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初照
公元前243年，西域沙门僧释利房等一行十八人，经过三年的艰难跋涉，穿越三十六国，终于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此时正是秦始皇四年。
这年秋天，释利房等十八人来到了中国西部周原腹地，此处离秦国的首都咸阳，只有一步之遥了。
这天，当他们来到古周原美阳城附近，天色已近黄昏。释利房便和同伴商量，在美阳城西的佛指沟（后来得此名，原为无名沟岔，今岐山县内，法门寺西）休整，以待来日赶往咸阳。
当他们下得沟来，找到一个避风的地方，刚要安歇，忽有一僧人大叫：“快看！”
众人闻听，蓦然抬头，朝他手指的方向望去。
只见整个美阳上空，飘逸**漾起五彩祥云。这祥云一朵朵、一串串，相互辉映，灿烂辉煌。在五彩云朵覆盖下，金色的大地青烟袅袅，紫气升腾，形成了一幅美妙绝伦的奇情异景。
众僧人怦然心动，惊奇不已，连声呼叫：“宝地，宝地，阿弥陀佛，此处真乃圣地。”
不知过了多久，释利房突然看到一个周身透亮、金光耀眼的长者从远处缓缓走来。来者走走停停，最后在一个高坡上站住不动。释利房感到奇怪，随即感到一股温热在胸中翻腾，这股温热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力量，使他不知不觉站起来，朝着长者大步走去。
当他来到跟前时，借着月光，惊奇地发现，来者正是早已寂灭的释迦牟尼佛。只见伟大的佛陀正站立高坡用慈祥的目光盯着自己。释利房惊骇之中，只觉一股热流涌入脑际，不禁大叫一声：“佛陀，您可来也……”
“子等携我教法终达东土，实属不易，只是暂不要将我残存肉身显示于世。等众生普度、万民归佛之后，再显我灵骨吧。”佛陀说完，威严而不高傲、庄重而又慈祥地看了一眼释利房，随着一道闪亮的金光，佛陀踪迹全无。
“师圣佛陀！”释利房大叫一声，茫然四顾，只见东方微亮，明月西斜。晨曦的光照中，香风扑面，甘露飘**，祥云飞舞，脚下的大地在微微颤动……
等众僧人找过来时，却见释利房脚下已突兀起一座高高的圣冢。
待释利房把夜见佛陀的情形说了出来，众人大为惊喜，急忙商量如何安置佛骨舍利。最后，大家一致同意，先将佛骨舍利全部埋入“圣冢”之下，然后再到咸阳面见君主。
释利房等人只带了佛经等物来到秦都咸阳面见秦王嬴政。待他们说明来意，意想不到的是，秦王把释利房等人的说法视为歪理邪说、蛊惑之魅。释利房等不但没受到礼遇，反而被打入了大牢。
后来，在臣僚劝说下，秦王把释利房等人放了出来，令其速回本土，不得驻留，所带各种佛经、器物被焚毁一光。
释利房等僧众灰头土脸地逃出城外，感慨万千，遂决定一行十八人，分成四路，以秦都咸阳为中心，分别向南向北、向西向东，流散民间，秘密与众讲经说法。他们约定每年四月初八佛诞日这天，在周原腹地美阳的“圣冢”会面，交流各自的传法经验。
第二天黎明，释利房等僧众步出咸阳地界，恋恋不舍地朝各自的方向进发。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释利房所率僧众已熟悉当地语言，开始在民间传播佛法。因缺少经书，只凭口传，佛法的普及面难以扩大。直到十八人先后去世，佛法在中国也未形成气候。
明帝梦佛
转眼已是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这年春的一个深夜，孝明皇帝刘庄正在后宫熟睡。忽然一个身披金色外衣、头顶日光的神人自天而降，飘落到孝明皇帝就寝的大殿之前。
神人全身灿灿发光、面容慈祥，举止泰然来到大殿窗下。孝明受神感召，起身穿衣，出外迎请。那神人略作示意，瞬间化作一道耀眼的白光飘逸而去。孝明皇帝大叫一声，不觉醒来，才知刚才是南柯一梦。
第二天一早，孝明皇帝召来几个臣僚请教梦中缘由。其中有个叫傅毅的老臣博学多闻，对《周公解梦》研究颇深。闻知此情，他上前跪拜道：“依臣推算，圣上梦见金人，乃是西方圣人，号为佛陀。这佛陀能飞行虚空，身有日光，具六神通。佛陀显圣于陛下，昭示大汉国定会昌盛于天下。”
汉明帝听罢，惊异之色顿时全无，龙心大悦，当即召令群臣谋议如何才能将佛法引入大汉帝国。傅毅借此机会，将秦始皇早年驱逐佛家弟子的故事讲了出来，并大胆推断：“佛门弟子一定还在西域传播佛法，只要派人西寻，不难获遇。”
当日，汉明帝即遣羽林郎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十二人进入西域寻找佛门弟子，求迎佛法。
蔡愔等翻越葱岭，西出玉门，一路西寻。经过近两年时间，终于在月氏国发现了乘白马携释迦牟尼真像和《四十二章经》的沙门僧人迦叶摩腾、竺法兰。在蔡愔等人一番宣示、交涉后，两僧答应随迎佛队伍前去东土中国。蔡愔等人惊喜之余，立即同两僧携白马、经卷返回本土。
孝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秋，蔡愔等迎佛队伍抵达国都洛阳郊外。明帝得知消息后欢喜异常，亲自出城迎奉，诏令群臣将迦叶摩腾、竺法兰两位僧人安置在洛阳西郊外鸿胪寺，以国礼相待，并请两位高僧住院翻译佛经，与帝说法。为铭记白马驮经之功，明帝诏令将两位高僧住居的鸿胪寺改为白马寺。
圣冢现世
公元148年，也就是历史上东汉桓帝建和二年，西域安息国的高僧安世高为弘扬佛法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时，住在白马寺的伽叶摩腾和竺法兰两位高僧虽已去世，但佛法在中国的传播已有了相当规模。
当安世高来到周原腹地的美阳城外，天色已晚，便在一个村头觅一间闲置不用的破屋，住下来休息。
夜晚三更时分，睡意朦胧中的安世高忽见窗外一片红光划过，照得漆黑的破屋如同白昼。他翻身而起，快步走出屋外。只见破屋北部的不远处，平地射出一道霞光。那霞光五彩缤纷，直冲斗牛。安世高心中大惊，凭自己多年的修行，当即判断出这是佛门圣物显现的灵光。
安世高怀着激动的心情赶到发光的所在，只见四面田野平整如水，唯中间高高凸起一堆黄土。看来这个荒冢野坟样的凸起物已经历了漫长岁月。这个凸起物到底始于何时？怎么会有佛门圣物的灵光闪耀？难道……安世高的心怦怦狂跳起来。他暗暗地记住这个地方，不再久留，日夜兼程赶赴东都洛阳，准备面见汉桓帝。
桓帝刘志，生活荒**腐朽，为延年祈福、长生不老，开始迷信宗教。无论哪宗哪派他都热情接纳，几乎是逢神必拜，有仙必求。
安世高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顺利晋见了汉桓帝，说出自己来中国弘扬佛法的打算。汉桓帝当即把这位西域高僧留在宫中为自己说法，并以国礼相待。
安世高在洛阳安顿下来并得到桓帝尊崇之后，仍念念不忘关中周原腹地那个散发灵光的荒冢。通过近两个月的了解观察，他已经确切地知道中国人尚不知释迦牟尼的佛骨舍利掩埋在哪个具体地方，甚至尚不知佛骨舍利早在公元前243年就与这片国土结下了佛缘。
