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人安特生来华
1914年4月，中国北洋政府农商部部长张謇签发了一张聘请书，特聘瑞典39岁的地质、生物学博士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顾问，协助丁文江与翁文灏领导的地质调查所，训练地质调查专业人员，到有矿藏的中国北部考察并采集化石，以便开发。安特生对于自己的职位与年薪18 000块银洋的薪水表示满意（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鲁迅，月薪280块银洋；北京大学教授如李大钊等月薪300块银洋），来华后很快投入了工作。
1918年2月某日，安特生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遇见了当时在燕京大学任教的麦格雷戈·吉布教授，这位化学家很了解安特生对化石特有的兴趣，当即出示一些包在红色黏土中的碎骨片。“这是在周口店发现的，详细地点是一个叫鸡骨山的山崖左侧，这个鸡骨山是由于红土中随处可见到鸟类骨头而得名。前几天我到那里考察后亲自采到了这些有骨头碎片的泥块。”吉布教授得意地说着，将碎骨从泥块中剥下递给安特生。
“这些泥块是由充满特色的红土构成的，我发现这种土在周口店地区许多地方的石灰岩洞中均可见到。但引起我注意的是其中有许多小碎骨，大部分骨头是空腔的，显然属于鸟类骨头……”吉布教授的叙述对安特生来说极有**力，这不仅仅由于安特生涉猎广泛、知识渊博，激起他最大兴趣的则是在这之前的一个学术悬案。
20年前，一位叫哈贝尔的德国医生在北京行医期间，从中药店里买到了不少“龙骨”和“龙齿”。这位医生虽不是研究古脊椎动物化石的专家，但极具科学头脑的他很了解这些化石的学术意义。1903年，当哈贝尔离开中国时，他将买到的“龙骨”经过认真挑选，装在木箱内带回了他的国家。不久，哈贝尔把这批化石全部送给当时著名的德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施洛塞尔教授研究。
经过研究鉴定，施洛塞尔惊奇地发现在众多的“龙齿”化石中，有两颗是人的牙齿，且有一颗是人的上第三臼齿——这是整个亚洲大陆破天荒的发现。如果施洛塞尔敢于公布他研究鉴定的成果，那么，亚洲具有远古人类生息的事实论断，将会提前23年公布于世，安特生的声名也不会在日后大放光彩。但是，令施洛塞尔和哈贝尔遗憾终生的是，他们没敢正视眼前的事实，只把两颗人类牙齿当作类人猿臼齿而匆匆公布于世。
施洛塞尔和哈贝尔二人与伟大的发现荣光失之交臂。但是，这两颗牙齿还是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因为早在1856年，就在德国尼安德特山谷深处发现了尼安德特人，1891年又在爪哇岛上发现了爪哇人，而亚洲大陆却是一片空白。这一发现，不能不引起敏感的学术界重视。
安特生来华后，始终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的研究成果，并隐约感到远东大陆特别是中国这片神秘的土地，尚有一种未被参透的天机。他在广泛向中国科学界外籍朋友写信的同时，总要随信附上施洛塞尔关于中国动物化石的鉴定结果，并请他们注意收集和提供“龙骨”的线索和化石产地。
这个时候，科学界已经知道所谓的“龙骨”就是埋入地下的古脊椎动物化石，但对远古人类化石是否夹杂在“龙骨”之中，很少有人敢于大胆地做出科学推断。
面对吉布教授赠送的一捧零乱骨头，一个念头从安特生脑海中闪过：20年前哈贝尔在北京中药店买到“龙骨”，也许，施洛塞尔发现的牙齿就来自周口店。想到这里，安特生匆匆谢过吉布教授，回到自己的居室静静地默想起来。3月22日一大早，安特生从北京永定门外乘坐火车，踏上了考察周口店的旅程。
周口店位于北京西南大约50公里处，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山野村镇。安特生很快找到了周口店西南约两公里处的鸡骨山，并发现这一带烧石灰、采煤以及开采建筑材料的相当普遍，也是这个小镇和附近居民所从事的主要行业。吉布教授正是从这里的一种深红色砂质黏土中发现化石的。
山中土层充满石灰岩洞，石灰岩炉膛将泥土中的物质小心地保存下来，并逐渐从填洞的土层转变成可分离的石柱，无数碎骨化石就粘贴在这独立高耸的石柱上。安特生挥动考古探铲，在石柱四周搜寻、发掘，很快找到了两种啮齿类化石和一种食肉类化石。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安特生将采到的化石装了满满两个背包，悄悄来到龙骨山一侧的乡间寺庙住了下来。
入夜，山野空旷寂静，周口店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安特生点燃一盏油灯，将装满了化石的皮包慢慢打开，取出化石，一一观赏着，反复思考着，内心涌起多年来少有的惊喜与激动。
两天后，安特生回到了北京。他对周口店之行非常满意。能够在北京附近找到一处“龙骨”产地，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况且，这是安特生来华4年来第一次发现骨化石。尽管骨骸很小，看起来属于普通的并可能是幸存下来的鸟的种类。但这个发现，毕竟为他解开施洛塞尔发现的人齿地点之谜，敞开了一扇透着些微曙光的门户。
可以说，日后周口店那轰动世界的考古发现，从安特生的这次考察开始就注定了。
叩开“北京人”的大门
1921年初夏，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维曼教授的建议下来到中国。由于维曼的热情介绍和荐举，安特生准备和这位刚刚取得博士学位的年轻人合作三年，主要从事三趾马动物群化石的发掘和研究。此时的安特生已经在这个领域的发掘和研究中初见成效并渴望获得非凡的成果。
但是，安特生仍没有忘记施洛塞尔留下的那个谜。当师丹斯基到北京后，安特生便安排他先去周口店的鸡骨山进行发掘，公开的理由是让这位年轻人体验一下中国的农村生活，以便日后开展工作。其实安特生心中另有打算。
历史在兜了一个小圈之后，师丹斯基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人类祖先的家园。
这一年的8月某日，安特生和葛兰阶博士一起来到周口店看望师丹斯基。葛兰阶是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派往中国的著名的猛犸古生物学家，主要任务是协助由安德鲁和李契夫曼领导的考察团在蒙古的探索工作，他是作为该团的首席古生物学家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
安特生邀请这位他敬重的古生物学家同去周口店的目的，除了看一下师丹斯基的发掘进程，更重要的是让葛兰阶传授美国先进的发掘技术，因为美国的古脊椎动物学家以及古生物学家，在发掘技术上已取得了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科学家的惊人的进步。
