去而永远消失，不料春风一度，王氏却暗结珠胎了。
王氏身怀有孕，几个月后就因体形的变化被慈圣太后识破并盘问出来。这位老太后面对此情此景，想起自己作为宫女时的苦难与辛酸，对王氏的景况深表理解，同时也为自己有了抱孙子的机会而大为高兴。一日，万历陪慈圣皇太后酒宴。席间，太后向万历问及此事，他却矢口否认。对万历一向管束严厉的慈圣太后，立即命左右太监取来《内起居注》，叫万历自己看。事实面前，万历窘迫无计，只得如实承认。慈圣太后望着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好言相劝：“吾老矣，犹未有孙。果男者宗社福也。母以子为贵，宁分差等耶？”
在慈圣太后力主之下，王氏被册封为恭妃。王恭妃果然不负众望生下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一生遭万历冷遇和歧视的短命皇帝——光宗朱常洛。
皇帝首次得子，在这个封建思想极为浓厚的国度里，自然是一件喜事。由此，皇帝下诏全国减税免刑，派使节通知和本朝关系友好的域外邦国……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喜剧，而实际上却是一场悲剧，这场婚姻以喜剧开始却以悲剧结束的根源，是万历遇到的另一个女人，即在1582年3月刚被册封为淑嫔的郑氏。这位长得乖巧玲珑的小家碧玉，尽管14岁进宫，两年之后才受到皇帝的殊宠，但她一经介入万历的生活，就使这位青年皇帝把恭妃王氏置于脑后。更不寻常的是，他和这位少女的热恋竟终生不渝，而且还由此埋下了本朝一个极为惨重的政治危机，最终导致大明帝国身受重创而最终沉沦。
郑贵妃之所以能赢得万岁的欢心，并不只是因为她的美貌，更多的是由于她的聪明机警、通晓诗文等他人少有的才华。如果专恃色相，则宠爱绝不可能如此历久不衰。郑妃透彻地看清了作为一个异性伴侣所能起到的作用，应该怎样以自己的青春热情去填补皇帝精神上的寂寞。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郑妃是那样天真烂漫、无所顾忌。她敢于挑逗和讽刺皇帝，同时又能聆听皇帝的倾诉，替他排忧解愁。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在精神上，她已经不把自己看成姬妾，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她不但不像别的妃嫔一样跟皇帝说话时低首弯腰，一副奴才相，反而公然抱住皇帝，摸他的脑袋……这种“大不敬”的“野蛮”行为，除她之外是无人敢做的。也正是她表现的不同，万历才把她引为知己而更加宠爱，不到三年就把她由淑嫔升为德妃再升为贵妃。
万历十四年（1586年），郑贵妃生下儿子朱常洵。由于万历对王恭妃和郑贵妃的待遇不同，长达几十年的“国本之争”由此揭开了序幕。
还在常洵出生以前，首辅申时行就曾建议万历早立太子。但万历皇帝不愿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生的儿子立为帝位的合法继承人，便以皇长子年龄尚小为借口推托过去。常洛5岁时，王恭妃还未受封，而常洵刚刚出生，郑贵妃即被封为皇贵妃，这不能不令那些早就疑心重重的大臣怀疑万历要废长立幼。他们不愿因对此事让步而被记入史册，让后世觉得朝中无忠君爱国之人。
就在册封郑贵妃的当天，户科给事姜应麟即上疏，给正热血沸腾的万历心中泼了一瓢冷水。姜应麟在疏中用的言辞极为尖锐沉重，他无非是希望万历能收回成命，名义上说先封王恭妃，而实际上则是要万历封皇长子为太子。结果使得姜应麟及后来为姜说情的吏部员外郎沈、刑部主事孙如法一并获罪。接着又有南北两京数十人上疏申救，万历对此虽置之不理、我行我素，但心中极其恼火。近400年后，明史研究学者黄仁宇先生在论述万历这一时期的生活和政见时，曾有过独特的见地：万历皇帝对于自己的“私生活”被人干预感到难以忍受，他觉得这如同把金银首饰、玉器古玩赏赐给一个自己喜欢的人，别人无权干涉。而此时的臣僚对万历皇帝越来越“出格”的作为同样感到困惑：贵为天子，怎好如常人那样感情用事、为所欲为呢？像历朝大臣一样，他们总是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好皇帝身上，而最要紧的就是那个“好皇帝”是他们辅佐之人。这样，他们获得赏赐时，不管是官阶或者财物，都会随着皇帝的声望而提高欣赏之物的价值。
国本之争
自从册封郑贵妃为皇贵妃引起群臣几乎一致的反对以来，万历对临朝听政十分厌恶。这时候，慈圣太后已经在慈宁宫中安度晚年，五更时分不再到万历住所呼喊“帝起”并携之登辇上朝了，张居正已死，冯保被贬，那位被称为“和事佬”的当权者首辅申时行，抱着万历有朝一日自会觉悟的幻想，对皇帝一再迁就。这样，万历皇帝在那些国色天香、销魂**魄的六宫佳丽与板着面孔吹毛求疵的大臣之间，选择了前者。只有置身其中，他才能感到片刻宁静与欢乐。尤其是在那位体态娇柔、情投意合的郑贵妃面前，他才感到作为一个人的真实存在。