安世高本是西域安息国国王的太子，自幼聪明绝伦，出家后曾游历西域三十多国，通晓各国语言，对佛教发展的具体细节了如指掌，尤其对南传佛教上部座系统理论学说的研究堪称一代宗师。正是凭着这些知识、经验和信息，他才觉得周原那个荒冢非同小可。
终于有一天，他向汉桓帝坦白了自己的心底：“贫僧这次东来，路经关中周原美阳，发现那里有一处荒冢，荒冢之内夜有灵光溢出。依贫僧多年修行推知，这种灵光下边必有佛骨舍利。佛经有云，舍利生辉，估及万国。陛下若得舍利，可保万福……”
桓帝听罢，神情振奋，立即令白马寺高僧静安法师等人跟随安世高到关中挖掘荒冢。
安世高等一行来到周原腹地美阳城外，找几十个当地乡民开始对荒冢挖掘。只半日工夫，他们便发现了一块带有梵文的青砖，接着又有七块方砖被挖出。安世高将这八块青砖拼凑在一起，仔细观察。砖上字迹极浅又加黄土泥水浸染模糊难认，但他还是分辨出来了。
青砖上的梵文为西域僧人释利房所书，大体叙述了公元前243年前后一行十八人来中国的历程以及在秦都咸阳发生的故事，同时述及离开咸阳后在中国活动的范围。最后，文中用了较大篇幅叙述这个“圣冢”的发现经过以及释迦牟尼的真身显世和嘱托。
看得出，释利房等人在咸阳城外分手后，每年的四月八日准时来到这“圣冢”不远的佛指沟聚会。直到三十年后的公元前213年，聚会才取消。也就在这一年四月八日，释利房等仅存的三人来“圣冢”做了最后拜谒，并趁夜深人静挖开“圣冢”，将早已刻好的青砖埋了下去，以使前来结缘的后人弄清事实真相。释利房等三人离开之后，最终圆寂于何时、何地，再也没有人知道了。
当然，释利房最重要的记述，是青砖之下埋藏的十九份佛陀舍利。
一切都已明了。安世高心中狂跳不已，指挥乡民继续向下挖掘。三尺黄土很快被掘开，盛装释迦牟尼佛骨舍利的宝函露了出来。几百年的泥水浸泡，宝函外部已经锈渍斑斑。安世高剔去渍斑，打开宝函，露出里面十九个晶莹透明的长颈陶壶，每一个壶中，各装一份佛骨舍利。舍利在壶中灿灿发光，曜曜夺目。
“阿弥陀佛……”安世高见此圣物激动得五体投地，泣不成声，昏厥过去。
建造佛塔
佛骨舍利很快送到京都洛阳。汉桓帝一见惊喜万分，加上安世高等僧众一番倡说，更感神奇，于是下诏在宫中建造浮屠，以金银制作佛像，重造舍利宝函，以示供奉。
安世高春风得意，在帝王之家和乡野百姓心中的地位扶摇直上。借向桓帝说法的机会，他提请皇帝颁布诏令，将宫中供奉的佛骨舍利分散于九州大地，建造精舍庙宇分别供养。这样做可以使佛陀的圣光普照整个华夏，大汉帝国也将会出现四海无波、八荒来服的鼎盛景况。
桓帝听取了安世高的建议，拨出官银，命白马寺高僧静安法师随安世高一道筹措分发佛骨舍利及在各地建造佛塔寺院事宜。
两人领旨后很快行动起来，并决定先在关中周原腹地美阳县“圣冢”之上建造宝塔，四周修筑寺庙，并在塔下挖掘地宫，以存放佛骨舍利。
很快，周原腹地的荒冢上架起了四层木塔。塔下地宫中，存放着用紫檀香木做成的棺椁。棺椁之内金瓶中，供奉着佛陀最大的指骨舍利。木塔上方书写六个大字“真身舍利宝塔”。
宝塔建成之后，一座庞大威严的寺庙也拔地而起，气势雄伟、巍峨壮观的玉石山门上，高悬苍劲的“阿育王寺”（今法门寺）四个金色大字。
从此，继洛阳白马寺之后，中国又一伟大的佛教圣地、关中塔庙始祖——法门寺诞生了。
由于佛塔寺院在中国的普遍修建和佛骨舍利适时分散供养，佛法犹如八面来风、四方开花，很快在民间盛行繁荣起来。释迦牟尼佛的圣光普照了九州大地，古老的东方中国，迎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尊佛崇佛的新时代。
大明隆庆二年（1568年）八月十四日深夜，周原大地[3]爆发了人类有史以来极为罕见的大地震。傲然挺立的法门寺四级木制回廊式释迦牟尼真身宝塔瞬间变作一堆断木瓦砾。这座在东汉桓帝年间，由西域高僧安世高亲自设计、监工筑造的宝塔，经历了一千余年的风雨，轰然倒下了。
明万历七年（1579年）春，在当时崇信佛法的李太后干预下，年轻的万历皇帝下诏重建法门寺宝塔。
三十年后的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总体高度为十三层、四十六米的砖石结构法门寺宝塔，又一次巍然矗立在周原大地上。
像万历之后的明朝一样不幸的是，扶风法门寺宝塔在周原大地与苍生共处几十年之后，受到了一次致命打击。
清顺治十一年六月初九日（1654年7月22日）夜半，中国西部甘肃省天水周围发生8级大地震，震中烈度为11度。这次大地震波及200公里以外的扶风，烈度9度到10度。县城北门外“垣宇倾颓，压毙人畜”，法门寺宝塔洞内所藏镀金盾形牌和一些佛像，纷纷坠于地面，整个塔身向西南方倾斜五尺之多。塔体裂缝，西南角塔基下陷二尺多深，塔体重心偏离达五尺之多。这次重创，为宝塔在三百多年后轰然崩塌埋下了隐患。
随着岁月的进展和风雨剥蚀，法门寺宝塔开始凋零残破。晚清后期直至民国，连年的战乱，持续的灾荒，使整个法门寺变得支离破碎，荒草丛生，野狐出没，人烟几乎绝迹。
历史的脚步到了1976年，中国西南部的四川省松潘地区发生强烈地震，余波波及扶风法门寺，塔体进一步倾斜，裂度由此扩大，离最终的崩塌只有一步之遥。
1981年夏季，备受摧残的法门寺真身宝塔，在绵绵不断的**雨中再也难以支撑残朽的躯体，不时有瓦片、泥土、碎块从身上掉下。
这年8月24日，一个风雨飘摇之夜，法门寺释迦牟尼真身宝塔——这位齿摇发苍、风烛残年的历史圣者，再也经不住历史的重负和风雨摧残，终于在一阵撼天动地的巨响声中，轰然倒下。
——法门真身宝塔进入涅槃。
就在闷雷响过，真身宝塔爆裂之时，扶风县驻法门寺文管所唯一的文管员王志英从居住的小屋里跑出，发现并认识到跌落于残砖瓦砾之中的佛经、佛像的文物价值。于是，他顾不得回屋装备雨具，立即冲进雨幕遮掩下的宝塔前，从残砖瓦砾中捡拾佛经和佛像。法门寺住持澄观法师随之率众僧奔于塔下，搬砖运石，抢救文物。
抢救出的部分文物运往县博物馆保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法门寺就这样被遗忘在那里，直到韩金科的出现，他和周原父老重建宝塔的一腔热情、不断的坚持终于让相关部门注意到法门寺这座千年古刹。
图10-1 法门寺倒塌的半边残塔
1986年12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重新修复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责成陕西省文物局组成考古队负责重建前的地基清理工程。1987年2月28日，考古队全部人员进驻法门寺，开始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伟大行动。
发现地下玄宫
考古队进入法门寺的首要任务，是清理原塔基的地面废墟。当杂物被清除以后，正式清理发掘地基工作开始了。随着发掘的深入，原始的夯土开始出现。正在这时，只听“砰”的一声，进入土中的镢头触动了硬物。大家沉着的心为之一震。
“像是石头。”众人几乎同时喊出。参加发掘的扶风县文化局局长韩金科大声道：“是不是触到了地宫？要真的是地宫，那可要加倍地小心行事。”
