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鸥盘旋在多佛尔的上空。它们像团团薄雾一样飘向远方，然后又逆风振翅飞回那隐约可见的城市。与海鸥一同哀鸣的还有轮船的汽笛声，其他船只也都鸣笛应和，一片凄凉的声音响彻四方，这是对谁表示哀思呢？轮船徐徐地航行在秋天凄凉的黄昏中。这使D想起送葬行列，一辆柩车缓慢、肃穆地向着“安息的乐园”前进，柩车的驾驶员小心翼翼地驾驶着，以免震动了灵柩，就好像那具尸体害怕颠簸似的。悲痛欲绝的女人们在灵柩的布帷周围尖声号哭。
三等客舱的酒吧间挤满了人。一支橄榄球队正乘着这艘轮船回国，系着条纹领带的队员们在喧嚷着争夺酒杯，就像在球场上争夺橄榄球似的。D有时听不懂他们在叫喊什么，可能是行话，也可能是方言。对他来讲，需要过一小段时间才能恢复记忆中的英语，他的英语一度非常好，但是现在他记得的大都是文学语言了。他试图离他们远一点儿。他是一个上唇蓄起浓须、下巴有一道疤痕、额头布满焦虑烙印的中年人。可是在那狭小的酒吧间里你根本躲不开别人——不是肋部被其他的手肘碰到，就是别人对着他的脸呼出一口酒气。他对这些人感到非常诧异，看到他们那种肆无忌惮的热乎劲儿，你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战争正在进行——不仅在他所离开的那个国家正在打仗，就算是这儿，在多佛尔的防波堤外半英里的地方，也在进行着战争。他好像把战争随身带来了。D来到哪里，哪里就有战争。他怎么也搞不明白人们竟然会对此毫无察觉。
“传过来，传过来。”一名队员对酒吧间侍者高声叫着，可是他的那杯啤酒却被别人一把抢走了，那人喊：“出界。”“抢球啊!”大家齐声高叫着。
D一边侧身往外挤，一边说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他翻起雨衣的领子，登上寒气袭人、雾气蒙蒙的甲板；海鸥在天空中哀怨地叫着，从他头顶上疾驰而过，向着多佛尔飞去。他跺着脚，在栏杆边走来走去，好使自己不被冻僵。他低着头，甲板就像一幅军事地图，勾画出战壕、难以进攻的阵地、突出部[1]和累累尸体。轰炸机从他的视线中起飞，在他的脑海中，群山在爆炸声中颤动。
他在这艘悄悄驶入多佛尔的英国船上来回踱步，并没有丝毫安全感。危险已成为他自身的一部分，它不像大衣那样可以脱下来。危险已成为他的皮肤，至死也无法摆脱，只有腐烂才能把它从你身上剥掉。你唯一信任的人就是自己。一位朋友被发现在衬衫下面戴着一枚圣章，另一位朋友则属于一个名称不对的组织。他在毫无遮拦的三等舱甲板上走来走去，走向船尾，直到他的路最后被一扇小小的木门挡住，门上挂着一块牌子：“非一等舱乘客请勿入内。”曾经这种等级森严的牌子令人备感受辱，但现在等级这样一分再分后，反而已经不意味着什么了。他望了望上面一等舱的甲板，只有一个人和他一样站在寒冷的甲板上，衣领翻着，正站在船头眺望多佛尔。
D重新走回船尾，轰炸机又一次起飞，像他踱来踱去那样有规律。除了自己，你谁都不信任，有时你连能不能相信自己都没有把握。他们并不相信你，正像他们不相信那位戴着圣章的朋友一样。他们以前是对的，但谁又能断定他们现在就不对呢？你是一个被另眼看待的人。思想意识是件复杂的事，异端邪说总是不知不觉地掺和进来……他不能肯定现在自己是不是被监视着，他也同样不能肯定人们对他进行监视就一定不对。归根结底，如果扪心自问，他对于经济唯物主义的某些观点是不接受的……而那个监视人——他真是被人监视着吗？刹那间他被一种无尽无休的不信任感搞得心烦意乱。在他贴胸的兜里鼓鼓地放着所谓的信任状，但是证件已不再意味着信任。
他慢慢走回来——这是心中无形的锁链允许他往返行走的范围。透过浓雾传来一个女人清晰刺耳的叫喊：“我再来一杯。我还要一杯。”不知哪里传来了玻璃打碎的声音。救生艇后面有一个人在哭泣——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世界都是奇怪的。他小心翼翼地绕过船头，看到一个孩子挤在一个角落里。他驻足望着那孩子，无动于衷，就像是在看一篇字迹模糊的文章，他根本不想费劲去辨认它。他怀疑自己这一生中是否还能感受他人的情感。出于责任感，他语气温和地说：“你怎么了？”
“碰着头了。”
他说：“就你一个人吗？”
“爸爸让我站在这儿。”
“因为你碰了头吗？”
“他说我不该哭。”孩子停止了哭泣。由于把雾吸进了喉咙，他咳了起来，黑眼睛从救生艇和栏杆之间的窄缝里往外窥视着，充满戒备的神色。D转身继续踱步。他感觉自己根本不应该同孩子说话，很可能有人在暗中看着那孩子——不是他的父亲就是他的母亲。他又来到栅栏跟前——“非一等舱乘客请勿入内”——他往门里面望去。另外那个人正从雾中走过来，那人的无形锁链要比他的长一些。D先看见了那人笔挺的裤子，然后是皮衣领，最后是一张脸。他们隔着那扇矮小的门互相注视着。猝然相遇后两人都没有说话。其实，他们两人也从来没说过话，他们被政治团体、被无数死亡分隔开了——多年前，他们在路上见过面，一次是在火车站，另一次是在飞机场。D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那个人先走开了，他那裹着厚大衣的身体瘦骨嶙峋，身材很高，样子灵活，但有些神经质。他那像踩着高跷似的僵直的双腿迈动很快，但总使你有一种感觉它们会一下子折断似的。他看上去仿佛已决定要采取某种行动。D想：很可能他要抢劫我，也许叫人杀死我。他的帮手、财产和朋友当然都比我多。他也一定能搞到几封写给大人物的介绍信——几年前，在成立共和国以前，他有某个头衔……公爵还是侯爵……D已经记不清了。他们俩同乘一条船，这可太不幸了，而且为了同一个目标行动的两个密使竟在把不同等级旅客隔离开的栅栏前相见了。
