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十三陵发掘计划
1955年的最后一天，考古队队长赵其昌同探工赵同海携带着考古专用的各种工具，走出古城北京，冒雪北上，来到昌平县明十三陵这块昔日的皇家圣地。
寒风呼号，雪花纷飞。起伏的群山和荒芜的陵墓蒙上了一层白雪，沉睡了几百年的皇家陵园越发显得死寂与凄凉。赵其昌踏着没膝的积雪，越过祾恩殿[6]，爬上长陵宝顶。
图11-1 长陵风水格局示意图（资料来源：胡汉生《明十三陵》）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站在大明成祖皇帝这座辉煌、雄伟的宝顶之上，举目四望，群陵棋布，高低错落，黄瓦红墙，掩映在绿松白雪之间，真是一幅绝妙的风景画；俯首南眺，一条长达七公里的中轴线如同一道宽大壮美的银链，从遥远的天际横空而降，直通脚下，巨石雕刻的文臣武将排列两侧，形成一条“神道”，显示着威严而肃穆的皇陵气派。
帝王陵墓发展到明清时代，布局、建筑形式趋向定式，封土都采取宝城宝顶的形式。两朝30多个皇帝和上百个后妃的坟头，都是宝城、宝顶。其建筑方法是在地宫之上砌筑高大的砖城，在砖城内填土，使之高出城墙成一圆顶。城墙上设垛口和女墙，宛如一座小城。城墙称为“宝城”，高出的圆顶称为“宝顶”。这种宝城、宝顶和前方的明楼构成一个整体，不仅突出地显示了陵寝的庄严肃穆，也增强了建筑艺术效果和神秘气氛。
从成祖朱棣在天寿山下建造长陵起，到明代最后一个皇帝思宗朱由检（年号崇祯）止，除景帝朱祁钰因故别葬外，其他诸帝都在天寿山附近营葬，共13处，成为明代中后期皇帝陵墓的集中区。陵区周围因山势筑有围墙，长达12公里，围墙设垛口、城关、敌楼，驻军守护。十三陵各陵建筑自成整体，布局、形制与皇祖朱元璋的孝陵一脉相承，祭殿在前，寝宫在后，门廊、殿堂、明楼[7]、宝城排列得层次分明，严肃整齐，从宫前庄严的神道、石桥、无字碑，直达宝城，一线相贯，地势逐步升高，有曲有直，有高有低，远山近水，连成一个气势宏伟壮丽的建筑整体。
遗憾的是，这笔财富大都没能完整地保留下来。从正统十四年“土木之变”，来自北方的瓦剌大军在十三陵燃起焚烧殿宇的大火之后，这文明便开始了它悲剧性的毁灭。最能象征十三陵各陵建筑艺术与风格的祾恩殿经过数次战火之后，也只剩长陵的一座顾影自怜了。这座建成于宣德二年的辉煌建筑，历经五百余年沧桑而无恙。
明十六帝及其陵墓一览表
风雪渐已停歇，夕阳西下，余晖洒在起伏的山峦上，泛起银色的光芒。苍凉的北国之冬一片肃静。赵其昌、赵同海两人经过对长陵三天的勘察，没有发现可供发掘的线索，心中暗想：这个陵墓规模太大了，能否找一个较小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了经验再掘长陵呢？
三天之后的夜晚，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工作的吴晗家中，不大宽敞的书房灯烛明亮，长陵的照片、草图、各种数据资料和几块填土标本摆满了地板。吴晗和夏鼐静静地听着赵其昌的调查汇报：“我们在长陵的宝城、宝顶上上下下来回跑了两天，找不到半点可供考虑的线索。在明楼后的宝城内打了两个探眼，全是填土，没有生土比较，打铲已经没什么意义了。没有线索，仅靠臆测，会使我们走向失败……”
吴晗低着头，拿铅笔轻轻地敲打着桌子。夏鼐用放大镜不停地检查填土标本。书房中悄然无声。
赵其昌提出一个建议，打破寂寞的氛围：“现在天寒地冻，调查中动土又很困难，能不能给我两个月时间，查查文献。十三陵的皇帝、皇后无论生前建陵或死后建陵，总不会同时死去。如果不能同时入葬，就有个再次挖开二次入葬问题。类似的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我想带着一些问题再着重调查一下，在十三陵多住些日子。”
夏鼐大师一向重视调查，尤其注重结合文献的田野调查，遂说道：“十三陵的建造，前后延续200多年，无论建筑布局和形制，早、中、晚期总是有些变化的。应该普遍调查，再归纳一下，比较异同，提出些问题来。然后再结合历史上的丧葬制度相互参照、印证，可能会有些收获。找到可靠线索，然后动工，才有把握，我看这样更好些。”
吴晗听罢表示同意。他指了指书架对赵其昌说：“查文献，好！我这里讲明代的书不少，你随便拿去看，今天就可以带走些。再去调查，你打算住多久？”他转向夏鼐，“作铭（夏鼐字），多长时间合适？”
赵其昌伸出两个手指。夏鼐接下来说道：“两个月可以，一个陵总要几天，两个月不算多。”
吴晗原以为两个手指是指两周，既然是两个月，也不再说什么了。
赵其昌的建议得到两位师辈人物的许可，突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沉重起来，顺口冒出一句：“吴副市长，长陵是十三陵的祖陵，太大了，能不能找个小的，试掘一个？”
吴晗一怔，转身问夏鼐大师：“什么叫试掘，哪个‘试’？”
夏鼐笑笑：“辰伯（吴晗字），考试的‘试’！你考试考得不及格的‘试’。”
吴晗微笑了一下，幽默地说：“我比不得你聪明，当年进清华，数学考试确实不及格，惭愧啊！不过，我搞不明白，这个试掘与发掘有什么不同？”
夏鼐道：“试掘与发掘，其实方法程序上完全一样，完工后整理材料没什么不同，照样印出报告，只是没有很大把握时叫法谦虚一些而已。国外也有这样的先例。”
吴晗听罢，表示认可。至于是否试掘，要等调查后的结果再定，而且还要上报北京市与中央批准。
夏鼐起身对赵其昌说：“我与吴副市长意见一致，同意试掘，前提是要找到重要线索，否则试掘也无从谈起。你回去后，就先从查考文献开始吧。”
新的一年开始了，对于赵其昌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时年28岁的赵其昌，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求学时，学的是旧石器、新石器、甲骨文金文、商周的青铜器，以及秦砖汉瓦、魏晋碑刻、唐宋诗文，等等。一下子转到明朝，真是个新课题、新工作，必须从头开始。
在夏鼐指导下，赵其昌开始了史料研究，重点自然是明清两代帝王陵墓的史料。他几乎跑遍北京各大图书馆，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找着有关的资料，对《明实录》《大明会典》《明史》《国榷》《日下旧闻考》等经典，一一仔细揣摩，连明清人的笔记、野史，都尽可能一一翻阅。他要弄清众多的帝后、王侯、嫔妃和各种陵墓的建筑形制、布局规格、祭祀礼仪、埋葬制度、随葬器物，以及帝王墓葬的发展演变过程，尤其是地下建筑的形制。不到两个月时间，关于十三陵的建造的起因与整体布局，他已基本查清，一个风云际会的历史时空和过往人物显现在眼前。
试掘献陵
积雪消融，枯草微露，赵其昌再度来到昌平十三陵区，携考古探铲作田野调查。