发掘在高度谨慎与小心中明显加快了速度，夯土越来越少，在塔基中心那巨大的台墩上，一块汉白玉石板的层面显露出来。
当大家小心翼翼地用手拨开石板上粘着的泥土时，只见一只线雕雄狮出现在石板正中央。狮身呈半蹲姿势，双目满含着雄性动物的挑战之光，微张的大口衔着一枚铁环。雄狮左脚前方部位，石板已碎裂成两块，但仍完好地缝合着，似无人动过。
几秒钟后，南北走向的长方体坑内，又**出几块形状各异的石块端部。韩金科小心地上前用手扒开中心部分的虚土，将线雕雄狮的石板中断为两截的角石取掉。石板下露出一道小缝，缝内一股阴冷之气直扑面颊，使他不禁打了个寒战。
韩金科慢慢俯下身子左眼闭、右眼睁，向缝内看去。里边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他向旁边一挥手：“快拿手电筒来。”
手电光穿过缝隙中缥缈的浓雾，照亮了一个硕大的空间。只见里面烟雾升腾，一片难辨分明的物体散发着灿烂光芒。
韩金科没有吭声，把手电递给曹纬，示意他察看。曹纬借着手电的光俯身向下望去，不禁大叫一声：“下面是一座地宫，金碧辉煌，金碧辉煌！”
众人听罢，刷地围了上去。
省考古研究所的曹纬、县考古修塔队的傅升歧以及徐增福、淮建邦都是从事多年考古活动的专家。他们凭多年的田野考古经验，以及眼前这南北铺盖的石板式样与子午线走向重合的实物，初步推测，这是皇家地宫的规模，可能远远超过了眼见的面积。而地宫中珍藏的宝物，肯定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现场的每个人，都为这一重大发现心魂激**。
时间接近正午12点。
为使地宫珍宝万无一失，考古发掘队令所有的人员都要严守机密，并将刚才发现的裂缝原土封存，派几个人寸步不离把守。然后，他们立即向县委、县政府电话汇报，请求火速派保卫人员前来保护。随后，韩金科和曹纬二人乘车赴西安汇报。
下午4点，驻西安的考古工作者全部乘车到达法门寺。
石兴邦统领三级联合考古队，连夜投入工作。经过对现场认真、细致的观察，他们肯定了扶风县考古修塔建筑队的推测，一致认为，塔基下就是一处南北走向的横卧式地宫。但目前首要问题是，要尽快找到地宫的宫门。
从凤翔雍城考古工地赶来的韩伟，指挥考古人员王保平、吕增福、徐克诚等人，在寺院内罗汉殿北及原真身宝塔之间实施钻探，以图寻找地宫入口。
为尽快找到地宫神秘的宫门，考古队调来几十名民工一起发掘。
然而，整整一天过去了，仍不见地宫大门的影子。
时值春寒料峭，周原大地冷风袭人。夜幕降临时，仍然没有多大起色，毫无任何发现。有人开始怀疑，这地宫是不是一座地下迷宫？
4月5日凌晨，在罗汉殿北8.4米处，一民工于地下30厘米的地方试掘了两镢，地下突然裂开一个小洞。民工大声叫喊起来：“这儿有情况！”
众人哗啦一下围了过来。地宫入口被发现了。至此，考古队员舒缓了一口气。
经过发掘，地宫入口宽达2米，根据考古人员钻探的其水平距离下降的数值，判断入口为砖砌的斜坡踏步漫道，大约有20阶，长度为5.6米。
地宫入口处的第一级台阶，是青石板铺成。
在地宫隧道里
考古清理人员从第一级台阶向里推进，台阶高16.5厘米至19厘米，宽27厘米至33.5厘米，长2米，由六块方砖加一块小条砖并排铺成一层。每级约三层，呈四十五度斜坡向下、向里延伸。每一级台阶上，都发现唐代粗瓷油灯盏及撒满了带翠绿色铜锈的唐开元、乾元、五铢等各式铜钱，很像关中周原榆树上生长的榆钱，飘落一地。另有数枚稀有的玳瑁币夹杂其间，使发掘增加了一层神秘之感。
从第十四层台阶起，开元通宝铜钱越来越密。漫道北端的高浮雕门楣显露出来，但为一块巨石所封堵。当把填土清理后，知道为第二十层台阶。台阶下面是一平台，略呈方形，东西长1.95米，南北宽1.75米，由五排方砖铺成，每排六块，表面平整，同样撒满了绿锈斑驳的各式铜钱。
紧接青石平台，有一堆重叠有序的石块。考古人员小心翼翼搬开这堆杂色石块，一数，共八块。石兴邦一下子顿悟：“这是封门石。”于是，他指挥考古人员拿来导链，把封门石吊起。
待八块封门石搬掉后，凸现于眼前的是一个双扇素面青石门。地宫大门出现了。
石门高约1米，门扇正面无纹，不太光整。两扇门环处，一把大铁锁紧紧锁住了浇铸进门扇的铁环。铁锁已因年代的久远而完全锈死，无法正常开启。
门框由较大的四块青石做成，门楣横架于其上，门楣东西两端夹填着石块，正面光滑平整，上有梵文痕迹。门楣上方有一硕大顶石，顶石上方安置一梯形石块，石块正中刻有两只对首飞翔的凤鸟。凤鸟周围衬有线雕缠枝纹，布局对称，构图明朗。石顶左上角有“醛泉县人王行□”等刻文。石兴邦一眼认出，这两只凤鸟就是迦陵频伽鸟，是一种佛典里象征吉祥瑞福的神鸟。鸟嘴微张，嘴里含着一枚珠丹，是献给佛祖的最珍贵的吉祥物。
考古人员站在第一道石门前研究开启办法，最后决定，只有用考古学中特殊的手段和方法进行处理。
为了尊重宗教教义和宗教政策，在开锁之前，考古队请来法门寺住持澄观、静一等法师在漫道平台摆案焚香，为即将开启的地宫大门诵经祈祷。
图10-2 法门寺唐代地宫大门，门楣额刻有双凤
4月9日上午10点21分，富有经验的考古人员任周芳用一根锯条锯开了门上锈蚀的大铁锁，然后在录像机和辅助灯光照耀下，韩金科轻轻推开了两扇石门。
随着石门“咯嘣、咯嘣”地向两侧运转，一股阴森潮湿的雾气“呼”地喷射而出。雾气凝重急促，弥漫散发出一股刺鼻的霉烟味，刺得众人热泪直流、咳嗽不止，不得不撤离到石门两侧以避雾气。
待雾气渐渐散尽，录像机的灯光重新对准地宫。透过淡淡的雾气，考古人员看到，隧道内石壁断裂严重，地面散铺着无数的铜钱和崩裂的碎石渣。
清理者依次进入地宫隧道。手电光下，可以看到隧道两边的石墙、顶部和地面均为黑色大理石镶砌，且用白石灰勾缝。铜币仍然散落满地。在数以万计的铜币中，又发现了几枚玳瑁币，与踏步漫道上玳瑁币加起来，一共十三枚。这种玳瑁币在法门寺地宫洞开之前，中国大陆只发现过两枚！至此，法门寺地宫共出土古代货币计七万多枚、四百多公斤，几乎囊括了唐代全部货币品类。
沿着隧道向里推进，第二道石门出现了。
石门前为两块石碑所堵封。两碑字迹朝外，紧贴前室石门竖立。考古人员用了近三个小时，将两块石碑全部运出地宫。石碑刻满了以楷书书写的文字，字体看上去颇有中国传统书法飘逸大方、遒劲有力的气势。
第一块石碑，起首刻着如下文字：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
内殿首座左右街净光大师赐紫沙门臣僧澈撰内讲论赐紫沙门臣令真书
第二块碑文较前一石碑字数要多，起首两行文字如下：
监送真身使
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等如后
几位考古队员一边擦着汗渍渍、灰蒙蒙的脸，一边反复琢磨字意。最后，不禁喜形于色亢奋激动起来。
“无价宝！无价宝啊！”最先悟出门道的考古专家激动得不能自已，跳着喊了起来，众人跟着陷入不可抑制的亢奋状态。稍后，在考古发掘记录册上，把前一块命名为《志文》碑，第二块命名为《物帐》碑。
