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时代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第二期，时代相当于夏、商之际。

第三期，出土一组有特色的陶器，如小平底罐，鸟头把勺高柄豆形器、杜鹃、绵羊等，还有一个被反缚的无头石人像，相当于商代中期。

第四期，富有特征性的文化发展到鼎盛，相当于殷末周初。建筑遗址分属于第三、四期，整个漫长的文化堆积看上去在第7层突然产生了断裂。

由此可以看出，这根“关键柱”的剖面所透露出的文化堆积突然中断的信息，可能与不可抗拒的特大洪水有关。对此，林向专门与前来参观考察的水利专家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讨论。按水利专家的说法，成都平原的东北部属于沱江水系，东向穿越龙泉山的金堂峡，峡谷长12公里，最狭处不到150米。而平原西部，水系的上游素有“西蜀天漏”之称，雨量集中在夏秋季节。每当暴雨成灾，东向穿峡的径流量可大于3000立方米，所以至今峡口的金堂县常发生水灾。加之金堂峡常有壅塞的危险，两岸山岩属于侏罗纪蓬莱镇砂岩与泥岩石层，最易风化崩坍，又恰有一条东向的断裂带通过，存在着每千年发生一次大于5级地震的危险性，更加大了水道堵塞的可能。一旦金堂峡被阻，就可使广汉、德阳、新都一带低洼处成为洪涝泽国。

从文献记载看，古代蜀国确有自己的洪水传说，同时由于水的原因而发生了政变，并导致了改朝换代，甚至迁徙都城的重大事件发生。杜宇时代就发生过一次特大洪水，并有了“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帝升西山隐焉，时值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等记载。尽管古代史学家常璩等人对这种包含真实历史内核的神话传说往往加以篡改，但至少可以从中看到三个方面的事实：一、杜宇时洪灾极为酷烈，《蜀王本纪》说“若尧之洪水”，民不能“陆处”。二、因灾而变，改朝换代，开明乃荆人鳖灵，等于是“异族王蜀”。三、杜宇下台是被迫的，蜀人才会悲子鹃。过去，史家总说蜀史可信成分不多，今见这根“关键柱”，可作为一件历史史实来证明文献记载并非空穴来风，事实胜过了雄辩。

按林向的研究成果推断，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鸟头，钩喙的鸟头与杜鹃的形象相同，还出土了一件陶塑展翅的杜鹃鸟。这一连串的现象并非偶然，结合那根“关键柱”所透露的远古信息，可以这样认为：三星堆古城的最后放弃不是发生在鱼凫时代，而是晚于鱼凫的杜宇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代表古蜀文明权力中心的三星堆古城被洪灾所困，当杜宇王所属的四方部族领地被洪水淹没，村寨被冲垮，三星堆古城在洪水的冲击浸泡下，即将面临灭顶之灾时，不得不率领举国民众弃城出逃。其后，古蜀国的这个权力中心都邑，便转移到现成都市区的金沙遗址中去了。

若林向的说法成立，则三星堆古城最后一幕场景应是这样的：

大雨滂沱，电闪雷鸣，连续不断的暴雨仍在不住地下着。这场雨对三星堆古城的老国王杜宇与统治之下的四方族人而言，是一场末日之灾。夜里，杜宇躺在宫中那潮湿的床榻上，听着洪水在城墙外面不断拍打撞击的声音，心中充满了焦虑与不安。这种声音越来越壮阔响亮，越来越令人心慌意乱、胆战心惊。直觉告诉他，岷江上游的狂涛巨澜正以万钧雷霆之势向三星堆古城冲压而来。这一夜，杜宇几次披衣坐起，来到大殿门口，望着漆黑的雨幕不时闪过耀目的电光和随之爆出的隆隆雷声，在心中不住地祈祷和哀叹。

翌日清晨，老态龙钟的杜宇在近臣的服侍陪伴下，忧心忡忡地登上了城楼。就在登城的过程中，他感觉原本坚实的城墙此时已经像浸泡在水里的蛋糕一样有些酥软了。惊恐中他不禁问道：“上个月我们祭祀过几次天神、雨神和水神了？”

