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武王克商有重大而非凡的影响力，所以传世文献对这一事件的叙述比较丰富，同时史料中还含有若干历日和天象的记录，这就为古今中外的学者利用文献和天文历法知识推定武王克商之年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和可能。但是，武王的军队何时出征，决战的鼓声何时敲响，鹿台的大火何时点燃……这一切，学者们的推算仅仅“从理论上说”是可行的，而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比单纯的理论推算复杂、困难得多。因为传世文献对武王克商这一事件的记载虽丰富但不完整，而且真伪难辨，甚至相互抵牾和歧异，从而造成历代学者对材料的理解各不相同，推算时所采用的方法、角度也大相径庭，所推出的结果也就有了很大的悬殊。

关于武王克商之年问题，现代著名学者、甲骨文研究的先驱董作宾认为，早在战国时期就已有人尝试解决了，但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从事这一问题研究的当推西汉末年的刘歆。公元前7年，刘歆制定了著名的《三统历》，并根据《三统历》推算出武王克商之年相当于公元前1122年。这一结论在此后2000年间影响至深，几乎成为正统。如宋代邵雍《皇极经世》、刘恕《通鉴外记》、郑樵《通志》、元代金履祥《通鉴前编》等皆从其说。尽管刘歆的推算并不可靠，但学术界还是公认他制定的历术开推算武王克商年代的先河，给予后世学者很大的启示。正如现代史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所做的评论：“刘歆造出一整套的历学理论，又造《世经》，凡经传古史所记大事的年、月、日都用《三统历》推算得到说明。这对古史年代的探求是一种贡献，虽然准确性并不很大。”

继刘歆之后，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一直是言人人殊，难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在北京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彭林教授的主持下，学者们将搜集到的各种文献，编辑成《武王克商之年研究》一书出版。书中总结出44种说法，年代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显然，历史上真实的克商年只有一种结论。那么真正的克商之年该怎样推定呢？

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经过缜密的考虑和筹划，确定了两条途径。一是通过关键性考古遗址的分期与14C测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献记载的综合研究，缩小武王克商之年的范围；二是在以上范围内，通过金文排谱和对武王克商的天文学推算，寻找克商的可能年代，最后加以整合，选出一个最佳年代。

于是，“工程”各课题组的考古学家与天文学家、历法学家、甲骨学家等集体行动起来。

通过对沣西遗址、琉璃河燕国墓葬、早期晋国都邑，特别是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等周代遗址、墓葬考古发掘、分期与年代14C测检，结合在陕西临潼发现的“武王征商簋”青铜器和存世的数百件铜器，以及器上镌刻的金文，连同史籍记载的周代发生的天文星象，特别是“懿王元年天再旦”天象进行推算并交叉验证。结果落在了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范围之内。

最后，根据《国语·周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说的伐纣天象“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星在天鼋”等四条相互关联的信息，用最先进的天文电子软件进行回推计算，得出了公元前1044年与公元前1046年两个年份。“工程”专家组经过反复权衡，根据两个年份与各方研究符合的条件多寡，终将公元前1046年确定为武王克商之年。

正是因为商周牧野之战这个至关重要的定点的确立，才陆续往前推算出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殷商开国为公元前1600年，以及夏王朝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

晋国风云

周武王之后，继位的分别是成王和康王，在这两个王执政的40多年间，人民休养生息，社会安宁，天下太平。

史载成康之世刑措40年不用，其国势达到了整个周王朝的全盛时期。可惜好景不长，继短暂的成康盛世之后，周王朝日渐衰落。又经过几代，到周厉王时，各种矛盾越发尖锐，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而当政的周厉王又偏偏是一位极度专制的君主，除暴虐、骄横之外，还重用奸佞小人掌管朝政，搞得朝野内外乌烟瘴气，天下民众痛苦不堪。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民众只好集合起来举行武装暴动，周厉王一看这阵势，知道颓局难挽，索性渡黄河逃走，这个行动堪称是古代世界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国人革命行动。

周厉王出逃后，一去不复返，最后死于一个叫“彘”的地方。那么厉王在位多少年？或者说厉王元年是历史上的哪一年？要破这一悬案，“工程”专家组认为，除其他的辅助材料和证据，必须从古老的晋国首都寻找主要答案。

公元前1046年早春，周武王率师伐纣，取得胜利。随着周王朝建立，在安抚殷商遗民的同时，采取“选建明德，以藩屏周”的政策，即分封周武王的同宗、亲戚和功臣，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形成拱卫周王室的屏障。最早得到分封的诸侯有周公家族的鲁、召公家族的燕和姜太公家族的齐等。

据《史记·晋世家》等文献记载，当武王与其后邑姜（姜太公尚的女儿）欢会之时，梦见天帝对自己说，我命你生个儿子，名虞，将来把唐国封给他。那里是参宿的分野，叫他在那里繁育自己的子孙。不久，邑姜果然怀有身孕，当胎儿出生后，手上竟有一个虞字，故起名为虞。因为这孩子是武王的第三个儿子，按照伯、仲、叔的排法，又称为叔虞。

武王在位约4年死去，成王即位，由周公（姬旦）摄理政事，不久即发生了管叔、蔡叔之乱。周公奉成王之命，出兵征伐，历经3年终于平息了这场战乱，之后便有了晋国始封地的出现。有一天，年幼的成王与叔虞戏耍玩闹，成王削一片桐叶为珪赠予叔虞说：“以此封若。”身旁的史佚听罢，立即请求成王择吉日封立叔虞。成王不以为意地说：“吾与之戏耳。”史佚反驳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