图10-3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帐》碑，这是目前中国考古发现的唐代唯一最完整的物帐碑，碑文详载大唐咸通十四年迎奉佛骨后，皇室供佛器物的名称、大小尺寸、重量、施奉者姓名等
闻讯赶来的陕西省副省长、历史学家孙达人，仔细读完碑文后，喜形于色，高声对众考古人员放言道：“了不得呀，了不得！有了这两块石碑刻文，就可以按图索骥，寻找珍宝。千年迷宫，就要再现它的谜底了！”
那么，这两块石碑到底说了什么呢？
第一块石碑主要记事。《志文》碑文述说了中国历史上从元魏至唐代帝王历次到法门寺礼拜佛骨的经过，其中包括历史上有名的也是法门寺最大一次劫难的“会昌灭佛”事件。从记载中，后人更加真切地了解了盛唐之时那波澜壮阔、气势恢宏又奇事百出的迎佛送骨活动。
第二块石碑主要记物，《物帐》碑上罗列着地宫里2499件文物清单。碑文详细记载了晚唐时期懿、僖二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诸头等皇室戚贵、内臣僧官供奉佛指真身舍利的金银宝器、衫袍衣裙等器物。这是中国唐代考古发现的唯一最完整的《物帐》碑。碑文物主清楚，名称罗列明晰，有标重类注，为研究唐代政治、经济以及衣物宝器名称、制作工艺、衡制、纺织服饰等方面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正是有了两块石碑记载的一系列活动，才有了后来者在法门寺地宫看到的一切，并回眸历史长河中那些欢乐与悲哀、神秘与惊险的千年往事。
帝王初临
西魏恭帝二年（公元555年），也就是《志文》碑记载的元魏二年，发生了岐州牧拓跋育打开法门寺地宫，供养佛骨或瞻仰佛骨的事件。这是法门寺历史上第一次启奉佛骨的文字记载。
拓跋育曾为魏十二大将军之一，魏恭帝二年降爵为公，出任岐州牧一职。在被削官降级之际，他来到法门寺启奉佛骨，寻找一点精神寄托，请这位慈悲的圣者保佑。
就在拓跋育开启地宫迎奉佛骨的前后，发生了一件看似与法门寺无直接关系却关乎后来命运的一件事。
西魏大统七年（公元541年）一天深夜，一个女人在同州（陕西大荔县）般若尼寺一块木板上生下了一个男娃，取名为那罗廷，意为“金刚不可坏”。这个男娃在般若寺生活了十三年，后来成为大隋王朝的开国皇帝，号为隋文帝，本姓杨，名坚。
有了般若尼寺这一段缘分，隋文帝对佛教产生了特殊感情。据王邵《舍利感应记》载，隋文帝即位前，有位印度沙门来到他的住宅，送给他一包佛舍利，请其供养。
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隋文帝敕令天下三十一个州各建舍利塔分藏他供养的那包舍利。次年再度颁诏，下令增五十个州建立舍利塔，以便分藏。
就在全国掀起建塔热潮的同时，仁寿末年（公元604年），时任右内史的李敏曾专门率人前来法门寺，修缮寺院和宝塔。
在这次修缮中，李敏等人打开了地宫，迎奉佛骨。随之在西北二十余里的风泉寺又兴建一座舍利塔。修建时，天空忽然出现祥云，法门寺僧人在观看的同时，将图景画了下来，名曰“陕州瑞相图”，后放到佛堂供养。只是这《瑞相图》不知毁于何时、何人之手，后人不曾相见，只凭流传了。
继隋文帝之后，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在即位的第一年，即大业元年（公元605年），又大肆兴造佛寺，并于次年在东都洛阳上林苑设置译经馆，命高僧彦琼主持其事，征召达摩笈多和众多高僧学士从事佛经翻译，闹得京都内外遍布僧尼，热闹异常，甚至日本岛国也闻风而动。大业三年（公元607年），日本的圣德太子派使者小野妹子和沙门（出家的佛教徒的总称）十余人来中国学法。隋炀帝在其他方面没有继承父业，唯在对待佛门一事上比他父亲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就其一生的荒**无道来看，他的所谓崇佛也实在具有讽刺意味。
尽管如此，由于杨家父子两代皇帝的努力，奉佛的热潮在表面上由低谷达到了一个高峰。随之而来的，是佛教在东土中国，进入了一个大红大紫的黄金时代，法门寺也由此迈向辉煌。
大业十三年（公元617年），各地反隋义军风起云涌。太原留守李渊听信儿子李世民劝告，在太原起兵反隋，并于这年冬十一月攻入长安，立代王杨侑为皇帝，改元义宁，自封为“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大丞相，进封唐王”。
义宁二年（公元618年）春，身为“大丞相”的李渊率部来到扶风一带视察民情，来到了法门寺。此时的法门寺，已改称成实寺。李渊受到热情接待后，按僧众的请求，下令将成实寺又改为法门寺。
李渊回长安不久，就代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改年号为武德。他和法门寺之间的这一段因缘，对法门寺本身在唐代的存续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武德二年（公元619年），秦王李世民来到了法门寺。
李世民的到来让法门寺众僧欣喜异常。在寺院老僧普贤法师组织下，全体僧众为李世民诵经焚香，大肆颂扬其攻伐征战的英明功德。佛门教义的宗旨是反对战争和杀戮，六戒中的首戒便是不杀生。但此时的僧众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李家王朝像耀眼的旭日已经在东方升起，天下眼看要归属这个家族了。
按僧众的请求，李世民亲自命人找来80名民间汉子来寺剃度，充作僧人，使法门寺僧人一下增加到110人，而当时天下僧众总和不过3000人，可见李世民对法门寺的看重和厚待。临别时，李世民又赠一批财物于寺院，以示对佛祖的尊崇和敬重。
李世民的到来，使法门寺声名鹊起，誉满京华，一时间天下寺院无一能与之匹敌。自此，法门寺具有了至尊至圣的历史地位。
大唐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政变”之后，秦王李世民坐上了龙椅。作为新朝皇帝，龙袍加身后的第一件重大举动，便是在曾经攻伐征战过的七处重大战场建立佛家寺院。他的目的很明确，是要以弘扬佛法、崇敬佛祖的举动，笼络民心，消解反唐势力的斗志，使其安分守己，臣服大唐王朝。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在讨得李世民欢喜的同时，也有了一个流传后世的机会。此人便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志文》碑上记载的“唐太宗朝刺史张德亮”。
太宗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二月，时任岐州刺史的张德亮，在得知法门寺被火焚烧（焚烧原因不详，可能是不慎失火被烧）后，立即奏报唐太宗，并获准修补塔寺。就在这次修补中，他听到一个“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道俗生善”的传说和“古所谓三十年一开，开则岁谷稔而兵戈息”的传闻。张德亮以“恐开聚众，不敢私开”为由奏报太宗，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唐太宗恩准。