汽笛又一次凄厉地鸣叫起来，突然间从浓雾里冒出一条条船只、灯光和防波堤，就像很多面孔从玻璃窗里往外眺望。他们的船也是这些面孔中的一张。引擎半速运转着，然后完全停了下来。D听到海水拍打着船舷，船显然是在侧向漂动。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有一个人在喊叫——好像是从海里发出喊叫一样。船继续侧向行驶，接着一下子就靠了岸，一点儿没有费事。提着手提箱的乘客纷纷被水手拦住，看上去那些急着上岸的水手好像要把船只拆散，一段栏杆在他们手中好像已经折断了。
然后旅客们提着箱子蜂拥而过，箱子上贴着瑞士旅馆或者比亚丽兹膳宿公寓的标签。D让过拥挤的人群。他随身除了那只装着一把刷子、一把梳子、一把牙刷和几件小用品的皮包外什么也没带。他已不习惯穿睡衣睡觉了，一夜之间可能有两次空袭惊扰，穿睡衣睡觉也实在太麻烦了。
旅客被分成两队等候检查护照：外国人一队，英国人一队。外国人并不多。从一等舱下船的那个高个子男人站在离D几米远的地方，皮大衣裹着的身体微微有些发抖，苍白的脸和孱弱的身体似乎和码头上这个四面透风的小棚子很不相称。但是他丝毫没有受到刁难就通过了，检查人员仅仅对他的证件瞟了一眼。他像是一件早就被鉴定过的古玩。D毫无敌意地想，我是一件博物馆的展品。那边的人在他眼里也全是博物馆的展品，他们都生活在空****的冰冷的大房间里，那些房间和挂着沉闷的古画、沿着走廊摆着镶嵌饰架的公共博物馆的展览室没什么两样。
D忽然觉察自己停了下来。一个蓄着浅色上髭的彬彬有礼的人对他说：“这张照片是——您吗？”
D说：“当然是我。”他低头看了一眼照片，他已经——可以说好几年——顾不上看自己的护照了。他看到的是一张陌生的面孔，一个比自己年轻得多、显然也幸福得多的人的面孔。他当时正对着照相机微笑呢。他说：“这是以前的照片。”可以肯定那张照片是在他入狱、他的妻子被害和十二月二十三日大空袭前拍的。那一次他被活埋在地下室里足足有五十六个小时。但他无法向海关官员解释清楚这一切。
“多久以前？”
“可能两年前吧。”
“不过您的头发现在已经差不多全白了。”
“是吗？”
海关检査员说：“您是不是能站到那一边，让别人先过去？”他不紧不慢，非常客气。这主要因为此地是一个岛国，若是在他本国的话，他们马上就会叫来士兵，而且立刻就会把他当作间谍，粗声粗气、没完没了地盘问一通。海关检查员就站在他身旁。他说：“非常遗憾，我不得不耽搁您一会儿工夫。您是不是能到里面来一会儿？”他打开一扇房门。D走了进去。屋里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一张爱德华七世给“亚历山大号”特快列车命名的照片：白色高领上面那些古怪的、属于另一个时代的脸庞露着微笑，火车司机戴着一顶圆顶硬礼帽。
海关检查员说：“很抱歉。您的护照看来绝对没问题，可是这张照片，怎么说呢，您只要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先生。”
他向屋子里唯一的一块玻璃里望了望——火车头的烟筒和爱德华国王的胡子使他的形象看不大清楚——但是他也不得不承认，那位海关检查员并不是故意为难他。他的样子确实同护照上的照片不同了。他说：“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我变得这么厉害。”海关检査员对他端详了一番。过去的D——他现在记起来了：只不过是三年以前，他四十二岁的时候，可那是多么年轻的四十二岁啊。他的妻子随他一起来到照相馆，他刚刚向大学请了六个月的假，出来旅行，当然是和她一起。三天后，内战爆发了。他被关在军事监狱中长达六个月之久——他的妻子被枪杀了——那是由于一次误会，并不是暴行——后来……他说：“您知道战争把人都改变了。那是战前照的。”他当时正在对一个笑话开怀大笑——是有关菠萝的笑话。那会是多少年来他们准备在一起度过的第一个假日。他们结婚有十五年了。他还记得那架老照相机，摄影师如何一头钻进黑布罩里去。他唯独记不太清他的妻子。她只代表一种**。感情一旦死了，你就很难回忆得起来。
“您随身还带有其他证件吗？”海关检查员问道，“或者在伦敦有什么人认识您？你们的使馆呢？”
“噢，不认识。我只是一位普通公民——一个小人物。”
“您是来旅游的吗？”
“不是。我带着几封业务介绍信。”他冲海关检查员笑了笑，“可是它们完全可能是伪造的。”
他没有理由生气。灰白的上髭，嘴边深深的皱纹——这都是新近才增添的——还有下巴上的伤疤。他伸手摸了摸那伤疤。“我的国家正在打仗，您知道。”他不清楚另外那个人现在正在做什么。他是不会浪费时间的。说不定已经有一辆汽车在等他。那个人肯定要比他先到伦敦——那就麻烦了。可以预料，他会接到命令，不让另一方的人干扰购买煤炭的事。在发明电力以前，人们习惯把煤叫作黑钻石。是啊，在他的国家，煤比钻石更贵重，而且用不了多久也要像钻石那样稀有了。
海关检査员说：“您的护照当然没有问题。假如您能让我们知道您在伦敦的住所……”
“我还不知道我要住在哪儿。”
海关检査员忽然冲他挤了挤眼睛。这变化来得这么突然，D几乎不敢相信。“随便什么地址。”海关检査员说。
“噢，好吧，那儿是不是有个叫丽兹的饭店？”
“对，可要是我，就拣个便宜点儿的说。”
“布里斯托。哪个城市都有个布里斯托旅馆。”
“恰恰英国没有。”
“那好吧，您觉得我这样的人该住在哪儿？”
“滨河旅馆。”
“就这样吧。”
海关检查员微笑着把护照还给了他，说道：“我们不得不谨慎些。我很抱歉。您得快些才能赶上火车。”谨慎些!D想。这就是他们在这个岛上所谓的谨慎吗？他是多么羡慕他们的安全感啊!
