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初春，严重的旱情威胁着中国西部八百里秦川。坐落在骊山脚下的西杨村也未能幸免，田园的麦苗几近枯萎，再不设法施救，将颗粒无收。
夕阳的余晖笼罩着村南的柿树园，折射出令人心焦的光。奔走了一下午的西杨村生产队队长杨培彦和副队长杨文学站在柿树园一角的西崖畔上，眼望着这片只长树木、不长庄稼的荒滩，再三犹豫，踌躇不定。
眼看太阳就要落山，杨培彦吐了一口烟雾，终于下定决心，挥起笨重的??头在脚下石滩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圆圈：“就在这里打井吧！”
杨文学望望骊山两个山峰中间那个断裂的峪口，正和身前的圆圈在一条直线上，心想，水往低处流，此处跟山峰间的沟壑相对应，地下水肯定不会少。于是，他点了点头说：“好，但愿土地爷帮咱的忙吧。”
翌日清晨，以西杨村杨全义为首，包括杨新满、杨志发等6个青壮年，挥动大??在杨培彦画的圆圈里挖掘起来。他们要在此处挖一眼大口径的井，以解决燃眉之急。
尽管地面布满了沙石，一??头挖下去火星四溅，但在干旱中急红了眼的农民，以锐不可当之势穿越了沙石层。当挖到1米多深时，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层红土。这层红土异常坚硬，一??头下去只听到“咚”的碰撞声，火星溅出，却无法穿透它。
“是不是咱们挖到砖瓦窑上了？”井底的杨新满放下??头，擦把额头上的汗水，不解地望着众人。“可能。听老人们说，咱这一带过去有不少烧砖瓦的土窑。”杨全义说着，递过一把镐头，“来，用这玩意儿挖挖看。”井下又响起了咚咚的声音，坚硬的红土层在杨新满和杨志发两个壮汉的轮番攻击下，终于被凿穿了。这是一层大约30厘米厚的黏合状红土，很像烧窑的盖顶，但大家并未深究，只凭着自己有限的见闻，真的认为是一个窑顶。
越过了红土层，工程进展迅速。不到一个星期，这口直径为4米的大井，就已深入地下近4米。此时，他们手中的??头离那支后来震惊世界的庞大军阵，只有一步之遥。
历史记下了这个日子——1974年3月29日。
当杨志发的??头再抡下去又扬起来的瞬间，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的第一块陶片出土了。奇迹的第一线曙光划破黑暗，露出地面。遗憾的是，这块陶片的面世并没有引起杨志发的重视，他所渴求的是水。在他的心目中，水远比陶片重要。于是，杨志发和同伴的??头便接二连三地向这支地下军阵劈去。
一块块头颅、一截截残肢、一根根断腿相继露出，这奇特的现象，终于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个砖瓦窑还有这么多烂东西。”一个青年将一截陶质残肢捡起来又狠狠地摔在地上，沮丧地小声嘀咕了一句。“砖瓦窑嘛，还能没有点破烂货，快挖吧，只要找到水就行。”杨全义在解释中做着动员。那青年人叹了一声，又抡??劈向军阵。
几分钟后，在井筒西壁的杨志发突然停住手中的??头，大声喊道：“啊，我挖到了一个瓦罐。”听到喊声，正在运土的杨彦信凑上前来，见确有一个圆口形的陶器埋在土中，便好心地劝说：“你慢慢地挖。要是还没坏，就拿回家到秋后捂柿子，听老人们说，这种瓦罐捂出来的柿子甜着呢！”
杨志发听罢，??、手并用，连刨带扒，轻轻地在这个瓦罐四周活动。土一层层揭去，杨志发心中的疑惑也一点点增加，当这件陶器完全暴露时，他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眼前的东西根本不是可以用来捂柿子的瓦罐，而是一个人样的陶制身子（实则是一个无头空心陶俑）。他晦气地摇摇头，然后带着一丝失望和恼怒，用足了劲将这块陶俑身子掀入身旁的吊筐，示意上面的人拉上去扔掉。
当这块陶俑身子刚刚被抛入荒滩，井下忽然又发出一声惶恐的惊呼：“瓦爷！”
众人又一次随声围过来，几乎同时瞪大了眼睛，脸上的表情比之刚才有了明显变化。摆在面前的是一个陶制人头。只见这个人头顶上长角，二目圆睁，紧闭的嘴唇上方铺排着两撮翘卷的八字须，面目狰狞可怕。有一大胆青年用??头在陶人头额头上轻敲，便听到咚咚的响声。
“是个瓦爷。”有人做了肯定的判断，紧张的空气稍有缓解。“我看咱们挖的不是砖瓦窑，是个神庙摊子，砖瓦窑咋会有瓦爷的神像？”有人推翻了以前的判断，同时又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个见解得到了多数人的认可。
“甭管是砖瓦窑还是神庙摊子，找到水才是正事，快挖吧。”身为一组之长的杨全义出于对大局的考虑，又理性地把大家的注意力拉回到现实生活中来。满身泥土的农民们又开始挥??扬锨挖掘起来，没有人再去为刚才的“瓦爷”发表不同的见解并为此大惊小怪。
随着??头的劈凿、铁锨的挥舞，一个个陶制俑头、一截截残腿断臂、一堆堆俑片被装进吊筐拉上地面，抛入荒滩野地。出土的陶俑引起了村中一群少年的兴趣。他们纷纷奔向荒滩捡拾俑头，先是好奇地玩弄，接下来便将俑头立于荒滩作为假设的坏蛋，在远处用石头猛烈轰击。有聪明的孩子将俑身和俑头一起搬到自家的菜园中，在俑的手里塞上一根长杆，杆头上拴块红布，然后再找来破草帽，将陶俑打扮成一个活脱脱的看园老翁，日夜守护菜园，使麻雀不敢放肆地前来啄食返青的菜苗。
图7-1 挖出的陶俑残件
正当人们对陶俑大加戏弄、损毁丢弃或顶礼膜拜之时，村前的井下又发现了更加奇特的情形。在离地面约5米的深处，大家发现了青砖铺成的平面台基，同时还有3个残缺的弩机和无数绿色的青铜箭头。
这是地下军阵向两千年后的人类发出的最后一丝信号，兵器的出土意味着对砖瓦窑和神庙两种推想的彻底否定。可惜，这里没有人去理会最后的信息，更没人再围绕这稍纵即逝的信息去思考些什么。
让众人欣喜和激动的是，尽管没有人找到地下水，但找到了硕大的青砖和铜器。虽然一时还不能辨别是不是秦砖，但毕竟是古代的东西，多数人认为，拿回家做成枕头可以医治失眠症。于是，井下的秦砖很快被哄抢一空，进入各家的炕头、被窝。
正当大家在井里井外大肆哄抢秦砖之时，有一位青年却棋高一着。他默默伏在井下，从泥土中捡拾看上去并不显眼的青铜箭头。待捡拾完毕，他脱下身上的破褂子一包，然后直奔附近三里村的废铜烂铁收购站，以14.4元的价格将几公斤青铜箭头售出。
当这位青年摸着已经明显鼓起来的上衣口袋，叼着香烟，一步三摇，满面春风地返回时，村人才蓦然醒悟：“还是这家伙有心计。”悔恨之中蜂拥于井底，却已经晚了。
绝处逢生
整个西杨村围绕着“瓦爷”的出现，沸沸扬扬热闹了一阵子之后，又归于静寂。村民们重新进入井中，抡起手中的??头向下劈去。
此时，出现了一位改变兵马俑命运的人，历史应该记住他的名字——房树民，临潼县晏寨公社水管员。
他的工作职责是管理、调配晏寨公社的水利建设和水源利用，西杨村打井与他的工作职责发生联系。事实上，当这口井开工的第三天，他就察看过地形和工程进展的情况，并对在此处取水充满了信心。当听说井已深入地下5米多却仍不见点滴水星时，他便揣着诸多疑问来到西杨村看个究竟。
“这口井为啥还不出水，是不是打到死线上去了？”房树民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询问。
