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曾即随，随国与曾国关系转变的来龙去脉。
一件奇特的衣箱
既然墓主姓名身份已经弄清，那么，这位叫曾侯乙的大佬葬于何时呢？
按考古专家推断，曾侯乙的死亡时间，当为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五月初三日，主要依据来源于曾侯乙墓出土的一件衣箱。——这件神奇的衣箱，竟成为解开墓主人死亡之谜的一把隐秘而玄妙的钥匙。
图6-11 绘在E66号衣箱盖顶上的二十八宿天文图
衣箱出自东室棺椁中的西南隅，共有五个，皆木质，除编号为E66号的衣箱为朱漆外，其他四件皆髹漆，绘以朱漆花纹，但纹饰各不相同。谭维四专门聘请相关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详细研究，并着重瞄准编号为E66的衣箱进行攻关，希望能从中找到不为外行所知的密码。
从整体看上去，E66号箱体作矩形，箱盖拱起，与其他衣箱稍有差别。最为独特的地方是盖面正中有一个朱书篆文的大型“斗”字，与青龙、白虎两幅巨画。
“斗”字无疑表示北斗星，环绕“斗”字周围，书有二十八星宿名称，这是中国乃至世界所发现的二十八宿全部名称最早的文字记录，故命名为《二十八宿图》。
E66衣箱盖上各个星宿，按顺时针方向排列，与人们平时仰头观察的天象正好相反。这个现象是西周初期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宇宙观念，也是“盖天说”的具体反映。盖面两端，画师洒脱地描画了两只巨型青龙、白虎，青龙一端的侧立面加有大蘑菇云状纹饰，白虎一端的侧立面绘有一只蟾蜍。箱的另一立面绘有相对的两只兽，另一面没有彩绘。
这件漆箱与相关文字绘画一经公布，立即引起世界性轰动，当年举行的中国天文史学会，特地邀请发掘曾侯乙墓的考古人员谭维四等前往介绍出土经过和相关内容。时已定稿并印刷等待开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卷》的编者闻听这一消息后，立即决定停止印刷，对书中所涉相关内容重新修改，并加入了E66箱盖上的天文内容。这件漆箱的图片也迅速由中国传到海外，被数十种杂志特别是天文杂志作为封面广泛传播。欧美与日本等国的天文学家闻风而动，纷纷前往中国参观实物，进行研究。一时中外震动，举世瞩目。
曾侯乙墓E66衣箱二十八宿天文图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是迄今所见世界上最早的二十八宿天文图。竺可桢、夏鼐两位学术大师把二十八宿的起源定在中国，时间断在公元前7世纪，即春秋时代。若按事物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推算，二十八宿的起源，或许比这个推断还要早些。
由于处在天球的不同位置，二十八宿又被古人平均分为东、西、南、北四组，每组七宿，分别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动物的形象来表示。这一对应关系的文献起源于秦汉时期，后人普遍认为四象是从二十八宿演变而来的。
曾侯乙墓E66衣箱天文漆画的发现，修改了这一历史错误结论，不仅将四象与二十八宿相对应的记录提早到战国早期，而且促使历史学家对二十八宿与四象的关系问题重新考虑并做出新的抉择。
在研究中，专家们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现象，即E66衣箱天文图上只画出了青龙与白虎，并没有出现文献记载中的朱雀与玄武，但是青龙与白虎在图上的位置，与四象的划分基本一致。这一现象令学者们感到困惑的同时，也备受刺激，深感其中一定含有外人不易察觉的隐秘。经深入研究才逐渐觉悟到，之所以没有出现朱雀、玄武的图像，可能是衣箱盖上不再有空余的画面，画工只好将其省略了。
二十八宿的名称，是在写好“斗”字并画好青龙、白虎后，于间隙中填补的。不过在箱身的另一面画着鸟形的怪兽。有研究者认为，这就是代表南方的朱雀。如果按这一思维方式推断，箱身的另一面应有代表玄武的图象或寓意才能对应，但对面涂满了黑漆，黑乎乎一片，如同漆黑的夜幕，什么也没有。这又做何解释呢？
对此，谭维四等专家认为：“把天球分为东西南北四方，用动物和颜色来标志它。东方是青龙，西方是白虎，南方是朱雀，北方是玄武。青、白、红、黑都有了。”当然，这个说法，只是一种外在的朴素的标志而已。
曾侯乙死亡之日
谭维四与相关专家认为，古人对天象的观念，除依此定时节指导农业生产，又从中演变出一种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占星术，把星象与人的命运或者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成为一种“宿命论”。《史记·天官书》则有“二十八宿主十二州”之说。与此同时，星相家还根据人的生辰八字，对应天相，以此推占其人的寿夭贵贱，使“宿命论”更加细化与具体化。
按古人的思维以此推论，曾侯乙墓中衣箱所绘图画，也有把人的吉凶祸福与星象联系起来，并把这种信息留存于绘画中的可能。按照这一思路推理下去，终于从“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的小隧道，一下子进入了土地平旷、阡陌纵横的桃花源，豁然开朗。
在二十八宿其中之一“亢宿”之下，清晰地写着“甲寅三日”四个字。
这显然是个时间的标志，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呢？甲寅三日，又到底是指哪一年哪一日？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查日本汉学家新城新藏所编《战国秦汉长历图》，公元前433年五月初三正是甲寅日。
受这一研究成果鼓舞的谭维四等人又邀请天文学家进行推算，结果不但表明上述日期准确，而且这一天，北斗的斗柄也正好指在“亢”的位置上。天文学家还进一步推算出，在那一天的黄昏，北方七星隐没在地平线下，人们已无法看到。原来，这是描绘公元前433年五月初三黄昏时候的天象图。
至此，E66衣箱星相图的玄机奥秘得以破解，它与曾侯乙的命运果然有着神秘的联系。曾侯乙的死亡之谜也随之豁然开朗。
