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4月，位于山东省临沂县城南一公里处的银雀山，一群工人在城关建筑队负责人朱家庵带领下，在银雀山的上半部，挥动手中镐头噼里啪啦地凿石刨土。
突然，一个人送外号“驴”的建筑工人感到自己挖的部位有些不对劲儿，便停下手中镐头，怀着好奇四周察看。待他换了铁锨，将可疑处的碎土乱碴一点点扒开，眼睛蓦地一亮：在刚才刨凿的坑中，有一个长方形竖穴边沿显露出来。尽管这竖穴填塞着泥土碎石，但从外部遗留的印痕可以看出不是天然形成，像是人工开凿而出。
因为这一偶然发现，“驴”的眼睛亮了几秒钟，又渐渐黯淡下来。在他看来，这不是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只是平常一点意外而已。这一带，星罗棋布地散落着许多古墓葬，这些墓葬由于年代久远，有许多已经被无意挖掘或有意被盗，尚有零星的墓葬土堆还能看得见、摸得着，但多数已失去了地面标志，而不为世人所知。像眼前这类竖穴，当地百姓在刨土掘坑时多有发现，已是见怪不怪，统统以烂坟圹子相称。
一个上午过去了，“驴”挖掘的竖穴离地表已深约1.5米。此时，不仅坑壁完全暴露在外，随着镐头劈将下去，坑底开始传出异常的声音，一块块质地细腻的灰白色黏土逐渐被挖了出来。这一奇特现象依然没有引起“驴”的重视。在他的心里，不管白泥还是黑泥，反正都是烂坟圹子的污泥垢土，统统掘开扔出去，以尽快把自己的那份活儿干完。
直到下午3点多，建筑队一个叫孟季华的老设计员无意中转了过来，方才改变了这座古墓的命运。
“驴”看这个老头不同于往常，颇有些悲愤的模样，并不理会。那孟老汉更不想跟这个全队出了名的犟驴一样的光棍汉啰唆，接近坑边，便想绕道走开。刚一转身，被什么东西绊了个趔趄，惊悸之余，放眼环顾，突然发现了一大堆白色的土碴。
“咦，咋有这玩意儿？”孟老汉心中问着，怔愣片刻，突然意识到了什么，急忙迈步来到坑口，眼睛为之一亮，脱口喊道：“哎呀，这不是座古墓吗？‘驴’呀‘驴’，别再挖了，我去跟文物组那帮家伙说一声，看他们咋办吧！”
满身热情加**的孟老汉走下山来，骑上停放在草丛中的脚踏车，一路急蹬来到临沂县文化局文物组，跟该组业务骨干刘心健说明情况。刘心健听罢觉得有点意思，便和另一位业务干部张鸣雪一同骑车随老孟到银雀山看个究竟。
银雀山并不高，跟一个土岭差不多。在银雀山东南边，还有一个相似的小山岗，名曰金雀山。当地《城区略图》记载：“城南二里有二阜，东为金雀环，西为银雀环，挺然对峙，拱卫县治。”
此时的银雀山已今非昔比。自1958年始，整个临沂城掀起一股挖掘矿石的风潮，金、银二山是首选之地，几年工夫，两山已是千疮百孔，窟窿密布。1972年，临沂地区卫生局决定在银雀山上半部兴建办公楼。工人们对高低不平的石头坑进行清理挖掘，准备做楼房地下室基槽。就在这次清理中，意外挖到了墓穴。
刘心健、张鸣雪来到“驴”挖掘的地方略作观察，只见坑的下面明显是一处古墓，就其大小而言，在临沂城周边地区属于中上等的类型。至于墓葬的年代，是秦汉还是唐宋，以及是否被盗，价值如何，一时尚无法断言。不过据先前发掘的经验判断，银雀山是一个比较大的汉墓群集中地，想来汉墓的可能要大一些。但不管是不是汉墓，既然已经发现，就要做相应的清理发掘。
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这座看起来并不显眼的古墓，几天之后将引爆一场轰轰烈烈、震惊寰宇的考古大发现。
开始发掘
这是一座长方形竖穴式墓葬，墓坑直接在山冈岩石上开凿而成，墓壁直上直下，没有发现其他墓葬惯有的斜坡墓道。墓室南北长3.14米，东西宽2.26米，地表至墓底深度为3米。不知是因为年代久远还是其他原因，墓室上部有较大面积的残损。正是因为这残损，才导致室内集积了约有半米厚的污泥浊水。从残损部位处可见，在墓坑与椁室之间曾填入大量质地细腻的灰白色泥土。这种泥土俗称白膏泥，它的作用主要是隔绝墓室与外部空气，防潮防腐，保护墓室，特别是保护棺椁内尸体和器物长久不朽。
尽管墓室残破，渗入了积水，内部的器物明显受损，但对墓主人棺椁似乎影响不大，若用镐头敲敲椁板，尚能听到“咚咚”的声音。只是这声音并不清脆，绵软中透着沉闷，表明这上等木材已经腐朽。
发掘人员将零星的碎石、散土清理后，做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起取木椁顶层盖板。将棺椁板盖的大部分揭开后，望着污水中一堆乱七八糟分布的文物，刘心健喊来“驴”和他的几个同伴，先用几个铁桶将墓坑内的积水舀出一部分。然后由刘心健、杨佃旭沿着椁箱自上而下、自南而北，一层层起取。随着时间推移，先后有鼎、盆、壶、罐、盘、俑等陶器，以及耳杯、盘、奁、木盒、六博盘、木勺等漆木器出土。
到了下午4点30分左右，杨佃旭发现一个陶盆，立于边箱东北角的泥水中，由于相距较远，难以提取，便找来一根绳子拴在腰上，让“驴”和他一个同伴在后边拽住，身子大幅度倾斜于边箱中。待稳定后，双手伸出，手指捏住陶盆边缘用力往上一提，盆子底部受到其他器物挤压，竟“啪”的一声断为两截。懊丧中的杨佃旭心痛地“哎——”了一声，调换了个角度，准备提取其他器物。身旁的刘心健见此情形，急忙劝说道：“老杨，你还是把那半块盆子拿出来吧，要不编号不好编。”
竹书显露
杨佃旭闻听此言觉得有理，回到原来位置，伸手提取残留的半块陶盆，但提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由于器物底部连泥带水看不分明，杨佃旭不敢硬取，只好找来一把木勺，将残存的积水，一点点向外舀刮。
随着水的流动与减少，厚厚的淤泥如同粉条作坊中的淀粉，渐渐凸显出来，随葬器物也比先前看得分明。原来这半截陶盆被一件歪斜的椭圆形木盒和一件彩绘筒形漆耳杯覆压着，木盒与漆耳杯又同时和一堆乱草状的物体相连。由于泥水混杂其间，只看到黑乎乎一片，难以详细分辨。
按杨佃旭推断，这一堆乱草状的物体，似乎和先前提取的南半部，一个盛栗子、核桃之类瓜果的竹筐相似，或者说这就是一个竹筐，只是不知什么时候，竹筐已被压扁，目前和泥水挤成了一堆并有些腐烂罢了。
既是竹筐，按照一般常识，其世俗的价值就不是很大。但既然是田野考古发掘，就要按科学规则办事，价值再小也要取出来。想到这里，杨佃旭弓腰伸臂，将面前那堆已粘在一起的器物稳稳地揽于手中。只见他运足了力气，“嘿”的一声喊，几件连体器物被一齐从泥水中托将出来。正在旁边舀水的刘心健放下勺子转身接过，本想一次运出坑外，又觉过于笨重，犹豫片刻，决定将那件连在一起的小木盒和漆耳杯单独分离出来，这样向外搬运就方便一些。
只见刘心健将器物放到眼前一个土台上，左手按住一堆烂草状的东西，右手抓住盒、杯二器，张口呼吸，气贯丹田，双臂一较劲儿，嘴里喊声：“给我开啊！”
随着“噗”的一声响，手中的物体瞬间断为两截，那个木盒和漆耳杯如愿掰掉。有些意外的是，那看似一堆乱草状的物体，在力的作用下随之断为两截，一截仍附身于盒、杯二器；一截则散乱不堪地四散于地下的泥水之中──此时此刻，无论是刘心健还是杨佃旭，抑或还有上面的王文起、张鸣雪等人，万没想到这一堆乱草状的器物，正是后来举世震惊的、包括千年佚书《孙子兵法》在内的绝世珍品──竹简书。
