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叶捷和张森水在理性上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还是认为要对仰木道之提供的线索慎重考虑，在尚未被事实证实之前，谁也不好轻率地予以否定。因此，叶捷和张森水将这一情况如实向中国科学院做了书面报告。

1996年5月3日，中科院决定由地球物理研究所对线索地点进行“地表探测”。5月8日，探测仪器发现异常体，深度约1.5米到2.5米，厚度、宽度均为1米，长度方向占6个测点，约3米。于是，中科院决定对“匿藏点”实施发掘。

6月3日上午，日坛公园古松下的发掘拉开序幕。遗憾的是，下挖至2.8米，掘出的全是细黄砂岩，没见一件埋藏物。而此前探测的所谓“异常体”，经检测，不过是一堆由特殊分子结构而形成的碎石而已。于是，发掘工作只好停止。

历史，再一次开了一个玩笑。是喜剧？闹剧？还是恶作剧？这个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重大秘密”和临终遗嘱，究竟是发自心底的善意忠告，还是病榻上的神经质幻觉？抑或是对中国人故意的调戏与嘲弄？除了那个死去的日本老兵，恐怕谁也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不是尾声

为继续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这一人类至宝，北京市房山区政府成立了寻找“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工作委员会，通过各种方式在全世界展开宣传和搜寻。

2005年1月的一天，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一条线索，大意是：河南偃师山化乡牙庄村一个姓李的农民，说自己手里有确凿的“北京人”头盖骨线索。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工作人员立即与这位李姓农民通了电话，想询问具体情况。但这位李姓老兄神秘兮兮，只吞吞吐吐地说线索证据确凿，这个秘密自己保守了几十年，一定要面谈。

这年3月，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赶到偃师与李姓农民会面，地点约在一个宾馆。时年64岁的老李如约赶到，说出了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

1941年深秋，一群国民党官兵开着一辆卡车行路，车到河南汝阳的时候忽然抛锚了，当地的另一队国民党官兵发现车载重不轻，就劫持了这辆车子。官兵们不仅从车厢里搜出了一些金银珠宝，还发现两个很大的白色木箱。用铁棍撬开木箱，只见里面有葫芦状的人头骨，一些玻璃瓶子里还装着人的牙齿，用红纸写着标签。在劫车的官兵中，就有李姓农民的父亲。

因为还要到前方打仗，不能携带贵重物品行动，劫车的官兵一商量，把财宝和木箱埋在了一个废弃的窑洞里，约好打完仗后大家再把财宝挖出来分配。此后，为了争夺这批财宝的归属权，劫车官兵开始了自相残杀，不少人死去了，李姓农民的父亲侥幸活了下来，从此隐姓埋名住在藏宝地附近，看守着这批宝藏，直到去世。

李姓农民说，这个秘密是20世纪70年代父亲去世前才告诉他的，父亲说，等国家时局稳定了，才可以把秘密说出来。自20世纪60年代，这位老兵每年都要带李姓农民去一次藏宝地查看有无闪失，行车路线是先坐车到汝阳，再走近两个小时的山路，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那就是藏宝地点。

这位老兵去世后，已长大成人的李姓农民自己也去看过，但他拒绝说出具体地点，并要求前往约谈的工作人员先与他签订一份寻宝协议。

2005年10月，周口店博物馆工作人员带着协议书再次找到了李姓农民，双方在协议上签字画押，而后一行人在老李的带领下悄悄来到了藏宝地点——汝阳市小店镇虎寨村。这个村子在汝阳市东南方向不到十公里，李姓农民指着一个丘陵说，宝藏就藏在那儿。前往的工作人员一打量，丘陵两边都是山，丘陵上东北方向有一面断墙，墙西南面是一片种着庄稼的坡地。老李又说，宝藏就埋在坡地上一棵迎春花旁边。

2005年11月9日，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带着发掘工具再次来到汝阳，来之前已经请示了各级文物局，还得到当地公安派出所的支持。发掘工作很快在丘陵的坡地展开。未久，在庄稼地下面果然挖出了一座旧窑洞，这个窑洞的出现，标示与此前的说法吻合，工作人员欣喜万分。

但发掘工作连续进行了五天，仍没有发现传说中的木箱的踪迹，只在窑洞的地下发现一些已经变黑的散落的小米。大家有些失望，停止发掘，动用著名的洛阳铲钻探。当几支洛阳铲以梅花状铺开，叮叮当当地钻探了两天后，已经探到了窑洞的地基层，仍然没有丝毫埋藏物品的迹象。又经过三天的钻探，仍未发现半点木箱的踪迹，工作人员心中埋藏了大半年的希望破灭了，发掘工作不得不在极度的失落中黯然收场。

尽管此次搜寻再度失败，但寻找“北京人”的工作仍在继续，说不定哪一天，失踪80年的“北京人”将重返人类温馨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