于是，这位刺史张德亮便率人打开了法门寺地宫，找出了佛舍利。之后的情景，《法苑珠林·敬塔篇》做了这样的记载：
既出舍利，遍示道俗。有一盲人，积年目瞑，努眼直视，忽然明净。京邑内外，奔赴塔所，日有数万。
舍利高出，见者不同。或见如玉，白光映彻内外。或见绿色，或见佛形像，或见菩萨、圣僧，或见赤光，或见五色杂光。或有全不见者，问其本末，为一生已来，多造重罪。有善友人教使彻到忏悔。或有烧头炼指，刺血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种种不同，不可备录。
唐太宗没有见到舍利。当时的舍利只在法门寺院内供奉展示，并未运到京都长安。但长安有不少人前来观瞻，有一盲人看后，突然复明。插曲的背后，还有一些罪恶多端之人，只有烧头炼指、刺血洒地才能看到舍利形状和颜色。至于他们把头颅用烈火烧烤一顿之后，看到的舍利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文中没有提及。不难想象的是，除了一片漆黑便是一片惨白，因为他们的大脑神经已被烈火烧焦，剩下的恐怕只有麻木的肉身了。
张德亮挖出的佛骨舍利何时放回了地宫，他本人和唐太宗都作何感想，史上未见记载。但经张德亮这一折腾，便有了法门寺地宫三十年一开的规矩，以及日后大唐王朝皇室六次浩浩****迎奉佛骨的事件发生。
高宗迎佛骨
贞观末年，唐太宗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为了治病健身，唐太宗开始服食丹药，当他连续服食了一两年的“国产”丹药仍不见效后，这位垂垂老矣的皇帝便希望能得到国外具有奇特疗效的神药加以治疗。皇帝的这种幻想康复长寿的急切心理，被一个叫作王玄策的大臣窥视。这个专靠迎合皇帝心理起家的王玄策，不失时机地向唐太宗进献了一名大唐与中天竺战争中俘虏来的“胡僧”那罗迩娑婆寐。此僧“自言寿二百岁，云有长生之术”，宣称能配制金石秘剂。这个明显的谎言竟打动了唐太宗，于是唐太宗龙心大悦，命该僧入金飚门宫内配制丹药，又令兵部尚书崔敦礼率一帮群臣协助制作。
经过近一年的炼制，由这位“胡僧”主持炼制的丹药出炉，兵部尚书崔敦礼为邀头功，赶紧捧送入宫。正在病中呻吟的唐太宗李世民见到期盼已久的仙丹神药送至床前，颇为激动，在感念“胡僧”忠心侍君的同时，很快将药服下。
然而，这聪明一世的李世民万万没有想到，他吞食的长生不老药竟成了送他入地狱的催命鬼。他原本衰朽不堪的身体顿觉不适，病情迅速恶化，不到两个月，便暴疾而死，享年52岁。
唐太宗一生都很会利用佛教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他本人的性命及大唐帝国日渐兴盛的事业，都曾得到过佛门弟子的不少帮助和维护，想不到最后竟死于佛门弟子之手。这一残酷的现实，恐怕是他始料不及的。
唐太宗魂归西天，太子李治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是为高宗。
高宗对佛法向来看重，对西去取经的旷世名僧玄奘十分敬重，曾著文对玄奘的人生经历和功业表达赞美之情。玄奘病亡，他哀恸感伤，喟叹：“朕失国宝！”也是他开创了开启地宫、迎佛骨到皇宫供奉的先河。这便是后来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志文》碑所载的“高宗延之于洛邑”的事件。
根据《法苑珠林·敬塔篇》载，事件的具体经过如下：
显庆四年九月，以破译咒术闻名的山僧智琮慧辩、弘静，应召入朝，拜见高宗。在谈话中，两僧提到了法门寺，说法门寺年代久远，声名渐长，需要好好地弘扬和爱护。并提请皇帝：“古老传云，三十年一度（佛骨）出，前贞观初年已曾出现，大有感应，今期已满，请更出之。”结果获得批准。
帝曰：“能得舍利，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行道，祈请有瑞，乃可开发。”
高宗即给钱五千贯，绢五千匹，以充供养。琮与给使王长信等，十月五日，从京旦发，六日逼夜方到。
琮即入塔内，专精苦到，行道久之，未验。至十日三更，乃臂上安炭火烧香，懔厉专注，曾无异想。
这段记载不难读懂，无非是说智琮与王长信等人受皇帝之命来法门寺迎请佛骨。让人感到惊异的是，僧人智琮竟把炭火放在手臂上，以示对佛的敬重和崇拜。而这种崇拜和虔诚终于引发了一段神秘灵异事件。
忽闻塔内像下振裂之声。寻声往观，乃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塔内三像足下各放光明，赤白绿色旋绕而上至于桁桷（屋梁），合成帐盖。
琮大喜，踊跃欲召僧看，乃睹塔内，侧塞僧徒，合掌而立，谓是同寺。
须臾既久，光盖渐歇，冉冉而下，去地三尺不见。群僧方知圣隐。
中使王长信等同睹瑞相，流辉遍满，赫奕澜漫，若有旋转，久方没尽。及旦看之，获舍利一枚，殊大于粒。光明鲜洁，更细寻视，又获七粒。总置盘内，一枚独转绕，余七粒各放光明，炫耀人目。琮等以所感瑞，具状上闻。敕使常侍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令造朕等身阿育王像，余者修补故塔。仍以像在塔内，可即开发，出佛舍利以流福慧……
初开舍利，二十余人同共下凿。
及获舍利，诸人并见，唯一人不见。其人懊恼自拔头发，苦心邀请。乃置舍利于掌，虽觉其重，不见如初。
由是诸人恐不见骨，不敢睹光。寺东云龙坊人，敕使未至前数日，望寺塔上有赤色光周照远近，或见如虹，直上至天，或见光照寺城，丹赤如昼。旦具以闻，寺僧叹讶曰：舍利不久应开，此瑞如贞观不异，基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可二寸，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乎上渐，内外光净。以指内孔恰得受指，便得胜戴，以示大众……
以上记载了智琮等僧众和部分官僚打开地宫，并找到佛骨舍利的故事。因为舍利既出，所以整个天空大地祥兆瑞景就争相出现。需要指出的是，自从佛入东土甚至在佛未入东土而自身处于生灭之时，关于天空大地出现瑞兆的记载，就见于后人撰写的史籍中，尽管这瑞兆各异，但相差总是不大。唯关于对大唐王朝与法门寺发生联系的一系列记载，除了这些之外，总是在短短的文章中夹杂着一个或几个颇为幽默、令人发笑的故事。你看在这次挖掘地宫找到舍利后，大家都看到了，唯一个人看不到，他便在懊恼羞愧中自拔头发，苦心邀请。但当有人将舍利放到他的手掌之上时，他虽感觉到其物的重量，可惜仍视而不见其真面貌。