既然大臣敢放胆抨击万历隐私，那么皇帝身边的宦官也就不再为向外廷传递一些秘闻而感到忐忑不安。万历皇帝日常生活放纵的消息不断传出，加上皇帝不时以“头眩”为由不举行早朝，那些虎视眈眈纠偏的大臣又发起新一轮的“攻击”。万历被激怒了，上疏干涉皇帝“私生活”的礼部尚书洪乃春被拖到午门外廷杖六十，然后削职为民，以致最后愤郁而死。这以后廷杖几乎成了万历对付那些对他和郑贵妃之间的关系敢于置喙的大臣最主要的手段了。
就像黄仁宇先生指出的那样，大臣们被杖之后，立即以敢于廷争面折而声名天下，并且名垂“竹帛”。死是人人都惧怕的，但只是屁股上挨几板子就可以名垂千古，为此而冒险的也就大有人在。万历皇帝在这些前赴后继的劝谏者面前，到底还是精疲力竭了，他头脑中自当皇帝始就存在着的那点儿幻想也随之破灭。母亲和张居正赋予了他满腹经纶、道德伦理、为君准则、三纲五常……似乎一切都已具备，但就是没有赋予他坚强的意志和自信，而这一点恰是一个人最应该具备的精神财富。正因为如此，他才失去了祖宗们那样的真正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表面看来，他是因为郑妃而万念俱灰走上了一条自我毁灭的不归路，而实际上他的灰心是因为他无力驾驭这个庞大的帝国机器造成的。贪财好色并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来世，只是他消极对抗的手段，既然这个帝国机器造就了这样一个皇帝，那么，历史也只能让他沿着这个轨道走下去了。
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下，万历无可奈何地立常洛为“皇太子”。
郑贵妃听到万历要立常洛为太子的消息，虽然感到大势已去，但她还是要做最后一搏。早在几年前，万历皇帝为讨郑贵妃的欢心，曾许愿将来封朱常洵为太子。郑贵妃施展聪明，让皇帝写下手谕，珍重地装在锦匣里，放在自己宫中的梁上，作为日后凭据。现在时机已到，她必须出示这张王牌以制其敌了。可是，当郑贵妃满怀希望地打开锦匣时，不禁大吃一惊：一纸手谕让衣鱼（蠹虫）咬得残破不堪，“常洵”两字也进了衣鱼腹中！迷信的皇帝长叹一声：“此乃天意也。”终于不顾郑贵妃的泪眼，而把朱常洛封为“太子”，常洵封为“福王”，封地洛阳。
至此，前后争吵达15年，使无数大臣被斥被贬被杖打、万历皇帝身心交瘁、郑贵妃悒郁不乐、整个帝国不得安宁的“国本之争”，才算告一段落。但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慈圣皇太后终于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告别她为之费尽心血但仍牵肠挂肚的朱家江山和不争气的儿子，溘然长逝。就在临死之前，她又办了一件足以令群臣热血沸腾、让万历十分尴尬、让郑贵妃恨之入骨的大事。
按照明朝祖制，所封藩王必须住在自己的封国里，非奉旨不得入京。但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却恃父母之宠，竟在皇宫中十多年不赴封国洛阳。正当皇帝和群臣为常洵就藩一事争得难解难分之际，行将就木的太后出现了，她先是召问郑贵妃：“福王何未赴封国？”
极其聪明伶俐的郑贵妃沉着地回答：“太后明年七十寿诞，福王留下为您祝寿。”
慈圣太后毕竟深怀城府，她冷冷地反问：“我二儿子潞王就藩卫辉，试问他可以回来祝寿否？”郑贵妃无言以对，只得答应督促福王速去封国就藩。
万历皇帝敌不住太后和大臣们的轮番攻击，在慈圣太后去世一个月后，终于让福王赴洛阳就藩去了。临行那天早晨，天空阴沉，时有零星雪粒落下，北国的冷风从塞外吹来，使人瑟瑟发抖。宫门前，郑贵妃和儿子面面相对，泪如泉涌。福王进轿起程的刹那间，已是两鬓斑白、长须飘胸的万历皇帝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抬起龙袖，想遮掩自己发烫的眼睛，但混浊的泪水还是哗哗地流了下来。
回到宫中，万历皇帝即卧龙榻，悲恸欲绝。他感到深深的内疚，因为自己到底还是辜负了郑贵妃的一片痴情，没能把常洵立为太子。自己虽贵为天子，而终被群臣所制，让爱子离京而去。一切都在失去，权威、父子深情、荣耀……备受创伤的心中只剩一个郑贵妃了。