独自一人走进巨大的皇家陵园，赵其昌立感悲怆凄凉。辉煌的明楼、大殿、宝城俱已失去原有的风采雄姿而变得满身疮痍，残垣断壁、荒草凄迷，一代豪华璀璨的建筑群，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昔日皇陵胜地，垒垒荒冢伴斜阳。”赵其昌和工作队的几位同志白天一座一座地仔细查看陵墓，晚上走访当地老乡。十三座皇陵，想要找到一点线索，真如大海捞针。
经过几天的探访，赵其昌决定把目标重点放在献陵。
献陵位于长陵西侧一华里的黄泉寺山下，埋葬着朱棣的长子朱高炽。陵园规模较小，距长陵地域最近，入葬时间上前后紧接，从发掘工作考虑，如果试掘，以献陵最为合适。它不仅在埋葬制度、地下建筑结构等方面有很多可供参考之处，试掘之后还可以直接把设施、人员拉到长陵，工作、食宿解决起来都比较方便。于是他对献陵开始了第一步工作：查阅史书，收集资料，实地勘察，寻找线索。
朱高炽47岁当上了明朝的第四位皇帝，改元洪熙。十个月后驾崩，死后谥庙号为“仁宗”，葬于献陵。
把朱高炽称为“仁宗”，这“仁”字用得倒也确切。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像他那样关心百姓疾苦的实在不多。洪武二十八年，他由祖父朱元璋亲自册立为燕王世子。朱高炽文笔华美，诸王世子中无人能与之相比。朱元璋时常让他帮助自己批阅奏章，而朱高炽选批最多的是那些关于百姓生活的，特别是各地上报灾情的奏疏，他总是立即让爷爷过目。朱元璋曾不解地问他：
“怎么你选的尽是些上报灾情的奏疏？”
“孙儿觉得民以食为天。现下有的地方闹灾，民不聊生，乃是最急迫的事情，才请皇爷优先处理。”
“嗯！”朱元璋点点头，又问，“尧在位时闹了几年水灾，汤时七年大旱，百姓又靠什么活下来的呢？”
“靠的是尧、汤圣人有恤民的政策。”
朱元璋听后大喜：“你这孩子虽然生长在深宫，却关心民间疾苦。好！”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出身，深知民间疾苦，大明王朝建立后，实行了一系列较开明的政策，经济得到复苏，国库也颇为殷实。但朱棣好大喜功，频繁地进行大规模征战，加之建都北京、疏浚运河等浩大工程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朱高炽登基当天，第一道命令就是追回第七次下西洋的郑和远洋船队，召回在交趾采办珍珠的中使和在西域买马的官员，并停止为皇宫采购、烧铸、供应等一切花钱的行为。可惜这位雄心勃勃、一心强国富民的皇帝，在位仅十个月，就一命呜呼了。
图11-2 献陵明楼
献陵和其他各陵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在祾恩殿和明楼之间有一座小山相隔，把陵墓切割成两块。如今前方大殿已不存在，仅留有山后一片残破的建筑。赵其昌率人在山后的明楼和宝城内外查找线索，仔细辨别、分析当年入葬的隧道口可能留下的痕迹。明朝陵墓制度，一般是宝城内用厚实的黄土填满，并筑起高大的宝顶，但献陵的宝顶掩埋不住宝城内墙，显得极为简单和寒酸。
近半个月的勘察仍无线索，工作队开始分头探访。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们得知附近村里存有祖宗留下的《陵谱》，据说上面记载有陵墓的建筑形制和入葬经过。这些村庄大多是由当年的守陵宫监发展而来，有秘籍存留也许可能。当赵其昌查访三天终于从当地一富农家中借来《陵谱》时，却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所谓《陵谱》所记全是臆说传闻，毫无史料价值。
《陵谱》中关于献陵的记载：
仁宗朱高炽为太子时，每日在宫中游**。其时，宫中规矩，凡夜晚宫中妃子门口挂红灯，太子方可进入。挂绿灯，表明内住长辈，不得入内。
一夜，朱高炽游宫，见一楼内窗棂上挂着红灯，便喝退侍从，径直入楼。待其宽衣上床后，却见**竟是姨娘……
此事在皇宫里哗然传开，或曰太子对比其年长几岁之姨娘早有此意。当夜，是其事先将姨娘房门绿灯摘下，于窗棂之上换成红灯；或曰姨娘早对太子有情，是其亲摘绿灯，换上红灯……
仁宗皇帝驾崩，其子朱瞻基命人将父皇陵墓建于小土山后，使石碑殿堂及明楼宝顶互不能见，意在以小山将父皇仁宗与其姨娘之丑行遮掩。故此小山谓之“遮羞山”……
老乡们自然不会知道，据文献记载，这座陵墓的建造形制实则与风水有关。皇家园陵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选择“龙脉”，这起伏的山丘就是“龙脉”的象征。建造献陵时，因这小山形如几案，是作为“龙脉”而完好保存下来的，史书上称为“玉案山”，殊不知风水反给这位仁宗皇帝蒙上一层不白之冤。
史书缺乏记载，《陵谱》只能当作饭后谈资，面对一座座巨大的陵园，他们却找不到一点可供科学发掘的线索。时间一天天过去，吴晗、夏鼐不断派人前来询问，赵其昌心急如焚，建议领导再派五名人员参与调查，以便加速工作进程。
五名人员很快来到十三陵区，组成一个考古工作队，归赵其昌带领。然而，工作队在陵区转了三天，还是未得到一点线索。正当工作人员一筹莫展时，两位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却找上门来。他们被当成盗墓贼叫到派出所审讯一顿，最终搞清是个误会。
这个让人忍俊不禁的插曲，却给工作队带来新的启示：能不能从被盗的墓葬中发现点线索，或者从盗墓者的口供里判断陵墓玄宫的结构？主意商定，工作队员再度分头行动。赵其昌去曾经被盗过的万贵妃墓地寻觅踪迹，另一名队员于树功则干脆去了监狱，想从盗墓者口中探出蛛丝马迹。只可惜，两路人马都无功而返。
城墙黑洞是地宫入口？
正当工作队困惑着找不到头绪的时候，吴晗和夏鼐有了新的想法，就是把定陵作为突破口。第一，定陵是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的一个，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些。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做了48年皇帝，史料可能会多一些。
定陵虽是明代陵墓中建成较晚的一个，至今只有300多年，但风雨剥蚀、战乱兵燹，使这座巨大陵园残破不堪。高大宽厚的朱红色外罗城早已**然无存，陵墙两处倒塌，那辉煌的象征皇帝权力与威严的黄色琉璃瓦大殿只残存几排柱础石，似乎在向世间诉说着所经历的劫难。
据史料记载，定陵曾遭受过三次大火的焚烧，以致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清军入关后，对明陵进行了大规模破坏，并放火焚烧了万历帝的定陵和天启帝的德陵。
此前不久，李自成率大军逼近京城，从柳沟入德胜口，因居庸关守将投降，十三陵被起义军攻下。李自成下令焚烧十三陵大殿，捣毁定陵、庆陵、德陵宫墙与宫门，整个十三陵“砖石遍地，大火三日不绝”。