此时师丹斯基已在安特生1918年住过的乡村寺庙中建立起他的田野发掘指挥部，安特生和葛兰阶在寺庙稍做休息后，随师丹斯基一道向鸡骨山走去。在发掘现场，葛兰阶对美国的先进田野考古技术进行了传授和示范，并找到了一些容易漏掉的小碎骨化石。按照他的理论，在发掘中不能放过任何哪怕是极为细小的线索。
当安特生等人坐在工作现场休息时，从山下走来一位40岁左右的中年汉子。中年人先是好奇地看了看眼前的几位长鼻子洋人，又在发掘现场转了一圈，突然转身说：“你们是要挖龙骨吧？离这儿不远有个地方，可以挖到更多更好的龙骨，没有必要在这里费劲了……”
安特生猛地站了起来，他清楚地知道中国人对“龙骨”的开采和收集已具有相当长的历史了。周口店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和开采“龙骨”他不知道，但据他1918年的那次访问调查，此处几乎每家都有“龙骨”收藏，有的卖给药店，有的则当作一种外伤药以备自用，因为用“龙骨”制成的药物可以止血愈伤，因而特别受到人们的青睐。而所谓的“龙骨”，其实就是埋入地下的古人类与古动物骨骼，有的因年代久远成为化石，此种骨骼被研成粉末后，撒到刀割或创伤的裂口上，确有止血愈伤的作用。从1918年安特生来周口店那时起，他在心中就有着这样的结论：也许当年哈贝尔收购的“龙骨”，就来自这个荒野山坡之中。
安特生不能错过这个线索。他在详细地询问了中年汉子后，便整理好工具包，同师丹斯基、葛兰阶一起跟中年人向北方一座石灰岩山走去。
新地点很快到达。这里位于周口店火车站西150米左右，是一地势较高的早已被废弃的石灰矿。矿墙约10米高，面向北方，呈直角状陡立着，看上去极其危险，用不了几场风雨便有倒塌的可能。中年人指着一条填满堆积物的裂隙说：“龙骨就在那里头，你们挖下去，保证有大的收获。”
安特生等人小心地来到裂隙前，只见堆积物由石灰岩碎片、砂土和大动物的碎骨组成，并被石灰岩溶液紧紧地胶粘在一起。几个人搜索了很短时间，就发现了一件猪的下颌骨。
猪骨化石的发现，说明了这是一处比鸡骨山更有希望的化石地点，这无疑是一个好的兆头。几个人在堆积层中一直搜索到傍晚，才怀揣伟大发现的梦想返回寺庙休息。
当天晚上，几个人坐下来仔细鉴别采到的各种骨骼化石。葛兰阶将一件奇异的下颌骨反复琢磨后，举棋不定地递给安特生。尽管这件下颌骨的牙齿已经缺失，但安特生还是凭借自己丰富的田野考古经验及独到慧眼，大胆推测出那是一种鹿骨化石。这一论断，很快得到了证实。
第二天清晨，安特生一行在太阳的光照中沿一条直路，从居住的寺庙向那处名叫“老牛沟”的新地点走去。
新的调查收获出乎意料，采到的化石不仅有同先前相同的看似奇异的下颌骨，而且牙齿保存完好。葛兰阶赞同了安特生先前的论断，并在以后的研究中正式确定名为“肿骨鹿”动物化石。而和“肿骨鹿”动物化石同时采到的还有犀牛牙齿、鬣狗的下颌骨、熊类的颌骨碎片……这一切的发现预示着人类祖先的大门即将敞开。
晚上，几个人在破旧的寺庙里喝着掺水的烈酒，庆贺这预示着美好未来的发现。安特生决定让师丹斯基在老牛沟继续发掘，自己和葛兰阶返回北京。许多年后，安特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这一夜，他们激动得几乎没有闭眼。当翌日清晨他们准备冒雨踏上回北京的列车时，山下坝儿河的洪水猛涨，暴雨狂卷着水流从山谷奔腾而下，切断了去路，他们只能望洋兴叹。直到第四天清晨，雨过天晴，二人**着身子，蹚过齐胸深的水向车站走去。
安特生在回忆录中特地提到，在和师丹斯基握手作别时，他面对朝霞映照下的周口店和鸡骨山，说出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等着瞧吧，总有一天这个地点将成为考察人类历史最神圣的朝圣地之一。”
回到北京，安特生对师丹斯基的发掘工作仍不放心。几天后，他又来到周口店。
这次，他从已发掘的堆积物中注意到一些白色带刃的石英碎片，并观察到岩洞旁的石灰岩中有一条狭窄的石英脉矿，这条脉矿从山顶一直延伸到发掘地。
带有锋利刃口的石英碎片的出现，令安特生蓦然意识到这是人类在原始时期所用的工具，因为最早期简陋的工具不是由人类祖先加工制造的，而是从他们经过的路旁的山野丛林中捡到的。从发掘的带有利刃的石英碎片数量来看，只有原始人类居住在周口店附近，才会有如此集中并大致相同的石英碎片。这些锋利的刃口，正是祖先用来切割他们捕捉的兽肉的。
安特生做出这一推断的同时，用手中的石英碎片敲着岩墙对师丹斯基说：“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它。如果有可能，你把这个洞穴一直挖到空为止。”
师丹斯基按照安特生的建议又在周口店发掘了几个星期，但最后没有把岩洞挖空便结束了工作，因为发掘的困难比预想的要大得多。此时的安特生却不能忘记对岩洞中存在人类的推断，在他的请求下，师丹斯基于1923年夏季再度回到周口店去发掘那个岩洞。由于可供发掘的部位已高悬于陡壁之上，发掘下去极端危险，当师丹斯基把能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又一次向安特生提出结束发掘工作的要求。
“对这个地点存在人类遗骸，我始终充满希望。”安特生企图再度挽留，而这次师丹斯基的决心已定，当他把能够采集到的化石尽量采到手后，不再顾及安特生的劝阻，匆匆结束发掘工作，带上化石返回欧洲，在乌普萨拉大学开始了对周口店化石标本的研究。
1921年和1923年对周口店的调查发掘，没有使安特生立即实现找到人类远古遗骸的梦想。其实，他的好梦已经成真，只不过他当时未曾发觉而已。
早在1921年初次发掘时，他们就在堆积物中发现了一颗人的牙齿，但当时的师丹斯基却并未意识到它的真容和价值，把它当作类人猿的牙齿而置于一边，并且直到1923年在《中国地质调查简报》发表周口店的工作报告时仍只字未提。直到1926年夏天，当师丹斯基在乌普萨拉大学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标本时，从发掘的化石中认出一颗明确的人的牙齿之后，才同第一颗联系起来公布于众。而这时的安特生已经在对中国远古文化的发掘和研究中取得了显赫成就。
1926年7月某日，安特生接到了瑞典政府发来的信件，内容是瑞典皇太子偕太子妃已于5月动身做环球旅行，几个月后将转往日本和中国。瑞典政府请安特生做好中国科学界方面的安排和接待工作。
这位皇太子就是后来成为瑞典国王的古斯塔夫六世·阿尔道夫。他出生于1882年，直到1973年91岁时才在斯德哥尔摩去世。这是一位学识渊博、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考古学家和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当时，他担任着瑞典科学研究委员会会长的职务，这个机构掌管包括在中国境内的瑞典科学家进行地质学、古生物学和考古学方面的考察、研究经费。安特生在中国所进行的古生物和考古调查发掘的经费，大部分由这个机构提供。
因此，在远东科学界，选择安特生出面安排皇太子的活动是极其自然和恰当的。
安特生接信后，立刻动身前往日本东京。在离开中国之前，他对皇太子在中国北京的活动也预先做了安排。他深知这位皇太子的才学和嗜好，如果让皇太子在中国接触有关考古和艺术研究领域的人与物，将会有特殊的意义。他还相信如果安排召开包括其他科学领域在内的一个科研会议，北京的中外学者可能会借此机会宣布一些尚未公开的科研成果。那么，在这个会议上，安特生本人也可以借机公布自己的考察研究成果而出出风头——这是件一举多得的幸事。