“不像是死线。可不知为啥，打出了好多瓦爷。”杨培彦回答。
“瓦爷？什么瓦爷？”房树民惊奇地瞪大了眼睛。
“跟真人差不多，还有好多青铜箭头、砖坯子。”杨培彦吸着纸烟，像叙述一段久远的往事，详细地介绍了打井过程中发生的一切。
房树民来到了井边。他先在四周转了一圈，捡些陶片在手里端详敲打一阵后下到井底。井壁粗糙不平，一块块陶片、碎砖嵌在泥土里，只露出很小的部位。他拿着用手抠出的半块砖来到组长杨全义的跟前：“这井不能再挖下去了。”
“为啥？”杨全义吃了一惊。
“你看，这砖不是和秦始皇陵园内出土的秦砖一样吗？”此前，临潼县文化馆收集了一些从秦始皇陵园出土的秦砖。房树民与县文化馆文物干部丁耀祖是好朋友，平日常去馆里找他，时间长了，就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文物知识。
“可要这些东西也没啥大用处。”杨全义仍然不解其意地说。
房树民爬出井口，找到生产队长杨培彦：“我看这像古代的一处遗址。先让大家停工一天，我打电话让县上来人看看再说吧。”
房树民骑着自行车到临潼县文化馆，在半路上碰到了正要回家的丁耀祖。丁耀祖听完房树民说的情形，立即掉头返回文化馆向副馆长王进成做了汇报。王进成觉得此事有点意思，便又叫上管文物的干部赵康民一起去西杨村。而房树民在见到丁耀祖后，即返回西杨村召集干部去打井工地等候。
四人会合后，先是在工地上仔细察看了一遍，然后又在杨培彦带领下，到堆放井土处观看。只见几个比较完整的无头陶俑横躺在地上，王、赵二人十分震惊。1964年4月，县文化馆在秦始皇帝陵冢附近村民家里征集到一件秦代跽坐陶俑，才65厘米高，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这次突然出现了跟真人一样高大的陶俑，当然令人震惊。不过，这些陶俑还难以断定是不是两千多年前的秦代文物。按常规判断，若在秦始皇帝陵冢周围出土则很可能是秦代的。可是这里离陵冢有一二公里之遥，秦代陶俑放到这么远的地方似乎不大可能。
几人没有为此多伤脑筋，目前最急需的是把这些文物收拢起来，以后再慢慢研究。“这可能是极有价值的国宝，井不要再打了，赶紧把这些东西收拢起来，送往县文化馆收藏好……”副馆长王进成对杨培彦叮嘱了一番，即刻返回临潼。
第二天，赵康民又来到西杨村组织村民收捡散失的陶俑、陶片，同时又赶到三里村废品收购站，把被收购的青铜箭头、弩机作价收回。为了尽可能地挽回损失，赵康民又带领村民用借来的铁筛子，把可能带有文物的井土全部过筛，许多残砖、陶片，包括陶俑的手指、耳朵等被筛了出来。
在赵康民的指导下，村民们把这些完整的和不完整的、大大小小的文物装了满满三架子车，拉到五公里外的县文化馆。赵康民当场给了村民30元人民币以示奖励。拿到钱后的村民们十分惊讶：“这三车破砖烂瓦给这么多的钱！”回到村后，这些村民把30元钱如数交到生产队，队里给每人记了5个工分，算半个劳动日。当时5个工分可换算为一角三分钱，大家都感到十分满意。
赵康民把社员送来的文物做了初步整理，觉得有必要再亲自做些考察发掘，于是，便在5月初又到打井处招来一帮村民发掘了20多天，直到村民准备夏收时才停止。这次发掘，在井的周围掘开了南北长15米、东西宽8米的大坑，发现了更多的陶俑。此后，赵康民每天待在文物修复室，对这些没头和缺胳膊少腿的陶俑及一大批残片做了清洗，并细心地进行拼对、粘接、修补。没过多久，就修复出两件比较完整的武士俑。
图7-2 修复后的兵马俑
正当赵康民躲在僻静的文物修复室潜心修复陶俑时，这年5月底，由于一位不速之客的偶然“闯入”，使这支地下大军又绝处逢生，大踏步走向当今人类的怀抱。这位不速之客就是新华社记者蔺安稳。
一个记者的推断
蔺安稳是临潼县北田乡西渭阳村人，1960年高中毕业后考入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1964年毕业分配到北京新华总社工作。他这次回临潼，是因为公休假，探望仍在临潼县文化馆工作的妻子以及家人。就在这次探亲中，他从妻子口中得知文化馆收藏了农民打井挖出的陶俑。有一天，闲极无聊的蔺安稳突然想起妻子所言，便径自走到文化馆文物陈列室后面一个光线暗淡的房间看个究竟。只见几个高大魁梧的陶俑身着铠甲，手臂做执兵器状，威风凛凛，气势逼人。他在身心受到强烈震撼的同时，当即断言：“这是2000年前秦代的士兵形象，为国家稀世珍宝。”
自小喝渭河水长大的蔺安稳，太熟悉自己的故乡了。周幽王戏诸侯的烽火台、杨玉环洗凝脂的贵妃池、项羽火烧阿房宫、刘邦智斗鸿门宴……无数流传民间的故事伴他度过了天真活泼的少儿时代。当他还是一名中学生时，便按照父辈讲述的故事四处寻觅遗迹，秦始皇陵那高大的土冢由此成为他嬉戏的乐园。他曾无数次从陵冢的封土上滚下，又无数次攀上去，这里留下了他童年的足迹和青春的梦。
图7-3 骊山下的秦始皇帝陵
蔺安稳之前常读《史记》《资治通鉴》等史书，对其中有关家乡的秦始皇陵修建情况及秦始皇的生平事迹更是格外注意，并熟记于心。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功底，他才能对面前的陶俑做出大胆的判断。
此后，蔺安稳多次找赵康民了解发现经过，交流对陶俑的看法。又到西杨村打井工地进行实地勘察，找打井干部、社员交谈。通过一次次座谈和调查得知，当地农民过去由于打井、平整土地等生产活动，陶俑曾几次露头出土。有位70多岁的老人说，在他10岁时，他父亲也曾在这一带打井，本来已挖出了水，但不几天水就没有了，后来再向下打，发现地下有些空隙。当时他父亲在井底四壁发现过像人的“怪物”，认为是这些“怪物”在作怪，才打不出水，就把它们提上来，放在太阳底下暴晒，结果还不见井里出水。一气之下，他父亲就把它们吊起来，用棍子打个粉身碎骨……
6月24日，蔺安稳怀着兴奋、激动和忐忑不安的心情，匆匆乘火车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蔺安稳将武士俑的基本情况、当下问题清楚地叙述出来，撰写成报道发表在了《人民日报》的内参《情况汇编》上，报道很快引起了中央的注意，要求写出具体调查报告，迅速上报。经国务院和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委迅速组成了秦始皇陵秦俑坑发掘领导小组。
图7-4 只有高级领导人才能看到的“内参”复印件
7月15日下午，考古队人员携带几张行军床、蚊帐等生活及发掘用具匆匆离开西安，乘一辆敞篷汽车来到西杨村，在生产队长杨培彦的安排下，于村边生产队粮库前的一棵大树下安营扎寨。
当一切安排妥当，夜幕已降临了。四周看不到一点灯火，沉寂苍凉的秦始皇陵被蒙上了一层阴森恐怖的面纱。高大的骊山在夜色中辨不分明，只有阵阵凄厉的狼嚎隐约传来，使这块土地显得更加荒蛮、更具野性。
第二天，考古人员携带工具到农民打井处实地勘察。大家站在荒芜的田野上看到当地农民挖出的那个深4.5米的方坑，从断面农耕层以下布满了红烧土、灰烬、陶片和俑的头、臂、腿。俑虽已残破不堪，但多少可以看出它的大小。如此规格的陶俑令考古学家们大为惊异。尽管此前在陕西这片黄土高原上挖过不计其数的春秋、战国、秦汉、隋唐等朝的墓葬，却从没见过如此高大的陶俑，他们内心禁不住惊叹道：“奇迹，真是奇迹！”