负责国家祭祀仪式的大臣立即上前躬身禀报：“我们一共祭祀十几次了，前一段每3天祭祀1次，这几天改为每日1次。”

杜宇听罢，将那早已昏花的眼睛转向城外，望着在雨水泥泞中背筐挑担、四散奔逃的草民百姓，又望望城内四处涌动的水流和一个个脸上布满了惊恐之色、精神即将崩溃的纷乱的人潮，绝望地垂下了头。刚才答话的那位臣子看到主子一副忧郁的表情，心中泛起了一股酸楚，感到面临局势的危难与自己责任的重大。他忙凑上前来既表现自己又推卸责任地说道：“依臣之见，这些太庙里的神灵好像一点也不中用了，是不是被娇宠坏了，或者是中什么邪了，在我们急需他们鼎力相助时，他们却像死了一样，一点表示都没有，索性给点颜色瞧瞧，看它们还敢不敢发邪？”

“不许胡说！”杜宇用沙哑的语调打断了这位臣僚的话，停顿片刻，又突然想起了什么，轻轻地对陪同的众臣僚们说道：“走，大家一起到太庙去看看这些个神灵到底是咋了。”言毕，在群臣的簇拥下，他走下城楼的瞭望台，向城内的太庙走去。

太庙那高大的殿堂里，香烟缭绕，雾气迷蒙。只见一尊尊、一排排、一列列由青铜铸成，神态各异、大小不一的神偶、神物和由各种玉器组成的祭品，错落有致地摆放在不同的位置，呈现出一派众神荟萃的天国景象。

老杜宇先是在群神面前跪拜、祈祷了一番，然后起身围着庙堂转了一圈，心怀怨恨与愤懑之情暗暗想道，眼看我的蜀国就要国破家亡了，这些神偶一点救援的表示都没有，看来确乎是不甚灵验了，还是赶紧想别的办法自救吧。

回到宫殿之后，寻找新的居住地和迁都的想法终于被杜宇提了出来，众臣在表示全力拥护的同时，认为应迁往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而不应该再回到平原西北边祖先们居住的山地里去了。假如再回到那里，对于已经熟悉了平原农耕生活的部族来说，无疑将面临着更多、更大的灾难。杜宇听罢，表示赞同，遂吩咐臣僚速派人到成都腹地去联系其他部落，寻找新的居住地，并令全城的官员和百姓做好大搬迁的准备。

洪水依然没有退去的迹象，而且来势更加凶猛。在越来越混乱危急、诸事纷杂的局势中，主持搬迁的大臣向杜宇禀报道：“那些用于祭祀的国家礼器是否全都带走？”杜宇蹙着眉头想了想说：“带走一点象征性的神物就可以了，其余的留下，在我们撤出这座城之前要举行一场盛大的祭祀，把这些不中用的偶像烧了。”

众臣僚对老国王的话语，纷纷表示理解与赞同。是啊，即使再伟大的神灵，也要为天下苍生服务，如果不为天下民众服务，那么将不再被人民尊称为神灵。

这天上午，折腾了十几个昼夜的狂风暴雨，总算有了短暂的停歇，笼罩在滚滚乌云中的三星堆古城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机会。但几乎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知道，这是又一场更大暴风雨来临之前的预兆，这片刻的安宁根本无法阻拦城外的洪水以更凶、更猛、更快的速度和更为浩大的流量涌向这座已岌岌可危的古城。

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灾难临头的空隙里，一场特殊的祭祀在满城哀怨与愤怒的目光中悄然开始了。在一块高高的台地上，一头头无法带走的战象和牛羊等牲畜被宰杀，以慰劳全城的将士和有功的官员。一件件青铜神偶和玉石礼器，被从太庙里搬出，一堆堆散发着潮湿与霉味的木柴被架了起来。大火终于点燃了，呈麻花状的滚滚浓烟伴随着霉烂的气味冲天而起，径直插入低低悬垂着的铅灰色云层。古城的上空，不祥的大鸟扑扇着黑色的翅膀在天地间低低盘旋，不时发出一阵阵恐怖、凄厉的哀鸣。