安特生迅速给乌普萨拉大学研究所的维曼教授写信，向他索求关于自己在中国发掘化石的有关资料。前面已经提及，安特生在中国发现发掘的古生物化石，不是留在中国，而是运往瑞典供维曼教授研究。他与维曼的合作是令人愉快的，而安特生后来之所以能闻名于世，与维曼的帮助有着密切而重要的关系。
“北京人”横空出世
10月17日，在安特生等人的陪同下，瑞典皇太子偕夫人从日本来到北京。
安特生一回到北京，就见到了维曼教授寄来的研究成果报告，内容包括在河南、山东发现的恐龙以及一些很奇特的长颈鹿和三趾马等化石的重要研究成果。最让安特生震惊的是师丹斯基在周口店关于两颗人类牙齿的发现，维曼教授将这远古人类祖先牙齿的幻灯片和研究成果一同寄往北京——安特生对周口店存在早期人类的神奇梦想终于成为现实。
10月22日下午2时，以中国科学界人士为东道主的欢迎大会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礼堂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北京、天津的中外学者和知名人士。继丁文江之后继任中国地质调查研究所所长的翁文灏在会上致欢迎词，皇太子接着致答谢词。第一位做学术报告的是中国著名的政治改革家和学者梁启超，他作了《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长篇报告。就当时梁启超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声誉，他第一个在这样的场合演讲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安特生是作为压轴人物最后一个登场的。他代表维曼教授介绍了在乌普萨拉大学关于古生物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来作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的长篇报告——
所发现的牙齿中一颗是右上臼齿，大概是第三臼齿。从照片看来，它那未被磨损的牙冠所显示的特征本质是属于人类的……另一颗大概是靠前面的下前臼齿。它的牙冠保存很好，没有磨损。照片上所显示的特征是一个双尖齿。
周口店出土的臼齿，在特征上与哈贝尔从北京一家中药店购来的那颗牙齿相似。这件标本在1903年由施洛塞尔描述过。它是一颗左上第三臼齿。它的牙根合并，但齿冠磨蚀得很厉害。根据石化程度，施洛塞尔认为它可能属于第三纪的，分类上暂时放在“真人？”或“类人猿？”，施洛塞尔在描述这个牙齿时所做的推论很值得回味。他当时指出：未来的调查者可以指望在中国找到新的类人猿、第三纪人类或更新世早期人类化石的材料。因此，周口店的发现对他的预言做出了肯定的回答。
现在比较清楚，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领域是至关重要的……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链条中又增加了重要一环。
安特生的报告使几乎所有的与会者都蒙了，因为在亚洲大陆上从未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人类化石，在这个板块上哪怕是一丁点儿关于人类化石的消息，都会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惊。
论文演讲完毕长达一分钟，台下仍然没有丝毫的反应。安特生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局面，是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太强大了，哪怕是极有预见的科学家，面对这个消息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波也无法立即适应。
安特生顾不得听取众人的反响，他相信他们会清醒并由此对自己这一伟大的划时代发现投以敬慕之情的。现在最要紧的是使大家尽快相信这是事实而不是虚幻。于是，他开始放映这两颗人类牙齿的幻灯片……
安特生没有白费心机，一切都如他预想的那样顺利和自然。这次欢迎会，使他语惊四座，一炮打响了。“北京人”横空出世，把安特生的事业推上了辉煌的顶峰，并使他的名字在科学历史史册中理所当然地占住了一席之地。安特生盛名的光环使他同时代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都黯然失色。瑞典民族良好的形象给安特生提供了成功的机遇。安特生不负众望，他的巨大成功，又为瑞典民族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
经与会的美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时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的葛利普提议，这一人类种属被称为“北京人”。
随后几天，中外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震惊世界的消息。北平《晨报》以《周口店发见之最古人类牙齿》为题在显著位置做了如下报道：
周口店发现“北京人”的消息一经传出，就像一枚重磅炸弹震撼了当时的科学界。它使一切致力于远东特别是中国考察的科学家都以无上崇敬和羡慕的心情向周口店集结而来。哪怕稍有一点科学考察知识的人都可以预料，安特生的发现，只不过刚刚揭开远古人类帷幕的一角，在它的后边将会有更加辉煌迷人的风景。
接下来，便是一个举世闻名的科学发掘计划。周口店的发掘，开创了一个国际真诚合作先例，取得更加伟大的成果似乎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龙骨山洞中的信息
1928年冬，中国地质调查所负责人丁文江、翁文灏，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代表、加拿大籍古生物学家步达生等人经过反复磋商，制订出一个为期三年的合作发掘计划。由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11万美元经费，予以双方共同发掘研究周口店出土化石。为避免在日后进程中可能出现的许多麻烦，需正式建立一个从事新生代地质学、古生物学，特别是古人类学研究的专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这是隶属于中国地质调查所的特别部门，一切发掘研究计划将由这个机构掌管。
1929年2月8日，中美双方在共同拟定的章程上签字。协议规定：
丁文江为中国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持人。步达生为研究室名誉主任。一切采集的材料包括人类学标本在内，全部归中国地质调查所所有，但人类学标本将暂时委托北京协和医学院保管以便于研究。当标本保存在地质调查所时，亦应随时为协和医学院的科学家们提供研究上的方便。一切标本均不得运出中国。