在一番感慨惊叹之后，考古人员按照发掘程序工作起来。首先是对地形地貌进行调查。通过现场勘察，这里位于骊山北麓、秦始皇帝陵园东门的北侧，距陵园东垣外约1.5公里，地处骊山溪水和山洪暴发冲积扇的前沿。多年来，屡经山洪的冲刷和淤沙堆积，形成了1米多厚的沙石层，表面浮积了大大小小的河卵石，上面长满了灌木丛和当地常见的柿树、杏树等。
地理环境基本搞清后，他们又进行一系列拍照、文字记录、测量等对考古人员来说不可或缺的工作，然后开始普查。通过查找文献，走访当地群众，他们发现历代王朝编纂的史书上没有任何有关兵马俑的记载，一切故事都来自民间。
历史信息之一
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后，亲率大军东渡黄河，直扑北京。多尔衮带领数十万八旗子弟进驻山海关以东的茫茫雪原，虎视眈眈翘首西望。大明帝国已走到了它的尽头，向历史的死海沉去。
由于战火连绵，骊山脚下难民云集，西杨村顿时添了不少逃难的百姓。
依然是春旱无雨，村中仅有的一口井已无法满足众人的需求。于是，难民们便组织起来到村南的荒滩上掘井取水。
一切都极为顺利，仅三天时间，井下已冒出清澈的泉水。然而，一夜之间井水又流失得不能倒桶提取，众人见状，无不称奇。
有一青年找来绳子拴在腰上，下井查看。当井上的人们急着要得知缘由时，却意外地听到井下一声惨叫，随后再无声息传出。众人急忙把青年拉上来，只见他已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大家在惊恐忙乱中将青年抬回村中，姜汤灌之。约一个时辰，青年苏醒，嗓子眼儿叽里咕噜地响着并用手比画，但就是说不清是何缘故。
一大胆的汉子纳闷之中，对青年装神弄鬼、支支吾吾的做派颇不以为然，提刀重新下井，探看究竟。因眼睛一时不能适应井底的灰暗阴森，大汉以手摸壁，四处察看，发现井壁已被水泡塌了厚厚的一层。
正在这时，只听身后“哗啦”一声响动，大汉打个寒战，急转身，见一块井壁塌陷下来，随之出现一个黑乎乎的洞口。洞口处站着一个张牙舞爪的怪物，晃**着身子似向他扑来。
大汉本能地举刀砍去，随即向井上发出呼救。当他被拉出井口时，已面如土色，昏倒在地。
消息传开，无人再敢下井探寻。西杨村一位老秀才遍查历史典籍，终于找到了“不宜动土”的根据，谜一样的水井也随之填平。
老秀才为让后人牢记“不宜动土”的缘由，特地用“笔记”形式记载了事件详情。老秀才这“不宜动土”的理论，尽管没有让后人醒悟并停止在这里挖掘，然而这份“笔记”却成了最早有关秦始皇帝陵兵马俑信息的记录。
历史信息之二
1932年春，在秦始皇陵内城西墙基外约20米处，当地农民在掘地中，从1米多深的地下挖出一个跪坐式陶俑，此时关中正值军阀混战，狼烟四起，这个陶俑很快便下落不明。据推测，此俑很可能被后来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带走了。
1948年秋，在秦始皇陵东的焦家村附近，农民又挖出两件陶俑。两俑均为坐姿，身着交襟长衣，脑后有圆形发髻。一件被临潼县文化馆收藏，另一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尽管这三件陶俑已幸运地重新回到人间，但人们在拥抱它的同时，只是欣赏敬慕它们自身的价值而做出“是属于秦国全盛时代的伟大艺术创作”的结论，却未能做更详尽的研究。无论是一代名家郑振铎还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有研究员头衔的专家，都把那件男性跪坐俑误标为“女性”。当然，从外表看，那件俑也确实像一位腼腆的少妇。
历史信息之三
1964年9月15日，《陕西日报》一版并不显要的位置登载了一则消息：
临潼出土秦代陶俑
最近在临潼秦始皇陵附近又发现秦代陶俑一个。是在焦家村西南约150米处，今年4月，群众在整理棉花地时，距地面约1米深处发现的，为一跪式女俑。这一陶俑比解放前发现的两俑更为完整。头发、衣纹清晰可见，神态幽静大方，栩栩如生。现文物保存在临潼县文化馆内。
这是秦俑被埋葬20多个世纪以来，第一次官方文字报道，也是这地下军阵最有可能走向人类的重要信息。但随着人们好奇心的满足，这一信息很快烟消云散，缥缈于无限的宇宙了。地下这8000伏兵要走出黑暗，重见光明，还要等到10年之后。
无边俑坑与神秘人物
第三天，考古人员进入工地，围绕赵康民原来发掘的俑坑向外扩展。此时，考古人员对发掘前景并未抱很大的希望。从考古的角度来看，此处距秦始皇陵太远了，两者很难扯到一起。退一步说，即使此处是给秦始皇陪葬的俑坑，按过去考古发掘的经验，也不会有多大的规模，估计最多十天半月就可全部发掘完毕。没想到半个月发掘下来，连俑坑的边都没摸着。考古人员觉得有些不对劲，怎么还有没边的俑坑？
当俑坑开拓到400多平方米时，仍旧不见边际。考古人员大为惊讶，有人提出疑问：“这是不是陪葬坑？如此规模的陪葬俑坑在世界考古史上也未曾发现过。”
“不能再继续发掘了，还是先派人探查一下再说吧。”死人唬住了活人。考古人员面对这支地下大军神秘莫测的阵容，不得不考虑重新派出侦察部队探查虚实。
发掘暂时停止，考古队将遇到的情况和心中的迷惑向领导小组做了反映，同时提出增派力量进行钻探的建议。这个建议很快得到批准。于是，8月初，又有三名考古队员来到了俑坑发掘工地。
吕不韦戟出土
经过大约半年时间，考古人员通过大面积钻探和部分解剖，终于大体弄清了俑坑的范围和内容。这是一个东西长230米，宽度62米，距地表4.5米至6.5米，共有6000个左右武士形象的陶俑组成的军阵。如此规模庞大的军阵令考古人员目瞪口呆。他们在为自己当初的设想未免有些“小家子气”而感到汗颜的同时，依然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于是，赵康民提出了一个新的见解：“肯定中间夹着其他的玩意儿，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大的俑坑？”
“也许中间没有俑。”有人提出了相似的猜测。
大家围绕俑坑中间到底有俑还是无俑的主题，展开激烈的争论。争论一时难定胜负，只有通过发掘予以验证。考古队把情况向上级业务部门汇报后，遂开始大规模发掘，并把此坑定名为秦俑一号坑。
根据考古界以往惯例，考古队在附近村庄招收一批民工协助工作。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又从当地驻军借来百余名解放军战士参加发掘。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几十名学生，在刘士莪教授率领下，也前来工地助阵。
图7-5 最早发掘的一号坑情形
图7-6 陶俑刚出土时情形
发掘进度明显加快，仅1个星期已揭露土层1000多平方米，陶俑出土500余件。从带有花纹的青砖和陶俑的形状可以断定，这个俑坑属于秦代遗迹无疑，但俑坑与秦始皇帝陵的关系尚难断定，因为这个俑坑距离秦始皇陵内城1.5公里多，在这样远的地方放置陶俑陪葬，在当时的考古资料里还没有发现先例。