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万历才在生命最后一刻，遗命封郑氏为皇后，死后葬于定陵玄宫。可300余年后，定陵玄宫洞开，人们发现所有的棺**都没有郑贵妃的影子。后殿并列的三口朱红色棺椁，中间是万历皇帝，左边是孝端皇后王氏，右边是孝靖皇后王氏，也就是太子朱常洛的母亲。这一悲剧性的安排，确乎在他的意料之外。既然生前就已对臣僚失去威力，那么在他死后，这种威力就更不存在。他的遗诏没能实现，因为大臣们认为大行皇帝（对刚死去皇帝的称呼）的遗诏“有悖典礼”。皇帝将死，再来册立皇后，谁来主持这个结婚仪式？
不过，这出悲剧不是太子朱常洛所为，因为他只当了29天皇帝便命赴黄泉。倒是朱常洛的儿子、16岁的朱由校在当上皇帝后，将他的祖母王贵妃追尊为孝靖太后，并从东井把棺椁迁来，和万历皇帝、孝端太后一起葬于定陵玄宫，成就了这段“好事”。
万历皇帝宠爱的郑贵妃比他多活了10年，她被认定是祸国殃民的妖孽，得不到朝中群臣的同情。这10年，她住在紫禁城一座寂寞的宫殿里，和她的爱子福王天各一方，饱尝母子分离之苦和世态炎凉。1630年，郑贵妃在凄苦郁闷中死去，带着无比的绝望与怨恨走进了银泉山下一座孤零零的坟墓。而她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倒真是一个祸患。就藩洛阳后，朱常洵昏庸无道，鱼肉人民，在郑贵妃死去11年后，为李自成农民军所杀，尸体跟鹿肉掺在一起，被做成“福禄酒肉”，供军士填了肚子。
走进阴冷的地下玄宫，面对三口朱漆脱落的巨大棺椁，留给人们的印象仍是命运的残酷。假如中间棺椁内的万历皇帝还有知觉，大概是不会瞑目的。因为他心爱的女人，这唯一一个把他当成“人”的女人，并没有长眠在他身边。他们的恩爱生前未得到认可，死后同样无法如愿，这不能不算作一出凄婉的爱情悲剧。同时，面对棺椁，也不能不为帝国叹息。传统观念不可逾越，一个年轻聪颖的皇帝在政治生涯中无法充分利用自己的创造力，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无形的锁链牵引进阴森可怖的洞穴。一位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在这地宫深处，潮湿霉烂的棺木和胶结污腐的油泥给人的感觉，却是无法冲破的凝固和窒息。更为可悲和令人遗憾的是，那个曾经为万历皇帝付出过青春和爱情的郑贵妃，一直为后人所唾骂。即使史学家也未必给予这个悲剧性女人公正的评价。“女人乃亡国之祸水”，同样是对郑贵妃的结论。在“国本之争”这个主题上，尚有为数众多的历史研究者，其观点依然站在四百多年前万历一朝的臣僚一边。似乎郑贵妃天生就该安分守己地做任人宰割的妃嫔，而不应有做皇后的非分之想；万历皇帝天生就该和王恭妃恩恩爱爱，不应有真正的爱情……这些有悖常情的论断大多出于一种僵化、保守、人云亦云的思想，无疑有失公允，弄得是非渐已分明的历史，再度蒙上了一层难以辨认的锈迹。
这是郑贵妃的悲哀，也是后来者的不幸。
就在玄宫打开的当天，长陵发掘委员会的吴晗、邓拓、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铎、夏鼐等先后来到定陵。面对这座幽暗、深邃、辉煌的地下宫殿，这些饱览经书、学贯中西的一代文化巨匠，无不为之惊叹不已。像这样一座恢宏的大殿，通体没有一根梁柱，历300余年无丝毫损伤，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图11-9 定陵地下玄宫模拟图
定陵玄宫的这种五室布局形式在我国尚属首见，因此很不易为人们所认识。有建筑研究者认为，定陵地下玄宫是地面庭院式布局的反映，主室和配室就是正殿和配殿，三个前室代表三进院子。其实，在明代，一座正殿、一座配殿，前有二进或三进院落的格局，不过是大臣所用的建筑规制。而定陵玄宫建筑是按照外朝和内廷两部分建筑规划设计的，以象征人君之居的特点十分明显。
定陵发掘，从1956年5月19日开始，到1957年9月21日打开玄宫，宣布告一段落。
孝靖皇后的孤魂
面对三口巨大的棺椁和26箱因木质腐朽而四散零乱的随葬品，考古工作人员需要做的，就是迅速清理殉葬器物和解开三具尸体之谜。
面对定陵玄宫这座地下文物宝库，发掘人员做着各种猜测和准备。三具尸体保存完好还是早已腐烂？葬式如何？穿什么服装？现代京剧舞台上的服饰是仿照明朝的式样制成的，那么，万历皇帝和两位皇后的穿戴是否和京剧中的帝后相同？
带着诸多疑问，发掘人员走向女尸。
在三口棺椁中，居右侧的损坏最严重。外层的椁已腐烂、塌陷，棺也出现了诸多裂缝。这是孝靖皇后的梓宫。这位可怜的女人因比万历皇帝早死十年，埋在东井左侧的平岗地，棺椁腐烂较快。加之后来她的孙子朱由校将其棺椁迁出，移放定陵，故损伤尤为严重。
最先清理这口棺椁，是夏鼐做出的决定。因为地宫一旦打开，里面的恒温将不存在，外来气流与宫中的空气融合，对尸体及文物有极大的损害。所以夏鼐断然决定一部分人清理孝靖皇后的棺椁，其余人员迅速抢救木箱中渐已腐烂变质的殉葬品。