由于刘心健的错误判断和操作，致使原本一个好好的整体分裂与散乱，为后来整理工作和学术研究，埋下了灾难性的伏笔。当然，就这批价值连城的珍宝而言，这个令人扼腕的结果，仅仅是一个不妙的开端。随着发掘的不断进展，尚有一连串的劫难还要在这块多灾多难的土地上反复上演。
刘心健将一堆零散器物分几次托举出墓坑，由王文起等人传递给张鸣雪，再由张氏装入坑边的平板车中。就在这次传递中，竹简的命运又雪上加霜，被弄得乱上加乱，整个坑内、坑外，遍地都是残断的竹简，灾难性恶果进一步加剧。
此时，处于墓坑边箱最前沿的杨佃旭，又从污泥中摸出了几件漆器与几枚铜钱。漆器和刚才摸出的基本相同，铜钱经刘心健察看，是西汉文景时期的“半两”。这种“半两钱”，在以往发掘的古墓中多有发现，因为其多，用世俗的眼光看就很“不值钱”，但若用学术眼光看，却有其独到的价值，尤其在断定古墓年代方面，有着其他器物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正因如此，刘心健才意犹未尽地对杨佃旭喊道：“老杨，再摸一摸，看还有没有，这钱重要着哩！”
听对方如此一说，杨佃旭嘴里“噢、噢”地答应着，双手又在边箱泥水里摸索起来。就在这时，**动的泥水从靠近箱壁的地方缓缓冲出一块薄薄的、约有3寸多长、草叶样的竹片。这竹片如同一叶小舟，在宽阔的河面上轻轻**漾。这个细小的插曲意外地引起杨佃旭的注意，冥冥中似有一种不可言状的神秘力量使他的眼睛为之一亮。似乎得到神的启示，杨佃旭下意识地将竹片顺势捏在手中，并借助箱中的积水将污泥冲刷一遍，而后随手递给了身后的刘心健。
刘心健突然接到半截小竹片，第一个感觉是属于哪个陪葬核桃筐掉下的残渣，这种毫无价值的东西，杨佃旭打捞上来，纯属多此一举。这样想着，刚要扔掉，又突然想起三天前老局长威严的“哪怕是一片草叶，也要给我拿回来”的训示，心中蓦地打了个冷战，暗想眼前这东西不正是一片草叶吗？既是草叶都要拿回去，那就照办吧，否则屁股可能要挨板子。
想到此处，他刚要松开的手又缩了回来，眼望半截竹片端详起来。他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眼前这半截竹片并不像核桃筐的残渣余孽，究竟是什么东西？一时无法弄清。
在这个意识驱使下，刘心健急转身，对仍趴在边箱提取器物的杨佃旭喊道：“老杨，你再摸一摸，看还有没有刚才那个像草叶一样的东西？”
杨佃旭“噢、噢”答应着，伸手在原来的地方摸索了一遍，扭头说道：“没有，啥也没有，我看你没喝酒像喝了酒一样。”说罢便不再理刘心健，继续提取其他器物去了。
刘心健拿着半截竹片爬出墓坑，正当他欲借着阳光仔细端详，要弄个究竟之时，突然看到不远处，一前一后走来两个人。待这二人来到近前，刘心健一眼认出了其中一人，随即喊了声：“老毕，你们怎么来了？”
对方打着哈哈走上前来，刘心健忙向前与来者握手，并向坑外其他几位介绍道：“这是省博物馆的老毕……”于是，大家暂停了发掘，在墓坑内外寒暄起来。
突然来人
来人是省博物馆文物组工作人员毕宝启、吴九龙。
因毕宝启过去和刘心健有过业务上的联系，算是老熟人，因而，一见面双方便热情地寒暄起来。毕宝启简单说明来临沂的目的，刘心健便热情地邀请二人道：“既然来了，你们今天就别走了，干脆和我们一块儿发掘吧。”
满脸写着疲惫的毕宝启对眼前这个墓没有多大兴趣，便推托道：“我们还没有同地区的领导见面，明天再说吧。”说着，就要招呼吴九龙告辞。
此时，吴九龙正对着墓坑外一堆被刘心健扔掉的乱草样的东西好奇地观看，听到毕宝启招呼，顺手将那乱草样的东西捡起了两根，轻声说：“老毕，我怎么看着这东西像是竹简，找点水冲一下，看看有没有字。”
说着，他来到一个破水桶边，用一块小布片在水桶里蘸了水，慢慢擦洗那两根竹片上面的淤泥与水锈。当他的手指携带布片，在竹片上最后一次划过时，眼前蓦地一亮，竹片上真的显露出一行黑色字体，吴九龙禁不住“啊”了一声。惊愕之中，他强按住狂跳的心，瞪圆了眼睛，仔细辨别面前的文字。上面是带有篆意的隶书“齐桓公问管子曰……”七个字。
按吴九龙所掌握的历史知识，这上面的几个字并不难懂。齐桓公乃春秋时期五霸之一、齐国最高领导人。管子则是这个国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这七个字，说明君臣正在进行一场对话。关于这场对话的内容，很可能写在其他的竹简中。想到此处，吴九龙对毕宝启与刘心健等人说：“不得了了，这墓里挖出宝贝来了，是竹简，有字，上面有字！”
几个人闻听，大惊，立即围上来，瞪大了眼睛，争相观看吴九龙手中的竹简。毕宝启看罢，满脸的疲惫**然无存，情绪高昂，神态激动地说：“没错，是竹简，是竹简！”他一边说着，一边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对众人道：“这墓中突然出现两根竹简残片，绝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应该有它的同伴，有它必然的时代背景，快找找，看还有没有。”
话音刚落，吴九龙几步上前，来到刚才捡拾竹简的地方。蓦然发现，原来那看似一堆乱草的东西，竟全部是竹简残片！——这堆残片，长短不一，混合于污泥中，如不仔细辨别，很难认出这就是价值连城的竹简书。
图5-1 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时形状
“快来看，这一堆全是竹简！”吴九龙大声喊着。众人“哗”地围过来，嘴里叽里咕噜地说着什么。待一阵**过后，吴九龙弯腰将那一堆散乱的竹简小心谨慎地捡起来，悄悄放于坑外由张鸣雪守护的两轮地排车中。为进一步证实竹简真伪，并了解其中的内容，刘心健快步来到平板地排车旁，又从那堆腐草状的竹片中随便抽出长短各一枚，来到不远处的铁桶边，学着吴九龙的样子，用水擦去污泥，眼前又出现了“齐威王问孙子曰……”“晏子曰……”等文字。
这表明眼前这一堆乱草状的竹片，应全部或大部书写着文字，记载着一篇或数篇古代文献。由于时代久远，这些出土文献无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望着手中的竹简，他们感到事关重大。和县文化局领导及省博物馆领导汇报后，经省、县双方人员商定，于第二天开始联合发掘。同时，鉴于这一墓葬所出竹简的重要价值，由临沂方面和当地驻军联系，请求派出一个排的兵力，对墓坑特别是出土文物进行警戒、保护。
联合发掘
4月16日上午，省、县双方组成的联合发掘组进入工地，临沂军分区根据当地政府请求，令直属独立营派出一个加强排，荷枪实弹开赴银雀山，对墓葬进行日夜守护。
按照此前双方商定的计划，墓室发掘主要由吴九龙、毕宝启、蒋英炬三位省里来的考古学家负责，县里的刘心健等人员则负责排水、传递器物、维持秩序等二线工作。当一切正常运转后，当天下午2点钟左右，吴九龙等发掘人员在边箱西南角发现了一批竹简。鉴于上次被折断的教训，发掘人员找来一块大木板，由吴九龙、蒋英炬二人轻轻插入竹简下部，然后将竹简和泥水一块儿托举出来。这一看似简单的做法有效地避免了悲剧重演。