中国政府农矿部很快批准了这一具有非凡科学意义的章程及一切附加协议。同时，洛克菲勒基金会第一批资助款项已通过北京协和医学院拨给新生代研究室。至此，周口店的发掘研究计划，已彻底将几年前步达生和安特生发起的那个中亚考察计划所取代。不同的是，这个计划的中心点是人类祖先的圣地——周口店。
新生代研究室的建立，开拓了整个中国新生代研究的新局面。它的直接收获是1929年底第一个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造成了“整个地球人类的震撼”。
近代田野考古学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诞生了。
1929年4月，从北京大学毕业的裴文中，在接受了严格科学的考古学训练后被认为可以担负起周口店发掘负责人的重任，裴文中走马上任，他指挥民工在此前中外科学家已发掘的地方，由第五层起继续向深处发掘。早在安特生刚刚意识到周口店具有发现古人类的可能时，他就极富经验地提醒师丹斯基：“在冲积地层中寻找人类遗迹，就像在德国公园寻找一枚失落的针，但在同时期的岩洞中寻找古人类，就像在皇家图书馆的阅览室中寻找一根针。后者无疑也不容易，但比在公园中寻找希望还是大得多。”
裴文中自然知道安特生所指，他决定在这个发掘区一直挖下去，直至挖到含有化石堆积的最底部。意想不到的是，第五层却异常坚硬，出现了“凿之为铿锵之声，势如铜铁”的局面。
在一番努力均告失败之后，裴文中毅然决定，用炸药将岩石炸开。尽管这个手段对于考古学来说是一大忌，但在当时的环境下，除了以“暴力”手段揭开岩石，似乎别无选择。
势如铜铁的第五层岩石最终未能抵挡住烈性炸药的威力而逐渐崩裂瓦解。堡垒一经攻克，后来的发掘便显得格外容易，发掘人员轻取了第六层和第七层的堆积物，随后又连克两层，即第八层与第九层，清晰的地层图已勾画出来，许多湮没难解的问题已变得明朗起来了。
发掘的遗迹显示出极厚的地层，从洞顶到空隙底部，不少于35米。而从整个洞穴堆积的内容看，从底部到顶部都属于同一地质年代的动物群。
尽管这个时期的发掘，裴文中和他的助手以及所指挥的工人们付出了极为艰苦的努力，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仍未超出安特生和师丹斯基等人发现成果的范畴。远古的祖先像是故意逗弄一群后生，而那令后世人类极度敬仰的远古祖先的身影，在世纪的光照中总是忽隐忽现、忽明忽暗，令虔诚的敬仰者越发感到扑朔迷离、神秘莫测。
桃花扑面、芬芳溢鼻的春天过去了。
雨水四溅、山洪泻流、冰雹四散的夏季过去了。
漫野红遍、层林尽染的秋季过去了。
寒冷的冬天已经来临，大雪一阵接一阵，周口店连同周围的群山一片惨白。
周口店的发掘仍在继续。随着深度不断延伸，挖出的堆积物也在增多，洞中的体积也渐渐变得狭小起来。当深度已进入地下40余米时，狭窄的空间几乎只能容下一两个人。正当裴文中考虑就此收兵时，意外地在空隙的底部凿穿了一个洞穴。这个洞穴的出现，意味着北京人的大门轰然洞开了。
发现“北京人”头盖骨
三个工人手持蜡烛相继进入洞内，极富远见的裴文中当然不会错过眼前的机会，他很快找来绳子拴在腰上，点燃一根蜡烛攥在手中，对后面的人说：“将绳子这一头坠住，我下去看看。”
蜡烛的火苗在忽明忽暗地噗噗跳**，使人辨不清洞的长度，阴森恐怖的气氛笼罩着裴文中。他摸着洞壁在前行到五六米的地方，看到了前面的几个晃动的人影。他凑上前来慢慢将弓着的身子蹲下来仔细察看。他惊奇地发现，无数远古动物的化石都安详地躺在洞底的尘土碎屑之中，只要用手一扒，化石便清晰地显露出来。面对眼前的一切，裴文中那颗怦怦跳动的心被极度的兴奋所替代，这种兴奋使他忘记了自己是在窄小的洞穴之中，以至当他猛地起身站立时，头撞在洞顶坚硬的石壁上，一声闷响，头上传来剧烈的疼痛使他差点儿昏倒。
他在工人们齐声较劲中顺着绳子爬出洞穴。多少年后，跟他发掘的工人还清楚地记得他刚走出洞口时的场景——裴文中一手捂着凸起血包的头，脸上**漾着显然是高度兴奋才有的红晕，语言极不流畅地说：“我……我发现了祖先，不对，是……是我感觉到将要在这里发现……发现我们的祖先。”
像当年的安特生博士一样，裴文中对洞穴内存在人类祖先的预感，再一次被验证。只是，它的验证要快得多，就在第二天。
从洞口开始的发掘已向里延伸到十米，尽管裴文中和其他三人手持的四支蜡烛仍在不住地燃烧，火苗不规则地跳动，但越往前行洞内越昏暗，惨淡的光亮使四名发掘者几乎看不清对方的脸。含大量化石的堆积物被一铲铲小心地挖出，又一筐筐拉出洞口。山野中寒风呼号，零星的雪花在风的裹挟下漫无边际地飘**，惨白的太阳在西方的山顶悄悄从云雾中钻出，向世界做了最后的告别。天就要黑了。
黑暗的洞穴深处没有人讲话，沉寂中只有锤镐、探铲发出的冰凉的碰撞声。只有这样的响动，才显示着这阴暗的深处拥有高级生命的活动。
突然，裴文中大喊一声：“这是什么？”
几个人同时哆嗦了一下，放下手中的工具向裴文中围拢过来。
一豆烛光照耀着洞底，映射着一个凸露的圆圆的东西。
“像是人头，是人头！”裴文中再次喊叫起来。
奇迹出现了。匿藏了50万年的人类祖先，终于露出了他的面庞。裴文中感到“从未有过的身心的战栗和激动，面对这辉煌夺目的伟大发现，我竟一时不知所措”。
发现的头骨化石，一半埋在松软的土层，一半在硬土之中，要想取出，首先应把周围的杂土清理干净。裴文中与几个技工将这一切做完后，找来撬棍轻轻插于头骨底部，然后慢慢撬动。由于头骨已演变成化石，撬动中骨盖破裂，无法完整地抱出洞穴。来不及找合适的包裹物将头骨盛下，因为这个发现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了，即使最伟大、最有远见的科学家，也断然不会想到这一人类研究史上照耀千古的发现就在今天。
裴文中急中生智，迅速脱下身上的棉袄，将头盖骨轻轻地包起来，小心地抱住弓腰走出洞穴。
“挖到宝贝了，这会是真正的宝贝儿……”和裴文中一道走出来的技工，情不自禁地向等在外边的人群争相传播着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众人闻听，目光“刷”地投向裴文中怀中的棉袄。
“挖出了啥子宝贝儿，快让咱看看。”民工们围住裴文中，七嘴八舌地叫喊着，眼睛放出奇特的光，如同一场夺宝大战的前奏。
“是人，我们挖出了一个人……”未等裴文中说话，一起从洞穴走上来的技工乔德瑞做了极富悬念和**力的回答。
“还活不活？快拿到村子扎一扎！”众人在**力的驱使下，纷纷涌上来，用手扒裴文中怀中的棉袄，欲对挖出的“人”进行施救。
裴文中急忙转了个身，声音颤抖地说：“不要抢，人已经不活了，咱回去好好看，好好看……”
“走，快回去，快收拾东西回去。”民工们吆喝着纷纷收拾发掘工具，跟随裴文中呼呼隆隆地向山下涌去。
夜幕降临了，起伏的山峦在夜色包围中格外肃穆空旷。风已停歇，雪下得越发紧了，看样子一场真正的封山大雪就要到来。裴文中怀抱头盖骨在起伏不平的山间小路上向前走着，走着……
许多年后，裴文中对此情此景仍记忆犹新：
我像一个淘金人突然遇到了狗头金，不，我怀中的头骨比狗头金要贵重得多，意义要大得多。尽管是寒雪飘洒的傍晚，但我只穿了两个褂子的身体没有感到一点寒意，只觉得心在怦怦地跳，两腮和耳朵根热辣辣的。怀抱头盖骨，在沉寂的山野中走着，思绪不住地翻腾。多少人的向往、梦幻和追求，今天终于付诸实现了。远古的祖先就躺在我的怀中，实实在在地躺在怀中，这是一件多么有趣和了不起的事情啊！想到这里，我的眼窝开始发热、发烫，最后泪水哗哗地淌了下来……
