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杖出土之后，三星堆器物坑的发掘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一件件珍贵器物在考古人员手中相继出土，共发掘清理器物几百件，大体可划分为青铜类、玉器类、石器类、陶器类、海贝类、金器类。
根据出土遗物大都被火烧过，或埋藏前被打碎过，以及器物坑的中间和两边都有坑道等特点，陈德安、陈显丹等考古人员初步断定，这是古蜀人专为诸神崇拜举行仪式所留下的祭祀坑，并在后来撰写的发掘简报中，将此坑正式命名为一号祭祀坑。
突遇二号坑
无独有偶，就在陈德安押运一号祭祀坑出土文物回成都之时，当初挖窑土挖出宝贝的砖厂副厂长又来到考古队驻地，对留守负责的陈显丹道：“陈老师，我们的人发现了坑里的东西，这土就没有取成，现在你们东西也挖了，东西也弄走了，这会儿该给我们找个地方挖点土了吧。”
“这满地都是珍贵文物，你要我上哪给你找地方？”陈显丹有些不耐烦地道。
“哎，陈老师，这可是你们许下的愿啊！东西挖出来又弄走了，你们心里舒服了，我们这几十口子人家有父母老小，还等着把砖烧出来换钱吃饭哪！”对方的脸也跟着沉了下来，软中带硬地道。
陈显丹听罢，微微一笑：“这个嘛，我们是许过愿，你看这地下到处是文物，如何是好？这样吧，你们在一号坑周边选块荒地把土取了，此事就算彻底了结了。”
“好，好！”副厂长答应着，走了。
8月14日下午，砖厂民工杨永成、温立元二人负责在陈显丹划出的位于一号坑东南约30米处取土。当挖到距地表约1.4米深时，杨永成一锄头劈下去，发出“砰”的一声闷响，杨的手掌与双臂被震得发麻。
“哎哈，啥子东西这么硬？”杨永成不解地自问着。
身边的温立元将头伸过来看了看杨永成刨的位置道：“是不是又碰到铜宝贝了？”
杨永成微微一笑道：“哪会这么巧，要是真的挖出铜人，报告考古队陈老师，可以得到200块钱奖金呢，上次挖的那个坑，‘铜罐’等人就得了钱的。”
“那就快挖下去看看，说不定老天爷真的开眼，好事就让咱俩给碰上了呢！”温立元说着，扬起锄头，用足了力气，“嘿”的一声向下劈去。随着“咔砰”一声脆响，一个如真人头般大小的青铜人面像被刨了出来。
见此情形，温、杨二人先是“啊”了一声，接着瞪大眼睛俯视脚下的土坑。只见刨出的那个青铜人面像，眼睛、鼻孔清晰可见，整个面部花花绿绿的似乎涂了颜色。在青铜人面像之下，有一个硕大的筒状的青铜器也露出了边沿。在其旁边，另有几件青铜器隐约可辨。
“哎呀，真的是个宝贝窝子啊，快向陈老师报告吧，晚了，这奖金可就没咱们的份了！”温立元满脸激动地提醒着。
于是，二人迅速将出土的器物埋好，收起工具，争先恐后地蹦到坑外，箭一样向考古队驻地蹿去。
此时已是下午6点多钟。陈显丹听罢，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转身就向外跑去。其他考古队员听到风声，也跟着向工地飞奔。
现场很快勘察完毕。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与一号祭祀坑类似的器物埋藏坑。
面对这一突发事件，陈显丹极其冷静、理智地当场做出决定，下令将已暴露的坑口立即回填。当填到预定程度后，在最上层做出几个不同的标记，以防有人在暗中捣鬼，偷偷发掘盗宝，老考古队员戴福森等在坑边看守。陈显丹与川大学生张文彦，分别赴成都和广汉向省、县领导报告，要求正式发掘。
8月21日，举世震惊的考古大发掘正式开始了。
在发掘清理的过程中，发现坑的东南角暴露出一个大型青铜物体的一部分。因这件器物倒置于坑角，高过埋入坑内所有器物而首先露出地面。顺着露出的部分挖下去，是一块两边向里卷曲的光面铜皮。这件铜器宽近1米，下挖至半米时仍不见底部。现场的发掘人员见状无不惊奇莫名。
很快，考古人员将坑中硕大无比的青铜器全部清理出土，这时大家才看清，原来是一个巨大青铜面具，下颌中部已被打破，其中一块吊在嘴边。据陈显丹等现场专家推测，这个面具可能是附在某个建筑物或图腾柱上的图腾标志。
继大面具出土之后，紧接着，是一根又一根直至数十根象牙面世。在象牙层下方，满坑的珍宝令人目不暇接。高大、精美的青铜尊、罍，装扮各异的青铜人头像，大小不等的人面像，眼睛外突的“纵目”人面像，身躯断开的青铜立人像，以及闪闪发光的金面罩、金面青铜人头像与神奇的铜树等，令人惊诧万分，如坠梦境。那温润的玉环、玉璧、玉璋、玉戈等玉石器，一件件，一样样，犹如打开了蜀国宝库的大门，光彩夺目，令人整个身心如同置于神秘莫测的天宫圣殿与阴阳两界魔窟仙洞之中。
史影里的古蜀国
唐朝开元天宝年间，诗人李白曾发出过这样的浩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由此可知，这两位名字叫蚕丛和鱼凫的古蜀开国之君，在建立国家的时候是何其茫然混沌，令后人难以猜测。
那么，以蚕命名的蜀族的历史是如何开始的呢？这个久远的创世纪的起源问题同其他一切民族一样，只有借助于传说和神话并结合考古资料才能进行一个大概的诠释。
开国何茫然
在传说中，自很久以前的盘古开天辟地之后，在中国大地上相继出现了3位分别掌管天地人事的天皇、地皇和人皇。而当时的天下被分为青州、雍州、冀州、梁州、兖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九大州。现四川区域在当时属梁州和冀州管辖之内。其三皇中的人皇氏有兄弟9人，分别执掌天下九州。在人皇的后裔中有个叫黄帝的人。此人“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智勇双全，威力无比，属于古代神话传说中的大腕级人物。这位黄帝自小脑后就生有反骨，并有发动政变争做天下共主的野心。成年后为实现这个野心，真的发动政变并率部与其他部落开始四处争夺地盘。就在相互征伐厮杀的混战中，黄帝率领手下的勇兵强将打败了不可一世的蚩尤，统一了黄河流域广大地区，成为华夏民族的始祖。
按文献通常的说法，黄帝在今四川茂州叠溪这个并不太出名的地方，娶了蚕陵氏之女嫘祖为妻。这个称为嫘祖的女娃，小名叫邛，又名皇娥，不仅美丽，还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发明家。她15岁时就发明了一种养蚕织锦的方法，是整个人类社会在这方面有资格获取专利证书的第一人。依据“老子英雄儿好汉”的遗传基因，无论在哪个方面都很酷的黄帝和嫘祖结合后，很快生下了两个称得上是人杰的英雄儿子，分别取名青阳、昌意。这两个儿子后来都被派往今四川之地，开始了工作、生活和战斗的光辉历程。老大青阳降居在今四川西北地区的湔江一带，后与当地女子婚配。
老二昌意降居在今四川西部的雅砻江一带，后与居住在今茂县与汶川之间的蜀山氏之女产生了爱情并结婚。生有一子，取名颛顼。后来，颛顼与另一个草莽英雄共工争夺天下共主的位子，并将共工击败于不周之山，总算如愿以偿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颛顼死后，托变为北极星，他的子孙后代仍封于蜀，世世代代相传为王。
