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脱去了他的上衣。有那么一会儿，他真的觉得他是在家里了——他被埋在地下室，身旁是一堆瓦砾和一只死猫。过了一会儿他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他模模糊糊地觉得一个人的手指在摸他的衬衣，在寻找什么东西。视觉又恢复了，他看见司机那张凑得很近的大脸。他有一种胜利的感觉：赢得这一轮战斗的是他。他嘲弄地向司机笑了笑。经理说：“他没事吧？”
“哦，他没事，先生。”司机回答。
“那好，”经理说，“我希望这对你是个教训。”D费了好大劲儿才站起来。他惊诧地发现那个经理十分尴尬——像是一个教务长用长鞭挞完一个孩子后觉察到情况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了。他转过身去说：“来吧，我们走。我来开库伦小姐的车。”
“你允许我搭你的车吗？”D问。
“搭车？我想他妈的不成。你可以开步走。”
“那么或许你的朋友可以把上衣还给我。”
“拿去吧。”经理说。
D走到沟旁，衣服就放在那里，他记不得他的上衣怎么跑到靠近汽车的那条沟边去了——还有他的皮夹。他弯腰去拾衣服，在他忍住浑身疼痛再直起腰的时候，他看见了那个姑娘——她一直坐在L的那辆戴姆勒小汽车的后排座上。他的怀疑情绪一下子又扩展开来，他连整个世界都无法相信了。她难道也是个特务？当然，这太荒诞不经了。她仍然醉意醺然，她对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并不比那个荒唐的库里上尉知道得更多。皮夹的拉链被拉开了，这个皮夹的拉链一拉开就卡住，不管是谁检查里面的东西都不会有时间再拉上它。他举起皮夹放到汽车的窗口说：“你看见了吧，这些家伙干得倒挺仔细。可是他们并没有达到目的。”她隔着玻璃看了看他，脸上带着厌恶的表情。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肯定浑身是血，叫人看着作呕。
经理说：“你别缠着库伦小姐。”
他平静地说：“我只掉了几颗牙。我这个年龄的人掉牙也没什么稀奇的。也许我们在格温小别墅还能再见到面。”她大惑不解地盯着他。他伸手往头上摸了摸，帽子已经不知去向了。肯定是丢在路上什么地方了。他说：“请原谅，我的路可不近。但是我必须嘱咐你——我说的是正经话——你应该小心这帮家伙。”他抬脚向伦敦方向走去，库里上尉愤怒的呼喊声从身后的黑暗中传来。他听到一个词——“地狱”。这一天对他似乎漫长得没个尽头，但总的来讲还是成功的一天。
这一天发生的事也不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在这种气氛中已经煎熬了两年。即使置身于一个荒岛上，他也会把暴力带到那孤寂的环境里去。改变国籍是逃脱不了战争的，你只能变换战斗的手段，用拳头替代炸弹，用偷摸替代大炮的轰击。只有在睡眠中，他才能够逃避暴力。几乎他的所有梦境都是过去的和平幻景——是一种补偿，还是为了满足一种愿望？他已经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毫无兴趣了。他经常梦见课堂、他的妻子，有时也梦见佳肴美酒，更多的时候是鲜花。
他下到排水沟里以避开来往的车辆。大地被白色的沉寂笼罩着。时不时经过一幢周围是鸡舍的隐约可见的平房。公路的白垩路堑在汽车灯的照射下像一条屏幕。他不知道L下一步要采取什么行动。他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今天一天是白白浪费了。到目前为止他除了有把握和本迪池见面之外，别的事一点儿头绪也没有。把这事泄露给本迪池的女儿看来太轻率了，可是当时他没想到自己还有竞争对手。现实的问题开始把他的心思完全占据了，这使他忘记了疲劳和痛苦。时间过得很快。他机械地向前走着。直到他把这个问题想得差不多了，他才考虑到自己的两条腿，想是不是搭辆顺路的车。不久他就听到身后有一辆卡车轰轰的爬坡声，他走到路中央——一瘸一拐、浑身是伤——朝着开来的汽车打了个手势。
二
早班电车晃晃悠悠地绕过西奥巴德街角的公共厕所，朝着皇家大道开去。从东边各郡进城的卡车大半驶向考文特花园。在布卢姆茨伯里大街一个树叶落光的广场上，一只猫正从邻家的房顶上回家去。在D的眼中，这座城市是那样不寻常地暴露着，但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街上没有一个人，除了他自己，也没有一丝战争的迹象。他带着传染战争的病菌经过一家家还没开门的店铺，经过一家烟草店和一家租赁廉价小说的书店。他记得他要去的门牌号码，但他还是把手伸到口袋里想证实一下——记事本不见了。这么说他们费了半天心机终究还是得到了些许报偿。可是本子里除了他的地址可能对他们还有些价值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不错，本子里还有一份他从一张法文报纸上抄下来的做各种卷心菜的菜谱，以及他从什么地方抄下来的几行诗，诗的作者是一位原籍意大利的英国诗人。这几句诗表达了他对自己死去的亲人的哀思：
每天追逐着她的
是你的心跳与足音，
急匆匆地，你追赶了多少时日，
以什么样的**，但她永远无法觅寻。
还有从法国某个季刊寄来的一封信，谈到《罗兰之歌》，提到他很久以前写的一篇文章。他很想知道L和那个司机对那几行诗有什么推测。很可能他们会认为那是某种暗语，正在费尽心机寻找破译的方法。人类的天性究竟继承了多少轻信和互不信任啊!