于是成王遂封叔虞于唐。因唐国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以上这个颇有点离奇的说法，在《吕氏春秋》《说苑》中也有类似记载，只是《说苑》将史佚换成周公罢了。削桐叶为珪的故事或许是附言，但成王封唐确是事实，年幼的成王也许不会想到，他的一句戏言竟然成就了周朝境内最为强大的北方雄邦——晋国600年皇皇伟业。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也改称晋国。这一国号一直延续到公元前5世纪，三家分晋，由韩、赵、魏取而代之。

当然，唐作为晋国政治中心的时间并没有600年。据文献记载，晋国早期因战乱灾祸曾几度迁都，公元前585年，晋景公听从了韩献子的建议，把国都从故绛迁到了新田（新绛），新田从此成为晋国最后200年的国都。关于晋国搬迁的次数和诸都的地望，自汉以来，异说颇多，杂乱渺茫，世人已无法确切地得知了。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田野考古学兴起，这个困惑世人两千多年的谜团才逐渐解开。

晋国都城一泄其秘

1952年秋，山西省文教厅副厅长崔斗辰率领随从，骑毛驴在晋南山区考察，当路过曲沃县侯马古镇西郊白店村时，在路边的断崖上发现有很多散乱的陶器瓦片。崔斗辰有儒学功底，年轻时曾当过中学教师，抗战初期曾一度出任过浮山县县长，嗜好古物并有一定鉴别能力，见此情形便下驴捡起地上的陶片仔细察看，认为年代甚古并隐含着极其重要的文化信息，或许与古晋国遗址有关。想到这里，崔斗辰把几块典型陶片携回太原交给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谈了自己的猜想。未久，文管会根据崔斗辰的指示派员来到侯马白店村勘察，果然发现此处是一处重要的古代遗迹，但是否属于晋国遗址有待进一步调查认定。1955年，侯马镇独立建市，山西文管会考古人员杨富斗等人受命参加中央城市设计院对侯马自然环境、历史地理等综合条件考察。就在这次考察中，在白店、西侯马、宋郭、牛村等地的断崖上，发现了东周时期的文化层并引起国家文物考古界高层的注意，侯马晋国遗址调查、发掘、研究的序幕由此拉开。

1956年春夏，文化部文物局派出文物专家顾铁符率领一支由全国10家文物单位组成的考古队，会同山西文管会开赴晋南进行文物调查。经过勘察、钻探，确认侯马是“一个遗存相当复杂，十分重要的古代遗址”。文化部文物局对此高度重视，会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商请在京的历史学家及考古学家赴现场了解情况。根据发现的遗迹、遗物，结合地形、地望，顾铁符等专家认为这里极有可能就是史书上记载的晋景公由故绛迁往新绛的都城——新田。

《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谋去故绛，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韩献子……对曰：‘不可，……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公说，从之。夏四月丁丑，晋迁新田。”

此为公元前585年4月13日之事，新田成为晋国最后的首都。

韩献子有幸言中，晋国首都迁往新田之后，晋公室励精图治，积极开疆拓土，国势日盛，由最初“方百里”的蕞尔小国，逐渐拓展至包括今山西全境，外连河南、陕西、河北、山东四省部分地区的广阔地域，一跃成为春秋时期最强势的诸侯国，作为“春秋五霸”之一，持续时间最长，达一个半世纪。正是在这个新兴都城宫殿连宇的舞台上，上演了赵氏孤儿、魏绛和戎、悼平复霸、六卿倾轧、三家分晋等一系列血雨腥风、波澜壮阔的悲壮话剧。

自景公迁都至公元前376年，晋国在新田共历经13代国君，凡209年。赵、韩、魏三家卿大夫分晋之后，苟延残喘的晋国最后一个国君被驱逐出宫，此地属魏，其政治、军事、经济地位一落千丈，终致衰落颓败，整个都城和地望湮没于战国争雄、秦汉兴替的硝烟风尘之中不复与闻。

山川有灵，大地有性，迷失了两千余年的晋国都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再度向世人一泄其密。为抢救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谋流传而悠远之，当年10月，山西省文管会设立了侯马工作站，正式组织人员对遗址进行发掘——这是全国第一个地方专业工作站。鉴于侯马遗址的重要性，1960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侯马地区古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工作的通知》，文化部将侯马地区的考古工作列为全国重中之重，抽调中科院考古所、中国历史博物馆、文博研究所、文化部文化学院以及河南、山东、江西等文物部门的考古人员前往援助，山西文物部门同时抽调各县文化馆共20余名干部前往参加。其精良的队伍，强大的阵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历次考古发掘所罕见，而国务院就一个地区的考古工作下发通知，在整个20世纪考古发掘史上空前绝后，侯马遗址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在政府与国人心目中得到了充分彰显。

此次发掘共有上百人参加，场面蔚为壮观，号称全国首次“考古大会战”，发掘面积近20万平方米。这是国内发现规模最大、遗存最丰富的青铜时代铸铜遗址。发掘出土的铸铜陶范5万余件，其中1000多件上有精美花纹。陶范从大到小，大到有一人多高的编钟，小到空首布、车马器等，门类极多，各具**。在各类器物中，又以铜鼎、铜编钟闻名于世。整个遗址的生产规模、工艺技术和艺术风格，具有鲜明的时代和地方特色，反映着当时晋国青铜工业和物质文化的卓越成就，并彰显出晋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技术创造能力。而作为一个古代都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铸铜遗址的发现发掘，从另一个侧面证实晋国后期都城——新田，就在今日的侯马。