当竹简被托出之后，为验证真伪，蒋英炬从中间提取一枚查看。经用水冲洗，竹简上面赫然出现了“而擒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十几个墨书隶字。
“这文字与孙膑有关，是不是我们发现了《孙子兵法》？”蒋英炬脱口喊了一句。
图5-2 一号墓出土的汉简
众人一听，精神大振，围上前来议论纷纷：“上回刘心健抽出的那枚竹简就有孙子二字，这回又有孙子，上面的文字既有庞涓，又有孙子，那么这个孙子应该就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孙膑，如果这批竹简记载的不是《孙子兵法》，也当与孙膑有关，若果真如此，这批竹简将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学术价值。不得了，不得了啊！”大家议论着，猜测着，一时群情激昂，干劲儿倍增，仅用一天时间，就将边箱的器物全部清理完毕。
正当大家为此次发掘成果庆贺之时，在同一天，远在千里之外的湖南长沙，几十名考古人员正云集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墓坑，打开了庞大厚重的棺椁，保存完好的千年女尸随之横空出世。这一偶然性的巧合，揭开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又一轮震惊中外的考古发现的序幕，不仅给刚刚复苏的中国文物界带来了剧烈冲击，同时也吹响了中国20世纪“考古中兴”的号角。
由于银雀山汉墓（此时根据出土器物等初步断定为汉墓）重大考古发现被证实，前来增援的蒋英炬和其他发掘人员把棺内器物清理完毕后，准备连夜回济南复命。临行前，征得临沂方面同意，他们将已经抽出的那枚记载孙子与庞涓之事的竹简带回，以做实物证据请领导过目。出于安全考虑，蒋英炬专门派人到医院买来一支玻璃管，将竹简装入管内后密封。
发现二号墓
就在蒋英炬回到济南的第二天，银雀山挖地基的“驴”等几位工人，在墓坑的周边清理时，偶然发现另外一个墓葬坑的痕迹。
根据“驴”等上报的情况，毕宝启、吴九龙、刘心健等再次前往银雀山察看，证实这确是一座古代墓葬。由于银雀山只有一层薄薄的植被，植被下面就是巨石，墓坑是凿石而成，上面的覆土显得格外松软。正是这种特殊情况，才让“驴”等工人轻而易举地发现了这座匿藏千年的古墓。
考古人员根据此墓墓坑与已发掘的墓葬只有几十厘米之隔的现象推断，二者可能有一定关系。尽管在发掘前不能确定为夫妻合葬墓，但就这种葬式论，发掘人员把此前的墓坑编为一号，未发掘的编为二号。
当例行的测量、画图、照相等一系列工作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起运椁板。就当时的情形而言，整个中国物资极端匮乏，而作为革命老区的沂蒙山区更是贫穷到了极点。多少年后，据吴九龙回忆，这个后来震惊中外的考古发掘，发掘人员竟连一双薄薄的手套都无条件配备，更遑论其他诸如排水、起吊等机械设备。而重达三四百斤的椁板，只有依靠人力抬出3米深的坑。
此时的吴九龙、毕宝启等发掘人员，正弯腰伸臂抓住椁板，瞪眼咬牙向外腾挪。由于墓坑深邃、狭小，抬椁板人员必须站在椁箱之外，脚下几无立足之地。加之白膏泥粘足，又弄得大家寸步难挪。十几名发掘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将庞大笨重的椁板弄出了坑外，而后一个个喘着粗气，又将注意力移向椁内。
椁内同样布有边箱，其中的器物同一号墓基本相同。由于泥水浸泡，显得凌乱不堪，待发掘人员小心谨慎地将污水排出后，各器物的轮廓基本显示出来。出于对一号墓发现竹简这一事实的考虑，吴九龙、毕宝启等发掘人员初步判断，二号墓也可能有类似竹简出土，只是数量多少的问题。
当椁板揭开，污水排掉后，吴、毕二人首先观察是否真的有竹简随葬。环视一圈，发现边箱东南角有异样，很有可能匿藏着大家梦寐以求的无价珍宝──竹简书。为最大限度地保证东南角这批想象中珍宝的安全，吴九龙、毕宝启决定先从边箱的最北端开始清理。他们密切配合，按照严格的考古程序，先后于污泥中提取了若干件陶鼎、陶盆、陶壶、陶俑等陶制器物。在两件形态各异的夹砂灰陶罐中，有一件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这四个字立即引起发掘人员的注意，并成为后来研究该墓墓主的重要材料。
在清理过程中，吴、毕等考古人员发现了一个不同于一号墓的特殊现象，这就是出土的陶器，几乎分散于整个边箱，由于通高都不超过30厘米，体积相对较小，并未占多大的空间，边箱的大部分空间都被漆木器所占。由于泥水的浸蚀，漆木器有部分脱皮、变形现象，但总体完好，尚称珍品。当清理工作推进到南半部时，接连发现了38枚“半两钱”，钱币的出土，为墓葬的时间断代再次提供了珍贵佐证。
竹简再次出土
“半两钱”清理过后，面对的就是那堆想象中的竹简。为一次性提取成功，并做到万无一失，动手前，吴九龙、毕宝启详细研究了一套清理方案，并按方案做了各种准备。当一切就绪后，具有决定意义的发掘开始了。
吴、毕二人身子趴伏在椁室中，手里各拿一把小铁铲轻轻地刮着淤泥。一刻钟之后，第一枚竹简露了出来。紧接着，第二枚、第三枚相继映入二人的视线。约一个时辰，众人期待已久的秘密──32枚竹简全部凸现出来了。这批竹简外观完整，排列有序，静静地躺在椁箱中，似在等待有缘者的相会。
边箱清理完毕后，吴九龙、毕宝启又同其他发掘人员一起打开了棺盖。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墓主尸骨早已腐烂，性别难以确定，但从棺内残留的木枕、漆奁和一面铜镜均在棺的南头来推断，可知墓主是以头向正南的方式入葬的。至此，银雀山一号、二号古墓全部发掘完毕。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对出土器物的整理、保护与研究，并尽快弄清两座古墓的年代、性质、墓主是谁、具有何等身份，以及神秘的竹简都记载了什么内容等。
从总体上看，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以及残损之严重，都是十分罕见的。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通过对竹简认真释文并加以分类校勘，将其重点内容分为以下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 周秦诸子
1.《六韬》十四篇
2.《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简本只得十篇，包括《墨子》《管子》等篇）
3.《晏子春秋》十六篇
4.《孙子兵法》十三篇
5.《孙子》佚文五篇
6.《尉缭子》五篇
第二部分 佚书丛录
1.《汉元光元年历谱》
2.《孙膑兵法》十六篇
3.《论政论兵》之类五十篇
4.《阴阳时令占侯》之类十二篇
5.其他之类（如算书、相狗、作酱法等）十三篇