还好，他记得门牌号码——35号。颇有些出乎他的意料，那竟是一家旅店，虽然并不是一家讲究的旅店。敞开的大门在欧洲每一座城市都明确无误地标明了它的等级。他察看了一下自己置身的地方——他对这个地区的记忆已经十分模糊了。这里的环境只给予他一种朦胧的感觉，使他记起他在大英博物馆读书时的日日夜夜，攻读学术著作，恋爱，和平的日子。这条街道的一头通向一个大广场——有雾中黑魆魆的树木，一家带有奇妙的圆形屋顶的不很高级的旅店和一个推销俄式浴盆的广告牌。他走进这家小旅店，在室内的玻璃门前按了按铃。不知什么地方传来钟敲六点的声音。
一张憔悴、瘦削的面孔望着他，那是一个十四岁左右的女孩子。他说：“我想，这里为我保留了一个房间。我的名字是D。”
“哦，”那个女孩说，“我们以为你昨天晚上就会来的。”她怎么也系不住围裙带。眼角的白色说明她还睡意未消。可想而知，那只不留情面的闹钟如何在她耳边发出刺耳的鸣响。他温和地说：“给我钥匙，我自己上去就行了。”她不知所措地望着他的脸。他说：“路上遇到一点儿麻烦——汽车出了毛病。”
她说：“27号房间，在顶上。我带你去。”
“不用麻烦了。”他说。
“噢，这没什么麻烦的。那些短期住客才要命呢，一夜进进出出三四回。”
因为总是同不三不四的人打交道，她的纯洁和天真都已经失去了。开始两段阶梯还铺有地毯，再往上就只是光秃秃的木楼板了。一扇门打开了，一个穿着华丽睡衣的印度人露出他那双充满乡愁的迟钝的眼睛往外注视着。D的那位向导步履沉重地走在前面。她的一只袜子后跟有个窟窿，每走一步那窟窿都从趿拉坏了的鞋后跟里滑露出来。如果年岁再大一些，她无疑是个邋遢女人，但是在她这个年纪就显得惹人哀怜了。
他问：“有人给我留过话或是信吗？”
她说：“昨天晚上有个男人来这儿找你。他留下一张条子。”她打开房门的锁，“在梳洗台上。”
房间很小：一张铁床、一张铺有流苏台布的桌子、一张藤椅和一个蓝格子的棉布床罩，干净倒还干净，但是已经洗得褪了色，有些地方快要破了。“你要热水吗？”那孩子无精打采地问。
“不，不要，不要麻烦了。”
“那你早饭吃什么？——多数客人吃熏鱼或是煮鸡蛋。”
“我今天早上什么都不要。我要睡一会儿。”
“一会儿要我来喊醒你吗？”
“哦，不用，”他说，“这么高，爬上爬下也不容易。再说我习惯自己醒。你不用麻烦了。”
她热诚地说：“给上流人干事情我心甘情愿。这儿的人都是‘打短儿的’——你知道什么叫‘打短儿的’吧？要不就是印度人。”她注视着他，目光中流露出一种忠诚与倾心的神情，她正处于只要一句话就可以永久把她占有的年龄。“你有行李吗？”
“没有。”
“算你走运，有人把你介绍到这里来。我们从不留宿没有行李的旅客——如果他们自己来是租不到房间的。”
他有两封信，都倚在梳洗台的漱口杯上。他拆开的第一封信的信笺上印着“世界语中心”的信头，打印着：“本中心每期讲授三十课，学费六十几尼。明晨(本月十六日)八点三刻已为您安排了试听课。我们衷心希望您能参加全部课程。如果此时间于您不便，请打电话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在您方便的时间为您另行安排。”另一封信是本迪池勋爵的秘书写来的，主要是确定会见事项。
他说：“我很快就得出去。我现在稍微打个盹儿。”
“你要个汤壶暖脚吗？”
“哦，不用了。”
她在门口留恋不去，似乎还有什么事要办。“那里装着一块煤气表，需要往里投硬币。你会用吗？”伦敦简直没有任何改变。那只吃起硬币来没个够的嘀嗒转动的煤气表一下子回到他的记忆中，他总也弄不清那只表的刻度盘为什么走得那么快。在一个漫长的黄昏，他们把他口袋里连同她钱包中的所有硬币都倒了出来，一个子儿都不剩了。夜间冷极了，她早上才离开他。他突然醒悟过来，他在伦敦度过的两年的痛苦记忆仍然在外面等待着他，随时准备攫住他。“对，”他很快地说，“我知道。谢谢你了。”她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吞咽下他这句道谢的话。他是位上等人。她轻轻地把门带上。这个动作似乎表明：在她的心中，一只燕子就能带来温暖的夏日。
D脱下鞋子，躺在**，连脸上的血迹都没洗。他嘱咐自己的潜意识，他必须在八点十五分醒来，就好像他的潜意识是一个俯首听命的可靠的仆从。他立刻就进入了梦乡。他梦见一位极有风度的老人同他沿着一条河岸踱步。他征求老人对《罗兰之歌》的看法，有时又互相客气地争辩几句。河对岸是一群令人望而生畏的宏伟建筑，就像他看到的纽约洛克菲勒广场的图片一样。一支小乐队正在演奏什么乐曲。在他的表指着八点一刻的时候，他准时醒来了。
他从**起来，洗去嘴上的血迹。被打掉的两颗牙都是牙床后部的牙齿。还算幸运，他冷冷地想。生活似乎下定决心要使他的容貌同护照上的相片相差得越来越远。他的伤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严重。他下了楼。前厅里充溢着从饭厅飘来的鱼腥味，那个小女仆一头撞到他的怀里，手里还端着两只煮鸡蛋。“哎哟，”她说，“真对不起。”某种本能促使他一把将她扶住。“你叫什么名字？”
“爱尔丝。”
“听着，爱尔丝。我把我的门锁上了。我希望你替我照看一下，我不在的时候，千万别让任何人进去。”
“好吧，谁也不会进去的。”
他温柔地拍了拍她的胳膊：“有人可能想进去。你替我收着这把钥匙，爱尔丝。我相信你。”
“这事你就交给我好了。什么人我也不让进去。”她低声发誓说，鸡蛋在她手中的盘子里滚来滚去。
世界语中心设在牛津大街路南的一座大楼的四楼，下面有一个卖玻璃珠饰物的小商店，一家保险公司，一个名叫《心灵健康》杂志的编辑部。一架破旧的电梯摇摇晃晃地把他送上四楼。他对自己在楼上会遇到什么情况心中完全没数。他推开一扇标有“询问处”的门，那是一间四面通风的大房间，屋里摆着几把扶手椅，两个文件柜，一个柜台，柜台后面坐着一位正在织毛衣的中年妇女。他说：“我叫D，我到这儿来是听试听课的。”
“我非常高兴你到这里来。”她满脸堆笑地说。她长着一副理想主义者的干巴皱缩的脸和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穿着一件有紫红色波纹的蓝色毛衣。她说：“希望我们不久就能成为老朋友。”说着按了按铃。这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啊，他既有些不情愿又有些嘲讽地想，可是又不无赞赏之情。她说：“贝娄斯博士总是非常愿意和新来的学员亲自交谈几句。”他需要会晤的是不是就是这位贝娄斯博士呢？他也搞不清楚。柜台后面一扇通向一间私人办公室的小门打开了。“请这边走。”那位妇女说，替他抬起柜台入口的木挡板。
不可能，他不相信他要会晤的就是贝娄斯博士。贝娄斯博士站在那间窄小的房间里，屋里摆着皮沙发，家具都是核桃木颜色，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干墨水的气味。博士伸出了双手。他有一头梳理得一丝不乱的银发，一副谨小慎微但又满怀希望的面孔。他嗫嚅着说了些什么，听上去似乎是：“我很高兴。”他的动作与声音比他的面孔更让人感到矫揉造作。他那张脸因为无数次受人冷落已经变得皱缩干瘪了。他说：“世界语中心向客人说的第一句话当然是欢迎光临。”
