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秋，安特生在周口店龙骨山的调查、发掘陷于短暂沉闷。有人告诉他，龙骨除了北京周口店一带出产，河南省地界也多得很，有人专门搜集、挖掘地下的龙骨卖钱。安特生闻讯，既惊且喜，立即派他的中国助手刘长山奔赴河南汤阴、洛阳一带调查“龙骨”的出土线索，并收集第三纪脊椎动物化石，同时让他注意有无石器时代的遗存。
这年底，刘长山结束调查返回北京，收获是：从河南农民手中买了大量的三趾马化石，以及600余件石斧、石刀等新石器时代遗物。刘长山满带自豪地对安特生说：“这些石器都是从一个村的农民那里买来的，这个村叫仰韶村。在那里，农民搜集了他们土地中所有我想要的遗物。”
安特生拿起几件石器仔细端详了一阵，顿时两眼放光，他对刘长山说：“我们已找到了亚洲大陆上第一个石器遗址，看来西方学者所说的中国没有发现石器遗址的时代应该结束了！”刘长山闻听自己弄来的东西竟如此的重要，激动得满面红光，连夜把调查经过与器物的详细来源向安特生做了汇报。安特生信心倍增，表示要亲自赴河南调查一番。
1921年4月初，安特生来到周口店，对可能遗存人类骨骸的几条山沟和洞穴再度进行一番调查，并选好几处发掘地点。4月18日，安特生离开北京，携助手刘长山来到河南渑池县，稍做休整，便前往离县城6公里的仰韶村考察。
在距仰韶村1公里的地方，横亘着一条峡谷，这条无名的峡谷后来由于安特生的到来而被世人所瞩目。在这个峡谷的北面，安特生惊奇地发现谷底红色的第三纪泥土明显地**着，并和一层满含灰土和陶片的泥土混在一起。凭着这些特征，他当即做出判断，这就是石器时代的堆积。安特生对谷底做了进一步的搜索，很快便在堆积物的最底层发现了一小块红色陶片，而且这块陶片被磨光了的表面居然清晰地绘有一方黑色的花纹图案。安特生几乎不敢相信，这些精美的彩陶和石器工具，居然会在同一地点！
这些古老的器物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昭示着一种尚不为人类所知的古代文明吗？
安特生怀着深深的好奇和困惑回到了北京，然后开始日夜琢磨和研究从仰韶村带回的古老器物。有一天，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份探索考察的报告，是美国地质学家庞帕莱于1903年和1904年在俄国土耳其斯坦安诺地区所进行的那次著名的考察经过，报告所载的彩陶图片令安特生眼睛为之一亮。这些彩陶的外表和仰韶村发现的彩陶竟出奇的相似！难道这两者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内在联系？安特生强烈地预感到，仰韶村的彩陶，有可能存在于史前时代！
同年秋天，安特生再也按捺不住心中涌动的**，在中国政府和地质调查所的大力支持下，他偕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组成一支训练有素的发掘队伍，对仰韶村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从安特生后来撰写的著名传记《黄土的儿女》中，可以看到这位欧洲科学家此时的心情——
在中国助手的陪同下，我于1921年10月27日到达仰韶村。这个地区不仅有如此丰富的地质遗迹，它早期历史的遗迹也让人惊叹不已。只要望一眼，你就会在这儿看到汉代的坟墓和出土的青铜器，而晚些时期的建筑和纪念碑群在北部的石灰岩上随处可见。更为醒目的一座古寺和两座古城堡，看上去都经历了和平时期的安宁和战乱时代的磨难。那一个个受尊敬的传说人物，在村落旁的路边立着的精美雕刻的石碑上可清晰地见到。我深深地感受到对这富饶、文明村落的虔诚和神圣崇拜，很难想象石碑下的早期伟人对我们努力探索这庄严神圣的史前遗迹是什么感受。在这里，我惊喜地看到，石器时代的村落发展和遥远的地质堆积物的发现，都将与我们所知的这地区早期人类历史活动链条般地衔接在一起了……
仰韶史前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尽管比法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美索不达米亚苏萨地区发现彩陶几乎晚了半个世纪，但它标志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田野考古学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开始。具有史前历史的彩陶的发现使上古中国的盛世时代，不仅仅是一个推测或近似怪诞的想象。
仰韶遗址发掘的资料表明，先进的农业社会包含的内容不仅与传说中的记载有关，而且与中亚的史前史有极其密切的联系。这些发现物打破了西方历史学家一贯认为的东亚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界外的神话，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次提醒西方历史学家，东西亚文明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是独立分开的。
仰韶遗址与出土器物，特别是彩陶的发现很快闻名于世，因为它在中国历史上是首次发现，按学术界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的遗迹的小地名为名”的原则，被命名为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其重要价值，使之很快闻名于世，安特生也因此获得了非凡的声誉。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学者，都公认仰韶遗址的发掘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源头，它不仅促成了中国的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诞生，而且还为中国学者带来了一套欧洲先进的田野发掘方法——这套方法在整个20世纪都被中国的考古学家们所沿用。
仰韶文化的发现使安特生惊喜异常，从根据仰韶文化使用陶器和磨制石器，未发现青铜制品和文字等特点判断，他认为其时代应当晚于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早于青铜时代，是一种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相当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一论断彻底否定了一些外国学者声称中国没有石器时代文化的观点。
至于这一文化的来源，安特生在一度的困惑和摇摆后，宣布赞同某些西方汉学家的“文化西来”的假设，即仰韶遗址所发掘的最有代表性的彩陶文化，其发祥地和源头可能在中亚，经新疆、甘肃一带，最后传到中原地区，并融入以陶鬲为代表的汉文化圈的本土文化之中。
1924年，安特生把这一观点正式写进他所著的《甘肃考古记》一书中，这一“文化西来说”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1934年，他在其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性英文著作《黄土的儿女》中，仍然坚持仰韶的彩陶制作技术是先在西方成熟后才传入中国的这一观点。
一时间，“中国文明西来说”甚嚣尘上，几乎成为世界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当然，这个观点随着另一个考古文化遗址——龙山文化，特别是后冈三叠层的发现，加之再后来的老官台、大地湾文化的发现，被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不过，这已是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半个世纪之后的事了。
吴金鼎发现龙山文化
1928年夏天，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吴金鼎，遵照此前的导师、考古人类学家李济的教导，借暑假的机会到济南四周进行考古调查。吴是山东安丘万戈庄人，早年就读于齐鲁大学，对齐鲁大地一往情深，很想找机会寻求故乡文明之根。这个暑假正是实现导师嘱托的难得的机会。
吴金鼎提着考古探铲出了济南城，向平陵故城和历城县龙山镇一带走去。当他来到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时，发现河边有一台地，台地不大，平面呈方形，西边与南边高出地面3米至5米。远远望去，很像一座古城残废的城垣，路沟边断崖的横截面，在阳光照耀下闪闪烁烁，一条数十米的古文化层带向远方延伸，文化堆积清晰可见。经仔细观察，断崖上有残存的灰土和陶片，这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此后，吴金鼎先后5次到城子崖实地考察，特别对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城垣之西、南两面断崖仔细观测，在城子崖下层发现了一种非瓷非釉、光洁美丽的黑色陶片。颇有意味的是，这种陶片总是与石器、骨器一同出土。此一非同寻常的现象，无疑向吴金鼎昭示，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地下埋藏着华夏民族的巨大隐秘。