楚惠王五十六年，即公元前433年农历五月初三黄昏时分，曾国国内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朝堂之上，奏钟石笙筦未罢，天大雷雨，疾风发屋拔木，桴鼓擂地，钟磬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雷电交加中，一阵怪风袭来，“哗”的一声**灭了灯火。沉沉黑暗中，一代国君曾侯乙极不情愿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撒手归天。
40多岁的曾侯乙死了。是死于暴病，还是群妃、臣僚或其子与外戚合弑，一命呜呼，皆不得而知。根据墓中出土遗物和文献记载，可以推测的是，当曾侯乙断气闭眼，不顾宫中近侍、臣僚、妃嫔爱姬们或真或假的哭号，一路急行，匆匆赶往另一个世界那阴森恐怖的阎王殿，欲登鬼录之时，仍在阳间大千世界为各种欲望和利益算计奔忙的亲族家人，开始调集各色官僚、术士和勤杂人员，为其紧急招魂，以期让这位年轻的国君重返人间大地。
在一片白幡飘**，萧飒凄凉，鬼气迷蒙的气氛中，只见负责山林之官的虞人满面肃穆庄严，快步登上房檐的梯子，早已恭候在庭前的乐队开始弹奏起曾侯乙生前喜爱的乐曲，身穿白色细纱的歌舞伎随之起舞翻腾。
紧接着，专门负责招魂的礼仪之官头戴爵弁，身穿朝服，在乐曲、歌舞以及白幡交融飘**中，从东边的屋檐登上房顶，手持曾侯乙生前所穿的衣服——周王室赏赐的礼服，随着阵阵呼天抢地的哀号与嘤嘤低泣，面向北方连呼三声曾侯乙的名字：“皋——乙复！”而后将衣服自上至下，抛入前庭放置的竹荚中。
立在前庭的受衣者，立即将投下的衣服覆盖在曾侯乙身上。如果曾侯的灵魂只是暂时离去，身上覆盖招魂之衣，则灵魂复归，曾侯乙很快就会醒来。若这位国君一意孤行，下定了决心要与他的血亲、近侍、臣僚、妃嫔、爱姬等一切相关者叫板耍横，在奔往阎王殿的鬼道上死不回头，招魂者则迅速转到曾侯乙的大小寝宫、始祖之庙和国都城郊，做最后的努力。
于是，成片的白幡随风飘动，哀号恸哭的人群四处奔走，招魂官满面凄楚，声声呼唤：“皋——乙复！”如此循环往复，连续三天三夜。直至哀哭者泪干力尽，招魂官伏地泣血，方才罢休。
按《礼记·问丧》的说法，人死之后“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意为死者在三天之内，尚有还魂复活的希望。若三日内不能生还，希望就此寂灭。死者的血族近亲须放弃妄念，赶紧准备小敛大敛的仪式，以安葬死者。
公元前433年农历五月初三这一天黄昏，曾侯乙在凄风苦雨中走了，再也没有回头。等待他的便是擂鼓墩那个幽深阴暗的地下宫殿。
琴声飞扬的年代
现场发掘记录显示：考古人员在中室内除发现一架由65件组成的大型编钟外，还发现编磬一架，有磬32件、鼓3件、瑟7件、笙4件、排箫2件、篪2件，共计115件。出土时，基本保持下葬时的陈放位置。瑟、笙、箫（排箫）、篪和两件小鼓虽因椁室内积水漂动有所移位，但大体上仍可看出当时是被列于钟、磬、建鼓所构成的长方形空间之内。整个中室三面悬金石、中间陈丝竹的场景，与该室沿东壁陈放的尊盘、鉴缶和联禁大壶等礼器，以及东室内的墓主之棺相对应，从而展示了一个规模宏大的宫廷乐队的基本建制与奏乐时的大体布局。
除中室这一宏大场面的布置，在墓主安寝的东室也陪葬部分乐器，计有瑟5件、琴2件、笙2件、鼓1件，共10件。出土时虽因积水流动而漂离了原来的位置，但多数仍集中在墓主棺东侧，可看出下葬时的大概方位。仅有两件瑟漂离较远，几乎到了墓室的东端。此室的乐器配备似展示了寝宫乐队的建制，乐人们是专门在寝室中为君王演奏取乐的。
图6-12 墓中出土的联禁铜壶
发掘报告特别显示，编磬出土时，因该处恰在盗洞之下，被盗墓者截断的椁盖板与上面塌下的填土、石块将大部掩埋。清去覆盖的积压物发现，磬的横梁中部、上层梁端的龙角以及西部的圆立柱已被砸断，多数磬块因此受损，几件完整的磬块也因挤压和积水浸泡，表面有不同程度的腐蚀，有些甚至成粉末状，仅在泥土中留下了形迹或碎末，无法提取。庆幸的是，横梁和立柱虽断，因有淤泥的支撑，全架仍保持着原来的结合形式；磬块虽损，仍保持着当年的悬挂方式和排列关系。复原后可知，整个磬架悬挂磬块32件。在最底层支撑整个磬架的是两个龙首、鹤颈、鸟身、鳖足统于一体的青铜怪兽，各重24.8公斤。不知是何原因，东边怪兽的舌头不知去向，清理时未发现遗物。据发掘人员推断，一是被盗墓贼取走，二是原本缺失，三是下葬时趁混乱之机被人掠走，而后一种可能性最大。
在完整或残破的磬块中，有刻文和墨书共计708字，所有刻文显然都是在磬块磨制完成后所刻。其内容可分为三：一是编号；二是标音；三是乐律关系，这是继编钟铭文之后在音乐学上又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尽管编磬没有像编钟那样保留着原来的音响，多数磬块已无法击奏，少数完整者也不能发出乐音，但仍可以看到大多数磬块的外形。那依然如旧的编悬形式和可与钟铭相通的整句成段的刻文，以及保存完好的击奏工具和磬匣等，为考古人员探寻其昔日的音容提供了指南。
由《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可知，至少有21种真正优秀的中国乐器失传了。这本书上说古代有一种特别大的鼓，叫“咎鼓”，在演奏大型音乐作品时应用，特别气派与提神，至于这种鼓到底是什么样子，众说纷纭，难以窥其真面目。古代文献《周礼》谓“鼓长寻有四尺”。寻乃古代长度单位，一寻等于八尺，寻有四尺，当为一丈二尺。如此宽大的鼓实在是神奇得很。有人认为这么大的鼓实在不可思议，它是用什么皮做成的，如何敲击？有研究者认为，很可能此鼓就是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建鼓，鼓面本身并不大，只是立柱之类的东西加长罢了。
摆放在中室南部的4件鼓，分别为建鼓、扁鼓、悬鼓。而以南半部靠东壁处以单柱竖立的建鼓最为庞大耀眼，摆放的位置也最为重要，可惜发掘时由于考古人员的疏忽大意，没有及时用支撑物支撑，致使鼓柱因水的下落而折断，成为一大憾事。