顺治四年（1647年）以后，清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缓和民族矛盾，安抚明朝遗老，说江山并非得自朱明王朝，而是取自李自成之手，还对明陵进行了一定的保护，设陵户、给赡田、禁樵采，并对崇祯的思陵进行了修葺。乾隆五十年（1785年），高宗弘历在明成祖朱棣的“神功圣德碑”碑阴镌刻“哀明陵十三韵”，略示对明代帝王哀悼之意，并对曾经遭到破坏的定陵、德陵进行较大规模的修缮。
经工作队考察，所谓乾隆帝对十三陵的修缮，只是利用旧料拆大改小而已，这在定陵的祾恩门、祾恩殿遗迹中反映得最为明显。而天启皇帝的德陵，史料虽记有修缮事宜，但实际并未动工。
民国初年，陵区附近一个姓郭名五的人接替陵户，负责十三陵的看管和保护工作。政府除免其租税外，每年尚略有补助。当地一个闲汉王某感到护陵的差使有油水可捞，便找到郭五要当陵户，遭到郭五拒绝后，王某恼羞成怒，趁夜深人静，提一桶煤油悄悄来到定陵，把油泼在祾恩大殿上，放火焚烧。顿时，烈焰冲天，映红了整个陵区，方圆数十里可见烟火升腾。三天后，祾恩殿就变成了一堆灰炭。王某嫁祸郭五未成，自己反吃了官司，暴死狱中……
赵其昌手提考古探铲，又到宝城外侧，铲开一堆杂草和尘土，仔细辨析外罗城城墙的残迹。
图11-3 定陵全景
在十三陵全部陵宫建筑中，唯有嘉靖皇帝的永陵与万历皇帝的定陵建有外罗城，其他陵宫则没有。史料记载：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视，他登上阳翠岭，往下一望，见只有明楼、宝城一座，便问督工大臣：“陵寝这算完工了吗？”言下之意自然是不满。大臣见皇上不甚满意，赶忙说：“还有外罗城一座未建。”自此之后，就日夜赶工加筑外罗城，定陵的建筑全仿永陵，因此也筑有一道庞大的外罗城。
外罗城原有朱门三孔，门楼重檐，上覆黄瓦，镶有山水、花卉、龙凤、麒麟、海马、龙蛇图像，约在康熙四十三年之后渐被毁坏。时至今日，这外罗城墙遗址也埋在黄土之下，只有一道朱红色的内罗城墙，历经沧桑劫难，一直忠心耿耿地守护着它的主人。
赵其昌扛起考古探铲，来到宝城墙下，自东向西仔细察看。7米多高的城墙，虽经300余年风雨剥蚀而变得残破，但仍不失它的威严。
赵其昌一步步向前走去，他感到脖子发木，腰酸腿痛，精疲力竭，在身边找块石头坐下，点燃一支烟，阵阵烟雾从喉管喷出，在眼前弥漫开来。顺着缥缈的烟雾，他望望远处的山峦和蓝蓝的天空，又把眼睛转向前方不远处的红色高墙。就在这一刹那间，奇迹出现了——在离地面3米多高的城墙上方，几块城砖塌陷下去，露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圆洞。
“这是怎么回事？”赵其昌自问着，揉揉被太阳刺花的眼睛，紧紧盯住黑乎乎的洞口，心脏加剧了跳动。
他突然想起前几天一个老乡对自己讲过的话：“长陵西面说不准是哪座陵墓，城墙外面塌了一个大洞。村里百姓遇到土匪绑票、日本鬼子抢烧，就把人捆牢后藏在里面……”眼前的洞穴难道就是老乡所说的那个藏人的地方？假若是真的，此处必有文章可做。正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再也无法抑制自己激动的心情，撒腿向后跑去。
“发现了，发现了！”“快来看，快来看！”
洪亮的声音沿着宝城回**，又从宝城传向旷野。
两个伙伴闻声跑来。三个人六只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洞口。
没有梯子，附近又找不到大块石头和木料，怎么办？两个伙伴望着赵其昌激动的面孔，立即蹲下身：“来吧，蹬着我们的肩膀上去看看，这个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赵其昌踩上他们的肩头，三人组成一个“众”字形，沿城墙慢慢地升起来。正午的阳光照射在洞口，里面的景物若隐若现，像是一个券门[8]的上端，光照处可辨别出砖砌的痕迹，但一时难以证实券门是否存在。三个人轮流看过一遍，仍未得出一致的结论。
“你们在这里守着，我去长陵村打电话请夏鼐老师来看看。”赵其昌嘱咐完同伴，转身向长陵村跑去。
夏鼐接到电话，立即驱车赶到定陵，同时还带来了几位年轻的考古工作者。
发掘队员按原来的方法搭成人梯，让夏鼐站在肩上沿墙慢慢升起。
夏鼐从腰中掏出手电筒，认真察看洞中的一切，不时地用探铲叮叮当当地敲打着洞中的砖石……一刻钟之后，才回到地面上。
队员们纷纷围拢上来，用期待的目光望着考古大师，希望尽快找到正确答案，解开百年之谜。
夏鼐沉思片刻，转身望着大家：“据我观察，里面的砌砖不像是原来筑成的，有再砌的痕迹，可能是一个券门的上缘。”
“宝城砌得这么结实，怎么会有券门藏在里头？”不知是谁问了一句。
夏鼐望望大家，似在讲解，又像自言自语：“定陵的历史有300多年了，可能因为原砌的和后砌的两层砖之间衔接不紧，经过风吹雨打，外面的砌砖，也就是后来砌成的砖墙就塌陷了。”讲到这里，他望望赵其昌，不再言语。
赵其昌豁然开朗：定陵是皇帝生前营建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开工，历时6年完成。这一点《明实录》记载得很清楚。可是，陵墓建成，人并没死，怎样办？地宫就必然再埋好。事实上，又过了30年，即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王皇后才死，紧接着万历皇帝也死了，二人一起入葬定陵。再度挖开入葬，二次砌砖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不过，定陵明楼下面不建通道，棺椁灵柩又从何处进入地宫呢？
考古所的青年考古同行们也议论纷纷，有的说：“如果真的是券门上缘，那它很可能就是入葬的通道。”这句话又提醒了赵其昌。史料记载，定陵仿永陵建筑，宝城外面都有一道外罗城墙。现在外罗城墙虽已毁坏，但遗址可以证实这道城墙的存在。“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是入葬的通道，它正处于外罗城之内，内宫墙之外，帝后的棺椁进入大门之后，绕到宝城外面，再从这里进入地宫？”
赵其昌说完，看看夏鼐。大家顿时**起来：“夏所长，会不会这样？”
夏鼐不露声色地点点头：“说得有道理，我回市里和吴副市长商量一下下一步的打算。”说完，驱车同赵其昌向北京奔去。
一见面，未等夏鼐讲话，吴晗就急不可待地问：“作铭，调查的结果怎样？”
“我看是一条极有希望的线索。”
“有把握吗？”
夏鼐望着老同学焦急的面孔，笑着说：“辰伯，我看你对考古倒真是外行，我们只有挖开后才能下结论哟！”
吴晗的脸微微红了一下，在屋内踱了几步，用略带埋怨的口气说道：“你倒是说一句有把握的话呀！”
夏鼐沉着地回答：“像是通往地下玄宫的入口。”
吴晗立即站住，面露喜色：“那就和大家研究一下，上报试掘，开始行动吧。”
迷路石？隧道门？