尤其令人不能迅速作出结论的是，在秦始皇帝陵周围分布了许多秦代的大墓葬，这就让考古人员不得不对陶俑与陵墓的从属关系倍加慎重。事实上，当这个兵马俑坑全部掘开，考古界对俑坑与秦始皇帝陵的从属关系作出结论的10年之后，依旧有人提出此坑不是从属秦始皇陵，而是为秦始皇祖母宣太后或那座不远处的秦大墓（又称将军墓）陪葬的全新理论，这一理论曾引起学术界一片哗然。
要想弄清历史的真相就必须有确凿的证据，设想与推想固然有可取之处，但证据则更为重要。俑坑出土陶俑已达到了500余件，始终未见与它的主人相关的点滴记载和可靠证据。这个现象令考古人员由惊喜渐渐陷于迷惘，如果陶俑与陵墓的关系搞不清楚，那么俑坑的内涵也就难以弄清。
正在这时，一把足以揭开谜底的钥匙出现了。
在一个被打碎的陶俑身前，静静地躺着一把未见锈痕、光亮如新的青铜戟，戟头由一矛一戈联装而成，顶端戴有类似皮革的护套。戟柄通长2.88米，朽木上残留着淡淡的漆皮与彩绘，末端安有铜墩。
从外形可以断定，这是一把典型的秦代青铜戟，戟头内部鲜亮地刻着“三年相邦吕不韦造寺工口”等珍贵铭文。铜戟与铭文的出现，在提供了确定兵马俑坑为秦始皇陪葬坑的重要证据的同时，也再现了两千多年前那段风起云涌的历史，以及大秦帝国两个闪光的名字：秦始皇、吕不韦。
传奇吕不韦
约公元前260年，战国时期的韩国阳翟城里有一名富商姓吕名不韦，往来于中原各国做买卖。据史料记载，此人善于投机取巧，颇有胆识。
吕不韦靠他的聪明与胆略赢得了万贯家财的同时，苦恼也随之而来。他不时地看到那些家资巨万的阳翟大商人，一旦得罪了官府贵人，顷刻间便家破人亡，钱财也随之烟云一样散去。面对随时都可发生但又无法改变的事实，聪明的吕不韦悟出了一个道理：钱是需要依靠权势来保护的，或者说，有了权也就拥有了钱，而靠权势得钱要比辛辛苦苦、提心吊胆地做买卖更为便利和稳当。
于是，吕不韦把他在商界的才智运用于进出官府、结交权贵，暗暗物色足以改变自己身份与地位的后台老板。经过两年的奔波与努力，契机终于到来了。
一天，吕不韦在赵国邯郸结识了作为人质押在赵国的秦公子子楚，这位公子本是秦国太子安国君的儿子。因为他的母亲在安国君心中失宠，不再被重视的子楚便被羁留在赵国邯郸以做人质，此时落魄的子楚境况惨不忍睹。吕不韦在惊讶之余，以他的机智与政治敏感，立即意识到这是改变自己命运的绝好良机，决定在这个落魄公子身上下大赌注。有一天，两人在欢宴之后，他当场告诉子楚：“我可以改变你这种落魄的状况。”
在这之前，吕不韦对各国权势集团做了详细研究，他知道秦国太子安国君最宠爱的是华阳夫人，而华阳夫人又偏偏无子。他正是瞅准了这个缝隙，开始了狡黠政治投机的第一步。
吕不韦先是赠给子楚大笔金钱，让他在赵国广交上层宾客，以便提高身价。然后携带金银财宝亲赴秦国做政治赌博，准备说服华阳夫人与安国君立子楚为嫡子。
华阳夫人收到以子楚名义贡奉的珍宝，深为感动。她觉得子楚是个聪明孝敬的孩子，虽在赵国吃尽了苦头，仍然念念不忘她这位非亲生的母亲。不久，她又听到宫廷大臣们开始称赞子楚，甚至有些老臣说他是立嗣的最佳人选。华阳夫人动心了。这时，她的姐姐和弟弟已被吕不韦买通，纷纷前来向华阳夫人陈述见地，使她越发明白自己虽受安国君宠爱，但毕竟没有儿子，一旦容颜衰退，必遭冷落，甚至会遭到不测。假如立子楚为嫡子，他将来必定会知恩图报，自己将永远不会失势，即使一旦失宠，仍有子楚作为依靠。
华阳夫人是个聪明又机灵的女人，她趁安国君正对她迷恋之际，劝说立子楚为嫡子。安国君的长子奚当时正由相国杜仓教导培养，按照惯例，王嗣之位已稳如泰山，可万没想到由于吕不韦的出现，形势急转直下，命运和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安国君没有吕不韦和华阳夫人那样精明的头脑，当然也不明白其中的圈套，他认为一切都顺理成章，答应下来倒也皆大欢喜。
于是，往日的落魄公子正式成为秦国的王太孙，吕不韦也顺理成章地成了这位王太孙的师傅。
一日，吕不韦在家中宴请子楚。两人喝得兴致正浓，只见一个美丽绝伦的舞女从帘后闪出来为他们跳舞助兴。子楚一见为之倾心。吕不韦见子楚已完全被自己这名已怀孕的爱妾所迷，便不动声色地笑笑，装出一副慷慨大度的样子：“如果王太孙喜欢这名侍姬，就让她跟你去吧。”子楚喜不自禁，匆匆结束晚宴，将女人带回府中。
吕不韦的结局
若干年后，安国君死去，子楚接替安国君的位子成为庄襄王。即位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吕不韦为丞相，赐给他食邑洛阳十万户，封为文信侯。同时封华阳夫人为太后，至于自己的亲生母亲就不再顾及了。
从落魄公子到一国之君，这极大的反差使子楚忘乎所以。他几乎是狠着心纵情享乐，其结果自然是乐极生悲，一病不起，为王不足三年就一命呜呼了。国君的位子由年仅13岁的太子嬴政继承，一切政权要靠吕不韦来支撑。羽翼未丰的秦王政，尊吕不韦为相国，并称仲父，一切政事全由这位仲父操纵。吕不韦当仁不让地利用手中的权势力主秦国对外征战。在连续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后，他自己在秦国的威望进一步提高。
吕不韦不惜心血和钱财所做的政治赌博终于取得了成功，他的梦彻底实现了。当年他送给子楚的侍姬、如今已贵为太后的女人仍然对他旧情不忘，暗中往来，以致“**不止”。这一切对一个商人来说，无疑是登峰造极的杰作。
随着秦王政年龄的增长，老谋深算的吕不韦怕遭到他这个私生子的报复，惊恐之中想出一条妙计，找来一个叫嫪毐的“大阴人”作为替身推荐给太后，这位年华正盛的女人与被当作宦官送进宫中的嫪毐私通后，很是满意，对嫪毐“赏赐甚厚，事皆决于嫪毐”。后来，太后与嫪毐竟秘密生下两个儿子，为避人耳目太后诈称卜卦不宜留居咸阳，迁往雍都宫殿。
公元前238年，已23岁的秦王政按照秦国礼制在雍都蕲年宫举行加冕礼。这一礼仪意味着他亲自执政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位始皇帝对母亲与嫪毐的丑事早有耳闻，他一旦执政，其结果可想而知。
嫪毐已察觉秦王政有除他之意，在性命难保的危急关头，决定孤注一掷，先发制人。他假借秦王御玺及太后玺发兵进攻蕲年宫，企图将刚刚加冕的秦王政置于死地。年轻气盛的秦始皇当机立断，派兵镇压，结果嫪毐兵败被诛三族，与太后生的两个儿子也被秦王政装入袋子活活摔死，风流太后本人被迁到雍都萯阳宫软禁起来。
早就对吕不韦独揽大权心怀妒恨的秦王政，借铲除嫪毐之机，毫不留情地免去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并削去侯爵及一切封地，逐归洛阳。几年后，又把吕不韦贬至巴蜀。不久，又追去一道诏书：赐其自刎。
吕不韦跪对亲生儿子发来的赐死令，知道已经山穷水尽，再无机可投，不禁老泪纵横。商人毕竟是商人，尽管他可以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一时的显赫，但毕竟不具备也不可能具备真正的政治角逐本领。或许，他的悲剧性结局，从那个辉煌梦想的实施之初就已注定了。因此，他悔恨交加而心肝俱裂，一杯毒酒才喝下两口，就砰然倒地。
