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深秋，割据岭南万里之地的南越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代开国雄主、南越王赵佗终于走完了100多个春秋的生命历程，极不情愿又无可奈何地抛下了为之经营、奋斗长达80余年的恢宏基业，撒手归天。
这位南越王被誉为“南天支柱”，他的归西使南越国朝野上下顿时陷入巨大惊恐和悲恸之中。继位的次孙赵眜（mò）强忍哀痛，在事务繁乱与动**不安的局势中召来忠诚的臣僚、丞相吕嘉密议，为其祖父——南越国的缔造者赵佗举行自开国以来规模最为隆重，也最为特殊、隐秘的盛大葬礼。
早在此前的若干时日，素以英武刚毅、老谋深算著称的南越王赵佗，不知是出于对自己亲手创立的王国命运前途未卜的忧虑，还是出于对盗墓者的恐惧，在他处理着一件件政务的同时，也对身后之事做了周密安排。他让自己的心腹重臣、丞相吕嘉挑选一批得力人马，在南越国都城番禺郊外的禺山、鸡笼岗、天井等连岗接岭的广袤地带秘密开凿疑冢数十处，作为自己百年之后的藏身之所，以让后人因难辨真伪而免遭盗掘。
现在，赵佗已魂归西天。根据祖父临终密嘱，赵眜与吕嘉以及几位心腹臣僚做了周密严谨的布置后，于国葬之日，派出重兵将整个城郊的连岗接岭处包围得密不透风。稍后，无论是规制还是规模都极为相似的灵柩，同时从都城番禺四门运出。行进的送葬队伍在灵幡导引下，忽左忽右，忽进忽退，左右盘旋，神秘莫测。当运出的灵柩全部被安葬完毕后，除赵眜和身边几个重要亲近大臣，世人无一知晓盛放赵佗遗体的灵柩以及陪葬的无数瑰宝珍玩到底秘藏于何处。
就在赵佗谢世26年后的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历时93年的南越国在汉武帝10万大军的强攻下宣告灭亡。
曾盛极一时、威震万里边陲的南越国，在西汉一统的华夏版图上消失了。但是，关于南越在立国近一个世纪中发生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以及那些愉快或忧伤的故事，并未在世人的记忆中消失。尤令后人格外关切和念念不忘的是，南越王赵佗和他子孙的墓葬，连同陪葬的无数奇珍异宝到底匿藏于何处？
随着新的历史格局形成和变迁，一个探寻和盗掘南越王墓的新时机也随之到来。于是，一心想着发鬼魂之财的各色人等，很快便迈上寻掘陵墓的征途。他们借着当年南越国遗老遗少留下的种种传闻以及史书秘籍显露的蛛丝马迹，踏遍了南越国故都番禺城外的白云山、越秀山以及四周方圆数百里的无数山冈野岭，企图探查到南越王的真正葬所。遗憾的是，这些人无不枉费心机，空手而归。
许多年过去了，尽管世人对探寻南越王墓、掘冢觅宝的欲望未减，但南越王赵佗及后世子孙的亡魂仍安然无恙地匿藏在山野草莽的隐秘之处，未露半点峥嵘。
斗转星移，岁月如水，历史在几度流变中敲响了大汉王朝的丧钟。在这丧钟洪大凄凉的噪声中，一个由魏、蜀、吴三国争雄、狼烟四起的新时代随之到来。在这新一轮大拼杀、大动**、大折腾的格局中，一次看似意外的事件引发了历史上规模最大也最为凶悍的寻掘南越王墓的狂飙。
黄武四年（公元225年）春，称帝不久的吴主孙权为纪念先父披荆斩棘创下的江东基业和施给后世子孙的福禄恩泽，诏令治下臣民广修孙坚庙以示永久的纪念。
诏令既出，举国响应，各地臣僚政客无不各显神通，争先恐后行动起来。隶属于东吴版图之内、统治长沙地区的臣僚同样不敢怠慢，想尽招数，倾尽财力，以应上谕。此时的长沙尚处于偏乡僻壤、地瘠民贫的穷困境地，致使当地官吏虽竭尽全力以图主子的褒奖，终因规模庞大的孙坚庙费工颇多，耗资巨大，加之时间紧迫而感到举步维艰，难以应付。就在尴尬与狼狈的境况中，不知哪个官吏顿起邪念，向长沙的最高统治者献出了发冢掘墓、以鬼魂之财弥补修造孙坚庙之缺的主意。
这个主意在长沙统治者反复斟酌思量后很快得到批准和实施。于是，部分官吏与一帮流氓无产者组成盗墓团伙开始明火执仗地大肆盗掘起来。只十几天工夫，凡长沙城郊能搜寻到的大墓巨冢尽被挖掘一空。即便是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汉高祖刘邦亲自册封的第一代长沙王吴芮的墓葬也未能幸免。当群盗众匪发掘吴芮“广逾六十八丈”的巨冢时，意外发现这位死于公元前202年的长沙王，他的墓虽历400多年的土埋水浸，墓主人仍衣帛完好，面色如生，犹如刚刚逝去一般。至于那随葬的大批奇珍异宝、丝帛服饰更是光彩夺目、艳丽如初，令人瞠目结舌。
随着长沙郊外无数巨冢大墓被盗掘，孙坚庙得以顺利建成。与此同时，长沙上层的大小臣僚也借机发了一笔鬼魂财。而作为一代霸主的吴大帝孙权，得知先父的功德碑已赫然矗立于长沙的庙堂，同时他也得到长沙官僚进献的盗墓所得奇珍异宝后惊喜异常。他除了毫不犹豫地对长沙官僚们大加封赏外，也从他们的行动中受到启发，觉得发鬼魂之财实在是一项无本万利的好买卖。
在这个邪念的驱使下，他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诏令官兵在都城建业（今南京）郊外悄悄干起了刨冢掘墓的勾当。当那些从坟堆里掘出的奇珍异宝源源不断地运往宫廷时，孙权更是精神大振，惊喜万分，并决定将这个买卖继续做下去。其地点不只局限于建业一地，还要将业务范围扩大到一切可能的地方。
主意打定，孙权便找来一帮臣僚专门负责招聘行家里手，打探巨冢珍宝的处所。当孙权得知南越国的国王赵佗死后曾陪葬有大量奇珍异宝并且其墓一直未被后人盗掘时，立即命将军吕瑜亲率5000名精兵，翻越雾瘴弥漫的五岭，在南越国故地大张旗鼓地搜寻、盗掘南越王家族特别是南越王赵佗的墓冢。
由于南越王赵佗及其后世子孙的墓冢极其隐秘，吕瑜和手下兵将于番禺城外的山冈接岭处伐木毁林，凿山破石，四方钻探。折腾了半年，总算找到了赵佗曾孙、南越国第三代王——赵婴齐的墓葬。从这座墓穴盗掘出“珍襦玉匣三具，金印三十，一皇帝信玺，一皇帝行玺，三钮铜镜”等大批珍宝。但令孙权大帝颇为遗憾的是，直到吕瑜的精兵不得不撤出岭南返回东吴腹地时，也始终未能获取有关赵佗和其次孙赵眜的墓葬秘所，哪怕是点滴的线索也没有。
龟岗古冢
孙权兵发岭南掘冢觅宝的行动，再度引发了当地掘冢刨墓的风潮。当吕瑜的大军撤出后，整个岭南大地盗贼蜂起，无数双贪婪的眼睛盯上了番禺城外那连绵的山冈野岭。他们绞尽脑汁四处访凿，希图搜寻到连孙权大军都无从探访到的赵佗以及赵佗家族的墓葬。令盗贼们恼恨和失望的是，任凭怎样踏破铁鞋也无处寻觅，辉煌的梦想一个个变成泡沫，化为乌有。
历史的长河跨越千年时光隧道流淌到1916年5月11日，岭南台山一个叫黄葵石的农民在广州东山龟岗建房时，在地下挖出了一座南越国时期的古冢，从中出土了陶器、玉器、铜器等多件随葬品，同时还出土了上刻“甫一、甫二、甫十”等字样的椁板。
古冢的意外发现，立即轰动了广州乃至整个中国学界，唤起了人们渐已淡忘的记忆。许多研究者认为，这便是当年孙权派将军吕瑜寻而未获的南越国第二代王赵眜的墓冢。有的学者经过冷静而深入的研究，认为这座古冢只不过是南越国某位高级贵族的墓葬而已，而真正南越国第一、第二代王的墓穴仍在广州郊外的山冈接岭处，深藏未露。