火堆旁的台地上，两个宽大的土坑在苦力们挥汗如雨的抢挖中很快完成。烈烈火光映照下，土坑外的武士们在如狼似虎地吞吃了烤熟的大象肉、牛羊肉之后，开始举起铜锤、铜刀、铜棍、石头等一切可用以撞击与切割、分裂的工具，咬牙切齿地打砸和焚烧着从太庙里搬来的各种青铜礼器。平日里躲在太庙高高的殿堂之上养尊处优的神偶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却神通顿失，束手无策，一个个缄默不语，任凭众武士的刀劈、锤砸与焚烧。

几天之后，滔天洪水夹带着滚滚巨浪动地而来，在江河震**、山呼海啸中，汹涌澎湃的浪头伴着声若巨雷的音响撞开了高大坚固的城门，折断了城中高大的旗杆，席卷**平了城中的大街小巷、殿宇茅舍。瞬间，三星堆古城变成了一片泽国，水中漂浮着屋顶的茅草和婴儿的衣衫……

3000多年之后，考古人员在三星堆遗址，发现了这次特殊祭祀留下的两个土坑，以及壕沟中那一层青黑色的沙砾淤泥。

又过了十几年，在成都平原腹心地带，人们又发现了杜宇王朝自三星堆迁徙之后，在这里建造的另一座新的都城——金沙遗址。

金沙：古蜀国的承续

2001年2月的一个下午，在一个工地意外发现一挑铜人、玉器，成都文管会得知消息后迅速派文物科科长弋良胜和成都市考古队勘探研究一部副主任冯先成前往处理。

弋、冯二人赶到金沙工地后，同警方一道维持秩序，保护现场，并迅速和成都市考古研究所有关人员取得联系。当所长王毅、副所长蒋成得知情况后，感到事关重大，当即派副所长江章华带领考古队勘探二部主任、当年曾参与著名的三星堆祭祀坑发掘的朱章义偕同副主任张擎，连夜返回成都处理这一突发事件。

又一个“三星堆”面世

第二天一大早，江章华等从绵阳连夜返回的三人和考古所的另外两名工作人员一同来到了现场。只见在人群围观的中心部位开挖出了一条长约20米、宽约6米、深约5米的壕沟，壕沟内外一片狼藉，壕四周的剖面上有三处明显的象牙堆积，壁上还残存有大量的玉器、石器，沟底散落着石璧、玉璋、玉琮残片和为数众多的象牙。很显然，这是一处重要的文化遗迹。当这一切安排妥当后，接着组织市考古所技工和从当地招募的近200名民工开始清理散土中的文物。仅一天工夫，就从散土中清理出金、铜、玉、石、象牙、骨器等精美文物400多件。此后近两个月的时间，又清理出金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饰、金面具、金箔蛙形人等极为珍贵文物1300余件。由于大多数器物被损坏，器物的定名、拼接、整理工作极其困难。考古人员经过多次努力，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将第一批文物拼接成功，为了解金沙遗址出土文物的概貌以及遗址性质的最终定性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鉴于金沙遗址发现宝藏的消息在社会风传开来，成都市委宣传部指示市考古队和市公安局于2003年4月4日，就金沙遗址的清理和发掘等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媒体公布阶段性成果，并组织媒体到现场做了参观考察。会后，各家媒体除发表了派出记者撰写的文章外，还在显著位置以大字号标题转发了新华社发出的电文：

又一个“三星堆”惊现成都

新华社讯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以其神奇而辉煌的古代文明令世人瞠目，如今，又一个堪与三星堆遗址并驾齐驱的“金沙遗址”在成都西郊现身惊世。4月4日，记者从有关方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目前考古工作者已在此发掘出土1000多件极其珍贵的玉器、金器、青铜器、象牙器、石器等，其中有属“国宝”级的文物数件。会后，记者在发掘现场看到，200多名考古人员与民工正在紧张发掘。据介绍，现共布探方50多个，发掘面积达4000多平方米。目前的发掘工作仅是冰山一角……