一连串“宫闱秽事”和内部争斗的曝光，使后来的秦始皇曾怀疑吕不韦是自己的生父，但残酷的政治斗争已使他顾不得这些儿女情长，而这种复杂的身世对他性格的变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秦俑一号坑中戟与铭文的出现，证实了秦始皇为王初期吕不韦曾掌控到了炙手可热的权力，也证实了秦代青铜兵器技术在这时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更为重要的是，证实了眼前的兵马俑坑确与1.5公里外那座高大的秦始皇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秦世系表
当然，吕不韦戈埋藏地下两千年出土的意义，绝不是让人们重温过去那段历史故事，而是透过蒙在表面的铁幕和迷雾，更加深刻地认知历史的真实，从而得到新的启迪。
例如，以吕不韦戈为代表的一系列出土文物，就完美证明了“相邦”这个历史真相。相邦，简称相，是战国时期百官至高者。战国初年﹐有些国家的卿大夫因掌握大权而渐渐变为有国之君﹐作为他们亲信的相室便成为“邦国之相”，相邦由此得名。据曾主持秦始皇兵马俑发掘的考古学家王学理研究，秦国设置相这个职位最迟是在惠王四年（公元前334年），直到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免除吕不韦相位止，相邦之称历时98年未变。
秦地遗址与墓葬，特别是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相邦”兵器，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比文献记载更可靠翔实的证据——其中一个最大特点是没有避讳。如发现的十三年相邦义戈（惠文王十三年）、十四年相邦冉戈（昭襄王十四年）、三年相邦吕不韦矛（秦王政三年），以及出自秦俑坑的三年相邦吕不韦寺工戟头、四年相邦吕不韦寺工戈、五年相邦吕不韦诏吏戈、七年相邦吕不韦寺工戈、八年相邦吕不韦诏吏戈、九年相邦吕不韦蜀守戈等，都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遗与错误。
汉代之后几部重要的史书皆写相邦为相国，如《史记·赵世家》曰：“赵武灵王传国于少子阿，肥义为相国。”《资治通鉴》胡注引应劭曰：“相国之名始此，秦、汉因之。”又《史记·秦始皇本纪》曰：“庄襄王死，政代立为秦王……吕不韦为相，封十万户，号曰文信侯。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史书改相邦为相国的原因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叫刘邦，为避其名讳，儒生们便改“邦”为“国”了。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相邦”戟，就是这一湮没史实的铁证。
荆轲刺秦王
随着俑坑的扩展和陶俑的陆续出土，考古人员的思路也随之开阔活跃起来，按照古代兵马一体的军事形制，既然有如此众多的武士俑出土，应该还有战马俑埋在坑中。可是这迟迟不肯面世的战马俑又藏在哪里呢？
地下的战马似乎听到了人们寻找自己的心声，就在青铜戟发现的第三天，它们的第一个群体面世了。
这是四匹驾车的战马，马身通高1.5米，体长2米，四马齐头并立，驾一辆木制战车。尽管战车已经朽掉，但马的神态和雄姿仍给人一种奔驰疆场、勇往直前的真实气概。
图7-7 陶马出土时情形
随着陶马与木车的出土，发掘人员再度陷于亢奋与激动之中，而使他们更加亢奋与激动的则是青铜剑的出土面世。
这是一个寒冷的下午，在坑内西南角一个残破的陶俑下，一把镀金的银白色铜剑静静地躺卧在泥土中。尽管经历了2000多年泥水侵蚀的漫长岁月，当考古人员发现时，它依旧闪烁着昔日的雄风华彩——通体光亮如新，寒气逼人。由于当时民工众多，人员混杂，考古人员未敢当众提取，而是悄悄地用土掩没。待全体人员收工后，袁仲一等考古人员才再次围拢过来，按照考古程序将铜剑提取出来。此剑长达91.3厘米、宽3.2厘米，其形制与长度为典型的秦代精良宝剑。
它的出土，无疑为研究秦代兵器的制造和防腐技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原始实物证据。同时，它在诱使人们重新忆起了“荆轲刺秦王”那段惊心动魄的故事的同时，也解开了这个故事留下的千古之谜。
公元前222年，强大的秦军灭掉赵国后，兵临易水，剑指燕国。燕国军臣人心惶惶，眼看国亡在即，燕太子丹为挽救危局，导演了一幕荆轲刺秦王的历史悲剧。
荆轲为报答太子丹的厚待之恩，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慷慨悲壮之信念，离燕赴秦，去实施行刺计划。
荆轲与壮士秦武阳来到咸阳，向秦始皇贡献秦国叛将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地图。当他们来到宫殿前，号称13岁就因杀人而出名的副手秦武阳，被眼前威武森严的秦宫气势吓得面如土色，双腿打战，大汗淋漓。卫士将他挡在门外，无奈之中，荆轲一人手捧地图从容自若地走向大殿。当他在秦始皇面前将地图缓缓展开时，一把锋利的匕首露了出来。这是燕国太子丹花重金从赵国徐夫人手里购来并让工匠用毒药煨淬过的特殊凶器，经过试验，这把匕首只要划破人的皮肤流出血丝，无不当场毙命。
荆轲见匕首已现，再无掩饰的必要，急忙扔掉地图，冲上前去抓住秦始皇的衣袖挥臂欲刺。也就在那一刹那，秦始皇本能地从座椅上跳起来，荆轲抓住的衣袖哧的一声断为两截。秦始皇借机绕宫殿的大柱子奔逃，荆轲紧追不放，情况万分紧急。奔逃中的秦始皇下意识地伸手去抽身佩的青铜宝剑，可剑身太长，连抽三下都没能出鞘。在这非生即死的紧要关头，一个宦官大呼：“王负剑！”秦始皇听到喊声，猛然醒悟，将佩剑推到身后斜抽出来。随着一道寒光闪过，荆轲的左腿被齐刷刷斩断，顿时血流如注。躺在地上的荆轲忍住伤痛，用力将匕首向秦始皇掷去，但未能刺中。秦始皇挥剑连砍荆轲数剑，荆轲绝命身亡。作为副手的秦武阳也被宫廷卫士随之剁成肉泥……
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给后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就当时的情形而言，如果秦武阳不是因胆怯而改面色，而是和荆轲一起去刺杀秦始皇，那么中国历史的进程将重新改写。可惜这位秦刺客没有做到，只以其自身的悲剧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感叹和惋惜。有诗云：
丱岁徒闻有壮名，
及令为副误荆卿。
是时环柱能相副，
谁谓燕囚事不成！
随着这场悲剧的结束和岁月的流逝，人们对秦始皇所佩宝剑提出了种种疑问：为什么在绕柱奔逃时抽不出剑？负剑抽出又是怎样的一种动作？他的剑何以锋利到足以一次就将荆轲左腿斩为两截的程度？
一号坑秦代宝剑的出土，使千百年来的秦王负剑斩荆轲之谜迎刃而解。
秦剑之锋
