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唐宪宗李纯算是中唐李家王朝中较有作为和智谋的皇帝。在乱世纷争的局势中上台的他，经过一系列惊心动魄的政治、军事斗争，尤其是元和七年魏博镇田弘正归降唐廷之后，唐宪宗终于赢得了全面削平藩镇的机会和实力。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唐将李想率部奇袭蔡州，将淮西王吴元济生擒。元和十三年（公元818年），承德王向朝廷请降。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淄青王李师道亦请降归附。唐宪宗在征剿招抚的同时，又将这些归附的藩镇由大划小，分而治之，由朝廷统管，从而取得了自“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兴”局面。
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唐宪宗正在宫中怀抱妃嫔饮酒作乐，有功德使前来奏报：“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唐宪宗正在想着如何使自己的施政措施和取得的成果与“天命佛法”联系起来，立即准奏。元和十四年正月，唐宪宗诏令太监杜英奇带领宫人、高僧30人，手持香花赴凤翔法门寺迎奉佛骨。
出发前夕，杜英奇传令从凤翔至长安沿途各州、县，务必隆重迎奉佛骨，并授意沿途广搭彩棚，红毡铺地，以示对佛的敬重。
杜英奇一行来到法门寺后，先由宫人、高僧持香花来到塔下，然后焚香点烛，顶礼膜拜一番后，开启了地宫石门。杜英奇等人迎出佛骨，直奔京城而去。
自法门寺至长安两百多里的漫漫长道上，无论州县府衙还是村镇寺庙，处处筑起高台香刹，张灯结彩，跪而拜迎。
迎佛队伍进入长安城，街市上的巨商豪富争相举行盛大的迎奉仪式，到处结彩为楼，水银灌地，金玉扎树，形成了一条条流金溢翠的五彩河流。自开元门到安福楼，被数人恭抬的盛装佛骨舍利的黄金宝刹，几乎是从人群的头顶上踏过去的。为了向佛骨表示虔诚之意，砍肢割臂者不计其数，献儿献女、倾家**产、极尽耗费者数以千万计。在一贞节牌坊前，有一老妪竟将一壶水银强行灌入女儿口内，使其当场中毒死亡，以此敬佛。
此时的京师长安，一场大雪刚刚停歇，宫阙禁苑、豪门房舍一片银装素裹。灿烂的阳光照射下来，使这座都城分外辉煌壮丽。年轻气盛、志得意满的宪宗皇帝身披华彩亮丽的裘衣披风，在浓妆淡抹、妖艳华贵的妃嫔的簇拥下，站在大明宫道场前的锦绣高台之上，专候迎佛队伍的到来。
在万民齐呼、声震苍穹的礼佛声中，浩浩****的迎佛队伍来到了宫前道场。宪宗抢步上前，叩头拜佛。紧接着，文武百官、妃嫔仕女、太监僧人等也跪地拜佛，整个道场一片沸腾。随后，宪宗将佛骨留于禁宫，几废朝政，日日素衣斋食，焚香点烛，守于佛骨之前，并借助神灵的感应，欣然命笔，赋诗一首敬献佛灵，其诗曰：
功成积劫印文端，
不是南山恐得难。
眼睹数层金光润，
手撑一片玉光寒。
炼经百火精神透，
藏之千载瑛彩完。
净果熏修真秘密，
正心莫作等闲看。
此诗一出，朝野大震，崇佛礼佛的狂潮再度掀起，“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面对皇帝、官宦、四方百姓如此疯狂、如此痴迷、如此愚顽的礼佛之举，有一个人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愤怒之情，他奋笔疾书，一气呵成了一篇《谏佛骨表》，准备对这种礼佛之举坚决抵制——这个人就是官拜刑部侍郎的韩愈。文曰：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后汉时流入中国，上古未尝有也。昔者，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帝尧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岁；帝舜及禹，年皆百岁，此时天下太平，百姓安乐寿考，然而中国未有佛也。其后，殷汤亦年百岁，汤孙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书史不言其年寿所极，推其年数，盖亦俱不减百岁。周文王年九十七岁，武王年九十三岁，穆王在位百年。此时佛法亦未入中国，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汉明帝时，始有佛法，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耳。其后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宋、齐、梁、陈、元魏以下，事佛渐谨，年代尤促。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
高祖始受隋禅，则议除之。当时群臣材识不远，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神圣英武，数千百年以来，未有伦比。即位之初，即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臣常以为高祖之志，必行于陛下之手。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
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楼以观，舁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臣虽至愚，必知陛下不惑于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丰人乐，徇人之心，为京都士庶设诡异之观、戏玩之具耳！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难晓，苟见陛下如此，将谓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顶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
大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国命来朝京师，陛下容而接之，不过宣政一见，礼宾一设，赐衣一袭，卫而出之于境，不令惑众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秽之馀，岂可直入宫禁！孔子曰：“敬鬼神而远之。”古之诸侯行吊于其国，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后进吊。今无故取朽秽之物，亲临观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臣实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圣人之所作为，出于寻常万万也，岂不盛哉！岂不快哉！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臣不怨悔。无任感激恳悃之至。谨奉表以闻，臣某诚惶诚恐。