“您太客气了。”D说。贝娄斯博士关上门。他说：“我已经安排好了，您的课程——我希望我可以用课程这个词——您的课程将由您的一位同胞任教。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总会这样做。这样可以使学员对课程产生好感，也可以帮助他们慢慢地熟悉一个新世界的秩序。您会发现K先生是位非常称职的老师。”
“这我丝毫不怀疑。”
“但是首先，”贝娄斯博士说，“我总是想解释一下我们的教学目的。”他仍然握着D的手不放，并且用难以察觉的动作把他领到一张皮椅子前面。他说：“我希望我的客人是出于爱而到这里来的。”
“爱？”
“对整个世界的爱。一种愿望——希望能够和——所有的人——交流思想。而所有的恨，”贝娄斯博士说，“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这些战争消息，这一切都是由于人们相互不能理解。假如我们大家都使用同一种语言……”他突然灰心地叹了一口气，这次叹气可不是造作的。接着他又说：“我总是梦想着能够帮助别人。”这位不幸的急性子的人一直试图把自己的梦想变为现实，他知道自己毫无成效——这几张小小的皮椅，一间通风的房间和那位打毛线活、穿半长外套的妇人。他梦想着世界和平，而且他在牛津大街还有两层楼房。他有一种圣徒的气质，不同的是，圣徒永远获得成功。
D说：“我认为你从事的是一种很高尚的工作。”
“我希望所有到这里来的人都能体会，我们之间不仅仅是一商业上的——关系。我希望你们了解我这里的工作人员所做的努力。”
“当然。”
“我知道我们的工作仅仅是刚开始……但是我们的成果要比你想象的更好一些。我们有西班牙人、德国人、一个泰国人，还有一位你的同胞，也有英国人。当然，我们的工作主要是靠英国人民的支持。可惜，对于法国人我就不能这么说了。”
“这只是时间问题。”D说。他为这位老人感到悲哀。“我致力于这项工作已经三十年了，这次战争对我们当然是莫大的打击。”他突然坚定地挺起腰板来说，“但是从这个月的情况来看，前途还是相当乐观的。我们已经试讲了五次课。你参加的是第六次。我不能老把你留在这里，你得去见见K先生。”休息室中有一只钟敲了九下。“打点了。”贝娄斯博士用世界语说，脸上露出惊骇的笑容。他重新伸出双手：“我说的话的意思是——钟打点了。”他又把D的双手抓在自己的手中，仿佛他在D身上感到更多的同情，比他习惯的还要多。“我愿意到这儿来的是位知识分子……这对我们的工作大有益处。”他说，“我非常希望能和你再做一次这样有趣的谈话。”
“当然，这毫无问题。”
贝娄斯博士在门厅和他分手时显得有些依依不舍。“可能我刚才就应该把事情对你说清楚。我们用的是直接教学法。我们相信——像你这种人——除了世界语不说别的语言。”他重又把自己关在那间小屋里。身着半长外衣的那个女人说：“你不觉得贝娄斯博士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吗？”
“他很有抱负。”
“一个人必须如此——你不觉得吗？”她从柜台后面出来，领着他走进电梯。“教室在五楼。按一下开关。K先生肯定在那里等你呢。”电梯摇摇晃晃地把他送到上面一层。他纳闷K先生会是怎样一个人——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倘若他也属于自己来自的那个被战火**的世界，那他在这里就很不合适了。
但这个人在这里完全合适——倒不是说和贝娄斯博士的理想主义，而是说和这座建筑物非常协调。一个衣衫褴褛、浑身墨迹的小个子，在任何一所以营利为目的的学校都可以看到像他这样收入微薄的语言教师。他戴着一副金属框的眼镜，买个刮胡子刀片都要合计半天。他打开电梯门说：“早安。”
“早安。”D说。K领着他穿过镶嵌着涂成核桃木颜色的松木护墙板的过道，过道尽头是一间同楼下休息厅一样大小的房间，房间被分隔成四小间教室。他不禁怀疑自己是否在浪费时间。肯定是有人搞错了，可是弄到他名字和地址的人又是谁呢？也许是L设计把他诱出旅馆，好趁机搜査他的房间？这也不大可能。L在弄到他的笔记本之前是不会知道他的地址的。
K先生把他领进一间很小的屋子，屋子里有一只不很暖和的小电炉。双层窗户关得很紧，密不透风，挡住了下面牛津大街上车辆的噪声。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像出自孩子手笔的卷帘画——一家人正在吃饭，背景似乎是一幢瑞士木屋。父亲挎着一支枪，一位女士撑着一把伞。远处山峦重叠，近处是树木和瀑布。桌上摆满了各种食品——苹果、一棵生卷心菜、一只鸡、梨、橘子和生马铃薯，另外还有一块肉。一个孩子在摆弄铁环。一个婴儿坐在童车里从奶瓶里吮奶。另一面墙上是一个挂钟。K先生说：“桌子。”随后敲了敲桌子。他带有表演姿势地坐在一把椅子上，嘴里念叨着：“请坐。”D也学他的样子坐在另一把椅子上。K先生说：“现在时间是……”他指了指钟，“九点。”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很多小盒子。他说：“请注意。”
D说：“对不起，肯定有些误会……”
K先生把盒子一只一只地摞起来，同时嘴里念叨着：“一、二、三、四、五。”他压低嗓音加了一句，“我们规定除了世界语不能讲其他语言。倘若别人发现我讲的不是世界语，我就要被罚一个先令。所以请你不讲世界语的时候，把声音压低一些。”
“说是为我安排了一堂课……”
“这没错。我接到了指示。”他说，“这是什么？”他指着那些盒子自问自答道，“这是盒子。”他把声音又重新压低问道，“你昨天晚上干什么来着？”
“当然，我想见见你的上级。”
K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放在D的面前。他说：“你乘的那班船仅晚点两个小时，可是你昨夜一整夜都不在伦敦。”
“最初，我把火车误了——耽搁就耽搁在海关那儿——后来一位女士请我搭她的车，可轮胎在半路上又爆了胎，在郊区一家旅馆我又被困住了。L也在那里。”
“他和你说了话吗？”
“他给了我一张条子，说是可以送给我两千英镑。”
在这个瘦小的人的目光中闪现出一种奇特的光芒——像是嫉妒，又像是渴望。他问：“那你怎么做的？”
“当然了，我没理他。”
K先生摘下他那副金属框架的旧眼镜，擦了擦镜片。他说：“那个姑娘和L有关系吗？”
“我看不像有。”
“此外还发生过什么别的事？”他突然指着墙上的那幅画说，“这是一家人。一家有钱的人。”门打开了，贝娄斯博士往屋里探了一下头，看了看。“好极了，好极了。”他说，然后温柔地一笑，顺手把门又带上了。K先生说：“继续讲。”
“我把她的车开走了。她喝得醉醺醺的不想走。那家旅店的经理——一个叫库里上尉的家伙——开车追上了我。我挨了一顿揍，揍我的是L的司机。我还忘了告诉你，这个人在旅馆的盥洗室里还打算抢我的东西——就是那个司机。他们翻我的上衣，当然什么也没搞到手。我只好开步走。走了好久才搭上汽车。”
“库里上尉是不是……？”
“哦，不会。完全是个白痴，我想。”
“你讲的事真奇怪。”
D勉强赔了个笑脸。“当时这一切似乎非常自然。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看看我的脸。我昨天还没有这些伤呢。”
那个小个子又问：“给你那么多钱……他说没说……他想干什么？”