1956年5月18日下午，发掘队在定陵的宝城内侧，即与城砖脱陷处相对应的地方，做出了先开一条探沟的计划。在伸向明楼背后的方向，测好位置，钉上木桩，拉上绳子，立上木牌，墨书大字“T1”，表示第一道探沟。一切准备就绪，只等第二天破土动工。
按照绳子做出的标志，民工们一锹锹地挖下去，再把翻起的土小心地装入筐中运往远处。虽然是第一次动工，但民工们记住了考古队副队长白万玉老人的嘱咐：“我们不是搞建筑工程，也不是挖水库建大坝，不要求速度，而是需要细致地观察和小心地操作……”民工们尽管对考古学一窍不通，更没听说过用科学考古的方法来发掘皇陵，在他们心中只有孙殿英那样的军阀和程老六那样的土匪夜间盗墓的模糊形象，但面前的景况让他们感到这项工程与众不同。每装进一筐土，都要经过仔细的检查，而且时常把地面挖开，用小铲一点点地刮，寻找可疑痕迹，干这种活儿，闻所未闻。
赵其昌和白万玉在工地四周密切注视着民工们的操作，几乎每挖出一筐土，白万玉都要仔细观察辨别土质的变化。两个小时之后，探沟已挖了3米多宽、1米多深。宝城内侧1.5米深处露出了一块砌在宝城城墙上不大的石条，这时，有个民工突然大喊一声：“石条上有字！”
大家顿时闻声而来，围住石条，赵其昌、白万玉也急忙奔过去。果然，在一块横砌的小石条上，显出模糊不清的字迹。赵其昌找来毛刷，蹲下身，轻轻地刷掉上面覆盖的一层积土，奇迹出现了：石条上露出三个雕刻粗糙的字。经过仔细辨认，两人几乎同时喊出：“隧道门！”
那么，这三个粗糙的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回顾史料，他们做着这样的推断：自万历十八年（1590年）定陵建成，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皇帝死去，前后经过了30年的漫长岁月。地下宫殿建成之后，就必然要用土封存起来，等待皇帝死去入葬时再开启墓道门。但是，皇帝的死期是无法预测的，一旦死去，就需要立即打开，等待皇帝的棺椁入葬。这一工作是由工部主管，如果找不到入口，延误葬期，营陵工匠必遭杀身之祸。经过长年累月的尘封土埋，入口定难寻找，这就要在入口的某个部位做一标记，以备急需。赵其昌想着，转过身看着白万玉，轻轻地说：“我看这石条砌在宝城这不正不中的地方，会不会是当年建陵工匠偷偷留下的？”
白万玉点点头：“我也在想，这石条上的字很可能是工部指使人或者工匠偷偷留下的。因为皇帝死后，入葬的日期要礼部决定，一旦日期定下而工部打不开地宫，从工部尚书、郎司到工匠都要问罪，所以才在这里留下记号。看来这里是通往地宫的隧道已不成问题了。”
果然不出所料，十几天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4.2米处时，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两墙之间距离8米，如同一条弧形的胡同由南向北弯曲伸张。这条隧道的出现，证实了当年皇帝的棺椁从这里入葬的推断。“隧道门”三个字正对着这条隧道的中心部位，后来发掘人员称这条隧道为“砖隧道”。
打开地宫的钥匙
进入7月，天空开始不断地下起雨来，发掘工作只得根据天气状况时进时停。
自宝城内挖开第一道探沟以后，工作进展极为顺利，民工们将填土砖石，一筐筐运出，一个多月的清理便告完成。在“隧道门”刻石下面，果然露出了一个用大城砖垒起的大门，事实证明了最早被发现的那个塌陷的缺口，就是大门外侧上面的边缘，也是通向地宫隧道的第一座大门。帝后棺椁入葬之后，大门就用城砖巧妙地堵死，磨砖对缝和城墙别无两样。当年的君臣工匠怎么也不会料到，数百年之后，这精心的伪装终究未能瞒过考古工作者的眼睛。
9月2日上午，刚刚开工不久，来自庆陵村的民工栾世海，一镐刨下去，传出钝器的撞击声。“嗯，这是碰到了什么东西？”他琢磨着，用镐头轻轻刨开积土，一块石头露出了地面。
“快来看，这是块什么东西？”他大声喊叫着，沟底的人立即围过去。白万玉见状，急忙喊道：“轻点，别弄坏了！”
大家用铁锨沿石头两侧，轻轻地铲着土。10分钟后，一块小石碑出现在眼前。
一个民工突然大喊一声：“上面有字！”民工队长王启发立即找来一根竹片，小心地刮着字上沉积的泥土，老考古队员白万玉拿一把刷子走下探沟，边走边喊：“快去找赵其昌！”
一刻钟后，赵其昌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迫不及待地跳下探沟，扒开人群，挤到小石碑前。只见白万玉跪在地上，一点一点地擦着碑上的泥土。赵其昌急忙蹲在一边，问道：“怎么回事？”白万玉拿着刷子的手轻轻地颤抖着，激动地说：“这回可探出宝啦！”
赵其昌望着这块一尺多长、半尺多宽的小石碑，仔细地辨认着上面的字迹，当白万玉刚把泥土刷去，他就高声念道：“此石至金刚墙[9]前皮十六丈深三丈五尺。”
话音刚落，人群轰然炸开，欢腾之声在这昏暗、潮湿的探沟中嗡嗡作响。大家扔掉手中的工具，兴奋地围着石碑来回转悠。
在浩瀚的明代史料中，对于陵墓的建制，只能找到一般历史概况的记录，如陵墓的营建年代、规模、用工用料、建造花费银两等事宜，至于玄宫的形制、结构史料绝不记载，这是明代一项极为严格的制度。但它既然存在，留下了痕迹，就必然会从帝后的丧葬制度中分析、辨别出这块小石碑所起的作用。
发掘队员围在石碑前，仔细地研究起来。正午的阳光洒进探沟，使小石碑闪着亮光，字迹越发清晰可辨。白万玉放下毛刷，神情严肃地望着大家，一字一顿地说：“我看像是和隧道门一样的道理。”
刘精义惊讶地望望老人，又看了眼赵其昌：“那么说，又是工匠留下的标记了？”
白万玉没有回答，从兜里掏出纸烟，径自抽起来。赵其昌冲刘精义点点头：“白老说得有道理。皇帝也好，后妃也好，他们都是人，而人总是要死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皇帝皇后不可能同时死去，既然如此，就出现一个问题：是先死先葬，还是先死者要等后者死去，再同时入葬？”他一边吸着烟，一边推理似的慢慢讲下去，“从文献记载看，明朝帝后的入葬程序，习惯上是采用前者做法。以长陵为例，徐皇后先于成祖死，停灵在南京，等长陵玄宫建好后，才把她的灵柩从南京移来入陵。而后成祖皇帝死去，再开地宫，葬入长陵和徐皇后做伴。其他陵墓的主人也都采取这种方式。定陵是万历生前预先营建的，建成后，他并没有死，只好把墓室关闭，再用土封严墓道。等到他死后再重新掘开使用。所以，这块小石碑是工匠为了帝后入葬能顺利地打开地宫而偷偷埋下的标记。石碑上的刻字应该是可信的，这不是迷路石，确实是一把打开地宫的钥匙。”赵其昌说到这里，转身看看白万玉，老人微笑着点点头。
弱冠皇帝选陵寝