刑部侍郎韩愈的文表一经呈上，无异于对大唐宪宗皇帝和众臣僚凉水灌顶，当头棒喝。那“乱亡相继，运祚不长”“事佛渐谨，年代尤促”的语句，使满朝文武惊骇不已，皇帝本人怒火中烧，几乎昏厥过去。
唐宪宗将《谏佛骨表》掷于地下，满腔怒火，嘴唇哆嗦着下诏立即处死韩愈。
雪拥蓝关马不前
韩愈在写《谏佛骨表》时，是凭着一时的气盛还是思虑良久，在呈给大唐天子时，是否考虑到会有这样的悲惨结局出现等，史籍没有记载。有记载的只是当一群武士闻声而入，打掉他的乌纱帽用绳索捆绑时，他已面无血色，一句话也喊不出来了。
眼看韩愈大祸临头，很快将身首异处，宰相裴度急忙出班奏谏：“韩愈出言不逊，罪有应得，然实则忠心耿耿，才如此直言不讳。昔太宗听魏徵直言，从其谏，才能亲贤疏奸，安邦治国。韩愈虽冒犯神威，然其苦谏亦是一片忠心，怎能轻而杀之？”
唐宪宗听后，仍余怒未息，愤然回驳道：“好一个‘枯朽之骨’‘朽秽之物’，‘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昔太宗只为信佛，迎奉佛骨，才有了贞观之治。则天皇帝因为信佛礼佛，迎奉佛骨，才有了大唐的强盛。这且不算，然韩愈竟说出了‘运祚不长’‘年代尤促’的混话，这不分明是在咒我这个皇帝早日归天吗？作为人臣，如此狂妄，罪实难恕！”
此时，惊骇不已的群臣似乎已清醒过来，他们见皇帝如此盛怒，连宰相的求情也不应允，又感到为此事杀了韩愈实在有些过分，便纷纷出来为韩愈求情。唐宪宗见众意难违，遂诏令将韩愈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县）刺史，并即刻赴任。
幸免一死的韩愈接到诏命，不敢久留，当天便辞别亲友，收拾行装，找了驾马车，带着家眷及几个仆人匆匆上路。车出长安南门，韩愈禁不住回头凝望，那辉煌壮丽的宫阙殿宇已经看不到了。
韩愈谏迎佛骨这件惊心动魄的公案，看起来以当事者的被贬潮州做结束，但事情又没有那么简单。就在韩愈走出长安都城渐没在黄尘古道之时，他的一位叫冯宿的朋友却又大难临头了。
时任礼部郎中的冯宿，原来与韩愈是同年同榜进士，由于有了这层关系，二人得中后在长安“朝夕同出入起居”。当韩愈打出了“古文运动”的大旗时，冯宿在他的旗下竭力为其鼓吹，亲自实践的《初筮赋》曾得到韩愈的好评。唐军征伐淮西时，二人同在还是大将军的裴度幕府，韩任行军司马，冯任节度判官，均得裴度赏识。后来成为宰相的裴度之所以敢为韩愈冒死进谏并使韩愈免了杀身之祸，是与这时所建立起来的感情分不开的。而冯宿为人“孝友忠信，清廉正直”，因为有了裴度的提携，升迁较快，遭到不少人的忌妒，加上他为了维护朝廷损害了某些地方藩镇的利益，当这些藩镇归顺朝廷后，自然还对冯宿怀恨在心，并设法整治他。韩愈案发，作为韩愈好友的冯宿自然成为对立面打击的重要目标，苦于找不到借口的对手，便借机诬陷韩愈的奏表是由冯宿起草的。宪宗皇帝竟信以为真，诏令将冯宿贬为歙州（今安徽歙县）刺史。
韩愈被贬情有可原，而冯宿的被贬实在是有些冤枉。冯宿虽为当时的著名文人，然较韩愈却逊一筹，从《谏佛骨表》的文风看来，当为韩愈所书无疑。再从情理上说，这种有杀头之险的奏表，韩愈似不会让冯宿代劳。冯宿的被贬，实则是由于朝廷内部政治斗争所致，其微妙处后人无从知晓，但韩愈一案成了他遭殃的导火线也是推之不过的事实。
当然，冯宿被贬一事，韩愈到了潮州很长一段时间后才知道。此时的他正在漫漫旷野里向蓝田关一带艰难挺进。
尽管春节早已过去，春风却迟迟未至，一眼望不见边的西部黄土塬上，依然是朔风凛冽，冰冷如铁。
雄奇峻拔的蓝田关渐渐近了，灰蒙蒙的天空泛起了片片乌云，乌云在朔风的吹动下滚转翻腾，起伏波动。天空越来越暗，乌云越滚越低，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悄然而至。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遮住了古道尘沙，淹没了高塬沟壑，起伏的群山一片洁白，苍茫的天地一片混沌。韩愈的马车在这风急雪紧的旷野里急急前行。就在车马进入蓝田关时，车轮陷于大雪覆盖的沟岔，任凭御手怎样挥鞭叫喝，那全身已被冰雪捶打得精疲力竭的老马只能仰天长嘶，不肯举蹄前行。
天色越发灰暗，大雪越下越紧，韩愈无可奈何地环顾群山旷野，希祈得到意外的救援。就在这时，只见远处的雪雾中飞来一匹快马，马上坐着一位青春俊秀、飘逸洒脱的男子。那男子来到韩愈面前，滚鞍下马，叩首作拜。韩愈定神一看，来者竟是侄儿韩湘。
韩湘，乳名韩湘子，韩愈长兄韩会之子，幼丧父母，由其叔父韩愈抚养。少年时，韩湘入校求学，但他天生顽皮，不喜读书，并折腾得其他学生也无法将书读下去。在师父的建议下，韩愈只好送他到一座寺庙中习经。但没过几日，寺院住持前来告状，说韩湘天性愚顽轻狂，无法**。韩愈将这位侄儿叫来，愤然警告道：“市井小民都要有一技之长，你如此**不羁，不学无术，将来怎么谋生活命？”
韩湘子望着叔父，竟笑而答道：“我已有一技之长，恨叔不知矣。”说罢，乃指阶前一盆正在吐蕊的牡丹说，“叔父想要此花开成青、紫、黄、赤，任您吩咐。”
韩愈气恼中顺口说道：“我不要青、紫、黄、赤，专要红、白、黑、绿四色。侄儿不要再顽固不化，快好好读书去吧。”
韩湘并没有依言行事，而是极为神秘认真地用一块布将牡丹枝遮住，第二天，这株牡丹果然开成了红、白、黑、绿四色。最为神奇的是，花朵上竟有紫色字样，并连成一句诗：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韩愈和家人看到盛开的牡丹和诗句大为惊异，知道韩湘果有奇术，不再逼其读书。后韩湘辞归江淮，浪迹天涯，其间得到钟、吕二仙传授修行之术，并遁至终南山修道，得成正果，成为历史上流传的八仙之一。
史载韩愈在徐州任官时，浪迹中的韩湘曾专程拜访过韩愈，因叔侄已有多年不见，加之韩湘当时浪迹无着而蓬头垢面，韩愈竟一时没能认出。韩湘子走时，哭笑不得的他作了一首《徐州赠族侄》送给韩湘，算是这次相见的纪念，诗曰：
击门者谁子？
问言乃吾宗。
自云有奇术，
探妙知天工。
当韩愈获罪被贬来到蓝田关时，韩湘居住何处，怎么探知的消息，又从哪里弄了匹马在风雪中匆匆赶来，为何叔侄二人偏偏相会于蓝田关而不是别处，史籍少有记载。有传闻说，正处于欲进不能、欲退不可的两难局面的韩愈，见到这位侄儿飘然而至，自是百感交集，泪水涟涟，其心境的悲苦和内心的热情，自然胜过了早年在徐州官邸的接见。而此时的韩湘似乎还是那么顽固洒脱和**不羁。在叩首起身之后，他问韩愈的第一句话是：“您老还记得当年那牡丹花上的诗句吗？说的正是今日之事也！”韩愈想起旧事，嗟叹再三，无可奈何又倍加感激地说道：“我为你吟成一首完整的诗吧。”说着便面对风雪群山吟道：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此即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从这首诗的文风和气势来看，当是一代文豪韩愈所作无疑，而韩氏叔侄二人曾在蓝田关相见过大概也是事实。至于此时的韩湘是否就是后来八仙之一的韩湘子，还有以前那神秘的传闻是否真实，则很难推断了。[5]