随着这一消息的公布，金沙遗址立即进入世人的视野并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人们以极大的热情与好奇将目光投向成都平原以及那个被称作金沙的城郊一角。遥想当年，三星堆遗址初露峥嵘，特别是1986年两个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与一大批青铜器的横空出世，在震惊寰宇的同时，也让见多识广的考古学家大开眼界、大长见识又大伤脑筋。成都平原突然出现的这批如此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究竟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这个文明为何到了商代晚期在毫无历史迹象和记载的情境中突然断裂消亡？消亡之后它的孑遗又去了哪里……诸如此类的种种谜团，使无数专家学者于困惑之中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空前的探讨热潮。在为期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论争中，尽管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猜测、不同的论证不断抛出，但参与论争的所有专家、学者都曾近乎一致地预言：“三星堆文明在商代晚期因某种外来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突然断裂消亡之后，他的孑遗如同在滔滔洪水中漂流而去的诺亚方舟，永远地离开了成都平原，再也没有回来。这个辉煌盖世的文明可谓是孤峰独立，一骑绝尘，整个成都平原甚至长江流域再也没有与其相匹敌的古代文明了……”

意想不到的是，随着金沙遗址地下宝匣的突然打开，此前各路专家的一系列论证、预言、神话甚至胡话相继宣告破灭，一件件鲜活的出土文物以叮当作响、清脆震耳的铁证，昭示着三星堆文明在突然消亡之后，并没有从蜀地这块热土上蒸发，而是从广汉悄然迁徙到了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继续维系和延续着这一文化血脉，并以其独特的**和更具魅力的文化气象迎来了古蜀文明第二个奇峰。面对金沙遗址这座突兀而起、诡谲奇异的文化昆仑，凡参与考察的专家学者们在大感惊讶与惊叹的同时，不得不开始重新思索一个无法绕开的命题——三星堆文明是如何兴起与消亡的，它和金沙文明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内在联系？金沙文明真的是三星堆文明的孑遗吗？

太阳神鸟再现人间

随着金沙遗址被发现的消息公布，考古人员对此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大规模发掘，遗址的文化内涵以及与三星堆遗址的关系，也越来越清晰明了，林向等考古学家的预言与推断，在一点点地得到证实。

自2001年下半年开始，成都市考古所的考古人员，又对出土玉石器、铜器、象牙等器物的地点进行了普遍调查。与此同时，考古队还集中精力，对遗址范围内的摸底河南侧金沙村一带进行了文物勘探与考古发掘，并对摸底河北侧的黄忠村、龙咀村周围，及沿河地带进行了大规模考古钻探、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到2003年9月，考古人员进行文物勘探的工地达66个，共分布探沟1700余条，钻孔5000余个，布置5米×5米的探方2200余个，发现各类遗迹单位近3000个，商周时期文化堆积面积近35万平方米。基本弄清了遗址的大型建筑基址区、祭祀区、一般居住区、墓地等几大功能分布区，对遗址的性质、时代等也有了较清晰的了解。发掘钻探可知，整个金沙遗址面积达到了5平方公里以上。

从考古人员勘探和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可知，金沙遗址有着严格的布局结构。遗址的东部是宗教仪式活动区，遗址的中南部是居住活动场所，遗址的中部则是居住区和墓地，遗址的北部，是先后进行过两次大规模发掘的黄忠遗址，其主体遗存的时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据考古人员推断应是金沙遗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发掘成果表明，遗址内文化现象极其丰富，共发现房址、窑址、灰坑、墓葬等近千座。其中有10余座房址长度在20米以上，最大的一座六号房址长度为54.8米，面积达到了500多平方米。这些大型的建筑布局都遵循一定的规律。据考古人员分析可能属于同一组建筑，而这组建筑极有可能就是金沙遗址宫殿区的一部分。无独有偶的是，这一地区的位置分布与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和内城宫殿区的分布格局完全一致。发掘人员由此推断，这可能是一处与三星堆遗址性质相同的大型的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区域，是三星堆古城毁弃之后古蜀国的又一都邑所在。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文物数量来看，可谓数目众多，种类丰富。已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象牙、骨器、漆器等3000多件，另外有数以万计的陶器和陶片。其中仅出土的金器就高达90余件，器物种类有金面具、金冠带、蛙形金箔、太阳神鸟金箔、鸟首鱼身金箔、金喇叭形器、金盒形器、鱼形金饰及大量金器残片等。在这些出土物中，以金冠带、太阳神鸟金饰、金面具最具特色和文化价值，器物制作工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堪称同时期金器加工工艺的经典之作。

