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部千秋名著，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主旨，以四项史源取材，五种体裁编纂，记载了中国自黄帝以来到汉武帝时期3000年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为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开创了中国史学崭新的时代，堪称中国史学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丰碑。由此，司马迁获得了“史圣”称誉甚至“史学老祖”的声名。
然而，司马迁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或者说一个学术悬案。
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自黄帝到夏、商、西周、东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民国，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文明绵延不绝，未曾中断，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民族和国家。但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记载，中国有史以来的确切纪年为西周共和元年，也就是公元前841年。再往前，只记人和事，具体年代就只有大略推论。
这个遗憾和迷惑是如何造成的？
中国的历史，自东周以后，诸侯相兼，史记放绝，文献、典籍散失、毁坏严重。秦始皇统一六国，坑杀儒生，焚烧诗书，酿成了空前的文化劫难。原本许多上古之人的传说和上古之事，到孔子的时代已模糊不清。从孔子到司马迁时代，历史的河流又流淌了400多年，远古之事自然就更难以考证确凿了。
在这种“并时异世，年差不明”的学术困境中，司马迁凭着史家的良知，在历史年代上，只能断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之前的史事只记载了一个模糊的框架而无确切纪年。如果按共和元年算下来，中国有确切纪年考证的历史，到今天也才只有2800多年，与号称5000年文明史相差近一半。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重大缺憾。
继司马迁之后的2000多年来，无数历史学家、自然科学家如班固、刘歆、皇甫谧、僧一行、邵雍、金履祥、顾炎武、阎若璩、梁启超、章鸿钊、刘朝阳、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张钰哲等鸿儒贤哲，从古代流传下来和不断发现的文献、甲骨文、金文、天文记录等透出的蛛丝马迹中，对东周之前的史实做了无数论证与推断。终因历史本身的纷繁复杂以及研究条件所限，总是难以如愿。
司马迁当年所推定的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纪年，依然是迷雾重重，难以廓清。中国5000年文明史的链条，特别是自黄帝以来至尧、舜、禹，到汤建立的商朝、武王建立的周朝等三代历史的确切纪年问题，便成为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学术悬案。
1929年，被鲁迅称为“流氓+才子”的创造社成员之一郭沫若，曾大言不惭地说道：“《尚书》是开始于唐虞，《史记》是开始于黄帝，但这些都是靠不住的，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起头。”与郭沫若一股道上奔跑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范文澜，在其主编的《中国通史》中，将五帝、夏朝全部视为传说。在夏朝、商朝的年代之后用一个个“？”表示怀疑，将夏代遗迹统统视为假设。由毛泽东主席倡议、周恩来总理督编的权威性的《辞海》附录的“中国历史纪年表”，将中国古代确切纪年的起始年，定为同《史记》记载一样的西周共和元年。而1981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教科书《世界史·古代史》，所列“世界古代史比较表”，在公元前21世纪栏内，只有“禹传子启，夏朝建立”八个字。在公元前17世纪栏内，标注“商汤灭夏，商朝建立”八字。当年司马迁在《史记》中所列“五帝本纪”中的“五帝”，干脆被弃之不用。
正是中国学术界自己对本民族古代历史纪年的迷茫和纷乱，才导致了日本人“尧舜禹抹杀论”的出台，才有了西方人所认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英国人罗伯兹在1993年出版的《世界史》中称：商代是美索不达米亚古文明以东的有证据的唯一文明，可能于公元前1027年为周朝所灭。“（西方学术界）一致公认，中国的文明史从商开始，长期以来这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基础。因为中国只有公元前8世纪以后的纪年，没有更早的像埃及那样的纪年表。”
诚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所言，“在20年代初，即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那个短暂的时期以来，知识界有很重要的一伙人自称是疑古派。这些不可知论者怀疑整个中国古代传统，声称所谓的殷代不管包括着什么内涵，仍然处在石器时代……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事实上，司马迁《史记》中《殷本纪》记载的帝系上的名字，几乎全都能在新发现的考古标本——卜辞上找到”，由此“重新肯定了2000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中所载原始材料的高度真实性……”
早已觉醒并重新建立文化信心的中国人急起直追，于20世纪的盛世之年开始了行动。
2000年11月，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这样一条消息：《夏商周年表》正式公布。
消息说：自司马迁作《史记》以来的2000多年间，一直困扰中华文明史的一个千古谜团，终于在现代科学研究面前有了较为清晰的答案。今天正式公布的《夏商周年表》，把我国历史纪年由公元前841年向前延伸了1200多年，使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时期——夏商周三代有了年代学标尺。而世纪之交得以完成这项任务，是中国科学界集中200余名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经过6年的努力完成的。这一成果终于凿破鸿蒙，为我国早期的历史建起了清晰的年代框架。
这份年表给出的数字是：
夏代始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
夏商分界约为公元前1600年；
盘庚迁殷约为公元前1300年；
商周分界为公元前1046年。