一代文豪的反思
几乎忘记了已离开长安多少个日夜了。在韩愈的心中，这座辉煌壮丽又危机四伏的都城，已经渐渐淡远，它从此之后很可能不再容纳自己，那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生活也将不复存在了，属于自己的只有面前这漫漫古道、凛凛西风和一匹行将倒毙的瘦马拉着的一辆破车。道路曲折艰难，前景凶险难测，奔腾的思绪越来越难以平静，心情更加忧郁愁苦。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三月十五日，经过了两个月的风寒冰冻，跋山涉水，辗转行程，历尽千辛万苦的韩愈终于来到潮州。
经过一个时期的休整、反思，韩愈渐渐地从悲悯苦痛中摆脱出来，文化良知和人格的力量又促使他在这块被贬谪的土地上，再一次显示出文人的高贵胸襟。他决定不惜残年余生和这里的百姓同甘共苦，建设家园，共创大业，以实现自己的志向与政治抱负。
事实上，韩愈在潮州执政的一年多时间，确为百姓做了几件好事。他提倡轻赋减税，与民休养生息，实行“自赎法”，解放了大批被卖身的奴隶，安定了社会秩序，使潮州从原始走向开化。所有这些，后人可从当时潮州百姓在海边设立的韩公祠，以及韩愈本人留下的《潮州祭神文五篇》（即《祭海神文》《祭止雨文》《祭城隍文》《祭界石神文》《祭大湖神文》）中看到。要说明的是，这五篇祭文不再是作者触景生情式的纯文学篇章，而是一种和当地民风民俗以及政治、文化等诸方面高度结合和沟通的产物。每篇祭文的背后都无一例外地附带着一个颇值得玩味的故事或叫事件，也正因如此，才赋予祭文更加广泛的意义和深刻的内涵，从中折射出韩愈的良苦用心和足智多谋的治理本领。
当韩愈走马上任并在潮州属地海门、神泉、惠来一带巡察时，发现田野的庄稼被大片大片糟踏殆尽，有的村落荒草丛生，房屋倒塌，一片凄凉惨景。问及原因，都说是因鳄鱼所害。原来这一带滩涂地势低洼，水过处留下一处深潭，潭大方圆几十里，一望无际。潭中除了各种植物、鱼类生存之外，还潜藏着一种叫作鳄鱼的两栖爬行动物。它们勇猛凶残，身长丈余，牙尖齿利，口似血盆，每随潮来，数十成百，像一支临阵的军队，气势汹汹地自水中登陆，毁坏庄稼，咬食人畜，闹得四周百姓苦不堪言。为避鳄鱼之害，崇尚迷信道法的百姓，只好广修祭祀，向潭中抛撒牛羊，一些官僚乡绅甚至强迫百姓凑钱买来贫家的童男童女，抛入潭中以喂养鳄鱼。尽管如此，鳄鱼照常出潭为害，逼得大批百姓背井离土，逃难他乡。
作为一向反对鬼神并以“大儒”自居的韩愈，闻听后自是愤怒异常，他当即传令：“主此谋者当杀。调集团练、乡勇，各备坚兵毒弩，尽杀丑类，为民除害。”
当各地的团练、乡勇们拿着武器会聚而来准备除害时，令韩愈大出意料的是，他的面前跪趴着无数请愿的百姓。惊讶中的韩愈不知为何，问及缘由，才听几位白发苍苍的请愿者说：“鳄鱼乃海龙之子，杀之不祥，若龙怒，将起波天之涛，淹没州县。天授年间，因百姓杀死一条鳄鱼，引起海水上漫，淹没了三县十八乡……”
韩愈明明知道此说荒唐，但面对如此众多的请愿者，他又显然感到民风民俗民心的不可违。既然百姓的思想被神主宰，聪明的韩愈只好假借神力来惩治害虫，这样可皆大欢喜。
想通了这一切，韩愈便扶起老者，慷慨陈词：“我原想为民除害，怎能做此逆举。鳄鱼既是灵物，当不能杀。传令下去，兵马仍驻原地待命。各乡父老百姓，准备香烛纸马、锣鼓礼炮、旌旗猪羊等祭品，以隆重的仪式、盛大的规模，欢送鳄鱼归迁大海，自找它们那海神父母。”
韩愈的一通演讲，百姓皆欢呼动容，以感念的心情各自回家做各种准备。
七月十五日，这是当地百姓公认的海神的生日。按照韩愈的事先安排，天刚放亮，四乡百姓便敲着牛皮鼓，打着铜锣，抬着各种肉类祭品，携带鞭炮，从四面八方拥向指定的海神庙。作为刺史的韩愈也率各等官僚、军兵，抬着祭品，打着龙虎旗，扛着铁铳火药炮来到海神庙。韩愈亲自在供桌前上香、烧纸，然后开始宣读那篇流传后世的《祭海神文》：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容归，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徒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甚无悔！
韩愈读完祭文，命人将宰杀的猪羊、香饵用绳索拴在一条大船的后部，然后抛向水中。大船拖着祭品在前边开道，沿岸万千百姓一齐敲锣、擂鼓、鸣放鞭炮，并把事先做好的数万只纸船，点上香烛，放到水里，随水漂向大海。士卒官吏则抬着火药铁铳炮，尾随纸船向水里放炮。一时间，鼓声、锣声、炮声夹杂着百姓的叫嚣欢呼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一场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联手主演的闹剧落下了帷幕。自此之后，鳄鱼不再出现，百姓安居乐业。为了感谢这位刺史对百姓的恩德，一座韩公祠很快在潭边建了起来，而这位旷世文豪一篇文章赶跑鳄鱼的故事也流传下来。
韩愈在看似一场闹剧中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并使他留下了千古芳名。而这位无神论者最终在当地百姓心中又成了神的原因在于：韩愈本人当初就已料到，前有诱饵引路，后有炮火轰鸣，不要说是鳄鱼，就是海龙王也会跑掉的。鳄鱼本属浅水动物，一旦进入深海，就会迷失方向找不到归路，自然也不会再在这个深潭出现——韩愈的用心和聪明正在于此。
尽管这位韩刺史在潮州执政期间，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但他本无意在此久留，梦回朝廷重新施展抱负和充分享受人生的愿望日渐强烈。为了实现这个愿望，在上任不满一年之时，他便颇有些违心地匆匆草拟一篇《潮州刺史谢上表》呈奏唐宪宗。在这篇后人多有微词的《谢上表》中，韩愈既承认了当初的过激言行，又表示了忏悔之意，对自己被贬不仅未有丝毫怨言，反而一再表示对宪宗皇帝不杀之恩的感激之情，并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他的良苦用心终于使宪宗皇帝大为感动，在接到奏表的第二天，唐宪宗便在朝中对众臣说：“昨日接到潮州的谢上表，想起韩愈谏迎佛骨之事乃是对朕的一片忠心，朕岂不知，不过，作为人臣，本不该说朕信佛折寿，因而朕才加罪于他。”
唐宪宗这番述说，明眼人一听便知是想起用韩愈，意在试探众臣的意见。
当众臣正在考虑如何回答时，韩愈的宿敌、朝臣皇甫镈因怕韩愈归来对自己不利，便抢先答道：“韩愈一向狂妄自大，可以酌情调至近处的州做刺史。”唐宪宗和众臣僚不好再跟这位皇甫大人较劲，皇帝只好诏令调韩愈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市）刺史。