银雀山两座汉墓一次性出土类别、字数如此之多的先秦古籍，这是自西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在河南汲县经盗墓贼不准（fǒu biāo）盗掘的那座古墓出土《竹书纪年》等大批竹书之后的近1700年间，最为重大的一次发现。
据史载，汲冢出土的古籍，大部分又重新散失。而银雀山汉墓出土竹简，大部分得到了整理与保存，特别是大批兵书的出土，其意义当更为独特和重大。自宋之后的1000多年来，学术界许多大师、巨擘都曾把《六韬》《孙子兵法》《尉缭子》《管子》《晏子》等古籍，统统说成是后人假托的伪书，压根儿不能当作真正的学术著作来研究。
银雀山汉墓发现的大批竹简书，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这批古籍至少在西汉早期就已存在并开始广泛流行的事实。尤其是失传长达1700多年之久的《孙膑兵法》的面世，使学术界聚讼千余年的孙武、孙膑是否各有其人或各有兵法传世的历史悬案豁然冰释。
《孙子兵法》书写与墓主年代
墓葬的年代已经确定，所葬竹简产生的年代，下限究属汉初哪一阶段，学术界尚有争论。吴九龙、毕宝启执笔的《银雀山汉墓发掘简报》（简称《简报》）称：“根据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据此推断其产生年代，下限最晚亦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七年（公元前134年）。”
但有学者认为这样论述不够确切，其时间跨度太大。在这批汉简中，有105枚、计1000余字的《孙子兵法》残简。通过对这些残简的研究，可以深入思考许多问题。将竹简《九地篇》残文与传本相校，可发现汉简本作“卫然者，恒山（下缺）”，传本此句作“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前者不避汉文帝刘恒名讳，则可知其产生年代，非但不在武帝元光年间，而且跨越了汉景帝在位期间的16年（公元前156年—前141年），上溯到文帝刘恒即位（公元前179年）之前，即西汉王朝开国或吕氏专权时期，这就比《简报》的推断提前了许多年，而这个推断似乎更接近事实本身。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较明显的证据是，从出土竹简字体来看，其抄写年代当在秦到文景时期。这又比《简报》的推断提前了若干年。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汉简本《孙子兵法》的抄写年代，比早期著录《孙子兵法》的《史记》《叙录》《汉书·艺文志》，都要早几十年至200余年。可知汉简本《孙子兵法》更接近孙武手定的原本，因而也得以让现代人类首次有机会窥知西汉早期《孙子兵法》一书的真实情形。
一号汉墓出土的具有重大研究价值的《孙子兵法》竹简书，其整简和残简近300枚，计2600多字，超过宋代刻本《孙子》全文的三分之一。通过校释，竹书《孙子兵法》与宋本《孙子》内容基本相符，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从各方面的研究结果看，竹书更符合孙子军事思想。
至于所发掘的银雀山两座汉墓的主人，由于缺乏完整的、具有说服力的资料，考古发掘者与汉简整理小组人员，都难以做出确切的判断。
图5-3 出土耳杯的杯底刻有“司马”二字，似乎传达出墓主人的信息
在一号墓出土的两个耳杯底部，刻有隶书“司马”二字，刻工较粗，据吴九龙、毕宝启等估计，这个“司马”应是墓主人的姓氏，不会是官衔。因为按照一般习惯，不会把官衔随意刻在器物上。但从墓葬出土的大批兵书来看，可以推断墓主当是一位关心兵法或与军事有关的人物。
二号墓出土的陶罐上，其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据吴九龙、毕宝启推断，“召氏可能是墓主姓氏，但从1951年湖南长沙西汉刘骄墓曾出土署有‘杨主家般’四字漆盘的情况来看，也可能是赠送人的姓氏”。
整理人员根据银雀山一号和二号两墓出土的陶器、钱币、铜器、漆木器等器物的形制、纹饰、风格等特点以及墓坑形制等分析，可断定这是两座西汉前期的墓葬。特别是鼎、盒、壶等陶器组合的出现，进一步证明了这一推断。两座墓出土的“半两钱”及一号墓出土的“三铢钱”，更是确定这两座墓葬年代的有力佐证。
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始铸“三铢钱”，到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停罢”，流通的时间仅为短短四年，由此可以进一步断定，一号墓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建元元年。在这座墓葬里既出土了“半两钱”，而没有发现武帝元狩六年（公元前117年）始铸的“五铢钱”。由此可以推断，墓葬年代的下限不会晚于元狩五年。即一号墓的确切年代，当在公元前140年至公元前118年。
考古人员在二号墓发掘中，还发现了一份完整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这同样是判断墓葬年代的重要依据。
通过两位天文历法学家的研究，初步断定，出土的这部分残简，就是汉元光元年历谱。根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建元六年次年，改为元光元年。这份历谱，即汉武帝建元七年。
银雀山二号墓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考古史上所发现的中国最早、也是最完整的古代历谱，历谱中还附记了与农事有关的节气时令征候等，它较《流沙坠简》著录的汉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历谱，要早70余年。有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作为标志，年代上限应断定为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即银雀山二号墓的年代，当在公元前134年至公元前118年，起始年代比一号墓晚了6年。
在此之前，对汉代太初以前所用的历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由于缺乏实例，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银雀山汉墓《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为建元六年尚未改元时，所制翌年（公元前134年）的实用历，不但可以校正以往推算的历史年代，千年来沿袭之谬误，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了研究古六历的重要实例，对研究整个古代历法，具有其他文献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和价值。