打开孝靖皇后的棺木，发掘人员首先看到的是一床平铺的织锦经被，呈鹅黄色，织杂花，锦上有朱红色经文。由于时代久远，经文字迹辨认不清，仅中部残存的“南无阿弥……”还可依稀认出。
图11-10 孝靖的十二龙金凤冠
掀开锦被，不见尸体，却塞满了织锦、金、银、玉等殉葬品。似乎不是盛放尸体的棺木，倒是一个珍宝仓库，各种美妙绝伦的艺术品和价值连城的宝器，构成了一个色彩纷呈的世界。
帝后陵墓的殉葬同它的建造一样，自有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从已有的发掘资料看，在原始社会早期阶段，生产力较为低下，人们对死者的埋葬并不注意，更不可能有什么珍贵物品为死者殉葬。考古发掘证明，殉葬应是产生于有意识的埋葬行为以后，人们在埋葬先人或同伴的遗体时，往往会想到他们生前所用过的和喜爱的东西，把它们和他（她）同时埋起来。其出发点大约有两点：一是作为纪念性的，不一定受宗教迷信观念的驱使；二是灵魂观念引起的，认为人死后到另一个世界，仍像世间一样生活，同样需要生产工具和日用品以及爱好的玩物，为了使他们在阴间生活得更好，就用殉葬的方式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
中国的殉葬制度大约是从原始氏族制度形成的时候开始的。如距今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遗址的下洞里，所埋葬的一个青年妇女、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个老年男子，已经有了生产工具和装饰品等殉葬物。其中有取火用的燧石，有石器生产工具和作为装饰品的穿孔兽牙。
随着氏族公社制度的发展，生产力有了一定的提高，殉葬物品也相应增多起来。在当时的墓葬中，殉葬品一般都有一套二件或五件用于炊煮、储盛、打水和饮食方面的陶器，少量的生产工具和骨簪、骨珠、玉坠、陶环之类的装饰品，还有一些作为防身武器的工具。这时还没有棺材之类的葬具。
从这一时期殉葬物品所反映的情形来看，这些东西为数仍有限，都是他们个人日常用的物品，与各氏族成员之间所有的物品不相上下，数量与质量基本相同。由于一些生产工具制作不易，而且还需使用，如磨制的刀斧石器等，所以殉葬较少。我们从这个时期的殉葬中，可以看出原始氏族公社的社会情况。随着父系氏族公社的发展，生产有了剩余，一些产品被少数人所占有，逐渐形成贫富之间的分化。从殉葬品中，也可以看出这一分化的过程和情况。生产工具的大量占有和精美装饰品之多，均显示出死者生前占有财富的能力。如南京北阴阳营青莲岗文化墓葬里的殉葬品，70%有生产工具和其他很多贵重物品。有一座墓殉葬石器12件，实用陶器4件，玉器、玛瑙等装饰品11件，个别石器工具达20多件，其中有精美的石斧、石刀。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氏族墓葬中，一般富有的殉葬品有三四十件，最多的达180多件。其中有精美的彩陶、黑陶、白陶器，磨制精细的石制、骨制生产工具和精美的装饰品，有的墓葬中还发现了透雕刻花的骨梳和象牙筒。与此同时，在另一些地区的墓葬中殉葬品却极少，甚至全无。殉葬品的多少，反映了贫富的分化，同时说明奴隶社会制度已在萌芽之中。这种殉葬制度自奴隶社会后，愈演愈烈，直到清朝之后才逐渐减少。
在孝靖皇后棺内的织锦经被下，有两套精美鲜艳的服装。上衣是黄缎夹袄，对开襟，织金线连成，袖既宽又长。下衣黄缎裙，所穿夹裤用黄缎做成，裤腰左侧开口，颇具现代意识；腰用黄缎带子裹紧，俨然今天的夹克服装。这是定陵出土的近200匹成料和服饰中最为辉煌珍贵也是保存最好的两件瑰宝。
它的珍贵在于整体用刺绣的工艺制成。衣上精致地绣有100个童子，象征多福多寿多子孙，取其“宜男百子”之意，以示皇室子孙万代永世兴旺。衣服前襟及两袖之上用金线绣出9条姿态各异的蛟龙，并以八宝纹和山石、树林、花卉纹样为背景，巧妙地与百子的各种活动融为一体，形成一种人和动物及自然三种生命同呼吸共命运的风情画。100个童子神态各异，身着不同服饰，进行着各种不同的游戏，都栩栩如生，情趣盎然。
图11-11 红素罗绣平金龙百子花卉方领女夹衣（复制件）