关于以上这个远古传说，司马迁在《史记》中曾做过这样的记述：“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氏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嚣，是为青阳，青阳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阳，高阳有圣德焉。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按《史记·五帝本纪》索引的说法，司马迁所提到的江水、若水，据考证皆在蜀地，可见玄嚣与昌意都与蜀这个地区有着紧密联系。
颛顼崩亡后，虽然肉身已如草木一样枯萎衰败了，但他还是非常想念自己曾工作、生活和战斗过的四川盆地，梦想那已失去的天堂，在不甘和极不情愿的追思中，又来了个灵魂附体，摇身一变成为一条蛇悄悄地爬回了蜀地。后来又将档案中的颛顼帝偷偷篡改为一个年轻的鱼凫的名字，从而蒙混过关，重新当起了蜀国的国王。这个故事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原文这样叙述道：“有鱼偏枯，名曰鱼妇（凫）。颛顼死即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颛顼即复苏。”在这短短的记述中，作者提到了两次，说鱼妇（凫）就是颛顼死后复活变化而来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当然还有一些奇特的天象异兆相伴并出，以显示其神秘和不可知性。除《山海经》外，这个故事还被收入《吕氏春秋》《大戴礼记》《史记》等典籍，可见颛顼变鱼凫之事流传之久远。
在系统记载蜀地传说的作品中，西汉时蜀人扬雄所著的《蜀王本纪》时代最早，也更接近事实本身。其书有云：“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开明，是时人萌（民）椎髻左言，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从开明以上至蚕丛，积三万四千岁……”
据后世学者考证，四代王的总年数显然不正确，应是不断传抄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讹误，因而后来的《太平御览》在引用此段时就做了一番煞费苦心的考证，并根据考证结果改为“从开明以上至蚕丛凡四千岁”，比原来的记述一下子缩短了三万年。
除《蜀王本纪》外，另一部还基本完整地记载四川古代历史的文献著作，首推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在这部著作的《蜀志》部分中，常璩论述道：“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是为帝喾。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
《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均称有关蜀国的开国领袖为蚕丛氏，只是活动的具体年代与地域没有明确记载，仅《古文苑·蜀都赋》章樵注引《先蜀记》说：“蚕丛始居岷山石室中。”唐代卢求《成都记》也曾说过“蚕陵，即古蚕丛氏之国也”。两书所记蚕丛氏活动的地区大体相符，可见蚕丛氏主要活动在今茂汶一带。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茂汶一带发现了大量的古代民族墓葬。这是一种被考古学家称为“石棺葬”的特殊墓葬。当地流传有羌人住居的传说，而同样流传着的还有在羌人未到来之前，该地居住着被称为“戈基”的居民。据称，他们的生理特征是“纵目”“有尾”。这些戈基人后被从北而来的羌人打败而迁走，留下了大量的“石棺葬”。这段史实反映在羌族最早的史诗《羌戈大战》和《嘎尔都》中。按照这两部史诗的说法，作为原生长在青海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的羌人来到岷江河谷后，受到了先在此处定居的戈基人的驱赶与顽强抗击。为了争夺这块肥沃的地盘，并在此长久立稳脚跟，羌人与戈基人展开了争夺大战。
据《嘎尔都》这部史诗所说，当羌人战胜戈基人后，双方首领歃血为盟，保证今后互不侵犯，共同开发利用岷山河谷。从此两个民族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日后庞大的蜀山氏部落群和后来雄霸一方的古蜀王国。在今茂、汶一带有关石棺葬的传说，与上述史诗的内容基本相合，也与前引蚕丛氏“石棺石椁为纵目人冢也”的记载相合，蜀人来自羌人的演变并在岷山一带繁衍生息确有一些事实的影像可供观瞻，只是其年代难以考证。
当然，蚕丛氏并没有永久地在汶川一带生活，张守节《史记·正义》引《谱记》有“蚕丛国破，子孙居姚、嶲等处”一语，已明确透露出后来的境况。只是作者未加以说明这个蚕丛国何以被破和被谁所破，从而留下了一个悬而未决的谜团。后世有的学者认为是被殷商王朝所破，有的说是为周武王所破，有的说是由于内乱被自己人所破，也就是说堡垒是从内部攻克的。但不管以何种原因，被哪家从内部还是外部所破，以蚕丛为领袖的方国曾遭遇过残酷的战争是可能的。正是由于这场血腥味颇浓的战争，蜀人被迫开始了大规模的流亡与迁徙。
按照《华阳国志》等史籍的说法，蜀族的首领自开国鼻祖——蚕丛之后，接下来是柏灌，再接下来是鱼凫。但这个鱼凫王好景不长，后来也同他的祖宗蚕丛一样，演出了一场国破族亡的悲剧。有关这场悲剧的原因亦有多种说法，就古籍记载而言，只是寥寥数语，可做如下排列：
《蜀王本纪》：“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之于湔。”
《华阳国志》：“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
《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八引《蜀王本纪》：“（鱼凫）王猎至湔山，便仙去，今庙祀之于湔。”
鱼凫国破之悲剧发生的真正原因，有史家说鱼凫王是被从南边来的杜宇王率部所灭。有的说是在岷山河谷为了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鱼凫王率领部族在湔江与当地濮人不断发生战争，因“时蜀民稀少”，终于战濮人不过，被对方强行驱逐出境，便有了后世史家“得仙”“忽得仙道”“仙去”的记述。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鱼凫国破的根本原因，是与发倾国之兵参与周武王伐纣而遭到了周的暗算有关。这一问题历代学者争论了几千年仍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结论，不过对鱼凫国破这一事件还是公认的，既然鱼凫国破并已不再为王，那下一步就该轮到杜宇王粉墨登场了。
年年啼血动人悲
有关杜宇王的事迹，《太平御览》卷一百六十六引《蜀王本纪》在叙述完鱼凫得道成仙之后，接着说道，“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为望帝，移居郫邑”。
