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粗布包相继扔了下来，黄淼章分别将三件文物装入包中，解下腰上系的绳子将包拴住，喊了句：“拉上去，拉上去。”
借着几束手电的光亮，三件文物很快被陆续提了上去。稍后，黄淼章顺着竹竿在同伴们连拖带拉下，慢慢钻出了墓室。
“怎么样，里边的情况怎么样？”麦英豪急不可待地问着。
黄淼章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望着麦英豪掩映在夜幕中的身影，气喘吁吁地说：“墓室很大，没有被盗，里边有数不清的奇珍异宝……”
“好，陈伟汉，你安排几个人在这里轮流看护，其余的人带上文物跟我到考古队办公室去。”麦英豪听完黄淼章的话，情绪激昂地说。
一时间，广州市考古队办公室内灯火通明，烟雾缭绕。十几个人围着从象岗古墓中取出的三件文物和黄淼章画的一张墓室草图反复察看。巨大的墓室、彩绘的壁画、成排的编钟、硕大的铜鼎、瑰丽的玉璧……古墓的形制和珍宝，无不使在场者瞠目结舌、惊愕不已。
事实已清楚地向众人表明，如此巨大的墓葬和奇特珍贵的文物，在广州考古队成立30多年来是首次发现。那成套的编钟说明墓主的身份非王即侯，而碧绿的大玉璧，又分明是瑞玉之首，绝非普通人家所有。这一切，无不在暗示每一个考古队员——一个匿藏2000多年的重要人物，很快就将走出阴暗幽深的地宫，登上历史重新搭建的舞台，再度向世人讲述那早已逝去的愉快或忧伤的往事了。
这个重要的神秘人物是谁，会不会就是让考古人员30多年来魂牵梦萦的南越王赵佗？
8月25日上午，三方（广州市文管会、广东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掘队人员云集象岗，联合考古发掘正式开始。
发掘中尤其引起发掘人员注意的是，墓道中发现了铜器、陶器等殉葬品，并发现了刻有“长乐宫器”的四字戳印。
长乐宫原是西汉时期都城长安著名的宫殿建筑，位于汉长安城内东南部，与西边的未央宫东西并列，故又称东宫。自汉高祖刘邦驾崩、汉惠帝移住未央宫后，长乐宫便成为太后之宫，其遗址至今尚有部分保存。“长乐宫器”戳印的出土无疑向发掘人员昭示，墓室的主人很可能就是一度僭号“南越武帝”的赵佗或其家族中的某一位王。但究竟属于哪一代王，是否就是赵佗本人？发掘人员为此又开始了新的一轮猜想和议论。
在长达十余米的墓道尽头是两扇东倒西歪的石门。看来当初为墓主下葬的群臣、民夫在撤退时显得有些匆忙和慌乱。墓门关闭，便胡乱向墓道中填入乱石和泥土。石门在这些巨石碎土严重挤压和冲撞下，门轴断裂，使已经关闭的两扇硕大门板再度分离，并使中间敞开了一道足可容人进出的缺口。
这座已经敞开墓门的巨型大墓，历2000余年未被盗墓贼发现和盗掘，实在是墓主的幸运。
墓室探宝
当发掘人员陆续进入被揭了顶盖的石制墓室时，最醒目和扎眼的是四壁满布的云纹图案，清新亮丽，笔触如行云流水，彩绘的大小不同云朵，看上去如被飓风卷起，狂飙裹挟，形成了一种奔腾、飘逸、凌空飞旋的浩瀚气势。
整个前室的随葬物布置比较简单，除清理出的大铜鼎、玉佩饰、玉璧和石砚等较明显的文物外，发掘人员又在墓室的东侧发现了一处殉葬人的棺具遗痕，殉者的骨架、棺具早已腐烂如泥，仅见一片板灰残痕。在这片板灰痕的南北两头，分别有一把铁刮刀和环首铁刀，两者相距1.2米。在两把铁刀之间，排列着一组玉佩饰，散落的玉璧、玉环、玉璜和一件鎏金的铜环等器物，由北而南形成一条明显的直线。在这组玉佩饰的一个大玉璧旁，发现了一方铜质印章，印为方形，龟钮，阴刻篆文“景巷令印”四字，长宽均为2.4厘米，重27.97克。
据后来研究，印章上的“景”字为“永”字同音通假，“景巷令”即“永巷令”，汉代设永巷令这一官职，以宫中的宦者充任，专门掌管皇后、太子的家事。由此可推断墓中的这位殉葬者，生前当是南越国王室的“景（永）巷令”。墓主死后，以“景（永）巷令”与漆木车模型同殉了。因为，在墓室内靠西边的地方，还发现了一具木车模型的残痕，由此断定与之同殉。
当地宫前室的文物全部清理之后，发掘人员将清理的重点转向了东耳室。
从整体看上去，东耳室应是放置宴乐用具的处所，内中的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金银器、漆木器、象牙骨器、动物遗骸等器物琳琅满目，一眼望过去，让人感到眼花缭乱。让发掘人员最为激动和兴奋的，是室内那耀眼生辉、光彩照人的铜乐器和铜容器。
经初步观察和鉴定，象岗山古墓东耳室存放的铜器皆为铸件，造型优美，有些铜器上有繁缛精美的纹饰，有的通体鎏金，特别是两套铜编钟，虽历2000多年的岁月侵蚀，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和逼人的光辉。
两套编钟分为钮钟和甬钟两种，钮钟为一整套共14件，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在北墙壁的下方，并整齐地悬挂于木制横梁上。尽管木制横梁早已朽腐，但残留的木片和漆皮依然保持着当初入葬时的情形。从外形上看，依次排列的14件钮钟形制相同，这套钮钟通体泛着青绿色的幽光，方环状钮，口部作弧形，钟体横断面呈椭圆形，每件钮钟均保存完好。
图9-1 出土的铜甬钟形状
图9-2 甬钟各部位示意图
与14件钮钟相连的一套5件的甬钟，同样是从小到大，依次摆放在耳室东侧的地面上，只是未见横梁木架。每件甬钟形制相同，外表都有丝绢包裹的痕迹，表明入葬前曾人为地包装过。在清理时，考古人员对两套编钟轻轻叩击，钟体发出了庄重、清新、典雅的声音，可见这两套青铜铸就的编钟，虽经2000多年的掩埋，仍风采依旧，声韵不减当年。
在青铜编钟旁侧，由耳室的前部往后，排列着两套共18件石制编磬（石制打击乐器和礼器）。石磬的排列顺序由小到大，依次平放在地面上。考古人员通过粗略的观察，发现石磬通体呈曲尺形，两面光素，股边短而宽，鼓边长而窄，股鼓相接处上部成角状，下边呈弧线形，顶部各有一圆孔，以作悬挂之用。
在石磬的上下左右，考古人员并未发现可供悬挂的木架或木架的痕迹。看来石磬入葬之初就没有打算要悬挂而是摆放在地面上的。
除此之外，考古人员还发现，这两套石磬不但未见丝织物包裹的痕迹，且石质较差，大多都呈灰白色。可能由于墓中长期浸水以及墓底酸性土的侵蚀，石磬整体上保存状况相当差，尤其是贴于地面的那一面，腐蚀极其严重，甚至有的地方已成粉末状。
在东耳室所有的青铜器物中，形体最大也最为显眼的当是室内后半部中间位置的一套铜提筒。从形制上看，这套提筒是古代岭南人用来盛酒的器物。提筒分3件，按大小顺序相套在一起。3件提筒均保存完好，只是缺少顶盖，出土后经考古人员分析，可能上面分别有木盖，由于年久日深，木盖腐烂无痕了。
图9-3 铜提筒
相套在一起的3件铜提筒，外部的一件最为硕大，通体像人们平时见到的圆桶，只是头部比圆桶还要大，外有船形纹图案，通高50厘米，口径46.5厘米，筒壁口部厚0.2厘米，底部圈足部分厚达0.35厘米。