隆庆六年（1572年），明朝刚刚36岁的隆庆皇帝朱载坖自知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急忙召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入乾清宫听候遗诏。三人匆忙到来，见皇帝斜倚在御榻之上，面如死灰，气息奄奄，左右静静地站立着皇后、皇贵妃和10岁的太子朱翊钧。此时此刻，这位皇帝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侍立在病榻左边年仅10岁的爱子、未来皇位的继承人——朱翊钧。感到留给儿子的并不是一个国富民强、安康兴旺的帝国，他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无法预料大臣们将怎样对待这个儿子和朱家江山。他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护佑爱子了。在弥留人世的最后一刻，他伸出干瘦且毫无血色的手，转动着满含期待的泪眼，有气无力地向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位同阁辅臣嘱托后事：“朕不久于人世，三位阁臣好生辅弼皇嗣，以保江山万世不休……”
第二天，隆庆崩于乾清宫。
六月十日，皇太子朱翊钧登基，以次年（1573年）为万历元年，开始了他长达48年的统治。
万历七年（1580年），不满18岁的万历皇帝第一次到天寿山谒陵时，就开始考虑建造自己的陵寝了，只是当时担心张居正（1525—1582）等人劝阻谏争，所以此次谒陵并未公开提出预建自己寿宫的想法。从1582年冬天到1583年春天的几个月，一直纠缠于清算张居正等人相关事宜的万历皇帝，情绪陷入了混乱。继张居正之后出任首辅的张四维，洞察皇帝心理后，经过一番苦思冥想，终于得到了一条计策。他建议万历修建寿宫，万历皇帝欣然同意。
对于刚刚步入21岁青春年华的万历皇帝来说，这一看似奇特的抉择并非因为他认为自己死期临近。有研究者认为张居正的去世，使他越来越感到群臣阁僚们并没有把皇帝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是把他当作一个机构来看待。万历虽然缺乏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但并不缺乏清醒和机灵的头脑。如果仔细地回忆万历的人生，就不会遗漏这件事以及万历在这件事中所表现的思想脉络及人生感悟。那是1583年春，恰值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要亲自主持殿试。这次策文的题目出人意料地竟多达500字。他询问那些参加会试的举人，为什么越想励精图治，后果则是大臣更加腐化和法令更加松弛？
答案显然是无法靠几个参试的举人能准确地找到的。此时的万历皇帝陷入了更加沉重的精神重压中，他唯一的希望和寄托就是接受这精神上的活埋。
出乎万历意料的是，这次预筑寿宫不但没有遭到廷臣的劝谏和阻止，反而得到了极力迎合。事实上，直到他死也没弄明白，为什么廷臣在他所干的其他事上横加干涉，屡屡进谏，而对此事却如此宽容和谅解？也许群臣们认为，此时的皇帝已经足以让后代的人们崇敬。同时，他虽正值青春年少，但是已御宇十年，具有足够的资格当此殊荣了。
根据张四维的建议，此项工程参照明世宗在嘉靖十五年选择山陵的惯例，命文武大臣带领钦天监人员及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先行去天寿山选择“吉壤”二三处，以便于皇上在谒陵过程中钦定。
万历十年（1583年）二月四日，礼部首次派遣祠祭署员外郎陈述岭一行去陵区勘察，择得谭峪岭、祥子岭、勒草洼三处吉壤。又经定国公徐文璧、内阁首辅张四维、司礼太监张宏及通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一起校勘，确认三处均为吉壤。
三处俱吉，自然不能都用，只能从中选择一处作为寿宫之地，而这个选择只能由皇帝自己决定。于是，万历假借恭谒山陵行春祭礼之名，决定在闰二月十二日进行第二次“谒陵”。
圣旨一下，朝廷内外一片忙碌。礼、工、兵各部按照自己的职责，仔细地做着准备。到闰二月九日，突然狂风大作，黄尘蔽日，群臣无不惊慌失措。内阁首辅张四维认为天时不利，前行无益，并引用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谨出入”条，谏止皇帝放弃这次“谒陵”。万历选择“吉壤”心切，不顾张四维的谏阻，毅然决定按原计划成行。
闰二月十二日，狂风渐小，红日初露。万历皇帝由定国公徐文璧、彰武伯杨炳护驾，“率妃发京”。御驾前后，由镇远侯顾承光、左都督李文全、勋卫孙承光统率佩刀五府军卫官30名、大汉将军300名、其他武装军校4000余人，浩浩****，向天寿山行进。
御驾尚未出动，京城便开始戒严，每座城门都由一位高级文臣和武将共同把守。皇弟潞王当时尚未成年，即参加戒严事宜。他的任务是搬到德胜门的城楼上居住，密切监视御驾必经之路。这支声势浩**的队伍到了郊外，皇帝及其家室住在沿路修起的佛寺里，其他随从人员则临时搭盖帐篷以供歇息住宿。在几十里路途上，一些地方官、耆老及学校的教官被引导在御前行礼，不能稍有差错。
万历出京的第二天，在由沙河巩华城赴天寿山的路途之中，皇帝的备用“飞云辇”不知何故突然起火。侍卫们赶上前扑救，总算保住“飞云辇”，未酿成大灾。这次事故，群臣再度大惊失色，议论纷纷。张四维认为，这是“上天的警告”，即劝万历停止前行，但未得同意。
十四日，队伍到达陵区。万历此行的目的很明显，主要是寻觅及视察他自己的葬身之地。既然以谒陵为名，那么谒祭在所难免，种种仪式自然应当周到齐备。因此，在出发之前，礼部必须斟酌成例，拟订各种详情细节，有的陵墓由皇帝亲自祭谒，有的则由驸马等人代为行礼。十四、十五两日，万历在拜谒完长、献、景、裕、茂、泰、康、永诸陵之后，还要亲祭长、永、昭三陵后边的主山，后经张四维谏阻，才勉强作罢，只命驸马等人代行祭礼，以示诚意。
十六日，万历率队依次到祥子岭、谭峪岭、勒草洼三处详细查阅后，对三处地址皆不满意。十八日，万历回宫，并立即谕礼、工二部及钦天监诸官，再去选择二三处来看。礼部见皇帝如此挑剔，心中不快，即呈奏万历：“臣等既已寡昧，请允许张邦垣多带些通晓地理风水之人，共同前去踏勘，唯此才能选取更多吉壤供皇上选择。”对于这个奏本，万历自然深知其中之意，但他未露声色，当即给予允可，并谕令：“凡在京有谙晓地理风水的内外大小官员，都可到天寿山参与实地踏勘。”
万历的这一谕旨，不但未给礼、工二部带来方便，反而加深了选择“吉壤”的难度，导致官员之间矛盾重重，并生出许多阿谀逢迎、令人捧腹的可笑事件。
就在礼、工二部重新组织人马，紧锣密鼓地赴天寿山再择“吉壤”之际，一位名叫梁子琦的通政司左参议感到建立奇功的机会到来，于是向万历陈奏自己深晓地理风水，请命前去选择吉壤。万历急命梁子琦随礼、工二部一同前往核视。梁子琦获悉皇帝对自己的陈奏和才华十分赏识，便在实地踏勘中别出心裁，处处与礼、工二部及钦天监等人意见相左。三月二十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将本部及钦天监择得的六处和梁子琦个人择得的八处，一并呈给万历皇帝。万历览奏之后，谕令礼、工二部再行实地踏勘，从十四处中选择最上吉地三四处并绘图来看。