《华阳国志》云：“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诸王，乃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以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法尧舜禅授之义，遂禅位于开明，帝升西山隐焉。时适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
其实，常璩弄出的那个所谓鱼凫王“忽得仙道”与杜宇帝“升西山隐焉”的故事，实际都是被迫移交政权，与“尧幽囚，舜野死”之说相似。现代研究表明，氏族公社时期的首领是由群众推选交替的，不一定是由本人主动择人授权，更没有父死子承的事。不过群众归心的人，必然是本氏族内的人，只有发展到几个氏族联合建成一个公社时才会有氏族交替的事情出现。可以想象的是，杜宇能教农，就会受大众拥戴，前酋长不能不退位。后来的开明能治水，又会受大众的拥戴，杜宇亦不能不退位，退位是他们必然的归宿，所以杜宇到了晚年便大权旁落了，只是在旁落之后，较前几位国王更加悲壮和令人怜悯罢了。
那么，杜宇的位子是如何被挤掉的呢，挤掉之后又是怎样的一种命运？
据《蜀王本纪》载：“望帝（杜宇）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玉山，民得安处。鳖灵治水去后，望帝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
后世有学者解释，谓《蜀王本纪》文中之“尸”字，与殷墟甲骨卜辞中“尸方”之“尸”相同，与“夷”“人”音同字通，从而把故事中“死而复活”的神话色彩冲刷殆尽。很显然，这个叫鳖灵的人是怀揣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由楚国来到蜀地，并演绎出一连串精彩故事的。
关于鳖灵来自何处的问题，有些学者释荆为楚，但现在看来此“楚”不应当是楚族而是楚国，也就是说鳖灵是从楚国入蜀的。而他为何要由楚国入蜀，是否只身亡命入蜀等，又是后世学者试图解开的一个谜团。有学者根据鳖灵在当了蜀王之后，便自号为开明氏这一点推断，认为其不会是只身入蜀，必有家族若干人同来。来蜀的原因，最大可能是鳖灵随着政治野心的膨胀，策划指挥了一场政变，在这场政变中举邑叛楚。由于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楚国皇家军队的讨伐，鳖灵的叛乱同样不可避免地要以失败告终。在败局已定，或者在败局未定之前鳖灵就做好了潜逃的准备。大敌当前，鳖灵在做了种种伪装后，率族人躲过了楚国军队的围追堵截，一路辗转到达蜀国。当时的蜀国之王，实际只掌管川西大平原的黄土丘陵地区。平原以外的山区部落，只是蜀国的附庸，只有经济联系，并非政治隶属。在这种情况下，鳖灵率族人到达蜀国后，先在今乐山市地面立稳脚跟，当渐渐解除了后顾之忧后，才到郫邑去晋见杜宇。这样说的证据是，《水经注》南安县云“县治青衣水会，襟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足见鳖灵当年不但率族奔蜀，而且还在今乐山市一带建成过蜀国的附属部落。当鳖灵来到郫邑之时，便抓住蜀国君臣面临的最紧迫也最头痛的水患问题，用楚人治理云梦泽之法游说杜宇。
就地理位置而言，当年杜宇所管辖的成都平原是个冲积、洪积平原，西北高，东南低，地面平坦，坡降3%到5%的幅度。岷江上游每当春夏山洪暴发之际，自灌口汹涌冲出，弥漫整个平原地区，故地表堆积物不断增厚。东部一般厚30米，西部则厚达100米，最厚处300余米。现代考古学家在平原地区所发现的古文化遗存多在地表以下，正是这种原因所致。当年这种洪水四溢，到处奔泻的状况严重妨碍了居民们的生产与生活。鳖灵来自水灾频繁的江汉平原长江沿岸地区，此地的文化与较偏僻的蜀地相比，当更加发达和进步，这里的人通过不断对长江水系与云梦泽的治理，早已积累了丰富的防洪排涝经验。当鳖灵到达成都平原时，目睹了洪水之灾，而杜宇王朝又苦于无法治理。在这种情况下，鳖灵的适时来访，很容易被对方接纳并授权于他，使其率族并许调动部分蜀民治水。心怀阴谋和梦想的鳖灵巧借这一历史性契机，大显身手，在深山密林中“决玉山”以开沟通渠，使高地的洪水得以畅通并分流到大江大河之中。按《水经注·江水》所载：“江水又东别为沱，开明氏所凿也。”也就是说当年是鳖灵率人开渠引岷江水入沱江以达到分洪的目的，为了使沱江畅流，鳖灵再率部族与蜀人凿金堂峡，让更大规模的洪水得以宣泄，从而达到了“民得陆处”的可喜成果。
当治水成功、水患消除之后，国人的生产和生活都安定下来，鳖灵自然得到了人民大众的爱戴，成了功德昭著、威望兴隆、如日中天的英雄人物。相比之下，老蜀王杜宇则有些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里外不是人了。在这种强大落差和鲜明对比下，鳖灵取代杜宇已是大势所趋，只是选择什么时机和采取什么方式的问题了。于是，鳖灵在一帮幕僚和他老婆的紧密配合下，弄出了一个天下皆知的桃色事件。这一事件就是《蜀王本纪》记载的杜宇趁鳖灵外出治水之机，跟鳖灵的夫人行通奸之事。
其实，所谓杜宇这一“风流韵事”，在当时的华夏君臣父子之间实在是屡见不鲜，如把这种事情放到“西僻戎狄之国”的小邦之中，更是如同喝一碗凉开水那般平常。但由于此时国人从心理上已抛弃了老迈无用、腐败无能且面目丑陋的老男人杜宇，而像墙头上的乱草一样，随着疾风的吹来全部倒向了意气风发、豪情满怀的新领袖鳖灵，老蜀王杜宇也就随之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境地了。国人的这种集体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倒戈，正好落入了对方事先设好的圈套，从而引发了倒杜的热潮。于是在鳖灵的胁迫、群臣的劝诱以及天下百姓的叫骂、责难中，杜宇交出了蜀国最高的权力。从此，杜宇从豪华的王宫中突然蒸发，仓皇出逃到野外的深山密林，躲在一个密室里，当起了亡国之君。而鳖灵以胜利者的姿态登上了蜀国的政治舞台，成了新一代领导人，开始了新一轮治国安邦的伟大事业。
杜宇流亡之后，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越来越觉得自己受了冤枉和速转移到开疆拓土、建功立业方面上来。他亲自统率他的儿子和部族将士南征北战，东伐西讨，很快打拼出一块比杜宇时代辽阔几倍的疆域，并将周边各部族更紧密地联合到以自己为中心的蜀国阵营中来。到了春秋战国交会的时代，蜀国已是雄踞西南的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了。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其疆域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的辽阔局面。
据《华阳国志》载：鳖灵渐老之后，不能再亲自统兵征战，便把军权授予自己的儿子卢帝，令其继续展开对周边国家的攻伐。为了从强秦手中夺取更多的地盘，卢帝按照老子的愿望，率领蜀国大军出师北伐，并一度创造了司马迁所记载的“攻秦至雍”的辉煌战果。