年表还排出了西周10王具体在位年，排出了商代后期从盘庚到帝辛（纣）12王大致在位年。这一成果，不仅解决了我国历史纪年中长期未定的疑难问题，更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揭示中华5000年文明史起承转合的发展脉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中国最早的王朝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个王朝。夏代之前的历史，不仅社会生活一般状况极其模糊，连时间、地点、人物及世系等诸要素，也是云遮雾罩，难窥真颜。司马迁收罗各家逸闻传说，把那些远古的事迹加以梳理编排，统统归入《五帝本纪》，权当《史记》的卷首开篇。接下来就是对夏、商、周三代及其以后历史的描述。
按照《史记》的说法，夏的第一位帝叫禹，他的前面是舜和尧两帝，他们都是五位古帝的后代。据历史留下的文献资料看，尧号陶唐氏，都平阳，居地在西方；舜号有虞氏，生于诸冯，卒于鸣条，从地理位置看应属于东方。禹的父亲鲧，居地在崇，崇即嵩，应为河南嵩山一带。
禹原住在阳城，后都阳翟，这两个地方后世学者大都认为应在河南偏西地区。如果从五帝到尧、舜、禹这几位古帝对后世留下的影响来看，禹的名声最大。同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不可抗拒的天灾——洪水一样，据说在帝尧之时，也遇到了波浪滔天的洪水，搞得天下人民苦不堪言。为了治理洪水，让百姓安宁，帝尧让鲧来治理，结果9年而无功，洪水照样泛滥成灾。到了舜为帝时，改用鲧的儿子禹来治理，禹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改堵的方法为疏导、疏通之术，在外奔波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劳身焦思，终于使洪水的治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于是天下太平，禹也就成为后世备受人们崇拜和赞颂的一位神人。
当时与禹同时治水的还有一位叫伯益的非凡人物，传说伯益最早发明了凿井之术，有了井，人们便可以离开经常泛滥的河流，到不受洪水所害的地方居住和生产，人身安全和农业的发展都有了保障。差不多也在这个时期，有一个叫奚仲的人发明了车，车的发明是古代社会生活中一项革命性成果，这个成果无疑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按一般的说法，黄帝以下诸帝，部落联盟逐渐扩大，战争也变得频繁起来。到尧舜禹时期，存在着以黄帝族为主，以炎帝族、夷族为辅的部落大联盟，到了禹做大酋长时，对苗族的战争获得了较大的胜利，使当时势力最大、战斗力最强的苗族和黎族被迫退到长江流域，黄、炎族开始占有黄河中游两岸的中原地区。从流传下来的史料中可以知道，神农氏用石头做兵器，黄帝“以玉为兵”，到了禹的时候则用铜做兵器。如此迅猛发展的生产力，奠定了伟大灿烂的华夏文明的基础。
在流传下来的中国最早的史书《尚书》中，尧、舜、禹的帝位传承是采取“禅让”制度。当尧在位的时候，咨询四岳（姜姓，炎帝族），四岳推举虞舜作继承人。舜受到各种考验后，摄位行政。尧死，舜得以正式即位，而即位后的舜像先帝尧一样，也照旧咨询众人，选禹为继承人。舜死，禹继位。继位后的禹仍按过去的制度，将皋陶（偃姓，夷族）作为自己的继承人。皋陶未即位便撒手人寰，众人又推举皋陶的儿子、曾发明凿井术的伯益为继承人。禹死后，应该继为帝的伯益未能即位，禹的儿子启篡位自称为帝。从这次政变开始，原来的“禅让”制度被废弃，“公天下”从此变为“家天下”，这个历史性的重大转折，影响了以后几千年中国历史的政治制度。
自启篡位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私有财产的不断积累增多，启之后的政治集团和所属部落渐渐强盛于众小邦之上，而随着各种制度的日趋完善和巩固，原来的部落联盟渐渐向国家过渡，因而，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王朝形成了。
启的篡位称帝，使原有的“禅让”制度变为“世袭”制度。从历史记载看，夏代从禹开始至最后一位帝桀终结，共为17世，总年数为471年或431年，其世系表为：
夏王朝对中国历史的进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国家建立和文明产生发展的根基，后世人们对这一时期曾倾注了极大的仰慕之情。如最早起源、活动于西方的周族人，当他们夺得并占领中原之后，便称自己的国土为“时夏”，称自己的民族为“诸夏”。后来在“夏”字前加“华”字，这便是“华夏民族”名称的来源。这个名称直到几千年后的今天仍为中国人所称谓并为之自豪。
二里头遗址透露的隐秘
历史上的夏朝共有多少年？司马迁干脆不说。此后，历代学者的论述各不相同。“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夏朝的起始之年。
专家们通过对近400种古籍进行普查和检索，发现夏代积年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471年说，二是431年说。
综观471年和431年两种说法，发现中间相差了整整40年。对于这个不算太小的差距，中国历史上无数学者进行过研究与考证，大体上分两种解释：一是471年包括羿、浞代夏的“无王”阶段，而431年不包括“无王”阶段。二是471年自禹代他的前辈舜事开始起算，431年则起自禹执政的第一年，也就是禹元年开始起算，故有40年之差。
专门针对中华历史纪年测算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对夏朝年代的推算，分设四个小专题，即：
早期夏文化研究
二里头文化分期与夏商文化分界
《尚书》仲康日食再研究
《夏小正》星象和年代
推算方法主要遵循下列三条途径：
一是文献中对于夏代纪年的记载。
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14C测年。
三是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推算。
最后，将这三项研究成果汇总起来，再把相关材料加以对比、交叉、考证，夏代纪年的框架，就相应地建立起来了。
二里头遗址
二里头文化遗址，是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1959年发现的。关于夏王朝是否存在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史学界争论颇为激烈。“疑古派”学者代表如顾颉刚等人，公开放言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夏朝”根本不存在，而被吹得神乎其神、“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官员兼专家大禹，其实“是一条虫虫”，整个夏朝、商朝甚至西周早期，都不过是“史影里的传说”，根本不能相信。
就在“疑古派”兴风作浪，制造的“传说”理论“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的关键时刻，以徐旭生为代表的鸿学硕儒，处乱不惊，起而反击，并明确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口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在古文献中保存有古代传说，而在当时尚未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记录下来的史料，用这种史料所记述的时代，就叫作“传说时代”。中国的传说时代，上限尚不可定，或自炎黄时期，下限暂定在商代盘庚王迁殷以前。对“传说时代”史料的研究，首先应当对神话与传说认识清楚并加以区分——尽管两者之间相近，颇难截然分离，但绝不能混为一谈。