与裴文中料想的结果大不相同，北平方面接到消息后，在一片哗然中竟没有人相信这位刚走出校门的小伙子会交上如此的好运。“如果说发现了头盖骨，肯定不是人而是其他动物的，就裴文中的知识和才华，他可能还辨不清人与其他动物的差异到底在哪里，确切地说他还不知道什么是‘人’……”有不少的科学界资深人士做出了如此结论。
即使是极富远见并对周口店发掘抱有极大希望的步达生，在接到电报后也蒙了。他希望其有，又恐怕其无：希望其真，又怕裴文中走火入魔，谎报“军情”。这种复杂的心态在他给安特生的信中可以见到：“昨天我接到裴文中从周口店发来的电报，说他明天将把他所说的一个完整的中国猿人头盖骨带回北平。我希望这个结果不是幻想而是真的。”
北平的喧哗与**，摇头与嘲讽，裴文中当然不会知道，在周口店那间冷清的屋子里，他正紧张而有序地做着如何把头盖骨安全运送到北平的准备。
几十万年的造化，将头盖骨变成化石的同时，又赋予了它一个婴儿般娇嫩的外表。整个头盖骨既酥软又潮湿，稍一震动就会发生爆裂。如此一种状况，显然无法安全无损地带回北平。经过反复思考，裴文中大胆做出先用火将头盖骨慢慢烤干，待严密处理后再送往北平的决定。如此处理方法在当时是尚无先例的。
一堆柴火在泥做的盆中噼里啪啦地爆响、燃烧起来，炭火越聚越多。待木柴全部燃尽后，裴文中将头盖骨捧在手里在死火的上方烘烤。
头盖骨在逐渐的干燥中开始硬化，初试取得成功，裴文中大喜。之后，裴文中又在变硬了的头骨四周糊上五层绵纸，再在绵纸外加石膏和麻袋片，经水浸泡后再将头盖骨放在火盆上方烘烤，直至包裹着的头盖骨形成一个干燥而坚固的整体。
12月6日清晨，裴文中宣布1929年的周口店遗址发掘到此结束。送走民工，他将头盖骨用自己的两床旧棉被包裹起来，外面捆上褥子和线毯，连同其他生活用具一道背下山，登上了去北平的长途汽车。
地球人类的震撼
在协和医学院新生代研究室，当步达生用别针一点点将包裹着头骨的硬土剔掉时，这位杰出的古人类研究专家抱着露出本来面目的头骨怔怔地看了十几分钟。由于高度兴奋，抖动的双手差点儿将头骨摔在地上。
“没错，是人的，是人的。”步达生两眼放光，站起身拍了拍裴文中的肩膀，高声说道，“小伙子，感谢你，整个世界的古人类学家都应该感谢你这一伟大的发现。记住，从现在起，你的名字可以流传后世了。”
完整的“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了周口店发掘所达到的顶峰地位，它使一切怀疑和贬低裴文中所取得成就的人都哑口无言。
12月28日下午，中国地质学会特别会议在地质调查所隆重举行，应邀到会的除科学界的大师名流外，还有中外新闻界人士。裴文中在会上做了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报告。正如预料的一样，这一创世纪的伟大发现，立即轰动了世界。当时的北平《晨报》以巨幅标题做了如下报道：
五十万年前的人类祖先被唤醒
周口店发现一完整的猿人头盖骨
与此同时，国外报纸纷纷登载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并以“地球人类的震撼”“古人类研究史上的一道闪电”等振聋发聩的标题，概括了头盖骨发现的重大意义和影响。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后来所说：“‘北京人’骨骸是考古学为体质人类学提供的珍贵非凡的实物资料，它不仅对人类起源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而且使人类学学科体系进一步牢牢奠定在唯物主义的坚实基础之上，使整个人类学的面貌为之一新。”
年轻的裴文中以发现“北京人”头盖骨而把周口店的发掘和研究推上了辉煌顶峰，但这并不意味着整项事业已走到终点。几乎每一位关心周口店的科学家都清楚地知道，在那个充溢着奇迹的山洞里，一定还会有与之匹敌的惊人发现等待现代人类去叩访。
1931年春，当裴文中和新到周口店协助工作的贾兰坡带领民工清理洞中的松软堆积物时，意外发现了一层含有丰富石英碎片的地层堆积物。这个发现，立即引起了裴、贾二人的注意，遂开始组织大规模的发掘。两个月之后，在周口店一个叫鸽子堂的地方，又发现一处规模较大的石英层。
经过近一年的发掘，从发现的两个地区中，收集到不少于两千块石英碎片和十块不属于洞中的石头，五块绿色砂石、三块褐铁矿石。另外发现了两块并列着的燧石和各种颜色的石英片。所有这些发现，几乎和人类的骨骸，猛犸、鹿、三趾马等动物化石在同一地层中找到，而那些石英碎片，其中大多数没有争议地显示出加工和使用过的痕迹。由此，裴文中大胆做出了“石英碎片正是远古人类加工和使用的石器”的结论。
1931年秋，法国著名的史前石器考古学家步日耶（H. Breuil）教授，在详细考察研究了周口店遗迹的化石后，这位杰出的学者在完全接受了裴文中所做结论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一些兽角和骨头也有明显人工加工过的痕迹，而这些发现同石器一样，都可能成为人类祖先的工具”。
当安特生最初来到周口店时，他正是把收集到的石英碎片假设成用以切割兽肉的工具，才有了进一步推断地层中可能有人类遗存的结论。十年之后，安特生假设的事实终于被科学发掘所验证。
几乎就在同时，裴文中、步达生、步日耶三位天才的学者，根据周口店堆积层中烧焦的木头和碎骨的痕迹，得出了北京人已开始用火的结论。尽管这个结论一开始遭到了部分学者的反对，但最终还是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得到了科学界的认同。
石器、骨器与用火遗迹的发现，使周口店的发掘又登上了一个高峰，裴文中本人也在这些伟大的发现中再度走上辉煌的人生之途。他在世界人类尤其是中国大众心中的声名，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安特生博士。多少年后，中国的青少年仍然从历史课本上读到“北京人”头盖骨及其用火遗迹这一伟大发现的介绍性文字，裴文中也伴随这一划时代的发现而被后世人类所铭记。
贾兰坡的新发现
然而，就在周口店发掘出现第二个辉煌顶峰的同时，世界政治格局已发生了急剧变化。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时为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并在北平设置行营，全权掌控东北军政兼理整个华北地区军务的张学良严令不准抵抗，几十万东北军一枪未放退入关内，沈阳沦陷。随后三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膏药旗在白山黑水四处飘**。这就是中国人早已熟知的“九一八”事变。
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占领热河省会承德；4月，占领秦皇岛；5月，占领通州。中国最大的城市和北平战略中心天津被日军三面包围。
1936年，日本军队向华北大量增兵，对中国内陆形成乌云压顶之势。