对于建鼓的敲击方法，考古人员通过曾侯乙墓西室木棺中出土的鸳鸯漆盒找到了答案。这个后来轰动世界的漆盒，腹部除绘有一幅撞钟图外，在另一面还有一幅击鼓舞蹈图，当中以一兽为座，上竖一建鼓，一旁绘一似人非人、似兽非兽的乐师，双手各持一鼓槌，正在轮番击鼓。另一旁绘一高大武士头顶高冠，腰佩宝剑，身着广袖，随着鼓声正在翩翩起舞。画师寥寥数笔，击鼓者的形象就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一幅图画，为建鼓乃乐器之一和敲击方法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图6-13 鸳鸯形盒上的钟磬乐舞图，此图以朱漆绘于鸳鸯形盒腹部左侧，画面中钟磬悬于一对兽形柱的钟磬架上，旁绘一乐师握棒撞钟，生动地反映出当年宫廷钟磬乐舞的生动场面。这一图像为我们研究当年编钟，尤其是下层大钟演奏用具及方法做了明确的提示
图6-14 鸳鸯形盒左侧腹部描绘的撞钟击磬图
图6-15 鸳鸯形盒右侧腹部描绘的击鼓舞蹈图
与建鼓同出的十弦琴、五弦琴、排箫和篪等乐器，由于历史的某种原因，久已失传，现代人类只能在历史典籍上见到它们的名字，有的甚至连名字都被遗忘了，更不要说其形状和曲调了。
在当今乐坛，当说到排箫的时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西洋的排箫，有好多排箫的音乐带，流行于世界各国并被音乐发烧友喜爱。西洋的排箫还有个别名儿叫潘管（pandeanpipe），又称“绪任克斯”（syrinx）。据希腊神话说，这个“潘”是个牧神，长着一个羊的脑袋，两只山羊腿，还有两只山羊的犄角，搭配不协调，丑陋难看。就是这样一个丑八怪也在**情梦，它暗恋上了河神的女儿绪任克斯，但美丽的姑娘并不喜欢既无德无才又无耻的“三无”人员小潘，恋爱自然无果。想不到这个小潘一看软的不行，索性摆出无耻的嘴脸动起硬来，并以猎狗逐兔的战略战术，对这位女神采取了强硬行动。女神绪任克斯一看小潘疯狂地向自己扑来，撒腿就跑，小潘在后边紧追不放，眼看就要被追上了，女神的父亲河神发现后前往搭救。他喊了一声，念了一个咒语，绪任克斯立刻进入河中变成了一丛芦苇。按老河神的想法，我的女儿都变成一丛芦苇了，你还追什么，追上又能怎么样呢？应该放弃邪念，不再妄为了吧。想不到小潘是个心狠手辣的无赖仔，他冲入河中恨恨地把芦苇折断，上得岸来，又把一根根的芦苇用绳子系在一起，一共七根，有长有短，这样就有了七个音符的一个排箫。小潘拿着排箫迎风跑到奥林匹亚山上吹起来，排箫发出了嘤嘤嗡嗡的声音，似是绪任克斯的呼唤和低泣。这个故事，是在说小潘终究还是占有了女神绪任克斯，显然带有强悍、霸道与掳掠的味道。后来潘管流传开来，欧洲及南美均有此乐器，罗马尼亚及匈牙利民间尤为流行，形制不一，从最早的七管发展至二十余管，其音色独特，音量变化不大，适于演奏抒情乐曲。
中国的排箫历史比西洋人的排箫历史要悠久得多。相传黄帝命伶伦作乐律，编竹制作排箫以来，这一乐器就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占据了重要位置。虽然石、陶、金属等都可作制排箫的材料，但音质最纯正的还要数竹制品。古今中外的排箫大多数为竹制品，而中国是世界竹类植物发源地，素有“世界竹子之乡”“竹子王国”的美誉。全世界竹类植物约70多属1200多种，中国占50多属900多种。中国至今仍是世界竹类植物最大分布中心，竹子种植面积、产量及竹文化都居世界首位，这也为制作排箫提供了丰富材料，因而中国的排箫也有一个别名，叫比竹。
图6-16 墓中出土的竹排箫，通长22.5厘米，宽11.7厘米，厚1厘米
比竹之名，除了自身材料由竹构成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排箫小的由十六支组成，大的二十三支，这样一个规模和形制就比西洋排箫音域大得多，声音也好听得多。从外形看，比竹就是说好多竹子像兄弟一样站在一块儿，亲切交谈。这个情调给人一种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和谐感觉，比潘管的寓意强多了。可没想到，小潘制出的那个含有复仇加掳掠味道的潘管倒是遍地开花，中国讲求“和为贵”的排箫却失传了。后人只能从一些历史典籍中去寻觅它的踪影，揣测它的相貌。屈原《九歌·湘君》曰：“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此篇为祭祀湘水男神湘君的颂歌。屈原在另一篇《湘夫人》中所赞颂的湘夫人，同为湘水之神，在楚人心目中，与湘君是一对配偶，故两篇颂歌多对唱的词句，描述了他们相互爱慕思恋的故事，抒发了湘夫人思念湘君那种临风企盼，因久候不见湘君依约赴会而怨慕神伤的感情。旧说或谓湘君即舜，湘夫人即舜之二妃娥皇、女英，是因舜死于苍梧的传说而附会。
屈原在歌中所咏的“参差”，即别号比竹的排箫，因其形状如凤鸟的翅膀参差不齐，故又名参差，成语“参差不齐”就来自这种乐器的意象。但“参差”究竟有何所指，形若何，音如何？汉代石刻、魏晋造像甚至隋唐壁画中尚能见其形，但难闻其声，再往后则是形迹难觅，没有人说得清楚了。
曾侯乙墓排箫的出土，使世人终于看到了它本来的面目。两件排箫，正是由参差不齐的13根竹管并列缠缚而成，在未脱水的情况下，其中一件有七八个箫管能够发音，可以听出不是按十二律及其顺序编列，由之构成的音列至少已是六声音阶结构。这种形制的排箫和古壁画、石雕中所见形象一致，并与今天仍在东欧舞台上演奏的排箫相同。中国先秦编管乐器如排箫者有称为“籁”，至今罗马尼亚的排箫名“nay”可能与此不无关系，或者东欧的排箫正是由中国传播过去的。就在曾侯乙墓发掘两年后，河南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又出土了一件石排箫，形制与曾侯乙墓出土的竹排箫完全相同，再一次证明了先秦排箫的形制，廓清了历史迷雾。当世人听到两千多年前的实物吹奏出的乐音，见多识广的音乐界专家如黄翔鹏者亦称赞为“人间的奇迹”。
绝响
曾侯乙墓出土的五弦琴，《史记·乐书》里曾经提道：“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通礼纂》也提道：“尧使无勾作琴五弦。”这个五弦琴恐怕比瑶琴失传还要早，曾侯乙墓发掘前，世人并不知五弦琴是什么样子，发掘之后，学术界对其定名仍有不同看法。