大提筒内部的两个小提筒，其形状基本与外部的大提筒相同，只是形纹图案更显得别具特色。只见这组图案有饰羽人船4只，形象大同小异。4船首尾相连，船身修长呈弧形，两端高翘像首尾。首尾各竖2根祭祀用的羽旌，船头两羽旌下各有一只水鸟。中后部有一船台，台下置一鼎形物。中前部竖一长竿，竿上饰羽纛，即古代军队里的大旗，下悬木鼓。每条船上有6人，其中5人戴羽冠，冠下有羽翼，细腰，下着羽毛状短裙，跣足。其中一人高立于船台之上，左手前伸持弓，右手持箭，似属主持祭祀的首领形象。船台前三人，第一人亦左手持弓，右手执箭；第二人坐鼓形座上，左手执短棒击鼓，右手执一物；第三人左手执一**俘虏，右手持短剑，好像正在杀人。船尾一人掌橹，每只船饰以水鸟、海龟、海鱼等水生动物。
从主要人物活动看，似是两股不同的势力在相互攻伐，得胜的一方杀俘虏以祭河（海）神。岭南临海，山林密布，除生活在这里的各种部落相互攻伐外，海盗时常出没丛林大海，形成了岭南一大隐患。这个提筒以及图案的发现，为研究岭南冶金史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据考古人员研究，象岗山古墓出土的这类铜提筒，起源地应在越南，两广铜提筒是受到越南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据麦英豪考证，南越国的统治势力已达今越南北部地区，两广铜提筒中的一部分可能是通过贸易手段输入进来，也可能是越南某些部落首领用以盛放贡品进献到南越王宫的。
墓主是谁？
从整个东耳室出土的大多数器物看，除了那盛酒的容器、伴奏助兴的钟、磬，以及后来出土的琴、瑟和用于娱乐的“六博”等，都标志着这是一个盛大豪华的宴乐场所，也折射出这个场所的主人具有的高贵身份。尤其在钟、磬旁边那个早已腐烂成灰的殉葬人，很可能就是墓主人带进来的一名“乐师”。当主人进入另一个世界后，也依然让这位“乐师”一同进入这幽暗的墓穴为自己的奢华享乐服务。看来这位墓主人确是气派非凡、霸气十足，具有唯我独尊、视天下人如草芥的派头。
那么，墓主人到底是谁？难道真的是人们千百年来苦苦探寻的南越王赵佗？如果不是赵佗，谁会有这番气派？
当考古人员在东耳室清理到最后一种器物时，蒙在墓主人脸上那块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了一角。
图9-4 全套句鑃
考古人员最后清理的是存放于东耳室后壁的一套青铜句鑃，这套句鑃共由8件组成，在岭南地区属首次发现。此器出土时多数大小相套，器型基本相同。器体上大下小，一面光而无文，另一面则阴刻篆文“文帝九年乐府工造”。
此次发现的刻铭“文帝九年”句鑃，当是南越国乐府所铸。根据史料记载，只有南越国第二代王曾自称“文帝”，这个“文帝九年”应是西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而这个时候南越第一代王赵佗早已死去，在位的则是第二代王赵胡。
如果史书记载的南越第三代王赵婴齐之墓确实被孙权大军盗掘。那么，此墓属于赵胡或赵胡时代其家族主要成员的可能性极大，因为在婴齐之后继位的第四、第五代王，正逢刀光剑影的动**乱世，不可能从容不迫地建造如此规模宏大的墓穴。只有赵胡或他同时代的高级贵族才有可能做出这旷世之举。
未久，考古人员又在一件铜伞柄饰旁和一个铜匜之内，先后发现了两枚上有“帝印”字样的封泥。这两枚封泥的出土，再次为考古人员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所谓“帝印”，当指皇帝之印。这种直书“帝印”的封泥，在此前的中国考古史上从未发现过。按常规推断，封泥是缄封随葬品的信物，此墓中发现“帝印”的缄封，说明墓中的主人曾僭号称帝，而部分随葬品，也是这位称帝的墓主生前亲自缄封的。那么，这位僭号称帝的人到底是赵佗还是赵胡呢？
进入主棺室
9月20日，第二道石门被打开，考古人员陆续进入后室。
当考古队员李季在棺椁南端清理几堆散乱的陶璧时，偶然发现了一块四角钻有小孔的薄玉片。这块薄玉片的出现，并未引起李季格外关注，他当时简单地认为，这只不过是一块断石砸散的器物碎片而已。
但当他详细观察后，猛然感到这一发现非同小可。这个薄玉片的出现，是否意味着这是墓主用玉衣做殓服的一个重要信号？在高度的兴奋与渴望中，身旁的麦英豪指示李季沿一条直线迅速向棺椁位置清理。李季遵照指令，一边清理其他器物一边按直线向前推进，当接近棺椁并将棺椁的朽灰泥土用小毛刷一点点细细清掉后，一堆期待已久的白色带孔的小玉片凸现出来。
“玉衣，真是玉衣！”未等李季说话，众人便急切地叫喊起来。眼前的情景无疑向考古人员证实，墓主确是身穿玉衣躺在这冥宫之中。大家知道，既然以玉衣殓葬，墓主人尊贵的身份已不言自明，除了南越王，谁会有这样的气派？
于是，考古发掘队集中白荣金、杜玉生、冼锦祥、李季等最精干的力量，进行棺椁部位的清理。随着清理工作的不断深入，玉衣的轮廓渐渐凸现出来。只见玉衣紧贴棺底，几块大玉璧覆盖在玉衣的胸腹间，另外还有组玉佩、金银饰物等覆压其上。玉衣的两侧依次排列着几把长剑，头下置珍珠枕。
可能由于断石在棺椁朽腐散架后挤压的缘故，玉衣保存状况极为糟糕，整体已被坍压成扁片，平均厚度只有3厘米到4厘米，且多数玉衣片已散乱不堪，除两袖、裤筒、手套等部位的轮廓尚隐约可辨，面罩和双鞋则零乱得难以分出原有的顺序和层次。尽管如此，考古人员依然情绪亢奋，喜不自禁，因为这毕竟是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南部地区首次发现的一件汉代玉衣殓服。1968年，在河北满城刘胜夫妇的墓中出土了两件金缕玉衣，曾轰动世界。而今天，象岗古墓发现的玉衣也必将令世人再度为之瞩目。
图9-5 修复后的丝缕玉衣
就在白荣金、冼锦祥等人清理玉衣的过程中，发现玉衣内仍保留有部分遗体的残骸，绝大部分残骸已腐朽成粉末状的骨渣，只在玉衣的头罩部分尚有少许残颅骨片。这些残片大小不一，最小的为直径5毫米左右，最大的直径也仅有45毫米至50毫米。由头罩中捡出的残颅片，大多数已难辨其所属部位，少数较大的骨片经拼对黏合后尚可判断其所属部位。而且这几块拼接起来的残颅骨片成为判别墓主性别年龄的唯一资料。
后经中国社科院考古所鉴定专家以及北京医院口腔科主任李善荣等采取多种方法鉴定，象岗古墓墓主属一例男性个体，从牙齿的磨耗程度、主要颅骨缝的愈合情况以及牙槽骨出现萎缩和牙齿的结构等多方面考察，墓主的死亡年龄约为35岁到45岁。
除残碎骨骼的发现，在散乱的玉衣片中还出土了一枚玉质印章。此印为方形，螭虎钮，螭虎周围刻有云气纹衬托。印文篆体，阴刻“帝印”两字，中间由一条线分隔，外加边框。这枚“帝印”的书体与早些时候出土于西耳室上刻“帝印”的封泥不同，这表明墓主生前最少曾使用过两枚“帝印”。