随着这一消息的发布和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人们惊奇地发现这批文化瑰宝里有相当一部分古籍，不仅对生活在20世纪的现代人类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是两汉时期的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学术巨擘，也无缘一见。
这批竹简在悄然无息地掩埋了两千多年之后又横空出世，洞开了一个湮没日久的古老神秘世界，曾呼风唤雨、显赫一时的晏婴、伍子胥、孙武、孙膑等风云人物，又携带着历史滚滚风雷，再度跃入现代人类的视野。
田氏崛起
故事还要从春秋时期的齐国说起，齐景公执政之初，强大的晋国和凶悍的北燕，分别向齐国的阿、鄄、河上之地杀掠而来。齐国虽出兵抵抗，但终因对方攻势过于凶猛而败退。眼看敌军步步进逼，齐师无力阻挡，搞得朝野震动，四方不宁，刚过了几天好日子的齐景公，更是满面焦虑，深为不安。就在这样的危难之中，丞相晏婴向齐景公推荐了田穰苴。
田穰苴以大将军之职，对军纪做了一番肃整，率部出征，很快抵达前线阵地。晋军眼看这位新上任的将军田穰苴指挥大军杀奔而来，慌忙连夜逃遁。燕军一听强大的晋军不战而逃，自己也不愿睁着眼跟这位活阎王较劲找死，于是亦引军渡河北归。穰苴趁势率部追击，斩敌首万余级，燕军大败，齐军很快收复了失地。
大军凯旋，齐景公拜田穰苴为大司马，令其掌握国家的重要兵权，其他有功人员的官职各有加封。自此以后，田穰苴又被称为司马穰苴。若干年后，田穰苴的军事思想由田氏家族的后人──已夺取齐国最高领导权的齐威王令学者整理成书，是为《司马兵法》。
晋、燕两国军队败北，齐景公甚为得意。相邻的莒（jǔ）国在交往礼节中有所冒犯，齐景公大怒，决定出兵攻伐莒国，教训一下那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国之君，对其他邻国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
战争之初，齐景公派一位名叫高发的将军率师征伐。莒国君主主动弃首都，率部退奔纪彰城拼死抵抗。见齐军久攻不下，齐景公便改派老谋深算、久经战阵的田书为将，再度对纪彰城展开围攻。
田书，字子占，为正宗的田氏家族后裔，是齐国上大夫田无宇的儿子，与田穰苴属同族兄弟。田书在继承父亲的政治谋略和军事才能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年轻时即被齐景公拜为上大夫并得以重用。尽管现已年近花甲，但宝刀不老，仍经常统兵打仗，尽军人之职。
纪彰城虽小，但设防完善，兵精粮足，易守难攻。田书通晓兵法，尤长于谋略制敌。兵临纪彰后，他充分利用地形地物，白天轮番做表演性质的佯攻，以麻痹和疲惫敌人，使其渐渐放松警惕。几天之后一个月黑风高、伸手难见掌的夜晚，田书令兵卒利用一名织妇所献绳索，缘绳登城。但刚刚登上60多人，绳索突然发生断裂，部分兵卒如同地瓜一样噼里啪啦从高耸的城墙上摔将下来。这个意外事件，惊动了城内的敌人。在这显然无法于短时间内继续登城的紧急关头，田书果断命令城外的军队击鼓呐喊，城上60多兵卒也立刻响应。一时，城上城下里应外合，鼓声、喊声震天动地。正在熟睡的莒国君臣突然在暗夜里闻听外面如此大的响动，误认为是齐军已经破城并向城中掩杀过来，于失魂落魄中连忙命人打开西城门，老鼠搬家样迅速逃窜。齐军一举占领了纪彰城，取得了本次伐莒的胜利。
莒国溃败，齐景公又赢得了一次在诸侯面前抖威风的机会，自然格外高兴。他不但下令将一个被称作乐安的地方作为采食之邑赐给田书，又赐了一个孙氏的姓氏给田书，以彰其功。——从此之后，田氏家族中，自田书之后都改姓孙氏。这也就是后来的孙武、孙膑等著名兵家之所以姓孙的源头。
孙武奔吴
大司马田穰苴和上大夫田书，因作战有功，在得以加官晋职，封地、赐姓、赏爵的同时，还联合起来操握兵权，控制军队，有遮天盖日之势，朝野为之侧目。
田氏家族的敌对势力——齐国贵族高氏、国氏、鲍氏等政治集团感到了一种强大的压力与威胁。为打破这种被动局面，高、国、鲍三个家族摒弃前嫌，组成暂时政治联盟，以战略进攻的姿态，向田氏家族实施政治打击。
与此同时，三族联盟暗中勾结齐景公夫人燕姬，让其在景公面前大吹枕边风。燕姬不负重托，在同景公一番云雨过后，于轻声慢语中略带杀机地说道：“如今田氏家族兵权在握，尾大不掉，君令不行，如此下去，很快将暴发政变。到那时，齐国就不再是姜家的齐国了……”
齐景公被燕姬三寸不烂之舌哄得晕头转向，最终做出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决定，下令将田穰苴削职为民，宣布孙书离休，立即离开首都，回到乐安自己的采邑去蹲着。与此同时，凡与田氏家族沾亲带故的各色人等，无论官职大小，一律调离国家机关，远离权力中心。
这一顿不问青红皂白的拾掇，使田氏家族呕心沥血建立起的权力大厦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面对主公的昏庸和政敌的幸灾乐祸，田穰苴悲愤交加，忧郁成疾，不久便撒手人寰。
田穰苴的猝死，在朝野内外特别是田氏家族引起极大震动。已赋闲在家的孙书，深知田氏家族处境艰难，说不定哪一天会遇到灭门之灾。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孙书将他的儿子孙武叫到面前，以忧伤的语气说道：“阿武呀，如今孙氏家族已进入低潮，我们的对立面已成洪水决堤之势，快要将孙氏家族这片庞大的政治森林淹没了。但是，洪水总是要流走的，森林是会长久留下并不断生长的，我家族需要保存实力，把根留住。现在你走吧，到别国去，远走高飞，在那里养精蓄锐，打拼出一块新的地盘，以迎接国内二次革命**的到来……”
此时，已是24岁的孙武面对父亲忧郁的神情和期待的目光，说了声“孩儿遵命”，俯身顿首叩拜。当他站起身时，父子二人相对无语，泪流满面。
孙武腰佩长剑，站在一辆高大宽敞的战车里，携带四名卫士与两位姬妾，离开了自己祖辈的封地——齐国乐安，踏上了去吴国的大道。
他所要去的吴国位于长江下游，亦即许多年之后以苏州为中心的大片地盘。吴国原为一个蛮荆人为主的卑湿小国，春秋中晚期，终于以辽阔的疆域、强大的军队和丰富的物产，一跃成为南方的军事强国。差不多就在这个时间段的早些时候，孙武踏上了吴国的土地。
多少天之后，当那高大的战马拉着高大的战车，映衬着孙武高大的身躯以及身边姬妾那柳条状曲线形的剪影，在灿烂温柔的夕阳沐浴下，来到吴国境内穹窿山下时，孙武令驭手勒住战马，像一位将军观察即将出生入死的战场一样，手搭凉棚，面对暮色中葱郁浩茫的群山沟壑，用他那极富磁性、略带沙哑的声音大声说道：“我有一种预感，命运的扭转将从这里开始，走上前去，让我们在这几百里云霄雾霭中开辟出一块属于我们的天地吧！”——自此，一行人就在这浩瀚苍茫的穹窿山驻扎下来。