“没说。”D猛然醒悟过来：这个人并不知道他此行的目的——国内那些人就是这种做法：把他派来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又让另外一些人来监视他。监视他的人是不会知道他来英国执行什么任务的。内战期间这种不信任已经成为一种风气，使所有的事情复杂化了。谁也不会想到这种不信任有时比信任使事情变得更糟。只有坚强的人才能受得住处处被怀疑，软弱的人只能按照分派给他的角色行动。在D的心目中，K先生就很软弱。D问道：“他们这里给你的钱多吗？”
“一小时两个先令。”
“那并不多。”
K先生说：“幸亏我不是靠这点儿钱活着。”但是从他那套衣服和疲惫的、躲躲闪闪的目光来看，他不可能有更多的其他收入。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指——指甲啃得露出了嫩肉——说道：“希望你的一切事都已作了安排。”有一个手指上的指甲看来不合他的意，他就又把它咬短了些，好和其他的指甲般配。
“是的，基本上都安排好了。”
“你想见的人都在城里吗？”
“在。”
当然了，这是在套他的情报。可惜K先生没有成功。从他们付给K先生的工资来看，他们不信任他可能是正确的。
“我得打个报告，”K先生说，“我向他们汇报你已经安全到达，你路上的耽搁似乎都有合理的解释……”一个人的行动处处需要用K先生这样一个人的标准来衡量真是奇耻大辱。“你的事什么时候可以办完？”
“最多也就是几天。”
“我记得你最迟星期一午夜就得离开伦敦。”
“是的。”
“倘若到时候走不了，你一定得让我知道。要是一切都顺利的话，你最迟也应该乘夜里十一点半的那趟火车离开。”
“我懂了。”
“好吧，”K先生无精打采地说，“十点之前你不能离开这里。我们最好还是继续上我们的课。”他站起身来走到墙上那幅画的旁边，一个瘦弱、营养不足的小个子——天晓得他们出于什么原因选中了这么一个人。难道在他的伪装下竟然深藏着对自己党派的无限热情？他说：“一家很有钱的人，”又指指那块肉，“这是一块肉。”时间过得很慢。D有一次觉得，似乎听见了贝娄斯博士从过道走过时橡皮鞋底发出的嚓嚓声。即使在世界语中心这个地方信任也并不多。
在接待室他又约好了星期一的课，并且预付了费用。那位已经上了年纪的女人说：“你有一点儿困难吧？”
“哦，我觉得收获不小。”D说。
“我很高兴。你知道，贝娄斯博士常常为高级班学生举办小小的晚会，非常有意思。每次都在星期六晚上八点。这使你有机会遇到世界各国人——西班牙人、德国人、泰国人——这样可以互相交流思想。贝娄斯博士不收费——你只需付咖啡和蛋糕钱。”
“我可以想象得出，蛋糕一定相当不错。”D说着很有礼貌地鞠了一躬。
他走到牛津大街上，现在没有什么可着急的了。会见本迪池勋爵之前他无事可做。他漫步走着，沉浸在一种梦幻般的感觉里——所有商店的橱窗里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商品，什么地方都看不到倒塌的房屋，妇女们到巴扎德商店去买咖啡。这一切简直像他梦境中的和平景象。他在一家书店前面停了下来，看着橱窗里的书——人们有时间读书——新近出版的书。其中一本书的书名是《爱德华国王的一位宫廷女侍》，封面上印着一张照片——一个身穿白色绸衣、帽子上装饰着鸵鸟毛的胖女人。真叫人难以置信。还有一本《非洲狩猎的日日夜夜》，封面上是一个戴着太阳帽的男人，脚下踏着一头打死的母狮。这个国家是多么安宁啊，他满怀深情地想。他继续向前走，不由得注意到路上的行人个个衣着整洁。冬日的阳光苍白无力，牛津大街上停着几辆深紫色的公共汽车，交通又阻塞了。对于敌方的飞机，他想，这是多么明显的目标啊。每次空袭都发生在这个时候。但是天空空****的——或者说基本上空****的。一架闪闪发光的小飞机在晴朗的天空中掉过头，俯冲而下，飞机后部拖着一股轻烟，画出一行字：“俄窝酒给你热力。”他走到布卢姆茨伯里区，忽然意识到，自己度过了一个多么宁静的早晨。他那种传染性似乎在这个一切都按部就班的和平城市中终于找到了一个劲敌。除了两个印度学生在俄式浴盆的广告下核对笔记外，这个树叶落光的广场上空无一人。他走进他住的那家旅馆。
楼下客厅里有一个女人，他猜想是这家旅馆的女经理。她长得肥胖臃肿，肤色黝黑，嘴的四周长着几个疖子。她用那种生意人的眼光瞟了他一眼，喊道：“爱尔丝，爱尔丝，你上哪儿去了，爱尔丝？”完全是不耐烦的腔调。
“不用麻烦了，”他说，“我上楼的时候顺便就可以找到她。”
“钥匙应该挂在这儿的钩子上。”那个女人说。
“没关系。”
爱尔丝正在打扫屋子外面的过道。她说：“没有人进去过。”
“谢谢你，你真是一个尽职的守卫。”
但是他一迈进房门立刻就觉察到她讲的不是实话。他有意把皮夹放成一个特别的角度，这样他就可以有把握知道……皮夹有人动过。也可能是爱尔丝收拾屋子来着。他拉开皮夹的拉链——里面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但是东西的位置改变了。他叫道：“爱尔丝!”他的声调并不高。看见她走进来，体格矮小，瘦骨嶙峋，脸上挂着的忠实的表情就像她穿的那件围裙一样极不相称，他真怀疑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人能够拒绝贿赂。说不定他自己也会被人贿赂——究竟怎么个贿赂法他可说不清。他说：“有人进来过。”
“只有我和……”
“和谁？”
“老板娘，先生。我想你不会介意她的。”当他得知这个世界上最终还存在着忠实的时候，他感到无限欣慰。他说：“当然了，你无法阻止她进来，对吗？”
“我想尽办法不让她进来。她骂我不想让她进来是怕她看见屋子里邋里邋遢。我说你嘱咐过我——谁都不许进这间屋子。她说：‘把钥匙给我。’我说：‘D先生把钥匙交给我，千叮万嘱说不叫人进去。’然后她从我手里一把夺走了钥匙。过后她进没进来我就不知道了。可是事后我觉得，哼……反正也没什么。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知道的。”她说，“真对不起，我不应该让她进来。”看得出来她曾经哭过。
“她对你发脾气了？”他温和地问。
“她把我辞了。”但她马上接着说，“这没关系。这里不是人干的——活儿总是能找得到的。而且还有法子多挣点儿——我这辈子也不会再当仆人了。”
他脑子里想：我的传染病还在身上带着呢。我来到这里，把别人的生活都打乱了。他说：“我和老板娘说说去。”
“噢，我不会再留在这儿——发生了这事我绝不再留下来。她……”她好像问心有愧似的承认，“她扇了我一个耳光。”
“那你以后怎么办？”
她既天真无邪又非常世故，这不禁使他感到毛骨悚然。“噢，以前有个姑娘在这儿住过。她现在有一间房子。她那时总是让我跟她去——帮她管家。我不会像她那样跟男人打交道，当然了，只帮她管家。”
他叫起来：“不行，不行。”就好像他猛然看到了在我们全然没有觉察的情况下缠附在我们身上的罪恶似的。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清楚我们自己已经糟蹋了多少纯洁。他得承担责任……他说：“别走，等我和老板娘谈了再说。”
她的话音中流露出一丝凄楚。“我去那儿干跟在这儿也没多大区别，不是吗？”她接着又说，“在那儿当仆人好多了。我和克拉拉每天下午都可以去看电影。她需要有人陪着，她说的。她养了一只哈巴狗，就只有那条小狗给她做伴，男人当然不算在内。”
“别急。我保证可以帮助你——总有办法。”他实际上一点儿主意也没有，也许只有本迪池的女儿……可是在演了那一幕汽车闹剧以后，这似乎不大可能了。