为此，徐旭生首次提出考古界要勇于探索夏文化，拿出切实的证据，并提出指导性意见：首先要明确“夏文化”一词包括两个含义，即夏族文化与夏代文化。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指前者，它的地域范围很有限，年代则包括禹以前，桀之后；如果指后者，它的地域范围较广，年代则始于禹，终于桀。文献中关于夏人活动区域的传说，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材料。
正是怀揣打破“疑古派”笼罩、重建中华文明自信的学术理想，徐旭生不顾72岁高龄，开始了豫西之行，最终发现了举世闻名的二里头夏代帝王之都遗址。
经“断代工程”使用14C测年，二里头遗址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1年，从兴到废，时间跨度为359年。
二里头遗址由兴到废的历史长度，与文献记载的、已被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采用的夏代积年471年之说，尚有110多年的差距。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揭示的文化，只是“后羿代夏”这一事件引起的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非早期的夏文化，早期文化只能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去寻找，才可能见到曙光。
通过对豫西地区禹县瓦店、登封王城岗、新砦等遗址的田野发掘，证明新砦文化二期上接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文化一期，正填补龙山与二里头文化中间段的空白。经14C测年，整个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跨度上、下限，为公元前2190年至公元前1521年，总积年为669年。
有了这两组数字做参照，接下来是最后一项——有关夏代天文记录的推算。
天文学家的测算
中国是天文学发展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史前时代，先民们对寒来暑往，月圆月缺，植物的生长、成熟和动物的活动规律，就积累了一定的知识。最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中国先民就开始对日、月等天象进行观测。
1972年，在河南郑州市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片上，曾发现绘有天文图案，这些图案有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和肉眼极难看到的日晕图，有满月和蛾眉月彩绘，还有残存的北斗星象图等，这些图反映出先民们已积累了相当多的天文知识，并把它们绘制在陶器上。据专家考证，其图案绘于5000年以前。
1963年在山东莒县凌阳河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的灰色陶尊上，刻画着太阳与云气的形象图案，陶尊的年代距今大约有4500年，或许在这个时候，人们就根据日的升降、月之圆缺及某星在天空的位置来定方位、定时间、定季节了。当时，除日、月外，人们对红色亮星“大火”相当重视。“大火”，现代天文学称为“天蝎座α星”。传说在中国古帝颛顼时代，就设置“火正”之官，观察“大火”运行，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可以说，天文学在各门自然科学中是产生最早的一门学科。诚如恩格斯所说：“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为了定季节，就绝对已经需要天文学。”
中国早期天文学在“定季节”的同时，还伴有鲜明的占星术特点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周易·彖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周易·系辞上》也说：“天垂象，见吉凶。”这里说的天文就是天象，按中国古代占星家的理论和学说，宇宙天体与人间社会可相互感应，天象的变化乃是上天对人间祸福的示警。这种独特的文化心理不仅促使统治者垄断一切天文占验，而且使他们不得不辛勤地观测天象，以便寻找天象与人事之间的某种联系。
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历朝历代都有占星家，这些人几乎都以他们各自的占星术对当时的政治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
历史上的占星家关注的天象主要有两类，一类属于奇异天象，另一类则是五星运动。
关于奇异天象的占验比较简单，因为某一颗星主掌某事都已形成一套固定的模式，于是占星家根据它们的变化特点，便可预测吉凶。
相对而言，五星的占验就复杂得多，不仅各星所具有的吉凶性质不同，而且它们的动态所反映的吉凶情况也不同，占星家们把已经掌握的五星在一个运动周期内的运动情况作为五星的常态，如果它们的运动与常态相违背，就可以依据不同的变化来确定吉凶。而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其数量之多、门类之全、系列之长也是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
正是古人留下的这笔珍贵而丰富的文化遗产，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研究途径。
不难理解的是，由于天象自身所具有的周期性，根据其运行规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完全可以对文献记载中早已逝去的天象进行回推，这种推算方法在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已达到了相当精密的程度，完全可以推算出这些天象发生的准确时间，从而帮助研究者解决历史年代学中，特别是夏商周三代年代学的某些难题。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初，李学勤、席泽宗等专家就注意到天象的研究将在工程中起重大作用，因而参考国外的天象研究方法，专门列出了“仲康日食”“武王伐纣天象”“懿王元年天再旦”等研究课题或专题，并由工程首席科学家、科学史界的翘楚席泽宗具体负责在全国范围内选择有关学者，对各个项目进行分配，然后分头研究。
奇异的夏代天象
从文献记载看，夏代有“五星聚合”“仲康日食”两条天象记录，这两条记录可以通过科学的推算来考察夏代纪年。
据《太平御览》卷七引《孝经钩命诀》载：“禹时五星累累如贯珠，炳炳若连璧。”另据《古微书》载：“帝王起，纬合宿，嘉瑞贞祥。”
五星聚合是指五大行星在夜空中汇聚在很近的距离内，或如连珠，或如拱璧，异常壮观。这种特殊的天象，自然引起特别的关注与诠释。古人多认为，五星为五德之主，它的行度、动态与政治、灾祥有密切关系。“五星循度，为得其行，则天下太平，政和民安；乱行则有亡国革政兵饥丧乱之祸。”
由于五星聚合关系到天下兴亡，因此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并对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许多五星聚合的现象被记录下来，并得以留传后世。
