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具体的日子我不太记得，我只记得天气很热，报纸上有很多关于前线打胜仗的报道。我身体很棒，我的腿好得很快，一开始拄拐杖，可是没过多久，我就可以拿着手杖走路。然后，我就到马焦雷医院做理疗，主要是让我的膝盖能弯曲，能活动自如，除了在器械上练习，他们还让我待在一个四面都是镜子的匣子里照紫射线，也有按摩和泡热水。我一般是下午去那里，结束后路过咖啡馆会进去喝一杯，看看报纸。然后我不会到城里闲逛，就想赶紧回到医院。我就惦记着凯瑟琳，见不到她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无聊。早上我基本都在睡觉，下午有时会先去看赛马，然后去做理疗。有时，我会在英美俱乐部待一会儿，我会坐在窗前的一只沙发椅子上看杂志，椅子很深，有皮靠垫。我不需要拄拐杖之后，他们就不让我们一起出去，因为一个护士不穿制服跟着像我这样看起来不大需要照顾的病人，感觉总是不大好。所以，下午我们不大在一起。有时我们可以出去吃饭，但弗格森要一起去才行。对于我们的关系，范·坎彭小姐基本不干涉，因为凯瑟琳替她干了很多事情。她觉得凯瑟琳很有家教，所以对她另眼相看。范·坎彭小姐很看重家庭出身，她自己的家庭出身就非常好。她也没空管我们，医院里忙得很。这年的夏天很热，我认识不少米兰当地人，但是，下午的事情一结束，我总是急着回医院。在前线，他们在卡索高地进展不错，已经从普拉瓦过河拿下对面库克，正在进攻巴因西扎高地。西线的消息不太好，看来战争还要持续很长时间。我们美国已经参战，但我觉得大部队要再过一年才会到，然后还得经过训练才能作战。明年的情况会很糟糕，也可能逢凶化吉吧。仗打到现在，意大利已经快没有男人了，我觉得很难坚持下去。即使他们占了巴因西扎高地和圣加布里埃山，奥地利那边还有很多很多山脉。我见过。那边有很多高耸入云的山，看起来都那么遥远。他们正在卡索高地前进，但海边有很多沼泽地。拿破仑可以在平原上横扫奥地利人，但他绝不会在山里跟他们打。他会让他们下来，在维罗纳附近干掉他们。在西线，似乎没有谁能干掉谁。也许双方会这样耗下去，眼前这场仗恐怕会演变成又一场“百年大战”。我把报纸放回架子上，离开了俱乐部。我小心翼翼地走下台阶，沿着曼佐尼大街走。走到米兰大酒店的时候，我遇见了迈尔斯夫妇，他们正好从马车上下来。他们刚刚去看赛马回来。迈尔斯太太胸部很大，穿着黑缎裙子，迈尔斯老头又矮又老，留着白胡子，拄着手杖，走路很费劲。

“你怎么样？好不好？”迈尔斯太太很热情地握住我的手。“你好。”迈尔斯老头说。

“情况怎么样？”

“很不错，我赢了三次。”

“你怎么样？”我问迈尔斯老头。

“还好吧，我赢了一次。”

“我不知道他怎么样，”迈尔斯太太说，“他从来都不告诉我。”

“我还行。”迈尔斯老头说。他很亲切地跟我说：“你应该来玩玩。”

他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没有在看着你，要么就是把你当成了另一个人。

“我会来。”我说。

“我正想去医院，”迈尔斯太太说，“我有些东西要给你们这些孩子。你们都是我的孩子，都是我的宝贝。”

“大家也都很喜欢你。”

“都是我的宝贝，你也是。你很可爱。”

“我得回去了。”我说。

“替我向那些宝贝问好。我会带很多东西去给他们，我有很不错的马萨拉和蛋糕。”

“好的，”我说，“他们见到你会非常高兴的。再见。”

“再见，”迈尔斯老头说，“有空去拱廊坐坐。你知道我们的桌子是哪张吧？我们每天下午都在那里。”我沿着大街向前走，我想去科瓦买点东西给凯瑟琳。我进科瓦去买了一盒巧克力，服务员在打包的时候，我走进了酒吧。里面有几个英国人，有几个飞行员。我独自喝了一杯马提尼，付了钱，出来，拿起放在柜台上的巧克力盒，继续走回家。过了斯卡拉歌剧院，刚好在一个小酒吧外面，我碰到了几个熟人，有一个是副领事，有两个学唱歌的家伙，还有艾托里·莫雷蒂，他是意大利人，原来住在旧金山，目前参加了意大利军队，我和他们进酒吧喝了一杯。有一个歌手叫作拉尔夫·西蒙斯，他唱歌时用的艺名叫作恩里克·德尔克里多。我不知道他唱得怎么样，但他总在说有件伟大的事就要发生了。他很胖，鼻子和嘴巴周围一圈总是皱得像陈皮，好像刚染上花粉病。他刚去皮亚琴察唱歌回来。他唱了歌剧《托斯卡》，据说效果很棒。