最引人注目的金冠带为一圆圈形，直径约59厘米、宽约4厘米、厚0.02厘米。此器物表面錾刻四组图案，以其中的一人面纹为中心，分布两侧的图案完全对称。每组图案由一鸟、一鱼、一箭和人头图案组成，纹饰构图简洁，主要使用錾刻技术，间或采用了刻划工艺。考古人员发现，金带上的图案和錾刻工艺与三星堆遗址一号坑出土的金杖上的图案几乎完全相同，因而可进一步说明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的关系极其密切，属于一个连续的文化系统。

为此，成都市文物考古所所长王毅通过研究对比后，曾明确对外宣称：“这条金冠带不是一般的装饰物，它肯定是当时此地最高统治者戴在头上，象征着特殊权力和地位的装饰物。金冠带上的花纹也不是普通的图纹，而是这个民族或统治阶层的特殊徽记，具有特殊含义，并非一般人可以使用，这种花纹在其他的考古发掘中极少发现。金冠带上的鱼、鸟纹饰与三星堆遗址最高权力的象征──金杖的图纹惊人相似，这几乎可以肯定金沙遗址的主人与三星堆的统治者一样，同属于蜀王，而不是隶属于三星堆统治者的藩王。而两种文化也同属一个文化系统，并且两个遗址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尽管具体联系的情况一时尚难以确定，但可以初步推断这个遗址的主人肯定是古蜀国的最高统治者之一，与三星堆的统治者地位相当。”

至于这条堪称绝品的金冠带出土的具体情形，据当时发掘的考古人员张擎事后回忆说：“金冠带的出土使我们激动不已，但也让我们深感后怕，因为这条金冠带出自雨水管道的回填土中。要知道这些回填土是挖掘机从沟中挖出，又堆放在人来人往的露天地方，待管道修好后，再由人工进行回填夯筑，我们就是从杂乱的回填土中发现了它。现在想来，这件宝物没有在中间的流动过程中被不法分子趁火打劫，能完整地保存下来，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啊。”斯言甚是。

遗址内出土的另一件堪称神品的金器——太阳神鸟金箔，器身为圆形薄片，空心部分是图案，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仅0.02厘米，重20克。从外形上看，与现代剪纸工艺制出的物品极为相似。据器物的发掘者朱章义、张擎等考古学家的研究认为，中心镂空的圆形代表太阳，其外侧12道弧形代表太阳的光芒，整个器体形象地表现了运行中的太阳特征。在器物外缘与12道太阳光芒之间又镂空出4只飞鸟，鸟的形制相同，均引颈伸腿，首足相接，张开的喙微微下钩，逆时针同向飞行。中心的太阳及光芒和周边的4只鸟，共同组成了一个圆形的极具动感的图案，因而又被称为“四鸟绕日”图。其构思新颖，极富现代气息，在商周时期出土的文物中属于极其罕见的神品，达到了同时期工艺技术的顶峰。2005年8月17日，国家文物局正式公布采用成都金沙“四鸟绕日”金饰图案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关于这件器物所代表的文化内涵，学术界基本倾向于“太阳崇拜”说。远古时期的人类对太阳的东起西落，还没有像现代人这样具有科学认识。他们看到能在天空中飞翔的只有鸟，因此认为太阳的东起西落，是鸟背负着在天空中飞行，而且由一只鸟来背负着又大又热的太阳飞来飞去，一定感到很累，所以想象中应有多只鸟轮换着背负才比较合理，于是便有了白天和黑夜。《山海经·大荒东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木，其叶如芥，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通过这个记载可知这件器物表明了古蜀人对太阳的认识和崇拜。