侯马盟书透露的信息

当考古界沉浸在侯马铸铜遗址“考古大会战”喜悦之中时，想不到一年之后，侯马盟书横空出世，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目光骤然投向晋南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

1965年12月中旬，离侯马呈王古城2.5公里处的秦村，侯马电厂基建施工正在进行，山西省考古所侯马工作站派出陶正刚、张守中等专业人员配合工程勘探，而曲沃农中的一批学生也在施工现场进行勤工俭学劳动。整个工地机器隆隆，人声鼎沸，学生们在一个边角取土时，发现土中埋压着一些薄薄的、大小不等、形状不一的石片，上面隐约有一些细小的符号。出于好奇，学生们你一片、我一片地装进口袋，准备回校后仔细把玩。此时学生们并不知道，这些石片的出土意味着什么。

中午收工的时候，一位老师遇到从另一边走来的陶正刚，顺便提了一句学生们在土坑中发现小石片之事。陶正刚闻听，大惊，急忙让这位老师把一位拿石片的学生叫到面前查看。只见石片有手指般长，像一把小刀，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朱色文字，很像一篇文章。尽管陶正刚一时不能识别字意，但上面所写是古代文字却是无疑，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遂通过老师把同学召集起来，说明出土石片是极其重要的文物，必须得到保护，不得私藏和损坏云云。学生们一听这些东西竟然是极其重要的文物，震惊之余全部将口袋中的石片交到陶正刚手中。上交的石片长短不一，有的像小刀，有的呈圆形，像一叶地瓜干。陶正刚数了数，正好60件——这就是后来被编为第16号坑的第一批盟书，其中包括被编为三号后来被郭沫若认为是整个侯马盟书总序的一件国宝级标本。

学生们走了，陶正刚怀揣60件带字石片独自来到发现石片的土坑旁，仔细观察坑的形状和土层，不时拿出石片辨识字迹，越来越感到此事的重要。自公元前6世纪以降，铜器铭文尤其是长篇文字已极少见，简册文字在南方易于保存，时有发现，而中原自西晋河南汲县魏襄王墓中出土过一批竹简并整理出《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等湮没日久的逸书外，时间的长河又流淌了千余年，见诸文字的先秦资料仍少得可怜。晋国作为东周时期的泱泱大国，铜器铭文或文物上的文字资料竟出奇地少见，已发掘的侯马晋国晚期遗址，特别是铸铜遗址，揭露面积之大，出土文物之多，世之罕有其匹，但很少见到文字资料出土，这种现象令发掘者心中郁闷又徒叹奈何。想不到一年之后，考古人员梦寐以求的文字终于现身于世，且式样之特殊，数量之多，篇幅之大，世之罕见。当前来换班的张守中来到工地土坑旁时，陶正刚手捧布满文字的石片仍沉浸在亢奋与激动之中，尚未开口叙说出土经过，热泪竟刷地流了下来。

侯马出土朱书文字的情况很快传到了太原与北京，文物专家谢辰生、山西省文管会主任张颔共赴侯马查看标本。由张守中对部分出土文字进行摹写，张颔进行简单考释，谢辰生携部分标本、摹本和释稿返回北京汇报。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看罢又惊又喜，立即转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鉴定。郭沫若经过一番研究，很快做出结论，认为朱书文字就是古籍《左传》《国语》《史记》中经常提及，而后人难得一窥真颜的盟书。

侯马盟书的发现很快传遍文物考古界并引起巨大震动，陶正刚等人受命对秦村电厂工地展开了大规模勘探与发掘。至1966年初秋，发掘工作全部结束，共发现祭祀坑401个，清理326个，其中3坑埋有卜筮文字，40个坑出土盟书，总数在5000件以上，有文字可以辨识者650余件，每件字数少者仅10余字，多者达220余字，一般皆在30字至50字之间。大多数为朱书，少部分为墨书，皆用毛笔写在石片上，字体属小篆，一字多形，异体字多，繁简体并行，假借、古体字时常出现，富有独到的艺术风格。据考古人员推测，书写者很可能出自晋国祝、史一类的刀笔吏之手，亦可见当时使用毛笔书写已很普遍，这对流传甚广的所谓秦代大将“蒙恬造笔”的说法做了彻底的否定。

盟书出土后，著名古文字学家张颔对其进行了数年研究，将其内容分为6类12种，后来考古学家谢尧亭参考各家分类意见分为6类，即宗盟类、主盟人誓辞、委质类、纳室类、诅咒类、其他类。盟书主要记载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到晋定公二十三年（公元前489年），晋公与赵、韩、魏、智氏等卿大夫联手，以赵简子为首共同诛灭另两家卿大夫范氏、中行氏之事。《周礼·司盟》有“掌盟载之法”注曰：“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春秋战国之时，诸侯和卿大夫为了巩固内部团结，打击敌对势力，经常举行这种盟誓活动。盟书一式二份，活动结束后，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于地下或沉在河里，以取信于神鬼。从张颔等人的研究成果看，侯马盟书誓辞中无不体现出主盟人赵简子为打击敌人，联络本宗，招降纳叛，多次召集同宗与投靠他的异姓反复“寻盟”的言行和举动，且盟誓次数频繁，持续时间较长，埋藏盟书的土坑有先有后并有打破叠压关系，此点在考古发掘中有明显体现。据史书记载，以赵简子为首的集团与对手的博弈时间长达8年之久，所涉地域除今山西大部，还波及河南、河北西部地区，双方经过数次血战，范、中行二氏终被诛灭。