韩愈的这篇《谢上表》没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却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有损他人格的话柄，就连十分钦佩他为人为文的欧阳修也不得不说：“前世有名人，当论时事，感激不避其诛死，其若知义者；及到贬所，则戚戚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虽韩文公不免此累也。”明代的张萱在论及此事时，也不无感慨地说：“始以谏佛骨见斥，既欲以请封禅而谋进，非两截乎？”
不管后世怎么评说，韩愈的这篇《谢上表》还是多少给他带来了一点好处。除了地域上离京师长安更近之外，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已迈出了回归的步伐，辉煌的殿宇离他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了。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唐宪宗驾崩，他的迎佛折寿之举不幸被韩愈言中，死时年仅43岁。
宪宗死后，他的儿子穆宗继位，韩愈被重征入朝，任国子监祭酒。后又出任兵部、吏部侍郎等职。至此，这件历史公案总算有了个满意的结局。
会昌法难
韩愈终于回到了他梦中的京都，开始新的人生之路，关于他因谏迎佛骨而倒霉的一段历史也告终结。
但是，他谏佛骨而引起的是是非非远没有随着他回到长安而告终结，这个在中国佛教发展传播史上极具典型和预言性的事件，因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成为中国正统的儒道思想与外来文化碰撞和交流的焦点，也是自佛教东传以来各种矛盾斗争激化到最盛程度的标志。而韩愈的思想正是历史上佛教敌对势力诸宗派的反佛观点和愿望的具体反映。因此，这一引人注目又轰动一时的历史公案，才引得千百年来历代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关注，才有了诸多观点异彩纷呈地加以评说。
其实，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一直面临着本土宗教和本土文化的排斥和打击。当永平七年明帝夜梦金人并派遣羽林郎蔡愔等入西土求法，终于以白马驮经迎来佛教之后，就开始了五岳道士与佛教的设坛焚经之论战。此后西晋的佛道之争及萧齐的夷夏之争、三破之论，梁武帝舍道事佛，北齐废道……可谓烽烟迭起，争战不断。佛教与儒教、道教就是在这样一个起伏不定、烽火狼烟的大格局中，进行着它们的碰撞、倾轧、侵吞、分离和融合。佛教自来到东土有过几次的繁荣，又有几次的沉沦和劫难。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曾先后有四位皇帝发动过毁佛灭佛的典型事件。他们分别是韩愈谏佛骨之前的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韩愈谏佛骨之后的唐武宗、后周世宗，史称“三武一宗”之厄。
抛却北魏和北周两位武帝的毁佛经过不表，接着唐宪宗一朝和韩愈的“谏佛公案”往下叙述。
随着宪宗的死去和其子穆宗的即位，韩愈虽已平反昭雪重新回朝为官，但他的反佛言论并未得到执政者的响应，如果有什么不同，那便是朝廷为避免佛门僧尼的鱼目混珠和滥竽充数，而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整顿。
唐敬宗宝历元年（公元825年），敕令京师两街各建方等戒坛，命左右街功德使选择有戒行者为大德主持考试，凡童子能背诵佛经一百五十页者、女童能背一百页者，方能准许剃度。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佛门的混乱，同时也使僧尼在入寺前就掌握了部分佛教知识，为以后的继续度化打下了基础。
中唐以后，由于连年的战乱和政治上的腐败，各地寺院也渐渐变成了娱乐场所，原有的那种神圣、肃穆、威严已不复存在。僧尼们为招引庶民百姓、达官贵人，往往卖法阿俗，也就是将佛教的讲说世俗化。这种“俗讲”逐渐受到公众的青睐，甚至出现了由皇帝本人敕命而进行的俗讲，有的俗讲僧还被赐予“赐紫”“引驾”“大德”一类古怪的官名。朝野内外，上自天子妃嫔，下到刁民**，都争相拥入寺院，迷恋于说法、譬喻及刺激感官的音乐和唱词。
在这股悄然兴起的俗讲狂潮中，有一位叫文淑的僧人脱颖而出，大有鹤立鸡群之感，连敬宗皇帝都因他的盛名而亲临寺院聆听。而这位文淑所讲的正如《因话录》所载，“假托经论，所言无非**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想不到堂堂大唐皇帝也混同于“愚夫冶妇”以此为乐了。
一件神圣的事物，如果被它的操作者变得低级下流、**不堪，便注定潜藏着巨大的危险和厄运。唐敬宗一朝将本来神圣、肃洁的佛教变成了**的性感官刺激物，这无疑将招致佛门和僧民们的厄运浩劫。
继唐敬宗之后，即位的唐文宗已经觉察到父皇给佛门带来的巨大危险和潜在灾难。于是他果断采取措施，诏敕天下僧尼一个不漏地试考经文，如不及格，勒令还俗，试图使佛教发展正常化。遗憾的是，这位慧眼大智的皇帝在整肃僧尼队伍过程中又感到力不从心，已成气候的“俗讲”派僧尼和它的拥护者对这道诏令进行了强硬的抵抗和机智的周旋，文宗的整肃计划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增加了各派之间的矛盾甚至仇视，当这个无法控制的矛盾激化到顶点时，佛门和僧尼的灭顶之灾也算是正式到来了——这便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昌法难”。
随着文宗皇帝的死亡和其子武宗李炎的继位，中唐时期结束了。作为晚唐的第一个皇帝，武宗在执政期间做的最为重大的事恐怕就是对佛门的**灭。
在叙述武宗对佛门**灭过程之前，不妨先看一看这场法难的真正内幕。
唐武宗本人素来偏好道术，排斥佛教。开成五年（公元840年）正月，唐武宗登基，这年秋天，他即召请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大殿修金箓道场。第二年，即改元后的会昌元年（公元841年）正月初四国忌日，唐武宗按照惯例敕命行香设千僧斋；到了六月十一日，武宗生日，于宫内集两街大德及道士四人谈经对论，结果两名道士被赐紫，释门大德却什么也没得到。当时，在中国传法的南天竺沙门宝月闻此极为不满，于是不经同意便擅自入宫，从怀中抽出表进呈武宗，请求回归本国。见其骄狂的模样和举动，武宗大怒，当即诏令将宝月收禁五日，不放其归国，并把他率领的三个弟子与通事僧等人各打七棒和十棒。宝月的逞骄犯颜，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武宗与道士赵归真过从甚密，赵归真和其弟子不时地为**灭佛教煽风点火，并以“李氏十八子运尽”、由“黑衣天子”理国，附会为唐第十八代皇帝武宗将被僧人夺位篡权，挑拨武宗与僧尼的关系。赵归真曾在禁中设坛，要“练身登霞，逍遥九天，康福长寿，永保长生之乐”，当他的做法最终失败后，便借口释教黑气“碍于仙道”，唆使武宗灭绝佛教，以便升天成仙。正是在这些挑拨、唆使下，武宗加紧了排佛的行动。