四月三日，礼部尚书徐学谟、工部尚书杨巍通过四处遍访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大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梁子琦得知自己选择的石门沟山被列为“吉壤”，内心十分欣喜，仿佛高官厚禄就在眼前了。
令梁子琦遗憾和痛恨的是，首辅申时行的出任使他失去了这次加官晋爵的机会，最终落得贬职闲居的下场。
张四维继任首辅不到一年，父亲不幸病逝。张四维只能离职守制，在此期间，申时行代理首辅。但是张四维在居丧将要期满之时又突然患病不起。恰在这时，比申时行资深望重的大学士马自强和吕调阳也先后病故，命运之神自然地把这位资历最浅的大学士推到了政治舞台的前沿。
申时行和张四维不同，他以才干取得张居正的信任，而不是以谄媚逢迎见用。张居正死后，他承认张居正的过错，但并不借此夸大其过失作为自己上台的资本。他和张四维的差异为同僚所深知，也为皇帝所了解。
七月二十二日，万历皇帝谕令内阁首辅申时行、定国公徐文璧、司礼监太监张宏前去陵区核视。两天后，申时行等人回京。在给万历的奏文中有这样的陈述：除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似难取用外，看得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叠嶂层峦，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大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
梁子琦得知此情后恼羞成怒，认为这是申时行与徐学谟故意与自己作对，盛怒之下，上疏皇帝攻击徐学谟，奏称申时行与徐学谟本是儿女亲家，“附势植党”，故意不给皇上选择最上“吉壤”。
万历见到梁子琦的奏疏后，大怒，立即将徐学谟罢职。申时行见此情景，感到形势严峻，大祸欲临，只得上疏奏辩，并联合礼、工二部及钦天监重臣，一起揭露梁子琦在踏勘过程中好刚使气、固执褊狭、自以为是、不顾吉凶等罪行。由于申时行的特殊地位和在朝廷的威望，他们的陈奏自然使万历皇帝坚信不疑。于是，当即谕旨：“子琦挟私渎奏，夺俸三个月。”
梁子琦的陈奏使徐学谟被罢职的同时，自己也遭到了惩罚。然而，这个惩罚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信号，不久之后，还将有更大的灾难落到他的头上。
九月六日，万历皇帝再次以行秋祭礼为名，率后、妃进行第三次谒陵。九月九日，万历亲登形龙山、大峪山主峰阅视，经过反复比较之后，谕旨内阁：“寿宫吉壤，用大峪山。”这里所指大峪山，原称小峪山，真正的大峪山在昭陵主峰。因万历忌讳“小”字，便不顾与父皇昭陵的大峪山重名，将“小”改“大”，小峪山变成大峪山。
九月十九日，礼部上疏，认为陵址既已选定，就应该钦定日期营建。但万历仍然不允，非要待两宫圣母看后才能确定。为此，御史朱应毂以谒陵耗费太巨，陈请两宫太后不必再去阅视，但仍未得到万历皇帝的允可。
十一月十三日，在申时行的暗中指使下，贵州道试御史周之翰再次上疏弹劾梁子琦说，已奉皇上谕旨，寿宫定在大峪山下，可见徐学谟当初对皇上并未欺罔。徐学谟既已被罢职，梁子琦岂宜独留？
万历皇帝览奏之后，立降梁子琦为右参议，令其闲住，永远不许起用。
梁子琦接到圣旨，悲愤交集。落到今天这般地步，是他始料不及的。也只有在此时，他才真正知道面对这个强大的文官集团，他所要做的是什么。
万历十一年（1583年）九月十三日，万历皇帝奉两宫太后并率后、妃进行第四次谒陵。十六日，万历与两宫太后亲登大峪山主峰阅视。两宫太后也一致认为大峪山最“吉”。
至此，近一年半的“吉壤”纷争总算告一段落。
经过万历皇帝的四处搜刮和群臣的东拼西凑，定陵总算于万历十八年（1590年）六月全部建成。整个工程总耗银800万两，相当于国库两年的全部收入。
当万历在寿宫中大摆酒宴为忠实于他的臣僚加官晋爵之时，他不会想到也无法想到，世界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明帝国的末日也将来临。
泥水中拖曳前行的皇帝棺椁
万历十一年，就在万历皇帝清算张居正并到天寿山寻找自己死后乐园的这一年，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人、25岁的努尔哈赤开始显示他过人的军事才华。
由于明朝辽东总兵李成梁用计杀死了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他便凭借祖上遗下的13副铁甲和族人一起对明发难。当万历皇帝接到边廷上传来努尔哈赤要求归还祖父、父亲尸体的消息时，他绝没有料到不久的将来，就是这位努尔哈赤会和大明分庭抗礼。万历皇帝心平气和地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并加龙虎将军衔。万历的册封，使努尔哈赤如虎添翼。他不断吞并周围部落，在征战中创立和完善自己的军事组织；与此同时，他下令开采金银铜矿，置办冶炼，鼓励民间养蚕，发展手工业生产。努尔哈赤已不满足于做明朝的臣民，他觉得自己应该拥有更多的土地和人民，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君主那样，凭着不断进取赢得天下。这样的理想和由此而来的奋发精神，是在故纸堆和脂粉中长大的万历皇帝所不具有的。
从万历十一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正当万历浑浑噩噩、沉溺于酒色之中，热衷于搜刮珠宝时，努尔哈赤已经在东北的莽莽雪原上建立起了一支与明王朝争夺天下的军队。同时，趁明军抗倭援朝、辽东空虚之机，继续扩张势力，并针对明帝国狂妄自大和辽东总兵李成梁的骄横，巧妙地实行对明朝表面恭顺，暗中称王称汗、积极发展势力的两面政策。经过35年的积极准备，终于在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十三日，以发布“七大恨”告天为起点，把进攻的矛头正式指向明朝，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以清代明的序幕。
努尔哈赤亲率两万铁骑，直入要地抚顺，迫使守将李永芳投降，并将救援的张承荫等将领一举击毙。然后，乘胜进兵抚顺东南的鸦鹘关，再克清河，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大军横扫北国朔漠平川，疾速向关内挺进。这时万历和他的臣僚们才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边防的军事危机飞报皇帝，但是万历自己不能统率兵将，在平日又没有整顿军备，自然他更谈不上离开京城巡视边关了。既然他的权力产生于百官的俯伏跪拜之中，那么在这边关危难、大兵压境之际，万历皇帝只能盲目听从大学士方从哲的请命，慌忙之中任命那位在抗倭战争中讳败为胜的杨镐为将，从而使明军在关键的一仗中丧师失地。