据此可以推论，这个人肯定不是僧人而是由朝廷派来的差役。因为僧人是不留头发的，既然没有头发，就不存在拔的问题。就当时的情形而言，一般普通老百姓没有资格进入地宫，所以断定他是由朝廷派来的。
接着往下看：
至显庆五年春，三月，下敕请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时西域又献佛束顶骨至京师，……又追京师僧七人往东都入内行道。
敕以舍利出示行道僧，曰：此佛真身，僧等可顶戴供养，经一宿还收入内。皇后舍所寝衣帐，准价千匹绢，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
这段记载是说唐高宗在得知法门寺佛骨舍利被挖出后，即下令运到东都洛阳的皇宫中供奉起来。所谓的“内”即大内皇宫。早在东晋时代，宫廷之内就建立了举行法事活动的地方，晋时称精舍，隋之后称内道场。隋炀帝时曾有在内道场汇集佛道经典编撰目录，至唐代已大规模地发展了内道场制度，而其全盛时期则是在中晚唐以后。
唐高宗首次诏令将佛骨舍利迎入东都洛阳内道场供养，自然引起朝廷上下的震动，几乎所有的皇亲国戚、臣僚妃嫔纷纷出资捐物，前来施舍供奉，京城内外一片欢腾的景象。
佛骨舍利在皇宫历经三年的奉迎、礼拜，终于在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送还法门寺。这年二月十五日，由京师派来的诸僧与臣僚，会同法门寺僧众打开了塔下的地宫，将佛骨藏于其中。
就在佛骨送还的时候，唐高宗赐绢一千五百匹，诏令惠恭、意方等禅师办理法门寺重修事宜，以示皇恩浩**和皇帝本人对佛的崇敬之情。
当佛骨入地宫后，惠恭等僧人便四处征集材料和能工巧匠，开始了“不日不夜，载营载葺，庄严轮奂，制置殊丽。危槛对植，曲房分起，栾栌斗拱，枕而盘郁”的大修复。法门寺在这次重修中，更加辉煌壮丽，气势非凡，并具有了典型的皇家寺院气魄和格局——这时的法门寺已形成了二十四院并存的浩大规模。
继唐高宗之后，大唐历史上先后有武则天、肃宗、德宗、宪宗、懿宗到法门寺迎奉过佛骨，《志文》碑同时记载了中宗、代宗、僖宗三代到法门寺送佛骨或下诏修复的事件，当然也有武宗灭佛的事件。《志文》碑的发现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大唐历史，同时也揭示了地宫的一段波折岁月。
地宫珍宝
发掘仍在继续。隧道尽头两块石碑的后面，又出现了一副双扇石门。
在门框的两个内侧面，均有一线刻雕的“天王力士”像，神态威勇，颇有一股不可战胜的护法气势。而两扇门上，各有一尊“菩萨”像，线条镂刻流畅，造型看似相同却又相异，显露隋唐壁画人物丰腴饱满的特点，生动可人，逼真传神。
两尊菩萨像打破了第一道门只涂黑漆的格局。两相比较，考古人员才恍然悟知，第一道门上的黑漆，原是有意赋予哀悼念怀佛祖之意。菩萨像的出现表示已进入道场中心。随着第二道石门打开，考古队员及数名佛门代表的情绪都达到了顶点。
队员们发现，室内的铺地石为南北向两行，由于年代久远，已经互相拱起。
图10-4 法门寺真身宝塔唐代地宫纵剖面、横剖面图
考古学家石兴邦现场判断，石门开后显露的长长隧道为塔基地宫的前室。室中深处，是一堆又一堆码叠垒摞整齐的丝织品，以及石函、蹀躞十事、白瓷瓶，还有一铜质锡杖，甚为罕见。
锡杖乃鎏金单轮六环，由轮首、执手、杖樽三部分组成，原与木杖套接，木杖已朽坏，总长度不明。桃形轮杖上端两侧各套三枚锡环，经测量，锡环直径均为117毫米。桃形轮及圆环剖面均呈菱形，轮顶饰有智慧珠。执手为八棱形，杖末端为圆球形。轮高310毫米，宽270毫米，执手长317毫米，直径22毫米，杖樽长312毫米。此乃重要佛家礼品，显系哪位大德高僧之宝物。
再往前探寻，是一座汉白玉浮雕彩绘阿育王塔，通高785毫米，四面都刻有端庄秀丽的菩萨像。从雕刻手法看，属于盛唐时期制造，于咸通年间置于法门寺地宫前，显然进行了重新装绘。至于塔中盛装的秘密，只有打开才能知晓。
据《物帐》碑载，武则天、唐懿宗、僖宗、惠安皇太后等人供奉给佛祖的各类丝织品数量多达七百多件，全部放于地宫之中。可惜地宫封闭条件和年代太久的限制，许多供物已碳化朽败，仅存残迹，丝绸织物也表层粉化。只有堆积叠压在底部的丝绸，色彩花纹保存完好，艳丽如初。
图10-5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汉白玉浮雕绘彩阿育王塔
前室所有珍贵文物，按严格的考古程序清理出地宫后，考古队员发现，在紧接前室的最后面又是一个珍宝世界。考古学家命名它为中室。其内部结构与前室大致相同。
在中室的中间位置，竖立着一尊白如莹雪的汉白玉四棱塔状雕刻物。在它的前面正中位置，有一鎏金铜熏炉。汉白玉灵帐架在四棱形塔的上面，灵帐上披有三领金袈裟，与地宫前室武则天的金袈裟质地相同，件件金光闪闪，令人叹为观止。金袈裟边上放有一双光彩照人的金鞋。
考古队员进一步往里探寻，又发现一个奇迹：在汉白玉石灵帐后部靠北壁处，放有一大型银风炉。风炉的正前方，有三具金银棱檀香圆盒形木箱，高约13厘米，直径为40厘米。打开箱子，其中两个箱子装着一模一样的鎏金双凤纹银棺。在另一具檀香木箱内满装着世间罕见的唐代宫廷瓷器——秘色瓷。这批瓷器共计15件，有秘瓷八棱净水瓶、秘色瓷盘、平脱银扣秘瓷碗等。秘色瓷的旁边，出土了两件白瓷碗和一件白瓷瓶。
这一批精美器物正是《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宝器衣物帐》中所指明的供养器具，是整个唐代考古不可多得的珍品。
这批秘色瓷的出现，解决了长期以来考古界和工艺陶瓷界之间的争议。以往有关秘色瓷的讨论仅限于文献资料，而文献资料的记载众说不一，使研究和辩论双方都证据不足。法门寺地宫秘色瓷实物配合《物帐》碑记载，联系以前唐代考古发现，可以得出结论，秘色瓷的始烧年代在唐朝，或者更确切一些，在晚唐时期。
千年隐秘就此揭开。
图10-6 八棱秘色瓷净水瓶
第四道石门
当考古队员仔细清理完一件件文物，正要舒展一下腰背手足时，中室后壁又出现一道石门。此为地宫第四道石门，也是最后一道大门。
不知什么原因石门没有上锁，考古人员轻而易举地推开，进入后室。
眼前的景观，无疑是大唐帝国皇室精美物品的聚集地。小到生活用具，大到工艺玩物，应有尽有，一派富丽奢华的金银世界。质地之精巧，数量之众多，均是前面几个洞室发掘的金银器物无法匹敌的。
后室器物看似散乱随意放置，但考古专家们还是做出了“这大批的遗物以八重宝函为中心分布”的结论。
满室的奇珍异宝堆积如山，考古人员一件件清理、登记、现场保护。首先映入考古人员眼帘的是硕大的八重宝函。根据《物帐》碑记载，八重宝函乃佛祖灵骨珍藏宝器（后来打开被证实）。
除八重宝函，最引人注目和惊叹的当属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图10-7 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