从出土实物看，器为木质，形若长棒，首段近方，尾段近圆，全长115厘米，出土时弦已朽烂无存，琴身首起长52厘米为一狭长形内空的音箱，周身以黑漆为底，底板、侧板均以朱、黄两色描以精细缛丽的彩绘。有专家认为这件乐器与文献记载中先秦一种名叫“筑”的乐器相仿，应该称为“筑”。《说文解字》注：“筑，以竹（击之成）曲，五弦之乐也。从竹，从巩。巩，持之也。竹亦声。”在曾侯乙墓发掘之前的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出土了一件通体髹黑漆的器物，此器长31.3厘米，形如四棱长方木棒，首部的蘑菇形柱上，还残存缠绕着的弦丝。首尾两端各嵌一横排竹钉，能张五条弦。此为何物？在发掘现场的考古学如睹天外之物，不辨牛马，没有一人能说出它的名字，更不知其从哪里来，最后到了何处。因而在编写的《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中，避而不谈，编写者眼中视同没有或者只是一块拿不上台面的烂木头而已。许久之后，有音乐学家根据这座墓葬随葬品清单的记载，认为是一件久已失传而又极其宝贵的古代乐器——筑。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学者们在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黑地彩绘棺上，发现一只怪兽在弹击一件乐器，所绘之器与出土的筑形状相同。至此，当年参与发掘的考古人员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个怪兽所击的东西就是筑。
筑在战国、秦汉时期是非常有名的乐器。秦汉古籍中有很多关于它的记载。《史记·刺客列传》载，当荆轲受燕太子丹之命，怀揣地图与匕首赴秦国欲搞刺杀秦王的恐怖活动时，燕太子丹与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祖，是一种祭奠路神的仪式，古人出远门时常有这种仪式，以图平安顺利。变徵之声，是指变换音调。古代乐律分为宫、商、角、变徵、徵、羽、变宫七调，大致相当于今之CDEFGAB七调。变徵，即F调。此调韵味苍凉，悲惋凄切。羽声，相当于今之A调，韵味激昂慷慨，令人热血奔涌，具有极强的蛊惑力与煽情效果。
荆轲抵秦国，刺杀秦王事败被剁成肉饼，燕太子丹与他的国家随之招来了身死国亡之祸，燕王喜被掳。
《史记》载：“其明年，秦并天下，立号为帝。于是秦逐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又说：“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匿作于宋子。久之，作苦，闻其家堂上客击筑，彷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从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窃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而高渐离念久隐畏约无穷时，乃退，出其装匣中筑与其善衣，更容貌而前。举坐客皆惊，下与抗礼，以为上客。使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宋子传客之。闻于秦始皇，秦始皇召见。人有识者，乃曰：‘高渐离也。’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乃矐（huò）其目，使击筑，未尝不称善。稍益近之。高渐离乃以铅置筑中，复进得近，举筑扑秦皇帝，不中。于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
这个故事在司马迁笔下可谓一波三折，离奇诡异，险象环生，犹如一篇惊悚小说，令人读之头皮发麻，心惊肉跳。想不到当荆轲的一帮狐朋狗友在秦王朝强大压力下四散逃亡之时，高渐离却化装打扮，遥身一变成了宋子之庸保，也就是今河北省赵县东北一大户人家的仆佣。一连串的因缘际遇，使高渐离阴差阳错地当上了秦始皇的私人乐手，且在被人认出的险境中免于一死却又被熏瞎了眼睛。读史至此，真为高氏之不幸而痛切扼腕，怅然太息。同时也可看到筑作为一种乐器在当时是何等的重要和流行，其身份地位如此之高贵，可谓在百乐中独树一帜，备受帝王将相与贵族士大夫宠爱，否则秦始皇不会冒生命危险专门听仇敌高渐离为其击筑作歌。当然，高氏击筑的技艺之超群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只是这对昔日的冤家相聚，最终演绎了一场令世人不忍闻见的人生悲剧。
秦亡之后，作为乐器的筑并没有随着战争的烽火硝烟而消失，汉代人对击筑的爱好程度有增无减。汉高祖刘邦统兵于淮北战场击败叛乱的劲敌英布后回到故乡，在召集父老乡亲的盛大宴会上，以复杂的心境亲自击筑，令青壮年与他一起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载，高祖的姬妾戚夫人也是一位击筑高手，刘邦常令戚夫人击筑，自己唱歌，每次演奏完毕，总是泪水涟涟，难以自制。
汉之后，筑作为一种乐器渐渐没落并终于失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说因为筑失传太久，它是什么形制，什么构造，如何演奏，后人都不知道，就连它是几根弦也不知道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筑与曾侯乙墓出土之筑形状相同，但有些专家认为曾墓出土的这种乐器形体狭长，岳山低矮，不便“以竹击之”，因而认为不是筑。经此反对，曾侯乙墓发掘报告的撰写者也就不敢轻言定名，按这种乐器上面张有五弦，且又近属琴类，暂且以“五弦琴”而名之。悲夫！
脸上涂着血污的人
青铜重器和各种乐器全部放入墓室后，接着进行的一项最牵动人心的活动，就是如何将21名女人作为陪葬品装殓入棺，抬入墓坑为主人殉葬。
曾侯乙墓发掘后，谭维四、舒之梅曾撰文对这一事件进行过如下论述：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古往今来的一切剥削阶级其共同的本性，就是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擂鼓墩一号墓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这座墓主人是曾侯乙，即曾国一名叫乙的君主，是战国早期一个诸侯国的封建头子。墓内放置的几千件随葬器物，都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封建统治阶级不仅生前占有享用，死后还要带进坟墓，充分暴露出他们的骄奢**逸和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更有甚者是用人殉葬，这座墓殉葬了二十一人，经科学工作者对其骨架的研究鉴定，全是女性青少年，年龄最大者约二十五岁，最小者仅十三岁左右。