万历见明军已无力阻挡努尔哈赤的铁骑，就通过太监找来阴阳术士王老七，施展阴阳之术，以破敌军。王老七一番占卜之后，跪请皇帝说道：“女真人之北关，与其祖坟风水有关。如将房山金人陵寝捣毁，泄其王气，明军可能转为胜矣。”万历皇帝闻听此言，大为惊喜，于是谕令兵部急速派人赶往房山，捣毁金人陵寝。
金朝原是由居住在长白山和黑龙江流域的女真族建立，12世纪初，其部落联盟的首领完颜阿骨打战胜辽，夺得了东北和华北的统治权，当上了皇帝，是为太祖。阿骨打死后，原葬于东北海古勒城西的泰陵，其弟太宗之陵原来也在上京。贞元元年（1153年），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又把他们二陵及其同葬十陵迁到中都（今北京）。两年之后，房山寿宫建成，便把棺椁运往房山陵地安葬。由此，这里便形成金代太祖、太宗、十帝和其他后妃王公的数十处陵墓组成的皇家陵区禁地。
明军进入房山金人陵区之后，大肆焚烧盗掘，整个陵区烈焰升腾，烟尘四起。不到两个月，建筑规模和历史艺术价值比明十三陵毫不逊色的房山金陵，毁坏殆尽。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万历皇帝死后，他的孙子天启皇帝朱由校见努尔哈赤不但没能自灭，反而锐气剧增，又听阴阳术士之言，在房山金人陵区修建一座关公庙，以压其胜……而最后的结局是清军入关，多尔衮下令捣毁十三陵，以报房山金陵被毁之仇。其中定陵遭其毁坏最为严重，宝城垛口、明楼地面的花斑石、外罗城等建筑全被焚烧捣毁，辉煌的定陵园林只剩一座明楼。这个报复性的毁灭要在万历死后24年才得以应验，当然这是后话。
面对这艘帝国古船，万历已经准备好了一切，决心沿着他选择的道路径直走下去。病入骨髓的他自知必定先于古船沉没，尽管船上救命的号子喊得翻江倒海，他却再也无力顾及了。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四月六日，孝端皇后王氏气绝身亡，按照她生前的地位要葬于定陵地宫。为担心雨水进入玄宫，礼部左侍郎孙如游上疏说：皇后发葬，惯例要出百日，可玄宫隧道不可久泄，眼下正处大雨季节，臣等非常担忧。万历皇帝连战事都不再顾及，哪还有心思去理睬这些事，所以王皇后的棺椁一直没有入葬。从此，群臣们不再过问，只管在沉沦中苟且偷生。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终于一病不起。这位“难识君王真面目，三十余载匿深宫”的帝国君主，在将要撒手归天的弥留之际，竟然连太子常洛也不见，更不允许大臣们去问安，他只要既带给他欢乐、又带给他苦恼的郑贵妃陪伴。两人相对，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庆幸，在这郁闷苍凉的人生旅途中，能和这位美丽聪明的爱妃相遇。同时，他又感到无限的内疚和忧虑，他辜负了爱妃和爱子的期望，使她和她的儿子落到今日天各一方、茕茕孑立的可怜境地。他无法知道自己死后，太子常洛会对郑贵妃施以什么样的残酷手段。他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的珍贵与紧迫，在这阳气尚存的最后一刻，他强打精神，谕令方从哲等几位重臣前来受顾命。
当方从哲等几位大臣赶到乾清宫时，见万历皇帝面如土灰，奄奄一息，急忙跪地痛哭流涕。万历轻微地抬了抬手，示意方从哲上前，两滴浊泪夺眶而出。他颤巍巍地拉了拉方从哲的手，有气无力地说道：“念郑贵妃待我好，册立为皇后，死后葬入定陵寿宫同朕做伴……”说完，撒手而去。
万历死后，皇太子朱常洛即位，年号泰昌，是为光宗。朱常洛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逆境中度过的，由于长期忧郁苦闷，清闲无聊，只得把全部精力寄托在酒色上。虽然他年龄还不到40岁，身体的健康状况却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万历驾崩之后，郑贵妃知道自己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一反过去之常态，千方百计地逢迎讨好这位新皇帝，除了赠送大量珍珠异宝以外，又赠送八名绝色美女供他享用。结果，由于色欲过度，这个一生受尽苦难的短命皇帝，不到一个月就一命呜呼了。
从万历四十八年四月六日到九月一日，明帝国先后死去一后二帝，这在中国历朝的宫廷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朱常洛的儿子、16岁的小皇帝朱由校（年号天启）一登基，就要大办喜事。可此时宫廷内部正争权夺利，钩心斗角，吵闹不休，边关异族不断入侵，内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此种情形，万历皇帝的丧事举办得如何，是可想而知的。
按惯例，送葬前杠夫要在北京德胜门外“演杠”十天，按正式送葬的要求，抬着一具木箱，木箱上方中心位置放着满满一碗水，演练到滴水不洒为止。但这一切都无人要求了。九月二十八日，万历皇帝、孝端皇后梓宫同时发引。护丧的是孙如游、黄克缵、李腾芬、王永光等24员大臣，共有军夫8000人抬灵。走在最前面的是引幡队，举着花花绿绿的万民旗、万民伞；后面紧跟上千人的法驾卤簿仪仗队，高举如林的金瓜钺斧、朝天镫，幡旗蔽日。跟在棺椁后面的是十路纵队的兵丁；最后面是由数百辆车子组成的文武百官、皇亲国戚的车队。整个送葬队伍蜿蜒十几里，所到之处，凡有碍通行的建筑物，无论大小，一律拆除……由于事前未演练抬棺技巧，又因棺椁太重，一路上常有绳索损伤，行走极慢。早上从宫中走出，天黑才到德胜门，只好再增加600名杠夫。三十一日傍晚，当棺椁运到沙河时遇到风雨，先是北风大作，黄尘升腾弥漫，接着大雨飘落。风雨潇潇，天地苍茫，送葬队伍乱作一团。恰在这时，托灵龙木（主杠）轰然断裂，万历皇帝的棺椁一角坠地，跟随的重臣闻此不测之事，急喊“停下献酒……”竟无人理睬，棺椁依然在泥水中拖曳而行。直到十月三日，棺椁才进入寿宫。
御驾大明帝国48年的万历皇帝朱翊钧，确实是愧对祖先于地下。虽然他死后24年明朝才被农民军和大清帝国灭亡，但后来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都承认这样的评判：明朝灭亡的原因不在崇祯，而在万历。至少在万历年间，帝国沦亡便开始了。
谁在石隧道上留下文字？
1957年元旦过后，定陵发掘工地又加紧了工作进度。为了尽快打开隧道大门进入地宫，发掘委员会决定把人力运土改为机械化搬运，以传统的考古方法和现代化设施相结合，闯出一条考古发掘的新路子。