接下来的日子，孙武和他的追随者，在连绵的山野、茂密的丛林、偏僻的乡村，开始了具体的实践活动。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形势逐渐好转的根据地在不断扩大。为了对正在兴起的革命大业尽可能地多做一些贡献，孙武在艰苦复杂的组织和领导工作之余，对齐国的开国元勋姜子牙、一代名相管夷吾和本家的叔叔、著名将领、军事家田穰苴等英雄大腕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广泛深入系统的研究，结合穹窿山实际发展历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写出了《兵法十三篇》这样的光辉篇章。
一晃五个年头过去了，孙武和他的追随者在穹窿山地区组建了一个规模浩大的游击兵团，游击队员由当初的几十人发展到7000余人之众，号称万人兵团。正当孙武怀揣着满腔热情、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号召他的追随者团结起来，以摧枯拉朽的战斗力和爆发力，**涤吴国境内一切污泥浊水之时，一个人的意外闯入，使正乘风破浪的航船悄然无声地改变了航向。
——来者是楚人伍子胥。
孙武校场斩姬
伍子胥原为楚国人士，受到奸臣迫害追杀，逃往吴国，他发誓要搞垮楚国，以报仇雪恨。彼时寂寞忧郁的伍子胥在一次外出打猎时，意外结识孙武，二人相见，聊起彼此的经历。伍子胥痛说自己流窜到吴国，准备发动一场伟大的革命战争，将楚政权一举推翻的崇高理想和远大志向。待二人在酒桌旁推杯换盏，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并经过了几乎所有酒场所具有的窃窃私语——和风细雨——豪言壮语——胡言乱语——默默无语等五大程序后，两人变成了生死之交的好哥们儿。
三天后，伍子胥离开穹窿山。回去之后他辅佐吴国公子光，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公子光成功上位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重用伍子胥，令其全面负责吴国的军政事务。从此，整个吴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领域，均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但要同强大的楚国较量，前景仍是堪忧。为解决这一困境，伍子胥决定请一个人来觐见阖闾。这个人就是在穹窿山的孙武。
伍子胥犹记得上次与孙武会面的情景。二人就用兵之道进行了交流和切磋。开始，子胥并未看重这位来自齐国的贵族青年。过招之后，他马上意识到对方出手不凡，且越来越重，越来越狠，越来越出神入化，直搞得自己眼花缭乱、头晕目眩，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最后，子胥按捺不住心中的**，大喊一声：“好，说得好，在下实在是佩服、佩服！”借此表示自己已经认输服软。
见子胥心悦诚服，孙武自是心欢。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孙武借着酒劲，从箱子里拿出了他的大作《兵法十三篇》请子胥过目。
这部兵书，开始于孙武在齐国的时候，经过几年时间陆续写成。通篇吸收了齐国的开国元勋姜子牙、一代名相管仲、司马穰苴等伟人的军事战略思想。司马穰苴作为孙武父亲孙书的同辈人，不仅善于统兵作战，还谙熟兵法，在军事理论方面有精深的造诣，对从小就爱好兵书战策的孙武非常器重，把一生的作战经验与教训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孙武。
观毕兵书，子胥彻底被孙武的军事天才所征服。在他心目中，孙武的《兵法十三篇》在军事战略史上的地位，绝不仅代表一个时代的高峰，而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空前绝后的一座奇峰。
伍子胥想到这里，便很快把孙武的能耐及所著兵书战策之事，向吴王阖闾做了报告。吴王一听，大感兴趣，遂有招抚孙武为己所用的想法。子胥携令重返穹窿山，与孙武相商。经过三轮密谈，孙武终于答应以《兵法十三篇》见吴王。
吴王阖闾看过兵书后，冲伍子胥说：“不错，有些意思，也有一定的水平，这天南地北地论起来头头是道，不容易，值得表扬，也值得各位统兵将领好好地研究学习。不过我们知道，是骡子是马需要拉出来遛遛才知道，阿武弄出了这本书固然很好，但能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他本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来，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到一起，这当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不待子胥发话，立在殿前早已按捺不住的孙武大声放言道：“大王今日在众臣面前对我的讥讽，我暂时不做计较，待日后再向大王讨教。只是这理论与实践的检验问题，我看明后天就可以现场演示。请大王给我一支军队，我当场演示给大王。”
于是，中国历史上一场奇特的校场大练兵开始了。
操场上，站满了300多名后宫女子。此为狡猾奸诈的吴王阖闾想出的特别招数，以后宫女子充当官兵，令孙武亲自训练以验其能。或令其当众出丑，以验其不能。
孙武作为这次演练的总指挥，站在两个方队阵前，神情严肃地高声宣布纪律：如有违反，视情节轻重，军法论处云云。之后，孙武亲自排兵布阵，以五人为伍，十人为总，各路队伍脉络清晰，条理分明。
按照操作规程，孙武要求所有参加演练的人必须随鼓声进退、回转。当一通鼓响过，全体官兵正直前进；二通鼓，左队右转，右队左转；三通鼓，各自挺剑呈争斗之势。若听到铜锣响起，双方收兵。
然而，当鼓声响起，方队中的官兵，有的向前迈步，有的则无事一样地站着不动，这一走一停，整个方队乱将起来。方队一乱，这些后宫女子已忘记军中规矩，直把校场当成了王宫内的歌舞厅，开始掩口嬉笑，相互推拉。
站在高台帅位上的孙武大声道：“不要吵闹，赶紧给我向前！向前！”台下，没有人理会这位披甲戴胄的将军。孙武见状，引咎自责道：“约束不明，命令不起作用，这是将领的责任。尔等听着，现在本大帅再给你们申明一次军令：第一，……”孙武把三条纪律，又啰唆了一遍，如雷的鼓声再度响起，震撼着训练队伍和检阅台上观阵的吴王阖闾。
鼓声中，两个方队的人越发混乱不堪。孙武见状，强忍愤怒从帅位上站起来，让一军吏再次高声宣读刚才已申明过两遍的军令。但方队中依然哄笑不止，如同潮水一样席卷弥漫了宽阔明亮的校场。