长期以来，日本正仓院所藏白铜头六环锡杖，号称世界锡杖之王，大和民族的佛门弟子引以为荣。而在法门寺地宫后室出土的这件迎真身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高196厘米。杖首有垂直相交银丝盘屈的两个桃形外轮，轮顶为仰莲束腰座，上托智慧珠1颗。外轮每面各套雕花金环3枚，共12枚。外轮中心的杖顶又有忍冬花（即银金花，象征“益寿”）、流云纹、仰莲瓣组成的三重佛座，其上承托五钴杵与宝珠。杖身中空，錾刻有手持法铃、身披袈裟于莲台之上的沙门僧12位。这件锡杖整体造型雍容华贵，制作精绝，无论是工艺还是等级，都比日本正仓院150厘米高的白铜头锡杖等级要高，形制要宏伟得多，是不可多得的礼佛事佛之珍品。
与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同时发掘出土的还有一件纯金单轮十二环锡杖。通体用纯金制成，杖杆为圆柱形，顶部有桃形轮杖首。轮心之杖端，为跏趺坐于莲座上的坐佛，有背光，杖樽为宝珠形，轮顶为仰莲座智慧珠，轮侧各套有6枚锡环，总重221克。这件锡杖以纯金制作工艺的精良取胜，巧妙绝伦，是顶级的佛教法器。
经过几天几夜的工作，地宫后室的表面文物清理完毕。此时已是深夜，考古人员带着满身的疲惫陆陆续续由地宫往上撤出，照明设备也开始关闭灯光，准备撤离。
图10-8 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首部
就在这时，心细如丝的韩金科在即将撤出的最后一刻，恋恋不舍地以手摸了摸后室墙壁，发现壁画上的图案颇有点像密宗的仪轨。忽然脚下踩着的泥土，使他心里一震。“怎么这么虚松？”
疑惑中，他弯下腰用手一挖，大吃一惊：原来地宫后室的正面墙根下掏有一窑窝，里面好像藏着器物。他急忙大声喊道：“等一等，快打开照明灯。”
这一嗓子使走在前面的考古人员回过了头。紧跟着，总指挥石兴邦也拨开其他人赶了过来。
窑窝里确实有器物，而且是秘密藏贮地。石兴邦紧张而庄严地说：“可能是一个秘龛。”
众人听罢，都惊讶不已。至高无上的佛教圣物可能就在这一秘龛之内。
于是，韩金科等人一齐弯腰动手，仔细清理。
很快，一尊外部包裹着夹金织锦的铁函显露了出来。众人欢呼，相互传看，而后一同将铁函抱出了地宫。此时是1987年4月28日。
秘龛铁函内盛放了什么圣物？为何放置得如此神秘？
开元密宗三大士
唐长安四年（公元705年）正月，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代女皇武则天病重不起，早已按捺不住的宰相张柬之等抓住时机率兵进宫，杀死武则天正在宠幸的“嬖臣”张昌宗、张易之，拥唐中宗李显复位，并取消武周国号。是年冬天，武则天在忧郁中死去。
中宗李显成功坐上龙椅，但天生庸懦无能，专信韦皇后，而这位韦皇后为达到自称皇帝的目的，先是残杀太子，后又谋害中宗。羽毛渐丰的李家后嗣李隆基统率御林军杀进皇宫，除掉韦皇后，恢复了其父唐睿宗李旦的帝位。景云三年（公元712年），睿宗让位于太子李隆基——后来创立了“开元盛世”的唐玄宗。
唐玄宗即位不久，便对佛教采取了一定的限制。由于受武则天崇佛的影响，到中宗时期，普天之下已出现了“造寺不止，枉费财者数百亿；度人不休，免租庸者数十万”的奇特现象。而此时的朝廷竟听任贵戚造寺度人，那些富户强丁多削发避役。到了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同样懦弱无能的李旦，又准许贵妃、王公大臣之家建造功德院，浪费钱财无以计数，大唐王朝的国计民生受到威胁。
开元二年（公元741年），根据朝臣姚崇的上书，年轻气盛的唐玄宗下诏，敕命淘汰伪滥僧尼1.2万余人，责令还俗，并传谕百官，嗣后不得私造寺庙。并同时规定，僧尼必须致敬君上，恭敬父母。自此之后，关于佛门僧尼是否恭敬君王的不休争论基本结束了。
尽管唐玄宗对佛教做了具体的限制，但并没有禁佛。相反的是在他执掌朝政期间，佛教弟子迎来了造像的黄金时代。至今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乐山大佛，就出现在唐玄宗一朝和稍后的时期，这尊花费了90年时光雕凿而成的巨大佛像，在显示了“开元盛世”浩大气魄的同时，也展现了唐玄宗对佛的心态。与这个心态对应的还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事件。正是在朝廷的许可和支持下，鉴真和尚才得以多次组团东渡，并最终到达了日本，为大唐文化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唐玄宗以自己的智谋才情将大唐王朝推入了“开元盛世”，开始要“殚耳目之玩，穷声技之巧”，尽情地享受一下人生——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三个不同凡响的印度和尚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分别是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史称“开元三大士”。
这“开元三大士”将一种叫作密宗教派的佛家理论带到中国，并在朝廷的支持下很快发展传播起来。
所谓密教，本是相对显教而言的。佛学中的显教，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种种经典，因有文字语言，让人一目了然，故称显教。而密教则是毗卢遮那佛（法身佛）直接所说的奥秘大法，其教理组织不易说明，但以咒术、仪礼形式作为特征。比如文字的意义，本从声音而来，有“阿”之声音，而后有“阿”字，其声音又是依因缘而生，一对触耳，再闻不得，故声音亦毕竟不可得。这样，由文字音声上，可观诸法空不可得之理。也正因如此，密教以真言密咒为最根本修习方法。
密教不重教义理论，唯持高度组织化的各种密咒、仪规和神格信仰来进行修法。修法前必须建造“曼荼罗”，即建造坛场，坛场在室外净地或室内皆可，并配置或者图画种种诸佛菩萨威仪之像。每当开始修法时，都要口诵真言，即持“语密”，直修到身、语、意三密相应，便可即身成佛了。
由于密教的佛法教义无法以一般文字语言说明，只可在身、语、意三密相应之间进行体会，于是就显得分外神秘，并且在这种神秘之中，也蕴藏着更为深邃、玄奥、广大、不可思议的意境。正因如此，它才深深吸引了一批信徒，并在中国很快扎下了根。
善无畏**恬淡简朴，静虑怡神，来中国后，传法有道，声誉大起，被唐玄宗礼拜为国师。当时中国本土有一名叫一行的高僧，奉玄宗之命去见善无畏，请教佛法。谁知二人一见，相互倾心。从此，一行便投在善无畏门下，学习密教传承以及基本密法。以后，一行在主持大唐繁重的修订历法工作的同时，协助善无畏翻译出密典多部，其中就有《大毗卢遮那佛神变加持经》七卷，即密教经典之一的著名的《大日经》。这部经卷，抒发佛门义理，精致严谨，深得密法真髓，千百年来备受推崇。