一共40组画面构成一个色彩斑斓的儿童乐园。如“打猫图”，一只小猫在花草中追赶蝴蝶，孩子们则追赶着小猫。在“考试图”中，有的假扮教书先生，有的认真书写，有的拿着书本，眼睛盯着外面的大千世界。这幅图既显示出了老师的严肃认真，又表现了考生的紧张心情，同时透视出学生们欲摆脱桎梏，回到大自然中去的美好愿望。各种复杂的心态交相辉映，各种不同的向往、不同的追求、不同的形态，都展现得淋漓尽致。而“沐浴图”更生动活泼，美妙可爱。这是百子图中极为重要的一幅，也最富有生活气息。画面上四个童子正出演一场闹剧：一个**小男孩躺在木盆里洗澡，小伙伴手提喷壶为他浇水。洗得正惬意，突然跑来两个孩子，将一根木棍伸进盆下用力上撬，顿时盆水四溢，浴童坐立不稳，急忙招手求饶。有的画面为小儿身着大人服装，扮演各种戏剧角色。在“官员出行图”中，孩子们身穿长袍，头戴乌纱，腰系玉带，骑着竹马；前后臣僚成群，有的打旗，有的执伞，有的奏乐，有的鸣锣开道。整个画面热闹而滑稽，严肃而可笑，把朝廷臣僚的形象和心态含蓄委婉地勾勒出来，让人开怀一乐的同时，也留下某种思考与回味的余地。“跳绳图”“捕鸟图”“放爆竹图”“捉迷藏图”“摘鲜桃图”等等，每一幅图都捕捉故事中最富有表现力、最富情趣的情节，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儿童的稚气、活泼、纯朴、天真无邪，跃然于锦缎之上。百子衣不仅构图精巧优美，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刺绣技艺娴熟，针法细密，配色得体，再加上金线的大量应用，使整个服装**漾着艺术的灵光和天然的神韵，它是来源于自然又缥缈于自然之外的更高层次的艺术结晶。
图11-12 暗花罗方领女夹衣绣斗殴图
图11-13 暗花罗方领女夹衣绣观鱼、玩鸟图
图11-14 暗花罗方领女夹衣绣招蜻蜓、斗蟋蟀、沐浴图
发掘人员掀开百子衣和两床锦被，那位一生历尽苦难的女人的尸骨终于出现了。她安详地躺着，头上满插金、玉、宝石、钗簪，面稍向南侧卧；左臂下垂，手放腰部；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头部附近；脊椎骨上部稍弯，下肢伸直；肌肉已经腐烂，只有一个残存的骨架。
看来这位悲惨的女人，生前未得到幸福，死后同样未能得到万历的照顾。从她那姿态中，仍让人感到一种不甘于屈辱却又无可奈何的悲怆命运。她的身下铺满了纸钱与铜钱。这是供她在地下的灵魂生活之用。她生前的肉体没能用金钱，没能得到爱情和幸福，不知地下的亡魂能否得到人世间不能得到的一切？面对这堆纸钱，越发让人感到人生的凄苦与悲哀。但愿这些纸钱铜币能使她孤苦的亡灵有所慰藉。
孝端王氏
万历皇帝梓宫的左侧放置着他的原配孝端皇后王氏的棺椁，其大小形状和右侧孝靖皇后的棺椁相同，保存较好。尽管椁的外侧出现裂缝，但无塌陷。从已脱漆的木质看，亦为香楠制成。
发掘人员撬开木椁，一口木棺露了出来。棺外有椁，意在以椁护棺，从而更有效地保护尸体。从国内外出土的帝王陵墓来看，棺椁质料不同，层数也有较大差异。在埃及图坦卡蒙法老陵墓的发掘中，就曾发现有石椁和两层黄金制作的棺。而中国晚期朝代的帝王，则大多采用两层木质棺椁的形式。这从定陵和清东陵帝后的墓葬中可得到证实。
在孝端棺木的两侧，放置着4块玉料。这种玉料在帝后三人的棺椁外侧已发现27块，到清理结束后发现，唯独孝端的梓宫内又增放4块。玉料大小形态不一，大部分都有文字。有的用墨笔直接写在玉料上，有的贴着有墨笔字的纸，也有的两者兼备。写在纸条上的文字大都工整清晰，写在玉料上的笔锋粗糙，字体粗大，且不清楚，少数还有编号，都是记录玉料的名称、重量：
玉料十三斤
菜玉一块重十三斤
六十八玉料十五斤
六十八
菜玉料一块重十五斤十二两
七十二号
浆水玉料一块重十
浆水玉料一块重十一斤
二斤八两
浆水玉料一块重二斤八两
……
根据文字记录，最小的一块1斤10两，最大的一块48斤。有一块写明13斤，发掘人员试称则是16.5斤，不知是当初的失误，还是明代度量衡与今天的差异，或者玉料本身发生了变化。其中一块玉料似有一条锯过的缺口，大概是当初用绳索之类的东西捆勒而成。在另一块玉料上，还特别标明“验收人”三字。
中国历代帝王的殉葬品中，大多放有玉料，即所谓的“金井玉葬”。“金井”是为了接地气，保证灵魂长生不灭，“玉葬”则是为了保护尸体不腐烂变质。据《汉书·杨王孙传》称“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
玉料殉葬自战国时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在河南洛阳的考古发掘中，曾清理过一批战国时期的墓葬，发现有些死者的面部有一组像人脸形的石片，身上也有石片，脚下还有两件兽形石片。这些石片上都有穿孔，可能是为了编缀在一起以便覆盖在死者的面部和身上，这就是后来出土的玉衣的雏形。
到西汉时期，帝王对玉料护体更深信不疑。他们不再满足于用玉料殉葬，而是把玉片制成衣服，套在尸体之上，一同入葬，以期尸体永世长存。这种观念在东汉时期达到了极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刘胜、窦绾夫妇的金缕玉衣为此提供了证据，同时也打破了《汉书》记载的“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郁为枯腊”的神话。刘胜和窦绾除身穿金缕玉衣外，还在胸部和背部放置了许多玉璧，且口有玉含、鼻有玉塞、两眼有玉石掩盖、两耳有玉填，结果，1968年发掘人员清理他们的墓葬时，却见玉衣尚存，而其中的尸骨朽烂得仅剩几枚残齿和一些骨渣。