于是，围绕东山龟岗古冢是否为南越王墓的问题，中国学界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论战波及之广，连当时最为著名的金石学家、国学大师王国维也卷了进来。从王氏留下的文章看，他对此墓属于南越王的墓葬坚信不疑。
就在这场吵吵嚷嚷、各执一词的论战中，现代田野考古学由中国北方传入偏南一隅的广州。1931年，广州黄花考古学院成立，标志着岭南地区现代考古学的萌生与开始。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在为期30多年的风雨变幻中，考古人员根据汉朝陵墓大多远离都城百余里的特点，结合现代田野考古发掘知识，判断当年南越国的赵佗一定会承袭汉制，其陵墓不会建在广州近郊，而应在稍远的山峦深处。
由此，考古人员依据这种推断，将调查、探寻的目标重点放在了广州城外远郊县区的荒山野岭之中，并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短短的10年间，在广州市郊34个地点发掘南越国时期的墓葬200余座。
但令这些新时代考古骄子颇为沮丧的是，如此大面积地探寻和发掘，依然未找到赵佗及其子孙墓穴的半点线索。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田野考古经验的积累，广州市考古人员渐渐感到过去的推断可能存在着失误和偏差，也就是说，南越王赵佗及其子孙的墓冢可能在广州城的近郊而不是在偏远的山冈野岭。在这种新思维的驱使下，考古人员遂调整方向和目标，开始舍远求近，将重点放在城外近郊的调查和发掘上。
1982年，时任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并主管考古业务的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率黄淼章、陈伟汉、冼锦祥等几员虎将，在广州城北门外一个叫象岗的小山包发现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墓冢。这座墓冢的发现令麦英豪等人异常欣喜，认为可能与赵佗家族的葬所有关。但经实际发掘，才得知只是汉朝王莽时期一个早已被盗过的贵族的墓葬。考古队员再次由欣喜转为沮丧，对象岗这个山包的探寻也渐渐失去了热情，并将勘查地点移到他处。
这个时候的麦英豪及其手下几员虎将尚不知道，就在离他们发掘的王莽时期贵族墓冢仅50米的半山腰中，竟埋藏着他们昼思夜想、苦苦探寻的千年隐秘。
故事由这里展开。
五十万大军发岭南
公元前221年，曾在战国末期叱咤风云的齐、楚、燕、韩、赵、魏等关东六国，在秦国军队为期15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中原大地持续几百年的割据混乱局面宣告结束，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秦帝国形成了。
到此，北至今日的长城，南到长江南岸，东至东海、黄海，西到巴蜀，尽入秦帝国的版图。秦帝国的缔造者——秦始皇所建立的辉煌伟业，正如他自己所夸耀：“德逾三皇，功盖五帝。”然而，刚刚诞生的大秦帝国还面临着两大强劲之敌的威胁，他们分别是北方的匈奴和岭南地区的百越。
就越人和匈奴比较而言，越族对中原的威胁要小一些，其主要原因是，岭南越族虽然人数众多，但农业经济不发达，多数尚处于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且越人分为众多部落，分居于纵横几千里的山岭丛林之中，缺乏统一领导，在军事上没有形成一个核心力量，部落之间又不断相互征伐，难以形成一致对外的政治、军事同盟。
尽管越人在政治军事上对中原的威胁小于匈奴，但不代表威胁就不存在。越族毕竟是一个具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庞大群体，且历史悠久，在长期相互攻伐和对外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渐渐形成了勇猛无畏的作战传统。在春秋、战国之际，越人曾多次与中原诸国交战，使中原诸国吃了不少苦头。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势必对刚刚建立的秦王朝，具有相当大的威胁力。这种威胁力，对雄心勃勃、意气风发的铁血人物秦始皇以及整个秦帝国社稷而言都是无法视而不管的。要想保持帝国的强大和牢固，就必须对外来的威胁力量进行打击。
于是，秦帝国对岭南越人的征伐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关于这场战争的经过，史书《淮南子·人间训》曾作了这样的描述：“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镡城之领，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
从以上寥寥数语，可以看出战争的酷烈以及秦军攻伐的艰难。秦军主帅屠睢被杀及大量将士的伤亡，使整个南征的秦军受到了重创。占据桂林、象郡等地的秦军日夜凭城固守，身上的盔甲都不敢卸下。而此时秦军的粮草和军事装备在供给上又出现了空前危机，这就使已进入岭南地区的部队陷入极为不妙的境地。在这种局势下，秦军不得不调整作战计划，暂停对西瓯族人的攻伐，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整个岭南战事进入了秦越对峙阶段。
秦越对峙的局面是暂时的，就秦始皇的性格和秦王朝的实力，绝不可能允许秦越长期对峙下去，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很难无功而返。为解决秦军的粮草、装备等供给问题，秦始皇下令，由史禄组织指挥十万军工开凿灵渠。于是，一项因战争需要而开凿的浩大水利工程在南中国拉开了序幕。
经过三年的开凿、修筑，兴安灵渠大功告成。这是世界上第一条船闸式人工航道运河，它沟通了湘、漓两条河流，湘水汇入漓水，使原本属于长江流域的湘水与属于珠江流域的漓水连接了起来，因而从长江流域出发的船只可以通过漓江，逾五岭而直接到达岭南地区。即使载重万斤的大船，也可以顺利通过，秦军的粮饷和军用物资得以大批地运往岭南，这就为被困的秦军带来了转机。
秦始皇认为征服岭南的时机已到，便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毅然决定，由任嚣、赵佗两位将领，率楼船之士，再次发动对百越的进攻。
这次进攻和三年前不同的是，秦王朝和秦军将领吸取屠睢征战中的教训，战略上采取“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随大军行进，每当秦军占领一地便将部分移民留驻此处。不仅使秦军有了较稳定的后方根据地，同时也使秦军人力的消耗有所补充。而大批商贾在岭南经营，也为军队粮饷的补给创造了有利条件。
