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孙膑和他的高祖孙武，在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的大舞台上，都曾做过划时代的表演，并创造了出神入化、登峰造极的兵学文化，而这笔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的瑰宝，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军事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们习惯上把孙武、孙膑统称为孙子。而这个提法，被后来的司马迁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了下来。

司马迁的传记，对两位孙子的身世、战功以及著作等方面的记述，虽略显简单，但基本情况说得还算分明。即孙武是春秋末期仕于吴国的著名军事战略家，著有兵法十三篇。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二人有血缘关系。孙膑生活在战国时代的齐威王时，同他的祖先孙武一样著有兵法传世。

继司马迁之后，东汉史学家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著录了《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和《齐孙子》八十九篇。班固的史料来源不得而知，但记述明确。《吴孙子兵法》指的是孙武所著的《孙子兵法》。《齐孙子》则是孙膑所著的《孙膑兵法》。另外，在《吴越春秋》和曹操的《孙子序》中，也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记载。

《史记》与《汉书》有关两个孙子其人其书的记载一直为人们所尊信。然而，到了唐代，才子杜牧根据司马迁与班固对《孙子兵法》篇数的不同记载，在其所著《樊川集·孙子序》中提出了一种说法，认为传世的《孙子兵法》十三篇是曹操删削的结果。他说：“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

杜牧这一搅和，平静的池塘顿生涟漪，好事者纷至沓来，开始怀疑孙武其人其书是否真实存在过。在各说之中，影响最大、最早者当数北宋仁宗时代注释《孙子》的学者梅尧臣，梅氏认为《孙子兵法》这本书带有浓厚的战国色彩，不足为信。

南宋中期的史家叶适，进一步明确表示，孙子书不合儒家军事理想，此书中的很多思想和名词都非春秋时期所常见，而为战国时期所独有。他认为《孙子兵法》是后人伪造而冒孙武之名顶替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孙武此人，也就是说孙武是那些伪造者凭空虚拟的一个神话人物。为证明此说正确，叶氏列举了很多条证据加以支撑。言之凿凿，证之锵锵，此说影响巨大，近似铁证。

明代学者章学诚、清代学者姚鼐受杜、叶等前辈儒生影响，认为《孙子兵法》“皆战国事”，并宣称：“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自著。”主要理由有二：一是春秋时期用兵规模不大，即使是大国也不过数百乘，而《孙子兵法》中则有“兴师十万”的记述，显然记述的是战国时期的事情。二是《孙子兵法》中称国君为“主”，这是战国时期的称谓习惯，而“主”在春秋时期是士大夫之称。

曾在晚清戊戌变法中大出风头的梁启超，在有关先秦诸子的论述中，谓孙武的兵法十三篇，乃战国人伪托，并有可能是孙膑所为。按梁氏的说法，兵书中所言，“皆非春秋时所能有……此书若指为孙武所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所作，亦可谓之真”。梁氏没有说这个论断的根据是什么，可能是出于他的主观臆想，而不便或不能举例加以论证。

孙武、孙膑各有兵书

除上述诸君发表的论断和宣言，尚有多种纷纭繁杂，甚至是突兀离奇的不同论调。更有奇者，清人牟默人在《校正孙子》一文中，宣称孙膑为伍子胥的后代。文中说道：“古有伍胥无孙子，世传《孙子十三篇》，即伍子胥所著书也。而《史记》有孙膑生阿鄄间为孙子之孙者，实子胥之裔也。”

另一种说法更加大胆，称孙武与孙膑为同一个人，著名的《孙子兵法》实际上是战国时孙膑所著。如现代学者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说，孙膑名武，其人在吴、齐两国都曾工作、学习、生活和战斗过。司马迁作《史记》时“误分以为二人也”。

另有日本学者斋藤拙堂作《孙子辨》一文，同样因孙武之事不见于《左传》，而怀疑《史记》中所载的孙武到底有没有其人。经他如写侦破小说一样反复推理，得出孙武与孙膑原本是一个人，名武而绰号叫膑，相当于梁山好汉鲁智深绰号叫花和尚，孙二娘绰号叫母夜叉一样。其理由大意是：司马迁记载，孙武见吴王，当在吴伐楚之前，此时孙武就已经将自己所创作的兵法十三篇献给吴王看过。但这个时候偏安南方一隅的越国尚小，其兵力不可能比吴国多。而《孙子兵法·虚实篇》却说：“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很明显，此话是越国比吴国强大之后的语调，是战国时期的孙子所言。另有证据，如《左传》昭公三十三年，吴伐越，为吴越相争之始。而《孙子兵法·九地篇》则说“吴人与越人相恶”，这是后来吴越相结怨之证据，因此也就说此著当是战国之后所作。又《战国策》一书称孙膑为孙子，结合《史记》中的列传，特别是自叙传中所称的“孙子膑脚，而论兵法”，可知现行流传的《孙子兵法》一书，是孙膑所著无疑，而孙武和孙膑同为一人，武为其名，膑则为绰号。