当然，会昌法难得以付诸实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据粗略统计，截至武宗一朝，唐朝和尚被朝廷封官的达30人之多，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甚至有的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至于那些虽无官爵，但与权贵交往密切因而气焰嚣张的僧人，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僧众日渐形成的政治势力冲击了正常的封建政治秩序，就不能不引起臣僚的憎恶和皇帝的担忧，这种担忧最终促使武宗走向灭佛道路。
促使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应算是寺院经济的极端膨胀和僧尼的**放纵。由于中唐时期特别是唐宪宗一朝大力扶植佛教，致使佛教势力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罕见的极盛时期。到唐武宗时，全国大中型寺院近5000座，小型庙宇多达4万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全国寺院共占有良田数千亩，形成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僧手中，僧尼们极少下田劳动，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迅速膨胀起来，以致达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的程度。由于佛门僧尼凭借皇帝的支持和扶植，巧取豪夺，不仅触犯了地主和贵族的利益，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寺院经济逐渐与皇权利益严重对峙。在这种可怕局面下，佛门僧尼又不廉洁自律、谨慎行事、一心事佛，而是迷恋咒术、烧炼、鸟文等邪术，有的僧尼犯**养妻，不守戒行，甚至抢劫妇女，打砸烧掠，流氓成性，犯罪不止……这些自毁形象的表现和庞大的经济势力在使朝廷和贵族阶级感到不安和憎恶的同时，也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
会昌二年（公元842年）三月初三日，在当朝宰相李德裕的奏请下，唐武宗敕命发遣保外无名僧，谕令不许置童子沙弥。
五月二十日，武宗将大内、两街供奉的大德裁撤20人。
六月十一日，武宗寿诞，按惯例僧道各2人入宫御前论议。同去年一样，道士得紫，僧人空手而归。
十月九日，唐武宗再度敕令：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炼、咒术、禁气，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养妻、不修戒行者，勒令还俗。若僧尼有钱谷田地，应收纳入官。如惜钱财，情愿还俗，亦令其还俗，充入两税户。
敕令下达后，有左街功德使奏报说，所属僧尼除年老及戒行精确者外，其爱惜资财还俗者达1232人。右街功德使奏报称，还俗者达2259人。唐武宗听罢再次敕令：寺院所蓄奴婢，僧人许留奴1人，女尼许留婢2人，其余一并放归本家，无家者由官方赁卖。
应该说，此时的武宗在反佛的问题上只是牛刀小试，并未大动干戈。从敕令的内容来看，对佛门以及僧尼的处理并不算过分，即使在这个时候，一些僧尼还可以带着大笔的钱财还俗度日，而寺院中的僧尼还有奴婢专门为其服务，可谓待遇不薄。可惜的是，骄横惯了的僧尼并不领武宗的情，他们想方设法给予对抗和蒙蔽，大有和武宗以及朝廷决一雌雄之势，并期冀换来像文宗一朝那样的结果。遗憾的是，这种错误的判断和各种对抗措施，只能加剧僧尼们自身的悲剧，加快毁灭的步伐，因为此时毕竟不是文宗而是武宗一朝了。
牛刀小试后的武宗，对佛门开始步步紧逼，大动干戈了。
会昌三年（公元843年）二月，唐武宗通过功德使颁令，僧尼业已还俗者不得再行入寺。五月二十五日，朝廷派人查问京城各佛寺外国僧人的来由。六月十一日唐武宗寿诞，召僧道入内论议，依然是只赐紫给道士。当时，有太子詹事韦宗卿向唐武宗进献《涅槃经疏》二十卷、《大圆伊字镜略》二十卷。唐武宗连看都没看一眼，当即命人将两部佛书焚毁，并颁布了令佛门弟子绝望的敕令：
韦宗卿参列崇班，合遵儒业，溺于邪说，是扇妖风。既开眩惑之端，全戾典坟之旨。簪缨之内，颓靡何深。况非圣之言，尚宜禁斥，外方之教，安可流传。
唐武宗在这道敕令中把佛教视作“邪说”，认为“外方之教，安可流传”。他斥责佛本是西戎人，其经疏为胡书，说韦宗卿不知共遏迷聋，反而收集妖妄，抟惑愚人。可怜可叹的是这个韦宗卿不知出于何种心理，在这个不恰当的时候做出这种不恰当的事情，他当场被贬为成都府尹，离开了京师长安。随着韦宗卿的被贬谪，唐武宗又补发敕令，将宫内佛经、佛像一律焚毁。
就在这年四月，昭仪节度使刘从谏死，三军以从谏之侄刘稹为兵马留后，上表请授节钺，但朝廷没有批准三军的请求，反而令刘稹护送刘从谏之丧前往洛阳。刘稹见朝廷不给面子，又故意要挟，于是在盛怒之下抗旨作乱。唐武宗下令出兵平叛，双方经过一年多的厮杀，于会昌四年七月才平息此乱。在此期间，刘稹府的部分兵丁、家人见大势已去，便纷纷潜逃至佛教寺院避难。唐武宗得知这件事后，立即敕令两街功德使查禁城中僧人，凡是朝廷“公案”上无名者尽行勒令还俗，遣送回原籍。各道、州、府也一同行动，清洗僧尼，对来由不明的僧人，一律捉拿问罪。从这一年起，两街惯例的佛法讲说被废止了。
自会昌四年（公元844年）开始，唐武宗进一步加快了毁佛的步伐，法难之中，法门寺的厄运也随之降临了。
这年三月，唐武宗在敕令“焚烧经教，毁拆佛像，起出僧众，各归本寺”的同时，又敕令：代州五台山、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寺中原有佛指节，皆不许置供及巡礼等，如有人送一钱者，脊杖二十。如有僧尼等在前述处受一钱者，脊杖二十。诸道州县如有送供者，当处捉获，脊杖二十。于是，四处灵境，绝人往来，无人敢再送供。准敕勘责彼处僧人，无公验者，并当处煞，具姓名闻奏。
唐武宗对法门寺等灵境采取的措施，与已提到的平定潞府刘稹之乱有极大的关连，即使进行“戡乱”，也只有在“敕准”的情况下才能入寺勘验僧人。这一点，说明法门寺作为一所宫墙外的内道场，依然具有皇家寺院的资格与名分。既然是皇家寺院，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因公扰僧的，但在“会昌法难”中，法门寺的这种特权被取消了。特权一旦被取消，它的厄运和其他寺院一样，在一年之后将全面降临。
法门寺地宫大劫
以往的唐代都城长安长生殿设有内道场，专门安置佛像佛经，并抽调两街诸寺高僧37人，轮流入内持念。而这次武宗竟下令焚烧全部经教，拆毁佛像，并将在大内的僧人驱逐回本寺，道场之内改放道教始祖老子之像。
这年六月的寿诞日，唐武宗只召道士而不再召僧人入内论议，并敕令僧尼不许街里行、犯钟声，如有外出者，须于钟声未动前返回。各处僧尼不得在别处寺院留宿，违者治罪。