吴金鼎不敢大意，很快写信将这一调查情况向他的老师、正在河南安阳殷墟率队进行田野发掘的李济做了汇报。李济闻讯，与甲骨学家董作宾一起赴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对遗址做了复查，认为吴金鼎所言极是。
在此之前，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尹达等中国考古学家，对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并不认同，只是苦于没有切实的证据加以推翻，想不到吴金鼎突然在黄河下游发现了完全不同于仰韶文化的黑陶，这是否属于一种新的文化？这个文化难道也是从西方传来的吗？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正是怀着对“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服气的心理，李济毅然做出了这个决定：实施发掘，收获一定不小，极有可能挑战或推翻安特生的“西来说”。
在得到自己服务的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同意和支持之后，李济迅速调集安阳殷墟发掘的大部分人马，挥师城子崖，开始了中国考古学史上又一个极具学术意义的重大遗址发掘。
李济率领考古队来到济南，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当地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对城子崖进行发掘。这一方式得到了山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自为考古发掘队筹集发掘经费，解决发掘中的困难。在各方努力下，城子崖遗址于1928年11月开始首次发掘。1931年，由另一位考古学家梁思永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收获超出想象。
城子崖遗址中所出土的文物与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型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城子崖最具特征的“蛋壳陶”，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已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顶峰，并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
除此之外，城子崖遗址还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与殷墟文化有着某种关联的卜骨和长450米、宽390米、基址10米的版筑夯土城墙。这一发现，正如李济所言：“替中国文化源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将成为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为学者们寻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强了信心。
后来，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著名学者编写的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公之于世，并认定叠压于东周文化层之下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由于城子崖遗址在龙山镇，随后将这一文化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遗址。
就龙山文化的最初命名而言，是泛指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但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这一命名已不适应考古学的发展要求。因为此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梁思永、尹达等考古人员，又在山东日照县两城镇发现了一个大型遗址，出土了数量巨大的黑陶，与城子崖属于同一时代但又有自身的特点。再之后，考古学家亦在河南、山西、陕西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黑陶遗址。
鉴于此，考古学界做出新的规定，凡发现以黑陶为特征的遗存，只要在陶器质地、形制、花纹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他方面也与城子崖龙山文化有所不同，则被划分出来，重新进行命名，如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当然，这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
夏朝都城在何处？
1959年春夏之交，已是72岁高龄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徐旭生带着助手来到豫西，对文献记载中的“夏墟”展开调查，从而拉开了实质性田野探索夏文化的序幕。
传统文献中，关于夏人活动区域的传说很多，总而析之，夏民族主要活动区域分布在晋南平原，汾、浍、涑水流域；洛阳平原，伊、洛、颍水流域；以及关中平原三个大区。徐旭生此行，选择了最有可能捕捉到历史信息的豫西作考察的首区。徐氏一行数人，在豫西这个既定圈子里来往穿行，每日步行20多公里，每当遇到大雨连绵，鞋子陷进泥中行走不便，徐旭生便干脆将鞋子背在肩上，光脚在泥泞中前行，分别对河南省登封县的八方、石羊关，禹县的阎寨、谷水河等古文化遗迹做了田野调查。
有一日，徐旭生和助手途经偃师县，准备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考古工作站落脚时，路过洛河边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子。徐旭生发现此处有些异常，便停下来四处转悠，以寻找心目中的东西。当他在村外转了半圈后，有一个正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感到奇怪，以为他丢了什么东西，便主动向前询问。
这一问，徐旭生乐了，他幽默地说：“丢了一件大东西，是一座城，几千年的一座城。”
农民不解，徐旭生解释说：“我是搞考古调查的，想在这一带看看有没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么的。”
农民听罢，不以为意地说：“陶片，我们这里多的是呢，还有完整的陶罐、陶盆，都是搞水利建设挖出来的。”
徐旭生大为惊喜，急忙对农民说：“好兄弟，你说的地方在哪里，能带我去看看吗？”
“中！”农民爽快地答应着，领徐旭生到了村东的一片田野。果然，徐旭生在这里发现了许多陶片，并且还捡到了一件完整的陶器。从遗留的陶片以及陶器的花纹、质地等特点判断，这是一处规模甚大的古文化遗址。
徐旭生对二里头遗址做了初步判断，立即回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将调查的情况告知了工作站的赵芝荃等人。大家一听很是振奋，决定第二天由工作站站长赵芝荃带领几名考古人员，随徐旭生赴二里头做进一步调查。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城西南约9公里处，西近洛阳城。就其位置而言，它南临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岳、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黄河，东有成皋之险，西有函谷崤函之固。其所处的河洛地带自古被称为中土、土中、地中，并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和“万方辐辏”之誉。传说自伏羲至周成王各代圣王皆在河洛地带膺图受瑞，并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由于武王曾在此处廷告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因而这里也是本来意义的中国。后来周公遵武王旨意在此营建洛邑作成王之都。