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在这乌云密布、刀光剑影的政治风云中，跨越了近七个年头的艰难历程。尽管开始几年的发掘一度走进了低谷，并令当时的多数学者心灰意懒，甚至感到绝望，但最终还是迎来了中外合作计划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辉煌。
1936年起，继裴文中之后主持周口店发掘的贾兰坡（裴文中于1935年赴法国留学），开始率领人员在周口店展开第三次大规模发掘。
6月10日这天，贾兰坡与他的团队开始向发掘点的第八层至第九层推进。开工不到十分钟，就发现了一个几乎完整的猕猴头骨。
6月20日，贾兰坡率领的发掘队又发现了两颗“北京人”门齿和一块头骨碎片，同时还有三块猕猴的上颌骨。这一连串遗物的出土，令贾兰坡精神大振的同时，也让他隐隐地预感到，比人牙更加重要的东西极有可能随之出现。
11月15日是个星期天，夜里一场雪，使天气变得格外寒冷，但贾兰坡一早便领着队伍来到了发掘现场。刚开工不久，在靠近北边的洞壁处，技工张海泉在一片松软的沙土中挖出了一块碎骨片，然后随手将它扔进了用荆树条编成的小筐里。张海泉的这一举动恰好被站在五米开外的贾兰坡看见，贾问：“什么东西？”张海泉满不在乎地说：“韭菜！”（按：方言，即碎骨片的意思。）贾兰坡心里一动，会不会是“北京猿人”的头盖部分呢？他马上跑过去，拿起来一看，大声叫道：“嘿！这不是人的头骨吗？”
众人听见，纷纷围拢过来，仔细一看，果然是一块人的顶骨。这一意外发现，群情振奋。贾兰坡带着三位发掘能手在“禁区”内继续搜寻。很快，大量的头骨碎片以及为数众多的枕骨、眉骨和耳骨相继被发现。
下午4时15分，贾兰坡率队在挖出上述头盖骨不远处，又发现了另一个头盖骨。一日之间，两个头盖骨化石被发现。
这是继1929年裴文中发现第一个“北京人”头盖骨之后，中外学术界又一次被中国周口店发现的头盖骨所震撼，人们对远东大陆华北地区这块神秘的土地再度投以惊奇的目光。然而，传奇的故事并未到此结束。十天之后的1936年11月26日上午9时，贾兰坡又在风雪飘零中，再度从周口店龙骨山那个近似魔术师道具般的山洞里发现了第三个“北京人”头盖骨。
这个迟迟不肯轻易露面的头盖骨虽然深藏于坚硬的岩层之中，却不像先前发现的那样破碎，而比过去发现的所有头盖骨都要完整得多，甚至连神经大孔的后缘部分和鼻骨上部及眼孔外部都依然完好。其完整程度，前所未有！
为了确保这个头盖骨的安全，贾兰坡连夜下山乘火车将其亲自送到了北平，安全交给地质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负责人、德国著名古人类学家魏敦瑞。
这个头盖骨的发现，无疑锦上添花，使本来就沉浸在惊喜中的北平科学界欣喜若狂。这是继裴文中举世闻名的发现之后第二次发现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也是周口店发掘在徘徊了6年之后，几乎是在一无所获的萧条境况下，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两个头盖骨同时出现的事实，再次让关注周口店发掘的悲观者看到了灿烂前景。
12月29日，中国地质学会北平分会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北平分所图书馆举行特别会议，有一百余名中外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魏敦瑞就其发现的重大意义作了长篇学术报告，认为：1929年裴文中先生发现的头盖骨属于8岁孩童。此次贾兰坡在11天之内发现三个完整头盖骨，均为成年人的，保存得都很完好。前两个，一个较大，一个略小，大的属于男性，小的属于女性。四个头盖骨以及春季发现的头骨碎片，全部可以用来解释爪哇猿人的问题。爪哇猿人很久就被认为是大长臂猿的化石，但因头骨的性质与“北京人”相同，由此可见爪哇猿人并非他物，即与“北京人”属于相类的一支人类。换一句话说，所谓爪哇猿人，即为“北京人”演化过程中代表进步者。然而这次找到的头骨，男性比女性高得多，并且很接近尼安德特人，所以演化过程，似从“北京人”进化到尼安德特人，然后又进化到现代人类……
会后，中外报纸纷纷对此做了大篇幅报道，尽管当时战争的烟云几乎遮住了人们对其他所有事物关注的视线和兴趣，但贾兰坡继裴文中之后在周口店发现三个“北京人”头盖骨的消息，却很快得到全球性传播。当时的中外报纸纷纷报道了这一消息。据英国伦敦弗利特街110号国际剪报社于1937年6月向贾兰坡提供的信息，该社拥有欧洲、美国、英国、爱尔兰等地区发表此消息的剪报达2000条。如此大规模和大面积的信息传播，就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而言，是任何一项其他考古发现所无法匹敌的。
战争爆发
当惊喜交加的科学界欲挽起袖子准备在周口店发掘与研究领域大显身手，彻底解开人类进化之谜时，越来越险恶的战争风云，使他们不得不含恨放弃这个辉煌的梦想。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
中日交战的枪声惊碎了几乎所有关心周口店发掘事业的科学家的美梦。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这项具有世界合作性质的考察计划，在艰难地持续了十个年头之后，终于降下了那曾照耀全球的帷幕。
根据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建议，周口店发掘人员分批撤回北平。主持人员贾兰坡携化石标本率大部分科技人员先期撤往北平，发掘场地只留几名当地雇用技工看守。
卢沟桥事变发生一个月后，随着国民党二十九军宋哲元部的溃退南下，周口店龙骨山发生了一场规模异常的血战，交战双方是日本操纵的冀东伪军与华北抗日自卫军。当年安特生住过的乡村寺庙以及寺庙总院、后来成为周口店发掘指挥部的几间大厅，全被日伪军所占，并成为阻击抗日自卫军的工事。山野中埋有“北京人”遗骸的洞穴，也成为日伪军存放弹药、食品和进行作战的天然屏障。龙骨山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孤寂与平静，隆隆的炮声震撼着山谷，喊杀声和哀号声在山野回**。整个龙骨山硝烟弥漫、热血沸腾。寺庙、土墙在炮声的轰鸣中坍塌了，盛藏人类祖先的山洞在战火中崩裂，战争给这块圣洁之地带来了空前的劫难。
1937年11月初，周口店地区的战事处于暂时缓和的状态。华北抗日自卫队撤出龙骨山进入大石河一带，日伪军抓住这短暂的喘息机会，进行补充休整。就在这个短暂时刻，发生了一件看似平常，但对日后“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遗失一案关系极大的神秘事件。
11月7日，三辆汽车满载荷枪实弹的日本兵驶出北平城，来到周口店龙骨山停下。数十名日军护卫着两个身穿便装、具有学者风度的日本人，来到裴文中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山洞前。便装人先是打量了一番山洞的四周，接着掏出皮制圈尺测量山洞的长宽距离，然后用相机几乎拍下了一切可拍摄的地形、地貌和古生物堆积层。这二人就是悄悄来华搜集“北京人”情报，并参与了后来“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失踪案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教授长谷部言人和东京帝大地质系助教高井冬二。四年之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部正是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开始了搜寻“北京人”化石的行动。