这么一耽搁几乎使D在经过海关的队伍中排到最末一个，那一群喧闹的年轻人很可能已经到了即将发车的站台上，至于他那个同胞——他相信他没有去等火车。一个姑娘的声音说：“是的，我有很多东西要申报。”声音很刺耳，他在船上酒吧间就听见过一次，那时她正向侍者吆喝再给她倒一杯酒。他不太感兴趣地瞟了那姑娘一眼：他已经到了要么为女人疯狂要么对女人毫无兴趣的年纪，这个正在粗声大气说话的女孩子年轻得几乎可以做他的女儿。
她说：“我这儿有一瓶白兰地，但是已经启封了。”他一边排着队，一边模模糊糊地想：她不该喝那么多——她的声音和她本人很不相称，她不是那种类型的人。他搞不懂她为什么在三等舱喝这么多酒。她衣着考究，像件展览品。她说：“还有一瓶苹果白兰地酒——不过也打开了。”D觉得很疲倦，他希望他们赶快结束对她的检査好让他通过。她年纪很轻，金发碧眼，有意装出一副傲慢的神态。她像是一个小孩子，因为没有弄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而故意耍脾气，见什么就要什么。
“对了，”她说，“这儿还有白兰地。你没容我说，要不我刚才就告诉你了。你看——这瓶也打开了。”
“恐怕我们得收一部分关税。”海关工作人员说。
“你们没有这个权力。”
“你可以去看看条例。”
争吵无休止地继续着。另一个人检査了D的皮包，没有为难他。
“到伦敦去的火车走了吗？”D问。
“已经开出了。您只能等七点十分那趟了。”这时还不到五点三刻。
“我父亲是这条航线的董事长。”那姑娘气冲冲地说。
“恐怕这事儿和航线没多大关系吧。”
“本迪池勋爵。”
“如果你准备带走这几瓶酒的话，得交二十七镑六先令的海关税。”
原来这是本迪池勋爵的女儿。他站在出口处望着她。他不知道本迪池勋爵是否会像他的女儿这样难对付。关键就在本迪池身上。如果他肯按照他们付得出的价格出售这批煤，他们就能够长期战斗下去；如果买不到煤，战争很可能到不了春天就结束了。
她同海关人员的交涉好像取得了胜利，说不定这是个什么兆头。她走到那扇通向外面寒冷、多雾的月台的门口，那神色就仿佛她是站在世界的顶端似的。天比平日黑得早，只有一家卖书报的摊子露出微弱的灯光，一辆冰冷的金属手推车倚在好立克饮料的铁皮广告牌前。雾太大，看不见对面的月台，使连接这个巨大港口——D是这样认为的——的大站显得像一个夹在湿漉漉的田野间的、火车从来不停靠的乡间小站。
“上帝!”那个姑娘自言自语道，“车已经开了。”
“还有一趟车，”D说，“一个半小时之后。”他感觉到，随着自己每次张口讲话，他的英语已经越来越多地回到了他的头脑中，就像雾或者烟那样又重新渗透出来。
“他们告诉你的？”她说，“雾这么大，一定会晚点好几个小时。”
“今天晚上我必须赶到城里。”
“谁不是这样？”
“可能离开海边雾会小点儿。”
但是她独自一人沿着寒气逼人的月台不耐烦地走开了。她的身影在书报摊的那边完全消失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走回来，边走边吃着小圆面包。她伸手递给他一个小面包，好像在喂笼子里的一只什么动物似的。“要吃一个吗？”
“谢谢。”他神情严肃地接过来，吃了起来——这是英国式的好客精神。
她说：“我得去搞辆车。怎么也不能在这倒霉的地方等一个小时。离开海边雾可能会小一点儿。”从这句话可知她刚才听到他说的话了。她把手中剩下的面包顺着铁轨扔了出去，好像是变魔术——刚刚手里还拿着一个面包，一眨眼的工夫就不见了。“想搭我的车吗？”她说。在他犹豫的时候她又继续说：“我没有喝醉，我和法官一样清醒。”
“谢谢。我没想过这个。只要——只要快就行。”
“哦，我肯定最快。”她说。
“那好，我搭你的车。”
一张面孔冷不防在他们两人脚边古怪地露了出来——他们肯定是站在月台的边缘上。那是一张挑衅的面孔。一个声音说道：“女士，我不是在动物园里。”
她毫不吃惊地往下瞥了一眼。“我刚刚这么说了吗？”她说。
“你不能就这样——嗖的一下——把面包扔出去。”
“就这事啊，”她不耐烦地说，“别没完没了。”
“使那么大劲儿，”那个声音说，“我要控告你，女士。那简直是一枚导弹。”
“什么导弹，那是甜面包。”
一只手和一个膝盖爬到他们脚边，那张面孔离他们更近了。“我得让你知道知道……”那张脸说。
D说：“不是这位女士扔的。是我。要控告就控告我好了，我住在滨河旅馆，我的名字叫D。”他挽起那位不知叫什么名字的姑娘的胳膊，拉着她向出口走去。一个像受伤海兽的吼叫似的声音透过浓雾飘了过来：“外国佬!”