雍在今陕西凤翔，是当时秦国的首都。蜀国在杜宇时代虽然取得了“以褒斜为前门”的势力，但毕竟还没有跨过秦岭。而此时的秦国正是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在位，综合国力处在急剧上升阶段，出现了“并国三千，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大好局面。就是这样一个处于强势进攻姿态下的秦国，竟被开明氏率领的蜀军一气攻到了都城，蜀势之强劲也就不难窥知了。正是凭着这样的气势与实力，开明王朝最终奠定了“据有巴蜀之地”的大国地位，并在战国初年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与在西北部崛起的强秦保持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又相互制衡的关系。《华阳国志》曾曰：“周显王之世（公元前386年—公元前321年），蜀王有褒、汉之地。”这说明开明二世的地盘已到了汉中接近咸阳了，蜀国的鼎盛气象由此可见。
这种英勇豪迈、气吞山河的气象延续到开明十二世时，整个蜀国已看不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盛景，而是一派江河日下、风雨飘摇的颓败之象了。相反的是，北部的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国富兵强，实力迅速增长，已成为地方数千里、带甲百万众的头等强国。在这种欣欣向荣的局面下，秦国君臣滋生了**平天下、统一宇内的野心，从而不断向外扩张。就当时的情形论，经济、文化已经高度发展的中原固然是诸国争夺的焦点，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巴蜀同样也是秦国要铲平的对象。于是秦国君臣制定了一方面东击三晋，另一方面图谋汉中、兼并巴蜀的战略决策。在如此严峻的形势面前，蜀王非但不痛改前非，亡羊补牢，采取应对补救措施，以挽救大厦之倾斜，挽狂澜于既倒，反而搞得朝廷上下内讧不断，鸡飞狗跳，四方百姓怨声载道，甚至揭竿而起，公然与朝廷分庭抗礼。蜀国的灭亡已成不可逆转的潮流了。
随着蜀王越来越贪恋酒色，倒行逆施，以及朝廷内外乱象纷纭、政局动**的加剧，许多“灾异”之说也跟着在朝野内外蔓延开来。据《华阳国志》载：开明十二世时，武都出现了一个由男人变成的女人，既美丽又妖艳，其实是山精变来的，蜀王便将其纳为后妃。或许因为这“人妖”有着男人和女人都缺少的万种风情，末代蜀王将三千宠爱集于她一身，对其百般迷恋，以至她死后还要为其大张旗鼓地做个纪念碑式的形象工程以作永久怀念。
周显王二十二年（公元前347年），蜀王派使者朝秦，秦惠王为达到彻底灭亡蜀国的目的，利用蜀王贪图美色和金钱的弱点，用计引蜀王落入自己的圈套，让其为秦国入侵军队开道，终使蜀国覆亡。关于这个圈套的具体情形，《水经·沔水注》引来敏《本蜀论》记载：“秦惠王欲伐蜀而不知道，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屎金。蜀王负力，令五丁引之成道。秦使张仪、司马错寻路灭蜀，因曰石牛道。”
这个离奇的故事当然不可能是历史的真相，但后人会从这“春秋笔法”的记载中看到一个历史真相的轮廓。这个轮廓显示的是秦人用计从蜀人那里得到了伐蜀的必经之路这一至关重要的军事情报。既然石牛道的情报已被虎视眈眈的秦人所掌控，处于优势地位并呈战略进攻姿态的秦军伐蜀已成为水到渠成的事情，剩下的问题就是寻找师出有名的借口和最佳的进攻时日了。
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秋，秦大夫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统领大军开始沿石牛道一路往南，杀气腾腾地向蜀地扑来。此次征伐的目的正如秦国重臣司马错、田真黄等臣僚所言：“蜀有桀、纣之乱，其国富饶，得其布帛金银，足供军用。水通于楚，有巴之劲卒，浮大舶船以东向楚，楚地可得。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这就是说，伐蜀不仅可以得到巴蜀地区富饶的物资、充足的人力，而且还可以取得一块东向伐楚的重要基地。这一高瞻远瞩、避实就虚的策略，为秦惠王所赏识，并终于做出了南下伐蜀的具有重大历史战略意义的决定。
蜀王派五丁力士所开的石牛道，由今陕西勉县西南越七盘岭进入川境，至今广元朝天驿入嘉陵江河谷，是历代由汉中入蜀的主要交通大道。面对秦国大兵突至，蜀王得知消息后仓促下令应战，并亲自率兵在葭萌（治今广元市老昭化城）迎击。想不到两军初一交手，蜀军大败，丢盔弃甲退至武阳（治今彭山），蜀王在溃败中被秦军所杀（《蜀王本纪》作获之）。蜀的丞相、太傅和太子都败死于白鹿山（今彭州市北30公里）。
据司马迁的记载，“冬十月，蜀平。贬蜀王更号为侯”。灭蜀之后，“（张）仪贪巴、苴之富，因取巴，执王以归”。
后来的史实证明，司马错等人的战略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蜀国灭亡，出现了“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而轻诸侯”“秦并六国，自蜀始”的政治战略格局。
秦统一巴蜀之后，初立巴、蜀二郡，后分巴、蜀二郡再置汉中郡，共3郡3l县。自此，北至秦岭，东至奉节，南至黔涪，西至青衣，包括今阿坝、甘南、凉山等州部分，以及鄂西北在内的广阔地区，都置于秦的郡县制度统治之下。继之，秦国的制度政令逐步推行到巴蜀地区，促使青铜时代的古蜀文明，逐步融汇于铁器时代的中国文明之中。
旧的古蜀王国死去了，一个新的大一统时代到来了。
是人头还是兽面
既然古蜀的历史已有了一个雾中楼阁般、隐隐约约的转承组合系统，下一步就要看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是否与这段历史和这个系统相匹配。也就是说，这些文物与古蜀历史上的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等为王的时代有无内在的关联。如果没有，当作别论；如果有，属于哪个时代，相互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如何对号入座，并找到自己的最佳搭档等。
1987年5月26日，经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复专家杨晓邬等人的共同努力，对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出土器物进行了清理和修复工作。按照四川方面的规定，此次修复的器物主要是受到社会各界特别关注的青铜大立人像、大面具、纵目人面像、青铜人头像以及尊、金杖等器物。通过各方修复专家的密切配合与通力合作，修复进展顺利，在4个多月的时间内，就将两个祭祀坑出土的保存较好的主要文物，最大限度地恢复了原貌。