孙武跃身跳下帅位，蹿到战鼓跟前，将司鼓手弄到一旁，挽起双袖，亲自擂起战鼓。鼓点越来越快，越来越紧。鼓声震**校场，响彻云霄。众人一看，孙武放着大元帅的位子不待，竟自己降格凄凄惨惨地当起了孤独的司鼓手，越发张狂起来。
端坐在检阅台上的吴王阖闾，望着这乌烟瘴气、一塌糊涂、不可收拾的场面很是开心，不禁仰天大笑，最后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正在擂鼓的孙武，见阖闾的神态，认为这是对自己的公然羞辱──尽管孙武在练兵之前就有想过，只是没想到这一众男女无耻到如此地步。忍无可忍中，孙武将鼓槌高高举起，然后又猛地砸向绷紧的鼓面，鼓声戛然而止。
孙武脸呈黑色，双目圆睁，大喝道：“执法官安在？”
不远处的执法官听到喊声，迅速跑将过来，单腿跪地，双手抱拳于胸前，满脸严肃地高声答道：“末将在。”
孙武抬起头，望着在校场中央乱扑腾的女人，声音略显沙哑地说道：“约束不明，命令不起作用，是我阿武的罪过。但我将命令申明再三，尔等仍不遵从，那就是对方的罪过了。”言罢，转身望着执法官问道，“如此罪过，按照军法规定的条款，对待这样鸡飞狗跳的乌合之众，该怎么个弄法？”
执法官再次抱拳当胸，干脆利索地回答道：“杀！”
孙武听罢，说了声：“好！”遂转过身，眼睛盯着庄妃和荀妃两位现任队长道：“士兵不服从号令，罪责在队长身上，现在我正式宣布命令，把这两个带头捣蛋的弄出来给我宰了！”
话音刚落，左右军士抢步上前，分别卡住两位女队长的脖子，提鸡一样弄出了队列，而后找绳子捆了，一个勾踢肘击放倒地下。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令校场的官兵大为震惊，个个张口结舌，呆了似的立在地上不再动弹。端坐在检阅台上的吴王阖闾，一看两个爱姬被突然弄出来放倒，以为是操练的什么课目，禁不住笑了起来。
孙武如同一只被激怒的狮子，瞪着血红的眼睛，来回走动了几步，而后打起精神，扫了一眼检阅台方向的吴王阖闾，慷慨陈词道：“现在，我下令，正式判处庄、荀两人的死刑。来人，速将两个头给我砍下！”
话音传出，早已恭候多时的刀斧手，大喝一声，双臂扬起，寒光闪过。随着两股黑红的鲜血喷出，两个头如同半生不熟的西瓜，“噗、噗”地滚到了地下。
两个活蹦乱跳的美人眨眼间横尸校场，这些后宫女人先是目瞪口呆，接着像突然听到枪声的鸡群，惊叫着扑扑棱棱地四散奔逃。孙武从地下抓起两根蹦飞的鼓槌，猛地一敲战鼓，大声喊道：“都给我回来，有临阵脱逃者，格杀勿论！”
此时，一直在校场内暗中控制局势的伍子胥，早已通过亲信被离指挥手下官兵，将炸了群的女人们团团围住，然后一顿枪戟横扫，将众人逼回了原来位置。在惊魂未定之际，孙武又令军吏从人群中拉出了两个老妪充当两个方队的队长，而后大声宣布道：“现在重新开始演练，如有不听号令者，与刚才那二姬同罪。”言毕，奋力敲响了第一通战鼓。
面对血淋淋的一幕，她们再也不敢怠慢，经过一阵短暂的混乱，队伍在两个队长带领下，开始有规有矩地前行。第二通鼓敲响，左右两队开始按规定向不同的方向行走转动。第三通鼓响起，众人开始纷纷拔剑做格斗状。当三通鼓完，开始鸣锣收兵。如此往复三遍，整个队伍越来越整齐划一，步伐越来越娴熟。
孙武看罢，觉得火候已到，便派军吏到检阅台向吴王阖闾报告，说现在军队已经训练完毕，请下台检阅。已被刚才的血案弄得懵懵懂懂的阖闾听罢，慢慢回过神来。他望了望校场内的队伍和作为指挥的孙武，勃然大怒道：“我还检阅个啥？给我滚！”说着，猛起身，双手一用力，身前的案桌被“咣”的一声掀于台下。阖闾用手往校场中心一指，骂道：“好一个阿武，你害得我好苦！”卫士们拥上前来，把吴王阖闾扶下检阅台，匆忙起驾，回宫而去。
孙武拔郢
孙武校场斩姬，阖闾是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只是心痛得三天不吃不喝。后经伍子胥反复劝说开导，并谓：“兵者，凶器也。不可虚谈，更不可开玩笑。经此一斩，可见孙武确是刚正不阿的良将，他日率兵出征，必然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云。”
公元前506年，给楚国致命一击并使孙武功成名就的历史契机终于到来了。
这一年的秋天，外貌强大雄壮，但内部早已乱象丛生的楚国，因与相邻的蔡国发生矛盾，在双方谈判无效的情况下，倚仗自己具有地区性超级大国的地位，悍然出动大军围攻蔡国。弱小的蔡国一看这阵势，深知自己瘦弱的身躯根本无力支撑，便急忙向吴国求援。几乎与此同时，楚国的另一位邻居唐国的国君，一看楚、蔡二国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楚国就大兵压境，以强凌弱，搞得蔡国上下人心惶惶、胆战心寒，觉得这楚国早晚有一天会欺负到自己头上，便主动派人到吴国，要求通谊修好，并以全国之力，协助吴国共抗强楚。
唐、蔡两国虽是兵寡将微的小国，但因位于楚国的北部侧背，从战略角度看则显得相当重要。如果吴国和他们结盟，便可在伐楚战争中避开楚国重兵把守的正面，从其北部侧背大举突袭，而后尖刀一样直捣楚国的腹心。关于这一点，早在几年前，孙武就曾以一个卓越战略家的敏锐眼光，高屋建瓴地向吴王阖闾指出：“王欲大伐楚，必得唐、蔡之助而后可。”但这二国在历史上就与吴国有些过节，而这些疙瘩一直没有解开，突然提出要他们相助谈何容易？正当阖闾同子胥、孙武等为如何能得到唐、蔡之助而大伤脑筋之时，想不到对方却主动找上门来，这等好事当然不能放过。于是，阖闾当场答应出兵抗楚援蔡，并和唐国结为联盟，共同对付楚国。由于吴国的援助，楚国吞并蔡国的计划得以破灭。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就在这一年的九月，吴王阖闾正式宣布要对楚国发动一次强大的秋季攻势，争取一战而取楚之首都郢城，彻底将这个邪恶轴心铲除掉。为坚定全军将士必胜的信念，阖闾御驾亲征，并担任这次伐楚远征军的总指挥，伍子胥为副总指挥，孙武出任前线委员会总指挥兼参谋长，伯嚭（pǐ）为副总指挥兼总后勤部长，阖闾的胞弟夫概为前敌先锋官。此次远征，正式拉开了自商周以来规模最大、战场最广、战线最长，以攻克对方首都为主要目标的历史上称为柏举之战的伟大序幕。
图5-4 春秋吴楚柏举之战示意图
正在围蔡的楚军闻报，担心吴军乘虚入郢，遂迅速收缩兵力，回防楚境，确保郢都的安全。吴军遵循孙武倡导的“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作战指导思想，“经迂为直”，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迂回。当远征军逼近楚国边境时，又转溯淮水悄然西进，在进抵凤台附近后，弃舟登陆，并以劲卒3500人为前锋，兵不血刃，迅捷神速地通过了楚国北部的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然后穿插挺进到汉水的东岸，在战略上占领了优势之地。