“你知道，”姑娘说，“你根本没有必要对我这样见义勇为。”
“你现在知道我的名字了。”他说。
“哦，我叫库伦，假如你想知道的话，罗丝·库伦。一个讨厌的名字。可你知道我父亲对于种玫瑰花简直喜欢得入了迷。他发明了——用发明这个词对吗？——蓬帕杜侯爵夫人[2]这个珍贵品种。他也喜欢吃果馅饼，你知道，皇家果馅饼。我们有一所叫格温别墅的房子。”
他们运气不错，车站附近的汽车房灯火通明——灯光透过浓雾差不多照亮了周围五十码[3]之内的地方。他们找到了一辆老帕卡德牌轿车。他说：“真巧，我正好要找本迪池勋爵办点儿事。”
“我真不明白，所有我碰到的人都要找他办事。”
她开车开得很慢，向着他想象中伦敦所在的方向驶去。汽车横穿过电车轨道时颠簸了一下。“我们顺着电车道走，保险不会走错路。”
他问：“你总是乘三等舱旅行吗？”
“哦，”她说，“我喜欢自己选旅伴。在那里我不会碰到我父亲的商业界朋友。”
“我也在三等舱。”
她说：“噢，该死!这个码头。”她不顾一切地把车开过一条横路，转了个弯。一阵刺耳的刹车声和抱怨声在浓雾中响起。他们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又把车开回他们来的那条路上，开始爬上一座小山。“当然，”她说，“我们如果是侦察兵就会找到路了。下山后总会开到海边的。”
山顶上，雾稍稍从地面升高了一些。一块块寒冷、暗灰的暮色显露出来，路旁的树篱像钢针，万籁倶寂；一只小羊在路边的草地上吃着草，蹦蹦跳跳；两百码以外的一盏灯突然熄灭了。这就是和平。他说：“我想你们生活在这里是很幸福的。”
“幸福？”她说，“为什么幸福？”
他说：“所有这一切——都使人感到那么安全。”他想起海关检査员朝他友好地挤挤眼时说的那句话：“我们得小心点儿。”
“这里也不富裕。”她用她那没有什么教养的幼稚语调说道。
“噢，是这样的。”他说。他费力地向她解释：“你知道，我经历了两年战争。要是我在这种路上开车，一定会开得很慢，听到飞机的声音就随时把车停住跳到壕沟里去。”
“哦，我想你们一定是为了什么目的而打仗，”她说，“也许不是？”
“我记不得了。在危险中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说呢——你就不会再有什么感情了。我觉得我自己除了恐惧之外什么也感觉不到了。我们那里再没有一个人会恨或者爱了。你知道，据统计，我们国家这几年根本没有出生多少孩子。”
“可是你们还在进行战争。这总是有缘由的。”
“你总得有点儿什么感觉才能叫战争停下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之所以要拼命打下去，只不过是因为还有恐惧感。假如没有恐惧，我们就可能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我们当中就谁也不会享受和平了。”
他们前方出现了一个小村庄，就像在茫茫大海中出现一座岛屿——一所教堂，几座坟墓，一家客店。他说：“如果我是你，有了这些，是不会艳羡我们那个地方的。”他心中想的是闲适与安宁……可以顺着一条路越过任何一条地平线的那种奇怪的不真实感。
“毁灭事物并不一定非要战争不可。金钱、父母，许许多多的事都能起到战争的作用。”
他说：“不管怎么说，你还年轻……而且很漂亮。”
“该死!”她说，“你是不是要开始追我了？”
“不，当然不是。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再说，我也老了。”
突然一声巨响，汽车一歪，他一下子用胳膊抱住了头。汽车停了下来。她说：“他们给了咱们一个破轮胎。”他放下胳膊。“对不起，”他说，“我仍然有那种感觉，”他的手一个劲儿地抖着，“恐惧。”
“这里没什么叫你害怕的。”她说。
“我还是放不下心。”战争仍然在他心中进行着。只要给我时间，他想，我会把这种感觉传染到每个角落——甚至传染到这里。我应该像那些麻风病患者一样随身戴着一个小铃。
“别演戏了，”她说，“我受不了这个。”她重新把车发动起来，汽车一颠一簸地向前开去。“走不了多远我们就会碰到路边的一间小屋，一个修汽车的铺子，或者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她说，“在这里换这个倒霉的轮胎太冷了。”过了一会儿，她又说，“又起雾了。”
“你觉得还应该这么开下去？瘪着一个轮胎？”
“别害怕。”她说。
他抱歉地说：“你知道，我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
她把脸扭向他——一张瘦瘦的、焦虑的脸，年纪非常轻，使他想起了在一个沉闷的晚会上见到的那个孩子。她怎么也不会超过二十岁，这个年龄足以当他的女儿。她说：“你这么故作神秘，是不是想让我忘不了你啊？”
“不是。”
“又是这些老掉牙的把戏。”但这一次她的判断错了。
“有很多人对你试过这种把戏吗？”
“多得没法数。”她说。他似乎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悲伤：这么年轻的人竟然经历了如此多的欺诈。也可能因为他已经到了中年，所以对他来说，青春似乎应该充满——怎么说呢，应该充满希望。他轻轻地说：“我没有故作神秘。我不过是个商人。”
“你也浑身散发着铜臭吗？”
“噢，不。我只是一家穷公司的代表。”