“噢，我下个星期内还不会走。”她太年轻了，对罪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还完全不可能从理论上认识。她说：“克拉拉有一只装在洋娃娃身上的电话机，那个洋娃娃打扮起来就像个跳舞的西班牙小姑娘。克拉拉总是会给她仆人吃巧克力糖。”
“别忙着去找克拉拉。”他说。他现在心里已经完全勾画出了那个年轻女人的形象，她很可能有一副好心肠，但是，他相信，本迪池的女儿心肠同样也不坏。她在月台上还给他一个小圆面包呢。虽然她那样做完全可能出于无心，却令人感觉她非常慷慨。
一个声音在门外喊道：“你在这儿干什么呢，爱尔丝？”那是老板娘的声音。
“我把她叫到这儿来的，”D说，“问她谁到我屋里来过。”
他对孩子提供的情况还来不及好好考虑一下——这个老板娘是不是和K一样也是协助自己工作的人，他只想核对一下自己是否走对了路。还是她已经被人收买了？是啊，倘若是这样的话，家里人又为什么让他到这家旅馆来呢？他的房间是预订的，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了，他们也就不会失去联系了。
但是，当然了，这一切也完全可能是一个向L提供情报的人一手安排的——假如真有这么一个人的话。在这个地狱中转起圈子来没个头。
“谁也没到这屋子来过，”老板娘说，“除了我和爱尔丝。”
“我特意嘱咐过爱尔丝不要让人进来。”
“这话你应该对我说。”她的脸庞生得方方正正，透着一股刚毅劲儿，但是看得出来，因为健康的缘故已经大不如往昔了。“再说除了在旅馆干活的人，不会有人进你的房间。”
“有人好像对我这些文件感兴趣。”
“你动过这些纸吗，爱尔丝？”
“没动过。”
她把那张方方正正、生着疖子的大脸挑衅地扭向他，使他感到这女人曾是个威风凛凛的人物。“你看，肯定是你弄错了——要是你相信这个小丫头的话。”
“我相信她。”
“那我就没什么话好说了，反正你屋里什么也没丢。”他没有再开口，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她不是自己人就是L的人。是哪边的人都无所谓，她什么也没有找到，而且他也不能从这里搬走，他得执行命令。“也许你现在可以让我说话了，我上楼来是要告诉你：有位女士给你来了个电话。在大厅里。”
他惊奇地反问了一句：“一位女士？”
“就是。”
“她说了姓名吗？”
“没有。”他看出爱尔丝的目光焦虑地注视着他。他想——上帝啊，千万别出别的乱子，这是不是一种幼稚的恋情？他往门口走去的时候碰了碰她的袖子，说：“相信我。”十四岁有点儿太年轻了，不应该懂得这么多，因为十四岁的孩子对一切都是无能为力的。倘若这就是文明——熙熙攘攘的街道，妇女们排队在巴扎德商店购买咖啡，爱德华国王宫廷中的女侍，年轻的女孩子无时无刻不在沉沦堕落——倘若这就是文明，他宁肯选择野蛮，选择炸毁的街道和等着分发食品的长队。那里的孩子最坏也不过就是死亡。是啊，正是为了她这种人，他才加入了这场战斗，为了防止他自己的国家重新回到这种文明里来。
他拿起电话。“喂，你是哪一位？”
一个不耐烦的声音说：“我是罗丝·库伦。”他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想利用这个姑娘引诱我，就像小说故事里那样使用美人计？“是吗？”他说，“你那天晚上平安到家了——回到格温别墅了？”只有一个人能够把他的地址告诉她——那就是L。
“我当然到家了。听着。”
“非常对不住，我没办法，只得把你丢给那帮成问题的家伙。”
“哦，”她说，“别说傻话了。你是小偷吗？”
“在你降生之前我就偷汽车了。”
“你不是需要见我父亲吗？”
“他这么对你讲的吗？”
电话中传来非常不耐烦的声音：“你认为我和我父亲处得不错，彼此常互通消息，是吗？日记上写着呢。你把日记本掉了。”
“我把地址写在日记本上了？”
“是的。”
“我想把它取回来，我说的是日记。日记同我的其他抢劫案有着感情上的联系。”
“噢，看在上帝面上，”那个声音说，“但愿你别再试图……”
他忧郁地凝视着这家旅馆小小的客厅的另一边——一株藤萝攀附在花架上，一个弹壳状的伞架。他不禁想：用家里那些弹壳足可以办个工厂。空弹壳可以出口。圣诞节到了，请买一个从某个被战争夷为废墟的城市运来的高雅伞架。“你睡着了？”那个声音问道。
“没有。我在等着听你的下文呢。这件事——你知道——令人有些尴尬。我们上次的会面有些古怪。”
“我想和你谈谈。”
“是吗？”他真希望自己现在就能判断她到底是不是L的人。
“我指的不是在电话里和你谈。你今天晚上能出来和我一起吃饭吗？”
“我没有像样的衣服。”她的声音听上去非常紧张——这真令人起疑。如果说她是L的人，他们现在当然会焦急不安的——时间不多了，他和本迪池的会面约定在明天中午。
“随你喜欢去哪儿都行。”
他想，只要自己不带证件——放在袜子里可不成——他和她会一次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可是另一方面，他的房间还有可能被搜査。这肯定是一个难题。他说：“那我们在什么地方见？”
她马上回答：“罗赛尔广场车站外面——七点。”听上去没有什么危险。他说：“你知道有谁需要一个好女仆吗？比如说你或是你的父亲？”
“你疯了？”
“别大惊小怪的。我们今天晚上再谈这件事。一会儿见。”
他慢慢向楼上走去。他不能抱有侥幸心理：证件必须找地方藏起来。他只要再挨过二十四小时，就是个自由人了——回到那些在飞机狂轰滥炸下忍饥挨饿的同胞那儿去。他们当然不会强塞给他一个情妇——除非在闹剧中，人们一般对这类事是没有多大兴趣的。闹剧中的间谍从来不知疲倦，也不会无动于衷，更不会爱一个死去的女人。但是，可能L喜欢读戏剧——他终究是代表贵族阶级的，代表那些侯爵、将军和主教——他们生活在自己那刻板而奇怪的天地里，胸前叮叮当当地摇晃着他们相互授予的勋章。因为生理需要他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就像鱼儿生活在鱼缸里，永远隔着玻璃注视事物。他们对另一个世界的认识——那些有专长的人和劳动人民——部分是从剧本中得来的。你要是低估了统治阶级的无知那就大错特错了。玛丽·安托瓦内特[4]谈论穷苦人时不是说过：“他们不能吃蛋糕吗？”
老板娘走了。电话机可能还有一条线，她可能通过另一部电话机一直在偷听他们的谈话。那个小女孩正赌着气专心致志地打扫过道。他停住脚步望了她一小会儿。有的时候一个人不得不铤而走险。他说：“你能不能到我屋子里来一会儿？”她进来后，他把门关上，“我说话声音不能太大——不能让老板娘听见。”他看见对方那副忠心耿耿的样子又吃了一惊——他到底做了什么事赢得她的这种忠诚？一个年已半百的外国人，刚刚揩净脸上的血迹，疤痕累累……他只对她说过五六句表示同情的话；难道她周围的人从来不对她讲这种话，所以他讲的这几句就自然而然地引起她——这种情感？他说：“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事你说吧。”她说。他想，她对克拉拉大概也是这么忠心耿耿。假如一个年轻女孩儿因为没有别的朋友而把感情寄托在一个老年外国人和一个妓女身上，她过的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啊!