当赵芝荃等人随徐旭生来到二里头村外时，当地农民仍在田野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他们一行人来到农民们正在挖掘的一个水塘边，发现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待他们进入水塘的台阶，又看到塘壁上布满了陶器的碎片，用手轻轻一摸，这些碎陶片便“哗啦哗啦”地跌落下来。这个情景让赵芝荃等人兴奋异常，在以往的考古调查中，没遇到过这般激动人心的场面。如此丰富的文化堆积，如果不是古代的都城遗址，那又是什么？
离开水塘之后，徐旭生等人又在二里头村的四周做了详细调查，估计此遗址范围东西长3公里至3.5公里，南北约1.5公里。从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以及发现的遗迹、遗物看，这里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帝都。
按照徐旭生在后来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所言，他认为这里应是商汤时代的都城“西亳”。从文献方面做了论证后，徐旭生又补充道：“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尽管当时徐旭生对这处遗址做出的判断后来证明有误，但由于他的首次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数十次发掘，使二里头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它不仅成为学者们探索夏史和夏文化的关键所在，也成为探讨中国国家和文明起源无法绕开的圣地。
鉴于二里头遗址在考古学上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学术价值，赵芝荃等人回到洛阳工作站之后，很快向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打报告，请求率部移师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此后不久，河南省文管会也得知了二里头发现重大遗址的消息，并决定派队前往发掘。于是，1959年秋，得到批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以赵芝荃为首的十余人与河南省文管会派出的一个专门由女性组成的“刘胡兰小组”，几乎同时进驻二里头遗址展开发掘。
1960年，河南省派出的“刘胡兰小组”撤出了发掘工地。整个二里头遗址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只有中科院考古所下属的二里头工作队进行发掘。
经过半年多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已出现了考古学界所期望的曙光。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组夯土基址，夯土眼很明显，其中北面的一处基址长、宽各约100米，是这组建筑的主要部分。通过仔细辨别，可以肯定发现的就是一处宫殿基址。结合此前在四周发现的相当数量的房基、窖穴、灰坑、水井、窑址以及铸铜陶范、石料、骨料等遗迹、遗物推断，二里头遗址确实具有古代早期都邑的规模。一时间，二里头遗址发现宫殿的消息迅速在学术界传开并引起震动。
此后，在40多年的时间里，在赵芝荃、方酉生、殷玮璋、郑振香、高天麟、郑光、杜金鹏、张立东、许宏等几十位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下，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揭示出来。“所知范围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文化堆积甚厚，内涵十分丰富。”遗址的文化延续时间经历了相当长的岁月，粗略估计前后400多年。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在遗址中部发现的被称为第一、第二号两座宫殿基址，规模宏伟，气势壮观，颇有王者气象，“其平面安排开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仅从台基的面积来看，甚至可以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匹敌。如此规模庞大的宫殿基址，考古学家前后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才使其完整地重见天日。经研究者推断，这两座宫殿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在这一时期中，二里头文化进入了它最繁荣辉煌的鼎盛时代。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除大型宫殿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铜器和陶器。其玉器多为圭、璋、戈等礼器，这些礼器在整个玉器和礼器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开拓作用。而出土的青铜容器和武器形状之独特，皆为中国首次发现。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种类繁多，其选料之精、制作技术之高超、纹饰之精美，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从未有其先例，堪称国之重宝。
很明显，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规模、等级、规格乃至气势来看，这里曾经存在过都城已成定论。但有些遗憾的是，考古人员历40年的发掘，踏遍了遗址的四周，居然没有发现城墙，甚至连壕沟也没有发现，于是，有人认为这是一座无城之都。
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所以关于它的时代、文化性质、遗址性质等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
1962年，考古学大师夏鼐把此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之后又根据新的发掘进展，将这一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更加突出了二里头遗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此二里头遗址的影响更为提高和扩大，二里头文化成为考古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
随着二里头遗址蜚声中外，这个遗址的时代和具体是历史上哪个帝王所在都城的问题，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导致学术界对夏文化探索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有的认为是商都，有的认为是夏都，有的认为是一半是夏、一半是商，有的认为少量是夏、多半属商或商都。各种观点、各种主张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经二里头一、二、三、四期，到郑州商城文化之前，每两者之间都有人试图切上一刀，以作为夏、商的分界。从每一位操刀切割者的主张和观点来看，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接下来，简略叙述夏朝之后的商朝，以及与商朝甲骨文发现与历史嬗变之谜。
神秘的甲骨文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一种古文字，它们的作用就像远古的先民们“结绳记事”一样，是一种“记录文字”。当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未被认出之前，它只是被当作不值钱的药材出现在药店。而这些古文字被确认之后，天下震惊，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纪元由此开始。
关于谁是发现甲骨文的第一人有不同的说法，但学术界公认王懿荣是鉴别和认识甲骨文的第一人。