她突然冲他笑了笑。他不带任何感情地想：她可以称得上漂亮。“结婚了吗？”
“可以这么说。”
“你的意思是说不在一起了？”
“对，我是说她死了。”
他们前方的雾忽然变成淡黄色，汽车放慢了速度，一颠一簸地驶进喧闹声中，周围亮着一片汽车的尾灯。一个声音高声说道：“我告诉塞利，我们要到这儿来。”一排长长的玻璃窗映入眼帘：里面响着温柔的音乐。一个低沉的声音正在唱：“我知道，只有在你孤寂时我才认识你。”
“又回到了文明世界。”姑娘阴郁地说。
“咱们在这儿能把轮胎换上吗？”
“我想可以吧。”她打开车门走了出去，浓雾、灯光和人群立刻就把她吞没了。他一个人坐在汽车里。引擎不转了，车里马上就变得非常寒冷。他强迫自己考虑下一步该如何行动。首先，根据指示，他要在布卢姆茨伯里大街某个门牌的房子里找个住的地方。选中这个门牌很可能是为了使他的自己人可以监视他。然后，他约好了要在后天同本迪池勋爵会面。他们并不是乞丐，他们可以付一个公道的价钱购买这批煤，战争结束后还可以补付一笔红利。本迪池的很多矿区都倒闭了，这笔交易对他们双方都是不应错过的良机。他预先得到警告，这件事不能让使馆插手——大使和第一秘书都不可靠，虽然第二秘书据信还是忠诚的。情况实在乱成一团——也有可能第二秘书实际上是在为叛乱分子工作。可是，不管怎么说——这件事一定不能声张出去，必须悄悄地办好。事先谁也没有想到他会在英吉利海峡的渡轮上和那个人邂逅，从而使事情变得复杂化了。任何不测都可能发生——从装运煤的价格竞争到抢劫或谋杀。好啦，他想得太多了，反倒使自己被前面的浓雾困住了。
D突然抑制不住自己，伸手熄灭了汽车内的照明灯。在黑暗中，他从贴胸的衣袋里摸出了自己的身份证明。他把证明拿在手里犹豫了片刻，又把它塞进袜子里。车门被拉开了，那个姑娘说：“你怎么把车灯关上了？害得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你。”她把灯又打开，说道：“他们这里的人现在都没空——可是过一会儿他们会派个人……”
“我们只好等着？”
“我饿了。”
他小心翼翼地钻出汽车，思忖着他是否应该请她吃顿饭。他对自己花出去的每一个便士都要精打细算。他说：“我们能吃到饭吗？”
“当然能，你身上的钱够吗？租车的时候我把身上的最后一点儿钱都花掉了。”
“够，够。你和我一起吃吗？”
“这主意不错。”
他随着她走进了房子……旅店……不管是什么地方吧。他年轻的时候曾到过英国，在大英博物馆读书，那时这种餐馆还是一种新鲜事物。一座老式的都铎式建筑——他肯定这是一座真正的都铎时期的建筑——屋里摆满了扶手椅和沙发，本来应该是放图书的地方改建成了鸡尾酒吧。一个戴着一只单片眼镜的男人握住姑娘的一只手，握的是左手，握得紧紧的。“罗丝，当然是罗丝，”他说，“对不起，我想那边那位就是蒙梯·克鲁克姆啦。”说着他很快将身子闪到一旁。
“你认识他？”D问。
“他是经理。我没想到他到这儿来了。他过去在西大街的一个地方。”她不屑地说，“这里很不错，是不是？你为什么不回到你的战争中去？”
已经没有必要回去了。他把战争随身带来了，已经开始传染到每个地方了。他看见在大厅的另一头——餐厅里的第一张桌子旁，背向他坐着另外那个密使。他自己的手就像过去每次空袭前那样颤抖起来。一个人在监狱里蹲上六个月，随时都有被处决的危险，出狱后是不可能不成为一个胆小鬼的。他说：“我们不能再找个别的地方吃饭吗？这里——人太多了。”这种恐惧当然十分荒唐，可是看着餐厅里那个俯着身子的窄窄的后背，他确实像站在大墙前面对着行刑队那样，有一种无遮无拦的感觉。
“没有别的地方了。这地方有什么不好？”她疑惑地看了他一眼，“你为什么不愿意和大家一起吃饭？是不是想搞什么鬼？”
他说：“不是，当然不是……我只是觉得……”
“我去洗洗手，然后还到这里找你。”
“好。”
“我很快就回来。”
她刚一离开，他就马上飞快地扫视了一下四周，想找个盥洗室。他需要冷水清醒，需要时间思考。他的神经比他待在轮船上那会儿还要紧张——甚至像爆胎这类小事都使他胆战心惊。他穿过大厅去追那个戴单片眼镜的经理。尽管——或许是因为——外面大雾弥漫，这里的生意颇为兴隆。从多佛尔和伦敦开来的汽车叫人心烦意乱地揿着喇叭。他看见那个经理正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聊天。他正在说：“就这么高。我这里有它的照片，假如您想看的话。我当时立刻就想到了您丈夫……”可是在他说话的时候，还睁大眼睛巡视着其他人的面孔，他的话语中没有一丝令人信服的地方。几年的戎马生活在他脸上刻下了几道具有军人气质的纹路，使他的一张棕色的瘦脸活像商店橱窗里的动物标本那样漠然，没有一丝表情。D说：“不好意思，我能不能占用你一小会儿时间？”
“我当然不会把它卖给别人。”他猛地转过身来，就像按了一只打火机的开关一样，脸上一下子就现出笑容来。“让我想想，我们是在哪儿见过？”他手中拿着一张一只硬毛狗的照片。他说：“身架多好，多么结实，牙齿……”
“劳驾，我想知道……”
“对不起，伙计，我看到了托尼。”他转身就走了。那位老太太突然气哼哼地说：“问他什么也没用。要是你想打听厕所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在楼下。”