他说：“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我身边带着一些文件，有人极力想搞到手。我想求你帮我把它们藏起来，明天再还给我。”
她问：“你是间谍吗？”
“不是，我不是。”
“你是干什么的，”她说，“我不在乎。”他坐在**把鞋脱下来，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她说：“打电话的那位太太……”
他抬起头来，一只手拿着袜子，另一只手拿着证件。“千万不能让她知道。这事只能你知我知。”她的脸庞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了，倒好像是他送给她一件珠宝。他马上改变了主意，不准备给她钱了。他不妨在离开的时候送给她一两件礼物，如果她愿意的话可以换成钱，但绝不应该这么给她钱，这会使她觉得受到侮辱，会伤了她的心。“你会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他问。
“你藏在哪儿我就藏在哪儿。”
“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发誓。”
“最好现在就藏。立刻就办。”他转过身去望着窗外。旅馆镀金字母的大招牌就挂在窗下，四十英尺下面就是霜气凝结的人行道，一辆煤车正慢悠悠地驶过。“现在，”他说，“我得再睡一会儿。”连日来睡眠不足，他一定得把觉补过来。
“你不吃午饭了？”她问，“今天中午伙食还不算太糟糕。有洋葱土豆炖羊肉和蜜糖布丁。吃点儿饭会使你身体暖和。”她又说，“我给你多盛点儿——趁她看不见的当儿。”
“我现在可不习惯吃这么多了，”他说，“我来的那个地方，人们都学会了不大吃东西。”
“可是人总得吃饭啊。”
“是啊，”他说，“我们发明了一个省钱的法子。大家看看杂志刊登的食品广告就成了。”
“别胡说了，”她说，“我才不信你的话呢。你怎么也得吃饭。假如你的钱……”
“不是，”他说，“绝不是钱的问题。你放心，我今天晚上会吃得非常好。可现在我只想睡觉。”
“不会有人进这间屋子来的，”她说，“不会有人进来。”他能听见她像个哨兵似的在外面走廊上走来走去的声音。时不时传来一两下噼噼啪啪的声响，她可能正装模作样地在外面打扫卫生。
他和衣躺在**。这次无须嘱咐他的潜意识到时间叫醒他了。他每次睡眠从没超过六小时，这是因为两次空袭之间的间歇时间最长也不超过六小时。可是这次他无论如何也无法使自己入睡——在这之前他一直把那些文件带在身边。在横穿欧洲大陆的整个旅程中他都随身带着这些文件，到巴黎的快车上如此，到加来和多佛尔来仍然如此。就是在他挨打的整个过程中，那些文件也还是安全地藏在他的鞋里，他的脚后跟一直扮演着一个忠实卫兵的角色。一旦那些文件不在自己身边，他的心情就变得十分不安。那些文件是他唯一的身份证明，可现在他什么也不是了——只是一个躺在一家下等旅店的肮脏破烂的**的不受欢迎的外国人。倘若那个女孩子向人炫耀他对她的信任，那……可是他信任她的程度却超过对其他任何人。她很单纯，但这又可能使她在换袜子的时候把那些文件随手一扔，忘到脑后……L，他有些气愤地想，是绝对不会这么干的。从某种角度来看，他的国家的暗淡前途完全悬在这个收入微薄的孩子穿的袜子上。这几张纸就可以换得两千英镑——这是已经被证实了的。假如你允许他们赊欠的话，他们出的价码还要高得多。他感到浑身无力，就像剪掉了头发的大力士参孙。他差一点儿坐起来把爱尔丝喊回来。可是即使他把她喊了回来，他又能拿那些文件怎么办呢？在这间光秃秃的小屋中实在找不出地方可以藏它们。而且从某个方面来讲，穷人的前途依靠穷人自己也还是适宜的。
时间过得非常慢。他想这样也可以算休息吧。过了一会儿过道里变得一片寂静。她没办法再在那儿磨磨蹭蹭地假装扫地了。要是我有一支枪，他想，我就不会感到这么束手无策了。可是他没有法子把枪带进来，经过海关检査的时候太冒险了。也许这里有办法私下弄支左轮枪，可他却不知道到哪儿去弄。他发觉自己确实有些被吓住了。时间不多了——他们肯定很快就会对他下手的。他们既然一出场就揍了他一顿，下一步很可能会采取更厉害的行动。只身处于危险之中使人有一种奇特、孤独和恐怖的感觉。过去可不是这样，那时他有全城的人陪伴着自己。他感到他又回到了牢狱中，狱卒正跨过沥青路向他走来。那时他也是孤身一人。古时候同对方交锋可好得多：罗兰在荆棘谷也有伙伴——奥列弗和托宾[5]全欧洲的骑士都赶来帮助他。人们由于共同的信仰而团结一致。甚至异教徒也会站在基督教徒一边反对野蛮的摩尔人。他们或许在圣父、圣子、圣灵这个问题上看法不同，可是一涉及根本问题，他们就团结得像一个人了。现在经济唯物主义却有这么多不同的流派、这么多政治团体。
透过寒冷的空气从街头传来几声吆喝——谁有破旧衣服要卖，修理椅子!他曾经断定战争毁灭了一个人的感情，看来这并不真实。这些吆喝声使他充满了痛苦的怀旧之情。他就像一个年轻人那样把头埋在枕头里。它们把他的思想清晰地带回到结婚以前的岁月中。那时他们俩曾一起倾听这种吆喝声。他觉得自己像是一个献出全部心灵的年轻人，到头来却发现自己被愚弄了，被戴上了绿帽子，被彻底欺骗了。他又觉得自己像一个因沉湎于一时的荒唐而毁掉终身的年轻人。生活就像是作伪证、发假誓。有多少次他们曾发誓：要死的话，两人就在一个星期之内先后死去，可是他却没有死。他在牢狱中幸存下来，从废墟中活着爬了出来。那颗炸塌了四层楼房的炸弹炸死了一只猫，却饶了他的命。真的以为用一个女人就能让他上钩？要么这也许是伦敦——一座在和平日子中的外国城市——特地为他准备的，好叫他恢复旧日的情感：绝望？
薄暮降临了，灯火像是一层霜气，笼罩住一切。他睁着双眼重新仰面躺到**。是啊，就像回到家中似的。过了片刻他又爬起身来，刮了刮脸。该出发了。当他走进寒冷的夜色中时，他伸手把外衣的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底下。从市区刮过一阵东风，风中带着一股商业大厦和银行大楼的侵骨的寒气。这使人们想到长长的过道、玻璃门和死气沉沉的日常公务。那是一阵使人感情冻结的风。他向吉尔福特大街走去——下班高峰时间已过，去剧院的人还没有动身。那些小旅店里正在摆晚饭，一些东方人从他们的单人间里向外张望着，面色阴沉，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