王懿荣，山东福山人，字正儒，号廉生，生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一个官宦世家。他的父亲曾以兵部主事由京城回家乡办团练，受到皇帝的嘉奖，赏戴蓝翎，加员外郎衔。王懿荣长大成人后，曾先后出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其人“嗜古，凡书籍字画，三代以来之铜器印章货泉残石片瓦，无不珍藏而秘玩之”。因为收集和研究了许多古代文物，又曾与当时著名的金石学家陈介祺、潘祖荫、翁同龢、吴大澂等人一起切磋学术，在金石文字方面有深厚的造诣，才奠定了他后来看似偶然、实为必然的甲骨文划时代的伟大发现。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秋，时任国子监祭酒（相当于皇家大学的校长）的王懿荣得了疟疾，用了许多药仍不见好，京城里有一位深谙医理药性的老中医给他开了一剂药方，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王懿荣派家人到宣武门外菜市口一家老中药店达仁堂按方购药。药买回来之后，王懿荣亲自打开药包验看，忽然发现“龙骨”上刻有一种类似篆文的刻痕。凭着金石学家对古物鉴定的敏锐，他立刻意识到这颇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种很早的古文字，其刻写的时间要早于自己所研究的古代青铜器上的文字。这个意外发现使他兴趣大增，于是又派人将达仁堂中带有文字的“龙骨”购买回来，加以鉴别研究，同时注意在京城收购。不久，山东潍县的古董商范维卿又携带这种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进京拜见王懿荣。王懿荣一见视若珍宝，将此物全部收购下来。此后，又有另一位古董商赵执斋也携甲骨数百片来京，被王懿荣认购。这样在不长的时间里，王懿荣就收购了有字甲骨约1500片。
范维卿本是一位农民出身的古玩商贩，在山东潍县浮烟山北麓一个丘陵小庄世代居住，兄弟五人，他排行老二，人称二哥。他的经营方式是：四处周游，搜求古物，边收边卖。后来渐渐蹚出了自己的路子，将收到的古物主要贩卖给天津、北京的达官贵人和文人世家，尤以端方和王懿荣为主。由于河南安阳、汤阴一带经常有青铜器出土，范维卿便经常到此地收购。
1899年，范维卿再次来到安阳寻找“猎物”，由于久收不到青铜器，在闲转中闻知龙骨能入药，便顺手收购了一批龙骨，送到了北京的药铺卖掉。接下来便有了王懿荣因病到药铺抓药并发现甲骨文的故事。
据当代青年学者邓华考证，王懿荣在发现甲骨文后，曾亲自到药铺问过货源来路，并叮嘱药铺掌柜：“若潍县古董商范某再来，必为引见。”按邓华的说法，1899年夏天，范维卿又去北京送龙骨，遂被药铺掌柜引荐到王府，范氏与王懿荣的相识或许缘始于此。
当王懿荣看到范维卿带来的一批刻有文字的甲骨后，兴奋异常，当场指认上面一些近似钟鼎文的字体给范氏看，范维卿才恍然大悟，想不到自己顺手搞来的破烂骨头竟是很有价值的古董。
真相初露
王懿荣在得到甲骨并发现了上面的文字后，是如何鉴别“审定为殷商古物”的，后人难以知晓。有人撰文说王懿荣是受《尚书·多士》篇中“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启示，并结合对周代青铜器上的篆籀文字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这个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尚难确定，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王懿荣以及后来的甲骨文研究者，都普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即对中国古文献的博学和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精深造诣，而这些正是甲骨文学者们取得成功的前提。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后来所说：“在智力的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阶段，并遵循着某种规律性。19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还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1899年发生的事是有长期的学术准备的。”斯言甚是。
甲骨文被确认之后，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王懿荣不仅是确认甲骨文的学术价值，并定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他开甲骨文研究的先河，也拉开了商代历史研究、确认的序幕。
然而，就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王懿荣搜求千余片甲骨，准备着手深入研究之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为国子监祭酒兼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面对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自感无力回天，愤而投井自尽。
王懿荣与他刚刚开始的新事业诀别了，甲骨文研究的命运也面临着是生还是灭的又一轮抉择。所幸的是，由于刘鹗的及时出现，才使甲骨文研究的历史按照王懿荣的愿望走了下去。
刘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曾以所著《老残游记》闻名于世。早年的刘鹗精算学、水利，又懂医术，性嗜金石、碑帖、字画及善本书籍。曾在上海行医，后弃医经商，但尽蚀其本。光绪十四年（1888年）黄河于郑州决口，著名金石学家、河督吴大澂率民众治理，但久不奏效。第二年，刘鹗投效于吴大澂的门下，决心以己之长治理黄河。由于刘鹗的积极参与，泛滥成灾的黄河郑州段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刘鹗本人因治河有功，被朝廷任命为山东黄河下游提调，相当于知府的官衔，从此声誉大起。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时候，刘鹗正在北京候补知府。他是吴大澂的学生，也涉猎于金石学，与王懿荣经常往来，后来成为至交密友。王懿荣殉难后，他极为悲伤。当时王家为了还债，就把王懿荣生前收藏的甲骨大部分折价转让给了刘鹗。
自得到王懿荣遗留的甲骨之后，刘鹗开始广泛搜求甲骨，他委托一位古董商奔走在昔日的“齐鲁、赵魏之乡”，用了约一年的时间，收集到约3000片，另外又派自己的儿子到河南一带去收购甲骨，不长的时间就收集了近5000片。
刘鹗收购甲骨，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收藏和把玩，其根本目的是学术研究。1903年，他将自己收集到的甲骨进行整理分类，拓印了1058片，分成6册，以“抱残守缺斋”的名义拓印，从而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甲骨文的书籍——《铁云藏龟》。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书虽然印刷不够精细，拓本也有些漫漶不清，但它毕竟为中国的甲骨文研究提供了第一部书面资料，更重要的是为甲骨文研究者开阔了视野，开创了奠基性的学术道路。同时，也标志着甲骨文研究开始从以收藏为主的书斋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
在刘鹗开始搜求甲骨时，就很想知道甲骨的出土地点，因为只有搞清楚这些古物的出土地，才能最终揭开甲骨文字的奥秘。但收购甲骨的古董商人唯利是图，唯恐将甲骨的出土地泄露后断了自己的财路，便谎称甲骨的出土地点为河南汤阴或汲县，对真正的产地安阳却守口如瓶，从不泄露半字。在当时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情况下，古董商的谎言使甲骨收藏者信以为真，王懿荣至死也没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点，并有“河南汤阴、安阳，不甚具体”的感慨。而天资聪颖过人的刘鹗也对古董商人的谎言深信不疑，在其发表的专著中称甲骨的出土地为“河南汤阴县之牖里城”。
《铁云藏龟》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收购和研究甲骨成为一时风尚，流风所及，刘鹗的“汤阴说”成为甲骨出土地的主要依据，这个说法不仅误导了中国人，就连日本人也受到了蒙蔽。但假的毕竟是假的，伪装总要剥去，狡猾的古董商人编织的谎言最终被戳穿，而戳穿这个谎言的不是别人，正是商人们自己。在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的劝诱下，古董商人终于吐露了真言。