利用五星聚合的历史天象记录，讨论解决古史年代学问题，古今中外许多学者都曾做过尝试。随着电子计算机和天文力学理论的快速发展，计算行星在天体上的准确位置已不困难。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天文学家对五星聚合的问题重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如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黄一农等学者通过具体的天文计算，系统地讨论了中国古籍中记载的8次五星聚合记录，尤其是夏、商、周三代的记录，从而对西周共和以前的古史年代提出了许多具有参考意义的新见地。
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关于“禹时五星聚”的天文记录推算，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徐振韬和南京大学天文系蒋窈窕两位天文学家负责。
夏朝建国的年代，按一般年代估算，在公元前2100年左右，两位学者应用美国ARC软件公司开发的先进软件，在围绕这个年代前后相差一二百年的范围内搜寻，结果发现有一次非常理想的五星聚合。这次特殊的天象，就发生在公元前1953年2月。
电子计算机显示，从2月中旬起，在黎明的东方地平线上，土星、木星、水星、火星和金星自下而上排成一列，非常醒目壮观，能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种天象奇景一直延续到3月初。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公元前1953年2月26日夜，五大行星几乎团聚在一起，相互之间的角距离小于4度，更增加了“五星连珠”的神秘色彩。据此，两位天文学家断言：“这个天象可能是人类文明史上发生的最难得的‘纬合宿’即五大行星团聚现象。它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嘉瑞贞祥’，暗示‘帝王起’，要建立新的王朝。如是，则上列两条记录反映出夏朝建立时发生的天象，其绝对年代应该是公元前1953年。”
当然，这个推算是建立在文献记录绝对可靠、日历换算也绝对准确的基础之上的。现代研究证明，古代关于天文现象的记录，绝大多数是出自实际观测，应该是可靠的。就五星聚天象而言，也应是准确和可靠的，不存在后人伪造的情况。但也不能排除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记录者出于对时局、灾祥的附会，或许会将天文现象发生的年月做些改动。再加上记录中出现的缺失和传抄过程中存在的错误，其绝对值也是难以保证的。因此，“禹时五星聚”天象记录推算出的公元前1953年只能作为估定夏代年代的一个参考基点，而不能作为定点。
如同上文所言，中国在遥远的古代就将天象观测作为一个国家极其重要的政事，每一朝代都设置位高的专官，专门从事这种观测工作。而朝廷对于天官的期望也往往很高，督促极为严格，若不认真观测，就很容易出乱子，天官本人也有被诛戮的命运。如在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书经》中，有一篇叫《胤征》的文章，讲述了一位司天的天官，因玩忽职守遭到杀头的悲剧故事。由于这个故事发生的年代之早和具有的典型意义，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夏代经过禹、启到太康时代，国势就有些不妙，而这位太康掌管朝政后，放情纵欲，不理朝政，既不关心历法，也不过问天官的工作，使国家政务和农事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局面。这种局面，终于遭到了以后羿为代表的武装集团的反对，并起兵夺取了国家政权。太康等兄弟五人在后羿军队的凌厉攻势之下，不得不放弃京都而出逃。
太康死后，其弟中康继位。为了吸取太康一朝的教训，中康对朝廷内外进行了整顿，不仅新设立了司天的职官羲和，还任命胤侯执掌兵权，很有些中兴的势头。正在这个时期的某一个朔日，突然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只见原本高悬天空光芒四射的太阳正一点一点地消失，顿时天色由灰变暗，由暗变黑，几步之内难辨人影。在野外游**的鸡狗鹅鸭甚至微小的蚂蚁，都因急于寻找归宿以至在黑暗中团团乱转，路上的行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天象变化，个个惊恐万状，争相夺路而逃。
按照当时的认识和天命的宇宙思想，凡日食出现，预示着国家将有灾难发生，这个灾难可能会危及帝王的地位或者性命。只有帝王亲率众臣到殿前设坛焚香舍钱才能将太阳重新召回，灾难也可以避免。这个过程称为“救日”。
此时，宫中乐官眼看太阳一点点沉没，黑暗就要笼罩大地，焦急与惊恐之中迅速敲响了救日的钟声。洪亮急促的钟声穿过一层层富丽豪华的大殿，惊动了夏帝中康和文武百官，主管钱币的财官啬夫慌忙去库中取钱礼天，帝中康也匆匆出后宫上朝，率百官举行救日之礼。
就在朝廷上下一片惊恐与混乱并忙得不可开交之时，独不见负责司天的关键人物羲和。帝中康正为羲和没有提前报告日食之事大为恼火，又不见其前来行救日之礼，自是愤恨不已，情急中忙派人去找寻。意想不到的是，这羲和正醉卧屋中，发着鼾声做着美梦，外面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似乎与他毫无关系。
中康闻知，气得脸色铁青，根据夏朝政典规定，凡不及时上报日食的天官“杀无赦”。于是，他咬牙切齿地高声喊道：“快把这个擅离职守、违背朝纲的昏官砍头！”
这一声命令，将正沉湎于酒色美梦中的羲和推上了断头台。
以上的故事，明确表述了夏朝中康时代的一次日食记录，也是全世界所知最早的一次日食记录。在流行的《古文尚书·胤征》中曾经这样较详细地记载了当时胤侯奉命征伐羲和的情形和理由：
嗟！惟中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于厥色。胤侯承王命徂征，告于众曰：嗟！予有众，圣有谟训，明征定保，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补厥后，惟明明。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时羲和，颠覆厥德，沉湎于酒，畔官离次，傲扰天纪，遐弃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不及时者杀无赦。
与《古文尚书》相呼应的是，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帝仲康时，羲和湎**，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若将两文比较就可发现，后者对前文的“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等时间和日食现象没有记载。按常理推论，《史记》的可靠性很大，而《古文尚书》不足以完全置信。但《左传》“昭公十七年”条，曾在讨论若日食发生，应举行的典礼问题时，引用到这一段记载。由此可见，这次日食记录应是可靠的。依据《左传》所载“明之会是谓辰”，故“辰弗集于房”就应表明那一天确是发生过日食。
自梁代天文学家虞邝认为这次日食发生于仲康元年以来，历代天文学家如僧一行、郭守敬、汤若望、李天经等都利用不同的推算方法进行过推算，至20世纪80年代已有13种不同的结果。夏商周断代工程，同样注意到了这次日食记录，并委托中国科学院陕西天文台、南京师范大学物理系、南京大学天文系等单位的吴守贤、周洪楠、李勇、刘次沅等学者进行推算，以考察夏年。