吴军的突袭行动终于引起了楚国朝廷的震动，楚昭王于匆忙中急派令尹囊瓦、左司马沈尹戌、武城大夫黑、大夫史皇等人会集楚国20万大军，从不同的驻地昼夜兼程奔赴至汉水西岸进行防御，吴、楚二军遂呈隔江对峙状。此时无论是吴军还是楚军，双方心中都十分清楚，汉水是抵挡吴军进逼楚国郢都的最后一道防线，只要这道防线一失，郢都大势去矣。所以，尚以头脑冷静、深谋远虑、极富韬略之称的楚军名将左司马沈尹戌，在认真研究了吴军的战略思想之后，建议囊瓦统率楚军主力沿汉水西岸阻击吴军的进攻，从正面牵制吸引吴军。他本人则北上方城，征集那里的楚军机动部队，迂回到吴军的侧后，毁坏吴军的舟楫，阻塞三关要隘，切断吴军的归路。待这一切完成之后，再与囊瓦所率主力部队实施前后夹击，将立足未稳的吴军一举歼灭。
对于沈尹戌的这一明智之计，并不算愚笨的囊瓦表示同意和配合，但待这位有胆有识的沈将军率部奔赴方城不久，囊瓦便出于贪立战功的心理，竟毫无原则地听从了“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武城黑和大夫史皇的挑拨怂恿，置楚军生死存亡的大局于不顾，擅自抛开了与沈尹戌约定的正确的作战方针，采取冒进速战的做法，未等沈部完成迂回包剿行动，即率军仓促渡过汉水，进击吴军。
孙武见楚军主动出击，大喜过望，心想愚蠢的楚军肯定是窝里斗起来了，否则不会出此下策主动出击；遂同阖闾、子胥等密议，果断采取了后退疲敌，寻机决战的方针，主动由汉水东岸后撤。骄傲自大的囊瓦不知是计，还以为是自己的名气和阵势使吴军怯战，于是率部追进，步步紧逼。吴军做出不得不回头迎战的姿态，自小别山至大别山之间，楚、吴两军先后进行了几次规模不大的交锋，但每次过招，楚军总是被动挨打，因而渐渐造成了部队士气低落、疲惫不堪的局面。眼看楚军已陷入完全被动的困境，孙武等吴军将领当机立断，决定同楚军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战略决战。这一年的阴历十一月十九日，阖闾、孙武等指挥吴军在柏举地区（今湖北麻城）安营扎寨，排兵布阵，以与尾追而来的楚军决一雌雄，举世震动的“柏举之战”就此开始了。
阖闾之弟、吴国远征军前敌先锋官夫概，见楚军正在不远处扎下大营，摆出了要与吴军决战的架势。根据不同的情报观察分析，夫概认为楚军主将囊瓦狂妄自大、骄横跋扈。向来不得人心。跟随他的将士，都有怯战偷生之心，无死战求胜之志。只要吴军的先锋部队突然发起总攻，楚军必然陷于混乱，而趁对方混乱未定之时，再以主力投入战斗，必能一举将其击溃，从而大获全胜。为此，夫概请求立即发起对楚军的攻击。但是，阖闾、孙武出于“慎战”的考虑，断然否决了夫概的意见。血气方刚、青春勃发，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权威的夫概，认为这是攻击楚军的天赐良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情急之中，他索性率领自己所部的5000余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楚军囊瓦部大营。果然未出夫概所料，楚军一触即溃，阵势大乱。阖闾、孙武等见夫概部突袭成功，也乘机指挥吴军主力投入战斗之中。在吴军的凌厉攻势下，囊瓦所部力不能敌，全线溃败。不可一世的囊瓦在吴军的打击面前，早已丧魂落魄，置残兵败将于不顾，仓皇逃离战场，远奔郑国寻求政治避难。而教唆他的史皇则死于乱军之中。吴军取得了柏举之战的决定性胜利。
楚军遭受重创之后，余部仓皇向西南方向溃逃，孙武等吴军将领指挥军队及时实施战略追击，并在柏举之南的清发水（涢水）追上楚军残部。吴军采取孙武“因敌制胜”的战略思想和“半济而击”的战术原理，再度给予正渡河寻求逃命的楚军残部以沉重打击。而后，吴军继续乘胜追击，当追至30多里时，正赶上埋锅做饭的楚军残兵败将和从息地引兵来救的楚军沈尹戌部。狭路相逢勇者胜，两军经过一番血战，楚军被孙武坐镇指挥的吴军再度击溃，主将沈尹戌当场阵亡，20万楚军主力全军覆没。至此，曾经称霸于世的强大楚军全线崩溃。
吴军在孙武的指挥下乘胜前进，一路势如破竹，五战五胜，**，兵锋直指楚国首都郢城。楚昭王一看大势已去，置全城军民生死于不顾，于惊恐仓皇中携带自己的后宫妃嫔及少数臣僚、太监、厨师等，弃郢都出西门向云中方向逃窜而去。驻守郢城的近10万御林军听到昭王出逃的消息，争相传递着“楚王都领着小蜜跑了，我们还在这里死守个啥”的口号，顷刻瓦解，一哄而散，争相逃命而去。十一月二十九日，孙武所部未经大战，一举攻陷郢都，历时两个多月的破楚之战终于以郢都的陷落和吴军的全面胜利而告结束。
吴国破楚之战是春秋晚期一次规模宏大、战法灵活、影响深远的大战，也是史籍记载中孙武亲自指挥并参加的唯一一场战争。这次战争双方投入兵力近30万人，战线绵延数百里，正式交战两个多月。一向被中原诸侯大国瞧不上眼的小小的南蛮吴国，在阖闾、孙武等人的指挥下，运用灵活机动，因敌用兵，迂回奔袭，后退疲敌，寻机决战，深远追击等战法，仅以7万之众，一举战胜多年的敌手——号称拥有百万之师的超级大国，给长期推行霸权主义的楚国君臣和右翼势力以极其沉重的打击。
这在其他诸侯国朝野内外引起了一次强烈震动，吴国以天下强国的姿态傲然登上了历史舞台。而此前曾被普遍认为最有希望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楚国，尽管后来又死而复生，却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有了昔日那咄咄逼人的锋芒与泱泱大国的气象。有研究者认为，正是这场战争的爆发，才使统一中国的桂冠最终落到了偏于西部的秦始皇的头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晚期的整个战略格局，扭转了中国历史的进程，汹涌奔腾的历史长河自这场战争悄然拐弯。
至于这场战争的最大功劳，应该归于那位英雄豪杰。伟大的史学之父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说得极为清楚：“西破强楚……孙子有力焉！”
吴国危机
吴军自入楚之后“仁义不施，**穷毒”，致使“楚虽挠败，父兄子弟怨吴于骨髓，争起而逐之”（清高士奇语），也就是说吴军在楚难得民心。而此时的楚国逐渐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楚军人数倍增，战斗力加强，并在秦国救援军的帮助下，开始由全线溃退转为战略进攻，逐渐形成了对楚都郢城的包围态势。面对楚秦联军强大的压力和步步进逼，无论是伍子胥还是孙武都意识到，吴国已陷入了政治与外交的困境之中，要想长期占领统治楚国已不可能。更为严重的问题是，驻楚吴军从将领到士兵，整日沉湎于酒色之中不能自拔，搞得纪律松懈，军心涣散，每个人脑海中装的除了美酒便是女人，整个军队已呈现出无法遏制的糜烂状态。而国内又有夫概趁机叛乱，虽已平叛，但暗藏和潜逃的敌人依然存在，一时难以全部剿灭，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伺机对刚刚平静的吴国政权进行打击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