图9-6 “帝印”玉印。印面长宽各2.3厘米，印台高0.8厘米，通高1.8厘米
继这枚“帝印”之后，考古人员又在玉衣片中间部位接连发现了两枚刻有“泰子”的印章。此印章一枚金制，一枚玉制，都为阴刻篆文。其中金印为龟钮，外有边栏，中有竖界，印面右方刻“泰”，左方刻“子”。
图9-7 “泰子”金印
与金印不同的是，玉印为覆斗钮，外无边栏，内无中界，印面右方刻“泰”字宽大，“子”字瘦窄，两者比例失调，从字形上看，金、玉两印书体不同，不是一人所书。
印文作“泰子”两字的印章，在传世玺印中未曾见过，考古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这两枚印章的出土，在使考古人员感到新鲜惊奇的同时，也使大家陷入了迷惑。
“文帝行玺”惊现人世
古时泰、太两字互相通用，汉代册立嗣位的皇帝之子和诸侯王之子称太子。这个常规制度无疑在提醒现场的考古人员，墓主人显然不是南越国第一代王赵佗，也不会是第二代王赵胡，因为司马迁《史记》载，赵佗的父亲没有做过皇帝或诸侯王，赵佗为太子便无从说起。而第二代王赵胡乃赵佗之孙，既是王孙，生前也不会有“泰（太）子”的封号。有“太子”封号者除赵胡以后的家族成员，另一个便是在《交州外域记》和《日南传》中提到的曾率兵攻占交趾并大破安阳王的赵佗的太子赵始。
或许，这位太子未及嗣位而身亡，入葬时由后人将他的“泰（太）子”印一同送入这幽暗的墓穴之中。这个设想是否成立，考古人员一时难以定论。
让考古人员更感到困惑和不解的是，随着清理工作的进展，在玉衣片的中部又发现了一枚上刻“赵眜”的玉印。这枚玉印覆斗钮，横穿一小孔，印文阴刻篆书，中有竖线分隔，外加边框。
图9-8 “赵眜”玉印。长宽各2.3厘米，通高1.7厘米
从形制上断定，这枚印应是墓主的名章。这枚名章的出现，使墓主到底是谁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若按此前发现的“帝印”来看，墓主当是一位僭号称帝的南越王。据《汉书》记载，南越国历史上只有第一代南越王赵佗和第二代南越王赵胡才僭号称帝。这就说明，墓主人不是赵佗便是赵胡。
而从“泰子”印看，墓主人应该是赵佗的儿子赵始或赵胡后辈的家族成员。再从“赵眜”的名章看，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都没有赵眜此人的记载，这个赵眜是谁？是墓主本人还是陪葬的家族成员？综观以上4枚印章，竟出现了3个不同的推论，那么墓主究竟是谁？
要解开这个隐秘，还需要更加有力、确凿的证据来证实。让考古人员意想不到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证据很快出现了。
就在第二天傍晚快要收工时，黄展岳在玉衣中间部位稍左的一块大玉璧上，突然发现了一件金黄色的物件。黄眼睛一亮，细心剔除周围的泥土，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一条造型别致的金色小蟠龙立即凸现于四方台上。
只见一个方形的金块之上盘踞着一条游龙，游龙的身体盘曲成S形，首尾及两足分别置于金块的四个边角之上，龙首微昂，做欲腾跃疾走之状。整个游龙透出一股威严神圣、腾达飘逸的灵性。
麦英豪面呈神圣之色，用一支细杆毛笔再次拂去金印上的灰尘，极度小心谨慎地伸出两个手指捏住沉甸甸的龙钮提起后放入手心，然后屏息静气慢慢翻转。整枚金印的正面显露出来，赫然铭刻着四字篆书“文帝行玺”——一件绝世2000余年的镇墓之宝横空出世。
图9-9 “文帝行玺”金印
众人情不自禁地“啊”了一声，接着是一阵欢呼。
“文帝行玺”的出土，无疑向大家宣告，象岗古墓的墓主，极有可能就是《史记》《汉书》两书所记载的曾僭称南越文帝的第二代南越王——赵佗的孙子赵胡。
据史料记载，秦代以前，印章是用金、玉、银、铜制成，称“方寸玺”，人人皆可佩带。秦后，只有皇帝印章独称玺，并专以玉制成。玉制印章造型的不同，体现了拥有者不同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令良工用蓝田山美玉制成了一枚玉玺，玺钮雕刻犹如龙鱼凤鸟之状。丞相李斯以大篆书写“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刻于玺上。秦始皇和满朝文武对这枚玉玺非常看重，称为“传国玺”。此玺在历代不同人物手中流传了一千多年，直到元代末期，被败退的蒙古人携至漠北，下落不明。
象岗古墓出土的“文帝行玺”为阴刻小篆，书体工整刚健有力，字划的文道很深，如一条直沟，沟壁垂直光滑，表明印文是铸后加工刻凿的。而沟底像鳞片一样，满布一条条等距的小横划，由此可推断，这是用利器刻凿之后留下的痕迹。经测量，金印长3.1厘米、宽3厘米、高0.6厘米，通钮高1.8厘米，重148.5克。经电子探针测定，此印的含金量为98％强。
按文献记载，汉印边长该是汉尺的一寸，即现在的2.2厘米。皇帝的印是否还要大些以示区别？由于没有发现汉代皇帝印，无从比较，但和此前在咸阳发现的皇后之玺2.8厘米的宽度相比，还是比较接近的。
这枚金印出土时，印面沟槽内及印台的四壁都有碰撞的疤痕与划伤，有些地方磨得特别光滑，而这些地方正是抓印的手指经常接触的部位，由此可推断，这枚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之物。
但有一点令人感到奇怪，按史料记载，汉代皇帝活着的时候，并没有自称为“某帝”者。那些所谓的“高帝”“文帝”“武帝”等称呼，全是在他们死后，由后代根据其生前功绩加拟的封号，叫作“谥”。如汉朝的“景帝”，是他儿子刘彻（汉武帝）继位时给追谥的。由此可知，汉代皇帝生前的印不会有什么“高祖之玺”“武帝之玺”之类的印文。
另外，皇帝所用之印也不是他死了便可带走的，有的帝王死后虽然也可能带印陪葬，但多是临时刻出来的，不是生前治理国家时用的那一枚。如此看来，“皇帝信玺”之类可以从汉高祖一直用到汉哀帝。
很显然，象岗古墓这枚金印的印文并不符合汉朝的制度。汉代帝印是用“皇帝”“天子”之类可以通用的字眼，象岗古墓的墓主为什么却用个“文帝”呢？“文帝”是一个特定的称呼，只能指某一朝的其中一个皇帝，总不会是父亲叫文帝，儿子、孙子还自称文帝。若果真如此，这印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说法能传给下一代呢？
或许这正是南越国与中原不同的地方。从文献记载看，南越国的帝王，在生前就已经给自己上封号了。如开国的第一代王赵佗，自称是“武帝”。从象岗墓主人的印章可以看出，他自称为“文帝”。
历史文献载，南越国到了第三代王就不敢再称帝了。他把以前的武帝玺、文帝玺都藏起不用。其实即使他称帝，像“文帝行玺”这枚印，也是不能用的。至于南越国是否有“传国玺”，后人尚不清楚，但像“文帝行玺”这样的金印无疑是特定属于一个帝王的印章。