就在诸多怀疑论者势如蜩螗，将孙武、孙膑及其著作搅得一塌糊涂、乱上加乱之时，1972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横空出世。在让世人亲眼领略这批文化瑰宝的同时，也确认了所出的这批书籍至少在西汉初年已广为流传的事实。特别是《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如同一道闪电划过迷茫的夜空，使聚讼千年的学术悬案顿然冰释。这批汉墓竹简，如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以鲜活亮丽和无可辩驳的存在吸引着人类惊喜的目光，并以自身具有的深刻内涵向世界昭示了如下历史事实：

第一，汉简的出土证实了《史记》有关孙子和《孙子兵法》记载的真实性。与《孙子兵法》十三篇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些与十三篇关系十分密切的、至为重要的《孙子兵法》佚文残简，其中《吴问》一篇记述的是孙子与吴王的问答，其主要内容是：吴王问孙子曰：“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固成？”孙子曰：“范、中行氏先亡。”“孰为之次？”“智是为次。”“孰为之次？”“韩、魏为次。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

简文中所说的“六将军”，即晋国六卿范氏、中行氏、智氏和韩、魏、赵三家。春秋时期，卿与将军不分，平时为卿，战时统率一军，则以“将军”相称。

据《史记·晋世家》载，晋定公二十二年（公元前490年），赵、韩、魏和智氏联合赶走范、中行氏。晋出公十七年（公元前457年），四家世卿瓜分了范、中行氏的土地。晋哀公四年（公元前453年），赵、韩、魏共灭智氏，尽并其地。

从以上的记载中可以看出，《孙子兵法·吴问》产生的时间应在范、中行、智氏灭亡之后，否则，作者绝不会那么准确预料到三卿的灭亡次序。对于赵、韩、魏三家的发展，作者认为韩、魏继亡于智氏之后，晋国全部归属赵氏。然而这次他的估计却全然错了，说明作者既没有看到晋静公二年（公元前376年）三家最后瓜分晋公室，也没有看到晋烈公十七年（公元前403年）三家正式建立封建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实。由此可知，《吴问》是在智氏亡到赵、韩、魏三家自立为侯的五十年内撰写的。而孙武主要活动在吴王阖闾执政（公元前514年—公元前496年）时期，与《吴问》撰写时间相去不远。因而，这篇文字的作者不论是谁，把孙武的言行记录下来，都有时间上的便利条件。因此，把《吴问》视为孙武言行的可靠材料是没有问题的。

此外，竹简本中另一篇《见吴王》则记述了孙子吴宫教战等传记材料，不但与《史记》《吴越春秋》等记载相吻合，而且有些情节较《史记》更为详尽，据汉简整理小组专家吴九龙等推断，出土的篇章很可能就是当年太史公所依据的古本史料。由此可见，《史记》关于孙子的记载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当时的流行之说，至少在当时人们并不怀疑孙子是春秋末期的吴国将领，同时也是《孙子兵法》一书的作者。

第二，汉简本《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以无可辩驳的铁证破除了孙子、孙膑同为一人的谬说，粉碎了孙子就是伍子胥等妄言。