秦军凭着丰厚的粮草和精良的武器装备，在百越战场上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征伐。大军所到之处，兵锋凌厉，势如破竹，未费多大力气就击溃了西瓯族人的反抗力量，占领了今广西等地的西瓯地区。随后任嚣、赵佗又挥戈南下，乘胜进击，一举击溃了骆越族，占领了今越南中北部的骆越地区。至此，秦王朝于公元前218年发动的征服岭南的战争，终于在公元前214年，以秦军彻底征服岭南越族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此后，秦始皇很快在该地区设立了桂林、象郡、南海等三郡，把岭南正式纳入秦王朝版图。为巩固占领区，防止越人反抗力量死灰复燃，加强对越人的控制，秦王朝采取军事管制性的戍守政策，并“置东南一尉，西北一侯”，以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和防守。
所谓“东南一尉”，即在岭南三郡“置南海尉以典之”，由掌兵的南海尉专断一方，加强其军事应变能力。秦王朝任命的南海尉，就是继屠睢之后率兵击越的指挥官任嚣。为避免分散南海尉的权力，秦王朝决定三郡一律不设郡守，只设监御史主管一郡事务。
所谓“西北一侯”，即在岭南西北方的交通孔道上建筑城堡，驻扎重兵，以防西瓯人北窜。这里的侯，不是史书中常载的万户侯或千户侯，而是古代探望敌情的哨所，此乃驻兵监视之义。此外，沿五岭南北还设有很多戍守据点，各郡县治所及水陆关隘也驻有大量戍卒。这一切措施，目的是巩固秦始皇对岭南的占领，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并防止越人逾南岭北犯。
秦始皇对尚处于相对闭塞、落后的岭南地区，除实行戍守政策，还采取了建立郡县，有组织地大量向岭南移民，开新道、凿宽灵渠等政治经济措施。
秦统一前，中原到岭南没有人工开凿的道路，行人沿着五岭山脉南北分流的河道往来。这些地方山高岭峻，鸟道微通，不能行车，成为阻塞南北的天然障碍。随着秦向岭南进军，差遣大量戍卒、罪人等修筑沟通岭南的道路。秦始皇三十四年，发配有罪官吏在岭南从事苦役，主要是筑岭南“新道”。秦末农民大起义时，任嚣嘱赵佗“兴兵绝新道”，即此也。赵佗“即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曰：‘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可见秦末岭南“新道”已成为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
所谓凿宽灵渠，是在灵渠原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展，使长江船只可以经湘江，过灵渠，入漓江、桂江南下，取西江东行而抵达番禺，或溯浔江西行而抵布山、临尘，使水道纵横的岭南无所不通。秦始皇开新道和凿灵渠，不仅是当时军事上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而且在加强岭南与内地的联系、打破岭南闭塞局面、促进岭南开发建设等方面，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此，岭南由野蛮卑湿之地进入了一个新的“王化”历史时期。
当秦始皇第一次派往岭南的大军受挫，秦越处于对峙阶段。在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之后，第二次被派往岭南的秦军将领，就是任嚣和赵佗。
当秦军攻占岭南后，鉴于此地偏于东南一隅，越人势力尚存，而岭南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又较困难，于是，秦王朝便任命任嚣为南海尉，并授予其政治、军事等专制一方的大权。而赵佗则为任嚣治下的龙川县县令。
任嚣掌握了岭南的军政大权，并成为专制一方的“东南一尉”，便逐渐萌发了脱离中央政权、划岭自治的一套割据构想。这个构想的产生，除了受秦朝建立之前战国诸侯并立之局的影响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岭南具有可以实行割据的政治、军事、地理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就政治上而言，秦通过兼并关东六国的战争统一中原，到平定岭南，其间不过十余年。在这个天下初定，社会尚不稳固的短暂时期，许多人，特别是原六国贵族，以极其悲伤、感怀的心情，企图恢复战国时期诸侯并立之局面。由于条件不够成熟，他们不得不在秦统一六国后暂时潜伏起来，以待时机。而作为极具雄才大略的秦始皇在天下初定后，明显地意识到这股潜在力量的危险，采取了多种有针对性的措施，如“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大修秦道直通山东六国腹地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防止这股潜在的势力兴风作浪。但是，秦始皇苦心孤诣采取的这些措施，只是从表面上起到了一点作用，无法从根本上铲除山东六国的复辟势力，甚至就连秦中央政府官员骨子里的那种复辟思想也未能消融和根除。当时的秦王朝丞相王绾等人，公然向秦始皇宣称：四方之地，“不为置王，毋以填之”，并积极主张“立诸子”以安天下。借此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的诸侯并立局面对许多人仍有极大的吸引力。作为在岭南独掌军政大权的任嚣，自然会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萌生据岭而守的割据念头。
老谋深算的任嚣在耐心地等待机会。出乎意料的是，这个机会很快便到来了。
秦帝国的覆亡
在“六王毕，四海一”的颂歌声中，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于世界东方诞生。
秦始皇在创造辉煌伟业的同时，其残酷的暴政也为秦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当年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很快被好大喜功所代替。天下刚刚统一，秦始皇即下令天下大兴土木，广筑宫室，并在都城咸阳修建气派非凡的阿房宫，供自己寻欢作乐。征发天下刑徒70万人大规模建造骊山陵墓，作为自己死后的安乐之所。为防止东方六国贵族、黔首们卷土重来，造反起事，特别在骊山陵四周布置了一支面朝东方的地下军团，永远守护着自己的灵魂，时刻警惕和镇压关东六国的谋反作乱者，使秦王朝万世不休。
他滥用民力，施行苛政，直至造成“天下多事”“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的悲惨局面。无论是朝廷的公卿将相，还是普天之下的黎民百姓，人人自危，苦不堪言。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带着左丞相李斯和小儿子胡亥，在近侍中车府令赵高等臣僚、太监的簇拥下，开始了第五次、也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出巡。当大队人马行至琅琊台，秦始皇与群臣饮酒作歌入东海时，忽感身体不适，只好下诏西还。当车驾到达平原津时，秦始皇竟一病不起。左丞相李斯见状，急令车驾速返咸阳。