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曾做过清朝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官。他精通国学，后来与日本和欧美的汉学家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使他在金石学、文字学、文献学等方面都成为不可多得的集大成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之一。当然，一般人对他的认识，更多的是从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中，他为清王室复辟忠诚而执着的努力中得知的。
罗振玉年轻时在刘鹗家当过家庭教师，以致后来他把长女罗孝则嫁给了刘鹗的儿子刘大绅。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罗振玉才得以于1902年某日在刘鹗家中见到了从王懿荣府中转购来的甲骨。出于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和超前的思想意识，罗振玉极力鼓舞刘鹗将其所藏甲骨拓印出版，并亲自为其所藏甲骨文进行墨拓。他曾满怀感慨地说：“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在罗振玉的鼓动和亲自示范下，刘鹗的《铁云藏龟》才得以拓印出版。付印之时，罗振玉还专门写了一篇序言，认为，甲骨上的文字与篆书“大异”，其为史籀以前之古文字无疑。为此，“龟与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确证”。
《铁云藏龟》的出版，使甲骨文由“古董”一跃而变为可资研究的重要历史史料。可以说，刘鹗在甲骨学研究史上的功绩，与罗振玉的提示及帮助是分不开的。
罗振玉接触到甲骨文后，对于出土地点也轻信了古董商的谎言，认为在河南汲县和汤阴一带。由于没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研究受到了很大局限，并出现指导思想上的某些混乱。罗振玉在1903年还认为甲骨文是“夏殷之龟”，把此种文字的时代确定为夏、商两代。直到1908年，罗振玉经多方探寻，才得知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正如他在后来的著述《殷墟古器物图录》的序言中所说：“光绪戊申予既访知贞卜文字出土之地为洹滨之小屯。”1910年，罗振玉再次询问来自河南的古董商，进一步证实了甲骨的出土地“在安阳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
撞开殷商王朝的大门
随着甲骨出土地点被确认，以及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对甲骨文所在时代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罗振玉修正了自己之前认为甲骨是“夏殷之龟”的观点，而确认为是商代之物。
也就在这一年，罗振玉应日本学者答林泰辅约请，写了著名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此时的他已释读出一定数量的甲骨文单字，并“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在这部著作的“序”中，罗振玉进一步考证小屯村为“武乙之墟”。
1911年2月，罗振玉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了50天，不仅弄清了甲骨所出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1.2万多片，分两次通过火车运往北京。
1914年，罗振玉通过对大量甲骨的进一步研究，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此地为“武乙之都”，并在新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又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宣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1916年3月30日，从日本归国的罗振玉由上海赶赴安阳做实地考察，从其后来的著作《五十日梦痕录》中可以看到，罗振玉上午9点左右到达安阳并住进入和客栈，吃完饭，立即找了一辆车子去小屯。他在出土甲骨最多的地方做了实地考察后，还顺手捡了一块古兽骨和一捧无字甲骨——这是甲骨学者第一次将足迹印在古老的殷墟之上。有了现场勘察的实践经验与历史记载的沟通，甲骨文的释读开始有了突破性进展。
罗振玉回京之后，学者们不仅通过古董商，而且派人直接去安阳小屯收集甲骨，从而减少了甲骨资料的损失，并扩大了对甲骨文的搜求。
罗振玉除了考证其地为殷代晚期都城外，还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名做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相同。他在1915年发表、1927年增订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总共释读了561个甲骨文单字，指出商王名号22个，外加示壬、示癸两个先公名号，并发现了王亥之名，这项成果成为他对甲骨学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
在此基础上，罗振玉还开始注意对整条甲骨文卜辞的通读，并提出了著名的“由许书（指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上溯古金文，由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治学方法。这个方法成为后来甲骨文研究者的重要法宝。罗振玉从1906年开始广泛地购藏甲骨，直到1940年去世，先后收藏甲骨达3万多片，并加以刊布和研究。由他编著的《殷墟书契前编》以及后来的《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和《殷墟书契菁华》，是殷墟正式发掘前零星出土甲骨的重要集录。正如甲骨学者王宇信所言，罗振玉的研究成果，“为有清一代‘小学’之一总结，它标志着以《说文》为中心的‘小学’的结束，代表着一个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新学科正在升起，并为后来甲骨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
如果说罗振玉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殷商的历史之门显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人得以窥视庙堂之间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3000年的殷商王朝的历史之门彻底撞开了。
王国维，字静安，号礼堂，又号观堂。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他7岁入私塾就读，16岁考取秀才。1898年2月，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时务报》谋求了一份司书、校对的差事。
在上海期间，王国维结识了罗振玉，不久即到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并于1900年去日本留学，由此扩大了他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眼界，罗、王的师生加兄弟之谊因此建立。1906年，罗振玉奉学部之命北调京师，王国维与之同行，其后的8年，罗、王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在此期间，王国维曾出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身边的“南书房行走”等职。
王国维早年对学术研究的兴趣相当广泛，自1902年在南洋公学虹口分校任职时起，便开始研究西方哲学，主攻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并努力将学到的新思想用于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王国维留给后人的《观堂集林》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文学、诗词、戏曲等都做过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他撰写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都是盛极一时、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宣告灭亡。不久，王国维随罗振玉携家眷东渡日本京都避居。在此期间，王国维开始了研究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的学术生涯。由于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自身的勤奋学习，以及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和论证方法，加上罗振玉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同时又有罗振玉所藏的大量图书资料、甲骨文字、古器物及其拓片可以利用，所以在京都的几年间，王国维在古文字特别是甲骨文的研究上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他日后的顶峰之作铺平了道路。