人殉制度起源于原始社会末期，盛行于殷商、西周奴隶社会，当时一个奴隶主死了，往往要杀殉或生殉（活埋）奴隶几十人，多者达数百人，殉者不是身首异处就是颈上戴有枷锁，身上缠有绳索。擂鼓墩一号墓的二十一名殉葬者骨骼齐全，未见刀砍斧伤痕迹，而且还都有一具彩绘木棺，内有木梳、木篦、玉环之类的少量随葬品。结合有关文献推测，封建统治阶级对这些殉者很可能是采用“赐死”的办法，即用欺骗手段迫使她们为墓主人殉葬的。从形式上看，这种殉葬方式似乎较殷商、西周时代文明一点，但本质上其对殉者的压迫之惨，并没有两样。
上述规模庞大的墓坑和木椁，几千件随葬器物，二十一具无辜殉者的累累白骨，都是对封建统治阶级残酷压迫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泪控诉，是我们向人民群众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阶级教育的生动教材。
透过文献记载，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殉葬，谓之“人殉”。这一现象在古代的许多地方都曾存在过，尤以亚洲为重，埃及、西亚两河流域、印度、日本和中国皆然。至于这种制度的形成是人种使然，还是社会环境等因素所决定，史家说法不一，争论也一直没有平息，但作为这一酷烈的事实却是铁板钉钉，毋庸置疑的。
中国的人殉从什么时候开始，又是怎样的一种形式，典籍多有记载。《左传·成公二年》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正义引郑玄注：“杀人以卫死者曰殉，言殉环其左右也。”《墨子·节葬下》说：“天子杀殉，众者数百，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史记·秦本纪》载：“武公卒，葬雍平阳，初以人从死，从死者六十六人。”又说：“缪公卒，葬雍，从死者百七十七人。”
田野考古发掘的事实让世人看到，宋文公“始用殉”的记载并不可靠，这种恶习早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龙山文化（公元前20世纪左右）和齐家文化（公元前17世纪左右）时期就已出现。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永靖秦魏家遗址的齐家文化氏族公共墓地中都曾发现女子为男子殉葬的合葬墓，考古学界公认这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杀妻（妾）殉葬墓。
那么殉葬的女人或男人是以怎样的方式从死而作为祭品埋葬的呢？史籍记载和考古发掘证明，有的被活埋，有的被杀后整体埋葬或肢解后埋葬，有的被活活饿毙，有的被强迫上吊自杀，其方式多种多样，惨不忍睹，令人闻之心寒。抛开氏族群落的殉葬不谈，仅以发掘证实的夏商周三代及其之后的各个朝代，大体可以看出古代中国殉葬制度残忍酷烈的一个轮廓。
1957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在河南偃师二里头村发现了一处古代遗址。在已发掘的灰层和灰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人殉墓葬数百座，人骨或身首异处，或双手被缚，或一手反折背后，或两手上举过头。另有一些零星的人头和肢骨，想是被刀砍或活埋。据发掘人员分析，这些惨遭杀害之人，应当就是奴隶。1955年，郑州商城在考古发掘中始见殉葬坑和殉葬墓，在一个编号为171的坑中，考古人员发现了两具人骨，又有一个人头及两只腿骨。人骨双手反绑，手指骨、手臂骨和脚趾骨全被砍掉。此举令发掘者发出了“奴隶主对奴隶们的杀害，就是如此的残忍”的感叹。
殷墟1001号大墓，虽遭多次盗掘破坏，但仍然在墓底、墓道等处发现杀人殉葬者共达225人之多。据推测，整个墓内殉葬的奴隶可能有三四百人。考古人员通过细致的观察研究，推断出当时杀殉的步骤是：当墓坑墓道填土工作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奴隶们就被双手背绑，一队一队按顺序被牵到墓道之中，面向墓坑，并肩东西成排跪下。刽子手从一头到另一头，按序砍杀。被杀者倏忽间人头落地，肢体向前扑倒，成为俯身，随之为填土所埋。填土一至二层后，再按原样杀殉一些奴隶填埋。如此循环，直至砍杀到一定数量为止。经骨骸鉴定，被杀的奴隶多数都未成年，一般在十几岁左右，有的只有几岁，更小的连天灵盖都还没有长满。较之1001号大墓，发掘时，殷墟其他各墓破坏得更加厉害，但无一例外都有人殉。少则几人，多则几十人，如1550号大墓，中心腰坑殉葬一人一狗，墓室四角四个小墓坑，各殉葬一人，北墓道口，又殉葬十具一排的人头骨数列，共计残存殉葬的奴隶有几十人至上百人之多。从现场情形看，这些殉葬的奴隶，多数身首砍断，有的只有肢体，有的只有头颅，有的双手背缚，有的抱手蜷腿，有的张口歪头，悲惨之状不忍目睹。在殷墟大墓区东部，考古人员揭露附属小墓1242个，多有殉人，估计总数达2000。
图6-17 商代统治阶级用奴隶做人牲的场景
在殷墟小屯北地，靠洹河的弯曲部位，是商王朝举行祭祀的地方，从考古揭露的25个土坑看，共祭用62只羊、74只狗、97个人。用作祭祀的奴隶年龄不等，小孩为完整躯体，成人皆被杀头。杀头后，人骨呈俯身状，头与颈完全脱离。有的被砍头后留有下腭，有的脊椎骨上还带有腭骨和颈骨。有的呈仰身状，头部仅被砍去上部，下部还连在颈上。被砍的地方，有的在鼻部，有的在眉际，刀砍的痕迹，还清楚可见。对于此种情形的出现，考古人员做过各种研究和猜测，有的认为可能是刽子手偷懒耍滑或者太不把这些奴隶的生死放在眼里，如同砍杀一条狗一样随便。有的认为是在砍头的一刹那，出于本能反应，奴隶的头发生了颤动，刀走偏锋，从鼻子处掠过。在刽子手或主持祭祀的贵族看来，反正被杀者已是脑浆迸裂，扑地而亡，也就不再计较是从颈上还是颈下开刀了。据参加发掘的考古人员胡厚宣说，小屯殷王的宫殿宗庙地区，截至20世纪70年代已发现人祭738人，倘若把残墓复原，数量将有千人以上。如果把其他各地的商代遗址人殉人祭的发掘数目加以统计，确切的人数达到3684人。除殷墟之外，其他商代墓葬也发现人殉现象，如河北藁城台西商代前期的一号墓，“在西阶上殉葬未成年女子一人，两腿相交，两臂上屈，似是捆绑所致”。这个姿势，显系是被活埋而形成。假如这些考古发掘的墓葬在此前不被破坏的话，殉葬者可能多达四五千人。这个数字仅是由田野考古工作者地下发掘所见，至于从甲骨文字所见殷代人祭的情况，将大大超过此数，更加令人惊骇。对此，作为考古学家兼甲骨学者的胡厚宣曾专门著文做过说明：截至20世纪70年代初，在已发现的甲骨文里有关人祭，以殷代武丁（公元前1250年—公元前1192年）在位的时期为最多。在所见1006条卜辞中，祭用9021人；另有531条未记人数，一次用人最多的是500个奴仆，这里所说的仆就是奴隶。武丁之后，祭用人最多的是廪辛、康丁、武乙、文丁计有卜辞688条，祭用3205人，另有444条未记人数，一次用人最多的是200人。
