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号坑发现的骑兵军阵，置于整个大型军阵的左侧，这种排列特点，使我们进一步认清了它在战争中所发挥的正是其他兵种所不具备的“迅猛”迎敌的战术特长。

当然，骑兵在战场上取胜绝不是靠单骑的速度，而是凭着一个有组织的队形，否则，有如个人在体育场上的竞技一样，只能赢得一时的喝彩，而对一场战斗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著名的兵书《六韬》在说到骑兵作战时，往往把车骑并提，这显然是早期骑兵尚未独立的一大特点。而在《均兵》中，关于骑兵的作战能力，太公望认为，如果对车骑运用不当，就会“一骑不能当步卒一人”。但是，列阵配备合适，又是在险阻地形上，也能“一骑当步卒四人”。由此可以看出，兵法家在这里明确地揭示了队形和地形是骑战威力所在的两大因素。车骑作为军中的“武兵”，如果安排得当，就能收到“十骑服百人，百骑走千人”的战争艺术效果。

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群，向后人提供的是一个宿营待发、配合车兵和步兵待战的实例。若从整体观察，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兵力配置上，骑兵俑群僻处一隅，其数量也远远地少于车、步俑之数。结合文献记载可以说明，此时的秦骑兵虽已是一支雄壮强盛的独立兵种，但毕竟还没有取代车、步兵而成为作战的主力。尽管如此，在统一战争的交响乐中，却是一支最强音。因为骑兵行动轻捷灵活，能散能集，能离能合，若远距离作战，可以快速奔驰，百里为期，千里而赴。不仅可以达到短时间内长途奇袭，使敌防不胜防的战争奇效，还可迅速转换作战方式，成为兵书中共誉的“离合之兵”。具有悠久的养马史的秦国，在骑兵的运用上自然优胜于山东六国。其高度的机动性和强大的冲击力，都是其他国家的其他兵种所无法匹敌的。

马镫成为限制骑兵发展的关键

当然，历史的长河流淌到秦代之时，骑兵虽已初露锋芒，但迟迟没有成为战场主力，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点是不可否定的，这便是在骑兵的改革进程中很小又极为重要的一个部件——马镫的产生和利用。

从秦俑二号坑的骑兵俑来看，骑兵们不但既无马镫，连踏镫也没有，由此可以断定骑兵在上马时是双手按住马背跳跃上去的。上马后的骑兵抓紧缰索，贴附马背以防颠落。由于没有马镫，在奔驰特别是作战时，就不能靠小腿夹紧马腹来控制坐骑，更谈不上腾出双手来全力挥动武器与敌搏杀，攻击力与灵活性都大受限制。在这种情形下，就注定了不能使用长柄兵器更有效地杀伤敌人，这是一个时代局限和遗憾。

那么，作为极具重要性的小小马镫是何时产生的这一问题，不同国家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对中国发明的马镫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关于脚镫曾有过很多热烈的讨论，原先人们似乎有很充分的证据表明这一发明属于西徐亚人、立陶宛人，特别是阿瓦尔人，但最近的分析研究，表明占优势的是中国……直到8世纪初期在西方（或拜占庭）才出现脚镫，但是它们在那里的社会影响是非常特殊的。林恩·怀特说：‘只有极少的发明像脚镫这样简单，却在历史上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催化影响。’因而我们可以这样说，就像中国的火药在封建主义的最后阶段帮助摧毁了欧洲封建制度一样，中国的脚镫在最初帮助了欧洲封建制度的建立。”

或许李约瑟的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传说中的中国最早的马镫是受登山时使用的绳环的启发，但是绳环不适于骑马，因为如果骑士从奔跑中的马上摔下来，脚就会被绳环套住，飞奔的马会把人拖伤。于是古人就对绳环加以改进，用铜或铁打制成两个吊环形的脚镫的雏形，悬挂在马鞍两边，这就是马镫。从考古发现来看，长沙出土的西晋永宁二年（公元302年）陶骑俑的马鞍左侧吊有一镫，于是被多数学者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马镫。但因为只有一只，有的学者便认为不是马镫，而很可能是上马时的踏镫。

1965年至1970年，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在南京象山发掘了东晋琅玡王氏族墓群，在7号墓中出土了一件装双镫的陶马俑，墓葬年代为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或稍后。这件陶马的双镫是已知马镫的较早实例。

1965年在辽宁北票西官营子发掘了北燕冯素弗墓。北燕是公元4世纪初迁到辽西的汉族统治者冯氏在前燕、后燕基础上建立的鲜卑族国家，冯素弗是北燕王冯跋的弟弟。这是一座时代明确的北燕墓葬。墓中出土一副马镫，形状近似三角形，角部浑圆，在木心外面包镶着鎏金的铜片。