以玉衣作为葬服，从西汉一直延续到东汉末年，到三国后期，魏文帝曹丕认为，此乃“愚俗作为”而下令禁止使用。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也确未发现魏晋以后的玉衣，由此推断，这种习俗可能从魏以后真的被废除了。
魏晋以后的帝王陵寝中，虽然也有玉料、玉器出土，但从规模和质量来看，不再考究，只是一种象征而已。定陵玄宫出土的31块玉料中，只有浆水玉、菜玉两种。浆水玉略带浅青色，表面稍有些润泽，菜玉像枯萎的白菜叶，浅黄中伴有浅绿。据《格古要论》的评述，两种均为玉中下品，很可能来自新疆、甘肃等地。
图11-15 金盖金托玉碗
但从随葬木箱中清理出的玉制容器来看，却是别具一番风采。这些碗、盆、壶、耳杯、爵等器物质料细腻润泽，琢工精致，不少器物上都配有金制附件，镶有宝石、珠玉，显得光彩照人。细心的观光者如果注意一下摆在定陵博物馆橱窗里的那只玉碗，就不难窥见这批玉器纯美的质地和精湛的艺术造型，即使站在镶有玻璃的橱窗外，也能在碗的一面透视到另一面。其通体之细薄、造型之优美、光彩之夺目，如果不具备先进的技艺、奇特的构思和熟练的操作能力，是断然达不到如此辉煌灿烂的程度的。
把殉葬的玉料和容器进行比较和研究，不难看出明代对玉葬的观念，已不再限于保护尸体，而仅仅是一种形式了。孝端皇后的棺木很快被撬开，里面露出一床绣有莲花和九龙纹的织锦被及殉葬的衣服、金器、漆盒等物。发掘人员小心翼翼地一件件取出，皇后的尸体出现了。
只见她上身穿一件绣龙袄，下着绣龙裙和黄缎裤，静静地躺着。绣龙袄袖筒肥大，通体用黄线缂丝制成，绣有蝙蝠、寿字和“卍”符号。两袖之上，由于织品的宽幅不够，出现了接头的痕迹，但接上的用料“寿”字倒写，蝙蝠也是头向下，别的衣服也常有字迹倒过来的现象。这显然不是一种失误，而隐含有一种“福倒来”和“寿倒来”的寓意。这是一种建立在方块字加丰富想象力基础上的一种独特文化，大概只有中国人才有这种文字游戏和思维方式。
孝端皇后的肌肉已经腐烂，但骨架完好。她头西足东，左臂下垂，手放腰部，右臂直伸；下肢交叠，左脚在上，右脚在下，裤管扎在袜子内，脚腕外用细带勒住，下穿一双软底黄缎鞋。依然像在皇宫一样，端庄文雅，向南侧卧。
万历一朝，继张居正死后3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朝廷逐步走向混乱和衰亡，皇帝昏庸，廷臣无道，相互钩心斗角，厮杀得不可开交。这时只有两个人清醒着，一个是首辅申时行，另一个就是孝端皇后王氏。
图11-16 孝端皇后像
中国历朝的制度，按理应当说是不能听任党争发展的。尤其在万历一朝这种混乱的局势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经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同舟共济。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争权夺利，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无疑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帝国无法治理。这不必等到1620年，早在1587年，万历的棺椁抬到大峪山下葬的时候才明白，申时行就曾鹤立鸡群地站在帝国的最高处，得出“自古国家未有如此而能长治久安者”的结论。在大明帝国江河日下的危急时刻，申时行竭尽全力，以种种方法缝补皇帝与臣僚、臣僚与臣僚之间的裂痕。可惜，这种调和折中的苦心，在帝国制度强大的惯性面前显得捉襟见肘，最后以失败告终。
尽管孝端王氏从来没有真正得到过万历皇帝的爱，但她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地位和处境，以一个中国女性特有的驯服与忍耐力，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她在道德与人性二者的夹缝中，找到了一条适合于自己生存的道路，并以她的殷勤、守制，给万历的母亲和臣僚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足以体现她清醒的事例，是对“国本之争”的处理上。在长达数十年道德与政治的旋涡中，她既不倾向臣僚，也不指责万历，只是以她的聪明与机智站在二者之外，洞若观火，使争斗双方都对她无可奈何。即使后来万历皇帝在争斗失利之后，想对她施以打击，废掉她的皇后之位，但由于她在处理诸多问题上完美无瑕，而不得不让万历打消这个念头。