当车队到达河北境内的沙丘，病入膏肓的秦始皇留下了一道诏书，驾崩西去。死时年仅50岁，从他自称始皇帝算起仅为12年。
秦二世胡亥登基称帝后，仍不顾天下民怨沸腾，强行下令征发“闾左”戍守边地。
秦王朝的丧钟敲响了。
丧钟的声音由中原传到了南越。南海尉任嚣闻知，立即意识到这正是割据岭南的天赐良机，准备付诸行动。遗憾的是，这时他忽然身染疾病，并一病不起了。
为了让心中的构想得以顺利实施，躺在病榻上的任嚣派人将自己的心腹助手、时任龙川县县令赵佗招来，秘密嘱咐道：“闻陈胜等作乱，秦为无道，天下苦之，项羽、刘季、陈胜、吴广等州郡各共兴军聚众，虎争天下，中国扰乱，未知所安，豪杰畔秦相立。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会病甚。且番禺负山险，阻南海，东西数千里，颇有中国人相辅，此亦一州之主也，可以立国。郡中长吏无足与言者，故召公告之。”
赵佗乃真定人（今河北正定县），率军征伐岭南之前的经历史无明载。有记载的是他到岭南后，曾上书秦王朝，要求派30 000名中原女子赴岭南为驻守岭南的将士“缝补衣服”。秦始皇打了个对折，选派了15 000名中原女子去了岭南，这些女人自然成了岭南将士的配偶。
此时，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赵佗，听了任嚣的密嘱，心中十分感动，当场答应按任嚣的构想予以行动。两人经过一番谋划，任嚣假借秦中央王朝的命令，委托赵佗代理南海尉职务，为赵佗顺利实施割据构想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就在赵佗代南海尉不久，任嚣撒手归天。这个时候中原的局势是，秦大将章邯率40万大军正和以楚军为首的六国反秦联军相持在漳河地区（今河南省安阳市一带），而另一支由刘邦率领的起义军却乘机沿着黄河南岸，向秦国首都咸阳急速进发。
面对如此纷乱的战局，继任的赵佗迅速实施任嚣的计划，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向驻守在横浦、阳山、湟关的将领快马发出檄告，告知“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
赵佗所说的“盗兵”，表面上指的是诸侯兵，实际上主要指的是中原可能派遣来镇压的秦军。因为横浦、阳山、湟关都位于秦所开辟的连通岭南的两条新道上，是兵家必争的战略之地。绝了此三关道，也就断绝了秦军南下岭南地区的通道。
当绝道闭关、聚兵自守的战略得以顺利实施后。赵佗接着采取了第二个步骤，诛秦吏代以党羽。
此时的赵佗虽然代理了南海尉并已行使职权，但他深知自己这个官职是任嚣假传皇帝圣旨而骗来的，心中自然不怎么踏实。且此时的南海郡许多官吏都是秦王朝派来的，不是赵佗的嫡系，对赵佗十分不利，所以赵佗以各种理由铲除之。
诛杀了这些秦吏后，赵佗选拔拥护自己的心腹担任郡守、令、长吏之类的重要职务。掌握军政大权的赵佗下令军民迅速修筑关防城池，加强岭南的防御力量。首先是对位于武水边的乐昌“任嚣城”，大举修筑加固。复在河对岸修筑一座“赵佗城”，与“任嚣城”呈掎角之势，相为呼应，用以隔绝通往岭北的险要水道。
与此同时，赵佗又在仁化北筑城以阻敌军南下；在岭南涯水、浈水交接处的涯浦关和清远各筑万人城一座。加固任嚣时代所建筑的番禺城——秦汉时期岭南最早出现的城市。屯兵位于番禺西边北江的天然险要之一石门，以守卫番禺。如此这般，赵佗在岭南建立了以郡治番禺为中心的三道军事防线。
岭南兵变
公元前205年，赵佗发兵攻打企图趁中原之乱而独立的桂林和象郡，斩首数千级，扫除了反对势力，恢复了秦所置的岭南三郡，复现岭南地区统一局面。而此时，正是各路豪杰中原逐鹿之日。赵佗趁机自称南越王，建立了南越国。
关于赵佗何年称王，《史记》本传未载，只是说：“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而《史记·陆贾列传》称：“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从这段记载来看，可知刘邦“中国初定”之年，即赵佗称王之年。
赵佗建立的南越国疆域，基本上与秦在岭南所设三郡辖区相当，除南界濒南海外，其余皆为陆地。具体的位置是，向东与闽越相接，抵今福建西部的安定、平和、漳浦；向北主要以五岭为界，与长沙国相接；向西到达今之广西百色、德保、巴马、东兰、河池、环江一带，与夜郎、句町等国相比邻；其南则抵达越南北部，南濒南海——这个疆域基本上维持到南越国的灭亡。
赵佗称王后，再一次加强了边防力量，并在南越国北部边界筑起了一条东西长达数千里的边防线。
当岭南的边防得以巩固，赵佗建南越国称王后，即着手治理这个王国。
一方面，他借鉴秦朝治理国家的得失，组织起一个中央集权、郡县分治的王国政府，但不效仿秦朝那样刻薄寡恩、滥施刑罚，而是有效地保护中原移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赵佗采取入境随俗、遵从越人风俗习惯等措施，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
赵佗不仅大力提倡汉人与越族通婚，并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如南越国丞相越人吕嘉家族中“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使赵氏与吕氏两大家族的关系盘根错节，利益趋于一致。再如南越所封的苍梧秦王赵光就与吕氏家族联姻，第二代南越王的一位夫人赵蓝亦出身越家女。第三代南越王婴齐也娶有越女为妻，并生有子赵建德。
在赵氏统治集团的带动、鼓励下，中下级官吏兵卒及其他中原汉人与越族的通婚已相当普遍。尤其是数十万秦兵，除部分与中原来的15000名女子组成家庭外，大部分士卒都与驻地的越族通婚。
在经济方面，割据岭南的国王赵佗，着手改变落后的农业生产状态。把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引进越族地区，并教民耕种，大力传授使用铁器和耕牛技术，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同时在各郡县、市镇设立“市官”，由官府直接与当地土著居民进行商品交换，把交换所得的象牙、犀角、翡翠、珠玑、香药等中原地区珍贵的宝货，成批运到北边的关市去和汉帝国南来的商人贸易，并向他们购买大批的牛、马、铜铁工具和器皿，然后又用这些货物与土著居民交换，由此形成了一个循环往复、连续不绝的商品交易渠道。