“你都没有听我唱过。”他说。

“你什么时候会在这儿唱？”

“今年秋天，我在斯卡拉有一场。”

“我打赌观众会向你扔凳子，”艾托里说，“他在摩德纳被观众扔凳子，你听说过吗？”

“这是他妈的谣言。”

“观众真的向他扔凳子，”艾托里说，“我在场，我自己也扔了六只凳子。”

“你就是旧金山的意大利佬。”

“他意大利语发音不好，”艾托里说，“到处被观众扔凳子。”

“皮亚琴察的歌剧院是意大利北部最难唱的，”另一个男高音说，“说真的，那里的观众真不好对付。”这个男高音名叫埃德加·桑德斯，他唱歌用的艺名是埃德瓦多·乔瓦尼。

“我真想在现场看大家给你扔凳子。”艾托里说，“你就唱不了意大利语歌。”

“他是个疯子，”埃德加说，“他就会说扔凳子。”

“我就知道，你们俩一唱歌，人家就扔凳子，”艾托里说，“可是，回到美国，你们就会到处吹牛，说你们在斯卡拉歌剧院演唱多么成功，受到多么热烈的追捧。在斯卡拉，你刚唱一个音符，他们就会把你轰下台。”

“我肯定会在斯卡拉唱，”西蒙斯说，“我十月份要在这里唱《托斯卡》。”

“我们都去，好吧，麦克？”艾托里对副领事说，“得有人去保护他们。”

“也许到时美国军队会去保护他们，”副领事说，“想再来一杯吗，西蒙斯？你要吗，桑德斯？”

“好吧。”桑德斯说。

“我听说你能得到银章，”艾托里对我说，“你的奖状会怎么写呢？”

“我不知道。我都不知道有没有章。”

“肯定有的。哇噻，到时候，你就是科瓦的姑娘们心目中的大英雄。她们都会认定你杀了两百个奥地利人，一个人就攻占了一条壕沟。说真的，我也得争取多弄几个章来玩玩。”

“你有几个了，艾托里？”副领事问。

“他应有尽有，”西蒙斯说，“他们不就因为他才打仗的吗？”

“我有两个铜的和三个银的，”艾托里说，“但我只收到一张奖状。”

“别的呢？”

“仗没打赢，”艾托里说，“仗打不赢，谁都别想得到奖章。”

“你受过几次伤，艾托里？”

“有三次重伤。我有三条杠，看到了吗？”他把袖子翻过来，果真有三条平行银色的杠，缝在袖管上，在肩头下面差不多八英寸的地方。

“你也有一条，”艾托里对我说，“说真的，戴这个感觉不错。我勋章可以不要，这个不能没有。说真的，小伙子，有了三条这样的杠，感觉会不一样。你受一次伤，就让你在医院待了三个月。”

“你伤在哪里，艾托里？”副领事问。

艾托里拉起袖子。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一条深红的疤痕，闪闪发光，“腿上也有。我绑着绑腿，不能给你们看。还有一个在脚上。我脚上有一块坏死的骨头，感觉很不舒服。每天早上，我都会抠一些碎片出来，总是那么难受。”

“被什么打到的？”西蒙斯问。

“手榴弹，长得像捣马铃薯泥的锤子，把我一只脚炸掉了一半。你见过手榴弹吧？”他问我。

“见过。”

“我看着那个婊子养的向我扔手榴弹，”艾托里说，“我被炸倒了，我以为我死定了，还好，手榴弹里面没东西。我起来就用步枪打那个婊子养的。我总是随身带着步枪，让他们不知道我是军官。”

“他长什么样子？”西蒙斯问。

“他只有一颗手榴弹，”艾托里说，“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扔。我猜他可能觉得好玩，他可能没有真的打过仗。我一下子就干掉了那个婊子养的。”

“你打他的时候看清他长什么样子吗？”西蒙斯问。

“他妈的，我怎么知道他长什么样子？”艾托里说，“我打中了他的肚子。打头的话有可能打不中。”

“你做军官多久了，艾托里？”我问。

“两年，我马上要升上尉了。你当中尉多久了？”

“快三年了。”

“你升不了上尉，因为你意大利语不行，”艾托里说，“你平时说说没问题，但读和写肯定都不行。教育不好当不了上尉。你为什么不去美国军队？”

“我可能会去。”

“上帝保佑，希望我也能去。上尉能拿多少钱，麦克？”

“我不大清楚。大约二百五十美元吧。”

“我的天啊，我要是有二百五十美元就好了!赶紧，把我弄进美国军队去，弗雷德。你看看能不能把我弄进去。”

“好吧。”

“我可以用意大利语指挥一个连队。改用英语的话，也难不倒我。”

“你能当将军。”西蒙斯说。

“不行，我知识不够，当不了将军。要当将军，什么乱七八糟的都要懂。你们别把打仗不当回事。瞧你们的脑子，当中士都不够。”

“谢天谢地，我用不着。”西蒙斯说。

“要是他们扒掉你的衣服，你还是用得着。到时候，我希望你们俩都来我那个排。麦克，你来当我的勤务兵。”