此外在敦煌石窟壁画中有不少马镫的形象资料。其中最早绘出马镫的是北周557—580年所绘的第290窟，该窟窟顶绘有规模宏大、构图复杂、内容丰富的《佛传故事》，在画面中有三处出现了备鞍的马，鞍上均画了马镫。在该窟的《驯马》画面中，马鞍上也画了马镫。从已发掘清理的山西太原北齐娄睿墓壁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马镫、马鞍与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变化情形。该墓墓道绘有出行与回归图，图内绘有许多鞍马人物，其中马、镫、人三者关系表现极为充分。画中的马，或悠然前行，或奔驰如飞，有的做勃然跃起状，骑乘者靠脚下所踏的马镫保持身体平衡。据考证，娄睿墓的时代为北朝晚期（570年左右），足见当时中国不同地区的人们已经熟练地使用马镫了。

马镫发明以后，很快就由中国传到朝鲜，在5世纪的朝鲜古墓中已经有了马镫的绘画。至于流传到西方的马镫，首先由中国传到土耳其，然后传到古罗马帝国，最后传播到欧洲各地。

如此看来，一个小小的马镫，在产生骑兵之后的近千年才被发明创造出来，也真令后人有些不可思议了。不过在西汉茂陵大将军霍去病墓前有一石牛，牛背上也有一个镫的雏形，这个镫的雏形又给了研究者一个新的启示。难道在西汉有骑牛的习惯？如果有这个习惯并有镫产生，对骑兵达到鼎盛时期的西汉军队来说，不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启示吗？那牛镫不正是马镫的另一种安排吗？如果看一下汉代骑兵的强大阵容和赫赫功绩，就不难推断出，在那个时代产生马镫或产生了马镫的雏形并用于战场上的骑兵部队是极有可能的。

秦末汉初之际，中原战火频仍，这个状况正好给了远在北方的匈奴一个扩充自己骑兵部队的机会，几年的时间，其骑兵总数便达到了30余万。渐已强大的匈奴趁汉朝立国未稳之时，大举进兵南侵，并很快占据河套及北方的伊克昭盟地区。匈奴铁骑势如破竹，于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单于冒顿率部攻下马邑，并把刘邦亲率的32万汉兵围困于平城（今山西大同市东）的白登山七天七夜，致使汉高祖刘邦险些丧命。平城之战，使西汉统治者强烈意识到：要战胜匈奴骑兵，只靠步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强大的骑兵。基于这样一种明智的思考和选择，自汉文帝起，就开始正式设立马政，加强全国的养马事业，并很快收到成效。汉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年），匈奴大举进入中原北部上郡一带掠夺财物，汉朝廷命丞相灌婴率8.5万骑兵进击匈奴，取得了初步胜利。到了汉文帝前元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单于率14万骑兵进入中原西北部的朝那、肖关一带，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周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兵10万，驻守长安一侧，“以备胡寇”。与此同时，还封卢卿为上郡将军、魏仁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张相为大将军、董赤为将军，以车兵和骑兵大举反击匈奴，迫使匈奴再度退出中原属地和西北边地。

当汉朝到了武帝之时（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7年），骑兵部队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并承担了抗击匈奴的历史使命，独立的骑兵战术理论体系就此形成，不但在秦汉而且在中国千年长河的骑兵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发现三号坑

秦始皇兵马俑坑发掘工地，自确定建立博物馆之后，逐渐形成了三支不同的队伍——建馆、发掘、钻探。一切都在紧张的进行中。

因二号坑的意外发现，考古钻探人员越发变得小心谨慎，同时也更富经验。他们在一号、二号坑之间和四周展开地毯式密探，每隔一米打一个探眼，终于在发现二号坑18天后——1976年5月11日，于一号兵马俑坑西北侧25米处，又探出三号兵马俑坑，这一发现无疑又是一个极大的喜讯。

1977年3月，考古人员对三号兵马俑坑做了小型的试掘，发现是一个形制和内容完全不同于一、二号坑的奇特的地下营帐。遂小心翼翼地按照它原有的遗迹脉络进行发掘。当它的庐山真面目完全显现后，人们才发现，这是一个奇异的俑坑，整个建筑面积仅为300平方米，尚不到一号坑的1/20。但它的建筑形制特殊，坑内结构奇特，令考古人员一时难以作出确切的结论。

图7-15 三号兵马俑坑全景

从总体上看，一号俑坑平面呈长方形，二号俑坑平面呈曲尺形，唯有三号俑坑平面，属于一个不规则的凹字形。它的东边为一条长11.2米、宽3.7米的斜坡门道，与门道相对应的为一车马房，两侧各有一东西向厢房，即南厢房与北厢房。