在他拐到一条侧街上时，他听见后面传来一个人的声音，那是一个有事相求的人低低的话语声，听上去彬彬有礼：“劳驾，先生。劳驾。”他停住脚步。那个人戴着一顶非常破旧的圆礼帽，穿一件拆掉了皮领的黑色长大衣，过分斯文地鞠了一躬。他的下巴上留着白色的短须，泡泡眼布满血丝，伸着一只仿佛是准备接受别人亲吻的筋骨外露的憔悴的手。那人马上就用一种只有高等学府——或是舞台上——才残存的腔调道歉说：“非常对不起，我想和您说几句话，先生。情况是这样的，我现在处境非常尴尬。”
“处境尴尬？”
“只要几个先令就行了，先生。”D对此非常不习惯。在他的国家，乞丐总是叫人一目了然地看到自己的穷困不幸，站在教堂的门口，**着身上的烂疮。
这个人却带着一脸藏头露尾的焦虑神色。“不然我是不会对您说的，先生，当然了，我感觉到您这人——怎么说呢，也是位上等人。”这是乞讨时有意的阿谀奉承呢，还是获取同情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当然了，要是不方便的话，就当我没说。”
D把手伸进口袋里。“别在这儿，假如您不介意的话，先生，别在大街上叫别人看到。请到那边背静的地方。向一位素昧平生的人这样借钱实在不好意思。”他不安地侧身走进一条僻静的小巷。“您完全可以想象得到我的处境。”这地方停着一辆汽车，一幢房子的巨大的绿色大门关闭着，附近没有人。“好吧，”D说，“喏，这是半个克朗。”
“十分感谢，先生。”他把钱一把抓了过去，“或许有一天我可以报答……”他迈着两条瘦长的腿走出小巷，来到大街上，最后消失在视野外。D跟在他后面往外走。他身后嗖地响了一下，墙那面忽然飞来一块碎砖头，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记忆提醒了他，他撒腿就跑。街道两旁的窗口灯光明亮，拐角上站着一个警察，他逃离危险了。他心里明白，刚才是一个人用带有消声器的枪向他开了火。是个笨蛋。他忽略了这一点，上了消声器以后枪就不容易瞄准了。
那个乞丐，他想，肯定在旅馆门口就等着他，把他诱到那条僻巷。要是击中了他的话，他们就用停在那里的车子把他的尸体运走。或许他们只准备把他打伤。他们多半还没决定该怎么办，这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子弹为什么没打中他，就像打枪时望着这个打那个，结果哪个都没打中。可是他们又怎么知道他离开旅馆的准确时间呢？他加快了步伐，来到伯纳德街，他心里隐隐约约有一股怒气。那个姑娘，当然了，不会在车站等他。
可是她却在那儿等着。
他说：“我没有想到能在这儿看见你。在你的朋友向我开枪以后我真不抱什么希望了。”
“听我说，”她说，“有些事情我不愿相信也不能相信。我到这儿来是向你道歉的。关于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我不相信你想偷车，可我当时喝醉了，失去理智了……我万万没想到他们要那么打你。主要是那个白痴库里。可是假如你现在又要作戏……是不是想再玩一套新的骗取别人信任的把戏？企图打动一个富于幻想的女孩子的心？你还是放聪明一点儿，你这是白费心机。”
他说：“L知道你七点半在这里和我会面吗？”
她略有些不安地回答：“L不知道，可是库里知道。”这种直言不讳使他大吃一惊。她可能确实是无辜的。
“他拿走了你的笔记本，你知道。他说笔记本不能还给你，这样你就不会再搞什么鬼了。我今天和他通过电话——他在城里。我告诉他我不相信你要偷汽车，我要见你并且把笔记本还给你。”
“他把笔记本给你了？”
“这不是吗？”
“你是不是把时间和地点也告诉他了？”
“有可能。我们谈了半天。他总是跟我争辩。可是你说库里开枪打你算是白说——我不相信。”
“噢，是的，就连我也不相信。我觉得是他碰巧遇见了L，而且把我们会面的事告诉他了。”
她说：“他和L一起吃的午饭。”她神色激动地喊道：“这一切太离奇了。他怎么可能在大街上向你开枪——在伦敦？警察都干什么去了？还有枪声，周围又都住着人？你为什么到这里来？为什么不去警察局报告？”
他依然和善地说：“让我一件一件地给你解释。是在一条僻巷，不是大街。枪上安有消声器。至于我为什么没去警察局，主要是为了和你在这儿的约会。”
“我不信。我怎么也不会相信。你难道看不出来，倘若事情真像你说的那样，生活就全然不一样了？一切都要从头再来了？”
他说：“对我来讲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在我们国家里，我们就是和子弹生活在一起的。即使在这儿你也得习惯这个。生活从来没什么两样。”他拉起她的手，就像是领着一个孩子似的沿着伯纳德街走去，然后拐到格兰威尔街。他说：“没危险了。他不会待在那里。”他们来到那条僻巷。他从过道里捡起一小块砖头，说：“你看，他击中的就是这个。”
“拿出证据来。拿出证据来。”她暴躁地喊。
“我想这办不到。”他用指甲抠了抠墙，在寻找什么。子弹有可能嵌入墙里……他说：“他们是在孤注一掷。昨天在盥洗室就来了这么一次——后来的事你都看见了。今天有人搜查了我的房间，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自己人干的。可是这次——今天晚上——他们使用的手段更进了一大步。除了没杀我，他们什么方法都用到了，但我想他们是达不到目的的。杀死我可没那么容易。”
“噢，上帝，”她突然说，“这是真的。”他转过身来。她手里捏着一颗弹头。弹头打在墙上又弹回到地上。她说：“这是真的。我们得采取措施。警察……”
“我走时谁也没有看见。也没证据。”
“你说昨天夜里你收到一张条子，提出要给你钱。”
“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她怒气冲冲地问，“你不应该被人打死。”
他突然觉得她要歇斯底里了。他抓起她的胳膊把她推进一家酒馆。“两杯白兰地。”他说。他开始满怀希望、喋喋不休地谈了起来。“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我住的那家旅馆有一个小姑娘——她帮了我一个忙，结果为此被解雇了。你能不能给她找一个工作？你肯定有不少好朋友。”
“噢，别当堂吉诃德了。”她说，“你把你的事再给我讲点儿。”
“我能告诉你的就这么多了。非常明显，他们就是不愿意让我见到你的父亲。”
“你是不是他们所谓的爱国人士呢？”她既生气又有些蔑视地说。
“噢，不。我想不是。你知道，他们那些人才总是把所谓的‘我们的国家’挂在嘴边。”