从考古发掘中得到证实，剑作为一种兵器，起源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大约在殷代之前就已开始使用，西周时传入中原一带。从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的剑来看，全长仅为27厘米，并带有极大的原始性。即使是春秋时期，中原地区的铜剑也为数不多，且剑身短小，形同匕首。
这时南方的吴越之地，铜剑铸造业却发达起来。从已出土的吴王光剑、吴王夫差剑来看，都不失为天下名剑，而在江陵望山一号墓出土的越王勾践剑，其精良程度达到了当时铸剑的高峰。这柄宝剑出土时不仅未见任何铜锈，而且表面光彩照人，刀锋锐不可当，在布满菱形暗纹的剑身上，铸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的铭文。但吴越之剑的剑身长都在60厘米以下，越王勾践剑的剑身长度也只有55.7厘米。
战国时期乃至秦代青铜剑，在吴越剑的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将古代青铜剑的铸造工艺推上顶峰。秦代剑的锡含量明显比吴越铜剑多，由于含锡量的增加，可以更好地使金属组织细化，因而硬度也就相对地增强，锋利程度得到明显提高。最为不同的是，秦剑的身长已不像吴越之剑那样短小，而是大大增长，由先前不足60厘米发展到90厘米至120厘米。随着剑身增长和锋利度的提高，青铜剑作为一种武器渐渐被士兵普遍使用，并作为一种常规武器装备用以防身和作战。当然，在统治阶级内部，佩挂宝剑除防身外还有显示身份和地位的功能。
一号坑出土的青铜剑，尽管不能判断是否是秦王政当年斩荆轲之剑，但可以由此推断，他所佩宝剑的长度不下91.3厘米。以秦始皇好大喜功的性格看，他的佩剑可能比出土青铜剑更长，甚至达到120厘米。这样宽长厚重的兵器悬于腰的旁侧，当身体急剧运动时，势必造成大幅度摆动。随着秦王政身体不断扭动、前倾，佩剑就势前移，直至胸前。尽管秦王身高臂长，但也不能将1米多长的宝剑迅即脱出鞘口。
有史学家认为秦王政将剑推到背部之后才得以抽出，这显然是出于对“负”这个字的考虑，并认为“王负剑”就是从背后抽出剑。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的“负”应是今天的“扶”字之意，只要秦王抓住剑鞘，使其恢复到身旁原来的位置，凭他手臂的长度完全可以将剑抽出鞘口。事实上，他正是这样做的。在千钧一发之际，秦王政左手后搭的片刻，剑鞘被拉入胸前，右手瞬间出剑，间不容发。寒光闪过，鲜血喷射大殿柱上，荆轲半条腿从殿宇上方呈飞舞状，“咣”地砸于台上。这一刻，历史宣布了秦王的胜利。“王负剑”之谜，则在两千年之后的兵马俑坑中得以揭开。
对秦俑坑出土的这柄青铜剑考古人员张占民曾做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先在桌面上放一沓纸，然后轻轻将剑从纸上划过，其结果是，一次居然可以划透19张纸，其刃之锋利可想而知。后经科学测定，此剑由铜、铅、锡三种金属构成，由于三种金属比例得当，才使秦剑坚硬锋利而又富有韧性，达到了“削铁如泥、断石如粉”的神奇境地。
而使秦剑历两千余年泥水侵蚀依然光亮如新的秘密，经研究则完全归功于剑身表面那层10微米至15微米厚的含铬化合物氧化层。化验表明，秦剑已采用了铬盐氧化处理。令人惊叹和遗憾的是，这种化学镀铬技术，随着青铜兵器退出战争舞台也随之失传了。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由德国人重新发明并取得专利权。尽管两千多年前的中国人，就已熟练运用这居世界领先地位的镀铬技术，却远没有德国人幸运。至于中国人是怎样将铬盐氧化物镀于秦剑之上，直到今天，这个谜也未能解开。
经过一年的发掘，一座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总面积为14260平方米的大型兵马俑坑终于被揭开，饱受了20多个世纪黑暗挤压之苦的6000余件兵马俑和数十辆战车面世了。人们在目睹了秦兵马俑神姿风采的同时，也有机会对它们的设计和创造者做进一步的考察与探索。
据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可以看出，这位后来的始皇帝嬴政，在公元前247年他13岁登上秦国王位的同时，就开始为自己营建陵墓了。这座位于骊山脚下的陵墓，前后修建达37年，直到他死亡并葬入地宫后，陵园的工程尚未全部完成。可见工程规模之浩大，建筑之复杂与用工之多。
而作为陵墓附属建筑的兵马俑坑工程，在秦始皇帝入葬地宫后仍继续修筑，直到周章率领百万农民军攻入关中对秦朝廷构成巨大威胁时，兵马俑坑的修筑才被迫中辍，草草收场。
两千多年后，当年兵马俑坑的设计者和修筑者已不复存在，一切的悲壮和苦难也早已随风而去，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则是他们在酷烈的政治背景和生活遭际中用心血凝成的伟大的不朽之作——庞大的地下军阵。
1975年7月12日，新华社播发了秦始皇兵马俑一号坑发掘的消息。这支阵容整肃、披甲执锐的地下大军将从中国走向世界，接受整个现代人类的检阅。
二号俑坑现世
1975年，为保护秦俑，经由国务院同意，秦始皇兵马俑遗址博物馆工程建设由此拉开了序幕。
1976年春节过后，整个秦俑坑发掘工地，大家都围绕着建设博物馆而忙碌、奔波起来。与此同时，筹建处的领导人根据博物馆的规模及人员编制情况，决定在一号俑坑东北方位一片空旷区修建职工宿舍。
在文物重地建房，先要勘探地基。鉴于考古队钻探人员正在其他地方工作，筹建处便从陕西省第三建筑公司找了一名高级探工徐宝山来此处钻探。意想不到的是不几天，徐宝山便于地下发现了“五花土”，继而又探出“夯土”，当钻探到离地表5米深时，发现了铺地砖。每一个探工都知道，既有夯土又有铺地砖，预示着下面是一处遗址并可能会有文物。徐宝山将这一情况迅速报告了筹建处的领导人杨正卿。
当徐宝山满面红光地从杨正卿的临时办公室出来时，迎面碰上了考古队程学华和钻探小分队的丁保乾一行四人。徐宝山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两眼放光地对丁保乾说：“俺探清了，地下有文物，5米深见砖，接下来就是你们考古队的事了。”
第二天上午，筹建处领导人杨正卿找到程学华，请他率人到徐宝山钻探的地方复探。一个上午下来，证实徐宝山提供的情况不虚。这一发现，真是大出人们的意料。考古队钻探人员为找新的俑坑，曾苦苦探寻了百余天而未果，想不到就在离一号坑东端北侧约20米的地方，居然还深藏着一个俑坑，埋伏着一批兵马。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这一天是1976年4月23日，考古人员将这个俑坑编为二号坑。
划时代的强弓劲弩