另一位“开元三大士”天竺高僧金刚智，于开元八年（公元720年）来到长安，开始传授密法。他在唐玄宗的崇信下，于皇宫内外设坛灌顶，广度四众，朝野士庶争相归依。从师于善无畏的一行，也拜在他的门下亲受其灌顶，秉承其所传密法，深得其要。后来金刚智收受一位来自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的弟子，这便是位列“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
金刚智在弟子不空及一行的协助下，也译出密教经典多部，其中有《金刚顶瑜伽中略出念诵经》四卷，以及《金刚顶一切如来真实摄大乘现证教王经》三卷，后人习惯上将两者并称《金刚顶经》，这部经卷，亦是密教根本经典之一。
就在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一行等创建汉地密教的同时，印度密教又有一条支流，越过喜马拉雅山进入中国西藏。以后这条支流教网日张，流行远播于西藏、青海、蒙古等地，形成了区别汉地密教的“藏密”，并成为西藏佛教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此相反的是，随着唐末五代的连年战乱，由善无畏、金刚智等首创的中土密教，渐渐法脉断绝，不为人知了。幸得当年来华求法的日本僧人最澄、空海、圆仁、圆珍等将汉密带回了日本，并逐渐使这一佛教宗派发展、繁荣起来。
许多年之后，人们在法门寺地宫发现了早已断绝的“唐密曼荼罗道场”，因而也就从中窥看到中土密教的神秘和本质。这一切，当然是后话了，暂且不提。
却说这“开元三大士”在中土创建密教并很快扎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中间除了密教本身极其神秘和组织严密的教理之外，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教义中深含着享乐**逸的内容，其教派的始祖龙树曾宣称“人生唯有追求欲色为至乐”的荒**论调。这个论调和正在追求欲色**乐的唐玄宗一拍即合，并很快在大唐朝野内外传播开来。
图10-9 北京雍和宫密宗双身造像（汪尧民摹绘）
唐玄宗对密宗教派的理论越来越崇信，最后到了一刻也难以分离的程度。他在长安宫中住得久了，要去东都洛阳散心，僧人善无畏也得令必须随驾前往，并不间断地向这位**逸皇帝传授“佛显五智”说，即大日如来、阿閦、宝生、无量寿、不空成就的五种智慧，按照密宗理论，如果众生有了这五种智慧，虽食肉、饮酒、做男女之事也能达到“菩提”（觉或者智），这五种智慧必须由师父秘密传授才能得到。
正是在这样一种崇佛理论的具体指导下，唐玄宗才越来越迷恋女色，不问国事，最后导致了使大唐由兴转衰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马嵬坡事变”的出现连同唐玄宗的仓皇南逃，给了太子李亨以篡夺皇位的可乘之机。他自奉天北上，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马抵平凉。西北军人立即拥立李亨在关中灵武县境即位，从此完成了玄宗朝向肃宗朝的更替。
就在马嵬坡事变刚过，唐玄宗要逃亡之时，关于去向问题，君臣分别选择了蜀中、太原、朔方、西凉等几个地方。随驾的高力士最后做了总结性的发言：“太原虽近，地与贼连，先属禄山，人心难测。朔方近塞，全是蕃戎，教之甚难，不达人意。西凉地远，沙塞萧条，大驾巡幸，人马不少，既无备拟，立见凄惶。剑南虽小，土富人强，表里山河，内外险固。以臣所视，幸蜀为宜。”高力士力主去巴蜀，恰合玄宗的心意，这就促成了玄宗幸蜀。
唐玄宗走了，太子李亨篡权成功，是为唐肃宗。面对刀光剑影的乱世，这位新即位的皇帝却无法回避高力士所担心的“朔方近塞，全是蕃戎，教之甚难，不达人意”的矛盾。虽然朔方军队将领郭子仪、李光弼等率部拥立肃宗并愿为之拼杀疆场，从而构成了大唐军队的主要支柱，但该部多为突厥，极难顺从。后来肃宗又调集的西北各镇军人，也是一支成分复杂、信仰不同的少数民族军队，只凭传统的儒家忠君保国思想是不能稳定它的。而军心不稳，战斗力就无从谈起，并且蕴藏着随时倒戈的危险。为了求得各个民族间在思想上的共识，让军队为大唐效力，唐肃宗不得不再次借用已在西北少数民族中有极大影响的佛教，而法门寺已是极负盛名的佛门圣地，唐肃宗立即诏令平叛指挥部移驻当时被称为凤翔郡的扶风。
唐肃宗到了扶风，首先秘遣使者至已陷入“魔掌”的长安城，向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求秘密法，以降叛军“恶魔”。
不空接到诏令，立即指导肃宗收复京都长安的策略，并指导在扶风设曼荼罗“降魔”。他召僧侣数百，每日念《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以招兵引将，消灾降魔。当时数百名僧众在曼荼罗内道场昼夜念佛，声闻禁外……不久，陇右、河西、安西、西域诸路大军奔赴扶风，聚集在肃宗的大旗下，开始了向叛军的战略反攻。
至德二年，唐军收复长安，唐肃宗将这次胜利归于佛的神灵保佑，功劳首推僧人不空，并诏不空入皇宫为皇帝行“转轮王七宝”灌顶大法，俨然一位忠诚的佛门弟子。
既然佛的神灵可以稳定军心，可以保佑唐军取得一次次胜利，那么就一定能保佑李家王朝政权的稳定与巩固。出于这种考虑，唐肃宗不顾当时战乱未平、国困民穷的尴尬处境，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诏令臣僚僧众到法门寺打开地宫，迎奉佛骨。
与此同时，李光弼正率领唐军与叛军史思明部在洛阳血战，唐将康楚元在襄州叛变，并切断唐王朝的漕运粮道，大唐王朝尚处在风雨飘摇之中。由于财政的极度困难和战局的吃紧，迎奉佛骨的活动只持续了两个月便匆匆结束了。
唐肃宗在改元宝应后不久便病死，生前借助佛事活动平息“安史之乱”的目的虽未达到，但客观上为巩固李家王朝的政权起到了极大的作用。而经过一场兵祸战乱之后的李家王朝，以胜过以前的热情展开迎奉佛骨的活动。
韩愈的谏佛骨案
唐宪宗是在“永贞内讧”[4]的政治斗争中登上皇帝宝座的，他用优抚的办法招降诸州叛将，使持续近一个世纪的大唐帝国藩镇割据的内乱局面稍有好转。他当时被誉为是个治国有方、睿智明断的皇帝。
登上历史舞台的唐宪宗对先辈们特别是处于乱世中的肃宗、德宗两朝，借助佛教的力量来稳定、巩固李家王朝的做法坚信不移。就在他登基的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即诏令天下大德高僧全部赴京师长安阐扬佛法，并特地把名声正兴的知玄和尚召入内殿寻求佛道，同时赐予这位高僧“悟达国师”的名号。第二年，唐宪宗又诏令宦官吐突承璀等人任左右街功德使职务，掌天下僧尼道士，沙门僧端甫、灵邃分别为左右街僧事。由皇帝本人身边的宦官和高僧共同来管理沙门，在客观上进一步加强和密切了朝廷与佛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