对这一说法，胡厚宣表示赞同，卜辞的意思是以闲牢把千人与千牛一道关起来，以备他日举行祭祀时挑选牺牲之用。这些奴隶最终被杀掉是肯定的，但不是卜辞记载的一次性人头落地，就如同树上的柿子，有的要一两个月，有的要用更多的时间才落下。这些成千上万用作祭祀牺牲的奴隶，有男有女，有臣有妾，有姬有婢。被关者或被押赴断头台者，或戴枷锁，或双手背缚，或用手勒发，或以绳引牵。或焚烧，或土埋，或割裂，或用手扼制。或被剁成肉酱，盛在豆中，或用钻镟，取其脑浆，或杀人而以其血祭，或斫伐而取其头颅。有的奴隶头被砍下，随着喷出的淋淋鲜血一同被掩埋，直到几千年后发掘时，斑斑血迹仍清晰可见。真可谓“断头台上凄凉夜，多少同侪唤我来”。从卜辞上看，有刻画奴隶的象形字，像被击仆倒，刨坑活埋，张口呼号，做竭力挣扎之状。也有的被砍下头后，还要在头骨上刻以铭辞。胡厚宣说，这些卜辞中的人祭，与地下考古发现互相印证，结果完全相符。种种凄惨形象，触目惊心，令人发指。当年鲁迅先生曾言：“我尚来是不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但是他们却“居然昂起头来，不知道个个脸上有着血污”。（《记念刘和珍君》）此话虽说的是鲁迅那个时代的中国当局和当局豢养下披着警察外衣的鹰犬，但读罢此语，似乎又让人回到了遥远的商代和商代的人殉现场。或许鲁迅的伟大之处正在于此吧。
21位女人之死
商代如此，作为承接了夏商两代道统的周代，人殉制度又是如何呢？《西京杂记》卷六记载：“幽王（周幽王）冢甚高壮，羡门既开，皆是石垩，拔除丈余深，乃得云母深尺余。见百余尸纵横相藉，皆不朽。唯一男子，余皆女子，或坐或卧，亦犹有立者，衣服形色不异生人。”周幽王是西周最后一位天子，也就是宠爱褒姒而不惜以烽火戏弄诸侯，最终导致失国的那一个臭皮囊。最后一位尚且如此，前面的君王也不会好到哪里去，由此可推知整个西周的殉葬尤为猖獗。
东周时代关于人殉人祭，地下已被发现的遗存不多，但依然存在。如安徽寿县的蔡侯墓，属于春秋时期，1955年发掘时，考古人员在墓底东南角，发现殉葬一人。又《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曰：
交交黄鸟，止于棘。
谁从穆公？子车奄息。
维此奄息，百夫之特。
临其穴，惴惴其慄。
彼苍者天！歼我良人！
如可赎兮，人百其身！
穆公，即春秋时秦国之君，名任好，卒于周襄王三十一年（公元前621年），以177人殉葬。从，即从死之意，也就是殉葬。子车奄息，子车是氏，奄息是名。一说字奄名息。夫，男子之称。特，匹。这句是说奄息的才能可以与一百个男人匹敌。穴，指墓圹。
这首诗译成现代白话，便是：黄雀叽叽，酸枣树上息。谁跟穆公去了？子车家的奄息。说起这位奄息啊，一人能把百人敌。走近了他的坟墓，忍不住浑身哆嗦。苍天啊苍天！我们的好人一个不留！如果准我们赎他的命，哪怕是用一百个人也可以。
此诗被编选于《诗经·秦风》中，它无疑是一首挽歌，全诗共三章分挽三位杰出的良才。每章末四句是诗人的哀呼。见出秦人对于三良的惋惜，也见出秦人对于暴君的憎恨。
秦穆公死后不过一百年，社会发生了剧烈变革，人殉制度开始引起非议并产生动摇。春秋时代的孔子曾站出来公开反对殉葬制度，既反对以活人殉葬，同时也反对以活人生前占有的珍贵器物随葬，直至反对用仿真人的木俑殉葬。按照这位圣人的说法，人鬼殊途，并不能同归，完全没有必要瞎折腾和浪费财物，甚至损害人的生命。入葬的时候，只要用泥巴做个小车，用稻草扎个小人作为明器殉葬就可以了。但用逼真毕肖的木偶人殉葬就会走上邪恶之道。因为用逼真毕肖的木偶人与用活人殉葬几乎相同，是对活着的人大不敬。后来的孟子在与梁惠王对话时也曾提到这一问题，他说：“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生人饥而死也。”孟子的话明显反对统治者不顾人民大众的死活，甚至置于水火之中而不顾，竟把人活活饿死。他把饿死与殉人相提并论，是对这两者的双重憎恨。孟子在世的时候，去秦穆公也不过两百余年。在这一二百年时间里，整个社会的确是发生了巨大变革，也就是马列主义学派的历史学家们经常挂在嘴上的奴隶制处于崩溃，先进的封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转折时期。较之孔子，孟子在社会政治问题上言辞更加犀利而鲜明，他宣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至于对一般的臣僚，孟子更不以为然——“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孟子·告子》）。孟子自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此番言论，颇有点“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英雄气概。正是因了这样的气魄、学识和人格魅力，举国有识之士纷纷响应支持，有的甚至不惜身家性命为之阻谏呼号，延续了几千年的人殉制度终于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
春秋之后，人殉制度基本废除，大多数贵族改用木制或泥制人形偶像殉葬。战国时的秦国在献公元年（公元前384年）曾正式下令废止人殉。但是到了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殉葬制度死而复生，令人不寒而栗。《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帝死后，“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从这段文字看，不只一大批后妃宫女从死，由农村进城参与陵寝建设的民工也无一幸免，皆稀里糊涂地成了秦始皇的殉葬品。