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共出土了54件青铜纵目人像及面具。这些面具看上去奇特古怪，整个造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因而两坑的发掘主持人“二陈”在共同撰写的《发掘简报》中，最早把这批器物称为“青铜兽面”“纵目兽面像”“青铜纵目兽面像”等。这一提法公之于世后，很快受到了张明华、杜金鹏、高大伦等学者的质疑，并认为这些面具的形象压根就不是兽，而是活灵活现的人，应该称作“人面像”才合乎事实本身。这种面像的形式是从河姆渡文化的太阳神徽、良渚文化的祖神徽演化而来并更加图案化和人形化的。著名考古学家杜金鹏还指出，良渚文化里的一件所谓“兽面纹”的上半部，原本就不是什么鬼兽，而是一个明显戴皇冠的人的形象。学者高大伦认为杜氏的这一说法更合乎历史的真实，并进一步补充说这种人面是从河姆渡“双鸟负阳图”演化而来。这个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认同，因而为“二陈”最早所称的“兽面”变为“人面”，做了阶段性的、更加符合理性的诠释。
在这些人面像中，有的两个眼角向上翘起，如同竖眼一般；有的眼球向外高度突出，如同战场上的指挥员架上了现代化的俄罗斯高倍望远镜。如在二号坑发现的15件人面像中，均为半圆形，根据形态可分为3个型号，其中造型最神奇怪诞的就是那件被当作古蜀王“背椅”或“宝座”，并轰动一时的眼球向前突出16厘米的巨大青铜面具。
关于这件通高65厘米、面部至两耳尖宽138厘米的纵目面具的性质，有的学者开始把这件器物往已大体划定的历史框架中乱装猛塞，并根据《华阳国志·蜀志》中“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的记载，认为这就是蜀人的始祖神——蚕丛的影像。文献记载中所谓的“纵目”，应是古代蜀人对自己祖先形象的追记，即采取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塑造的蚕丛纵目的图腾神像。这一形象，是人类对自然界和自身的认识尚处于原始水平时期，对其祖先神化加工的生动写照，就犹如女娲造人以及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传说形象一样。
有学者根据《山海经》所谓天神烛龙“直目正乘”的记载，认为这件青铜纵目面像并不是什么所谓的古蜀始祖——蚕丛，而很可能就是《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的“烛龙”。这部古代地理名著，除记载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外，还保存了许多远古的神话传说。如在一段故事中这样说道：大约在距今6000年前，西北方的钟山上有一条巨龙，它的身躯很长很长，一伸腰就能达到千里之外。它的样子很怪，浑身通红，虽是蛇身，却长着人的面孔，但眼睛不是横着长，而是竖立起来。
这个人面蛇身的怪物经年蜷伏在钟山脚下一动不动，不吃、不喝、不睡觉，也不怎么呼吸。但只要它什么时候想起来呼吸，普天之下就会立即刮起飓风，搞得飞沙走石，日月无光，弄不好还会像当今的原子弹爆炸一样，造成房倒屋塌、天崩地裂的恐怖局面。不仅如此，这家伙的眼睛又大又亮，一睁眼就能把天外的阴极之地全都照个通亮，这个时候的天外就变成了白天。待它一闭上眼睛，天外立刻又成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只要它吹口气，天外就立刻会变成狂风呼啸、冰雪漫天的寒冬。它只要轻轻地吸口气，天外又变成了炎炎似火、酷热难忍的夏天。真可谓达到了通天入地、偷天换日的神奇境界。由于它能像蜡烛一样发出光亮，人们便称它“烛龙”。又因为它能照亮天外阴极之地，所以又叫它“烛阴”。
烛龙的眼睛何以如此厉害？《山海经》说它“直目正乘”。“正乘”之意，语焉不详，历来颇多分歧，但对“直目”，大多数注家都赞成晋代学者郭璞的说法，即“目纵”之意。从“烛龙”的眼睛联想到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这件特大号青铜人面像，有的学者便开始颇为自信地认为，这就是烛龙“直目”的真实写照，也是三星堆遗址为什么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不少龙的形象的原因。如出土的大型青铜立人像左衽上的龙、青铜爬龙柱形器上的龙，以及青铜神树复原后上面那条长达3米多长的巨型盘龙等，都应与烛龙这个神物有关。
另据当代学者王兆乾等人的研究，认为神话传说中的火神、光明之神和南方之神祝融音读与烛龙相近，因而烛龙又可视为祝融。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十几件眼球突出的青铜人面像，既不是烛龙，也不可能是祝融，就是传说中的蚕丛及其部族的高级官员。
当然，考古人员还注意到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和这个被称为蚕丛影像的蜀人老祖宗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鼻梁上装配有“龙”或“蛇”的青铜纵目人面具，此件器物堪称整个出土青铜器群中的绝品。这件面具宽78厘米，通高82.5厘米，在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有高达68厘米的夔龙形额饰，耳和眼采用嵌铸法铸造，角尺形的一双大耳朵向两侧充分展开。最奇特的是一双眼睛，呈柱状外突的眼球向前长伸约l0余厘米。鹰钩鼻子，大口微张，舌尖外露，下巴前伸。出土时尚见眼、眉描有黛色，口唇涂有朱砂的印痕，估计应是这个青铜家族的一位高级神灵。
由于这件文物在构思和制造过程中都被赋予了极其伟大的天才的想象力，使它在各类面具形象中异军突起，光芒四射。尤其是额上那道长长的直立的冠饰，犹如一道灿烂夺目的旗帜，壮美挺拔，迎风招展。只要站在它的面前，似能听到“哗哗”摆动的天籁般神圣高洁的声音。而那完美的造型设计以及精湛的制作工艺，又使这件器物显得威震四座，气盛八方，凛凛然有天神突降人间的神秘震撼之感。如此大胆狂放，具有穿越时空的丰富想象力的造型艺术，不只是在蜀地前所未见，即便是与中原乃至整个世界同期的青铜艺术相比也是闻所未闻，前所未见的。
举世无双的青铜巨人
三星堆出土文物修复后，曾在北京故宫搞过一次展览，布展人员特地将一件形体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安排在整个展厅的中央位置。
这件青铜立人像出土于二号器物坑的中层，身高122厘米、冠高10厘米，连座通高达2.62米，重180多公斤。出土时从腰的下部断为两截，下层方座底部残损。经修复专家杨晓邬妙手回春的修复，基本保持了原貌。据陈德安等考古学家推断，此像铸造历史距今已有3000多年。如此巨大的青铜人像，在中国出土的商周器物中可谓前无古人，其精湛的铸造工艺，也为中国美术史和青铜冶铸史所罕见。这尊青铜立人像不仅填补了中国青铜文化在这方面的一项空白，而且就时间论，比古希腊的德尔菲御者铜像、宙斯或波塞冬铜像还要早四五百年以上。即使在古埃及等世界文明古国中，也从未发现时间如此久远、体量如此巨大的青铜人像。1972年，在意大利亚契市海湾发现了两尊希腊青铜武士像，使整个欧洲为之狂欢。14年后，三星堆大型青铜立人像横空出世，使整个世界为之瞩目，并再度引起了全人类心灵的强烈震撼。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大的远古青铜人像，也是世界上同时期古文化遗存体积最大、艺术水平最高的罕见的绝品之一，是中国乃至整个世界青铜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无法逾越的奇峰。