同年七月，唐武宗颁发敕令，拆毁天下山房、兰若、普通佛堂、义井、村邑斋堂及不入寺额者，其僧尼均勒令还俗。按照有唐一代的称谓，凡由官府所批并赐僧众名额者为寺，由私人或民众共同建造的佛庙称为招提、兰若、野邑、山房，等等。此敕令颁发后，仅长安城内就毁掉私人佛堂300余所，四方之内毁掉的就无法计算了。
同年十月，唐武宗又诏令，拆毁天下小型佛寺，经文佛像移于大寺，各寺大钟转送道观。其被拆佛寺的僧尼，不依戒行者，不论老少一律还俗，遣回本籍。对于年老且精于戒行者，分配到各大寺，虽有戒行而年少者，也一并还俗回籍。这一次，长安城又拆小寺33所，其他城乡拆毁庙宇更是不计其数。
与这次毁佛相反的是，道士赵归真对武宗说：“佛生西戎，教说不生，夫不生者，只是死也。”赵归真见皇帝对自己的言辞颇有好感，并进一步迷惑鼓动皇帝说，倘炼丹服食，可求长生……武宗终于被他的话所打动，即令赵归真于大内筑造仙台，以炼制丹药。至此，唐武宗对佛道两家恶好的巨大反差，一览无余地显露出来。
唐武宗和佛教的短兵相接，并对佛教施以最为严厉的屠灭，在会昌五年全面展开了。
这年三月，唐武宗敕令天下寺院不得设置庄园，并令盘查清点天下寺舍的奴婢和财物，京城诸寺由两军中尉勘检，诸州府寺舍委令中书门下检查。同时将城中寺舍的奴婢分为三等，分别收遣。自四月一日起，年龄在40岁以下的僧尼尽行勒令还俗，返还原籍。于是，长安城每天约有300多名僧尼还俗，直到十五日才暂告一段落。自十六日起，令50岁以下的僧尼还俗，至五月十日方止。自五月十一日起，令无度牒者还俗，最后勒令有度牒者亦须还俗。到五月底，长安城内的僧尼已是一扫而光了。本土的佛僧不再存在，对于外国来的胡僧，唐武宗同样下了驱逐的诏令，凡无祠部牒者，亦须还俗，送归本国。如有不服还俗敕令者，朝廷在各佛寺大门上张贴的牒文是：“科违敕罪，当时决杀。”
会昌五年八月，唐武宗再次下诏，对只有招架之功、已无还手之力的佛门子弟给予最为致命的打击。诏敕中称：
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逾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殿。……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唐武宗认为，由于全国的和尚数量越来越多，寺院遍布，不仅在修建中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大量金银财宝都流入寺院。与此同时，僧徒们又与官府勾结，害人坏法，威胁国家安全，不予以打击，大唐王朝就难以稳定和巩固。唐武宗的这道敕令，也许真正道出了他反佛和毁佛的初衷。既然佛教势力发展到足以跟朝廷抗衡的地步，作为朝廷的执政者自然就不能等闲视之，灭佛已成为国家所需和时代的必然。
在武宗发动的一系列灭佛运动中，全国共有4600座佛寺被毁，其他有关佛教建筑被毁4万余座，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之多，没收寺院土地数千亩、财产无以计数，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
关于“会昌法难”的具体情况，当时正在大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以其耳闻目睹的事实曾做了翔实的记述。圆仁于开成三年自岛国日本西渡大唐求法，可惜他生不逢时，来到中国后正遇上“会昌法难”，并于会昌五年五月底被大唐朝廷以无祠部牒为名，勒令还俗回国。回国后的他，根据自己在大唐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写成了在佛教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这部著作为后来者研究“会昌法难”的细节，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会昌法难”给佛教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远不止这些。考古人员在法门寺地宫中发现的《咸通启送真身志文》碑则进一步说明，这次法难其惊心动魄是难以想象的。其碑文载：
洎武皇帝**灭真教，坑焚具多，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缘谢而隐，感兆斯来。乃有九陇山禅僧师益贡章闻于先朝，乞结坛于塔下，果获金骨，潜符圣心，以成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
这段碑文的大意是，“会昌法难”中，唐武宗曾敕令毁碎佛指骨舍利，但受命者只是毁碎了佛骨舍利的影骨（仿制品），搪塞过去。而那真正的佛骨却被秘藏起来，至咸通年间才在旧隧道的西北角处找到。
这看似简短、平淡的文字若细一琢磨，便不难发现其中暗含的一幕幕惊心动魄、刀光剑影的故事。一个个悬念促使我们去做一番寻根问底。首先是唐武宗对谁下达了要毁灭佛骨的命令？受命者是怎样来到法门寺的？法门寺僧众又如何得知了这个消息？这影骨是以前制造的还是地宫被打开后现场制造的？“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的主谋者，是朝廷派来的官员还是法门寺僧人？或者双方共同密谋？不管怎样，法门寺地宫发生的事变，主谋者和参与者是冒着杀身的危险而发动的，倘有半点闪失，无数人的头颅将要落地，真身佛骨也将毁于一旦。尽管从后来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当时法门寺地宫的大多器物——甚至包括地宫石门都遭到了大劫，但那枚真身佛骨安然无恙，这不能不说是世界佛教和整个人类的幸事。1987年4月28日深夜，当考古人员韩金科呼叫打开照明灯，从地宫的西北角一个隐秘的地方搬出一个宝函时，那枚在“会昌法难”中劫后余存的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就躺在里面，《志文》碑记载的内容被现实所验证。当然，那时的韩金科和考古人员还不知道这个重大发现，要等谜底揭开，还需一些时日。
“会昌法难”使法门寺同全国各地的寺院一样，遭到了殿宇被拆、地宫被毁、僧尼还俗、佛教经典湮灭散失的厄运——这是唐代乃至整个中国佛教发展史中所受到的最为严重的一次打击。这场“法难”从表面看来是由于武宗信仰道教，加之道士赵归真等人趁机怂恿鼓动所造成，但实际上是佛教势力和大唐朝廷势力之利益矛盾冲突的总爆发。任何事物超过一定限度，即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佛教势力的过分膨胀导致了灭门之灾，而朝廷势力过分地打击佛教对大唐的统治也极为不利。双方在冲突中的过分行动，则又预示着必然要有一个大的反复和重新解决矛盾的开端。
会昌六年（公元846年）三月，当毁佛行动还在进行之时，唐武宗便因服食赵归真等人供奉的仙药暴疾而死，其叔父李忱继位，是为唐宣宗。唐宣宗即位后，立即诛杀鼓动武宗灭佛的道士赵归真、刘玄靖等人，并于当年五月下令恢复京都寺宇。