南越王墓的形制
当发掘工作完成之后，关于整个南越王墓的构筑格局也随之显现出来。从总体上看，这座古墓先在象岗小石山的山顶向纵深劈开20米，凿出一个平面如“凸”字形的竖穴，前端两侧再加掏洞以建造耳室。全墓用红砂岩石砌筑，分前后两部分，共7个墓室。前部为前室和东、西耳室；后部正中是主棺室和后藏室，两侧为东、西侧室。前室顶部及四壁均有彩绘云纹图案，装饰富丽，象征墓主生前宴乐的厅堂，室中置帷帐、车具。东耳室是礼、乐、宴饮用器藏所，置编钟、编磬及大型酒器。西耳室置青铜礼器，各种铜、陶生活用具、兵器、甲胄、铁工具、车马帷帐、金银珠宝、象牙、漆木器及丝织品、五色药石与砚石丸墨，等等，数量达四五百件，是全墓储藏器物最多、最丰富的一个库藏。墓主棺椁置于后部主室正中，墓主身着丝缕玉衣。后藏室储放着膳食用具和珍馐。东侧室为姬妾藏所，西侧室为从死的庖丁厨役之室。全墓的构筑格局以及随葬品陈设都是仿照人生前前朝（堂）后寝（室）居处布局设计的。
图9-10 南越王墓内部结构立体示意图
据《史记·南越列传》载，南越第一代国主赵佗自尊号为“南越武帝”“乘黄屋左纛（dào），称制，与中国侔（móu）”。南越王墓是否可视作“按天子葬制”而营建的帝陵？只要就汉代天子诸侯葬制与南越王墓的形制作一个简要的比较便见分晓。
结合历史典籍和考古发掘，王陵的地面建制内容包括高大的坟丘、围绕坟丘的坟垣以及祠庙等形制。汉代坟丘的高度与墓主的身份密切相关。文献记载，西汉帝陵：坟高十二丈（约合今28.8米），武帝坟高二十丈（约合今48米）。象岗汉墓系南越国二主赵胡（眜）的陵墓，下葬于武帝时，当西汉中期。从建筑格局看，受中原王陵形制的影响，修建在象岗山体之中，而象岗在西汉时期，处于南越国都城——番禺城的西北角，属于都城的近郊。赵胡（眜）选择此地建墓，符合王陵建于国都附近的时代风尚。
象岗赵胡（眜）墓与中原王侯墓相比虽显得过小，但在当时的南越境内绝不算小，相反，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整座墓修在石英岩的地基上，这地基离山顶超过20米。也就是说，在动工建墓以前，先要从山顶向下挖一个20米深，面积略大于墓室底面的大坑。从已发掘出的墓室底部面积100多平方米来看，假设当时挖的大坑坑壁垂直，这个大坑的体积也有2000立方米左右。实际上，在施工时，垂直下挖一个20米深的大坑是很困难的，尤其象岗的石英岩，有些地方已经风化，如果垂直挖20米，几乎肯定会出现塌方。因此，挖坑过程中必须采用不断扩展坑壁，阶梯式扩方的方法，墓坑的实际工程量肯定要大于2000立方米。可以想象，在2100年前钢铁工具还很不普遍的岭南地区，要在石山里凿出一个这样的大坑，该是何等艰巨！
我们的祖先在刚刚学会造房子的时候，是用小棍组成房架，用兽皮做挡风的墙壁。到青铜时代，中国北方的房子，主要是用夯土的方法来建墙，以木为柱；而南方的房子则主要是小结构的，用石头做材料的建筑，在岭南地区，目前只见到南越王墓一座。
经考古人员计算，南越王墓的墓室，一共用了750多块石头，所用的全部石料，包括砌墙石、挑檐石、柱石、顶盖石板等，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凿打。墓中的砌墙石，石头表面打磨得相当平整。不仅较小的砌墙石如此，盖在前室顶部的那块全墓最大的石板，面积有5.5平方米，石板的两面也都凿得异常平滑。根据现代手工打凿石料的经验，每开一立方米石料要两三天，而加工一块1.3米×0.3米×0.15米的石料六面平整，一个工人也要干两天左右。参考现代打石工人的工作定额，仅采石和凿石加工两项，南越王墓至少需要100个工人工作100天以上。运输石料的工作就更艰巨。根据地质科学工作者朱照宇先生的研究，南越王墓所用的砂岩来自番禺莲花山。那里有一个古老的采石场。采下的石料，据推测是沿珠江运到广州再到象岗的，这样，运送这批石料，估计100个工人要花两个月以上的时间。合起来估算，仅石料的开采、加工、运输就需要100个工人工作半年左右。那时不仅没有起重机械，没有汽车，连锤、凿也不如现代的工具那么坚硬。用人力打下这些硕大的石板，再用人力运送到墓室所在的工地，可以想象其困难的程度。
从整体来看，象岗南越王墓石墙的砌造，质量是较高的，每一面墙都砌得平直规整。在各个墓室连接的转角处，还特意用长、宽1米多的大石砌成“石柱”，既支撑沉重的顶盖石板，又保证转角位置的稳定性，从而保证了墓室结构的稳定。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这座王陵的建筑材料中，最沉重的，就是盖在墓顶上的石板。这些大石板一般都有2米多长，1米多宽，二三十厘米厚，重1500多公斤。最大的一块是铺在前室顶上、一面绘有花纹的那块顶板，面积达5.5平方米，重2000多公斤。这么沉重而庞大的石板在没有起重设备的古代，是怎样吊起来，放到墓顶上去的呢？这成为研究者一个难解之谜。尤其困难的是前部东、西两侧那两个像隧道一样的耳室。这两个耳室是向山腹掏挖修成的，长6米多，宽只1.8米，顶部就是石山，铺顶的大石板重1500公斤以上，要把它抬起两米多高架到活动空间极小的顶部，又是多么的不易！
尽管象岗古墓在建造等方面的谜团一时难以解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便是在岭南地区已发现的汉墓中，这是营造工程最艰巨、规模最大、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座汉墓。就整个中国而言，也是目前已知的年代最早的一座有彩绘装饰的石室墓。事实再一次告诉人们，象岗汉墓的形制、规模与赵胡称帝的身份还是相符合的。
鉴于以上诸问题已基本弄清，1993年11月10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如下消息：
我国考古发掘又重大收获 广州发现西汉南越王墓
新华社11月10日电：广州市越秀公园西边的象岗发现一座西汉南越王墓，墓中出土遗物是岭南汉墓中出土数量最多，收获最大的一座。其科学价值，可与满城陵山汉中山靖王墓和长沙马王堆汉轪侯墓相比拟，在全国汉墓考古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
…………
图9-11 墓主组玉佩。全组由32件不同质地的饰件组成，以玉饰为主，计有双凤涡纹玉璧、龙凤涡纹玉璧、犀形玉璜、双龙蒲纹玉璜各式各1件，玉人4件，壶形玉饰、兽头形玉饰各式各1件，玉珠5粒，玉套环1件，玻璃珠4粒，煤精珠2粒，金珠10颗
图9-12 墓内出土的角形玉杯，通高18.4厘米。据发掘者麦英豪研究，角形玉杯的雕琢工艺已达巅峰，是汉代玉器中的稀世珍宝