遗憾的是，坑中陶俑的保存情况远不及一、二号坑。由此，考古人员推断三号俑坑曾遭受过比一、二号俑坑更加严重的洗劫。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三号俑坑的建筑未遭火烧，而是属于木质建筑腐朽后的自然塌陷。这种奇特的现象又成为一个待解之谜。

随着发掘的不断进展，一个古代军阵指挥部的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三号俑坑作为古代军阵指挥部完整的实物形象资料，是世界考古史上独一无二的发现。它的建筑布局、车马特点、陶俑排列、兵器配备，都是人们重新认识和研究古代战争以及出征仪式等方面难得的珍贵资料。

自1974年3月西杨村农民发现第一块陶片到1977年10月，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8000地下大军，以磅礴的气势和威武的阵容，接受了当今人类的检阅。它的出现，如同一轮初升的太阳，使沉浸在漫漫长夜的东方古老帝国的神秘历史，再度灿烂辉煌。

综观三个兵马俑坑，不仅在建筑形制上完全不同，而且在陶俑的排列组合、兵器分布和使用方法上也各有特色。

一、二号俑坑的陶俑都按作战队形作相应的排列，而三号俑坑出土的武士俑则呈相向而立的形式出现，采取了夹道式的排列。无论是南北厢房还是正厅，武士的排列方式均为两两相对，目不斜视，呈禁卫状。

图7-16 一号坑兵马俑军阵

一号俑坑的武士俑，有的身穿战袍，有的身披铠甲，有的头梳编髻，也有的将发髻高高绾起，而三号俑坑的武士，均身披重铠，头梳编髻。其陶俑造型魁梧强悍，面部神态机智灵活，充分显示了古代卫士特有的性格和威武机智的精神风貌。

当然，三号俑坑最显著的特点当是兵器的不同。一、二号坑有大量的戈、矛、戟、剑、弯刀之类的兵器，而三号俑坑只发现一种在古代战争中，很少见的无刃兵器——殳（shū）。这种兵器的首部为多角尖锥状，呈管状的殳身套接在木柄上，它只能近距离杀伤敌人或作为仪仗，显然不是应用于大规模厮杀的兵器。从大批殳的出土和武士俑的手形分析，三号俑坑的卫士无疑都是手执这类兵器而面对面站立的。

显然，一、二、三号兵马俑坑及其内容的排列组合，绝不是无意识或无目的的安置和布置，而是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奥妙无穷的实战车阵的模拟，是一幅完整的古代陈兵图。

一号俑坑和二号俑坑模拟的是两个实战的军阵，三号俑坑实乃军队的最高指挥部，三个俑坑是一个密不可分的军事集团。

秦俑坑军阵布局和兵种的排列，隐现着一种随战场情况变化，军阵和兵种配置也随之变化的迹象。执弩的前锋射击后，可随即分开居于两侧，给后面的主力让路。骑兵则根据不同的敌情，以迅疾的速度冲出军阵和步兵主力形成掎角夹击敌人。这种战术上的变化，在春秋中期的车战中就已开始出现，到战国时期，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这种以夹击为队形的阵法渐趋成熟。春秋时期大排面的车阵战已被这种追击、包围、正面进攻的战略战术所替代，兵法中所云的“雁行之阵”由此形成。

秦俑坑布置军阵，无疑是已趋成熟的“雁行之阵”的再现。当战争一经开始，阵前的弓弩手先开弓放矢，以发挥其穿坚摧锐的威力。一号坑的步兵主力乘机向前推进，二号坑的骑兵与车兵避开敌军正面，以迅猛的特长袭击敌军侧翼。一号坑步兵主力在接敌的同时将队形散开，和车骑兵种共同将敌包围，致使敌军呈困兽之状，从而达到歼灭的目的。这种战术，正如孙子所言：“凡战者，以正合，以骑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于江河。”

一号俑坑是以传统的车兵与密集的步兵组成的庞大军阵，兵力部署相当于二号俑坑兵力的3倍，而二号俑坑则是由弩兵、骑兵、车兵组成的军阵，当二号俑坑的兵车、战马以“取锐”“迅疾”的快速进攻战术冲入敌阵时，一号坑的大军则“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与敌军正面交锋。这种布阵方法，可谓大阵套小阵，大营包小营，阵中有阵，营中有营，互相勾连，又有各自摧锐致师的性能和目标。

曲阵的神奇变化，迅疾勇猛；方阵的高深莫测，雄壮威武，使这个雁行之势，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所向无敌。秦王政利用这样一支所向披靡的大军和划时代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以气吞日月之势，血**中原，席卷天下，终成千古一帝，开创了二千年弗未改的大一统政治局面。