经过研究分析，吴守贤等学者发现，在仲康日食的研究中，前贤们分别采用了两类完全不同的方法，一种是采用中国古代历数推步法，另一种是采用基于牛顿天体力学理论设计的现代日食计算方法。但不管采用哪一种方法，他们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中国历史编年史料的记载，而这些记载是否真实，往往正是历史学家有重大争议的。根据日食出现的规律，在同一地点两次日食发生的间隔时间平均约300年。由于仲康日食的天文要素记录不全，天文学家在推算时，就不可避免地要使用历史编年资料，在这样的背景和条件下，推算出的结果就很难统一和准确。
吴守贤等专家用现代方法，并使用最新的太阳和月亮历表对历代天文学家的13种说法进行核算，发现每一种说法都存在问题。现代计算的结果是，如果文献记载中所谓的“季秋”与“房宿”相对应，那么这个时代，就应是公元前14世纪—前6世纪，根本不在人们公认的公元前21世纪—前16世纪的夏年之间。夏代季秋之月太阳不在房宿，“季秋”与“房宿”这两个条件，只能有一条符合仲康日食。当然，日在何宿是看不到的，古人如杜预作《左传注》也不认为“房”就是房宿。因此，在两个条件中，非要选择其一的话，“季秋”的可能性比“房宿”要大。
于是，专题组将“季秋”设定在10月1日至12月18日之间，对洛阳地区公元前2250年至前1850年共400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共有11次，其中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4次，可以作为夏初年代的参考。
他们对洛阳地区公元前2250年至前1850年共400年间的可见日食进行普查性计算，得出符合季秋的大食分日食共有11次，其中发生在公元前2043年10月3日、公元前2019年12月6日、公元前1970年11月5日和公元前1961年10月26日的4次，可以作为夏初年代的参考。
至此，关于夏代年代学研究的三条主要途径：文献记载中的夏代积年；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的分期与14C测年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等已全部完成。
那么，夏代到底起始于何年，又终止于何年？
由于夏代总积年已被工程专家组根据文献记载，选定为471年。只要找出夏朝灭亡的那一年，再由这一年上推471年，便是夏朝的始年。
根据“工程”关于商代年代学专家们的研究结果，选定夏朝灭亡、商朝建立之年为公元前1600年。那么，以公元前1600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应为公元前2071年。这个年代从考古学的角度看，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二段（公元前2132年—前2030年）范围之内。因此，工程专家组为取整数，定公元前2070年为夏的始年。
至于这个夏商分界之年，也就是公元前1600年是如何推算出来的？这正是下面要回答的。
商王朝的兴衰
就在夏王朝建立并走向鼎盛的时候，在东方一个称为商的小国也在崛起。据司马迁《史记》载，商的始祖名叫契，母亲简狄是帝喾的次妃，这位简狄在沐浴时遇到一只玄鸟下了一个蛋，简狄拾起来吃了下去，从此怀孕，之后生下了契。尧舜时，契因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为司徒之职，其封地在一个叫商的地方，因而称商族。
契死后，他的儿子昭明继位，昭明死，其子相土继承其位，相土是一位武功烈烈的国王，而且他还发明了马车，其势力曾一度达到“海外”。《商颂·长发》中的“相土烈烈，海外有截”，指的就是契的孙子相土开创的辉煌业绩。烈烈者，威武勇猛、轰轰烈烈。海外者，疆土拓展到渤海、黄海之外。有截者，四海之外皆为之臣服也。
当商族迈入文明的门槛时，产生了一位重要商王叫王亥，相传，王亥发明了牛车，大大提高了车的功用，给人们的生产运输以及交通都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据记载，王亥曾驾着牛车，用帛和牛当货币，在部落间做买卖，后来当他到了一个叫作有易的部落时，曾受到盛情款待。但后来由于他**有易之女，而被嫉愤的有易人所杀。再后来，王亥的弟弟王恒率人战败了有易族人，夺回了牛车，并占有了有易族的土地和财物。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商在灭夏之前已是个兴旺发达的小国，随着农业、手工业尤其是商业贸易的发展，国势渐渐强盛，因而形成了以商代夏的趋势。
自王亥之后又过了好几代，商国又出了一位颇具雄才大略的人物，名叫汤。因为这位汤王在自己的统治区域内广施仁政，国势再度加强。汤王把自己的都城，从叫商的地方迁到一个叫亳的地方，然后开始做灭夏的准备。由于这期间汤王得到了两个极有才干的人物伊尹和仲虺辅助，许多部落被征服，商的国力更加强大，灭夏的条件渐已成熟。
这一年是公元前1600年。
偃师商城的发现
殷商灭夏之年的推断，一是靠文献记载，二是靠田野考古发掘成果。在数十座考古发掘的商代遗址中，“断代工程”专家组把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作为主要研究、探寻的对象，这两座地下古城已发掘了几十年，发现了宫殿式建筑遗址，并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商代文物。专家通过对出土遗物考察，并与其他发现、发掘的遗址比较，认为最早的商文化遗址、遗存，就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
郑州商城是1950年，小学教师韩维周发现的，经考古学家研究，多数认为属于商代第一个王都“亳”。意想不到的是，30年后，又在偃师地界发现了一个商代王都。
1983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魏故城工作队段鹏琦等人，在配合河南首阳山火力发电厂基建选址中，在偃师县城（今偃师区）西部，距二里头遗址6公里的地方发现一段夯土城墙，随即进行大规模钻探和局部解剖发掘。经过几个月努力，确认西、北、东三面城墙位置、走向、长度、夯筑结构，由此判定城的形状为长方形，其中南北最长达1700米、东西宽约1215米，总面积200万平方米。城墙宽度一般为17米至21米，最宽处竟达28米，但未发现南城墙。据段鹏琦等考古专家推测，此段城墙已被洛河水冲毁。
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在北城墙中部发现“城门”一座，以及由此“城门”向南的大道，并在城内发现数处大型建筑夯土基址群，应是宫殿区。经过对城墙及附近试掘，发现大量具有商代郑州二里岗时期文化特征的遗物，由此初步推断该城的年代与郑州商城早期相当。
令发掘者为之激动和振奋的是，有一条低洼地贯穿城址，显然是早年一条干涸的河道，当地土著世代相传唤作“尸乡沟”。《汉书·地理志》河南郡偃师县条下明确记载：“尸乡，殷汤所都。”这个“尸乡”，就在偃师商城所在地域，而偃师商城很可能就是商代前期商王汤，率众攻灭夏朝之后所营建的都城“西亳”。
既然此处是真正的第一个叫“亳”的王都，那么郑州商城就不是第一，或压根儿就不是称作“亳”的王都了。
偃师商城的发现，如一声震耳的春雷在学术界炸响，国内外许多报纸刊发了消息，其中《参考消息》报道说中国的克里特岛被发现了。日本《读卖新闻》头版头条特字号刊出成汤西亳就是偃师商城的新闻。一时间，被震蒙了的学术界不得不重新检索、思考自己的观点。北大教授邹衡提出了偃师商城并非汤都“西亳”，而是太甲流放的“桐宫”，即“早商离宫”说。而直到“断代工程”开始之后，关于这座商城是殷汤之“西亳”还是“早商离宫”的争论尚未结束。