1916年，王国维从日本京都归国，受聘为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编《学术丛编》，并继续从事甲骨文字、金文及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研究。1917年2月，王国维撰成盖世名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同年4月，又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在此之前，尽管罗振玉于1915年刊行的《殷墟书契考释》，已指出了卜辞中商王名号22个并发现了王亥之名，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整个商王室世系从整体上加以研究，也未能找出其他资料加以论证，从而使殷代王室世系真正被确认下来。这个遗憾和空白最终由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予以填补并发扬光大。
王国维首先突破了罗振玉的局限和框框，将卜辞对照的文献范围，由《史记》一书扩大到《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世本》《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并扩大到铜器铭文的范围之中。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使他成功地发现了《史记》中误记或以通假字记载的一些殷商先公先王名号。在这两篇论文中，王国维从卜辞中考定殷代先公先王帝喾、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13人的姓名及前后顺序，证实了历史记载的殷代王室世系的可靠性。
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稿初成之后，王国维即寄给罗振玉，请其斧正。罗振玉读罢，神情为之大振，惊为旷世之作。他在给王国维的回信中写道：“昨日下午邮局送到大稿，灯下读一过，欣快无似。弟自去冬病胃，闷损已数月，披览来编，积疴若失。忆自卜辞初出洹阴，弟一见以为奇宝，而考释之事，未敢自任，研究十年，始稍稍能贯通，往者写定考释，尚未能自慊，因知继我者必在先生，不谓捷悟遂至此也……”从信中可见，罗振玉惊喜之情溢于言表，而王国维得到复信后，同样是“开缄狂喜”。
经过王国维研究考订，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因此，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其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19年来最具重大价值的学术论文，为甲骨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划时代贡献。
甲骨文的研究虽不是自王国维肇始，但利用考古学上的新材料与旧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相互验证，即用地下文物和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阐明殷商历史的真相，走上科学治史的道路，则由王国维启之。正是有了王国维这位旷世奇才的开创性功绩，殷商历史的大门才轰然洞开，湮没3000年的秘密得以揭开，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的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当年王国维曾用宋代晏殊、柳永、辛弃疾等人的词句，来表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的三种境界，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正是王国维在学术和人生之路上的追求。
关于王国维的功绩，正如另一位甲骨学研究大师郭沫若所做的评价：“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从而“抉发了3000年来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疑古风潮大行其道的当时，王国维能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确是一部信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由疑古派造成的古史空白。由此可见存于周秦之间的古代传说，并不是毫无根据。
殷墟之谜
继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之后，随着国内外收藏家、金石学者以及达官显贵、儒林雅士的重金索求，安阳小屯有字甲骨价格暴涨，一路狂升，竟达到了一个字二两银子的价格。由此，盗掘掠取甲骨，便成为当地村民尤其是古董商人牟取暴利、发家致富的重要途径。
短短的十余年间，安阳小屯等地的甲骨被从地下一批又一批地掘出，又一批又一批流散于民间和市场。盗掘的狂潮使价值连城的甲骨遭到极大破坏和损失，安阳殷墟遗址也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许多具有科学考察价值的遗存被破坏，与甲骨共出的大量殷代遗物同样遭到毁坏和流失。更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外国人的染指，许多有字甲骨和文物流失海外，难以回归。
在这紧要关头，随着与地质学、生物学密切相关的西方田野考古学，经安特生等人在中国的示范和传播，一批思想敏锐的中国学者，很快接受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方法，成为中国田野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实践者。
为获得更多的研究商代历史的文字资料和其他实物资料，更加全面地了解殷商都城及政治、经济、文化面貌，同时也为了尽快制止这批宝贵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流失和劫掠，对殷墟的保护和以科学考古手段进行发掘，成为学术界的当务之急。
1928年5月，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五四运动”学生北平游行总指挥，北大毕业后留学英、德等国七年的“黄河流域第一才子”傅斯年出任该所所长。
当时史语所尚处于筹备阶段，傅斯年就决定派河南南阳人董作宾（字彦堂），到安阳殷墟甲骨的出土地进行实地调查。当时，这个决定遭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尤其是以罗振玉为首的大部分金石学家认为，经过30年对甲骨的搜集，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发现，再进一步搜集是徒劳无益的。傅斯年与罗振玉等人的看法恰恰相反，并坚持己见。于是董作宾于1928年8月12日到达了安阳。
董作宾到达安阳，首先访问了当地几位士绅，包括彰德府中学校长、古玩店老板、以伪造甲骨但不认识甲骨文字而出名的蓝葆光等。通过访问，获得了大量关于甲骨盗掘、贩卖及贩卖渠道等情报。
此后，董作宾由一个向导带领，来到城西北的花园庄和小屯访问。据董作宾在报告中称：
花园庄有一私塾，塾师阎君金声，招待余等人舍，颇客气……余则私询儿童，有拾得甲骨上有文字者否？初见，不敢言。继有一儿，由抽斗取出一片，小如指甲，上有二三残字，予给以当百铜元一枚。他生皆窃出，归家取之，共得五六片。阎君归，亦取来二三片，云是小儿捡得者，与钱二百，小儿欢跃以去。由学塾出，乃赴小屯村北，寻求甲骨出土地点。经小屯到村北，遇一少妇，询曰：“汝村中小儿女，曾有捡得田中龟版龙骨，上有文字者乎？如有，可将来，予买少许。”妇曰：“客或有之，姑少待。”旋取出甲骨一盘，中有碎片数十，皆有文字，且一望而知非赝品，付洋五毫。顷刻间，男妇老幼麇集，手掬碗盛者，环列求售……村人云，古董商时常来收买，能出高价，惟不要碎者。今之小块，盖土人发掘时所弃，而为小儿女拾得者也，故贬价售之……以铜元十枚之酬金，请霍氏之子女为向导，引余等至甲骨出土之地。地在洹水西岸，为一沙丘，与罗氏（振玉）所谓之棉田，张君所谓有禾稼之土迥异。岂彼等所至非此地耶？然此地有足作证据者，一为新近土人所发掘之坑十，一为予在坑边捡得一无字之骨版也。
