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刚刚从战争的硝烟和炮火中摆脱出来的郑州人民，开始在废墟上建造新的家园。此时，郑州南小街小学一位叫韩维周的教师，于教课之余，经常到旧城四周新开挖的工地边转悠，目的是寻找地下出土的古物。当然，他寻找古物不是要做古董商，而是为了收藏和研究。

韩维周原为河南巩县马峪沟村人，早年就读于开封河南国学专修馆。毕业后，进入当时在开封的河南古迹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由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河南地方机关共同组建，委员长由河南省通志馆馆长张嘉谋担任，主任为李济，秘书长郭宝钧主持日常工作。成员有董作宾、关百益、刘耀、石璋如、赵青芳等人，其职责是负责河南地区的田野考古与文物保护工作。韩维周进入古迹研究会后，以技工身份多次参加安阳殷墟和豫北浚县大赉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的发掘，同时学到了一些考古和文物保护知识。抗战全面爆发后，韩离开研究会，到一个乡村小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到县政府任参议，后到郑州南小街小学任教，一度出任过郑州文物保护委员会委员等。

正是基于这样的条件和职业习性，他在课余时间，经常到离学校不远的旧城施工工地转上几圈，看有没有文物出土。也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发现了许多以前未曾见过的陶片，尤其在郑州烟厂工地，发现了大量成堆的陶片和器物。韩维周将这些陶片和器物收集起来，按自己掌握的知识分析研究，认为器物和陶片的出土点可能是一个商代遗存。如果真是商代的遗存，那就非同一般，说不定会产生第二个安阳殷墟——他知道，安阳殷墟是商代晚期的都城，大约为盘庚迁殷后的都城，商代早期都城或主要活动地点还没有发现。想到这里，韩维周不敢怠慢，便迅速向刚刚成立的河南省文管会做了书面汇报。

河南省文管会接到韩维周的报告，迅速派出安金槐、赵金嘏、裴明相三位专职文物干部赴郑州调查。当三人来到韩维周住室时，只见满屋摆着各种各样的陶片，活像个陶片博物馆。韩维周的见识和对文物保护的责任感，让三人大为感动。

调查结果表明，郑州二里岗与南关外一带确实是一处商代遗址。河南省文管会得到此消息，高兴之余又多了一份谨慎，为做到更有把握，分别把调查情况报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与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并请派专业人员前来复查。中央文物局和考古所接到报告，先后派专家到郑州做了实地考察，进一步证明二里岗一带遗迹是一处很重要的商代遗址，并认为这是河南甚至是整个中原地区继安阳殷墟之后，发现的又一处商代遗址，而且可能是比安阳殷墟更早的商代前期遗址。这一发现，很快引起了国内文物考古界的高度重视。

随着发掘的深入，相继发现了商代二里岗期的铸造青铜器、烧制陶器和制作骨器的各种作坊遗址。从遗址出土的陶制品种来看，这两处铸铜作坊之间似乎已有所分工。此外，还出土了一片类似安阳殷墟甲骨文的所谓“习刻文字”。这些商代二里岗期遗迹与遗物的发现，对研究郑州商代遗址的性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1955年秋天，郑州市城市建设局在郑州商代遗址东北部白家庄一带挖掘壕沟、铺设地下排水管道工程中，发现一片坚硬的夯土层和许多陶片。河南省文物工作队派安金槐前往调查，想不到这一查又发现了一条重要线索。

在人类没有发明烧制砖瓦之前，中国建筑的基本方法是夯土，亦称“版筑”。墓葬的回填土，也以夯砸实。所以，有经验的考古人员凡一见夯土，就知道不是夯土墙或夯土台基，就是墓葬了。至于陶片，则是历史的脚印，有了它们，考古学家们就可以依据其器型、纹饰等种种工艺特点，把大约一万年以来的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区分开来，并确认某一文化层属于哪一历史时期。因而，当安金槐看到夯土、陶片后，认为是一座大墓，遂率领考古人员就地开挖10平方米探沟，以考察遗址布局。出乎意料的是，只见层层坚硬的夯土、清晰的夯窝，却未见夯土边缘。

为摸清地下情况，考古人员开始改为探铲钻探。至1955年冬，已钻探出商代夯土东西长100多米，其东、西两端仍继续在延伸着。这时，安金槐与他的同事才意识到，延续如此之长的商代夯土，已不可能是商代大墓中填打的夯土了。

1956年春，安金槐等人在二里岗一带继续进行地下考古钻探调查。通过近半年的追踪钻探，惊奇地发现夯土层构成的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1700米，略呈南北纵长方形的遗址，原来是一座古老的城垣。且这个城垣遗址围郑州一圈，全长6960米，包含范围比郑州旧城还大三分之一。这是当时中国田野考古中发现的最早的一座商代城垣遗址。