大中元年（公元847年）闰三月，唐宣宗再次下诏：“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无损致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道，厘革过当，事体未弘。其灵山胜境、天下州府，应会昌五年四月所废寺宇，有宿旧名僧，复能修创，一任住持，所司不得禁止。”
敕令颁布之后，各地方寺宇开始全面恢复。由于佛教的复兴，其他各个方面都一反常态，朝着有背于会昌一朝的方向发展，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一反复，使国家本来处于虚弱之态的财政蒙受了巨大损失，整个大唐王朝也被折腾得步入衰途。
唐宣宗掀起的崇佛热潮，愈演愈烈，愈演愈狂，逐渐脱离了佛门的正常轨道。长安城内的大寺院，如慈恩寺、青龙寺、荐福寺、永寿寺等已开设戏场，戏场的活动有乐舞、俗讲、歌舞小戏、杂技魔术等诸种。此时的寺院变成娱乐场，犹如今天的酒吧、KTV（小型的唱吧，可以跳舞、唱歌、喝酒）。
唐宣宗本人不仅亲往戏场，后妃公主也时常前去寻欢作乐，许多妃嫔公主在戏场同僧人眉来眼去，有的甚至勾搭成奸，在寺院秘室和皇宫禁地做**之事。不到几年的时间，整个寺院就由冷清凄惨的景观发展到一片**污浊之气充塞整个殿宇的地步了。
面对这种极不寻常的现状，在大中五年（公元851年），终于有一个叫孙樵的进士上表劝谏道：“陛下自即位以来，诏营废寺以复群髡。自元年正月，洎今年五月，斤斧之声，不绝天下，而工未以讫。闻陛下即复之不休，臣恐数年之间，天下二十七万祲如故矣。”
这位进士的上表，只是劝谏皇帝不要耗费太多的钱财和人力广造佛寺，而没有指出那些**不堪的现象，这显然是给皇帝留有面子，同时也为自己留了条退路。尽管如此，这位进士孙樵还是遭到了唐宣宗在盛怒中的一番严厉斥责。
宣宗在位没有几年便魂归西天，接替其位的便是以迎奉法门寺佛骨出了名的懿宗李漼（cuǐ）。
最后的圣光
这位新任天子，在奉佛的问题上比之他的历代先祖有过之而无不及。自他即位开始，便内结道场，聚僧念诵，并多次行幸寺院，大量布施财物。对于这位皇帝超常的举动，许多臣僚起来劝谏，希望其有所收敛，但他充耳不闻，依然我行我素。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又有左散骑常侍萧仿上疏，劝谏皇帝远避佛事，勤理朝政，并指出：“昔年韩愈已获罪于宪宗，今日微臣固甘心于遐缴。”而这位皇帝不同于他的祖先的是，对上表者既不贬官也不斥责，只是当作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人和上表之事。他照样潇洒大方地敕命于两街僧尼四寺各置方等戒坛度僧，并在大内经常以美味佳肴招待成千上万的僧人，他本人还亲自制作赞呗。每年遇到佛祖降生日，唐懿宗便敕令在宫中大肆庆贺，结彩为寺，宫廷伶人李可及“尝教数百人作四方菩萨蛮队”，“作菩萨蛮舞，如佛降生”。而咸通十四年举行的迎奉佛骨活动，使这股宫廷崇佛的热潮升到极致，佛教在大唐王朝也显现了最后一次辉煌。
当大唐历史进入懿宗一朝，已是老态毕露，余日无多。藩镇势力的急剧扩张，南蛮、戍卒的不断反叛，苛捐杂税的日益增多，民众反叛情绪的日趋高涨，使一个雄踞东方长达三个世纪的封建帝国走向衰亡。
咸通十四年（公元873年），懿宗在内外交困中身患重病，他迫感来日不多，便将国家前途和自己的命运交给佛祖，希冀得到神灵的保佑和自身的解脱。这年三月二十二日，唐懿宗亲派供奉官李奉建、高品彭延鲁和左右街僧众到法门寺迎奉佛骨。朝中百官闻讯纷纷上疏劝谏，有的竟提出当年宪宗迎奉佛骨误国害民，自身不久晏驾之事。但懿宗决心已下，毫无收回敕命之意，并当着诸多臣僚面说出了令人无可奈何的话：“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由此可见这位皇帝对佛骨已迷狂到怎样的程度，对大唐帝国的前途和自身的能力是怎样的悲观和无可奈何。
后来的历史学家在谈到懿宗这个固执并有些自我麻醉意味的举动时，总是给予过多的责难，而同情者却几乎没有。客观地说，到了懿宗这一朝，他这个皇帝的确是越当越难，越当越觉得复兴的无望。当然，这个原因要追溯到许久之前，应负责任的也不应是懿宗一人。早在唐宪宗死后不到三年，由于继位的穆宗不知李氏家族创业之艰难、“中兴”之辛劳，“谓威权在手，可以力制万万，谓旒冕在躬，可以坐驰九有”。于是，他所任非人，怠而荒政，上不理朝廷之秩序，下不恤黎民之痛苦，致使藩镇在蛰伏中重新抬头，朱克融再据卢龙，成德将王庭凑、魏博将史宪诚随之叛唐。朝廷虽发兵讨伐，但无济于事。直至唐最终消亡，河北再也没有收复过。到了敬宗一朝，出现了“中人擅权，事多假借，京师豪右，大挠穷民”，更是江河日下，日薄西山。文宗皇帝虽“有帝之道，而无帝之才”，终于导致“王室寝卑，政由阍寺”。藩镇作乱已构成大患，朝廷内部又出现宦官干政，更为晚唐错综复杂的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阴影笼罩下，多亏出了个宣宗皇帝还算有点帝王气度和才能，朝野内外大有“权豪敛迹”“奸臣畏法”“阍寺慑气”的新气象。遗憾的是这种气象没能维持多久便又复归原初，大唐王朝可能再度中兴的机会一去不返。宣宗死后，懿宗即位，这位新皇帝“器本中庸，流于近习”，压根儿就无法治理一个泱泱大国，上台不久便乱象横生，战事迭起，大唐王朝如一艘千疮万孔的古船向死亡的深海疾速滑去。
唐懿宗执政十四年期间，战乱从未中止，反唐的烈火越烧越烈。为了平息战乱，而进一步征兵敛税，这一做法的结果是“征二蜀之捍防，蒸人**覆，徐寇虽殄，河南几空”。天下已形成了昏政、搜刮、反叛、再搜刮、再反叛的恶性循环，庸懦无能的懿宗皇帝渐渐将佛摆到了一个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更神圣的地位。在这位皇帝的心中，自己注定已无力回天，只有佛可以保大唐不亡，可以为百姓带来福音。这或许就是懿宗在悲观绝望中的又一种侥幸心理和自我麻醉心态。于是，浩大的迎奉佛骨行动开始了。
这次迎奉佛骨的场面历史记载较为详细，其中《杜阳杂编》这样记述道：
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
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氄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之。舁一刹，则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舁，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玛瑙、真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百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