金沙——大时代的终结

金沙遗址出土的铜器均为小型器物，大多不能独立成器。据考古人员分析判断，应是大型铜器的附件。而在发掘中发现的少量铜尊圈足残片和大型铜异形器残片，则暗示着在未来的发掘中极有可能出土大型青铜器。此次出土的器物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牛首形饰、铜戈等。其中青铜立人像高约20厘米，重641克。人体立于座上，头戴有13道光芒的太阳帽，长辫及腰，脸形瘦弱，两耳有穿孔，双手握于胸前，手腕上戴一铜饰物，腰系带，内插一物。其造型特征与人物形象和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极其相似，这一鲜明特征再度反映了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在文化脉络上惊人的一致性。

除金器与青铜器外，金沙遗址出土玉器1000余件，这在所有出土文物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器类有玉琮、玉璧形器、玉璋、玉戈等，尤以十节玉琮、玉璋、玉人面等最有代表性。这批玉器表面色泽艳丽，呈现出红、紫、褐、黑、白等多种颜色，极富层次变化，打磨极其细腻规整，表面异常光洁，堪称玉器中的极品。令考古人员格外注意的是，有几件玉琮在出土时，射孔中均填满了沙子。在太阳的光照下，沙子金光闪闪，异常明亮。考古人员联想到“金沙”的得名或许就是由于古河道中有沙金的缘故吧。

最令发掘者难以忘怀的是2001年2月12日上午。那是一个阴沉沉的天气，考古人员张擎手拿微型摄像机正在聚精会神地拍摄发掘人员从散土中清理翻查出来的文物。9时30分左右，一位技工突然喊道：“来，来，快来这里拍一下，我发现了一件宝贝呢！”张闻声立即赶过去，只见这位技工手拿一件东西，正轻轻抹着上面的泥土。仔细一打量，原来是一件青色的大号玉琮。张擎见状大惊，急忙对正在现场检查工作的成都市考古所所长王毅喊道：“王所长，快过来，不得了了，这里发现宝贝了！”王毅闻听急奔而来，从技工手中小心翼翼地接过玉琮一看，脸上立即露出惊喜之色。他捧在手中一边观察一边情不自禁地说道：“旷世珍品，旷世珍品啊！”赞叹声中，众考古人员纷纷围了上来，共同目睹了这件宝器的旷世风采。

只见这件青色的玉器为十节玉琮，高约22厘米，重1358克。青色，上下共分十节，外方内圆，上大下小。玉器上共雕刻出40个神人面，每一个人面均雕刻出冠饰、眼睛和嘴，冠饰和嘴上还雕刻有比发丝还细的微雕。这件器物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玉琮十分相似，但也有一定的不同之处。从整体上看，良渚玉琮有粗犷之感，一般内壁较为粗糙，打磨不精，而这件玉琮却精雕细刻，内壁打磨十分光滑，看上去比较内敛。特别令考古人员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著名的良渚文化是长江下游地区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而金沙遗址则是位于长江上游的一个商周时期遗址，两者之间的时间差异达1500年到2000年，在地理位置上也相隔数千公里。如此大的时间、距离之差，其中间的文化传承关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颇令人费解。据王毅、朱章义、张擎等考古人员后来考证，这件器物的制作者可能不是金沙遗址的古蜀人，而是良渚文化的先民。也就是说，这件器物在商周时期已经是一件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文物了。至于这件器物是如何历经1000多年而保存下来，又是如何辗转数千公里而流传到成都平原，并经古蜀人之手埋藏于金沙遗址之中，则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团。