在双方争论不休之际，“断代工程”专家组决定以14C测年见分晓。有点出乎意料的是，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基本相同，都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既然如此，工程专家组决定不再拿偃师商成当“西亳”或“离宫”说事，二者只当作已发现的最早商城或商文化来断代即可。
学者们对传世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发现先秦及汉代文献中，关于商代积年的记载有十几种之多。但过滤下来，只有三说较可信。
一为《鬻子》的576年说；
二为古本《竹书纪年》记载陈梦家解释的552年说；
三为另一种解释的526年说。
由于“工程”专家已从“武王克商研究”这一课题成果中，选定周武王灭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以这个数字为定点，分别上推三说的商代纪年，可得到公元前1622年、公元前1598年、公元前1572年三组数字。
这三组数字，与此前对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始建年代的14C测年时间段，即公元前1600年左右基本吻合。
工程首席科学家研究决定，商的始年就在这个框架中取舍，并首选与郑州、偃师两座商城最靠近的公元前1598年。为取便于记忆的整数，定为公元前1600年。
公元前1600年，是为商灭夏的分界之年。这也就是为什么夏代始年定为公元前2070年（1600年加夏代积年471年，取整数为2070年）的原因。
不断迁都的殷商王朝
夏朝灭亡后，汤率部回到了亳都，自称武王，中国历史上一个以商代夏的新时代开始了。
许多历史记载都说商经常迁都，汤打败夏之前就先后迁都8次。灭夏后迁过5次，直到盘庚迁到殷（今河南安阳）才不再迁都。
商后期又称殷，或殷商并称。从记载中看，商王朝的领土大约同夏统治的区域相似，介于今山东、山西、河南、河北之间，而权力所及的地区可能达到了今陕西、辽宁甚至朝鲜半岛，这些地方可能是夏朝权力伸不到的。
至于商为什么前后十余次不停地迁都，是由于本民族的习惯，还是遇到了不可抗拒的天灾人祸，或者是出于商业贸易交流方面的考虑？史书少有记载，后世也多靠猜测推断，未有定论。当然，司马迁也没有说清楚。
汉代张衡曾概括道：“殷人屡迁，前八而后五。”这里说的“前八”是指成汤建国前之八迁，“后五”则为成汤建国后之五次迁徙。关于成汤之前八迁的具体去处，已无明确的文献记载，现代史学巨擘王国维曾对此做过考证，指出了“八迁”的具体方位，但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共识和考古学上的证实，自然难成定论。成汤之后的“五迁”，虽有文献记载，但又不尽相同，如可信度较高的三种文献《尚书·序》、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殷本纪》，其记载就有差异，参见下表：
由于文献的说法不同，自汉代之后的研究者也就众说纷纭，难有一致的结论。当然这个争论主要是相对各王迁徙的具体方位而言，对总体上的“后五”并无非议，还是给予肯定的。不过这后来的五次迁徙同前八次相比，有其性质上的不同。前八迁是商族建立王朝前氏族部落之流动迁移，后五迁则为殷商王都的迁徙。按《竹书纪年》的说法：“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虽然学术界对这个七百七十三年之数是否真实表示怀疑，但都基本相信，商代自盘庚迁到殷之后，直到商王朝灭亡这一历史时期，再也没有迁过都城了。
对于盘庚迁殷之事，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有过描述：“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
“帝盘庚崩，弟小辛立，是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复衰。百姓思盘庚，乃作《盘庚》三篇。”
关于《盘庚》三篇这颇有历史研究价值的文章，司马迁没有转载，却在《尚书》中保存了下来，并成为研究殷人特别是盘庚迁都的唯一的重要依据。
据“工程”文献专题组学者们的研究，现在看到的《盘庚》三篇，虽然其中加入了某些后代的言论，但其基本内容为殷代史实似无疑义，其史料价值之高也是学术界所公认的。三篇均为盘庚告谕臣民之辞，共计1200余言，其篇幅之长为商代遗文之最，文章详细记录了盘庚迁殷前的准备工作以及迁殷后的政策措施。从三篇的记载可以看出，盘庚的这次迁殷几乎遭到了举国上下王公大臣和普通百姓的强烈反对，在强大的阻力面前，盘庚显示了他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帝王气概。对于贵族大臣的“傲上”和“离心”，盘庚在迁殷前提出了严厉的指责：“荒失朕命”“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不暨朕幼孙有比，故有丧德”“汝有戕则（贼）在乃心”（《盘庚》中篇）……这一连串的指责表明，当时商王朝面临的处境是很危险的，如果不听盘庚的命令后果极其严重。于是，在盘庚向贵族大臣们三番五次地“敷心腹肾肠”的劝说、动员、威逼、利诱之下，臣民们才不得不随他一同从河北渡河南，来到洹水南的北蒙叫殷的地方定居下来。
盘庚一意孤行，强迫臣民迁徙的原因，自汉之后产生了许多不同的推测和说法。有的说是为了“去奢行俭”，阻止贵族的进一步腐化堕落，颇像今日所说的“反腐倡廉”。有的说是为了躲避水灾水患。有的说是出于对“游耕”“游农”的考虑，即当一个地方的地力耗尽之后，为了改换耕地，不得不常常迁徙。也有的根据《盘庚》三篇的诰辞，得出《史记》记载的“九世之乱”是促使这次迁徙的根本原因。由于当时王权与贵族之间的矛盾已不可调和，时刻面临着篡位、夺权等危险，为避免更激烈的王位纷争和政治动乱，盘庚才不得不做出迁徙的抉择。当然还有人说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华北平原和伊洛盆地的王畿地区，并通过王畿地区，驾驭整个中原地区和四土方国，安阳殷地正是理想的城址。
无论盘庚迁殷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这个举动本身却成为整个殷商乃至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商人屡迁”的动**生活的终结，同时也使长期处于低迷衰退中的商王朝重新出现了“殷道复兴”的局面。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局面的出现，才有了后来包括盘庚在内的8世12王历经270余年而灭亡。
在这270多年的时间里，社会经济和铸冶工艺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到了最后一个叫纣的王统治时，商的国势已是江河日下，大厦将倾。
这个叫纣的昏王，本来是个文武兼备的人，凭着他的能力可以使商王朝再度中兴，但他没有那样做，反而极度的残暴、骄奢、**，搞一些酒池肉林之类的场所，与后妃**逍遥，弄得天怒人怨。“弗惟德馨香祀，登闻于天；诞惟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延续了几百年的殷商再也没能承递下去，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终于使商王朝彻底覆灭。
纵观商的历史，自契到汤凡14代，从汤灭夏到纣凡17代30王（汤子太丁早死，不计在内）。总积年有496年、629年等不同的说法。其世系表为：