图9-13 清理后的透雕龙凤纹重环玉佩，直径10.6厘米
随着新华社消息的播发，全世界在强烈感知来自中国岭南地区古老文化震撼的同时，也勾起了人们对早已逝去2000年的南越国兴亡的回顾与追思。
赵佗死后的南越国
南越国经历了69年风风雨雨之后，号称“南天一柱”的赵佗归天，正如丞相吕嘉所言：圣王一去，从此南越国将不复存在矣！
当南越王赵佗讨伐长沙成王时，赵佗威名大振，闽越王一时役属于南越王。但到了汉武帝建元四年，即南越王赵佗仙逝的公元前137年，闽越国趁赵佗亡故，新君刚立，国内人心未定之机，出于自己狭隘的私利，竟悍然发兵侵略越、闽相倚边界的蒲葵关，并向南越国境内逼进。
显然，闽越此举是一场毫无理由、乘人之危的侵略性战争。战争发起突然，南越人无法预料。
就地理位置而言，闽越王国位于南越国的东方，以闽江流域为中心。在秦汉之际，闽越人的活动范围为东及于今台湾、澎湖、琉球等海岛，西则直达赣东北等地，但以今福建省境内为最多。
秦统一中国之前，就存在着闽越王国，由首领无诸统治。后来，秦平闽越，以其地置闽中郡，将无诸废为君长。相传是“越王勾践之后”的无诸对此不满，盼望有一天能恢复王位。秦末，天下大乱，无诸趁机率领闽越人投奔鄱君吴芮而“佐汉”，及至刘邦称帝，建立西汉王朝，无诸也因佐汉有功，得以在公元前202年复立为闽越王，恢复了在闽越地区的统治地位。公元前196年，赵佗也受汉朝册封，建立了南越王国对汉的臣属关系。所以，两国在名义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是两国关系史上的初期阶段。
吕后五年（公元前183年）春，吕后下诏禁止与南越交往，赵佗遂抗汉称帝并发兵攻长沙国，败数县而去，又阻击南下的汉军，终使汉军未能逾岭。赵佗这一对抗中央的行动获得胜利，提高了南越国的威望，赵佗也就在以兵威边的同时，趁机对闽越、夜郎等国施以“财物”，闽越国不得不予以接受，因而对南越国产生了一种役属的关系。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两国的平等关系结束，闽越国开始了向南越俯首称臣的历史。也就是说，闽越国开始了对汉王朝、南越国的双重依附关系。文、景两帝时，这种关系仍保持不变。
意想不到的是，这次闽越国竟承人之危，突然向南越发动了侵略战争，这标志着闽越对南越役属关系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格局的形成。
面对闽越国发动的突然袭击，新继位的赵胡身穿孝服临朝，同臣僚们紧急磋商御敌方案。赵佗临终时曾把赵胡托付给丞相吕嘉，用赵佗的话说，凡遇大事不决时，就问丞相。此时的赵胡看了看仍处在悲痛中的吕嘉问道：“丞相，闽越王率军攻打蒲葵关，并劫掠边境村寨，守将告急，怎么办？”
颇有文韬武略的吕嘉果断说道：“自古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闽越王趁人之危，攻打蒲葵关，吾王不须多虑，发兵击之！”
赵胡又问众文武大臣道：“列位爱卿，闽越王率兵来犯，本王当以何策御之？莫非也与丞相相同？”
文武百官齐道：“正是，请吾王发兵击之！”
赵胡听了丞相和辅佐大臣之言，犹豫了好一阵子，然后说道：“列位爱卿，以本王看，恰恰相反，本王决定不发一兵一卒。我南越今为汉臣，武帝陛下临朝不足五年，闽越与南越均为汉臣，今闽越发兵于边侵我南越，我南越当上书奏明朝廷，由朝廷派兵击之。这样，朝廷既不会怪罪我南越，又可以将闽越兵击退，我只需一书一帛，便可御敌，何须与之兵戈相见……”
丞相吕嘉听罢大惊，遂怒目圆睁强谏道：“启禀大王，此事万万不可如此！先武帝奠基南越，如今带甲之众百万有余，只需三万人马，便可将入侵南越之敌击退，何必上书于汉廷。再说，从上书到汉兵至，需要多少时间？兵贵神速，如我不发兵击之，则闽越当视我惧怕其势，必然得寸进尺，步步紧逼，边关之害可就大矣。再者先武帝在世时，一再叮咛吾等群臣，南越之事当由南越自己决断，若自强可以立国，若倚他人者必贻害于国！大王若不听吾等逆耳之言，南越将岌岌可危矣！”
赵胡听罢，正色质问道：“我们如果与闽越兵戈相见，则朝廷势必乘机发兵，取渔人之利。以本王看，闽越人攻打蒲葵关，只是为了抢夺些财物而已，与我国本体并无大碍。不如一书一帛，汉兵至，则闽越人必退！”
尽管众臣僚对赵胡的主张极不赞成，但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看着这位新主给汉王朝发出了求援书。书中称：“两越俱为藩臣，毋擅兴兵相攻击，今闽越兴兵侵臣，臣不敢兴兵，唯天子诏之。”以赵胡的想法，如此上书，不仅向汉武帝表明了南越国忠于臣属之职，不兴兵互相攻击，同时又可使汉朝廷出面干涉。这样，就巧妙地把难题推给了汉廷。
汉武帝接到南越国使臣送来的求援书后，对赵胡的举动表示赞赏，认为南越国重信义，守职约。于是，汉武帝传诏曰：“王子多南越义，守职约，为兴师，遣两将军即大行王恢率军出豫章、大农韩安国率军出会稽，南北夹攻往讨闽越。”
汉王朝的直接发兵干预，大出闽越国统治者的预料，面对大敌当前的紧迫形势，闽越国上层统治集团发生了分裂。继无诸之后的闽越王郢之弟余善杀郢而降，“使使奉王头驰报天子”，汉军于是停止进攻，上报汉廷，武帝乃改立无诸之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奉闽越先祭祀”。但在闽越国统治集团的内讧中，余善以杀其兄而“威行于国，国民多属”，拥有了相当的支持力量，因而“窃自立为王”。面对闽越国出现的这种情况，汉王朝采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下令立余善为闽越王，从此闽越国一分为二，越繇王、闽越王并存。
在这场战争中，闽越出于掠夺财物的企图而发起侵袭，显然不是正义之举。而南越国既未损己之兵，又使敌军退却，看上去这是件一举两得的好事，但就在这件好事的背后，却暗藏着极大的隐患，这个隐患所导致的严重后果是赵胡始料不及的。
就在汉武帝派大将王恢出兵轻取闽越时，曾以兵威为后盾的番阳令唐蒙，奉诏来到南越国都城番禺，让南越王赵胡亲自入朝向皇帝谢恩。赵胡接到诏谕后，不知汉武帝到底是何意图，对这个诏谕采取了不冷不热的处置态度，没有立即奉诏前行。汉武帝见南越王赵胡无动于衷，接着，再次传诏，令严助赴南越说服赵胡前往长安。