此一策略，不仅扩展了岭南地区与中原的贸易往来，而且也丰富了岭南地区市场的交换物品，百越族人很快便获得了他们所喜爱的铜铁武器和工具。而这些新的工具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力。南越王国政府则在这项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即使不向土著居民征收租赋也不会财政匮乏。同时又通过这项措施，使一些土著居民感到大有收益，从而拥戴王国政府及赵佗本人，甚至有些邻近郡县的“化外之民”也逐渐撤销了他们山洞的樊篱。
经济有了起色，文化教育事业自是不能落后。赵佗在岭南推行以诗书而化国俗，以仁义而结人心的措施。让越人读书认字，学习礼仪，灌输封建伦理道德，提高文化知识。越人“渐见礼化”。
正是赵佗对南越国王朝采取了较为合理、现实的民族政策，才收到了“和辑百越”“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的效果，同时也使“中县人以故不耗减”。在赵佗的有效治理下，南越国内民族关系和睦，汉越人民友好相处。这种和睦的民族关系为增强南越国的整体实力打下了基础。
就在赵佗将要实现或正在实现上述一切计划的时候，位于岭北的秦王朝已被推翻有年。项羽、刘邦争夺天下的刀光剑影，辙痕血迹，早已在旷野里云散风干。义军首领、汉王刘邦最终战败了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项羽，一统天下，在长安城面南背北，荣登大位，建立了大汉王朝。
——历史开始了新一轮进程。
赵佗面北称臣
南越王国在中原战火纷飞的大动乱中建立起来了，而作为继秦之后新建立的西汉王朝，在刚刚稳住了中原霸主地位之后，对这个偏处东南一隅的独立王国，既不予承认，又无可奈何。
刘邦在楚汉之争中，为了合力击败项羽，先后分封了七个诸侯王，史称“异姓诸侯王”。他们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赵王张敖、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这些异姓王的封国跨州兼郡，占据了战国后期东方六国的大部分疆域。他们手握重兵，各制一方，对中央权力的稳定与巩固形成了很大威胁。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公元前197年，赵相国陈豨反，勾结匈奴，自立为代王；公元前196年，彭越反。各诸侯王不断的反叛，使刘邦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付、镇压国内各地的叛乱上，根本没有余力顾及五岭以外的南越国。而这时的赵佗建立南越国及经营岭南已有一段时间，也具有了一定的实力，这又迫使刘邦不得不慎重考虑对南越国的关系这个棘手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西汉王朝政治、经济状况的好转，刘邦在对待南越王国的问题上思想也有了变化。在汉王朝依然没有足够的能力征服岭南的情况下，为了不使岭南危害一方，刘邦开始顺水推舟，承认赵佗南越称王的既成事实，并于汉十一年，派陆贾出使南越，颁布自己的诏命。
《汉书·陆贾传》载：“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
陆贾是较早地参加到秦末农民战争行列中的知识分子。公元前207年，刘邦率起义军由武关入陕，进军咸阳，子婴派重兵拒于屹关，刘邦用张良之计，“‘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和”。于是，秦军设防懈怠，士气大减，刘邦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陆贾从此在农民起义军中崭露头角。当秦王朝被推翻以后，陆贾继续跟随刘邦参加楚汉战争，并成为刘邦重要的亲随谋士之一。
据史料记载，陆贾到达南越国的都城番禺后，只见赵佗态度傲慢，头发束成一撮，竖在头上，伸开两腿，像簸箕一样坐在大殿里。作为一位有着长期出使经验的政治家和辩士，陆贾对赵佗的这番举动好像早有预料。他不动声色，先将赵佗与中原的关系作为会谈的切入点并进言道：“你本是中国（指中原地区）人，亲戚兄弟、祖先坟墓都在真定（今河北正定）。而今你一反天性，背叛父母之国，不念祖宗，放弃中国传统装束，想要靠区区弱小的南越跟天子对抗，成为敌国，大祸怕就要来临。自从秦王朝失去控制，诸侯豪杰纷纷起来，只有汉王刘邦率先入关，占领咸阳，项羽背叛盟约，自立西楚霸王，诸侯成为他的臣属，可以说甚为强大。然而汉王刘邦从巴蜀出兵，用皮鞭笞打天下，遂诛灭项羽，仅仅五年时间天下平安。这不是人为的力量，而是天意如此。天子（指刘邦）已知道大王在南越称王，却不出兵协助诛灭暴秦和西楚，朝廷文武官员都主张派出大军，向大王（指赵佗）问罪，但天子怜悯百姓在战乱频仍中已经十分痛苦，才消原意，并且派我前来授给大王王印和互相通好的符节。大王应该恭恭敬敬地到郊外迎接，面北称臣。想不到你竟想凭借基础未稳的南越，倔强到底。汉朝廷如果得到报告，恐怕要挖掘焚烧你祖先的坟墓，屠杀你宗族，然后派一位将军，率领十万人马南下进攻，到那时，你的部下杀你投降，易如反掌。”
赵佗茅塞顿开，赶紧跳起来，规规矩矩地坐下，道歉说：“我在蛮夷中生活得太久，忘了中国礼仪。”然后向陆贾请教说，“我比萧何、曹参、韩信如何？”
陆贾说：“大王的贤明和能力，跟他们相仿。”
赵佗又问：“我跟皇帝相比谁贤明？”
陆贾说：“皇帝起自丰、沛，讨伐暴秦，诛灭强楚，为天下百姓兴利除害，继承五帝三王的伟大勋业，统治天下，中国人口以‘亿’为单位计算，土地方圆万里，物产富饶，号令统一，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而大王之众不过数万，而且遍地蛮夷，不是山峦崎岖，就是海滨水涯，一片荒凉，不过是汉的一个郡而已，大王怎么能跟汉相比。”
赵佗朗声大笑说：“可惜我不在中国（指中原），所以在这里为王。假使我在中国，安知不如刘邦？”
此时赵佗自比于刘邦的夜郎自大与他见陆贾之初的“魅结箕踞”以及接着“蹶然起坐”等都是一致的，他满足于独霸岭南，但又不能得罪汉廷，他以这种井蛙式的表现向汉廷暗示他“欲自外乎蛮夷”“无远大志”，以此求“杜兼并之祸于无形”。可见赵佗还是相当明智的。
最后，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册封，“愿奉明诏，长为藩臣”。赵佗钦佩陆贾的才干和“威仪文采”，挽留他在岭南住了几个月，并对陆贾说：“南越这个地方，我连个谈话的对手都没有，自先生来此，让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鲜事。”当陆贾临走之时，赵佗送陆贾价值两千金的财物，算是饯行。
陆贾出色地完成任务回到长安，刘邦很是高兴，升陆贾为太中大夫，以资奖励。
烽烟再起
陆贾出使南越，使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册封，南越国对汉朝称臣，遵守汉朝法律的约束。自此，南越国也就正式成为西汉的一个诸侯王国，双方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大大加强，贸易互有所补，各获其利，中原地区获得了南越国的物产，丰富了中原人民的生活，而南越国也获得了发展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及马、牛、羊等牲畜，有利于南越国社会经济的发展。