盘庚迁殷的年代
商朝的盘庚王迁殷，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断代工程”解开的又一个历史之谜。盘庚迁殷到底发生于何年？司马迁只说了个大概，没有指出具体年月。这个缺憾如上所述，非太史公不为也，是不能也。
盘庚王迁殷到商朝灭亡的总年数，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个“七百七十三年”的记载，不同版本有所不同。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群碧楼藏明嘉靖王廷喆刊本，以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书局翻王廷喆刻本，以及日本泷川本皆作“二百七十五年”。金陵书局本作“二百五十三年”。
由此看来，这个“七百七十三年”的记载显然有误，大多数学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但这样改动，如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饶宗颐教授所论，“亦乏依据，盖其确数靡得为详”。这就是说，单从文献上难以判定275年、273年、253年三说之正误。
这个时候，“断代工程”专题研究人员，已通过考古遗迹和天文历法、甲骨、金文等交叉考证研究，推算出周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如采用275年说，则盘庚迁殷当在公元前1320年；如采用273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采用253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
自1928年以来，有数十座宫殿遗址、十余座陵墓和十多万片甲骨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铜、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范围内发掘出来，其数目之多、种类之齐全，是其他任何遗址都无法匹敌的。殷墟的发掘不仅对中国新史学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专门围绕殷墟文化设置了“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的课题。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殷墟遗址的地层及其出土的陶器，把小屯殷商文化分成了早、中、晚三期，并把它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连接了起来。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根据大司空村和苗圃北地出土的材料，将殷墟文化分为早、晚两期，即大司空村一期和二期。到了60年代，邹衡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殷墟遗址、墓葬出土的陶器和铜器，重新把殷墟文化分为四期七组，并参考各期所包含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初步估计出各期的绝对年代。即：
殷墟文化一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期以前，或属盘庚、小辛、小乙时代。
殷墟文化二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时代。
殷墟文化三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三、四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文化四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时代。
由于殷墟中发现了大量甲骨文，且这些甲骨文又可以根据商王来区分时期，因此，也就可以依据陶器与甲骨文的共生关系来确定殷墟各期的文化。
经“工程”专家组14C测年，殷墟文化四期年代跨度为，最早为公元前1370年，最晚为公元前1036年。“工程”专家组人员对武丁王元年已研究出结果，确定为公元前1250年。考虑到盘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总年数合理性，“工程”专家组认为以253年说较妥。
由周武王克商（伐纣）的1046年上推253年，则盘庚迁殷当在公元前1298年。为取便于记忆和计算的整数，定为公元前1300年。
接下来要叙述的，就是在“工程”中处于大厦基石地位的、至关重要的武王克商（伐纣）之年是如何推算出来的。
西周王国的崛起
殷商作为中国青铜文明的巅峰时期，奴隶社会已高度成熟，那成千上万片刻字甲骨和雄尊巨鼎，撩拨着后世人类的缕缕思绪，那恢宏如林的王陵和殉葬坑中的累累白骨，更促使人们去追溯3000多年前这个强大王朝的轨迹。这曾是一个光被四表，协和万邦，具有光荣与梦想的繁荣鼎盛的王朝。这是一个天地互为经纬，人鬼交相感应，智者明君贤相和莽夫昏君奸佞共存、腥风飘洒、血泪飞溅的东方大国。如同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有它的生老病死一样，作为在历史长河中显赫了5个多世纪的辉煌王朝，当传到纣王的时候，已是日薄西山，气数将尽，只待某日某时那震天撼地的崩溃之音轰然响起。
殷纣王，这个中国历史上几乎家喻户晓的最为臭名昭著的一代“名”王，原本是一位多才多艺、英武强健的帝王，但同时也是一个极端自负、目空一切的莽夫。在他执掌国政后，尚武轻文，好勇斗狠，酷爱美女，宠信奸佞，刚愎自用，嗜血成性。在朝歌城台上那歌舞升平和血雨腥风相互交织的迷雾与玄机中，殷纣王最终领略了近600年殷商社稷的绝唱。
据相关的史料和传说，作为商朝最后一个帝王的纣，执掌权柄后，恣意妄为，腐化堕落，恶贯满盈。他大造离宫别馆，在殷墟都城外的朝歌又劳民伤财建造了一个专门贮藏金银珠宝的高大的“鹿台”，在矩桥兴建了一个专门贮存粮食的仓库。为了满足自己寻欢作乐的欲望，他派人搜寻天下美女，贮存于自己的床前帐下，可谓妻妾成群，歌伎盈门，同时命乐师制作靡靡之音，日夜歌舞不休。更为甚者，他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命宫女歌伎们赤身**追逐其间，供自己和宠妾妲己开心取乐。他甚至荒诞到剖开孕妇的肚子，看胎儿在腹中如何养育的境地。当他听说一位老人不畏水寒，在天寒地冻之日敢在水中行走的趣闻，便命手下的酷吏把老人抓来，砍断其腿骨，看他与一般人有何不同……百姓怨声载道，诸侯众叛亲离。对此，商纣王非但不醒悟，反而变本加厉，制定了许多残酷的刑法，如“肉脯”，即把人杀了切成肉片晒成肉干；“肉醢”，即把人杀了剁成肉酱。还有“蛇坑”等酷刑，专门对付那些敢于指责他的臣子。最为残酷的是，他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种“炮烙”之刑，即把一个空心铜柱子烧得通红，然后将受刑人绑到铜柱之上，致使受刑人被烙焦而死，其状惨不忍睹。史载一位叫梅伯的大臣生性耿直，对纣王**和残酷的行为极为不满，曾冒死进言，结果纣王大怒，让一旁的卫兵把梅伯押上铜柱，准备施以“炮烙”之刑。朝廷的大臣在惊恐之中，一齐跪下替梅伯求情，在群臣哀怜声中，纣王才收敛了一点怒气。为不再让大臣们随便诽谤自己，也为了杀一儆百，纣王又命人把梅伯推出去砍掉脑袋，剁成肉酱，包成包子，用盘子盛上，分给每个大臣食用。从此，对于纣王的所作所为，满朝文武无人再敢轻易进言，只有重臣比干仍痴心不改，一连进谏三天。最后，纣王勃然大怒，厉声呵斥道：“你凭什么敢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说你的心有七窍，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什么样子。”于是，纣王惨无人道地叫人剖开比干的胸膛，把他的心掏出来，用盘子托着让大臣们观看。