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入）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而京师耆老，元和迎真体者，迎真身来，悉赐银碗锦彩。
长安豪家，竞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蔬素，以待恩福。
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洒地，至于肘行膝步、噬指截发（者），不可算数。又有僧以艾覆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
上迎佛骨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麟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皆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
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旁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门结彩为楼阁台殿，或水银以为池，金玉以为树，竞聚僧徒，广设僧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恣为嬉戏。又结锦绣为小车舆，以载歌舞。如是充于辇毂之下，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是岁秋七月，天子晏驾……
《资治通鉴》载：
……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室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糜。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因下德音，降中外系囚。……十二月，己亥，诏送佛骨还法门寺。
如果把这两段记载组接起来，便可看到懿宗迎奉佛骨的全部过程。他沿袭唐高宗与武后两次迎奉佛骨的盛况，又在此基础上做了前所未有的发挥和创造。诸如导以禁军兵仗、沿途二百里道旁垒设香刹，等等，都是闻所未闻的，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更是无法计算。深为后人铭记的是，懿宗皇帝在城楼上看到迎来的佛骨舍利宝函，竟激动得流下了热泪。可以想象，此时的大唐皇帝一定是百感交集，希望、理想、痛苦、焦灼、幸福、欣慰……这一切都由一股热泪表达出来。遗憾的是，懿宗皇帝最终所渴望的祈福延寿没能实现，甚至连佛骨都未来得及送回法门寺就一命呜呼了。这个结局怎不令人扼腕叹息。
让后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大唐咸通十五年正月初四日，新即位的天子僖宗李儇匆匆下诏将佛骨送还法门寺时，随之供奉的金银宝物其数量和精美程度都极为惊人。多少年后，当考古人员打开法门寺地宫时，发现的财宝中有120多件是懿宗、僖宗两朝的供品。尽管由于懿宗的溘然长逝，使迎奉活动明显地具有了悲剧色彩，但众生们所表现出的炽热的宗教情感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得到加强。可能由于他们从自身的苦难和朝廷的危急中，预感到一种不祥的征兆和改天换地的迫在眉睫，才出现了“京城耄耋士女”争相送别，呜咽流涕的场面，才有了“六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的悲怆之问，才有了整个大唐帝国回光返照式的妄举。事实上，就在僖宗送佛骨于法门寺的30多年后，在中国历史上风云近300年的大唐王朝灭亡了。
随着唐末社会更大的动乱以及后周王朝的第四次禁佛运动，盛极一时的法门寺彻底衰败了。
随着百年战乱平息、朝廷更替，以及中国政治舞台逐渐东移，关中周原大地那战车的辙道、骏马的蹄印、将士的血滴渐渐被岁月的流水冲刷得模糊不清。那盛极一时、声震四海的法门寺也已在战争的烟火中变成残垣断壁，荒草飘动。而那光照人寰的佛指舍利连同神秘的地下玄宫中的无数珍宝，在一夜之间悄然消失了。它的真伪及地宫的方位与形貌如同古罗马的庞贝城和《荷马史诗》中描绘的特洛伊古城一样，再也不被世人所知，并成为千古之谜。
斗转星移，阴阳轮回。
终于，沉闷的历史在静寂了千年之后，爆发了第一声惊雷。
1987年4月9日，遁失了1113年的法门寺地宫大门又轰然洞开。
于是，板结、沉睡的古周原惊醒了，地球人类震撼了。一个古老辉煌的帝国再度展示了它的盖世雄风。一位圣者带着深邃的智慧和普度众生的慈心悲愿，从容庄重地步出幽暗沉寂的地宫，来到了他熟悉而陌生的俗世凡尘。
法门寺地宫的洞开，连同万世不朽的圣骨以及奇珍异宝的面世，预告着一部绝不应该湮灭的辉煌的历史书卷，将重新昭示于人间大地。
八重宝函再现人间
1987年4月28日深夜，韩金科将匿藏于法门寺地宫西北角的一个神秘的龛笼挖出之后，众皆欢呼。借着兴奋劲头，石兴邦等几名有经验的老考古队员又把地宫上上下下、角角落落检查一遍，确定再无贵重文物之后，全部撤出地宫。
整理开始后，神奇的天象异兆，在古老的周原天地间出现了。
远近闻讯云集于法门寺讲经堂的几十名高僧，连续三个晚上在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都感到有异样玄象，像雨、像雾、像风、像气、像电，令人辗转难寐。其间，两位大德高僧仿佛见天空闪现数道七色佛光，且有鼓乐丝竹之声自天幕传来……
这一切奇象异景，是否意味着法门寺地宫开启，人类梦牵魂绕的佛骨舍利即将重见天日？
永生不灭的佛祖骨舍利安在？
想不到，那个祈盼已久的伟大时刻来临了。彩霞映照下的扶风县博物馆，正浸染在春夏之交的温馨中。那飞檐斗拱、雕梁画栋遮掩下的石子铺成的小径上，不时划过几缕暖暖的春风。数位身穿白色大褂的考古学家与文物保护专家无声地穿过一道道武警部队官兵组成的防线和岗哨，秩序井然地进入博物馆后院用展室改造的临时工作间。
这个沉重华丽的宝函是供养佛骨舍利的圣器吗？
史书曾明确记载：“至显庆五年春，三月，下敕请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
如果史书记载无误，这个宝函将意味着装有佛指舍利并和武则天有必然的关联。
图10-10 地宫后室供养第一枚佛指舍利的八重宝函（最外层已朽）
这是一具精美绝伦的黑漆宝函，整身呈正方形，边长为30厘米。雕花银棱略斜，盝顶，通体用檀香木制成，内壁用黑漆漆过，乌黑发亮。外壁四周是描金加彩的减地浮雕，雕刻极为精细。画面上有释迦牟尼说法图、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图、礼佛图等各种精美浮雕。一幅幅图画生动、形象、传神，色彩斑斓，美中见妙，无疑是唐代漆木器中罕见的珍品。而这样的木雕礼佛图，在以往的考古发掘中从未发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