盥洗室当然不是都铎风格的，整个房间都砌着玻璃砖和黑色大理石。他脱掉上衣，把它挂在衣钩上——盥洗室内只有他一个人——他接了一盆冷水。这正是他脆弱的神经所需要的，在脖子下面拍点儿冷水对于他就像用电刺激了一下一样。他的神经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以至于当另一个人进来的时候他飞快地扭过头去瞟了一眼。但那只是一名汽车司机。D一头扎入冷水中，再把头水淋淋地抬起来。他摸到一条毛巾，把眼睛里的水擦干。他放松了一些，也不再颤抖了。他转过身说：“你弄我的上衣干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名司机说，“我在挂我的衣服。你想往我身上栽赃吗？”
“我好像觉得你想从我那儿拿点什么。”D说。
“那你去叫警察好了。”司机说。
“噢，可是没有见证人啊。”
“找警察，不然你就向我道歉。”司机的块头很大——身高六英尺多。他气势凌人地从镜子一样亮的地板那头向D走过来。“我真想狠狠地揍你一顿。你这个可恶的外国佬到这儿来从我们嘴里抢面包，还打算……”
“很可能是我搞错了。”D口气缓和地说。他感到迷惑不解，这个人或许只是个一般的小偷……再说他什么也没有偷走。
“你可能搞错了，我还可能狠狠地揍你一顿呢。这就是你所谓的道歉吗？”
“我向你道歉，”D说，“随你怎样叫我道歉就是了。”战争使人失去了羞耻心。
“连打一架的勇气都没有。”司机说。
“怎么可能有？你年轻力壮。”
“我不打你个半死才怪呢，你这该死的外国佬……”
“确实。”
“你是不是在拿我开心？”司机说。他的一只眼睛斜视着别处。D有一种感觉，这人在讲话时总是用一只眼睛看着他的听众……或许，D想，他确实有听众……
“假如我的话让你误会了，我再一次道歉。”
“你等着，我会让你给我舔靴子……”
“这我丝毫也不会感到惊奇。”这个人是喝醉了，还是受人支使成心来找茬儿打架？D背靠着洗脸池站着。不安使他直想呕吐。他不喜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暴力行为：用子弹杀死一个人或者被人杀死，除了同求生的欲望或对痛苦的恐惧有些矛盾外，只不过是一种机械过程而已，可是拳头却要另当别论了。拳头令人感到侮辱，被人痛打一顿会使你在施暴者面前处于一种屈辱的地位。他憎恶这种屈辱感如同憎恶**。他控制不住自己的害怕。
“竟敢这么耍弄我。”
“我完全无意这么做。”他那咬文嚼字的英文似乎激怒了对方。那人说：“别这么咬文嚼字的，不然我打烂你的嘴。”
“我是外国人。”
“揍你一顿，你就没这么拗劲了。”司机向前凑了凑，他的拳头就像两团垂在他身子两旁的肉，随时准备抡出去，他似乎有意想把自己的怒火挑起来。“来吧，”他说，“伸出拳头来。你不是一个胆小鬼吧？”
“为什么不是？”D说，“我不想和你打架。假如你允许我……我将感激不尽，楼上有位女士在等我。”
“等我把你揍一顿，你再找她也不迟。”司机说，“我得让你知道以后不能随便诬赖好人。”他可能是个左撇子，因为他先抡出了左拳。
D把身子紧紧贴在洗脸池上。最坏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刹那间他又回到了监狱的院子里，一名狱卒抡着警棍向他走来。假如他现在手里有一支枪，他肯定要求助于它了。为了躲避这种肢体接触，就是指控他杀了人他也不在乎。他闭上双眼，身子靠在镜子上，丝毫也没有反抗的意思，他连最初级的拳击术也一窍不通。
那个经理的声音传了过来：“我说，伙计，你感觉不好吗？”D挺直身子。司机收回拳头，摆出一副自觉有理的神情。D仍然盯着他，语气温和地说：“我有点儿——你们怎么说？——头晕？”
“库伦小姐让我来找你。我是不是喊个医生来？”
“不用，没事了。”
D在盥洗室外拦住那个经理。“你认识那个司机吗？”
“从来没见过，但谁也休想瞒过那些侍者，老兄。怎么了？”
“我觉得他刚才在翻我的衣袋。”
单片眼镜后面的眼睛一下子停止了转动。“绝对不可能，老兄。这里，你知道我这人可不是势利眼，这里都是上等人。肯定是误会了。库伦小姐会证实这点的。”他假装漫不经心地问，“你是库伦小姐的老朋友吗？”
“不是。我不能这么说。她好心让我从多佛尔搭上她的车。”
“噢，是这样。”经理说，口气一下子变得冷冰冰了。在楼梯的顶端他转身就走了。“库伦小姐在餐厅等你。”
D走进餐厅，一个穿着高领外衣的人在弹奏钢琴，一个女人在唱歌，歌声低沉、惆怅。他僵直地走到姑娘坐的那张桌旁。“怎么回事？”姑娘问，“我以为你不辞而别了。你这个样子就像碰见鬼了。”
从他坐的地方看不见L——现在他记起了那个人的姓名。他平静地说：“我让人给打了——我是说，我差点儿让人给打了一顿——在盥洗室里。”
“你为什么要编造这样的故事？”她说，“故作神秘。我倒宁愿听听三只老熊的故事。”
“好了，好了。”他说，“我总得找个借口啊，对吗？”
“连你自己都不相信，是吗？”她忧心忡忡地说，“我的意思是说你没有被炸弹震出痴呆症来吧？”
“没有，我觉得没有。只不过我不是一个做朋友的料。”
“但愿你是开玩笑。你说话总是像在演戏。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不喜欢演戏。”
“有时生活中确有这种戏剧性的事情发生。门这边第一张桌子旁坐着一个人，脸朝着我们，你先别看。我可以和你打赌他现在正看着我们。”
“他是在看我们，但这又有什么？”
“他在注意我。”
“还有另一种解释，你知道。他看的是我。”
“为什么要看你？”
“亲爱的，人们常常这样看我。”