为弄清二号坑的形制和范围，在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后，1976年4月，考古队对二号兵马俑坑进行了试掘。发现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一号俑坑近似曲尺形的地下建筑，长96米、宽84米、深约5米，总面积为6000平方米，约相当于一号俑坑的二分之一，其结构明显地分为左右两大部分。右侧近似一个正方形，属于坑道式建筑。面开8间，前后有回廊，东西两端各留两条斜坡门道。左侧近似一个长方形，亦为坑道式建筑，同样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略呈正方形，面开6间，前后回廊贯通。在东西两壁和北壁，各留两条斜坡门道。
根据钻探和试掘的情况可知，坑内埋藏木质战车89乘，陶俑、陶马2000余件，青铜兵器数万件。从整体推断，这是一个由弩兵、轻车兵、车兵、骑兵四个不同兵种组成的大型军阵。
关于弓箭手的作用和在战争中发挥的威力，历代兵家均有论述，100年前恩格斯在论述古代战争时曾特别指出：“军队的力量在于它的步兵，特别在于它的弓箭手。”二号坑出土的弓弩方阵部队以及精良的装备，充分显示了弓弩在古代战争中的特殊作用。
当历史进展到秦代，弓弩手已成为一支完整而相对独立的兵种，在战术上与车兵、骑兵密切地配合。从文献中可以看出，作为秦代的弓弩手，必须是年轻健壮的“材力武猛者”，经过至少两年的培训才可作为射手初入军阵。
图7-8 跪射俑
图7-9 跪射俑持弓姿势
图7-10 弓箭手阵前姿势
图7-11 二号坑出土的立姿弓箭手陶俑
二号坑弓弩手的形象，正是这些“材力武猛者”的生动写照。立姿射手体形匀称，身材高大，均在1.80米以上，面部表情透露出青壮年特有的坚毅与刚强。而那阵容严谨、姿态整齐的跪姿射手，身着战袍，外披铠甲，身体和手臂向左方倾斜，二目向左前方平视，两手在身的右侧持弓搭箭，背部置有上下两个对称的负矢陶环，每个陶环装置铜镞多达100支，其负矢之多，比起当初魏国武卒“负矢五十”的数量，多了一倍。由于射手面容和衣褶纹的不同，使这个特殊的军阵在整齐严谨中又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尤其射手头部那向左或向右绾起的高高发髻，髻根均用朱红色丝带系扎，有的飘于肩下，有的似被风吹动向上翻卷，显得英武神俊，潇洒自如。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特殊的方阵四周均是持强弩的立姿射手，方阵的中心则为持弓的跪姿射手。这种并非偶然的列阵方法，明显地告诉世人战争中的程序和步骤。当敌人接近时，立姿射手先发强弩，继之跪姿射手再发弓箭。一起一伏，迭次交换，从而保证矢注不绝，使敌人不得前来而毙于矢下。跪射俑左腿支起，右腿下跪，左膝朝上，右膝着地，是古代军事中善射之法的充分写照。这种善射方法，在保持身体平稳、准确击中目标的作用中，具有极为科学的依据。两千多年后的人民解放军在应用小口径半自动步枪无依托射击中，所采用的跪姿，与秦俑弓箭手的动作完全相同。
和弓箭手处于同等地位，并密切配合的是弩机手。弩是一种源于弓，而不同于弓的远射武器，“言其声势威响如怒，故以名其弩也”。汉代人认为，弩是黄帝发明的，《吴越春秋》则把弩的创始人，说成楚人琴氏。从历史资料来看，青铜弩机在战国时期，才大规模地登上战争舞台。《战国策》曾有“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溪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的记载。
关于强弩最初大规模应用于战场的记载，当为公元前341年，魏国的大将庞涓与齐国军事家孙膑大战马陵道的战役。孙膑制敌的绝招就是强弩齐发，箭如飞蝗般向庞涓射击。不但导致赫赫有名的将军庞涓顷刻毙命，其所率大军除战死外全部被俘。劲弩作为一种新型的兵器，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威力。
随着历史的进展，这种曾在古代战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的劲弩，渐渐从兵器家族中消失。后人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感知它的形貌，而对于弩的真实状况和应用方法已全然不知。
二号坑强弩之阵
二号坑近百架强弩的出土，无疑为后人对这种古代兵器的认识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马陵之役，在首次显示了弩这一新式武器的威力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齐国军队已广泛使用弩的事实。当时远在西部的秦军，对这种新式武器所发挥的强大作用自然深知，必然加以借鉴和应用。于是，在他们后来的战术中，有了“强弩在前，锬（tán）戈在后”的最新式的排列方法，这种战术排列，在二号俑坑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当然，作为一种在战争中足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弩，它自身的改进与发展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续，变得越发精良和实用。秦俑坑出土的弩，有许多与史书记载不同，并且形制多样。秦俑二号坑发掘出一种形制极为特殊的劲弩，在长64厘米的弩臂上重叠了一根木条，还夹有青铜饰件，显然这些装置都是为了增强弩臂的承受强度，从而可以推断它是一种张力更强、射程更远的弩。
图7-12 秦俑坑出土的青铜弩
图7-13 秦俑坑出土的青铜箭镞
这种推断，除弩有不同形制外，从其所配制的特大型号的铜镞也可得到验证。这些历经千年而不朽的铜镞，每支重量达100克，较其他铜镞长一倍有余。这是古代兵器史上发现的型号最大的铜镞。可以想象，这种特殊的强弩配以硕长沉重的铜镞，必然会产生一种其他劲弩所不能匹敌的巨大杀伤威力。当然，这种弩机与铜镞的出土，尚不能代表秦代弩兵器的最高水平。从史料中可以得知，秦代高水平的劲弩似乎比这更为先进和更具有杀伤力。具体事例如下：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当他来到琅琊时，受方士徐福所骗，亲备连弩，乘船下海捕捉巨鱼。船行至芝罘半岛海域，果有一条大鱼搏浪而来，始皇帝和身边卫士拉动连弩，将巨鱼射死在海中。
在这场人鱼搏斗中，秦始皇帝和卫队到底使用了怎样的一种具有如此强大杀伤力的连弩？《史记》中记载的秦始皇陵墓道上曾装置自动发射的“暗弩”，又是怎样的一种新型武器装备？这些至今仍是不解之谜。
纵观世界兵器发展史，最早将弩装备正规军并使之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无疑是中国。当历史进展到中世纪时，西欧诸国尚未制造出连弩这种具有强大杀伤力的兵器。