转移“北京人”
1941年11月，时局动**。此时华北、华东、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相继沦陷，日军展开对战时陪都重庆的大轰炸，中国的抗战到了最艰难的时期。面对危局，存放在北平地质研究所新生代研究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安全，成为中美两国科学界关注的焦点。若继续存放北平，则“有被窃遗失之危。倘遇不幸，乃为吾国与世界人类文化之一大损失”。
国民政府行政院召集相关人员开会相商。经过几番慎重讨论，终于做出决定：国民政府同意并允许将“北京人”化石运往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暂避风险，待战争结束后再归还中国。
会后，翁文灏立即给裴文中写信，对“北京人”化石转移之事做了如下安排：
先找美国公使馆对“北京人”转移之事，做个周密的计划安排，请他们委托有关部门将“北京人”化石标本运到美国，然后再交给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胡适先生。
“北京人”化石运到美国后，可供魏敦瑞博士研究时使用，但保管和保存权必须在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手上，即必须要掌握在胡适先生的手上。待战争结束后，务必再将“北京人”化石重新运回中国。
裴文中接到翁文灏来信的当天，便匆匆赶往美国驻北平公使馆，就“北京人”化石转移事宜进行交涉。裴氏在其后来撰写的《“北京人”的失踪》一文中这样说道：
一直到1941年11月，才由北京的美国大使馆转来翁文灏的信，允许将“北京人”的标本全部运往美国，交纽约自然博物馆保管，待战争结束后再行运回中国。但是当我与北京的美国公使馆交涉时，他们的负责人却说没有得到重庆美国大使詹森的训令，不便负责。我又请他们急电重庆请示詹森，等詹森回电答应。时间已经到了11月底。以后，就由协和医学校的校长胡顿和总务长博文二人与美国公使馆交涉。
裴文中至死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不让自己和美国公使馆继续交涉，而改由胡顿和博文进行交涉。而胡顿和博文与美国公使馆到底是怎么交涉的，双方谈了些什么，达成了什么协议，也是扑朔迷离、无证可查。
“北京人”化石的命运，从这时起，开始变得诡秘、复杂、恍惚起来。而这个时候离太平洋战争爆发只有十几天的时间了。
既然中美双方总算达成“北京人”化石转移的协定，面对即将爆发的太平洋战争，协和医学院高层不敢怠慢，立即着手行动起来。而行动的第一个环节就是装箱。这一历史性的重任，落到了中国人胡承志身上。
胡承志原是魏敦瑞的一名助手，新生代研究室的所有标本模型几乎都出于他一人之手。1931年春，年仅15岁的胡承志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科当杂工。由于环境熏陶，加上胡本人年轻好学，无论是中文还是英文水平都大有长进，读写皆已达到了较为熟练的程度。后来，他进入新生代研究室，帮助步达生修补从周口店发掘的化石。步达生死后，他成为新一代主任魏敦瑞的助手，主要任务是修补化石和做“北京人”模型。其认真的工作态度和出色的成果颇得魏氏的赏识。正是由于胡承志所处的独特位置，装箱的任务就落到了他的身上——他是最后见到“北京人”的中国人。
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在追寻“北京人”下落的第一个**时，曾专门找到胡承志问询，胡在出具的一份报告中这样说道：“在珍珠港事变前，十八日至廿一日之间（余已忘其确期，此日期为十二月八日协和医学院被日人占据时推忆者，不致错误），博文先生匆匆至余处，嘱速将“北京人”装好，要在极秘密之下送至彼办公室。余当时将早经备妥之木箱二只拿出应用，并将房门锁住后装箱。该二木箱均为白木箱，一为48寸长、11寸高、22寸宽，一为45寸长、11寸高、20寸宽。至装箱之情形，颇为华贵。先将骨骼用擦显微镜头用之细绵纸包好，再用软纸包着，然后再裹以洁白医用吸水棉花后，用粉莲纸包上，然后再用医用细纱布多层包在外面，装入小箱，再用吸水棉花填满，小木箱内周围六面有具有弹性之黄色瓦垅纸数层包好，一一装入大箱内，用木丝填装。至于牙齿之类之小骨骼，具有相似装首饰之小纸匣，上面有玻璃，内填棉花，于玻璃上有红边的标志号码，以及牙齿属何部位，皆详明。两木箱装好后，即书CadⅠ和CadⅡ。大箱为一号，小箱为二号。旋即派工友用车亲自押送至博文先生办公室，当面交彼。彼即立刻将两箱送到‘F’楼下四号之保险室，过夜后即送至美大使馆。”
自此之后，“北京人”化石下落不明。
“北京人”被劫运美国
1950年3月21日，香港左派报纸《大公报》登载了一篇专访裴文中的报道：这篇专访充满了强烈的时代政治色彩，且逻辑推理上尚欠严谨，遣词造句也显粗糙，却旗帜鲜明地向世界宣布——日美暗中勾结，已将“北京人”从日本偷偷运到了美国纽约！
这是“北京人”失踪近十年来，一直沉默的中国学术界首次公开提出“北京人”下落，并指责美国这一“贼喊捉贼”的丑恶行径。消息传出，无异于在阴霾天空炸响了一声惊雷。每一个中国人感到强烈震惊的同时，也让美国人大为惊讶。尤其是美国科学界，更感到震惊与不可思议。未等世人回过神来，另一篇发表在中国《人民日报》上的文章，直接将美国纽约自然博物馆和魏敦瑞推到了审判席。报道称有人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有古人类头骨化石正在展出，并经过和该馆的人类学者了解，这个头盖骨化石正是中国1941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
而提到的主持化石展出者，则是另一位古人类学家哈里·夏皮罗（Harry L. Shapiro）。
夏皮罗看到这篇不点名的指责报道，于极度震惊中叫苦不迭。他感到很冤枉，觉得有责任、有必要站出来为自己“辟谣”，为他所服务的博物馆正名。
于是，1951年3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夏皮罗的反驳文章。其主要内容是：本馆从来没有展出过“北京人”化石，也未隐藏“北京人”头盖骨。关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占有“北京人”并进行展出一事，实为造谣惑众，不置信服和推敲。试想，如果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对它们展览或进行科学研究，无异于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盗窃行为。如果说归我自己私人占有，那么一个人拥有如此著名的东西能做何用？并且它们并不具备什么艺术价值，以供我独自把玩欣赏。对此我不愿再说什么，只等将来的事实站出来说话。