盟书还给研究者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性提示，这便是赵简子主盟的地点就在“晋邦之地”“晋邦之中”。这个记载以确凿的证据向世人公示，侯马盟书不但是晋国由故绛迁都到新田以后的产物，且埋藏之地就是晋国最后一个都城——新田。

寻找晋国早期都城

就在铸铜遗址发掘之时，考古人员对已发现的侯马古城遗址进行全面的复查勘探，并详细测绘了牛村、平望、台神与马庄等几座古城平面图，并有小规模发掘。经过吴振禄、杨富斗、陶正刚、梁子明、田建文、谢尧亭、王金平等几代考古学家数十年的努力，在以侯马为中心的汾、浍两河之间，揭示晋国晚期遗址面积达45平方公里，探明和发掘的遗迹共有40余处，发现发掘10座西周到春秋时期古城遗址。从城址规模、地望，以及出土器物的文化内涵等方面推断，除白店古城为晋景公迁都之前的营聚点或居邑外，其他9处都应是晋都新田宫署及其附属遗址。其中最著名的为侯马西北郊的平望、台神、牛村等三座古城，三城呈“品”字形，边角有叠压关系。平望古城夯土台基可分为三级，属于超大型宫殿格局，据发掘者推断，应为晋国的公宫。公宫乃晋国君臣商议国事，颁布政令之处，《左传》多次言及晋公与诸大夫“盟于公宫”，这个“公宫”当指此处。与平望古城相邻且略有叠压的牛村古城，经探明东城墙全长1390米，南城墙宽1070米，一般墙基厚8米至9米，中间至今雄立于表土之上的夯土台基，有可能为史上记载中的“固宫”。正是这3座“品”字形城址，构成了晋国后期200余年经国之业的政治中心。就筑城的先后顺序而言，平望古城是最早的宫城，另二城则是在此基础上扩建而成。这一现象恰好见证了晋国霸业从发轫、鼎盛，直至最后衰亡的历史过程。

稍后发现发掘的呈王、北坞、马庄3座较小的古城，或为国之宗庙，或为卿大夫私家势力盘踞的窠臼，而其他3座更小的城址，当为士大夫所居之所。遥想当年（公元前497年），晋国六卿矛盾激化，不可一世的范氏家族，联合中行氏，发私人武装围攻赵氏家族之宫，迫使赵氏家族首领赵简子弃宫北走晋阳。据考古人员推测，呈王、北坞、马庄3城，分别为赵氏、范氏、中行氏3家所拥有的可能性极大，那惊心动魄的搏击拼杀，这3座城池当是最直接的见证者。只是2000多年岁月飘零，风雨剥蚀，无论是古老的大城还是小城，皆成残垣断壁于旷野中形影相吊。往昔的繁华，钟鸣鼎食的盛景，连同宫帷帐下那关系着天下风云的烛影细语、血雨腥风已成为历史的烟尘渺不可及，只有一堆黄土顶着四散飘零的荒草，在无声地提示着那个已经逝去的诸侯大国曾经的辉煌。

晋侯墓地的发现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在“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这个课题中，专门设置了“天马—曲村遗址分期与年代测定”这一专题，由北大考古系教授、天马—曲村遗址发掘者之一刘绪具体负责研究。

按照刘绪的解释：夏商周断代工程之所以设置这一专题，除了天马—曲村遗址像琉璃河、丰镐等西周遗址那样，有比较完整、全面的可供14C测年的系统样品外，它本身的文化从西周早期一直到春秋初年都是连续发展的，特别是发掘的几百座中小型墓葬，含碳标本极其丰富，西周早、中、晚各期一应俱全，这就为14C测年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包括天马—曲村遗址在内的晋西南，经过几十年的考古调查与发掘，至今未发现商代特别是商代晚期的遗存，而西周早期的文化却突然冒了出来。因为没有商代晚期的文化，西周的文化遗存就更容易确定，同时也减少了一个大麻烦，这就是避免了一件器物或一个文化现象出现，有人说是商代晚期，有人说是周代早期的争论。从考古发掘来看，商代晚期和周代早期的文化遗存不容易分辨，而事实上当西周建立王朝之后，不可能将商人全部杀光，只要人活着，原有的文化就不可能马上消失，必然沿着惯性延续一段时间。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要准确地划分哪是商代晚期、哪是周代早期是相当困难的。天马—曲村遗址的特殊性就在于，只要出现器物，一看便知是夏代还是周代的，同时也不存在先周文化的混乱情况。至于出现的文化面貌是周代哪一个时期的，可以参照出土的各种器物和现象进行研究、讨论、印证，但必须首先排除商末和先周的干扰，这便是天马—曲村遗址发现、发掘在历史年代学上的独特之处和重要意义。

既然天马—曲村遗址最早的西周文化很容易辨别，那么这种文化就应该接近晋国也就是唐的始封年代。如果接近了唐的始封年代，距武王克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应该接近或相距不远了。又因天马—曲村遗址是离周朝的首都丰、镐最近的一个封国都邑，它的文化面貌跟丰、镐遗址的文化就更容易接近。事实上，从两地的考古发掘来看，所出的器物等文化遗存也是相同的。这样就有了更进一步的意义，即天马—曲村遗址的文化可牵涉和限制武王克商这一历史事件的定年。也就是说，天马—曲村遗址中最早的西周文化，用14C测年所得的数据，不能早于武王克商之年，如果早于这个时间段，就证明原来学者们推算的武王克商之年的推算是错误的，因为晋（唐）国是在武王克商、周朝建立之后才就封的。同理，该遗址最早的西周文化也不能晚于武王克商许多年，至少不能晚于成王在位的年数。由此，天马—曲村遗址在考古学文化上就将武王克商之年死死地卡在一个有限的时间范围之内了。