秦王扫六合

当历史进入公元前475年前后，中国大地上继春秋时期之后的大变革时期再度来临。

在喜马拉雅山东部和天山、阴山、大青山区域的千里大漠上，烽烟不断，厮杀连年。凄凄大漠深处，匈奴、东胡、月氏族展开了争夺区域霸主的拼杀。战马的嘶鸣伴着劲风吹起的狂沙烟尘，在箭雨刀光的浪涛中起伏跌宕，滚滚前涌。

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广袤土地上，经过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旷日持久的争霸战争，诸侯国数量大大减少。历史的河流进入公元前453年，韩、赵、魏推翻智氏，三家分晋，奠定了战国七雄的格局。此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强盛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家雄主，为争夺霸权而拼杀搏击，逐鹿中原。黄色烟尘遮掩下，到处大军云集，鼓号震天，车骑交错，戈矛并举，刀剑进击，战马嘶鸣。其战争之频繁，规模之巨大，兵车之众多，远非西方战场所能比。而交战双方投入军队的数量，随着战争的发展急剧增多，几乎每一次战场交锋的人数，都有数十万之众。战争的方式由较原始的车战、阵战的直接对抗逐渐演变为以步、骑、弩兵为主的野战和赋予多种变化艺术的包围战。著名的秦赵“长平之役”，两军从公元前262年一直拼杀到公元前260年，结果是赵国40万降卒被坑杀，秦国军队也伤亡过半。无数将士惨死沙场，流淌的热血**涤着中原。

历史的动**急需一位铁腕人物站出来，用超人的智慧和强大的武力完成统一。秦始皇正是在这历史潮流的发展中挺身而出，“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御宇内”，以叱咤风云的盖世雄威，席卷天下，**平六国，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伟大使命。

公元前237年，秦始皇亲政并以他的机智与果敢粉碎了吕不韦和嫪毐集团，稍试锋芒后，便开始实现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

这一年，呈现在秦始皇面前的是两种针锋相对的战略主张：一是吕不韦之后继任丞相的李斯提出的“先取韩”的战略；另一种是大思想家韩非提出的“举赵、亡韩、臣楚魏、亲齐燕”的战略。李斯的主张体现了先弱后强的作战方针，而韩非的主张则体现了先强后弱、远交近攻的战略部署。

李斯与韩非虽系同学，一旦发生关系到自己前途命运的利害冲突时，两人由相知、相亲变为相互残杀便无法避免。既然冲突已经出现，残杀也成必然。李斯联合重臣姚贾先发制人，在秦始皇面前分析了韩非的战略方针，无非是“存韩”和“谋弱秦”。按照李斯的说法和观点，韩非是韩国的宗室贵族，人虽在秦，其心向韩，故不让举伐韩国而攻赵，不如及早杀韩非以绝后患。秦始皇为李斯所言而动心，下令将韩非关进监狱听候发落。

既然冲突已经开始，就要置敌于死地，否则后患无穷。深知权术之道的李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以毒药将韩非毒死，从而取得了这场冲突的胜利。

韩非既死，李斯又备受秦始皇宠幸，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战争的形势和六国的格局没有深刻的了解，对敌我双方的力量没有正确的估计，缺乏战略头脑和眼光，此时的秦始皇可能就要按照李斯的作战方针行动了。

然而，秦始皇没有行动。他开始以自己的宏才大略，正确估计和判别敌我双方的力量，以及韩非与李斯两种不同方针的得失。

秦始皇清醒地认识到，秦国的军事力量比任何一个诸侯国的力量都要强大，若单个较量，秦军无疑占绝对优势。但是，秦国面临的是关东六国的敌人，若以秦国兵力对六国总兵力，优势则归对方。灭六国不能四面出击，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无疑是正确和明智的。要想各个击破，就必须防止诸侯合纵。六国中，韩国较弱、赵国较强，如按李斯的战略方针，“先取韩以恐他国”，就很可能再“恐”出一个以赵国为首的合纵抗秦的强大势力。公元前241年，赵将庞煖统率赵、楚、魏、燕、韩五国之师合纵伐秦，赵国就是这五国的盟主。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不能再蹈覆辙。韩非的主张，无疑是为打破诸侯合纵考虑的，是一种新的形势下战略目标的发展与转移。“举赵”以击其头，使六国群龙无首，同时“亲齐燕”以断其身，合纵难以形成。