从外观上看去，这件罕见的青铜大立人像，身躯修长挺拔，头戴回纹筒形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套装三件，前裾过膝，后裾及地，长袍上阴刻两组龙纹。有专家推测，这套打扮可能就是商代祭祀时穿着的“衮冕服”。大立人的左肩向右斜挎一条“法带”，目光炯炯，直视天下。小腿和手腕上戴有镯子，赤脚，一双大手做“掐指一算”状，透视出神秘威严、变幻莫测、法力无边的魔力，大有视天下苍生如草芥、揽天下沉浮于股掌之中的气势。在3000多年以前，中国古代的君王都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号令天下的一国之君，又是统率全国大、小巫师的群巫之长。这个国君平时做一些统治国家，压榨剥削劳动人民的事情。战时则统率三军出征，用劳苦大众的鲜血保住他的统治地位。如遇天灾人祸或祭祀祖先、社祭、军祀时，则亲自出马，举行隆重的祭礼，以保统治阶级的地位平安与迷惑人民大众不要揭竿而起，毁了自己的安宁与幸福。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有学者认为这尊立人像代表的是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也就是蜀王兼群巫之长的形象。
也有学者认为这一青铜大立人像，应是宗庙内祭祀先王及上帝特设的偶像，其作用是沟通天地、传达天神的旨意。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大立人像赴北京展出之前，于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修复现场，对这件刚刚修复完成的器物亲自做了考察后，对陪同的林向、赵殿增、陈德安、陈显丹等三星堆的发掘者与研究者们曾这样说道：“大铜人站在祭坛上，大家都会推测他是一个神祇。但究竟是什么神祇，似乎难以琢磨。我看，如果把大铜人双手所持之物的原来面貌弄清楚，则神祇的属性就容易搞明白。这个铜立人双手皆握成圈状，握的方向又表示出所持为一长形物品。如做仔细观察，其双手所握之物的断面大体呈方形。在当时存在的物品中，只有琮的形态与这种情况最为符合。由此可推测，铜人双手原持一大琮，如为玉琮，则埋藏时可能取下而置于他处，如为仿玉木琮，则就会因腐朽而不存了。三代之时，礼天用璧，祭地用琮。铜立人既然手持大琮，当为祭地之神，可知大铜人本身也就具有地神的性质。”在这个推论的指导下，俞伟超建议发掘者和修复者一道，仔细查找玉琮的踪迹，以便确认这一推论的可能。遗憾的是直到所有的器物都修复完毕，也没有发现可以和这件青铜大立人相关联的玉琮出现。
通天神树
三星堆遗址二号坑共出土了8棵被称为神树的青铜器物，这些树有大有小，但均被砸烂并经火烧，大多残缺不全。最大型的被称为一号的神树，修复专家杨晓邬与他的助手们经过3年多呕心沥血的修复，总算比较完整地呈现于世人的面前。此树通高3.95米，整株树分为底座、树身、龙三部分。圆圈形的底座上有3个拱形的足如同树根状，主干之上有3层树枝，均弯曲下垂，树枝尖端有花朵果实，每一枝的枝头上都站立有一鸟，全树共9只鸟。树的顶端因为残缺，不知顶部的具体情况。但从残缺的顶部仍能看见有一个巨大的果实，推测树的顶部也应该有一只鸟站立，因为它的结构与其他枝头的结构在整体上相同。神树的主干外侧有一条身似绳索的残缺的青铜龙，由树冠沿着树杆蜿蜒而下，那弯曲的身子总长度达到了5米。龙身是用铜管扭成绳索状而成的，直径约18厘米，呈由天而降之势。整个形象看上去大气磅礴、雄壮威武。那高昂的龙头与扭曲的龙身，给人以腾云驾雾、自由流动于天地间之感。这棵神树是中国国内出土青铜器中体量最大的一件，同时也是全世界范围内体量最大的青铜文物之一。
据修复专家杨晓邬说，在一号神树的修复过程中，开始并不知道树干与那条残缺的青铜龙有何种关系，待各自修好后，神树怎么也不能单独立起来，非要有个支撑架才能立稳。经过一番观察，发现神树的底座和树干有几块多出的小铜片，望着这几块小铜片，杨晓邬突然意识到可能与刚修复的那条巨型龙有内在的关联，于是赶紧和助手把那条青铜龙搬过来核对，结果发现树与龙正是相互配套的一件器物。待把龙配上之后，神树站立后便不再倒下。这个时候杨晓邬才明白，这条攀在树上的巨龙除了它的文化内涵和寓意外，在技术工艺上明显地起到了保持树的重心稳定而不倒的作用，单是这一方面的铸造技术，就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创造和技术成就。后来经过多个实验室配合研究，神树的树身采用分段铸造法制成，运用了套铸、铆铸、嵌铸、铸接等手法，可谓青铜铸造工艺的集大成者。从现代美学的角度看，神树造型结构合理，布局严谨，比例适宜，对称中有变化，对比中求统一，整棵树虽由多段多节组合而成，但观之仍有浑然一体、天衣无缝之感，完全称得上是神工鬼斧、巧夺天工，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艺术境界。
除排序为一号的大型神树外，那棵中型神树的下半部分保存得比较完整，只是上部已基本残断无存，仅有一根枝头上有鸟造型的树枝大致可以复原。树的底座呈山形状，应表示神树长在神山上，上面刻有太阳和云气纹。座圈的三面各铸有一方台，上面有跪坐人像，人像双手不知握有什么东西。估计此树原高度也应在2米以上。小神树共有4棵，但均因残缺太甚，无法修复了，不过从残件上可看出这些树的树干呈辫绳状，树座盘根错节，浑然一体，树枝端头造型应为人首鸟身像，有学者把它喻为人们常说的“连理枝”。
关于这大大小小的青铜树所体现的主题和用途，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在铜树的修复之时，曾受四川方面的邀请到成都做了亲身观察，并对当地学者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据俞伟超云：三星堆祭祀坑大量出土物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这两棵大铜树和一个大型铜立人像。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形体高大，形象奇特，更在于其含义难明，可以引起很多遐想。据初步推断，二者都应是当时土地崇拜的体现物。三星堆的早期蜀文化既然存在着很多商文化的因素，当时的蜀人同商人一样崇拜社树就成为很可能的事情。“社祀”是一种祭祀土地神的活动，古代的农业部落因为见到粮食是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为了祈求农业丰收，所以普遍崇拜土地神，并把这种土地之神叫作“地母”。社树就是一种地母崇拜的体现物。当时的蜀人，既然已经以农业为生，当然会出现这种地母崇拜。况且以后的东汉时期，四川又是铜质摇钱树最流行的地区，这自然潜藏着一种历史文化的传统。如果把这几方面的情况结合在一起考虑，把三星堆大铜树推定为社树的模拟物，看来是问题不大的。