从此，南越王赵佗岁修职贡，向汉天子奉献鲛鱼、荔枝、龙眼、珠玑等珍品。汉王朝则以蒲桃、锦缎等物报之。赵佗又常使贡石蜜五斛，蜜烛二百枚，白鹇黑鹇各两双，亦厚报遣其使。
然而，到了汉高祖十二年三月，刘邦想到南越国赵佗虽然表面接受诏封，称南越王，但他有带甲兵百万，又有五岭阻隔，终是一件难事。加上朝中部分大臣及长沙成王吴臣又上书进献谗言，刘邦遂生疑惧之心。南越之地不能真正划归到汉廷的版图之中，和当年秦始皇相比，终是一件憾事。为抑制南越王赵佗，刘邦又故技重演，封南武织为南海王。这个南海王虽是虚封，却像当年封长沙王吴芮和齐信侯摇毋余一样，再次给南越王赵佗树立了一个敌人。
就在刘邦想方设法要彻底让南越国臣服时，他治下的淮南王英布又谋反了。英布的谋反，不仅使南越国彻底臣服的构想成为泡影，就连刘邦本人也走上了黄泉之路。
当刘邦平息了英布的叛乱，于次年返回长安后，因箭伤发，病情甚危，吕后为其请良医，医者入见刘邦，刘邦问道：“朕疾可医？”医者答道：“疾可医。”
不知刘邦出于怎样的一种心态和想法，他听了医者的话一反常态地大骂道：“朕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在世又有何益？”拒绝医治。
汉高祖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刘邦崩于长乐宫，死时年62岁，在位13年。
刘邦去世后，太子刘盈继位，是为惠帝，尊吕后为皇太后。就南越与汉王朝的关系而言，在惠帝执政期间，汉王朝和南越国的友好往来得以继续发展。惠帝在位七年而崩，接下来由吕后执政。吕后执政的前四年，汉越双方的关系还能勉强维持原状，第五年（公元前183年）春，汉越关系发生了变化。
吕后五年春，吕后突然下诏禁止中原铁器及雌性马、牛、羊等运往南越国，并颁布所谓“别异蛮夷，隔绝器物”的政令，不但有断绝与南越国贸易的内涵，而且有歧视南越国的意味。
面对吕后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和歧视，南越王赵佗迅速做出反应。在没有得到确切情报，也不知道吕后为什么下这道诏令的情况下，赵佗凭着自己的政治嗅觉估计，认为“今吕后听谗臣，别异蛮夷，隔绝器物，此必长沙王计也，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自为功也”。也就是说吕后听信了长沙国的谗言才颁布这道诏令的。谙于政治的赵佗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派人向汉廷说明才是上策。如若此时反汉，未必能取得胜利。想到这里，赵佗强按心中的怒火，先后派遣南越国的高级官员“内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三辈”前往汉都长安，请求吕后改变政策。但令赵佗意想不到的是，吕后不但毫不讲理地扣留了赵佗派去的三位南越国的高级官员，不久还派人诛杀了赵佗在中原的宗族，并捣毁赵佗父母在老家真定的坟墓。
自古以来，对葬礼的重视已成为各民族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之一。在孔子时代就强调孝事父母的中原汉族人民更是这样，焚毁别人父母坟冢之举被认为是不共戴天之仇。这一点，早在以前的战国之时就有实例可证。如燕昭王与其他几国联合进攻齐国，占领了齐国的绝大多数城池，这时齐仅剩下即墨、莒两城，攻即墨的燕军十分残暴，公然在即墨城外“尽掘垄墓，烧死人”，焚毁即墨人民逝去亲人的遗体，使守城的“即墨人从城上望见，皆涕泣，俱欲出战，怒自十倍”。由此可见人们对祖先坟冢的重视程度。
当吕后残忍、暴戾无常的做法传到岭南后，赵佗怒不可遏，愤然说道：“先前高皇帝任命我当南越王，准许两国自由贸易往来，而今吕后采纳奸臣的建议，把我们视为蛮夷，不准卖给我们东西，这一定是长沙王进献谗言所致。”悲愤交集的赵佗终于忍无可忍，决心拒汉称帝。
这年春，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并“恨长沙王图己”而发兵攻打长沙国，连破数县而回。
吕后听到赵佗竟敢抗汉称帝，并进攻长沙国的消息后，大怒。立即下令削去赵佗以前受封的南越王的爵位，并派遣汉朝将军隆虑侯周灶、博阳侯陈濞率兵征讨南越国。由于赵佗在南岭战略要点早已派兵据险筑城，严加防守，所以汉军进军受阻。加之由于此时天气酷热，汉军士卒因水土不服而多染疾病，汉军的攻势始终未能越过南岭，致使汉越两军在以五岭为主要争夺地的战略区域形成了长期的僵持对峙局面。这种局面直到第二年吕后死后，汉军见难以获胜，才开始罢兵休战。
从史料记载中可以看出，造成汉越关系紧张甚至兵戎相见的局面，完全是由于吕后政策失误所致，究其原因，则是她缺少对东南地区形势充分认识的缘故。南越的反叛不仅使汉朝在东南边陲战火重燃，而且留给后世许多隐患和亟待解决的难题。其中最大的隐患是，汉伐南越，不但没有达到降服赵佗的目的，反而使赵佗以一个抗击汉中央王朝的叛逆者的形象而获胜。这个结局使南越国在周围地区的威望陡然增高，许多邻国不得不对谨慎地南越国另眼相看。不仅如此，赵佗借着他在汉越战争中的余威和汉王朝无暇南顾的机会，以兵威边，迫使相邻的闽越、西瓯、骆越等王国和部族向南越国臣服，由此建立起一个东西万余里的庞大王国，对汉王朝的南部边陲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汉越罢兵再言和
吕后死后，文帝即位。文帝即位不久，便颁诏大赦天下，修改苛刑酷罚，以松弛自秦王朝以来过分紧张的政治局面，缓和对民众的压迫程度，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对待附属国的关系上，文帝采取了“使告诸侯四夷从代来即位意，喻盛德焉”，并开始酝酿纠正吕后对南越采取的错误政策。正在这个时候，善于审时度势的赵佗考虑到南越国虽然成功地阻击了汉军的南下，但南越国与汉的对峙对南越国尤为不利。鉴于此情，赵佗采取主动，派人送书给驻守在长沙国边境的汉将周灶，“请罢长沙两将军兵，求还兄弟之在真定者，将与汉和”。周灶接到赵佗派人送来的这封要求汉越和解的书信，不敢怠慢，立即送入汉朝廷请文帝定夺。
文帝接到赵佗的和解书，马上做出反应，除表示同意外，并以实际行动“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又“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同时，还“罢将军博阳侯”，表面上解除了与南越国的武力对峙。汉文帝采取的这些非凡举动，为汉越双方紧张关系的解冻以及走向正常化开辟了道路。
为进一步达到赵佗解除帝号、俯首称臣的目的，文帝再次派陆贾出使南越。
此时陆贾已是一位七十五六岁的古稀老人了，他本来完全有理由推辞这个差事，但是为了汉越两族化干戈为玉帛，毅然受命，带上文帝的诏书、一名副使以及文帝赐给南越王赵佗的礼物——“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下褚三十”，踏上了通往岭南的道路。