“哦，是啊，是啊，”他急忙说，“当然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往后一靠，也凝视起她来：一张郁郁不乐的嘴巴，透明的皮肤。他不由得没来由地讨厌起那位本迪池勋爵来。假如他是这个姑娘的父亲，他是不会让自己的女儿这样生活的。那个女歌唱家正用低沉的嗓音唱一首关于单相思的荒谬歌曲：
那不过是谈话的方式——当时我不曾学会。
那不过是梦境的时光——燃烧着我的心扉。
你说“我爱你”——我想你是在诉说衷肠。
你说“我的心属于你”——你只是为它找了临时的慰藉。
人们都放下酒杯静静地听着，就仿佛那是一首诗似的。甚至那个姑娘也暂时停止了咀嚼。歌声里表现的那种顾影自怜使他十分恼火，在他的祖国，无论在阵线的哪一方，都没有机会沉溺于这种罪恶之中。
我不是说你在撒谎——那只是现在的时髦方式。
我不会企图去死——更不用说按照维多利亚的方式。
他猜想不管歌中唱的是什么，这支歌表现的是“时代的精神”。相比之下，他宁可选择牢房、处罚逃犯的法律、轰炸后的废墟和出现在门口的敌人。他忧郁地注视着坐在自己对面的那个姑娘。在他的生活中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他会为这样一个女孩子写诗——他写得肯定会比这首歌词好。
那不过是梦境的时光——我逐渐领悟。
那不过是谈话的方式——我开始学会。
她说：“这纯粹是胡扯，对吗？可毕竟还是有某种魅力。”
一个侍者走到他们的桌子跟前。他说：“门口那位先生让我把这个交给您，先生。”
“对于一个刚刚登岸的人来说，”她说，“你交朋友交得可真快。”
他看了看那张便条，条子写得简洁明了，但并没有具体说明究竟要他做什么。“我想，”他说，“假如我告诉你有人提出要给我两千英镑，你是不会相信的。”
“就算有人要给你钱，你又何必告诉我呢？”
“你说得对。”他把一个侍者叫过来：“你去看看那边那位先生是不是带着一个司机——个儿挺大，一只眼睛有点儿毛病。”
“我这就去看，先生。”
“你这场戏演得不错啊，”她说，“真是不坏。你这个神秘的家伙。”他忽然觉得她又喝得醺醺然了。他说：“你要是不小心点儿，我们就得永远在这儿坐着，别想去伦敦了。”
那个侍者走回来说：“那是他的司机，先生。”
“一个左撇子？”
“噢，住嘴，”她说，“住嘴。”
他依然平静地说：“我并不是在故弄玄虚。这和你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事情发展得太快了——我得把情况弄清楚。”他给了那个侍者赏钱：“把这张便条还给那位先生。”
“有什么回话吗，先生？”
“没有。”
“怎么这样没礼貌，”她说，“为什么不写张条子，就说‘谢谢您的建议’？”
“我不能让我的笔迹留在他的手里。他可能会冒用我的笔迹。”
“我认输了，”她说，“你赢了。”
“最好别再喝了。”那个唱歌的女人终于闭上了嘴——就像关上收音机似的。最后的音符颤抖着带有哭腔。有几对男女开始跳起舞来。他说：“我们的路程还不短呢。”
“着什么急？我们可以在这里待一夜。”
“当然，”他说，“你可以——可是我无论如何得赶到伦敦去。”
“为什么？”
“我的雇主们不会理解这种耽搁的。”他说。他们对他的行踪一分一秒都作出了安排，这一点他心中有数，就连今天的情况他们也会算计到的——遇见L和要给他钱的事。不管你如何出力，他们也不会相信你居然拒绝了某种形式的贿赂。归根结底，他悲哀地想，这些人自己就定下了准备出卖的价格，平民百姓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领导人出卖了。但话又说回来，只要你头脑中仍然相信一个人要忠于职守，这种理智上的认识就仍然促使你继续进行自己的工作……
那个经理向罗丝·库伦晃了晃他的单片眼镜，邀请她去跳舞。看样子，他一肚子不高兴地想，她跳一夜都不会跳够，他绝对无法把她拖走了。他们随着哀怨的、不流畅的曲调围着房间慢慢旋转着，经理一只手紧紧搂着她的后背，另一只手漫不经心地插在衣兜里，D觉得这姿势有怠慢的意味。他正滔滔不绝地同她讲着什么，时不时地向D坐着的方向瞟一眼。他们有一段时间跳得离他很近，他们之间的谈话传到他的耳朵里，他听到“小心些”几个字，姑娘认真地听着。可是她的舞步却有些磕磕绊绊，她醉得比他想象的还厉害。
D不知道有没有人换掉那个破轮胎。要是汽车已经修理好了，跳完这轮以后他还有可能说服她……他站起身来走出餐厅。L面前摆着一份小牛肉，他并没有抬起头来张望，只顾用刀子把那份小牛肉切成小碎块——他的消化能力一定不太好。D觉得没有那么紧张了，仿佛拒绝那笔钱终于使他占了对手的上风。至于那个司机，他现在不可能采取什么行动了。
雾又散了一些。他现在可以看清院子里的汽车了——一共有六七辆——一辆戴姆勒，一辆梅赛德斯，两三辆莫利塞斯，此外就是他们那辆老帕卡德和一辆小型的深紫色轿车。轮胎已经换好了。
他想：最好趁L还没有吃完饭我们立刻就走。就在这时候，他听到一个人讲话，一个人在用他的母语讲话。这不可能是别人，一定是L。这个人说：“对不起，我们是不是可以聊两句……”