“你真好，艾托里，”麦克说，“就怕你是军国主义者。”

“仗打完之前，我一定会升到上校。”艾托里说。

“就希望他们别打死你。”

“他们打不死我。”他用拇指和食指摸了摸他衣领上的星星，“看到了吧？谈到生死，我们都会摸一下这些星星。”

“我们走吧，西蒙。”桑德斯站起来说。

“好吧。”

“再见，”我说，“我也得走了。”我看了一眼酒吧里的时钟，现在是五点三刻。

“再见，艾托里。”

“再见，弗雷德，”艾托里说，“你肯定会得到银章。”

“不知道有没有。”

“肯定有，弗雷德。我听说了，你肯定有。”

“好吧，再见吧，”我说，“你自己当心点，艾托里。”

“不用担心我。我不喝酒，也不到处跑。我既不是酒鬼，也不是色鬼。我知道什么东西对我有好处。”

“再见，”我说，“祝贺你晋升上尉。”

“没什么好祝贺的，凭我的战功，早就该是上尉，对不对？三颗星，两把交叉的刀，再加一顶皇冠，那才是我应得的。”

“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你什么时候回前线？”

“很快。”

“好吧，到时我去看你。”

“再见。”

“再见。你当心点。”

我沿着一条后街，抄近路回到医院。艾托里二十三岁，跟着一位叔叔在旧金山长大，他来都灵探望他的父母，刚好碰到战争爆发。他有一个妹妹，和他一起去美国和叔叔一起生活，今年要从师范学校毕业。他是正儿八经的英雄，但不管跟谁在一起，都会把人家烦死。凯瑟琳受不了他。

“英雄不只有他一个，”她说，“但是，亲爱的，人家都比较安静。”

“我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

“我也不觉得他是坏人，但他太自负，把我烦死了。”

“我也烦。”

“你能这么说真好，亲爱的，但你不用附和我。你更在乎他在前线的表现，你知道他很有用，可是，他这种类型的男人我不喜欢。”

“我知道。”

“你真好，我也试过，想能不能喜欢他，但他实在很讨厌，真的很讨厌。”

“他今天下午说，他就要升为上尉了。”

“好极了，”凯瑟琳说，“这样，他该心满意足了吧？”

“你希望我也晋升吗？”

“不，亲爱的，不管什么军衔，能让我们进好一点的餐厅就够了。”

“那么我已经够了。”

“你的军衔很好，我不希望你再升，否则，你会变得很自负的。哦，亲爱的，你不自负，我很高兴。即使你变得自负，我也会嫁给你，不过，如果嫁给一个不自负的丈夫，日子会更轻松一些。”

我们在阳台上轻声说话。月亮照理说已经升起来了，但城里四周被雾笼罩，我们没有看到，过了一会儿，就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外面的雾变成了雨滴，再过一小会儿，小雨就变成大雨，雨滴落到屋顶上，听起来就像在打鼓。我起身走到门口，看看雨水会不会飘进去，看到没有，我就没有把门关上。

“你还碰到谁了？”凯瑟琳问。

“迈尔斯夫妇。”

“这夫妇俩很奇怪。”

“他本该在美国关着，他们让他出来自生自灭。”

“来米兰后，他每天都过得那么幸福。”

“怎么才算幸福呢？”

“坐过牢的人，这已经算是很幸福了，我觉得。”

“迈尔斯太太说她会带东西来。”

“她总是带好东西来。她说你是她的宝贝，是吧？”

“是。”

“你们都是她的宝贝，”凯瑟琳说，“她喜欢小伙子。你听雨声!”

“下得很大。”

“你永远爱我，对吧？”

“对。”

“下雨没关系吧？”

“没关系。”

“好极了。我怕下雨。”

“为什么？”我很困，外面的雨一直下个不停。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一向害怕下雨。”

“我喜欢。”

“我喜欢在雨里走。但下雨对恋爱中的人不好。”

“我会永远爱你。”

“下雨也好，下雪也好，下冰雹也好，我都爱你，你觉得呢？”

“不知道，我困了。”

“去睡觉吧，亲爱的。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

“你不是真的怕雨，对吗？”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不怕。”

“你为什么怕雨？”

“我不知道。”

“告诉我。”

“别逼我。”

“告诉我。”

“不。”

“告诉我。”

“好吧。我怕下雨，因为我有时好像看到我死在雨里。”

“别胡说。”

“有时也好像看到你死在雨里。”

“这倒是更有可能。”

“不，不对，亲爱的，因为我会保护你。我知道我能帮你，但没有人能帮自己。”

“别再胡说了。今天晚上你怎么胡思乱想？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会太长，我们要好好珍惜。”

“我没有胡说，不过我确实会胡思乱想。我不再说了，别当真。”

“不当真。”

“别当真，都不能当真。我不怕下雨!我不怕下雨!哦，哦，上帝啊，我多么希望我不怕下雨啊!”她哭了。我安慰她，她就不哭了。但是，外面还一直在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