陆贾作为汉朝使者的到来，虽然是赵佗预料之中的事，但是他没有料到新即位的文帝会这么快就做出了相应的答复，这个举动反而使他有些惊慌不安，带着既有所希望又“甚恐”的心情接见了陆贾。
双方见面后，陆贾即递交了文帝的诏书，从历史留给后人的史料来看，文帝给赵佗的诏书是比较客观的。诏书中文帝首先承认了吕后对南越国的政策是“悖暴乎治”的，过错在汉朝方面；其次，又告诉赵佗，汉朝为恢复与南越国的关系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撤去了靠近南越国边界的一支汉军，修葺赵佗父母坟冢等；诏书中还认为，汉越交兵，“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对汉越双方都是不利的；最后文帝委婉地告诉赵佗：南越国与长沙国一样，都是高祖所封，其土地界限不能更改，希望赵佗“分弃前患，终今以来，通使如故”。
面对文帝的诏书，赵佗将做出怎样的反应呢？前文已述，赵佗在秦时就进入岭南，后又任南海尉以至划岭而王，此时执政已达38年，他对岭南的政治、社会经济等十分了解，他深知岭南虽然已有40余年的开拓史，而且社会经济水平比秦平岭南时增强了许多，但与中原汉朝相比，仍是绵力薄材，不可同日而语。所以南越国对汉的抗衡也是不能持久的，一旦中原“贤天子继出”，则完全可能趁势消灭南越国。故赵佗深知南越“诚非汉之敌”，可谓“明哲炳于几变，故能变逆为顺，以相安于无事耳”，自然也就“固不待贾之再来，而帝号之削，在佗意中久矣”。赵佗唯一没有料到的是，陆贾如此之快就到了南越。直至陆贾来到，交代清楚了汉朝天子的意图后，他深表恐惧与歉意，当即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皇帝的诏书，作为藩属，按期进贡。同时说：“我听说两雄不俱立，两贤不并存。汉皇帝（刘恒）是一位贤明的天子，从现在开始，我不再称皇帝，撤销黄绫车盖、左侧大旗。”
陆贾这次出使南越，赵佗对他格外看重，相待优礼有加。
陆贾还朝时，赵佗“因贾献文帝白璧一双，翠鸟千、犀角十、紫贝五百、桂蠹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等岭南地区的特产。赵佗一次上贡，即达1000多件物品、珍禽，可见赵佗与汉友好是诚心实意的。
陆贾顺利地完成了使命回到长安，向文帝详细汇报了出使经过，文帝十分满意，设宴庆贺陆贾的第二次出使安抚取得了圆满成功，达到了使赵佗再次对汉称臣的目的。由此开始，南越国与汉恢复了以前的关系，完全实现了双方关系的和好，赵佗对汉称臣，行诸侯之职，时时遣使入贡。
赵佗之死
武帝刘彻建元四年（公元前137年），南越王赵佗无疾而终，享年101岁，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封建帝王中唯一的一位大寿者。
赵佗自秦始皇时代率军入岭南起，到汉武帝刘彻建元四年薨，在前后总计80余年的漫长历程中，称王称帝60余载，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赵佗以自己的仁德、宽厚之心和满腔热情一统了岭南，缔造了南越国，使南越各族人民摆脱了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向中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靠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奋斗，使岭南百姓富庶，国泰民安，成为支撑华夏大地的南天支柱。
南越王赵佗仙逝后，长孙太子赵胡继王位。他与丞相吕嘉，为其祖父赵佗举行了自立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国葬。国中所分封的王侯、朝臣、将士、郡县之吏以及黎民百姓，纷纷从南越的四面八方赶至京都番禺，为其吊唁，连都城郊外十几里的村寨都住满了前来吊唁和送葬的人群。南越之地，可谓家家吊唁，人人万分悲痛。
发葬这天，南越国中所有鼓号齐鸣，送葬之车驾、人役绵延数十里之遥。赵胡按祖父赵佗遗嘱，将其葬于都城番禺城外南自鸡笼岗北至天井连冈接岭的群山之中。为了使祖父赵佗永远安静长眠于黄泉之下。赵胡安葬祖父赵佗遗体时，多置疑冢。发葬的灵车从番禺都城四个城门同时出来，四具棺柩一模一样，下葬时又棺棚无定处。除丞相吕嘉和赵胡等少数几人外，其他人全然不知南越王赵佗棺柩的真正下葬之处。
在南越国民众与朝臣官员及赵佗家人送葬的号啕大恸之中，丞相吕嘉是最年老的朝臣。他披麻戴孝，被两个家人搀扶着，曾几度哭得昏死过去。吕嘉昔日只是越族的一个少年，但他自幼聪慧好学，办事机灵，渐成大器。赵佗怜其才，拜吕嘉为军师，立国后又拜他为南越国的丞相。吕嘉在与赵佗相处的6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深受赵佗仁德、宽厚的影响，对赵佗敬重万分。今赵佗晏驾，巨星陨落，他自是悲恸欲绝。送别赵佗亡灵之后，吕嘉独居一室，仰望赵佗长眠的城外山冈悄然跪下，捶胸顿足大呼道：“天邪！圣王一去，从此南越国将不复存在矣！”
象岗山中的黑洞
往事越千年。南越王赵佗父子陵墓所在位置，虽历代官家、民间盗墓者苦苦寻觅，始终未见踪迹。直到历史进展到1983年，才有了新的突破。
这年6月9日，广州市区北部一座号称象岗的小山包上，几十名民工正在噼里啪啦地凿石刨土。当海拔高度为49.7l米的小山包被凿掉17米时，有民工突然发现自己的镐头下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变化，只见那风化得有些零碎的花岗岩石块不见了，代之而来的是一块又一块整齐排列的砂岩石板。
“哎！这是咋回事，怎么有这么好的大石板埋在这里？”有人用镐头敲打着石板，自言自语道。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最早觉得有些异常的民工找了把长尖的铁镐插入石板与石板之间的缝隙里撬动起来。随着石板不断移动，缝隙越来越大，不时有碎石泥土稀里哗啦地掉在缝隙之内。
“奇怪哩！”撬动石板的民工说着，弯腰俯身想看个究竟，无奈缝隙太小，地下黑乎乎的，像个洞穴，什么也看不清。于是这个撬石的民工怀揣一种难以言状的心情，将身边的几个同伴喊过来，让他们找来几把铁锹插入缝隙中同时撬动，石板的缝隙迅速扩大开来。大约半个小时后，有人拔出铁锹，擦着脸上的汗水再次俯下身去看个究竟。恰在此时，一束亮丽的阳光照射下来，此人蓦地看到，在这石板下面竟然是一个硕大的洞穴。
“哎哟，快来看，这下面是一个洞哩！”民工抬头惊喜地喊着同伴。