1973年起，以安金槐为首的考古人员重新在郑州商城内进行全面考古钻探与试掘，以寻找商代宫殿建筑基址。通过两年多的努力，在面积约40万平方米范围内，普遍发现了范围大小不同的商代夯土基址建筑遗存。稍后，又在二里岗一带发掘出数十座商代大型宫殿夯土基址，并在宫殿区周围发现宫城夯土基址和水管道设施。稍后，在郑州商城内外发掘出一部分商代祭祀场地和祭祀后的窖藏礼器坑，并在窖藏坑内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青铜礼器。

早于安阳殷墟的郑州商城就这样被神奇地发现了，以北京大学教授邹衡为代表的考古学家认为郑州商城就是湮没于历史风尘中3000年之久——商朝第一个王——“商汤建都于亳”的亳都。

亚细亚的黎明

1955年，为配合黄河三门峡大坝建设，由国家组织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沿黄河三门峡段上游和渭河流域展开文物普查。当工作人员行至华县城西南、渭河支流西沙河东岸时，一个叫老官台的遗址引起大家的兴趣，通过表面呈现的文化现象可以看出，此处应为一处远古时代的遗址。1959年，工作队对老官台遗址进行田野考古试掘。在清理的两个灰坑中，出土了大量饰有划纹、绳纹、锥刺纹的夹砂粗红陶、细泥红陶、细泥黑陶和白陶等残破陶片。

经过对出土器物以及地层叠压关系进行研究，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时间早于仰韶文化。对此，考古工作者将渭河流域同一类型文化遗存命名为“老官台文化”。

1958年，甘肃省文管会组织的泾渭流域文物普查小组，来到天水市秦安县东北45千米处的五营乡邵店村外，在一个河道山坡上发现了部分属于仰韶文化晚期的遗迹遗物，认定此处“属于需要保护的文化遗存”。

1978年，甘肃省博物馆欲举办一次全省出土文物展览，缺少仰韶时期和更早的鱼纹彩陶。甘肃号称彩陶之乡，彩陶展览是重中之重，必须通过实际发掘搞一部分仰韶或更早的彩陶展出，才能服众。于是，经省文管会研究，派出一支由岳邦湖为首的省文物工作队赴泾渭流域进行调查、发掘。

当岳邦湖等考古人员辗转来到天水秦安县文化馆后，在仓库里看到了一组陌生的陶器，有黑宽带纹红陶钵、黑彩鱼纹红陶盆、光滑如新的彩陶罐等。经询问，几年前邵店村小学修操场、建围墙，挖出了一座古墓，墓中出土了一些陶器，有的被当地村民取回家养花种草，有的拿来喂鸡饲狗，剩下的一少部分被县文化馆干部韩永录收回保存。

岳邦湖当即意识到，这是寻找仰韶彩陶文化遗址的极其重要的线索。于是，由韩永录带领来到了五营乡邵店村外，收集到若干类似残破的陶片。经调查得知，这个地点就是1958年省文管会泾渭流域文物普查小组认定的“需要保护的文化遗存”所在地。

1978年8月，考古人员进驻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外大地湾古河道两岸进行发掘。随着各种彩陶器物的出土，考古学研究认定，此处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已发现的最早的文化遗址，与老官台文化年代相近，比广为世人所知的河南渑池仰韶村和陕西西安的半坡村遗址都要早。也就是说，这个遗址出土的陶器就是仰韶文化的祖先。随后，考古学家将这一支最为古老的彩陶文化命名为大地湾文化。

老官台、大地湾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遗址，安阳殷墟商代晚期的王都、王陵，这些遗址、王陵与王都的发现，以及出土的与之相关的数以千万计的甲骨文字、青铜、玉制礼器、陶器，无不证明着中国文化源远流长而又独立存在的事实。

驳斥中华文化西来说

安特生及其同道对中国的考古发掘成果视而不见，仍在鼓吹中国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中国的“中国文化西来说”。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斯塔尔等人编著，于1964年出版的《世界史》宣称：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晚于美索不达米亚，且是受后者影响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青铜器出现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炼铁技术是公元前1000年后从西方传入的。中国古代文明在商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商朝的年代为公元前1523年至公元前1027年，安阳地区出土的文物是唯一的物证。

对于外国人的这些观点，大多数中华儿女，特别是历史学、考古学家自然无法认同。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中期，曾参加过安阳殷墟发掘的中国考古学家梁思永、尹达等学者，专门著文就安特生所鼓吹的“中国文化西来说”进行批驳，但仍未消弭部分西方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的偏见。