严助，会稽人，“严夫子子也。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由是独擢助为中大夫”。严助在汉廷是屈指可数的善辩之士，曾“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所以汉武帝对他另眼看待，并委以重任。这次出使南越的任务落到严助的肩上。严助到达番禺后，告诉赵胡汉天子已将闽越的事摆平。赵胡听后顿首，认为“天子乃为臣兴兵讨闽越，死无以报德”，表达了对汉的感激之情。当严助接着传谕让赵胡入汉朝亲自向皇帝谢恩时，赵胡这才回过味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不免大惊失色。原本南越号称有百万带甲之众，击败昔日役属的闽越易如反掌，但赵胡自作聪明地要请汉廷出兵。岂不知，古往今来，凡立国者，皆以己强而服众，只有自己强盛起来，别人才会俯首帖耳，唯命是听。而一旦你弱小，即使礼仪再周全、再诚实、再厚道，在强者眼里，你也只是形同粪土。赵胡过分看重汉廷的实力和与其的约定，而忽略自己百万带甲之众和据岭自守的天然屏障，想做个唯命是从、百依百顺的顺臣，这恰恰是汉武帝所期待的。
赵胡面对诏令并慑于汉朝廷的威势，他不敢予以拒绝，也不敢跟严助入长安觐见天子。情急之中，他只好和几个近臣商量，称自己本愿同严助一同入朝晋见天子，以示谢恩，无奈自己继位时间不长，身体多病，不能去往长安，一旦病情有所好转，即刻赴长安晋见天子。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他特命太子赵婴齐跟严助一同赴长安为皇帝“宿卫”。
严助见赵胡如此说，不便强求，只好带上太子赵婴齐返回长安。
严助走后，赵胡同朝臣反复商量是否亲自去长安晋见天子之事。以丞相吕嘉为首的臣僚不同意赵胡亲赴长安，并劝谏说：“汉兴兵诛郢，亦行以惊动南粤。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礼，要之不可以怵好语入见。入见则不得复归，亡国之势也。”
臣僚们的劝谏，勾起了赵胡对亡祖父赵佗当年所留遗训的回忆，想起了汉、越几十年来相互存有戒心和敌视的历史。从此之后，他对汉廷一直称自己有病在身，不肯去长安入见皇帝。
汉武帝见赵胡迟迟不肯入朝晋见自己，便以牙还牙，以种种借口，把太子婴齐质于长安不肯放回。赵佗当年的遗训应验了。
后来，丞相吕嘉用计，设法使太子婴齐返回南越。但赵胡自太子入朝后，萎靡不振，如同大伤了元气一般，不再见辅佐大臣。吕嘉等群臣以国家基业为重，数次入王宫进谏，总算使赵胡有了些起色，但已无力挽回南越国江河日下的颓局了。
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格局中，赵胡勉强支撑了十余年便抑郁而死，死后谥为文王。
多少年后，有学者认为赵胡既然答应了严助要亲自入长安朝见，后又“背入朝之约”，“一再售汉以疑”，造成了汉对南越的“益疑”，则“祸速”也。认为只要入朝见天子，“一修朝觐，礼成而还，恭恪之节愈昭，君臣之义愈密”，则南越国的江山愈固矣。对这种看法，现代史学家张荣芳、黄淼章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看法。
张、黄认为：经过汉初70余年的休养生息，汉王朝的国力正达到了最高峰。在这种大气候下，具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要加强中央集权，势必要解决封国问题，打击割据势力。如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采纳主父偃的建议，下达“推恩令”等。联系当时形势，武帝对南越国是有征服的想法的。无论南越国如何讨好汉廷，只要汉朝国力一旦强盛起来，是不会允许这个极具威胁的王国存在的。且看汉越刀兵相向，就可知两者决一雌雄的日子只是个时间问题了。
危机四伏南越国
早在汉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时，因食蜀产枸酱，无意中发现了从西蜀至夜郎，再从群柯江浮舟而下，可至番禺城的通道。唐蒙发现这条通道后，曾上书汉武帝说：“南粤王黄屋左纛，地东西万余里，名为外臣实一州主。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群柯，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甚易。”唐蒙的建议，是让汉武帝利用这条水道出奇兵制越，汉武帝听罢大喜，拜唐蒙为中郎将，带一千兵和许多汉帛丝绸财物等，赴夜郎国先行招抚。唐蒙带了大量锦缎，率一千人做护卫，出都南下，沿途经过许多险阻，才进入夜郎国。夜郎国王名叫多同，因为地处闭塞，素与外界不通，这多同还以为世上他夜郎最大，见到汉使唐蒙，不禁问道：“汉朝与我谁大？”唐蒙欲笑不得，只得如实俱述。后世相传的“夜郎自大”的故事便源于此。唐蒙一边讲述汉朝如何强盛，如何富饶，又把锦缎置于帐前，五光十色，锦绣成章，夜郎王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不由得瞠目结舌，表示愿臣属于汉，当下与唐蒙订立约章。
夜郎国在赵佗执政时期曾接受赵佗赠给财物，与南越关系密切，有役属关系。唐蒙对夜郎王厚送财物，晓谕威德，恩威并施，终于说服夜郎归汉，其附近的小部落也相约归附汉朝。汉武帝不失时机地在夜郎设犍为郡，为平定南越伏下了奇兵。
元狩年间（公元前122年—公元前117年），汉武帝以南越将叛，欲与越军用船进行水战为由，在长安西南开凿昆明池，周围四十里，建造楼船，训练水军，做好与越军进行水战的准备。
除此之外，汉武帝连连颁诏，拓边关，广绝域，西至沫若水（沫河和若河，即今大渡河），南至牂牁江（一说即今北盘江，一说即今都江），凿灵山道（今广西南部），架桥孙水（一说在今贵州瓮安西北），直达印都（西南州郡）。汉廷在这一带设立了一都尉，十县令，归蜀管辖。
就在汉武帝集中力量准备平定南越时，南越国本身也发生了变化。赵婴齐在长安时，曾娶邯郸樛（jiū）氏为姬妾，生子赵兴，而他在南越时，已娶越女为妻，生子赵建德。婴齐接南越王位后，受樛氏姬妾的迷惑，竟然向汉廷请求立樛氏为王后，赵兴为太子。出于利益的考虑，汉武帝批准了他的请求。赵婴齐这种舍长立幼的做法，打破了封建常规制度，为南越国的灭亡种下了祸根。当时，南越丞相吕嘉等人曾在立嗣的问题上劝谏过赵婴齐，“盍于婴齐择立太子之日，积极诚谏，以去就争，使改立建德，嘉为国重臣，争之不已。”遗憾的是，此时的婴齐已听不进这些臣僚的劝谏了，他这个荒唐的做法，成为导致南越国覆亡的导火线。
婴齐继位不久即病死，汉朝追封他为“明王”，太子赵兴即王位，母亲樛氏被封为王太后。这位太后长在长安，在未嫁婴齐之时，与一名叫安国少季的官吏有过暧昧关系，此事整个长安上层人物几乎人人知晓。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汉武帝专门派安国少季为使者，带上辩士谏大夫终军和勇士魏臣等到番禺，还派卫尉路博德将兵屯桂阳以接应使者，给南越造成内外压力，劝谕南越王赵兴和樛太后到长安朝见天子。