尽管二号坑的弓弩方阵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并形成一个独立的军阵，但这种独立只是相对的，它是整个二号俑坑军阵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和其他的兵种相连，呈唇齿之势。
在弓弩方阵的右侧便是一个庞大的战车军阵。它纵为8列，横为8排，战车共计64乘。每乘战车上有甲俑3件，御手居中，车左、车右居两侧。御手身高1.9米以上，双足立于踏板，两臂向前平举，双手半握，拳心相向，做握辔状，食指与中指留有空隙，以便辔索通过，在拇指的内侧有一半圆形陶环，似为勒辔时拇指的护套。三俑均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披膊长及腕部，手上罩有护手甲，颈围方形盆领，胫着护腿外套，足蹬方口齐头履，头顶右侧梳髻，潇洒飘逸，双目炯炯前视，全身的装束显示了秦兵在阵战中，凶悍威武的旷世雄威。
秦始皇兵马俑坑排列的兵阵，既有古代兵书所说的“鱼丽之阵”[1]的车、步协同的宽大界面，又突破了在二线或三线的兵力配置，从而出现了强大的纵深，形成了“本甲[2]不断”的雄壮气势。
由于步兵和骑兵跻身于战场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才使中国古代那动辄千百乘、大排面密集的车阵战，在中华大地上叱咤风云地度过了十多个世纪之后，不得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消逝在战场上。而另一种新锐部队——骑兵，开始大规模地驰骋疆场，并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当战车自战国时代，渐渐退出战争舞台之后，代之而来的则是骑兵在战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这一角色，直到近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才逐渐告退。如果追溯中国古代骑兵何时登上战争舞台，自然以公元前3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为标志。但通过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在殷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记载骑兵作战的事例，可惜那时的骑兵并不普遍，只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况且战争的规模比之战国时期要小得多，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因为在战国之前一千多年的时间里，毕竟是战车统治疆场的时代，况且随后它又陪伴车兵同步度过了一百多个春秋。
骑兵的演变
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已被公认为中国产生骑兵的标志，但它显然处于中国骑兵史上的“童年时期”，之所以说是童年时期，是因为除在战争中的作用不甚明显外，一个显著的标志是没有马鞍和马镫，武士们只是骑着一匹匹裸马在作战。到春秋时代中期，秦国的骑兵才作为一支能够独立作战的兵种崭露头角。当然，因时代条件的局限，同样发挥不了太明显的作用。直至秦始皇歼灭六国的统一战争中，骑兵数量急剧增多，其战斗力也明显加强，但在车战仍充当着主力、步兵已承担起重要角色的情况下，无论从战略上还是具体指挥艺术上，骑兵还只能暂时作为一种配合性兵种来发挥它的作用，其性质依然属于一支机动力量。因此，在兵力的布置和指挥上，还是按照以车为正、以骑为奇的战术来适应战场的需要。当需要骑兵搏杀时，仍然遵循“用骑以出奇，取其神速”的战术原则，以便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当秦王朝建立后，军事重心转移到国防，接敌对象由原来的山东六国变为北攻胡貉、南攻扬越。对付强悍的匈奴骑兵，没有一支训练有素、强健精锐的骑兵是难以与其角逐的。所以，这时的秦军加强了骑兵部队的建设并大规模用于军事行动，出现了大将军蒙恬率军击败匈奴骑兵，使之远退漠北，十余年不敢南下的战争胜局。特别是秦50万大军进军岭南，长途驰驱，当然更少不了骑兵的配合。此时的秦骑兵已作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纵横驰骋在各地战场上。遗憾的是，古代骑兵的装饰、布局及军阵的风采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失落于茫茫烟尘之中，纵使后人绞尽脑汁，也无法从根本上领会它的真正内蕴和叱咤风云的壮观雄姿。秦俑二号坑骑兵俑的出土，为后人无声地打开了一扇神秘的窗户，2000多年前骑兵军阵的一切再度呈现在世人的面前。
图7-14 牵马骑兵俑
二号坑的骑兵俑群位于模拟营垒的左部，占有3个过洞，并呈现纵深的长方形小营。小营中的每一骑士牵一战马入编定位，行列整齐，纵向12列，横向9排，共计108骑。另外，在车兵、步兵混宿小营的3个过洞里尚有8骑殿后，整个俑坑的骑兵总数为116骑。
骑兵俑的装束与步兵、车兵俑有着明显的不同。它头戴圆形小帽，帽子两侧带扣紧系在领下。身着紧袖、交领右衽双襟掩于胸前的上衣，下穿紧口连裆长裤，足蹬短靴，身披短小的铠甲，肩无披膊装束，手无护甲遮掩。衣服紧身轻巧，铠甲简单明快。这一切完全是从骑兵的战术特点考虑和设计的。由于骑兵战术所显示的是一种迅猛、突然、出其不意的特殊杀伤功能，这就要求骑士行动敏捷、机智果断。假如骑士身穿重铠或古代那种宽大的长袍，则显然违背了骑兵战术的特点。事实上，也只有穿着这种贴身紧袖、交领右衽的胡服才更能自由地抬足跨马，挎弓射箭，驰骋疆场。
从另一角度观察，秦俑坑的骑兵军阵，完全是模拟现实的艺术再现，每个骑兵的身高都在1.80米以上。从体形的修长匀称、神态的机敏灵活，以及身材和面部显示的年龄特点，完全符合兵书所言：“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七尺五寸以上，壮健捷疾，趋绝伦”的要求。那些站立战马身旁，抬头挺胸，目视前方，一手牵缰、一手提弓的骑士陶俑，其真实传神的造型姿态，成功地突出了秦代骑兵待命出击、健壮捷疾的精神风貌。
兵马俑发现之前，有研究者认为，古代骑兵使用马鞍当是在西汉时期，此前尚无先例。秦俑坑陶马的出土，对这种理论做了彻底的否定。每个陶马的背上都雕有鞍鞯，鞍的两端微微翘起，鞍面上雕有鞍钉，使皮质革套固定在鞍面。同时鞯的周围缀有流苏和短带，鞍后有鞦，下有肚带，遗憾的是未配马镫。这些实物的出现，完全可以证明早在秦代甚至战国后期骑兵就已使用了马鞍。一个简单的马鞍的使用，当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它使骑兵的双手进一步获得解放，更加有效地发挥和增强了战斗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