在出土的编号为第0233号竹简中，有“吴王问孙子曰……”等字样，在第0108号竹简中，有“齐威王问孙子曰……”等文字。这些鲜活可见的文字，不但充分证明有两个孙子，且同时昭示一个服务于吴国，一个服务于齐国。这两个服务于不同国度的孙子，就是太史公在《史记》中所记载的孙武和孙膑。此二人处于不同的时代，各有兵法传世。因而，那些鼓吹孙武、孙膑同为一人的谬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第三，汉简的出土证明，《孙子兵法》确系十三篇。明显的证据是，在一同出土的《见吴王》篇中，其中两次提到孙子书为“十三扁（篇）”。另外，在十三篇简文出土的同时，还发现了一块记录有竹书篇题的木牍。尽管这块木牍已破碎成六块小片，但从其行款及残存的内容看，简本《孙子兵法》确为十三篇，且其篇名与传世本基本相同，只是在个别篇名与篇题上与传本有些出入。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证据是，就在银雀山汉墓竹简发现6年之后的1978年夏季，考古人员在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五号汉墓的发掘中，出土了一批木简。与木简同时出土的还有三面铜镜和一些五铢钱，一枚私印，印文为“马良”。经观察分析，三面铜镜花纹皆为四乳四螭纹，铜钱与洛阳烧沟I、Ⅱ型相同，由此推断该墓时代当为西汉晚期。结合随葬品的组合和木简情况推断，考古人员认为墓主人马良当为一个军事将领，因史书无传，其身世无从查考。但在出土的木简中，其中有一部分是与《孙子兵法》有关的兵书。例如，有一支木简（061号）上明确书有“孙子曰：夫十三篇……”文字这个记载比银雀山竹简还要明确，从而进一步说明《史记》所记述的孙武有兵法十三篇是完全有根据的。另外，在残简当中，还有一支（001号）上书“……□可与赴汤火白刃也”的文字，这与《史记》记述孙武见吴王阖闾时所说一段话的末句“虽赴水火犹可也”两者相似。因这一句话不见于银雀山竹简，从而又可以作为银雀山竹简的补充。

与此同时，竹简还提供了一些《孙子兵法》的重要佚文，例如：

“《军斗令》，孙子曰：能当三□”（047号）

“《合战令》，孙子曰：战贵齐成，以□□”（355号）

“《□令》，孙子曰：军行患车错之，相（？）□□”（157号、106号）

“子曰：军患阵不坚，阵不坚则前破，而”（381号）

“□者制为《军斗》”（346号）

“□制为坚阵”（078号）

“行杀之，擅退者后行杀之”（063号）

据参加整理这批残简的考古人员说，类似以上的佚文在出土的竹简中还有许多。此简文是不是《汉书·艺文志》所提到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尚无确切根据，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汉代初年，《孙子兵法》十三篇已经作为一部单独、完整的著作而流传于世了。至于班固弄出了一个《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如果不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故弄玄虚，那最大的可能就是西汉末年刘向等人在整理过程中，把与孙子兵法相关的材料，如上孙家寨汉墓部分残简，以及在银雀山汉墓中同《孙子兵法》十三篇一同出土的《黄帝伐赤帝》《地刑（形）二》等孙子后学的解释发挥之作也收入其中，致使篇目大大地扩充了。而曹操在为《孙子兵法》作注时曾明确指出“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一十三篇”，可见当时的十三篇早已成为定本，而不是几十篇捆绑在一块儿的羊杂碎式的大杂烩。曹操之所以为《孙子兵法》作注，正如他在《孙子序》中所言，是不满于一般注释之作的“未之深究训说，况文烦富，行于世者失其旨要”。后来的杜牧不解其意，妄下论断，误以为曹操删削八十二篇而成十三篇，以至于谬种流传，贻害了四方。

两部兵书之谜

孙武的《孙子兵法》之所以引起了千余年来聚讼纷纭的论争，除了已表述的种种理由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孙膑兵法》自《汉书·艺文志》以后不再见于著录。即使《汉书·陈汤传》曾引用了兵法“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之句，但后人都不知出自何典。随着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的出土，这个问题迎刃而解，千年悬案得以更加明晰地昭示天下。《汉书·陈汤传》这句话原来是出于汉简本《孙膑兵法》的《客主人分》篇。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汉时《孙膑兵法》还相当流行，但不久就散佚不传，从而使纷争聚起，绵延1000多年而未绝。

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膑兵法》汉简，经整理小组努力，共整理出竹简364枚，分上、下编，每编各15篇，计11 000余字。尽管字数已较原简失去大半，但据整理者吴九龙说这一成果已来之不易。失传1700余年的《孙膑兵法》终于阴差阳错地重见天日，这就为研究孙膑及先秦历史提供了极其珍贵的资料。

根据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的考释成果，汉简本《孙膑兵法》的篇目和主要内容列表如下：

关于汉简本《孙膑兵法》的作者，据整理小组人员吴九龙等从已整理的篇目分析，认为大部分为孙膑所著。另有一部分篇目，记述孙膑的事迹，如《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强兵》等，其中有些语句对孙膑进行了明显的褒崇，这些篇目应是孙膑的弟子或后人根据孙膑的事迹和理论编纂而成。