这个时候，南越王赵兴继位不久，年纪尚轻，太后又是汉女入越，人生地疏，朝中的实权实际上掌握在丞相吕嘉手中，形势对赵兴母子十分不妙。更为不妙的是，自安国少季到达南越国后，这位樛太后徐娘半老却风情不减，竟与旧日情人安国少季再次私通，直搅得宫内宫外乌烟瘴气，出现了“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太后”的局面。樛太后深知自己不得南越国民心，恐国中发生动乱，于是心生邪念，力劝赵兴和南越国臣僚向汉武帝请求内属：“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主动放弃南越立国以来一直保持的相对独立的地位。太后的这一做法，无非是想借汉朝的力量来削弱吕嘉的大权，使势弱力孤的她和赵兴重掌实权，保住赵氏王室。
汉武帝接到南越王赵兴请求内属的上书，非常高兴，立即按汉朝之例，给越相吕嘉颁发银印，并赐给内史、中尉、太傅等南越高级官吏印章，其余的官吏由南越国自行备印。此举意味着南越王国高级官员由中央朝廷直接对其进行任命。汉武帝明令废除南越野蛮的黥鼻刑罚等，推行汉朝法律，改其旧俗，同内诸侯。同时还命令使者全部留镇番禺，力求南越局势平稳。这道诏令预示着南越国将由一个独立自主的王国，变成汉廷真正的内属国了。樛太后和赵兴接旨后，喜不自禁，立即整理行装，准备入朝晋见天子谢恩。
赵兴母子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国内众臣的震怒，作为三朝丞相的吕嘉更是愤恨不已。于是，赵兴母子同以丞相吕嘉为首的两个政治集团的矛盾变得尖锐起来。
吕嘉，从历史留下的点滴记载看，为越人。清代梁廷枏的《南越五主传》中引用了已失传的《粤记》一书，说吕嘉“本越人之雄，佗因越人所服而相之，而南越以治”。吕嘉颇有政治才能，又很得越人的信服，赵氏王室需要他来和辑百越。赵氏王室的重用使吕嘉感激涕零，他死心塌地为南越王国着想，备受赵氏王室的赏识。
南越国作为一个独立的割据王国，对汉称臣实际上是一种效仿周代的诸侯对于周天子似的称臣，也可以说是一种应付强敌的权宜之计。而在政治、军事、经济等各个方面，南越国是完全自主的：南越丞相的设置，则不同于同期汉朝各诸侯国的丞相是由中央王朝委派，“不得与国政，辅王而已”。南越国的丞相是由南越王直接任命，其实际职能应该与西汉中央王朝的丞相一样，能直接参与处理军国大事，掌有重权。自从吕嘉坐上南越丞相位置之后，除赵佗时代不算，从南越的文王赵胡、明王婴齐，直至四主赵兴，在长达20多年的时间内，南越的丞相再未易人，由此可见南越的相权在吕嘉手中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到南越王赵兴时，吕嘉已经“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贵为长吏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粤人信之，多为耳目者，得众心愈于王”。吕嘉不但在朝内擅权，在外又与拥有重权的南越藩王相勾结，造成内外呼应的掎角之势，这就更加强了他在南越国中的特殊地位。从史料看，吕氏家族中除了吕嘉任丞相外，还有吕嘉的弟弟为南越的“将”，即掌握着兵权。吕氏家族70多人都在朝中为官，吕嘉本人及其家族不但培养了一批亲信与部属，还博得了越族贵族的支持和南越国的中下层——广大越族百姓的信任。在以越人为主的南越国，吕嘉博得了越人，实际上也就掌握了南越国的权力。事实上，南越国自赵胡开始，便再未出现过像赵佗那样的“一代雄主”，不但如此，还颇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味道，这一代又一代国王，只懂得吃喝玩乐、作威作福，面对这位三朝重臣，除了尽力去拉拢他寻求支持之外，似乎别无他法。
正是出于这样一种状况，才使吕嘉长期为相，并造成了擅权专政的局面，这种局面对南越国特别是赵兴母子显然是不利的。
且说正在整治行装准备赶赴长安的樛太后，通过耳目了解到，以吕嘉为首的一批朝臣反对内属的呼声越来越高，只是不肯当面谏阻，只将满腔怒火压在心中，以待时机总爆发。吕嘉也采取了暗中对抗的办法，称年老体衰、疾病在身而不上朝，也不与暂未离开南越的汉使者见面，软磨硬抗，以俟时机。种种迹象无不表明，欲除内属之患，必须首先除掉丞相吕嘉。于是，在樛太后心中，一个恶毒的念头涌现出来。她向赵兴说道：“今丞相称病不朝，吾看他反内属之心不死，或许他要发动叛乱，不若早下决心除之。”
赵兴叹道：“母后，不可！丞相忠心辅佐，南越不可无丞相之助，待吾慢慢说服他，只要他回心转意，满朝文武会听从的。”
樛太后见赵兴仍恋恋不舍丞相吕嘉，遂私下与汉使者勾通，以求彻底解决丞相吕嘉等反对内属汉廷之事。汉使者早就对吕嘉的态度和做法极为不满，于是，经过一番密谋后，终于想出了一条置丞相吕嘉及一切反对南越国内属的群臣于死地的计划，这个计划是：由樛太后在宫中设宴宴请汉使者及众大臣赴宴，借此机会，杀死吕嘉。
一切按计划进行。在宴席上，汉使朝东坐西，南越王赵兴和樛太后南北对坐，吕嘉与众大臣则面西而坐。当宴会开始后，樛太后借酒对吕嘉说：“南越国内属是利国的事情，丞相总是不赞成，不知是何居心？”她想用这番话来激怒吕嘉，也激怒汉使，并借汉使之手杀掉吕嘉。由于吕嘉之弟是将军，带领士兵守在宫外，前来参加宴会的汉使安国少季等一时犹豫不决，未敢动手。吕嘉见情势不妙，立即起身离席出宫。太后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竟亲自操起长矛欲投掷吕嘉。南越王赵兴发现后，立即向前阻拦，使长矛未能投出。一场太后精心策划的南越宫廷“鸿门宴”就这样流产了。
吕嘉在其弟保护下安全回到家中，后一直托病不朝，私下却与其弟密谋发动政变。吕嘉知道赵兴不想把事情闹大，所以几个月没有采取行动。樛太后一直想着早日铲除吕嘉，却总未找到合适的人选和机会。
此时的南越上层已是杀气腾腾，危机四伏，整个国家走到了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汉武帝获知这一信息后，一面怪罪安国少季等汉使怯弱无决断，同时认为，南越王赵兴和太后已经归汉，只有丞相吕嘉犯上作乱，不必兴师动众，决定派庄参率2000人出使南越，即可解决吕嘉的问题。但庄参认为：若汉以友好姿态去的话，仅几人就够了，如果是准备去动武，区区2000人无济于事。汉武帝听罢极为气愤，盛怒之下罢免了庄参。其时，郏壮士故济北相韩千秋觉得这是一个投机和显示自己能力的难得机会，便自告奋勇说：“一个小小南越有什么了不起，又有赵王做内应，只是吕嘉一人为害，给我勇士300人，一定斩吕嘉的头颅回报。”汉武帝听后龙心大悦，即派韩千秋和樛太后的弟弟樛乐于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四月带2000人前往南越，讨伐吕嘉。自此，拉开了平定南越的序幕。