技术测年专家对天马—曲村遗址出土的兽骨、人骨等遗物进行14C测年，早期一段的中值在公元前1020年至公元前970年左右。而商王朝最后一座都城殷墟最后一个文化分期——第四期，14C测年为公元前1080年至公元前1040年左右；武王克商后召公的始封地——北京琉璃河遗址第一期一段的墓葬遗物14C测年为公元前1040年至公元前1006年左右。此前发现的沣西遗址分期与14C测年和由殷墟甲骨月食推断的武王克商年范围，大都集中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之间。有了这样两个条件，再结合先秦文献，可使这个论据更加充分。也就是说，真正的武王克商之年就在公元前1050年至公元前1020年这30年之间的某一年。

最终，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结合天象、出土金文等研究，得出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

这个商周分界之年坐标的建立，如大海中夜航的灯塔，映照身后的彼岸和前方的航程。天马—曲村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为这座灯塔的树立打下了坚强的基石。

晋国列侯排序

作为早期晋都的天马—曲村遗址，由于自汉以来历史学家已不知具体地望，致使这座曾显赫一时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没长达2000余年无人知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986年考古人员正式发掘之前，该遗址从未被盗掘，成为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西周、春秋国都遗址中唯一完整的幸存者。如此罕见的典型性遗址，无论是对晋文化还是对整个华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自1986年之后，遗址被盗墓贼贪婪的目光所注意，在盗墓猖獗的情况下，由文物局批准的考古队对天马—曲村遗址墓地进行了多次大规模抢救性发掘。

这些大型墓葬的发掘，让世人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湮没2000多年的珍贵文物的同时，也使人们透过迷蒙的烟尘，真切地感悟和洞悉西周时代晋国的历史风云——

姬叔虞封唐后，在位年限大体与周成王相始终。叔虞死后，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改称晋国。据《史记·晋世家》载，西周至春秋初年晋侯世系为：

从文献记载看，晋国的历史在穆侯之前，似无大事发生，自穆侯之世，一个潜在的政治危机已悄悄深入晋国的权力中心。

晋穆侯在位的第四年（公元前808年），娶姜氏为夫人。穆侯七年（公元前805年）他率兵从周王室之师共讨条戎、奔戎，这是晋国历史上可考的第一次对外用兵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说：“王师及晋穆侯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既然王师败逃，晋师必不能独胜。就在这次战役不久，穆侯夫人生下长子，因穆侯战败不悦，故取名曰仇。穆侯十年（公元前802年），又出师与戎狄战于千亩，并取得了胜利。恰巧这年穆侯夫人又生下了次子，穆侯因该战成功，遂借着胜利的喜悦，为自己的次子取名为成师，也就是能成其众之意。面对长子和次子寓意完全不同的名字，晋大夫师服不无忧虑地说：“国君给儿子命名，太稀奇了！因为命名是用来制订义法，以义法来产生礼节，用礼节来完成政治，用政治来匡正人民，政治上取得了成效才会使人民服从。相反，如果变更了礼节和义法，那么国家将会发生祸乱。相爱的配偶叫‘妃’，相怨的配偶叫‘仇’，这是古人命名的方法。如今给太子取名叫‘仇’，而把少子取名为‘成师’，这是祸乱的预兆。太子将来一定会被废黜的啊！”师服接着说：“太子叫仇，仇的意思就是雠；少子叫成师，这个大号就是成就事业之意。名，是自己起的；世界万物，是自己定的。现在长幼之名相反相逆，此后晋国能不发生内乱吗？”师服的不祥之语不幸应验，当穆侯在二十七年（公元前785年）寂然死去后，晋国就出现了内乱。晋国的嫡长继承制第一次被打破了，不过这次内乱不是发生在太子仇和少子成师之间，而是在穆侯之弟殇叔和太子仇之间爆发。

穆侯死后，太子仇（晋文侯）没有能继位做上国君，而穆侯之弟殇叔以弟继兄成为晋国的统治者，这表明了殇叔在穆侯生前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实权，具有相当大的势力。

太子仇不得继位，避难出奔他国。过了4年，于公元前781年率领家徒私属卷土重来，成功地杀了叔父殇叔，夺回了政权，是为晋文侯。这次内乱从表面上看，对当时晋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并不算太大。但是，在政治变革的层面上，在晋国敲响了奴隶制社会的主要支柱——宗法制丧钟的第一声，开晋国后来长期内战的先河。

晋文侯在位35年（公元前781年—公元前746年），他在晋国历史上是一位杰出的君主，其统治晋国时，西周王朝已濒临崩溃的前夜。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荒**无道，废掉了太子宜臼，欲立庶子伯服，宜臼奔逃至申，申侯一气之下联合郎、犬戎等攻下镐京，杀死幽王和伯服，拥立太子宜臼为平王。此时犬戎进驻泾渭，侵扰京师。战火后的镐京残破不堪，周王室难以在关中立国，决定东徙成周。这时晋文侯率晋军入陕，与郑武公、秦襄公合力勤王，稳定了东周初年的局势。