她一生无子，而又得不到皇帝的爱，作为最有权力享受一切的皇后来说，这无疑是个悲剧。但她面对现实把痛苦埋在心里，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悲剧中自己要扮演的角色并义无反顾地演下去，才没有像王恭妃、郑贵妃以及其他宫女妃嫔那样更加悲惨。或许这也算作是一种不幸之中的万幸吧。
她安详地躺在万历皇帝身边，头枕一个长方形锦制枕头，残存的发绺上插满了镶有宝石的金簪，冷眼观望着世间的一切。她那交叠的双腿，给人的印象依然是超尘脱俗、看破阴阳两个世界的非凡女性。
她头上的装饰显然比孝靖皇后的昂贵与华丽，几乎每一根金钗玉簪上都镶有祖母绿和猫睛石。猫睛石在万历一朝曾是宝石中最珍贵的品种，据说它产于南洋一带，物以稀为贵，堪称无价之宝。史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记载：江南一位少妇，头戴一支镶有猫睛石的簪子，虽然猫睛石并不太大，但被一位商人发现后，用极为昂贵的代价仍未到手。于是，狡猾的商人设法结识了她的丈夫，且终日以酒席相待。如此两年，最后商人才透露了他的心愿，猫睛石方到手中。这个故事不免具有野史性质，但由此可见猫睛石的价值之昂贵。
图11-17 V型3式镶宝金簪；III型镶珠宝金簪；VIII型镶宝金簪
图11-18 V型I式镶宝鎏金银簪；I型镶珠宝金簪；I型镶珠宝鎏金银簪
图11-19 镶珠宝花蝶鎏金银簪
图11-20 镶珠宝玉龙戏珠金簪
在孝端皇后尸骨的下面，铺有一床缀着整整100枚金钱的褥子，金钱上铸有“消灾延寿”的字样。褥子两侧，放置了大量的金钱元宝。元宝两面都刻有文字，刻文内填朱。其文字为：
上：九成色金十两
底：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宛平县铺户徐光禄等买完
上：九成色金十两
底：万历四十六年户部进到大兴县铺户严洪等买完
从元宝的刻字看，都是九成色金十两锭，且均为万历四十六年大兴与宛平二县所进，铺户也只有徐光禄和严洪两家。这就更加证实了史料中关于除“金取于滇”之外，京师的专设铺户也必须为宫廷重价购买的记载。
图11-21 金锭底部铭刻
孝端棺中的金银元宝孝靖却没有，有些史学家认为是万历对孝靖的薄葬造成二者的差异。这个说法难免有些偏颇。因为孝靖葬时仅为皇贵妃，而孝端葬时则为皇后，按照当时的等级制度，自然不会等同。
万历皇帝地宫现身
终于到了打开万历皇帝的棺椁的时刻。
这个宽、高均为1.8米，通长3.9米的巨大棺椁，依然悠然自得地稳坐在玄堂中央。这位帝国皇帝的亡魂今天终于气数殆尽，在明亮的水银灯下，终于要在世人面前露出真容了。
朱红色的椁板为松木精制而成，四壁以银锭形卯榫压住，再用铁钉钉牢。虽历经3个多世纪，仍不失当初的威严和庄重。盖底板异常厚重，两侧钉入4枚大铜环，想必这是为了梓宫运送及入葬时运输方便而设。因为有铜环相助，这巨大的棺椁就可从百里之外平安地运到玄宫。椁板之上，放置着木制仪仗幡旗之类的殉葬品，形式排列有序，大有两军对垒、兵戎相见之势。
夏鼐亲临现场，队员们用铁制的锐器将椁板慢慢撬开拆除，一口楠木制成的梓宫露了出来。只见棺木上方盖有一块黄色丝织铭旌，两端镶有木制龙牌。铭旗中央金书6个醒目的大字：“大行皇帝梓宫”。
最后一口梓宫就要开启，幽深的玄宫内悄无声息。发掘人员撬动棺盖，锈蚀的铁钉在缓缓晃动，厚重的棺盖露出了缝隙，锐器沿缝隙向里推进，“咯吱、咯吱”的声响如同棺内的主人发出的呻吟。
队员们用手把住棺盖，憋足力气，随着夏鼐大师一声令下，厚重的棺盖倏然而起，然后摇摇晃晃地将棺盖放在了棺**，只见里面塞满了各种光彩夺目的奇珍异宝。一床红地绣金的锦缎花被，闪着灿灿荧光，护卫着各色金银玉器、织锦龙袍。这无疑是一个集大明帝国璀璨物质、文化、艺术的宝库，是一部详尽的明代帝国史书。
掀开锦被，里边露出了形态各异、色彩不同的道袍、中衣、龙袍等衣料。发掘人员按照放置的顺序，小心地拿出上层的一件道袍。道袍用素黄绫做成，设有纱里，右面开襟，腋下有带，巧妙地将开襟绑住；道袍通体肥大，外形同今日道士所穿服装相类似，不同的是背后有错襟，两侧开口至两腋，这样的造型，穿起来也许更方便些。底襟里面有丝线绣字，字迹清晰可辨：
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十八日造
长三尺九寸六分
绵九
两袍的里面放有纸条，文字除和绣字相同之外，另有：
本色素绫大袖衬道袍
袍身宽二尺一寸