历史的终结
当韩千秋、樛乐带兵南下的消息传到南越国后，吕嘉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决定孤注一掷，公开发动叛乱。在叛乱前，他首先造出舆论，说南越王赵兴太年轻，樛太后是中原人，与汉人有奸情，不顾赵氏社稷，只求汉皇帝的恩宠。又说樛太后以入朝为名，要把先王遗下的珠宝都献给汉帝以讨好谄媚，还说樛太后到长安后就会把众多的南越随员卖为奴仆，使他们有家不能归。这些虚实结合的宣传鼓动，加重了群臣以及越人对樛太后和赵兴等人的反感，倒戈叛乱之声占据上风，吕嘉见时机成熟，便迅速指挥弟弟带兵杀入王宫，杀死了南越王赵兴、樛太后及使者安国少季等。随后，吕嘉派专人通告苍梧秦王赵光及南越王属下郡县，“为万世虑之意”，起兵杀死赵兴、樛太后和汉使者，并立婴齐越妻所生的长子术阳侯赵建德为南越王。
就在吕嘉发动叛乱，在南越国宫里宫外大肆屠杀之时，韩千秋、樛乐已率2000汉军逾岭进入南越，并攻下了几个边境小邑。吕嘉得知这一情报，心生一计，他命令南越军队佯装不抵抗，并开道给食诱敌进入。韩千秋等不知是计，因此轻敌冒进。当他们进至离番禺还有40里的地方，吕嘉突发奇兵反击，韩千秋、樛乐兵败被杀，2000名汉卒全军覆没。
吕嘉见南越王赵兴、樛太后及南征汉军相继被杀，有些得意忘形，他将汉使者的凭信——使节包好，连同一封“好为谩辞谢罪”的信，置于汉越交界的边塞上，又发兵据守南越各个关塞，准备与南下汉军决一死战。
吕嘉的行动，使汉武帝极为震怒，同时也认识到了南越国的实力。他一面抚恤死难者的亲属，一面下达征伐南越国的诏书。为了吸取上次人单势寡的教训，汉武帝下令调遣部分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将士十万人于元鼎五年秋分兵五路进攻南越。这五路大军的进攻路线分别是：
一路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从长沙国境内出桂阳下湟水，从湖南经萌渚岭而入连州一线，再沿江到石门；二路以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从江西大庾岭入南雄一线；此两路均取北江而下，直至番禺都城。两路大军共计六万人马，是攻打南越的主力军。
三路、四路以归义侯郑严、田甲为弋船将军和下濑将军，出湖南零陵，或下离水，或至苍梧，沿西江而下，然后直通番禺；五路以驰义侯何遗率巴蜀罪人及夜郎军队下牂牁江，取道西江，会于番禺城下。
就在汉武帝派出十万人马分兵五路讨伐吕嘉之时，原在建元四年借赵佗新丧趁机侵边的闽越被汉军击败、后封为东越王的余善又想讨好汉廷，主动请求发八千将士助汉攻越。东越王余善之奏很快获得汉武帝同意，并要他即刻起兵。
此前，余善本来就是发动对南越国袭击的主谋之一，及至汉廷出兵，事情闹大了，又杀其王兄以求自保，是个相当狡诈之人。这次当他接到汉廷的诏令后，原计划由闽越进入揭阳一线，再经潮州水系由海路直抵番禺。但他又害怕受到南越的致命打击，所以，当他亲率八千将士到达揭阳后，以海风甚烈，难行舟船为由，就地待命。同时，余善又想讨好南越丞相吕嘉，把汉军的发兵之举动，密派使者告于丞相吕嘉。他坐持两端，再不进兵，企图两方讨好，以获渔翁之利。
当汉朝五路大军浩浩****、杀气腾腾地向南越国扑来时，吕嘉及其手下军事将领凭借岭南的天险，指挥军队予以阻击，双方军队在岭南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当战争持续到一年后的秋天，楼船将军杨仆一军首先逾岭破横浦关而入，顺凌水入浈水，到韶关之后再转入北江，并攻陷寻峡，继而又攻破番禺城北30里的石门，缴获了南越大批军粮船只，使汉军的供给得到充分的补充。石门攻破后，杨仆不敢贸然对番禺城发动进攻，留下万名将士扼守，等待伏波将军路博德军的到来，共同进击。
为了出奇制胜，楼船将军杨仆之军由波涛汹涌的北江水上直捣番禺，立即占据番禺城之东南；伏波将军路博德率步马将士在后，到达番禺，占领了城之西北面，猛攻番禺城。
番禺城依山面水而筑，历经秦尉任嚣、南越王赵佗和吕嘉的多次扩建加固，池深城高，汉军虽攻城多日，无半点进展。
后来，有谋士献策，需用火攻，方可破城。杨仆从其计，遂号令将士聚集柴木，纵火烧城，大败番禺守军。因番禺守军素闻伏波将军大名，又不知汉军杀来多少人马，就纷纷从城西北而出，这些南越兵卒几乎全部为路博德军所俘获。
路博德见敌军来降，立即遣使者好言招抚，令出逃士卒复入城内进行劝降。至此，守军人心涣散，遂全部投降，番禺只剩一座空城。此时已是元鼎六年十月。
南越王赵建德和吕嘉见汉兵攻之甚急，无力再固守下去，遂率其残部数百人逃出番禺，乘船东去，抵达福建漳浦县之太武山上。在山上仓促挖深沟筑高垒，筑城以自守，并与跟随的将士集体盟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誓与此城共存亡。
汉军追来后，再度攻城，不久城破。无奈中，吕嘉裹挟赵建德率几百人逃亡海上，路博德闻知立即派兵追赶，结果，伏波将军的校尉司马苏弘擒赵建德，原南越国的郎官孙都俘获了吕嘉。
吕嘉和南越王赵建德被擒后，南越国附属郡县不战而降，诸王侯官吏纷纷向汉朝投降。苍梧王赵光闻汉兵到来立即投降，揭阳县令史定投降，原越将毕取率军投降，桂林郡监居翁劝谕骆越40万人一起归汉。至此，南越国全部平定。
战争刚一结束，汉军将领便快马将已擒获吕嘉及南越王的消息飞报长安朝廷。此时，汉武帝刘彻正出行至左邑桐乡，欣闻南越国已破，传诏天下，以左邑桐乡改名为闻喜县。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春，武帝刘彻行至汲新中乡，又闻已得吕嘉首级送入长安，立即传诏，以汲新中乡改名为获嘉县。
汉武帝刘彻为惩罚已被杀的吕嘉，回到长安后，传诏将吕嘉的子孙宗族全部从南越迁至四川，并设置不韦县，以彰其先人吕嘉之恶。
至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在历史上存在了五世93年的南越国宣告终结。
赵眜就是赵胡
就在南越王墓引起世人瞩目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颇有争议的谜团，其中最大的谜团，就是墓主究竟是谁？若按司马迁《史记》和班固《汉书》记载，第二代南越王名叫赵胡。而墓中出土的印章却是赵眜，这个名字显然与史书上的记载不符。那么，这个赵眜是否就是史书中记载的赵胡？如果不是，那又是谁呢？如果是，究竟是怎样弄错了？是谁将他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