对于俞伟超的看法，考古学界没有太多的争论，只是有不少补充或另外一个系统的全新论述。如参加三星堆发掘的敖天照则认为，这几棵神树应是“早蜀先民宇宙观的实体模式，也是太阳崇拜的实物写照，与古代民族普遍存在的自然崇拜有关。《山海经》和《淮南子》曾有扶桑和若木的记载，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一、二号铜树，就是栖息神鸟的扶桑和若木。扶桑在东方太阳升起的汤谷上，若木在西方太阳落下的地方。天上的10个太阳，由10个神鸟运载。1个在空中，9个在枝头……这就是远古时代人们认为宇宙有‘十日’的神话传说，即太阳崇拜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大神树上的具体体现。用这种方式以祈求太阳适时出没，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
关于敖天照所说的扶桑与若木的提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史家郭沫若曾有过一番论述。当三星堆二号坑出土青铜树的消息披露不久，就有一大批学者以老郭的这篇文章为底本，再次推断、论证青铜神树所牵涉的扶桑与若木等问题。不过如同古人所云，姜还是老的辣。就学术水平而言，后来者似乎都未超出当年老郭论述的范畴。
除郭沫若所说的扶桑之外，在古代还有“建木”与“若木”两种树的说法，并且与四川之地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据传在“都广之野”这个地方，有一棵树名叫建木，此树有枝叶、花卉和果实，还有龙蛇等动物。它的位置恰好处在天地的正中央，即所谓“天地之中”。一些名叫“众帝”的神人通过这棵树上天下地，此树由此成了登天之梯。关于这个“都广”的具体位置，学术界大多认为就是现在的成都平原，或更大胆地说是广汉的三星堆一带。而传说中的若木，生长在建木的西边，和扶桑树一样，也是树枝上有10个太阳。那太阳的光华普照大地，大地万物在这光明的照耀下得以生长。
扶桑、若木、建木，这三棵古代神话传说中的神树到底代表着什么，它们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又有着怎样的一种关联？学界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
权力的魔杖
曾被误认为是“金腰带”而风靡一时的金杖自一号坑出土后，经清理、修复后，全长1.42米，直径2.3厘米，净重约500克。从制作工艺看，系先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一根木杖而成。出土时金皮已被压扁变形，木杖因年代久远早已**然无存，只是金皮内尚存炭化的木渣，依此推测原来内里应有木杖。
这根金杖之所以引起学者们的高度重视，除了本身是用黄金做成的器物之外，最为珍贵和富有研究价值的是在杖的一端，有长46厘米的一段图案。这段图案经修复专家杨晓邬用特殊的化学药品清洗除污，极清晰地发现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一组，为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的人头像，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另外两组图案相同，两只两头相向钩喙似鱼鹰的鸟，在展翅飞翔，背上各有一支射进鱼头的箭——对于这个图案，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是认为表示箭贯穿了鸟身又射中了鱼头。再是认为那不是箭，应叫“穗形物”，并进而推测当时的农业已有了水稻种植。
由于金杖图案的鱼和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学者认为，表现的应是分别以鱼和鸟为祖神崇拜的两个部族，两个部族联盟组合成了传说中的鱼凫王朝。另有学者认为，图案中的鱼和鸟本身就是鱼凫的图画阐释，也就是鱼凫氏及鱼凫王朝图案与图画性质的徽号和标志。据《蜀王本纪》记载：“蜀之先称王者，有蚕丛、柏灌、鱼凫、蒲泽（即杜宇）、开明。”其中柏灌、鱼凫、杜宇都崇拜鸟，并以鸟为图腾。鱼鹰即鱼凫，纹饰图案的意义可能是通过巫术作用，祈求捕捉到更多的鱼。鱼凫时代的经济来源以捕鱼为主，出土的金杖应是与鱼凫时代有关的具有巫术性质，兼具象征古代蜀国王权的权杖。
四川学者屈小强在将这根金杖与中西亚文明做了对比后认为，以杖作为王权或神权的象征，虽然在古埃及文明、爱琴海诸文明以及西亚文明中是司空见惯的文化现象，却毕竟不合中华古文明的传统。中国夏、商、周三代王朝都用“九鼎”象征国家权力。夏代开国，“禹铸九鼎”。从此，易鼎成为权力转移的同义语，并有“楚子问鼎”“问鼎中原”一类的成语典故传世。而古代蜀国为什么不用鼎而是以金杖标志王权，并当作古蜀王国政权的最高象征物，这可能是古蜀王族毕竟与中原华夏族关系较远（虽可能同属北蒙古利亚小种族），不是中原王朝的支裔或封侯的关系。因而，在政权象征问题上，便没有按中原方式去做。这个现象说明古蜀国具有与中原同时期的文化不同的来源与内涵。而权杖所反映出的异域文化因素，则有可能再次证明古蜀社会的对外开放程度，证明古蜀王族可能引进了古埃及文明、古西亚文明的某些政治制度，只是这些引进形式多于内容罢了。
屈小强的这一论断，学者刘少匆明确表示不敢苟同。刘氏认为屈小强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古代中国并非无权杖之说。中国人用杖，由来已久。杖，既是一种生活用具，也是一种装饰品。《山海经·海外北经》，就有“夸父追日，弃其杖，化为邓林”之说。《山海经·海内经》说都广之野“灵寿实华”，这灵寿木就是做杖的好材料。《汉书·孔光传》中有“赐太师灵寿杖”的说法。古蜀人来自山区，用杖助力，更是一种必要的器具。而中国历代王朝，都有赐杖与老臣的惯例。如《礼记·曲礼》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而不同身份的人，手杖的装饰和长度都各不相同。戏曲中，皇家使用的“龙头拐杖”虽是道具，长度就和三星堆所出金杖差不多。至于包金拐杖、包银拐杖、木杖、藤杖、竹杖……品种甚为复杂。而杖首杖身装饰各种花纹，各种造型，更是珍贵手杖所必有。否则，怎么表示自己的身价？既然可以表示身份，当然可以代表权力。因此，用金杖象征至高无上的权力当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为此，刘少匆还举例说，据古玉研究专家古方考证，在江浙一带的史前良渚文化的大墓中，就有包括玉戚、玉冒、玉镦等仪仗玉质附件出土。这些出土的附件连起来，就是一件完整的玉杖。如江苏武进县寺墩遗址三号墓的平面图上，明确地显示玉戚上部约6厘米处的“玉格饰”和下部44厘米处的“带槽玉器”，应属同一玉戚的上下两个附件。考古工作者对各部件进行了装接复原，就形成了一件长68厘米，有柄首饰（即玉首）和柄尾饰（即玉镦）的完整器物，这件特殊的玉器就是墓主人生前用以显示自己地位的权杖。这一考古证据至少可以说明，中国之权杖古来有之，且是土生土产的，不一定是受西亚文化的影响。