秦始皇以一个战略家的杰出才智，不顾李斯等人的强烈反对，毅然决定采用韩非的战略方针：远交近攻，举赵亡韩，作出了集中主力打击赵国的具有重大军事战略意义的抉择。

公元前236年，秦始皇派名将王翦、杨端、桓齮率30万大军进攻赵国。时赵国大将庞煖正率兵与燕国交战，秦军乘虚而入，占领了上党郡及河间地区。第二年，秦军又攻下平阳、武城。赵国军队阵亡10万余众，大将扈辄死于乱军之中。公元前233年，秦军又一举攻下了赵国的赤丽、宜安，兵临邯郸城下。赵国危在旦夕，急从北方调回正在防御匈奴的名将李牧。当时李牧所率军队为赵国的精锐之师，从北方返回后，士气高昂，锐气逼人。李牧以出色的军事才能指挥将士与秦军在邯郸城外进行了一场血战。结果是秦军遭到了攻赵以来的第一次惨败，指挥战斗的主将桓齮由于战败而畏罪潜逃燕国。第二年，秦国大军再次进攻赵国，又被李牧指挥军队击退。

尽管秦军兵败，但赵国的势力已大大削弱。祸不单行，公元前230年，赵国又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大旱灾。战争的消耗，灾情的折磨，政治的昏暗，此时的赵国已成强弩之末，灭亡之日已为期不远。

赵国自身难保，合纵已不可能，趁此良机，秦始皇派兵一举将小小的韩国拿下，昏庸无能的韩王被俘。

李牧尽管两次大败秦军，但未能挽救赵国灭亡的危局。公元前229年，秦国大将王翦、杨端兵分两路扑向赵国。久经战场的宿将李牧、司马尚率赵军拼死抵抗。两军进行了数百次厮杀，均遭巨大伤亡。将士血染战袍，尸骨遍地，双方苦苦搏击一年之久未分胜负。

秦始皇亲临现场观战，以鼓舞士气，并要不惜全力拿下邯郸。与此同时，他采用尉缭的“离间其君臣”之计，派人用重金贿赂赵国权臣郭开。郭开贪利而向赵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欲谋叛乱，只守不攻，作战不力。难辨真伪的赵王立即派赵葱、颜聚去取代李牧、司马尚的兵权。李牧深知赵葱、颜聚皆非将才，绝不是秦国名将王翦的对手，在大敌当前的危急关头，李牧以国家存亡为重，抵抗王命，拒不交出兵权。赵王与郭开密谋派人将李牧抓获并处以死刑，司马尚被免职关入大牢。可惜李牧忠诚一世，壮志未酬，没有战死沙场，却被奸臣所害。

李牧一死，赵军军心大乱，结果秦军不到3个月，便攻克邯郸。赵国从此不再存在。

强大的赵国一旦灭亡，弱小的魏国和燕国的悲剧命运已无法改变。尽管不乏有荆轲那样的壮士，慷慨悲歌，以死相搏，但仍未能摆脱国破家亡的结局。两国随着赵国的灭亡，也很快走到了尽头。

横扫六合

时势造英雄，但英雄必须正确驾驭和把握时势，否则便不再是英雄。

四国吞灭，秦国面临的敌人便是齐、楚。很明显，这两国的实力，楚远比齐强大，而秦与齐和亲修好40余载，和楚数次结怨。面对齐、楚两国的不同局势，如何确定征讨战略方针？

当秦始皇征求文臣武将的意见时，听到的多是先攻齐、再伐楚的战略理论。这个理论实则是李斯“先弱后强”作战方针的延续。

秦始皇依然没有这样做。他再次清醒地认识到，齐国虽弱，但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如若先攻齐，免不了还要和强楚进行一次恶战，同时还要遭到齐、楚合纵的威胁。若先灭楚，可使齐秦之交不破，齐楚合纵不成。一旦楚国灭亡，齐国不战而降。

于是，秦始皇再次使用了集中主力打击主要敌人的战略方针。公元前225年，秦始皇派大将李信率20万秦兵伐楚，因年轻气盛的李信过分轻敌，秦军惨败，退回秦国。

公元前224年，秦始皇改派王翦率领60万大军出征伐楚。当秦军压入楚境时，楚国名将项燕立即调动国内全部兵力迎战。王翦吸取了李信兵败的教训，坚守营盘而不出战。待秦军养精蓄锐、斗志旺盛之际，才下令出击。60万大军洪水般冲入敌阵，此时的楚军已失去戒备之心，猝不及防，被秦军一举击溃。楚国名将项燕也战死于乱军之中。不久，秦军攻下楚都寿春，楚国灭亡。

未出秦始皇所料，楚国一灭，齐国已成瓮中之鳖，被王翦的大军一触即溃，齐亡。

齐楚征战，在显示了秦始皇杰出的军事战略才能的同时，也暴露了他使用将领的失误和弱点。但他的失误和自身的弱点并未妨碍他建立伟业。至公元前221年，山东六国在秦军15年的征讨中全部灭亡。中原大地上为期几百年的割据混乱局面宣告结束，历史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