秦亡之后，除边远地区强制妇女殉葬外，人殉作为一种制度已趋湮灭。据《三国志·吴书》载，三国时吴将陈武战死，孙权破例下令以陈爱妾殉葬。吴亡，这一“恩典”即遭到指责：“权仗计任术，以生从死，世祚之短，不亦宜乎！”孙权的这一做法同吴国短祚的命运联系起来，可见时人对殉葬这一做法已是深恶痛绝了。
按这一思想观念传承下去，本应不会再出现殉葬这一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惨剧，但几个朝代的攻伐轮换之后，想不到当江山社稷落到一个叫花子与和尚出身的朱元璋手中时，早已成为腐尸的殉葬制度再度从阴间冒将出来，随着南京城**漾的血水泪滴，重返大明王朝的舞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的次子秦王朱樉死，以两名王妃殉葬，自此，潘多拉魔鬼的盒子正式启封。朱元璋本人死后，亦有嫔妃、宫女陪葬孝陵。《明史·太祖本纪》载，1398年闰五月初十，“（朱元璋）崩于西宫，年七十有一”。长孙朱允炆继大位，史称建文帝。新皇帝遵遗诏，凡太祖没有生育过的后宫妃嫔，皆令殉葬，另有若干宫女从死。具体殉葬是多少人，史上并无确切记载。据明末人毛奇龄所著《彤史拾遗记》载：“太祖以四十六妃陪葬孝陵，其中所殉，惟宫人十数人。”殉葬的步骤不再像商周时期直接拉到墓地砍头活埋，因为时人确信被砍头者的鲜血会玷污主子的灵魂，使之在阴曹地府内感到不爽，便改弦更张，用“文明”的方法干净利索地处死。具体操作方法是，临刑前于宫内摆设宴席，请这些妃嫔盛装打扮后赴宴。宴罢便被带到指定的殿堂内，由太监分别架上木床，将头伸进预先拴好的绳套中，太监撤去木床，一个个年轻的生命就此消亡。
朱元璋的四子朱棣在夺得侄儿建文帝的政权登上大位后不久，即在北京昌平建造十三陵首陵——长陵地宫。据文物专家王秀玲考证，朱棣死后有七名妃嫔殉葬。当时有一个朝鲜籍妃子也在被指定殉葬之列，这个妃子明知自己将死，心有不甘又无力抗争。当她被太监架上木床，将要把头伸进帛套的刹那间，猛地回首呼唤自己的乳母金黑：“娘，吾去！娘，吾去……”其凄惨之状和悲恸之声，连监刑的太监都潸然泪下。少顷，太监将其头颅强行按进帛套中，抽掉木床，韩氏挣扎了几下便气绝身亡。金黑是韩氏从朝鲜带来的乳母，后来被放回故国，把这段详情说出，被朝鲜文献《李朝实录》记载下来，始为世人所知。
明亡之后，这一制度在清朝初年又出现过一个小小的反复。天命十一年（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病死，令大妃阿巴亥殉葬，诏曰：“俟吾终，必令殉之。”阿巴亥为了保全几个儿子，盛装自尽，年仅37岁。实际上，除了阿巴亥以外，努尔哈赤生前侍奉他的四位宫女也一块儿殉葬了。
据传，在清康熙皇帝之前的清世祖福临、清太宗皇太极与努尔哈赤一样，死后都有活人殉葬。一直到康熙年间，御史朱斐针对此恶习上书曰：“屠残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窃典礼，伤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惨忍伤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且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或许这个反对意见起了作用，或由于其他更复杂的原因，康熙十二年（1673年），开始明令禁止八旗包衣佐令以下的奴仆随主殉葬。从此，帝王死后的殉葬制才算真正退出中国历史舞台。
透过几千年漫长而惨烈的人殉事例与制度，真让人生发出鲁迅先生在看到明代“以剥皮始，以剥皮终”的黑暗政治和残酷刑罚之后的感慨：“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戳，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痛楚，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尽管不像活在人间而是活在地狱之中，也还要活下去。活着就是为了活着，无他。只是每个人活法不同，死法也各异罢了。曾侯乙墓的墓主与殉葬的21名少女即是这一活命哲学的生动注释。
曾侯乙墓陪葬者生前的身份，从其所用葬具、在椁室内的陪葬位置、与墓主木棺及墓内随葬文物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东室的8位，因与墓主人葬在同一室内，当为曾侯乙的近侍妃妾或宫女。其中6位在主棺之东，木棺呈一字式平行排列，所有木棺制作较讲究，内面均髹黑漆，有一具表面髹红漆，余均黑漆为底绘红彩。髹红漆者体积最大，放置居中，可能为墓主的爱妃。其余5位可能为近侍妃妾。主棺之西的两具木棺，位于东室通向中室的门洞旁，与狗棺为伍，生前地位应比前6位要低，有可能为墓主人生前的近侍宫女。结合秦始皇入葬情形，殉葬者身份大致如此。至于西室的13位陪葬者，皆为棺葬，但年龄较小。此室除了13具陪葬棺，别无他物，据此推断，很可能是墓主人生前的歌舞乐伎或称乐舞奴婢。类似的以乐舞奴婢殉葬之事，史籍亦有记载，例如，《汉书·赵敬肃王传》中有彭祖的后人胶王元“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
通观曾侯乙墓21位殉者，其遗骨鉴定既未见刀砍斧伤和被毒杀的痕迹，又入殓于髹漆彩绘木棺内，且有衣衾或竹席包裹，还有些许器物随葬。谭维四、郭德维等学者认为，极有可能是采取赐死的办法来殉葬的。即每人先赐以红色绸带，命其自缢身亡后入殓于棺，然后随墓主一同埋入坟墓。这些死者大多数被迫从死，从出土的尸骨形态仍可想象她们当年惨死的情景是何等的凄凉。
图6-18 曾侯乙内棺上描绘的神怪图像，意在保护死者的灵魂
发掘显示，墓坑西室与中室隔墙中段有约50厘米的四方小洞一个，与中室相通。而中室、北室各室之间都有一四方小洞相通，这是为了便于曾侯乙在阴间宫殿寻花问柳而特别设置的。颇令人感慨的是，在靠近东室通中室门洞的地方，还放置有一具殉狗棺。狗棺比陪葬的殉人棺小，没有施彩，棺盖上却放有两件石璧。显然，这是墓主生前的一只爱犬，死后仍守候在墓主的足下，并为其守门看户。由此更可以看出，这些陪葬的少女在墓主及其家族眼中，也不过相当于一条狗罢了。