随后，美国的一些媒体纷纷站出来为美国政府和自然历史博物馆辩解。
一时间，围绕着“北京人”在不在美国的问题，中美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各持一端，由此掀起了一场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使得中外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和记者都卷入了这场史学界空前热闹的“世界大战”之中。
从1950年到1959年，中美双方断断续续进行了近十年的指控与反指控舆论大战，尽管论战对探寻“北京人”下落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对中美科学家之间的感情，却形成了不小的伤害。而最后，“北京人”到底在不在纽约，不在纽约又在哪里？依然没有人能够给出符合逻辑又令众人信服的定论。
日军上尉的遗嘱
1996年初的一个夜晚，日本东京某医院，一个日本老兵气息奄奄地躺在病榻上，向他的好友、日本剧作家久三枝透露了一个隐藏在心里几十年的重大秘密。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中国北平，这位老兵作为日军七三一部队一名上尉军医，奉命来到北平协和医学院解剖室进行有关细菌的秘密研究工作。不久，日军情报部门查获了已落入美国驻北平海军陆战队兵营中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并再度押送到协和医学院秘密保存并研究。于是，他被指定为保管、研究“北京人”的具体负责人。
1945年日本战败后的一天，他接到了上司让其迅速转移“北京人”的命令。由于事发突然，时局紧张，“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已很难安全运送出境。鉴于日军大势已去，并面临行将变成战俘的危险，他趁外部一片混乱之际，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将匿藏于协和医学院地下室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以及孙中山的内脏等珍贵标本，匆匆装箱后偷运出去，并在夜幕的掩护下，将这些东西辗转运到距协和医学院东约两公里的一个有很多古树的地方，挖坑埋藏了。把这些化石、标本埋藏完毕后，他还特意拿军用砍刀在距埋藏地点不远处的一棵粗壮的松树上，砍掉了一块长约1米、宽约20厘米的树皮做标记，以便来日辨认。
当这一切悄无声息地完成之后，他又摸黑回到了协和医学院。之后不久，他被俘了。再之后不久，他被遣送回了日本本土。
后来的岁月，这个日本上尉军医始终将这一秘密埋藏于心底，没有向任何人提起。直至这次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才向久三枝吐露了此事。讲完这个秘密后，他还专门为久三枝留下了遗嘱：请久三枝一定要将这个秘密告知中国政府，以便让珍贵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及其他贵重标本早日回到中国的怀抱。
日本老兵说出这个秘密并留下遗嘱后，很快去世了。剧作家久三枝感到事情的严重性，未敢公开对外宣扬，只是将此事悄悄告诉了一位常在中国工作的朋友嘉藤刚清。
嘉藤刚清闻讯后大为惊讶，又将此事告诉了他的老朋友仰木道之。
仰木道之长期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时为中日合作北京共同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常驻董事、顾问。得知上述消息，他既震惊又兴奋，意识到这将是一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为证实原日本上尉军医临终遗言的可信性，仰木道之凭自己对北京市地理环境的了解，按照嘉藤刚清告知的线索，首先在协和医学院以东一带悄悄进行了查寻。
几经折腾，仰木道之在协和医学院东南侧两公里左右的日坛公园神道北侧，找到了一棵树干上被砍掉树皮的古松。经初步观察，被剥落的树皮时间较长，形状和那个日本老兵所说基本相似。因此，仰木道之根据这棵古松的位置和特征推断，如果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棵古松下边就应该埋藏着本世纪古人类学最大的隐秘——“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仰木道之通过有关渠道向中国科学院说明了事情的前后经过。中国科学院大感意外与惊喜。毕竟这是“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半个多世纪以来，又一条很有特点而又比较可信的线索。于是，1996年3月24日，中国科学院委派本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分管业务的副所长叶捷和张森水研究员，与仰木道之会面，以了解线索的来源和可信程度。
由于线索来源已先后经过几个人转述，到仰木道之这里可能多少打了折扣。仰木道之还是极尽可能地将听到的情况向叶、张二人做了详细说明。叶捷和张森水听罢，对若干个细节问题提出了疑问，因仰木道之并非这一秘密线索的原始提供者，故无法一一作答。叶捷和张森水只好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同仰木道之一同前往日坛公园做实地勘察。
在仰木道之的引领下，叶捷、张森水二人很快在公园东神道的北侧见到了一棵树干上有明显砍剥痕迹的古松。二位专家经过现场勘察，再结合仰木道之提供的情况，认为此处埋藏“北京人”头盖骨的可能性不大。其主要理由是：
一、那个原日本七三一部队的上尉军医对转移、隐藏“北京人”的具体时间含混不清。
二、孙中山的内脏在手术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后来日本人占领协和医学院后，将内脏送给了汪精卫，汪精卫借机搞了一个“国父灵脏奉安仪式”，将灵脏放于一个玻璃瓶里，并安葬于南京中山陵，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根本不存在和“北京人”一起转移的可能。
三、有砍剥痕迹的那棵古松，其位置在公园神道附近，如果在此树下挖坑，势必破坏神道。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中国后，日本方面一直在喊“中日满亲善”“建立大东亚共荣”等口号，因而破坏神道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不符。再者，神道一旦遭到破坏，势必引起众人注意，这对保密也极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