石板下的洞穴黑乎乎一片，几个人什么也没看清，只是感到下面很像是一处人为的地下建筑。于是，有人开始声称这是当年部队修的一个防空洞，其目的和用途是预防苏联发射到中国的原子弹在广州爆炸。这个解释使部分人信以为真，但也有人感到仅仅是一个防空洞并不够刺激，便以不同的见地言称此处是日军侵华时，在这个山包中秘密修建的一座军火库，下面匿藏着的必是成捆的炸药和炸弹。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几十个民工围绕一块石板，或用锹或动镐，噼里啪啦地凿撬起来。眼看石板的缝隙越来越大，洞穴中的一切即将暴露于世。正在这个时候，一个人的突然到来，使这个行动未能进行下去。这个人就是广东省政府基建处的基建科长邓钦友。
邓钦友到象岗工地时，发现民工们围在一起正指指点点地议论着什么，禁不住走上前去看个究竟。他围着摇晃的大石板转了两圈，蓦然想到了什么，急忙让大家住手，随之跨到近前俯身从石板的缝隙中向下窥视。此时，裂缝的最宽处已被撬开达0.3米，洞穴内的形制基本可以辨清，散落其中的器物也影影绰绰地显现出来。
根据看到的情形，邓钦友初步推断，这个洞穴很可能是一座巨大的古墓。既然是古墓，就应当受到保护并迅速通知考古部门前来鉴别。他立即打电话给市文管会考古队，报告象岗发现的情况。值班的考古人员黄淼章接到电话，立即同考古队员陈伟汉、冼锦祥等骑自行车赶到象岗施工工地。
黄淼章等人挤进人群，立即对现场进行勘查，发现这个洞穴既不是部队修筑的防空洞，更不是侵华日军构筑的秘密军火库，而是一座石室古墓。从整体看上去，这座古墓构筑在象岗腹心约20米的深处，墓顶全部用大石板覆盖，石板的上部再用一层层灰土将墓坑夯实，以达到封闭的效果。
外部情形勘查完毕，黄淼章从怀里掏出装有两节电池的手电筒，俯身石板的缝隙，透过手电射出的光向下观看。由于下面的墓穴过于庞大，加之外部光线干扰，射到墓穴中的手电光显得极其微弱，如同萤火在黑夜中晃动。尽管如此，黄淼章还是窥到了墓穴前室的石壁、石门等较明显的建筑物。稍后，随着手电光的不断移动，黄淼章又在石室内散乱的一堆杂物中看到了一件类似铜鼎的器物，从这件器物的外部造型看，当是汉代之前的葬品。
陈伟汉和冼锦祥以及另外两名考古队员相继窥看了墓室，也感到有些不同寻常，但对此墓到底属于什么时代难以下确切的结论。黄淼章望着大家有些疑惑的脸说：“你们在这里等着，我打个电话叫老麦来看看再做结论。”说着，转身向山下走去。
约20分钟后，广州市文管会副主任、广州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麦英豪来到了象岗山。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广州第一代考古学家，曾率领考古队员，几乎踏遍了广州地区所有的山山水水，调查、发掘了近千座墓葬，从而积累了丰富的考古经验和广博的学识，每当有较大的墓葬发现，必定由他亲自主持发掘。在广州地区现代田野考古的历程中，麦英豪始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听到黄淼章的电话汇报，麦英豪异常惊喜，没有想到，他将要面对的就是他和他的同伴苦苦探寻的那个千年隐秘。
不祥之兆
麦英豪来到工地，从腰里掏出装有五节电池的大号手电筒，身子半趴在地下，借着手电的强光从缝隙中向下窥视。由于光的亮度明显加强，墓室中的景物看上去比先前清晰了许多。随着手电筒光柱不断移动，麦英豪先是看到了用石块砌垒的墓壁，然后看到了硕大的石制墓门，接下来，看到了散落在墓室中的一堆凌乱不堪的器物。在这堆零乱的器物中有一个大号铜鼎和几件陶器格外显眼。
麦英豪将手电的光柱，在这几件器物的上下左右反复晃动，并从形制、特色等多方面观察判断，终于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结论——这确是2000多年前汉代的一座石室墓葬。
尽管墓葬的主人是谁尚不知道，但仅从墓室的形制、规模以及随葬的器物来看，当是岭南考古史上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发现。这次偶然的发现，将为岭南考古史增添新的极其光彩的一页。
麦英豪转身来到邓钦友的身边，心怀感激之情地说：“邓科长，你可是又做了一件大好事啊！这是一座很有价值的古墓，是个重大的考古发现，没有你及时报告，说不定要遭到破坏。我们需要马上组织力量发掘，如果这个墓是完好的，恐怕你们的楼在这里就盖不成了，你还是早一点向省政府打个招呼吧。我们回去研究一下，看如何发掘。”
为避免影响面太大而引起人群围观，妨碍勘察，麦英豪决定当晚就进行勘探。
根据白天观察到的情形，象岗古墓墓顶石板的缝隙最宽处只有三十几厘米。显而易见，若从这样的宽度中钻入墓穴只有精瘦者可担当此任。麦英豪决定请业务主力、身体精瘦结实的黄淼章充当“孙行者”。
进入墓冢的人选确定，麦英豪和众人又商讨具体操作方法，准备了绳索、竹竿、手电筒等必需工具。眼看预定的时间已到，大家起身来到了夜色中神秘莫测的象岗山。
到了墓坑边上，麦英豪打开手电照了照墓顶石板的裂缝处，然后走上前去用手拍了拍黄淼章的肩膀，轻声叮嘱：“小心点，下去后记好文物分布的大致情况，要注意保护墓内的迹象，尽量做到进退均踩同一个脚印，闻到不同气味或听到异响，迅速往上撤，如果来不及撤退，你就大喊几声，我们这边抓住绳子将你拽出来，听清了？”
“听清了。”黄淼章回答着，尽力使自己怦怦跳动的心平静下来，尔后向墓顶石板的裂缝走去。
几束手电的光柱对准石板裂缝，黄淼章站在裂缝前，用手紧了紧上衣，两手扶竿，双脚跃起，轻灵快捷的身子一下便钻入地宫。
借着上面射下来的几束手电光柱，黄淼章低下头，小心地选好一个见不到器物的地方，将双脚踏上，然后打开自己肩挎的长筒手电，在地宫中观察起来。
只见这个墓穴全部用石块和石板建成，地宫的四壁完好，而墓顶的石板多数已经断裂，不少碎块落入地宫，硕大的石板有许多已变形移位，随时都有断裂塌下的可能。
黄淼章望着那些变形的石板不禁头皮发麻，毛骨悚然。他知道，只要有一块石板崩塌下来，自己就有被砸成肉泥的危险。他没敢移动身子，只是强迫有些眩晕的大脑稍微冷静了一下，借助手电的光束开始逐步观察。
他发现，自己身处的地方很像平时居家中的一个厅堂，在厅堂的前后都有一道石门封闭，左右似有两个规模相同的厢房。这个厅堂的顶部和四壁都有朱墨绘的卷云图案，尽管此时厅堂内升腾回**着腐朽而阴湿的茫茫雾气，使手电的光亮大为减弱，一时难以看得仔细、分明，但从整体可以看出，这座古墓的地下冥宫原本建造得极其精致、壮观，如此规模宏大又有卷云图案石室的墓葬，在岭南地区可谓前所未见、闻所未闻。
当他小心翼翼地穿过一条过道，跨入厅堂的一个厢房时（后正式定名为东耳室），眼前的景物惊得他目瞪口呆。手电的光柱穿过飘忽缠绕的迷雾，照射在一堆色彩斑斓的珍宝之上。只见那硕大的铜壶、铜缸、铜提筒、铜钫和无数的玉饰凸现在一层辨不清质地的零碎器物之上。这些器物光芒四射，灿烂夺目。在这堆瑰丽珍宝的不远处，一排硕大整齐的铜质编钟泛着暗绿色的幽光，高贵圣洁而又气宇轩昂地静卧在那油漆彩绘的钟架之上。
眼前的一切，使黄淼章如同置身于一个神奇的梦幻之中，情感和理智都难以让他相信，这竟是一个没有受到任何外界骚扰、完整地匿藏了2000多年的石室大墓，这座大墓连同墓中的一切，使黄淼章如痴如醉……
神秘人物是谁？
十几分钟后，黄淼章怀抱一件大玉璧、一个铜编钟、一个陶罐来到了墓室的裂缝之下。他仰起头，冲上面喊道：“扔下三个包来，往上取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