当然，寺墩遗址墓葬中出土的玉杖与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在形式和性质上都有区别。前者是方国的国君，后者是一个联合王国的君王，将金杖称为王杖，恐怕更为确切。同时可以认为，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这正是金杖作为权力象征的应有之义。但有人认为，这支金杖的图案，有鱼有鸟，当印证是鱼凫王所执掌。但直到目前，尚无任何实物能证明鱼凫王朝的族徽是由鱼和鸟组成。金杖上的图案，第一组当然是王者之像，但第二组、第三组，从顺序上看，是先鸟而后鱼。这种排列方式则很难解读成鱼凫，而应读成凫鱼才对，但历史上的蜀国又没有凫鱼这一名称的国王。所以，要说这根金杖为鱼凫氏所用，理由还欠充分。
关于刘少匆对鱼和鸟这两件图像所做的结论，有学者认为这是刘氏本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表现和明证，并表示这柄金杖上的图案毫无疑问就是鱼凫王的象征和整个族属的族徽的铁证。由此提醒刘少匆不要忽视或视而不见的是，在三星堆二号坑与金杖同时出土的还有一件青铜大鸟头。这件器物通高40.3厘米，头顶原似有冠饰。出土时，发现其钩喙口缝和眼珠周围皆涂朱砂，原本是一只彩色的雄鹰。鹰颈下端有三个圆孔，估计是做固定用的。从制造形式上看，有可能是神庙建筑上的饰件，也有可能是安装在什么物体之上作为仪仗用途的象征标志。无论是文献记载还是远古传说，作为远古时代图腾遗存及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祖先崇拜之物，鸟与蜀人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几代蜀王直接以鸟为名，足证此点。而三星堆文物中众多的鸟形器物及纹饰图案，更从考古发掘的角度提供了有力的实证，反映出古蜀先民的鸟崇拜观念。
有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大鸟头，其造型与鱼鹰（鱼凫）的造型十分接近，应是蜀王（鱼凫）的象征，也有蜀族的族名、徽号之意蕴。结合遗址出土数量巨大的鱼凫造型的勺把即鸟头勺把这种情况，并综合其他各种因素进行分析，认为三星堆古蜀国最繁荣的时代属鱼凫王朝时期。如再联系到广袤的蜀文化分布区域内，大量出土鱼凫造型的勺把这种情况，可推测三星堆古蜀国鱼凫王朝时期的势力，已达到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范围。根据三星堆文化稍后时期的汉中平原出土、不乏带鱼凫造型意味的青铜器群的研究，有学者认为汉中平原一带是三星堆古蜀国的东北边界，当盛极一时的三星堆古蜀国突然消亡之后，鱼凫氏的一支就迁徙到了此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毁于援周伐商
既然三星堆古城的前世今生已有了较为清晰的线索，那么，在古蜀人类历史上曾辉煌盖世的三星堆古城，又是如何走上毁灭之路的呢？
遗憾的是，古代文献没有点滴记载，专家学者只能根据考古发掘资料透露的点滴信息，谨小慎微地进行探索追寻，以希望有新的发现与突破。若按三星堆遗址主要发掘者陈显丹的观点，三星堆古城是毁于古蜀人参与周灭商的一次军事行动。
按陈氏的说法，从古文献中，可以看到古蜀人不仅与夏人发生争战，而且在商王朝统治时期也常与商人发生冲突。因此，在商王朝的甲骨文中留下了一些只言片语。从三星堆遗址发掘的情况来看，至迟在二里头文化（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夏文化）时期，蜀族就与中原有文化交往。商、西周时期交往更为密切。一号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中，除金杖、金面罩、青铜头像、部分玉璋等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为商文化所不见外，其他如尊、罍、盘等青铜容器与玉璋等都和商王统治区域内出土的商代前期器物的形制、花纹基本一致。在祭祀礼仪上，蜀人用“燔燎”法可与殷墟甲骨卜辞中“燎祭”相印证。甲骨卜辞中的“至蜀”“征蜀”“伐蜀”所指的蜀，应就是川西平原的蜀。这个川西平原的蜀与商是仇敌，但与西北部的西岐是要好的盟友。
由此，陈显丹认为，西岐是周人的领地，当时周人也常与商人发生恶战，周、蜀自然成了朋友和盟军。因此，周武王在与商纣王的决战中特邀蜀军前往参加，蜀军答应后，迅速在预定的甲子日前赶到了集结地应是可能的。历史上著名的牧野决战前，周武王和他的弟弟周公统兵车300辆，勇士3000名，及西南盟军蜀、巴、庸、羌、微、卢、彭、濮等国的精锐之师，在牧野举行誓师大会。誓言说：我的朋友们，纣王的军队虽然很多，但天帝就站在你们的前面，你们必然会打胜的。你们不要害怕，但也不要掉以轻心，拿起你们的戈，举起你们的盾，勇往直前吧！誓毕，周武王率军与商王的17万大军在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之地进行了生死决战。
周朝的胜利，可以说主要依靠了四川境内几个方国的军队，特别是巴、蜀的军队功不可没。因此，当时的史官在《尚书·牧誓》中这样赞誉道：“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之师前歌后舞，令殷人倒戈。”
陈显丹结合文献《逸周书》推断出结论：“就在周与蜀等国联合灭掉商王朝之后，蜀国的厄运到来了。由于蜀军参战将士对胜利果实的分配不满，加上蜀王不愿受周武王的支配，两国之间便产生了新的矛盾。周王朝认为，商王朝虽已消灭，但蜀国却是一个强国，而又不肯臣服于周，将来必是一大隐患。因此，周武王在克商的第37天，突然派兵袭击蜀军。蜀军毫无准备，被周武王的军队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蜀王手下的霍侯、佚侯等主要将领和其他46名各级军官被生擒，损失车辆辎重达1000多辆，士兵死伤者无数，蜀军元气大伤。周朝自周厉王以后，由于朝野内外矛盾加剧，天下开始大乱。位于西南的蜀国首举反周大旗，并率先称王称帝，以至各国仿效，纷纷割据，自立为王。在楚、秦、晋、韩、赵、卫等国称王时，蜀又改王称帝，并东伐西征。一会儿与楚国交战，一会儿又与秦军对垒，乃至蜀王的江山，曾被楚国的开明氏所取代，直至若干年之后被秦所灭，成为华夏大国的一部分。”
蜀亡于水
针对陈显丹这一说法，四川大学教授林向明确指出，三星堆古城既不是毁于杜宇攻击的战火，亦不是终结于援周伐商的军事事件，而是毁于一场特大洪水的侵袭。据林向回忆，考古人员在现场发掘的某一天，四川省水利研究所的几名工程师特地来工地参观考察，当他们站在壕沟边听完林向的介绍后，面对发掘后特意留下作为研究之用的巨大“关键柱”久久审视不去。在这根“关键柱”的剖面上，可以看到整体为16层的文化堆积中，第7层是个明显的分界层，这是厚20厘米至50厘米的洪水淤泥层，顶面呈水平状，底面则随第8层的顶面形状而倾斜，呈凹凸不平状。发掘时，考古人员清楚地观察到这一淤泥层在壕沟及其周围存在，颜色为青黑色，纯净而几乎没有什么包含物，只是在底部发现过一柄长24厘米的柳叶形铜剑。在这一层之上，1层至6层分别是现代耕土层到东周层，下面的8层至16层。根据地层叠压与陶器形态分析，可分为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