然而，六国灭亡，中原统一，并未标志着秦军的征战已经结束，因为此时中原北部的情形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匈奴人由弱到强，趁秦灭六国之机，单于头曼率匈奴大军南下，攻占了黄河河套以南的地区，致使秦都咸阳面临严重威胁。“亡秦者必胡”的议论已在民间流传开来。

同时，地处五岭之南的“百越”陆梁人对秦的统一和政治的稳定也造成一定的威胁和困扰。要建立一个强大而牢固的封建帝国，就势必要对这两股军事力量给予打击。

问题出现了。摆在秦始皇面前的是匈奴人，剽悍强壮，以战征之，难攻难守；而“百越”虽远隔千山万水，路途遥远，但部族分散，军事力量相对较弱，攻取较易，守戍也可能成功。

面对新的局势，秦始皇毅然实行战略大转移，采取了先弱后强，先远后近的征战方针，这实则是15年前李斯等人战略思想的复活，秦始皇终于在历史发展进程的这一阶段付诸实践了。

50万秦军兵分五路，以战略进攻的姿态出现在“百越”战场上，很快取得了胜利，占领了这块土地。南海也因“百越”的征服而打通了。

随着对“百越”战争的胜利，秦始皇立即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攻击匈奴，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结果匈奴退却700余里，并最终形成了“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抱怨”的战略局面。至此，大秦帝国才真正达到了诸侯尽西，四海归一，天下大同的局面。

两千多年后，人们看到的秦始皇兵马俑这一庞大的地下军团，正是为悼念扫平六合、血染华夏的秦军忠烈的。

始皇帝之死

1976年秋，秦俑三号坑被发现试掘之后，在省文物局支持下，程学华从考古队分离出来，单独率领部分从当地招收的“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学员，组成一支钻探小分队走进秦始皇陵园，开始大规模钻探，以期揭开秦始皇陵地宫及周围埋葬的所有秘密。

图7-17 考古队招收的亦工亦农学员在一号俑坑清理

毫无疑问，秦始皇陵在中国几千年陵墓建造史上，可谓是最浩大、最辉煌、最令世人充满遐想的顶级帝王陵墓，但在时间的排序上不能称之为最早的。陵墓在中国的起源要早于这位始皇帝的时代。

研究资料表明，最初在陵墓上筑丘和植树的陵园形式来自春秋时代的孔子。在孔子之前的葬仪极为简单，死去的人一旦抬到野外，就挖坑埋掉，坑的上方不加封土，周围不种树木。有研究者认为这种葬仪是由于当时人们的物质条件简陋和思想方式简单所决定的。简陋的物质条件赋予人类一种深刻的思想内蕴，使他们相信人类来自自然的孕育，最后必然要回归到自然的怀抱之中。

尽管殷商时代葬仪已实行棺椁和墓穴制，但仍未起陵丘。而春秋末期的孔子之所以在父母的墓穴上筑起四尺高的土丘并种植几棵小树，实则是因为他四处奔走，怕回来时找不到父母的墓地，无法施行其一生为之苦苦宣教的两个字——“礼制”而已。这时的孔子想不到他推行的礼仪收效甚微，而在陵上筑丘和植树的行为却在各国风行起来，并且愈演愈烈，直到涂上了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

秦始皇一生讨厌儒学，但唯独在陵墓的兴建上没有拒绝孔子最先创立的在陵上封土植树的礼制，并把它加以发展而系统化，建造了在中国封建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陵墓陵园机构，从而开创了两千多年来历代帝王在陵墓建制上的先河。

据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记载，秦始皇在13岁刚刚登上秦王宝座时，他的陵园建造工程也随之开始，建造人数最多时达70万人。直到他死亡并葬入地宫后，陵园的工程尚未全部完成，前后修建时间达39年，其规模之庞大、建筑之豪华可想而知。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带着左丞相李斯和小儿子胡亥，在近侍中车府令赵高等臣僚、卫队的簇拥下，开始了第五次，也是他一生最后的一次出巡。

大队人马伴着初升的旭日从都城咸阳启程，在金风丽日下出武关、过丹汉两水域，沿长江东下分别到达虎丘山和会稽岭。秦始皇在会稽岭祭奠大禹，刻石颂功，并针对东南地区存在的氏族社会婚姻习俗和男女**的现状，提出了“要大治濯俗，天下承教化之风，使民俗清廉”的新型封建思想。同时刻石宣示，以醒臣民。