通过对汉简本的考释可以看出，孙膑在齐国时已有弟子，如《孙膑兵法》残简中有下面一段话：“孙子出，而弟子问曰：‘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第65简）这当是孙膑有门弟子的明证。还有，在第8简有“曰孙子之所为者尽矣”句，这样高度赞扬孙膑的话，从语气来看，不像出于孙膑同龄人的笔墨，更不像出自他的上级齐威王、宣王或田忌之口，而极可能是他的弟子所说。另外还有一些篇目应是孙膑语录的汇编，如《篡卒》《月战》《八阵》等，推测也应是其弟子整理而成。因而吴九龙认为，《孙膑兵法》的编定，和一些先秦其他古籍一样，当出于其门弟子之手。当然，也不能排斥这样一种推断，即《孙膑兵法》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是孙膑的原著，最后经过他的弟子增补编定。但无论如何，编定的年代，当在孙膑死去以后。尽管不能肯定孙膑的对话是原话，但其主旨却反映了孙膑的思想，是后人研究孙膑军事思想最为可靠的资料。关于《孙膑兵法》成书的时代，学术界虽存有争议，但以银雀山汉墓发掘者吴九龙为代表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根据对汉简的考证，认为完成于战国中期。

当然，从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简本《孙膑兵法》中不难看出，此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凭空产生创造出来的孤立之作。它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军事思想，是孙武战略理论和战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从如下的列表中可以看到其异同之处。

由上表可知，《孙膑兵法》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但由于孙膑处在战国时期，军队构成和作战方式已与孙武所处的春秋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孙膑又在某些方面对《孙子兵法》进行了发展。例如，《孙子兵法》对战争主张速决，反对持久，认为“兵贵胜，不贵久”“久则顿兵挫锐”“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甚至说“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这就是说，虽然是计谋拙劣的速胜，也要比筹划巧妙的持久战好。与这种思想相一致的，《孙子兵法》还反对攻城战，认为“攻城则力屈”，甚至把攻城战当作一种万不得已的“下策”。

孙武这种反对持久、攻城，主张速胜的思想，是同春秋末年社会经济状况相联系的。春秋末年，生产力相当落后，各国的经济力量都不可能支持旷日持久的攻坚战、消耗战。所以《孙子兵法》说：“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从而特别提倡和主张对战争要慎重处理，既要知道“用兵之利”，又能了解“用兵之害”，才是“智者之虑”。书中还说道：“国之贫于师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同时还指出“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从而主张要“因粮于敌”。这些论述，都是春秋末年社会经济状况的具体反映。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当时的城邑，并不是很普遍、很具规模，在战争中，还不能成为双方争夺的重点。因而，攻坚和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并不是十分必要。而且，从战争的武器来看，当时主要是铜制的刀、剑、干、戈、矛、戟、殳、钺等武器，宜于近战但不宜攻坚摧垒。虽有些弓弩箭矢，但是射程短，不具有攻克城寨的能力。供攻城用的所谓“战车”也只能是掩护士兵接近城墙，并不能作为冲破城寨的具有强大杀伤力的装备。因而《孙子兵法》的军事战术思想，就不能不受到这些历史条件的制约。

诞生于战国中期的《孙膑兵法》与《孙子兵法》的战术思想相比，就有了明显的进步与发展。由于时代变迁，经济发展，交通改进，孙膑在战争思想与战略战术方面具有明显的战国时代特征。具体表现为：

一、先进兵器的较广泛使用。《孙膑兵法》曾多次提到使用弩，如“劲弩趋发”“厄则多其弩”等。弩较弓强劲，可以远距离杀伤敌人，在当时属于一种先进兵器。与此同时，孙膑还在书中提到了“投机”，这种机器即抛石机，利用机械力量投石，击杀远处敌人。这样先进的兵器用之于战，可以较多地杀伤敌人，并减少白刃战的伤亡。