周平王嘉文侯之功，作《文侯之命》，这篇文诰至今被保存在《尚书》之中。

平王在文诰中盛赞了自己的开国先祖文王和武王功德光明伟大，并认为他们的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公卿大夫能够辅佐、指导和服侍自己的君主。同时赞扬晋文侯是促成他安于王位之人。勉励文侯能像文、武时代的贤哲那样勤事王室，继承其列祖列宗之余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为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平王还赐予晋文侯“柜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卢弓一，卢矢百；马四匹”。这些弓矢车马是征伐不廷之臣的象征，晋文侯不负所望，在公元前760年又诛杀了非正统的携王，结束了周王室达10年之久的二王并立局面，此时的晋文侯俨然周初的周公旦一样，成为再造周命的功臣。

晋文侯仇执掌国政时，相当于周幽王与周平王时期，晚年已入东周。文侯死后，晋国内战迭起。之后继位的昭侯、哀侯、小子侯、侯湣等，或被杀，或被虏，几乎没有建造陵墓的可能。再之后的晋武公及其以后诸公，死后或葬曲沃，或葬别处，故天马—曲村墓地能够入葬的只有文侯仇之前的诸位侯王。从已发掘的情况看，整个天马—曲村墓地东西约150米，南北约130米，共发现8组17座晋侯及夫人墓。参加晋侯墓地发掘的刘绪、徐天进、雷兴山、罗新等考古人员，根据出土器物特征以及青铜器铭文中所见部分晋侯名字的考释，结合各地已知周代墓葬资料，总结出若干从早到晚演变的规律，并以晋侯墓地各组墓葬与之比较，发表了对晋侯墓各组序列的排比意见。可推定出8组晋侯墓的墓主，依次是：

第一组M9、M13晋武侯宁族及其夫人。

第二组M6、M7晋成侯服人及其夫人。

第三组M33、M32晋厉侯福及其夫人。

第四组M91、M92晋靖侯宜臼及其夫人。

第五组M1、M2晋釐侯司徒及其夫人。

第六组M8、M31晋献侯籍（苏）及其夫人。

第七组M64、M62、M63晋穆侯费王及其夫人。

第八组M93、M102晋文侯仇及其夫人。

很显然，以上所见8组17座墓，分属于8代晋侯及其夫人，其中包括1位晋侯有两位夫人的墓葬。同样明显的是，同西周晋国所存在的11位侯相比，又缺少3位侯的墓葬。故此，自从晋侯墓地发掘资料公布之后，围绕晋侯墓地的墓位安排和墓主到底是谁的推定问题，学术界展开了长期争论。一个比较公认的结论是，早期两位晋侯没有葬在天马—曲村家族墓葬区，而是葬于别处，具体位置尚待以后的考古发掘。被文侯仇诛杀的殇叔自然不能进入这个墓地，很可能被草草埋入城外的荒野草丛之中了。

神秘的晋侯稣钟

1992年秋，刚刚平静一点的天马—曲村遗址又进入一伙盗贼，并顺利潜入晋侯墓葬区M8号大墓中。狡猾的盗墓贼利用地形地物，先将墓室东南角用炸药爆破成一个竖井状的坑道，然后顺坑道下挖至椁室东南角的底部，紧接着再向西横穿一个圆洞直接到了棺椁的足端。正当盗墓贼顺洞而入并在墓中疯狂劫掠器物时，被当地村民发现，由于村民的制止和报警，盗墓贼携带部分珍贵文物仓皇逃离。

鉴于该墓惨遭洗劫和破坏，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组成考古队，对此墓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就在这次清理中，在椁室的东南角出土了两件青铜编钟。编钟呈灰褐泛黄绿色，基本无锈蚀，形制为甬钟。两件甬钟的正面钲部分别镌刻铭文，其中一件有铭文7字，为“年无疆，子子孙孙”；另一件有铭文4字，为“永宝兹钟”。从出土的情形看，这两件甬钟显然有它的同伴，并和它的同伴组成一套完整的编钟系列，而这套编钟的其他几件已被盗墓贼席卷而去了。正当考古人员为编钟的流失悲愤不已、扼腕叹息之时，中国文物史上一个罕见的奇迹出现了。1993年12月，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玩市场将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中被劫走的编钟全部抢救回来，这个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就是马承源。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不法分子勾结海外走私团伙，大肆走私盗卖出土文物，致使大批国宝流失海外。1992年，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因公务去香港，出于职业习惯，经常趁工作空隙到香港古玩市场逛逛。也就在这看似轻松的浏览中，他发现许多内地出土的珍贵文物明码标价出售，有不少属于国宝级文物，这种状况让他感到极其痛心和内疚。自此，他暗下决心，如果条件允许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些流失的国宝抢救回内地。在回上海前，他将这一想法告诉了在香港的许多朋友，并让他们留意古玩市场的动向。

1993年，香港中文大学张光裕教授给马承源打来电话，告知香港古玩市场有人正在出售一批刻有文字的青铜编钟，大小共14件，但一时还搞不准是真品还是赝品。马承源闻讯，让张光裕设法搞到编钟照片和编钟铭文拓片传真过来察看。张光裕不负所望，想尽办法将所需一切搞到手并传往上海博物馆。香港的古玩市场属于远东地区最大的市场，多年的运作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商铺老板把东西给第一个人看了以后，如果对方明确表示不要才可以给第二个人看。第二个人表示不要再给第三人看，以此类推，绝不能同时给几个人看。张光裕在电话中对马承源说，据这家古玩铺一伙计透露，此前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人来看过这批东西，日本人也来看过，但都拿不准是真是假，不敢买，特别是钟上的文字更让他们觉得可疑。按照一般规律，大凡公开展览和公布过的西周青铜器铭文，都是和器物本身一起铸造出来的，不是器物造好后再在上面凿字。而这套编钟300多个字明显是后来用锐器刻凿而成，因而让台北故宫博物院与日本方面的收购人员疑惑丛生并最终放弃收购。