另一位考古学大师李济，对西方学者的种族偏见、价值偏见更是给予了严厉批判。他曾在讲演中说道：“譬如讲到（中国的）年代，西洋人在选择两个可能的年代时，总要偏向较晚的一个。”例如武王伐纣的年代，“考古学家董作宾定在公元前1111年，而西洋人（以及少数中国人）一定要定在公元前1027年，一笔抹杀了较早的公元前1111年”。在周口店北京人的年代问题上，他们也是这样，“以便在讨论文化、人种和活动方向时，他们可以随意安排”。在安阳出土的青铜刀问题上，“一些美国的汉学家认为中国的铜刀子与北方的有关系，而在时代上，中国的比西伯利亚的晚。我相信这是他们把武王伐纣年代定在公元前1027年的主要依据。把中国拉下几十年，再把西伯利亚提早几十年，于是就可以证明中国文化是从他们那里来的了”。

然而，随着中华大地考古遗迹与各类遗物的发现发掘，特别是14C测年技术的发明与应用，彻底了断了中华文明是原生文明还是外来文明的争论。

14C测年技术是放射性碳素断代技术的简称。自1949年这项技术发明以来，已成为现代考古学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测定年代的方法。简言之，一切死亡的生物残体中的有机物，以及未经风化的树木、骨片、贝壳等，都可以用14C仪器测定出具体年代。学术界将这一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称为“放射性碳素的革命”。为此，它的创始人利比荣获了1960年诺贝尔化学奖。

随着14C测年技术在考古学界和地质学界广泛应用，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得以问世，它使全世界几万年来的历史事件和地质事件，有了统一的时间尺度。如北美洲的威斯康星冰期的曼卡托分期年代，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原认为发生在25 000年以前，后通过对冰期堆积层中提取的5种树木标本的14C测定，其年代只有11 000年左右。于是有科学家以此推断，“美洲的最初殖民，是在冰河北退后由亚洲经白令海峡迁移过去的，因为北美洲的这最后一次冰河的最后一个分期和欧洲北部属于一个时代，后者的年代曾被14C测年所证实。这个问题的解决，无论是对史前考古学还是地质学而言，都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大事”。

日本新石器文化的开始问题，有学者认为可以早到公元前3000年以前，但经过14C测年之后，发现要短得多。20世纪上半叶，日本学者大贺一郎在中国辽宁省大连市普兰店河畔一个古代沼泽泥炭层中发现了几十粒莲子，当时认为这个泥炭层可能属于第四纪更新世时代，在10 000年之前。后来大贺一郎曾设法使他得到的莲子发了芽，整个学术界为之轰动。因为历史如此久远的莲子居然在泥炭中埋藏万年之后还能发芽，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但后来经过14C的测定，大贺一郎发现的莲子不过距今1040年左右。在这个时间段之内，莲子发芽当然让人惊喜，但和以前认为的万年比起来，就不免让人感到有些失落的滋味。

1979年之后，仇士华领导的14C实验室开始大规模测验，几千个考古、地质年代数据被相继测出。如旧石器晚期文化问题，从前对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年代说法不一，大多数学者估计“距今十万年左右”，但经过14C测年，发现只有19 000年左右。对争论不休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仰韶、龙山、夏、商、周，以及之后的各代历史遗址中的含碳标本进行了大量的测定，建立起一个较详细的历史年代框架。而最令人瞩目的古代遗址测年如下：

老官台+大地湾文化：公元前6000年—公元前2800年左右

仰韶文化：公元前5000年—公元前3000年左右

龙山文化：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000年左右

二里头夏文化：公元前1880年—公元前1521年左右

郑州商城早商文化：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415年左右

安阳殷墟商文化：公元前1370年—公元前1036年左右

由于这些令人瞩目的成果，使中国不同地区的各种新石器与青铜文化，建立起一个时间关系的框架，同时也使中国的考古学，因为有了确切的年代序列而进入一个新的研究时期。

与此相关的是，经过世界不同14C实验室测验，当年安特生提及的土耳其斯坦安诺文化，时间为公元前4000年 公元前3000年，比之仰韶与一脉相承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晚了1000年 2000年。而所谓的美索不达米亚，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两河文明，最早的创造者是公元前4000年左右来自东部山区的苏美尔人。到了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在两河流域建立了众多城邦。所出土的众多遗物，14C测年也大体在这个年代——这一新的科学技术的应用，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让那些故意贬低中华文明的不怀好意者不得不闭上嘴巴，并放下傲慢的架子，承认自己以前的错误，还华夏文明与中国古文化一个公道。

亚细亚——太阳升起的地方，人类文明的发源地。

1995年，14C实验室首席专家仇士华，发表了《解决夏商周年代的一线希望》的论文。这篇文章就如何利用14C测年技术，结合其他科学研究，对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迷茫的夏商周三代纪年的年代推算问题，大胆提出了所具备的条件和成功的希望所在。一年之后，“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