离开会稽岭，秦始皇率大队人马从长江渡江沿水路到达琅琊。在方士徐福的诱说下，秦始皇亲率弩手进入东海寻找鲛鱼作战，并将一条巨鳞可辨、若沉若浮的大鱼用连弩射死。

当秦始皇满怀胜利的喜悦，在琅琊台饮酒作乐之时，忽感身体不适，只好下诏西还。车队到达平原津，秦始皇竟一病不起。左丞相李斯见状，急令车驾速返咸阳。

时值盛夏，如火的烈日灼烤着这支车队，大路上弥漫升腾着黑黄色烟尘。李斯、胡亥心急如焚，秦始皇痛苦不堪，不时发出阵阵呻吟，死神在一步步向他逼近。

当车队到达河北境内的沙丘时，病入膏肓的秦始皇自知将不久于人世，弥留之际，他强撑身体把李斯和赵高叫到跟前，让他俩草拟诏命，传诏在北疆防御匈奴的长子扶苏速回咸阳守丧。

李斯、赵高匆匆把诏书拟好，秦始皇过目后，用颤抖的手把玉玺递给李斯，有气无力地说道：“速派使者送达扶苏……”余下的话尚未说出，便撒手归天了。

这位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翻云覆雨、改天换地的一代伟人，终于走完了他那辉煌的人生途程。死时年仅50岁，从他自称始皇帝算起仅为12年。更令人扼腕的是，当秦始皇的尸骨进入他生前修筑的那座地下迷宫时，大秦帝国已是日薄西山，只靠惨淡的光晕来照耀这块板结、干裂的黄土地了。正是：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

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

明断自天启，大略驾群才。

收兵铸金人，函谷正东开。

铭功会稽岭，骋望琅琊台。

刑徒七十万，起土骊山隈。

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

连弩射海鱼，长鲸正崔嵬。

额鼻象五岳，扬波喷云雷。

鬐鬣蔽青天，何由睹蓬莱？

徐氏载秦女，楼船几时回？

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大秦帝国的崩溃

秦始皇在出巡途中，于沙丘驾崩。丞相李斯深知，在新主尚未确定和登位情形下贸然宣布先帝死讯将意味着什么。于是，李斯断然决定秘不发丧，知情者仅限于自己、胡亥、赵高和几位近侍。

李斯与赵高秘密筹划后，始皇帝的遗体被放入一辆可调节温度的辒辌车中。放下车帷，令其他臣僚无法知道车内虚实。每日照常送饭递水，臣僚奏事及决断皆由胡亥、中车府令赵高和李斯代传批示。在这新旧政权交替的危急之时，李斯急催赵高速发诏，召扶苏立即赶回咸阳守丧和继承皇位，以免发生不测。

然而，这时的赵高却另有打算。在他的威逼诱劝下，李斯终于被迫同意篡改始皇帝的遗诏，派使者赐剑给屯守北疆的公子扶苏，罗织罪状命他自杀，改立胡亥为皇帝。

为等待扶苏的死讯，车队故意从井陉绕道九原，再折回咸阳。漫长的旅途和酷日暴晒，始皇帝的尸体已腐烂变质，恶臭难闻。李斯、赵高速命人买来几车鲍鱼，随辒辌车同行，以鲍鱼之臭掩饰尸臭，使随行臣僚不致看出破绽。

车队就要驶进咸阳时，扶苏自杀的消息传来。于是，李斯、赵高才公开始皇帝的死讯。九月，始皇帝早已腐烂的遗体，被草草葬于骊山陵中。胡亥由此登基称帝，赵高随之升为郎中令，李斯仍为丞相。

在赵高的唆使下，胡亥登基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命人用毒酒将北疆屯边的将军蒙恬赐死。然后将6位王子和10位公主抓捕，押往长安东南处一一杀死。紧接着，又逮捕12位王子，押往咸阳闹市斩首示众。其余皇室宗亲，有的被迫自杀，有的则在出逃中，被“御林军”截杀……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胡亥的帝位不受侵害。为彻底斩草除根，胡亥下令，对朝廷中持有异议的臣僚格杀勿论。最后，曾为赵高所惑，昧着良知和冒着风险进行政治投机、帮助胡亥登上帝位的丞相李斯，也在赵高的操纵下被腰斩于咸阳……

随着秦帝国大厦的倾塌和历史的延续进展，这段震惊天下的血案，也渐渐埋没于岁月的尘埃之中。后人再也无法见到朝廷内外涌动的血水，更听不到那凄厉悲怆、撕心裂肺的呼号，一切都成为梦境般遥远的过去。