同三星堆遗址有所差别的是，在发现大量精美玉器的同时，金沙遗址还发现了近700件形态各异、用途不同的石器，品种主要有璋、璧、虎、蛇、龟、跪坐人像等。据发掘人员研究，这些器物大多已不具有实用性，而与祭祀宗教活动密切相关。尤其是跪坐人像和动物形石刻圆雕作品，造型优美，栩栩如生，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较早、制作最为精美并和祭祀活动有关联的石雕艺术品。其中几件跪坐人像，高15厘米至25厘米不等，总体形象是头发中分，长辫及腰，双手反缚并有绳索捆绑。两耳穿孔，嘴部和眼眶涂抹鲜艳的朱砂，如同现代女性一样吊耳环、涂口红，表情各异。

据分析推断可能是奴隶或战俘的象征。令考古人员大感兴趣的是，这几件跪坐人像均出土于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并和玉器、铜器等一起出土，说明它们同样是作为祭品被埋于地下的。这一祭祀的形式，又可说明成都平原已具有了高度的文化和文明程度。而同一时期，中原地区商周王朝的王和贵族们杀人祭祀还是一种普遍现象，这在甲骨文中有很多的记载，考古发掘中也发现大量的实物，二者的文化差异如此之大，是学术界在此之前所未曾想到的。

就整个金沙遗址的发掘而言，除发现各种大小不一的器物外，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远古时代的建筑遗存，其中在位于摸底河北岸的黄忠村“三和花园”工地内，一次性发现了17座大型房屋建筑基址。房址均为木（竹）骨泥墙式建筑，多数为长方形排房。这些排房在建造时，一般是先开挖墙基，再做其他各部件的安置，墙体多采用木骨泥墙或加立柱的方法。由于时代过于久远，晚期破坏比较严重，发掘时墙体和地面均已不存，仅有墙基槽和柱洞尚依稀可辨。

那些被埋在黄土之下数米，开口都在第5文化层之下的6座房址，布局较有规律，均为大型排房建筑，虽然因发掘场地限制，有3座房址未能发掘完毕，但可以肯定这6座房址为同时规划和修建的一组建筑。

这一组建筑基址的发掘总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上，是西南地区所发现的最大的一组建筑群。从几十年的考古情况看，以木骨泥墙为主体的宫殿式建筑基址在西南地区极少发现，据发掘者推断，这种成组的大型排房建筑绝非一般平民所能拥有，只有古蜀国最高统治阶层才有能力组织人力、物力来修建这一工程浩大的建筑物。结合金沙村出土的大量同时期祭祀用品和专用祭祀场所分析，这一组建筑基址很可能是金沙遗址的中心宫殿区，也就是当年古蜀国的国王临朝听政、发号施令，以及群臣朝议的国之地。

九歌

随着金沙遗址的发现与发掘的进展，三星堆遗址与出土文物也更加引起世界性关注。

2003年5月10日，新华社对外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金沙江再次震惊世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四川省规模最大的一次科学考古发掘──金沙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再次取得突破性进展，3000多件珍贵金器、玉器、石器、青铜器、象牙器和数以万件陶器、陶片的出土震惊了社会各界。该区域占地200亩的地下，已探明有数万平方米的文化遗存堆积，神秘的金沙遗址的地下分布情况正逐步明朗。

据考古专家称，金沙遗址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通过对金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以及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据初步研究结果表明，古蜀国统治者在成都附近的活动从原来认为的2500多年，向前推进到3000多年之前。

另据可靠消息，由于金沙遗址近期不断地有惊世发现，已引起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极大关注，国家文物局近日已决定将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四川省和成都市政府部门已决定重新投入经费启动已停止几年的三星堆遗址的勘察与发掘，并对原出土的文物进行全面修复和展出。金沙遗址的发掘和保护也将按照三星堆工作站的模式，在此处建立长期的考古工作站和兴建一座大型遗址博物馆。

或许，这是一个自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发掘以来，向外界传递的一个最令人振奋，也是最自然和正常的信号。这标志着几十年来，在与文物相关各方经历了如此多的风霜雨雪、明争暗斗的角逐拼杀之后，一段非正常的悲怆苍凉的历史有可能宣告终结，从而在法制规范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走上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的理性、祥和、自然的坦途，但愿这一美好的愿望能在新的世纪光照中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