二、兵种变化。到了孙膑时代，交战国双方都普遍使用了骑兵，《孙膑兵法》云“险则多其骑”便是例证。骑兵的大量投入，使军队的机动性、灵活性、突发性有了较大的增加。

三、编制变化。骑兵、徒兵增加，战车兵减少，孙膑的战略思想也自然要发生变化并在其著作中有所体现。

四、各种外在条件的变化，自然引起了战术、阵法变化与发展，出现了《孙膑兵法》中所说的“剽风之阵”“雁行之阵”“锥行之阵”等多种阵法。

五、随着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特点的突出，孙膑开始主张攻城战略，这恰是孙武所反对的“攻城为下”的战略战术。孙膑具体提出了什么城可以攻打，什么城不可以攻打，并且还讲到要把野战与攻城结合起来等战略战术。这些论述，虽然并不见得完全合理与全面，但反映出了当时与城市的发展相适应的战略思想与战争方法。这些思想方法的发展变化，正是《孙膑兵法》对《孙子兵法》有所发展和创新的强有力的佐证。

发现孙膑洞

银雀山汉墓发掘者之一刘心健在《莒州志·古迹》中，查到了一条“莒县东南百里甲子山前麓有孙膑洞”的记载。此后，他曾几次按这个记载到甲子山一带调查，结果真的找到了“孙膑洞”，并认为此处是孙膑晚年的隐居之所。

甲子山孙膑洞属山东省莒南县朱芦镇石汪村地界，确切位置在石汪村北三里拉子山西“楼顶”山的后山坡，即甲子山主峰玉皇顶以东半山腰上。此处群峰起伏，层峦叠嶂，是个隐居的好地方。

据载，孙膑洞“洞旁有泉，下有饮牛汪。山水环绕，境极幽僻”。实地观察便可发现，此洞洞口朝东南，洞深4米多，高3米多，宽10米许。洞内巨石参差，台坎天然。洞口有长形砖墙，墙内有孙膑师徒三人及其坐骑的泥塑像。孙膑像高4尺，两个徒弟李睦和袁达侍立在侧，3尺高的独角牛作为坐骑居右，现依然可见。孙膑洞的东面不远处有一座高山，号称蒙山，据当地传说是鬼谷子当年设坛授徒的地方。蒙山中有鬼谷洞，传说当年孙膑、庞涓就曾在此读书受教，也就是说当年鬼谷子搞的那个训练基地就在此处。甲子山上的孙膑洞，选在他曾读书就学的地方不远处，当是思乡和落叶归根的寄托。

孙膑洞前有平地一块，由东、南、西三面的残存石垣围成一个院落，院中央有一饮水池泉，水由洞内石壁缝中流出汇此。暗流至涧，汇成小溪，再下流三里，抵村东北角斜坡，则哗然成瀑。瀑下就是个石汪，传说这就是孙膑当年耕作休息和饮牛的地方，山村即以此石汪而得名。在村的东北角流淌的一条河边，仍可看到在一块大青石板上有一串串茶碗大的小洞，据说这是孙膑的牛来饮水时踏踩而出的印痕。

据当地风俗习惯，地名以人名命之并立祠塑像纪念，一定与其人在此活动过有关。莒地既非孙膑的家乡出生地，也不是其采邑封地，而竟然能以孙膑之名命洞，且祠以师徒塑像，一定是有些来头。

按照刘心健考察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此洞很可能与孙膑当年离开齐国官场和战场后，曾在此隐居过有关。此地远离齐国都城临淄，可避开政敌的注意，又不出齐境，还可慰其爱国之心，再加上“山水环绕，境极幽僻”，正是一难得的隐居“圣地”。洞内塑有其二徒，亦与史料记载相符。《孙膑兵法·威王问》篇即有“孙子出而弟子问”的话，但没书其弟子姓名。根据孙膑洞现有的塑像印证，其弟子中较亲近者，可能就是民间传说中的李睦和袁达，后随师父隐居于此。

图5-9 甲子山孙膑洞中的塑像，孙膑（中），左右站立者是他的两个徒弟

洞中孙膑的塑像有坐骑，更合情理。孙膑刑余，不能行走，需要坐骑。官场失意隐居，乘不起车马，牛既可代步，又可从事耕作，恰合隐士之需。

据当地人说，1955年以前，这里有传统的“牛旺香”山会。每年农历正月十五，群众会于此地烧香祈祷牛旺禾收，虽然这一做法带上了迷信色彩，但从当地农业世代相传并把孙膑和他的牛神化的情况来看，也似乎说明孙膑在此隐居很久，留下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史记》载，孙膑的故里在阿、鄄之间，也就是今菏泽地区鄄城县境内。孙膑离开齐国官场之后，没有再回到鄄城老家，很可能来到了甲子山一带，就此隐居并从事著书立说。只是著名的《孙膑兵法》是否就产生于甲子山这个洞内，尚难做出定论。

千年隐秘，期待有识之士前来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