然而，1977年10月，程学华率领的秦陵考古钻探小分队在陵东发现了17座殉葬墓，无意中为后人打开了一扇透视两千年前那段血案的窗户。

为弄清墓坑的形制和内容，程学华带领考古人员对其中的8座进行试掘，墓葬形制均为带有斜坡墓道的甲字形状。其中斜坡道方圹墓2座，斜坡道方圹洞室墓6座。墓的独特形制表示了墓的主人应是皇亲宗室或贵族大臣，因为秦代的平民不享有这种带墓道的安身之所。从墓中发现的异常讲究的巨大棺椁推断，也非一般平民所能享用。

之所以把这些殉葬墓看作窥视那段历史血案的窗口，是棺内尸骨的零乱和异常器物的发现。有的尸骨下肢部分被埋入棺旁的黄土，头骨却放在椁室的头箱盖上。有的尸骨头盖骨在椁室外，其他骨骼却置于椁内。更为奇特的是，一具尸骨的躯体与四肢相互分离，零乱地葬于棺内，唯独头颅却在洞室外的填土中。

经考古人员仔细研究后发现，这个头颅的右额骨有一块折断的箭头，显然是在埋葬前被射入头部的。在已发掘的8座墓中，共有7具尸骨存在，其中有一座竟找不到一块残骨，却发现了圆首短剑一柄……

一切迹象表明，墓中主人是受到外力打击而死亡的。从尸骨凌乱和出土的器物推断，这些墓主大多是被砍杀、射杀后，又进行肢解才葬于墓中的。

证明墓主人是皇亲宗室、臣僚贵族的理由，除独特的斜坡墓道外，考古人员还在墓中发现了极为丰富的金、银、铜、玉、漆器及丝绸残片。其中一件张口鼓目、神似鲜活的银蟾蜍，口中内侧刻有醒目的“少府”二字，说明此件葬器来自秦代少府或由中央铸铜官署——少府制造，后为墓主人所有。如此珍贵的器物，亦是平民百姓所难拥有或见到的。

面对如此残酷的历史事实和见证物，不能不令人想起胡亥制造的那场宫廷血案。这一具具凌乱的尸骨，无疑都是被杀的王子、公主或宗室大臣，绝非正常死亡。因为科学鉴定的结果表明，这7具尸骨，除一人为20岁左右的青年女子外，其余均为30岁左右的男性，如此年龄相当又一致的正常死亡是不可能的。更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挖墓人员当时取暖留下的灰烬，这就进一步说明挖墓时间是在冬季。而胡亥诛杀王子、公主、朝廷臣僚的时间也是在冬末春初的寒冷季节。这个并非偶然的巧合，更能令人有理由相信，这17座墓的主人就是那场宫廷血案的悲剧人物。他们的惨死以及惨死后给秦帝国带来的毁灭性结局，恐怕是秦始皇和胡亥都未曾预料到的。

千百年来，人们往往把秦帝国短命的原因一味地归结为，秦之暴政以及刑罚的残酷、劳役和兵役的繁重，使“苦秦久矣”的天下百姓终于揭竿而起，将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第一个封建帝国棒杀于幼年。

兵役劳役的繁重、刑罚的残酷，不能不说是导致秦帝国灭亡的重要原因，但非根本的原因。

秦亡的根本原因是胡亥篡位后的倒行逆施，人为地造成了秦统治集团的矛盾和分裂，削弱了统治力量，最终使秦王朝短期灭亡。正如三国时期著名政治家诸葛亮所指出的“秦王以赵高丧国”。而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看得更广更细，说得也更清楚明了：秦王朝的“再传而蹙”，是由于“扶苏仁儒，胡亥稚蒙，奸宄内发，六国余孽尚存”等一系列原因所造成。这里的“奸宄”无疑是指赵高之流。

假如，胡亥继位后励精图治，稍微缓和一下社会矛盾，秦帝国不会如此快地大厦倾塌。假如，胡亥能维护朝廷内部官僚集团的团结和利益，即使山东起乱，秦王朝尚有足够的力量对敌。试想，当年的章邯匆匆武装起来的几十万骊山刑徒，就能将农民起义军周章打得大败，那么，在北疆屯守的秦王朝30万精兵以及大将蒙恬和章邯合兵一处，共同对敌，刘邦、项羽大军就未必能**，越过函谷关，至少不至于如此迅速地杀进咸阳，置秦于死命。

历史没有重演的机会，事实让后人看到的是秦帝国迅疾崩溃消失的结局。秦始皇帝陵的17座杀殉墓以及秦都咸阳城内的血雨腥风，无不昭示着这种结局的真正原因。诚如明末思想家李贽所叹：“祖龙千古英雄，挣得一个天下……卒为胡亥、赵高二竖子所败，惜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