“那你为什么不接受他们的钱呢？”
他说：“一个人怎么也得选择一种行为准则活下去，不然一切就都无所谓了，甚至可能用煤气炉了此残生。我选中的是那些几世纪以来一直吃别人残羹剩饭的人。”
“可是你的人民一直是被别人背叛乃至出卖的。”
“这并没有什么关系。你不妨把这看作是某些人的唯一职业——否则他们就无所事事了。不能任何事都讲道德。我们的人也像对方一样施行暴力。我想假如我相信上帝，事情就简单得多了。”
“你真认为，”她说，“你的领导人比L的领导人要好一些？”她一口把那杯白兰地灌下去，然后用那个小弹头神经质地敲着柜台。
“我并不这样想，当然不这样认为。但我还是更喜欢我们领导下的人民——即使我们的领导把他们领向完全错误的方向。”
“换言之，对也好错也好，你是为了穷人。”她嘲弄道。
“正像我对自己的祖国一样，对也好错也好，我一定得站在它一边。一个人一旦选择好该站在哪一方，就再也退不出来了——当然了，他很可能选择错了。这只有由历史去评判。”他伸手把她手中的子弹头拿了过来，接着说，“我得吃点儿东西。从昨天夜里到现在我还一口东西都没吃呢。”他端起一盘三明治向一张桌子走去。“来吧，”他说，“吃一点儿。我每次和你见面，你都是空肚子喝酒。这对神经没好处。”
“我不饿。”
“我可饿了。”他拿起一块火腿三明治咬了一大口。她用手指在一件闪闪发光的瓷器顶端磨来磨去，发出吱吱的响声。“告诉我，”她说，“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一个讲师，讲授中世纪法国文学。”他说，“并不是一个很有趣的职业。”他笑了，“可也有它的乐趣。你听说过《罗兰之歌》吧？”
“听说过。”
“是我发现的伯尔尼抄本。”
“这对我毫无意义，”她说，“我这人生来不学无术。”
“最好的抄本是你们牛津大学的那部——只是里面后人篡改的地方太多了——而且还有遗漏的地方。再往下是威尼斯抄本，对遗漏的地方做了一些补遗，但是并没有补全……那部抄本价值不高。”他自豪地说，“我发现了伯尔尼抄本。”
“是你发现的，这没错吧？”她阴郁地说，目光注视着他手中的子弹头。然后她抬头看了看他那带有伤疤的下巴和受伤的嘴。他说：“你还记得那故事吧——比利牛斯山的后卫，在奥列弗看见撒拉森人到来的时候，他如何督促罗兰吹响号角以便召回査理曼大帝？”
她的心思似乎都用来审视他的伤疤了。她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罗兰说什么也不肯吹号角——他发誓说，任何敌人来攻他都不吹。一个勇敢的大傻瓜。战争期间人们总是选错了英雄。奥列弗才应该是这支颂歌中的主人公，他不该和那个嗜血成性的主教托宾一起被描写成二流角色。”
她说：“你妻子是怎么死的？”可是他下定决心不使他们的谈话涉及他经历的那场战争。
他说：“后来呢，当然了，当罗兰手底下的人都战死了或者即将死去，连他自己也快要完了的时候，罗兰这才说他要吹号角了。这时候颂歌的作者着重描写了这个场面——用你们的话应该怎么说？大肆渲染一通。他嘴中流出鲜血，太阳穴的骨头被打碎了。可是奥列弗还在奚落他。他一开始就有机会吹号角，这样所有的人也就都得救了，但是为了保持他的荣誉他就是不吹。现在他看到自己被打败而且就要死了，他才想起要吹号角，使他的民族和他自己的名字蒙受耻辱。就让他安静地死去吧，让他为自己的英勇精神所造成的一切危害自鸣得意吧。我刚才对你说过奥列弗才是一位真正的英雄吗？”
“你说过吗？”她说。很明显她并没有听他说的话。他看到她在强忍眼泪，而且很不好意思。可能这是一种自我怜悯吧，他想。他从来不关心这种情感，即使在一个少女身上表现出来他也无动于衷。
他说：“这正是伯尔尼抄本的重要性。在这部抄本中奥列弗被重新创造了。这使得整个故事不仅仅是一篇英雄史诗，同时也成为一部悲剧。而在牛津那部抄本中，奥列弗却被描写成一个事事俯首听命的人，他完全是出于意外才失手打死了罗兰，因为他的眼睛受伤后瞎了。这个故事，你看，是经过整理让它变得适合……但是在伯尔尼的抄本中他是完全有意识地打倒了他的朋友——理由是他朋友的所作所为给他手下人带来了重大损失，那么多生命无谓地牺牲了。他恨他所爱的人——那个自负的勇敢傻瓜，关心自己的荣誉甚于关心信仰的胜利。但是你也可以看到，这个抄本描写古堡中举行宴会的场面时是多么苍白无力，那段穿插着猎犬、芦苇和酒杯的描写。诗人只能这么写，为了迎合那些中世纪贵族的胃口。只需要有点傲慢自负的性格和一双强壮有力的胳膊，他们也可能成为一个个小罗兰——但是他们并不了解奥列弗想做的是什么。”
“我更喜欢奥列弗，”她说，“不论什么时候。”他惊奇地看了看她。她说：“我的父亲，当然了，正像你的那些贵族，是赞成罗兰的。”
他说：“我刚出版了那部伯尔尼抄本，战争就开始了。”
“战争结束后，”她问，“你准备干什么？”
他从来没想到过要考虑这个问题。他说：“哦，我想我是见不到那天的。”
“跟奥列弗一样，”她说，“假如你能办到的话，你是会结束这场战争的。但是像现在这个样子……”
“哦，我不是奥列弗，正像我的国家中那些可怜的浑蛋也不是罗兰一样。也许L倒是加纳隆。”
“谁是加纳隆？”
“是书中的一个叛徒。”
她说：“你真的对L那么了解吗？我觉得他这个人还不错。”
“他们知道怎样表现自己。他们练习这种艺术已经几个世纪了。”他把自己的那份白兰地喝了下去，说，“是啊，我到这里来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一本正经地谈话？你邀请我到这儿来，我来了。”
“我当时想，我没准儿可以帮助你，就是这么回事。”
“为什么？”
她说：“昨天晚上他们打完你我直恶心。库里当然认为是因为喝多了酒的缘故。其实是因为你的脸。噢，”她痛苦地说，“你应该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什么地方都没有信任。我从来没见过一张诚实的面孔。我的意思是说对什么都诚实。我父亲手底下那些人——他们对于食物，哼，也许还有爱情——那些使他们透不过气来的妻子，倒是实心实意的，可是一牵扯到煤或是那些工人……”她说，“假如你希望从他们手中搞出东西来，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千万别想用言语说服他们，也别想用言语打动他们。让他们看看支票簿，签一份合同——把事情定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