通过调查得知，小屯地下埋藏的有字甲骨，并不像罗振玉等人所说的那样已被挖尽，而从当地农民盗掘甲骨留下的坑痕看，殷墟规模庞大，地下遗物十分丰富，进行科学的考古发掘是必要的，且意义十分重大。鉴于此情，董作宾立即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写了报告，并拟定了初步发掘计划。
接到董作宾的报告，傅斯年颇为惊喜，决定立即在小屯进行初步发掘。经与中央研究院总部多次磋商，成功得到了1000块银圆经费，这笔经费在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已是相当可观的数目。正是凭着这笔经费，由董作宾组织的6名考古队员，携带购买的测量、摄影及其他必需的物品，于1928年10月7日到达安阳，开始对小屯实施发掘。这是继瑞典人安特生将田野考古学在中国成功示范14年之后，由中国学术机关第一次独立进行的田野发掘。此次以寻找甲骨文为主要目的的发掘，不仅是殷墟科学发掘的开端，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
发掘工作前后进行了24天，共掘得40个土坑，揭露280多平方米的面积，掘获石、蚌、龟、玉、铜、陶等器物近3000件，甲骨854片，其中有字甲骨784片。董作宾作为这次发掘的负责人，手抄有字甲骨392片，并做了部分考释，这个成果与他前期的调查报告，共同在后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的《安阳发掘报告》上作为第一篇文章刊载。这篇文章的发表，不仅结束了旧的古物爱好者“圈椅研究的博古家时代”，更重要的是，为有组织地发掘著名的殷墟遗址铺平了道路。
1929年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聘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时为台湾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李济为考古组主任，并主持安阳殷墟的第二次发掘。
接到傅斯年的任命，李济立即赴开封和正在那里的董作宾见面协商发掘事宜，并预测下一步可能取得的成果。在阅读了董作宾撰写的报告，相互接触交流的基础上，李济对殷墟遗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即做出三个方面的设定：
一、小屯遗址明显是殷商时代的最后一个首都。
二、虽遗址的范围未确定，但有字甲骨出土的地方一定是都城遗址的重要中心。
三、在地下堆积中与有字甲骨共存的可能还有其他类遗物，这些遗物的时代可能与有字甲骨同时，或早或晚，当然要依据埋藏处多种因素而定。
根据以上设定，李济制订了第二次小屯发掘的计划并很快付诸实施。在董作宾密切配合下，李济率领考古队于1929年春季和秋季分别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发掘，陆续发现甲骨3000余片，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绩。
就在李济率考古队于1929年10月7日再次来到安阳殷墟开始第三次发掘，考古人员踌躇满志，热情高涨，渴望一举揭开商王朝的隐秘之时，却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导致发掘工作不得不暂时停止。
事件的大致起因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发掘之初，曾与河南省政府商定，所获甲骨器物暂存安阳中学。但考古队为研究方便，于第二次发掘之后，将部分甲骨和器物从安阳中学取出运回了北京。这个消息很快被安阳中学校长报告给河南民族博物院院长何日章，深受旧式挖宝思想影响的何日章听罢大怒，立即将此事直接呈报给河南省督军韩复榘，并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不利于李济等考古人员的坏话。韩复榘本是个粗人，一听说河南地盘的宝贝被北京方面的人拿走，当场下令：“河南是咱们的地盘，要挖宝，不用他们，咱自己来。”
有了韩督军的指令，何日章如同拿到了尚方宝剑，很快率领一干人马杀奔安阳小屯开始挖掘起来，同时勒令李济等外省人“立即收摊回京，不准在此随便盗抢宝物”。如此一来，堂堂的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员成了盗宝者，而河南民族博物院的一干人马却成了捍卫真理的卫士。冲突自然是不可避免了。双方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争执双方各给自己的上司拍发电报，寻求支持。李济宣布发掘暂停，考古人员就地待命，自己与董作宾匆匆赶回北京，将发生的具体情况向傅斯年做了汇报。
鉴于已造成的矛盾与冲突，傅斯年不得不全力斡旋，力争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最后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出面呈请国民政府，打电报给河南省政府，请其继续保护和配合中央研究院的发掘工作，并让何日章无条件地停止挖掘，以免造成破坏。经过反复协商，双方终于达成了几条协议，大致内容是中央研究院在发掘的同时，应注意维护地方政府的利益，所获古物双方共同拥有等，一场冲突遂告一段落。
仰韶—龙山—殷商
1931年，殷墟开始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发掘。此时的发掘队员增加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学者。在李济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分为五个区，每区由一位受过训练且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发掘。就在这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从实践中摸索出辨认版筑夯土的规律，这一点对于古代建筑多是夯土结构，而不是砖石结构的中国考古极其重要，对后来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发掘的五个区中，最令人瞩目也最让后代考古学者称道的是后岗村的发掘。这个工地的主持者是杰出的考古学家梁思永。
梁思永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人物梁启超的次子，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然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夏季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同年秋，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其间，转道通辽入热河进行考古调查。1931年春将黑龙江昂昂溪发掘报告写成后，赴安阳殷墟主持后岗区的发掘。
由于梁思永是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学者，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都比其他学者更胜一筹。发掘中，梁思永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按照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这便是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小屯、龙山和仰韶三种文化的堆积关系”。
这个方法一直被后来的考古学者当作圭臬沿用至今，其意义的重大已超出了殷墟发掘本身，它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就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而言，梁思永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1931年那个明媚的春天，梁思永于殷墟后岗主持发掘时，首次在中国大地上运用标准的考古学手段，依照后岗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色，对地层进行划分，以超凡卓绝的天才，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以一定的顺序叠压在大地深处，安然地度过了几千年人类的生命年轮。这个重大发现，令以梁思永为代表的考古学家想起了安特生搞出的那个“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悬案。