袍内填有棉絮，但分布极不均匀。根据制造年月和袍的成色进行分析，这件道袍万历生前并未穿过。事实上，整个明朝的君主都崇尚佛教，而对道教都比较冷淡。朱元璋和朱棣两朝，都有佛门高僧辅佐政事。当年还是燕王的朱棣，正是靠庆寿寺僧人道衍即姚广孝的帮助才夺得了帝位。万历的生母慈圣太后，生前多次捐献银两修缮佛庙，万历和郑贵妃邂逅之后，也时常双双到佛寺进香，以求佛祖保佑他们百年之好。明代君主对佛教的崇拜，是否与他们的祖先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当过和尚有关尚无结论，但这方面的因素，至少会对他们的思想产生影响。
除嘉靖皇帝外，明代君主对道教冷漠，但并不排斥，仍然把道教作为一种文化遗产加以容纳。万历皇帝棺内的道袍或许可做实证。
这件道袍的出现绝非偶然，它同故宫、天坛、紫禁城那辉煌的建筑一样，说明了处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帝国在对待文化方面的胸襟。这与清朝后期渐已形成的小巧精致的建筑及封闭的文化心态形成鲜明的对照。不管郑和率庞大的船队七下西洋的最终目的和结果如何，就它的气魄而言，是后来的大清帝国所不能企及的。假如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提前300年被引进中国，明代的君臣也绝不会像慈禧太后惧怕火车一样恐慌不安。可惜，历史的进步从来就不是以时间的流动而自然生发的。
在各类袍服、衣料的下层，深藏着一件稀世珍宝，这就是万历皇帝的缂丝十二团龙十二章衮服龙袍。衮服是皇帝在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先农、册拜、圣节和举行大典时所穿的礼服，是龙袍中最为珍贵的精品。
明代初期，禁用缂丝做服，以示节俭。至宣德年间，随着节俭之风被享乐腐化所代替，缂丝才重新发展盛行起来。朝廷设内织染局，专以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制造衮服。由于衮服的制造工艺复杂，造价昂贵，即使最熟练的织匠，每天最多也只能织一寸二分，织完一件衮服，大约需要10年时间。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的这件十二章福寿如意缂丝衮服，应算是目前我国所见到的唯一的缂丝衮服珍品。到1983年，定陵博物馆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研究复制一件，该所积30多年的经验，花费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织造完成，填补了明代龙袍织造技术失传300余年的空白。
当发掘人员清理到第十一层时，发现一条两边对折的锦被。打开锦被，万历皇帝的尸骨显露出来。一个令大家猜测了两年的谜，终于被揭开了。
这已不是保存完好的尸蜡，而是一具形貌可怖的骷髅。这位“大行皇帝”静静地躺在一床锦被上，骨架头西脚东，毫无血肉的面颊稍向南偏，左臂下垂，手压在腹部，细长的手骨攥着一串念珠，像在祈祷神灵的保佑。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下颌附近，一缕黄褐色胡须挂在唇边，似在悠然自得地捋着胡须畅谈军国大事，这个姿势显然是入葬时人为摆设而成。脊柱上部稍有弯曲，左腿伸直，右腿微屈，两脚向外撇开。身穿的龙袍大都腐烂，腰部束一条玉带，头戴“翼善冠”，发髻梳理完好，足蹬高筒长靴，裤脚装在靴子内。上身打扮像是一位儒士，而下身及长靴又给人一种武士的感觉。如此文武兼备的服饰，在其他陵墓的出土中很少见到。
根据两位皇后和万历帝的骨架情形来看，明代帝后的葬式，似乎比较随意，并无特别之处。这位一生享尽荣华富贵，精神却备受磨难的皇帝，在地下生活了338年之后，终于又返世还阳了。假如他的灵魂真的活着，面对人世沧桑，又该想些什么？
他所驾驭的帝国古船已经沉沦，他所钟爱的女人早已化为灰土，就连取其祖宗基业而代之的大清帝国也已成为昨天的故事。历史就是这样造就着一切，又毁灭着一切。大江滚滚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万历的尸骨被轻轻地拿出棺外。经北京口腔医学院教授周大成鉴定，根据万历皇帝及两位皇后的口腔和牙齿状况，做出如下结论：
万历的口腔疾患较复杂，除患过严重的龋齿和牙周病之外，还有楔状缺损、氟牙症、偏侧咀嚼等症。孝靖后亦有很多龋齿和中等程度的牙周病，只有孝端后的牙齿比较健康。
三个头骨所具备的共同特点是，牙齿的磨耗程度非常轻微，有的牙齿几乎看不出磨耗的痕迹。据我国出土的一些材料证明，无论是北京猿人、山顶洞人、新石器时代人以及战国时代人的牙齿颌面磨耗都相当严重，这与他们的食物粗糙是分不开的。而这三个头骨牙齿的颌面费耗如此轻微，足以说明他们的食物极为精细。也正是过细的食物，造成了他们的龋齿和牙周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