马承源看罢从香港寄来的照片和铭文拓片，凭借几十年文物工作经验，感觉到这批编钟非同小可，有可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级文物。为慎重起见，从文字结构、布局、笔体等方面进行详细观察研究，发现上面的文字的确是后来刻凿上去的，只是他认为后来镌刻的文字，不足以证明器物与铭文是赝品。上海博物馆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大馆，内藏丰富，馆内藏有一件外人并不知晓的西周青铜器盨，上面的铭文就是刻画而成，且刻画的痕迹与铸造的痕迹完全是不同的两种风格。除了这件青铜盨，馆内还藏有一件秦孝公时代的商鞅方升，俗称商鞅量。著名的秦国“商鞅变法”统一量制时，商鞅发布的一篇命令就刻凿在量器上。这些刻凿的文字有一个难以察觉的秘密，笔画拐弯的地方，由若干直刻连成，而不是一刀刻到底，显得有些笨拙，这是一种古老、独特的刻法。这种刻法自汉代以后就消失了，原因是工匠使用的工具更加锋利，一个笔画可以从头到尾一笔刻出。马承源认为，香港这套编钟的文字刻凿风格与上述两件器物相同，是一道一道，断断续续地刻凿而成，若不熟悉这种古老刻法的人，就会以为器物与文字是后人假造的。

有了这样一个初步推断，马承源又将编钟的照片和铭文拓片拿给上海文物部门的几位鉴定专家反复察看比较，大家认为这套器物属于真品的可能性极大。其理由是，除了文字的刻凿风格，还有一个现实生活常识，造假者是以追求金钱利益为目的，很难有如此大的胆量，完全违反以前西周青铜器的铸造习惯，造一篇几百字的铭文用刀刻凿上去。于是，几名鉴定专家认为这套编钟当属真品无疑，且是中国青铜器史上极其罕见的重宝。马承源决定立即请示上海市政府领导人，以上海博物馆的名义出资迅速将编钟购回，这一请求很快得到批准。因1993年的香港尚未回归祖国，要办理去香港的签证需要几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为了避免节外生枝，马承源电告张光裕教授，让其代表上海博物馆和卖方进行价格谈判。

由于香港古董商被中国台湾、日本等地的客人相继冷落，对这套编钟的真实身份起了疑心，急于出手，双方谈判较为顺利，最后以100万元港币成交。据行家估计，如果卖方当时弄清了铭文的内容和编钟的真实身份，这个价格只能购买其中最小的一件，甚至连一件也买不到。由此可见马承源的眼光和在处理此事中的精明果断。

编钟到手后，张光裕教授将其一件件包裹好，乘飞机直接送到上海博物馆，流失的国宝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4件编钟在上海博物馆秘室被打开时，仍保持着出土时的原貌，铭文绝大部分为厚厚的土锈所掩盖。经上海博物馆文物保护和科学考古实验室清理剔除，铭文全部显露。这14件编钟明显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类为大钟，第二类为中小型钟，两类钟的纹饰和特有的旋、斡等皆不相同。由于有以上的差别，而且不了解原有的排列顺序，因而马承源等研究者对铭文产生了种种推测，或以为铭文不全，所缺尚多；或以为铭文并不按钟的大小次序镌刻；也有的认为全铭为一篇铭辞等。马承源等研究人员在对各编钟文字做了反复研究、释读后，按照文辞先后排出编钟序列，而后检验各钟的音阶是否和谐。检验结果发现，第一组8件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具有两列八度音。第二组6件钟，也大小成编，五声音阶，只是最后缺少相协的尾音。显然，同第一组相比，第二组缺少最后2件编钟。两组编钟何时何地出土？最后2件编钟匿藏何处？成为一个令人思索而不解的谜。

正当马承源等人困惑不解时，一个新的巧合出现了。北大考古系教授邹衡来上海开会并应邀到博物馆参观从香港购回的编钟。邹衡一见，即被眼前的编钟镇住了，这与晋侯墓中发掘出土的2件编钟是何其相似，难道二者有内在的联系吗？经过对器物观察以及与马承源等人交谈，邹衡认为天马—曲村M8号大墓中那残存的2件编钟，与眼前这套编钟很可能是一个整体。这个意外插曲，令在场的专家学者兴奋不已。鉴于此情，马承源很快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取得联系，迅速得到了相关发掘资料和照片，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2件小编钟的铭文也是刻凿而成，由此可证与上海博物馆所购编钟为同一个系列，且编钟的大小、铭文完全可以排列连缀起来。若将晋侯墓出土的2件编钟与购回的第二组编钟连在一起，正好也是8件一组。上海博物馆请音乐专家对2件小钟进行测音试验，其音阶与同组的另6件钟相协，这就更加证明两组16件编钟共同出自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按郑玄注《周礼·春官·小胥》载：“半为堵，全为肆。”一肆为两列八度音，是基本单位，二肆16件为一虞，这是西周晚期的礼仪用器制度，可见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出土的编钟为一虞之数。

由于马承源、张光裕等人的共同努力，使这批极其珍贵的文物不致失散和流入境外，且两组编钟终成完璧。编钟的回归，在创造了文物收藏史上一个奇迹的同时，也为后来夏商周断代工程在西周王年的研究中提供了重要依据。