发掘中还可看到，墓主外棺北侧下部留有一个小门，内棺的足档描画了一个窗框，这里是曾侯乙的安息之所。很显然，在这位君主有了兴致，希望遨游天国的时候，小门和窗框是他灵魂出入的通道，他的家人和臣民在这点上想得非常周到，可谓关怀备至。曾侯乙在另一个世界里绝不会有行动不便的感觉，无论是东室的近侍宠妾，还是西室的歌伎少女，她们生前为主子服务，死后仍然要尽职尽责。她们的棺上都绘有类似主棺的窗格，就是随时准备听候主人的召唤，随通道而出入服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室二号棺中20岁的少女，或许是个乐舞领班，或许有特殊的身份，她的鸳鸯盒可作为一个象征。这件美丽奇特的鸳鸯盒与少女一起随葬，用意何在？发掘者郭德维推断，鸳鸯盒显然是这位少女生前所喜爱之物，埋葬时，考虑到她生前的喜好或遗愿，将这件艺术品做了她的陪葬品。自然界中的鸳鸯总是成双成对地生活着，人们常用来比喻恩爱的恋人，此女怀抱鸳鸯伴其生前身后，是否在婚恋上有什么隐秘？这件器物是曾侯乙赏赐，还是她本人所置，或许是心上人暗中赠送，以此作为定情的信物？如果真的是定情之物，只能随着这一破碎的爱情之梦，共同被殉葬于幽幽地宫之中。每猜想至此，不禁令人想起鲁迅先生对生民之多艰的哀哭与愤言：“所谓的中国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灯下漫笔》）信也。
曾国的真相
阴风阵阵，满城萧瑟的曾国首都，外宾接待组的治丧人员也在频繁而友好地接待着来自国外与盟友赠送的吊唁礼物。
简文还明确告诉发掘者们，曾侯乙死后，他人所赠之车共26乘，自备之车共43乘，总数为69乘。另外有他人赠送和自备之马超过200匹，由于竹简出土时已残损，原来的数字难以精确统计，估计更大一些，因为墓中所出的戈头、殳等兵器以及箭镞都多于简文所记的数量。但墓中只有兵器而没有车马，按裘锡圭的说法，从《周礼》等书有关记载来看，简文所记的车马大概多数不会用来从葬，特别是像曾侯乙这样身份的君主，很可能有一定数量的车马埋在墓外专门设置的车马坑之中。可惜发掘前墓地周围已遭到严重破坏，墓坑附近曾有车马兵器发现，当时未经发掘，详情已无法查明。
当各种入葬事宜基本就绪后，在整个葬仪中最为重要的**大幕开启了——这便是死者曾侯乙进入墓室前的最后一道程序。按照当时的葬制和礼数，先是有专门人士为曾侯乙香汤沐浴，而后梳洗打扮，穿衣戴帽。与此同时，在衣内衣外的尸体四周，放置大小、形制不同的玉器和少量金器等物。放于死者脸部者，称为“缀玉面罩”。最具特色的是用玉石雕刻了几十件小动物，分别置于死者的七窍和肛门与**上，置于口中者则谓玉琀，塞于鼻、耳、肛门与**者叫玉塞。搞这套行头，主要为了传说中的千年尸骨不朽。
图6-19 曾侯乙墓墓主口含的玉雕小动物，大如黄豆，小如绿豆，有玉牛6件，玉羊4件，玉猪3件，玉狗2件，玉鸭3件，玉鱼3件，共21件，可谓六畜俱全
巨大的漆棺，在汗水流淌与泪水飞溅的肃穆哀苦气氛中终于到达擂鼓墩墓地。一阵手忙脚乱、大呼小叫的折腾，架在墓坑之上的巨大套棺随着一根绞索突然断裂，“咕咚”一声摔入墓坑东室之内，半尺长的铜钮利剑一样斜插入墓壁椁板之中，严丝合缝的棺盖板随着棺身下沉的重力“咔嚓”一声被撕破，裂开了一道拳头般粗细的大口子。面对这一突然而至的凶象，哀号之声顿绝，现场鸦雀无声，一片死寂。众人惊恐又莫知奈何，主持者已是全身抖如筛糠，面如死灰，汗如雨下。
少顷，当主持者于惶恐不安中企图指挥众人以最快的速度将这个庞然大物“改邪归正”时，所有的人出尽招数，用尽力气，但斜趴在坑中的巨棺已如泰山压顶，岿然不动。无奈之下，曾侯乙的亲族与重臣只好决定放弃，就此掩埋。
于是，上百人开始按照原计划行动。把所有该放置的小件陪葬物放置完毕，而后于墓坑之上加封椁盖板，铺竹席、丝绢与竹网，再用6万多公斤的木炭铺填于椁顶与椁壁之间，最后覆土掩埋加固。当这一切做完后，曾侯乙墓的地下宫殿已完全封闭于山岗旷野之中，春秋晚期一个诸侯国的秘密，就这样悄然消失在历史视野之外。
外棺的开裂与倾斜，为尸体的腐烂埋下了祸端。令曾侯乙阴魂与家族人员都意想不到的是，另一场灾祸随之而来。
最后的归宿
曾侯乙墓深入山冈地表以下13米，内椁底板直接建在坑底岩石上，没有像椁顶和椁墙四周那样填埋木炭或白膏泥并加以夯实，只有中室局部椁底做过类似努力。这一明显对尸体防腐构成巨大威胁的重要缺陷，是由于时间仓促来不及施行，还是设计者眼见坑底岩石干燥无水，而自以为是地认为万事大吉？或许由于墓主家族产生内讧，各自争抢财产与权力，矛盾激化，而只顾眼前之事，顾不得棺下情形？
总之，一根又一根的宽厚木质椁板是直接铺在了坑内的岩石之上，而墓坑的位置正处于风化岩石地质带上，红色的岩石具有透水性。墓坑四周岩石本身和地下都含有大量水分，且擂鼓墩山冈地下水又埋藏较浅，最浅处埋深小于0.5米。
也就是说，当曾侯乙梳洗打扮好，携21位青春靓女进入幽暗的地下宫殿，准备在阴间这个小型世界好好安息享乐一番之时，墓底和坑壁四周开始通过微小的空隙，向坑内渗水，且以每昼夜2立方米至3立方米的速度推进。约经过242个昼夜，墓坑内的水已涌至2.19米，这正是墓主外棺的高度。
假如棺椁下葬时没有开裂倾斜，曾侯乙尚可一如既往地躺在棺内，优哉游哉地过他的阴间钟鸣鼎食的生活，做着一个个桃色美梦。很不幸，棺盖撕裂，缝隙难填，从地下与四壁悄然无声漫过来的冷水，先是探头探脑蛇一样一缕缕地钻入棺内。继之凛冽的激水“哗”的一声翻棺而过，呈瀑布状涌跌入棺内，很快将相当于卧室的内棺包围。棺内那具酒肉充塞的臭皮囊，遂被冲到内棺一角，不再动弹。
当坑内地下涌出的水流上升到2.2米之时，戛然而止，且永久停留在这一水平线上。这个高度，仅比墓主外棺高出0.01米。世间之事如此之巧，足以令鬼神唏嘘。曾侯乙的臭皮囊将在凛冽的清水浸泡中，一点点腐朽成泥。
一百多年后，身穿老鼠衣的盗墓贼在月黑风高之际，掘开了曾侯乙墓穴，凿断了椁板并捞取了少量器物。继之，大雨来临，水流顺洞灌泻而下，墓坑积水暴涨一米多，直至升至椁盖板，将整个墓坑全部浸泡为止。污泥浊水的进入和水位上升，加剧了曾侯乙那具臭皮囊的腐烂。
又是两千多年过去了，现代考古人员打开墓穴，进入棺内，看到了一堆被浸泡成黑黄色的碎骨。一扇埋藏于尘烟雾霭中的历史之门由此开启，湮没千年的秘密得以揭开，曾侯乙墓葬发现发掘的故事，就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