鬼侯、鄂侯、西伯侯（姬昌）是纣王所封的著名的三公。鬼侯有一位端庄美丽的女儿，为讨好纣王，便将女儿进献入宫。想不到此女不喜****，而且对纣王的所作所为流露出极大的厌恶，这自然引来了杀身之祸。一天，纣王要与她寻欢作乐，她予以拒绝，纣王大怒，不但将其杀死，还杀了她的父亲鬼侯，并剁成肉酱。鄂侯见纣王滥杀无辜，出面极力为鬼侯的冤情争辩，纣王更为恼火，索性将鄂侯也一杀了之，并将其尸体砍碎，晒成肉干用来示众。
姬昌得知，不寒而栗，暗自叹息。不料走漏了风声，被纣王知道，便把他抓起来囚禁在羑里监狱欲令其死。姬昌的儿子伯邑考为了搭救父亲，带着珍宝求见纣王，纣王不但没有赦免姬昌，还把伯邑考一同抓起来问罪。后来，由于纣王的宠妾妲己调戏伯邑考不成，恼羞成怒，便对其谗言陷害。纣王大怒，命人把伯邑考杀掉，剁成肉馅，做成人肉包子让人给姬昌送去令其吃掉，为保住性命，万般无奈的姬昌不得不装聋作哑，将包子吃掉。纣王见姬昌吃了用自己儿子的肉做成的包子却不知晓，认为姬昌并非圣贤。不久，姬昌的大臣为营救姬昌出狱，在各处搜求美女、奇物、宝马良驹以献纣王。纣王见此，高兴之余，顺势赦免了姬昌，放其回到周原故地。
纣王滥施酷刑，诛杀无辜，堵塞言路，弄得庙堂之上人人自危，君臣之间离心离德。面对大厦将倾的危局，纣王不但不思悔改，反而穷兵黩武，不断用兵向外扩张。商王朝已是日暮途穷，面临着灭顶之灾。
与此同时，在沃野千里的黄土高原上却吹拂着和煦的春风——一个历史几乎与殷商民族同样古老的民族正在崛起。从先王弃开始的周族历经坎坷磨难，惨淡经营。在“重农慎狱，敬天保民”的旗帜和号令下，周族全体上下患难与共，休戚相关。同时，扶弱济困，主持公道，使周族赢得了众多方国的尊敬。周族的见贤思齐，求才若渴，又使四方人才趋之若鹜，纷纷来附。
被纣王囚禁了7年的姬昌大难不死，侥幸脱离虎口，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励精图治，开始了灭商的大计。他请来了大智大勇之才吕尚做他的助手，并尊称吕尚为太公望。姬昌于生前的最后7年，在吕尚的帮助下，第一年调解了虞（今山西平陆县东北）、芮（今陕西潼关西北）两国的纠纷，从而提高了姬昌在诸侯心目中的威望，自动来附者有40余国，使周族在政治、外交上取得了极大的优势。第二年，周出兵讨伐犬戎。第三年攻打密须。犬戎在周的北边，密须在周的西边。姬昌用武力征服了这两个商的属国，解除了后顾之忧，于是便放心大胆地开始向东方推进。第四年伐耆（今山西长治西南），第五年伐邗（今河南沁阳西北）。当周的东部小国相继被消灭之后，第六年伐崇，把战争推进到殷的心腹地带。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崇国被灭，最终使周族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势，并渐渐完成了对殷都离宫朝歌的包围。在这种情况下，姬昌审时度势，毅然决定把都城由岐迁至丰，为灭商做了最后的准备。遗憾的是，就在大功垂成之际，周文王不幸死去。继位的武王姬发继承父亲的遗愿，决心完成姬昌的未竟之业。
此时商纣王的荒**残暴日甚一日，域内域外烽烟四起，诸侯纷纷叛离，东南两处，刻无宁宇，殷商王朝的大厦已是风雨飘摇，几欲沉坠。
眼看伐纣的条件业已成熟，但武王还是没有轻举妄动，商王朝毕竟经营了数百年，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武王和群臣对面临的形势做了冷静、客观的分析后制定出正确的策略，首先把都城由丰迁到镐，积极做灭商的准备，然后率大队人马，东观兵于孟津，进行了一次军事演习和检阅。此时有800多个诸侯小国前来参加盟会，周武王赢得如此众多的盟国，深知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殷商的灭亡已为期不远了。
又过了两年，武王得知纣王更加昏庸暴虐，杀比干，囚禁箕子、太师疵，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最后连少师疆也抱着乐器连夜出逃。贤臣良将一个个离去，纣王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周武王认为时机已到，于是亲自率兵车300辆，勇士3000人，甲士45 000人，大举伐纣。周师从镐京出发，一路浩浩****向东推进，在殷商离宫朝歌郊外的牧野与前来援助的方国联军会合，并召开了誓师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武王以激昂凌厉的语气，愤怒声讨了殷纣王的主要罪恶，借此激发士气，鼓舞斗志，同时表达了奋勇歼敌、志在必得的信心和勇气。当殷纣王听到周军会师牧野、兵临朝歌的消息后，惊恐之中不得不从爱妾妲己的怀里踉跄走出，匆忙拼凑起17万人马，号称大军70万，亲自指挥，到牧野迎战。
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牧野之战开始了，周武王命令师傅吕尚率勇士数人前去挑战。只见吕尚如老鹰奋击长空，大有一口将纣王吞入腹中之势。随后，武王以精锐部队“虎贲（勇士）三千人，戎车（兵车）三百辆”为先导，如疾风暴雨般向商军冲杀过去。商纣王的军队原本就是以奴隶为主拼凑而成，平时受尽压迫和虐待，对殷纣王朝早已恨之入骨。在这种情形下，面对周军的凌厉攻势，商军不堪一击，随之在阵前哗变，纷纷掉转戈头，与押送他们的商兵头领厮杀起来。号称拥有70万之众的商军，顷刻间土崩瓦解。商纣王见大势已去，转身逃回城中，登上鹿台，眼望从四面潮水般涌来的周军，知道自己已无逃脱的可能，在弥留之际，对封宫官朱升说出了自己的后悔之言：“朕悔不听群臣之言，被谗奸所惑，今兵连祸结，莫可救解。朕思身为天子之尊，万一城破，为群小所获，辱莫甚焉。欲寻自尽，此身尚遗人间，犹为他人作念，不如自焚，反为干净。你取柴薪堆积楼下，朕当与此楼同焚。”朱升听罢，满脸披泪，不忍行动。纣王双目含幽，进一步说道：“此天亡我也，非干你罪。你不听朕命，反有忤逆之罪。当听朕言！”朱升听罢，只好寻些干柴于楼下，举火点燃。片刻，只见浓烟冲天，风狂火猛，作恶多端的商纣王于鹿台宫中自焚身亡。
周人及其友军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商都朝歌内的百姓满怀喜悦地迎接周武王的到来。灭商的第二天，周武王命人扫除道路，重整河山，举行了一次即位仪式，并隆重宣布：按上天旨意，周革殷命，政权更迭，当今是周家天下。自此之后，周为天下共主，一个新兴的王朝在华夏大地诞生了。
战鼓何时敲响？
武王克商无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次重大事件，这个事件标志着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建立，是无可争议的商周两个朝代的分界线，事件本身也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历史年代学课题。从年代学研究的角度看，这一分界线的推定，对其前的夏商而言，是其总纪年的起点，对其后的西周来说，可直接影响到列王年数的估算。因而这个定点的确立，被誉为整个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