几个月后，石隧道终于全部显露出来，在40米长、20米深的隧道里，赵其昌、白万玉仔细地察看着巨石的结构和一切可疑的迹象，在离沟底两米多高的花斑石条上发现了墨书字迹，擦去上面的尘土，字迹清晰可辨。其内容多是记载时间、姓名、籍贯、官职以及石质的优劣等。工作队详细地抄录了上面的一切记载：
四月廿六日管队金虎下口
廿六日刘精
山东胡西儿
……
墨书的位置和结构极不工整，颇似顺手涂抹而成，有的地方还出现“画押”字样。经分析认为，这些墨迹当是石料的验收人员所书，从墨迹所示官职看，大部分属于军职人员。文献记载：“万历十八年正月癸丑，巡视京科道官洪有复等奏言，寿宫做工班军，人多工少……”可见当时的陵工大都用班军，隧道石上所留墨书字迹证明了这一点，文献与遗迹吻合。
经过一周的发掘，终于穿透土层，到达了金刚墙。仔细勘察过后，新的奇迹出现了。金刚墙有一个隐约可见的开口，开口上窄下宽，呈“圭”字形，由墙的顶部延伸下来，原用23层城砖加灰浆砌封，封口不露任何痕迹。但是，由于石隧道内填土的长期挤压，致使封砖略向内倾，封口渐渐显露出来。可以断定，这封口里面就是埋葬帝后的玄宫大门了。
图11-4 定陵发掘示意图
“找到了，终于找到了！”赵其昌激动地大声叫喊起来。民工们也呼啦围上来观看这神秘的封口，20米深处，顿时回响起嗡嗡的欢腾之音。
打开金刚墙
9月19日傍晚，民工们伴着刚刚落下的太阳来到发掘工地。工作队成员早已披挂整齐，下到探沟，将梯子搭上金刚墙，等待这考古历史上伟大时刻的到来。
十来盏汽灯吊在上面，照得人眼花缭乱。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摄影机不停转动，开始记录下这令人难忘的时刻。
因为砖缝之间没有用灰浆黏合，赵其昌毫不费力地将24公斤重的城砖撬开了一角。他把铁铲挂在梯子侧，两手抓住砖边向外慢慢**，王启发和探沟中的人群屏住呼吸静静地等着。赵其昌憋足气力，猛地向外一拉，宽厚的城砖终于全部从墙体中抽出。夏鼐在沟底大喊一声：“当心毒气！”
话音刚落，只听“噗”的一声闷响，如同匕首刺进皮球，一股黑色的浓雾从洞中喷射而出。紧接着又发出“哧哧”的怪叫，就像夜色中野兽的嘶叫，令人不寒而栗。
“快趴下！”白万玉老人喊道。
赵其昌抱住城砖，就势趴在梯子上，低下头一动不动。
黑色的雾气伴着怪叫声仍喷射不息，一股霉烂潮湿的气味在金刚墙前弥漫开来。雾气由黑变白，渐成缕缕轻烟，由沟底向上飘浮。人群被这股刺人的气味呛得阵阵咳嗽，大家赶紧捂住口鼻。
赵其昌把砖递给王启发，咳嗽着跳下木梯，眼里流出泪水。夏鼐指着缥缈的雾气说：“这是地宫中多年积聚的腐烂发霉物质产生的气体，只要放出来，就可进入地宫了。”
雾气渐渐稀少，王启发和刘精义爬上木梯，继续拍动城砖，下面的人一块一块地接过排列在一边。夏鼐在沟底为抽下的城砖编号，同时绘图、拍照、记录、摄影等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
砖一层层抽掉，洞越来越大。当抽到15层时，洞口已经有2米多高。夏鼐宣布停拆，他爬上木梯，打开手电筒向洞内照去，里面漆黑一团，手电的光芒如同萤火虫在黑暗里流动，仅仅一个小光点，什么景物也照不分明。他把身子探进洞内，侧耳细听，乌黑的墓道一片沉寂，静得令人发紧。他让人递过一块小石头，轻轻扔下去，洞内立即传出清晰的落地声。赵其昌急切地说道：“夏老师，我下去看看吧。”
夏鼐走下木梯，抬起手臂，测了下未拆除的砖墙，沉思片刻，点点头叮嘱：“千万要小心。”白万玉拿根绳子跑过来：“为了保险，还是在你腰里拴条绳子吧。”
赵其昌戴好防毒面具，衣服袖口全部扎紧，腰系绳索，手拿电筒，登上木梯，来到洞口上。
“要是洞中无事，你就打一道直立的手电光上来，如果发生意外，你就拉动绳子，我们想办法救你。”白老再次叮嘱。
赵其昌点点头，表示记住了，然后转过身，两手扒住洞口的砖沿，跳了下去。
进入地宫隧道
一会儿过后，只见洞内刷地射出一束手电光，橙红色光柱照在洞口上方，不再动弹。
“没事了。”洞口处的人们都松了口气欢呼起来，跳到嗓子眼儿的心又落了下来。其他考古人员看到这信号后，便也接连下到洞内。
几个人打着手电筒在漆黑死寂的洞穴内摸索着前行，不时踩着木板、绳索之类，发出响声。每个人的心脏都加快了跳动，每个人都百倍地警觉和小心，每个人都在盘算可能遇到的意外情况。里边的空间很大，摸不到边缘，看不到尽头，充斥整个空间的只有黑暗和腐烂霉臭的气味。一道道红黄灯光在黑暗中晃动，光柱里飘浮着尘埃和蒙蒙雾气。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时间在他们的心中已变得毫无意义。他们在极度紧张和亢奋中向前走去。50多年后，我们发现赵其昌曾在当时的一篇日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地宫里面静悄悄、黑乎乎、雾茫茫。太寂静了，静得让人心里发慌、发毛、发蒙、发怵，一股难以名状的恐怖与凄凉之感渗入骨髓。”突然，刘精义和冼自强几乎同时喊道：“地宫大门！”
石破天惊，死寂中响起一声炸雷，幽深的墓道里顷刻响起嗡嗡的回声。众人打个寒战，顺着手电光束的方向望去，只见两扇洁白如玉的巨大石门突兀而现，高高地矗立在面前。雾气缭绕，光亮如豆，看不清巨门的真实面目，大家只好按捺住要跳出胸膛的心，一步步向前移动、移动。
在6道手电光照射下，大家来到门前，终于看清了它的本来面目。原来这是用整块汉白玉石做成的两扇石门，历经300多年仍晶莹如玉，洁白如雪。每扇大门雕刻着81枚乳状门钉，两门相对处的门面上，雕有口衔着圆环的兽头，称为“铺首”，使石门显得格外庄严和威武。
赵其昌向前轻轻推了下石门，不见任何响动。夏鼐将手电光沿2厘米宽的门缝照过去，只见有一块石条把大门死死顶住，这样无论使出多大力气，都无法将门推开。大家伫立门前，心中都在发着同一感慨：“好一座神秘的巨门啊！”
“自来石”
发掘人员聚集在木板房，极度兴奋地探讨着地下玄宫内石门的奥秘。门内有石条把两扇大门死死顶住，使外来的冲击力无法破门而入，这是肯定的。那么，这块石条是谁放进去的？放好后人又怎样出来的呢？难道是殉葬的妃嫔宫女，在入葬人员撤出玄宫后，她们在里面搬动石块把门顶住？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根据史料记载，殉葬的妃嫔宫女都是先被杀死之后，才和帝后的棺椁一起入葬。这一点，除奴隶社会外都被发掘现场所证实。况且，按照明代的葬制，只有皇帝皇后才有资格入玄宫，即使是名位尊贵的皇贵妃，也必须严格遵守这种制度，而绝对不允许葬入玄宫。明代虽有妃嫔宫女殉葬的记载，但也只是把这些女人吊死后另葬别处。是否地下宫殿还有别的秘密通道，在帝后入葬完毕之后，让工匠用石头把门堵死，然后再从秘密通道出来？尽管在后来的发掘中，又发现两条通往地宫的甬道，但工匠堵门的假设，还是被排除了。既然要防止后人开门入宫，那么这条通道被堵死，工匠出来的秘道之门又由何人在里面封墙？假如这条秘道先被后人发现，工匠所做的一切不就前功尽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