很明显，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山东章丘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带着这个疑问，梁思永在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发掘时，将殷墟和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做了比较，发现两者基本相同。
当他回到安阳殷墟后，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同乐寨又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
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后岗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三叠层，是按先后存在的时间顺序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先有仰韶文化，再有龙山文化，再有殷商文化。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时间框架，使死去的文明转世还魂，使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流动起来，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大动脉。此举正如李济所言：城子崖的发掘使“小屯与仰韶的关系问题，渐次扩大为小屯、仰韶与龙山（城子崖）的关系问题”。而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与确认：“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这一发现，为推翻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梁思永首次提出的仰韶—龙山—商文化的承接性历史框架，解决了中国文明史重大旧问题的同时，也滋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这三个独立的文化系统并非紧密相连，环环相扣，中间尚有大的缺环和空隙，那么什么样的文化能连接和填补这些缺环与空隙呢？
1932年春，安阳殷墟进行第六次发掘，考古人员很快发现了殷墟宫殿基址。这个发现，无疑较单纯地发现甲骨更具科学考古价值。因为有了宫殿的出现，就进一步证明殷墟作为都城的可能性，这是甲骨文发现之后，又一个破天荒的突破。
从这次发掘开始，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由单纯寻求甲骨和器物，渐渐转变到揭示和研究宫殿基址上来。由于这些宫殿是在很长时期内陆续建造而成，旧的毁弃后新的又得以重建，前后交叠，已看不清原来的布局。随着发掘探沟与探方的展开，殷墟的神秘面纱才被一层层揭开。
1932年秋到1934年春，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等学者，又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发掘。这时考古学家的目光转向洹河北岸侯家庄的西北岗，并在这一带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王陵之所在从未见诸史书记载。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这时胸有成竹的考古学家们已经不再是局部试探，而是拥有了大面积揭露的胆魄，每天用工最多达到了500人。一连发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的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发掘的大墓规模宏伟，虽经盗掘，丰富的出土文物仍举世震惊。
1936年，继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127号商代灰坑中，共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不仅因为发现带字甲骨数量惊人，更重要的在于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组卜辞，这对于研究各组卜辞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比起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在学术价值上显然更高一筹。
1937年春，考古学家石璋如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发掘。到夏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殷墟发掘至此停止。
自1928年起至1937年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人员于10年间在河南安阳殷墟陆续进行了15次发掘，共获得甲骨24794片，虽然数量仍然和殷墟发掘前期流散于社会者不能匹敌，但由于是科学发掘所获，与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价值。
安阳殷墟所经历的10个年头的发掘，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在当时社会环境极不安定、土匪肆虐横行、发掘工作时常需要武装士兵保卫的恶劣政治环境中，殷墟发掘仍然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中国古史上伟大的商代文明由此显耀于世，并为全世界人类所广泛瞩目。
殷墟15次发掘的大部分文物、资料，于1948年底随史语所人员运到了台湾，存放于台北南港“中研院”史语所文物陈列室。从此，殷墟的资料和研究人员天各一方，难以团聚。后来，在中国台湾的殷墟发掘资料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主持整理，先后出版了《小屯》《侯家庄》等多卷本考古报告集。
1950年始，殷墟重新恢复了系统的科学发掘，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发掘了王陵区内著名的武官村大墓。随后，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安阳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保护区范围内，田野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一直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成果出现，并最终在洹河北岸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实现了殷墟发掘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殷墟从发掘之初，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商代社会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诚如李济所言：“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安阳发掘的结果，使这一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对大量的早期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在满怀热情和坚毅勇敢地从事任何这样一种研究工作之前，恢复这种对历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许，正是怀有这样一种信心，商代前期的都城又一次浮出地面。
商朝第一都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