根据天马—曲村遗址M8号大墓出土的材料推断，这座墓的墓主是晋侯稣，而此墓所出编钟的铭文中也有“晋侯稣”的记载，但《史记》所载晋国历代王侯中，没有一位叫“稣”的人。《世本》及三国时代的历史学家谯周皆称晋献侯籍为“稣”。据李学勤、李伯谦等专家考证，“籍”和“稣”相通，因而司马迁所载的晋献侯籍就是编钟铭文中的晋献侯稣，编钟也被学术界称为晋侯稣钟。

两组16件编钟共刻铭文355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出土青铜器中最长的一篇铭文，而铭文中所记的7个历日和5个纪时词语，在已著录的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前所未见，更彰显了器物的价值。当14件编钟材料和马承源的释读甫一公布，立即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学术界争论日久的西周月相和西周王年的研究随之有了突破性进展。

稣钟揭开厉王隐秘

晋侯稣编钟铭文中有“惟王卅又三年”字样，这个“王”指的是西周晚期的周天子，晋侯稣就生活在这一时期。根据司马迁《史记·晋世家》记载：

靖侯十七年，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

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

釐侯十四年，周宣王初立。

十八年，釐侯卒，子献侯籍立。献侯十一年卒，子穆侯费王立。

穆侯四年，取齐女姜氏为夫人。七年，伐条。生太子仇……

通观整个西周晚期在位超过33年的“天子”，只有周厉王和周宣王，而当周宣王十六年的时候，晋献侯稣已死亡，由此可见编钟铭文所说33年，绝不在周宣王时代，只可能在周厉王时代。按照李学勤、李伯谦等专家的推断，铭文中的晋侯稣系厉王即位后追称，编钟的一部分原是他随厉王出征作战的战利品，后来将之配成了全套，作为纪念。因俘获的编钟不会有事先铸好的文字，于是后来加以镌刻，称号也依刻字时的身份而改变了，这就是编钟铭文为什么不是与钟体一次性铸成而是后来刻凿的原因。晋侯稣钟的“卅又三年”，应为周厉王时期的年数。为了检验这个推定的正确性，测年专家对天马—曲村遗址M8墓中出土木炭样品进行常规法14C年代测定，为公元前816年—公元前800年。《史记·晋世家》所载晋侯籍（稣）卒于周宣王十六年（公元前812年），其年代与测年结果相吻合，因而可以推断晋侯稣钟的“卅又三年”当属周厉王时期。

既然编钟铭文“卅又三年”已定为厉王时期，根据《史记》记载，由于周厉王“迷惑暴虐，国人作乱，厉王出奔于彘，大臣行政，故曰‘共和’”。文献记载中明确的历史纪年始自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那么厉王在位之年又是多少呢？

据《史记·周本纪》的说法，周厉王在位共37年，而今本《竹书纪年》又说厉王在位不足30年。文献的抵牾与矛盾，令后来的研究者无所适从，但用晋侯稣钟铭文加以校正，可知厉王在位应超过33年，从而否定了今本《竹书纪年》厉王在位不足30年的说法。根据史书记载共和当年称元之说，周厉王三十七年当为公元前841年，三十三年当为公元前845年。结合晋侯稣钟“二月甲戌朔，既望辛卯十八日”等铭文日历和纪时语，进一步佐证晋侯稣钟“卅又三年”，就是公元前845年。

由于周厉王三十七年（公元前841年）奔彘，至此，可定厉王元年为公元前877年。

这是晋侯稣钟为中国年代学所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也是天马—曲村遗址与晋侯墓地发现、发掘的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科研成果。这项成果的产生，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三代年表的最终建立，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由于厉王的出逃，使得周人无君，天下无主，在诸侯的推举下，由召公、周公二相共同代行王的职权，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共和政治，而召、周二公行政的始年称为“共和元年”。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中国的历史有了确切纪年。若以公元纪年计算，这一年为公元前841年。

厉王死后，太子静继位，是为宣王。

宣王自小就历经艰苦磨难，即位之后，认真听取召穆公虎和众公卿的意见，努力治理政事，一时颇有中兴气象。遗憾的是，当周王朝的历史到宣王一代，外患实在太多太大，西北有强劲的戎部族侵扰，东南有夷族劫掠，南面有楚部落的进逼，虽然在召公和宣王共同努力下，最终把他们一一平定，但周王朝的国力也大大地衰弱了。

宣王之后，继位的是中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幽王，民间久传不衰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便是他的“杰作”。

幽王即位之时，周王室已是危机四伏，内忧外患、天灾人祸不断袭来，周王室大厦即将倾塌。但这位幽王似乎并不把这凶兆险境放在心上，专事寻欢作乐，尤其在得到了一个叫褒姒的女人之后，更是骄**无耻，荒诞暴戾。当他一意孤行地废去申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后，激怒了申后的父亲申侯，这位申侯一气之下约集曾国和犬戎，联合发兵攻周。气数已尽的周王室力不能敌，镐京被破，幽王在败逃中被杀死，西周王朝宣告灭亡。

幽王死后，鉴于镐京在战火中化为瓦砾灰烬，无法再作为都城，申侯便在自己的国土上立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

21年后，周平王在晋文侯帮助下取得了天下共主的地位，并以周公早年所建的东都洛邑为京畿之地，号令天下，后人始称东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722年），是鲁隐公元年，相传这一年孔子始作鲁国史《春秋》。周平王元年，历史进入了春秋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周王室虽然还有天下共主的名分，但政治重心渐渐转移到列国霸主的身上。中国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急剧动**、频繁变革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