看见他站在院子里的汽车之间，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D真有些嫉妒。五百年的高贵门阀造就出这样一个人，使他同他的环境背景融洽无间，使他无拘无束，但也使他总是被祖先的罪恶和过去的癖好所困扰。D说：“我想我们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他发现了这个人的魅力，就像在一个宴会上被一位大人物看中而叫你出来谈天一样。“我不禁想，”L说，“你太不了解你的地位了。”他对自己的话抱歉地笑了笑。这句话在两年战争之后听上去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傲气十足。“我的意思是说——你也是我们的人。”
“在监狱中我可没有这种感觉。”
这个人有着某种诚实，他让人感觉他说的是实话。他说：“你或许受苦了，我见识过我们的监狱。但是，你知道，现在那些监狱已经有所改善。战争初期总是最糟糕的时刻。归根结底，在我们俩之间谈这些过去的暴行毫无意义。你也见过你们自己的监狱。我们双方都犯有罪行。我们还会继续这种罪行，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我想这种情况一直要延续到我们中的一方打赢了这场战争为止。”
“你的这些道理已经叫人听腻了。除非我们投降，不然我们只是在继续延长这场战争。这就是你们的理论。我要告诉你，对一个失掉妻子的人说这种话是没用的。”
“那是一次可怕的意外事故。你可能听说了——我们把那个典狱长枪毙了。我要对你讲的——”这人长着一只长鼻子，就像人们在画廊看到的那些发黄的古画上画的一样，他生得瘦削、憔悴，他应该佩带一把像他本人一样细长的佩剑，“就是这个。假如你们赢了，这个世界对于你这类人又会怎样呢？他们绝不会信任你——你属于资产阶级——依我看就是现在他们也不信任你。反过来说，你也不信任他们。你认为你在那伙人中间——他们毁掉国立博物馆和Z的画——能找到哪个人对你的工作感兴趣呢？”他文质彬彬地说，听起来倒像他正在取得国家科学院的承认，“我指的是你研究伯尔尼手稿的工作。”
“我不是为自己而战斗。”D说。他突然觉得假如没有这场战争的话，他很可能和这个人成为朋友。贵族中偶然也会产生这样一个对学术或是艺术感兴趣的、瘦削的、充满痛苦的人，一位艺术赞助人。
“我也并不认为你是为自己而战斗，”他说，“比起我来，你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我的动机，当然，是令人怀疑的。我的财产都被査抄了。我相信——”他苦笑了一下，这笑容暗含着他知道他的话引起了对方的同情，“我的画已全部给烧掉了——还有我收藏的全部手稿。我的那些东西，当然了，不在你研究的范围之内——可是有一张奥古斯丁早期的手稿《上帝之城》……”D此时此刻像是被一个具有可赞美的性格和鉴赏力的魔鬼引诱着。他无言以对。L继续说道：“我并不是在这里散发我的怨气。在战争中，这些可怕的事情必然会发生——发生在人们所热爱的事物身上——我的收藏和你的妻子。”
这太奇怪了，他竟然没有发觉他犯了一个大错误。他站在那里等着D的共鸣——一只长长的鼻子和一张过于敏感的嘴，一个又高又瘦的半拉子艺术家的身躯。他绝不会理解什么叫热爱自己的妻子。他的住宅——他们已经把它烧掉了——很可能像一座博物馆，摆着古老的家具，在允许公众进入他的住宅参观的日子里，画廊两边就拉起绳索。他很可能也欣赏伯尔尼的手稿，但他根本不懂，同一个你热爱的女人相比，伯尔尼的原稿就一钱不值了。他继续发表他的谬论：“我们双方都遭受了不幸。”要记起他刚才的谈话还有点儿朋友谈心的味道已经很困难了。为了保护一个讲人道的政府，使它不落到这些自称为“文明人”的手中，即便使文明完全毁灭也是值得的。这些人如果得势，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呢？一个到处挂着“不准触摸”的牌子的收藏品的世界，没有宗教信仰，只有大量的格里高利教皇的赞美诗和色彩绚烂的宗教仪式。那些身上流着血、在一定的日子里会摇动脑袋的圣像，可能因为它们的古老奇特还会被保存一定的时间：迷信是有趣的。会有壮丽的图书馆，可是不会有任何新书。相比之下，他宁可要猜疑、野蛮、背叛……甚至要世界变成混沌一片。中世纪黑暗时期终究是他兴趣所在的“时期”。
他说：“我们这样谈话真的没有丝毫益处。我们两人没有任何共同点——就是对手稿也没有共同的兴趣。”他之所以能痛苦地逃脱了死亡与战争，也许正是因为这个。鉴赏与学术是危险的东西，它们会使一个人的感情窒息。
L说：“我希望你听我把话说完。”
“这纯粹是浪费时间。”
L冲他笑了笑。“无论怎么说，”他说，“我还是很高兴，你在这场——该死的——战争爆发之前就完成了研究伯尔尼手稿的工作。”
“对我说来这似乎并不重要。”
“哦，”L说，“这是背叛。”他笑了——若有所思地笑了。这个人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并不是战争毁掉了他的情感，而是他一向只有非常肤浅的情感，以作为文化教养的点缀。他的位置是在那些早已没有生命的古物中间。他突然不再坚持了，只是说：“好，我拿你没办法。你不会怪我吧？”
“有什么可怪你的？”
“就为了现在发生的事。”这个瘦削、孱弱、彬彬有礼而又不令人信服的人转身离去了，就像一位艺术爱好者终于判定某位画家没有什么价值而离开这位画家的画展似的。他的样子稍稍有些悲哀，随时都可能失去理智。
D等了片刻，又走回休息间。透过餐厅的双层玻璃门，他可以看见那瘦削的肩膀重新俯在餐桌的小牛肉上。
姑娘没在桌旁，她加入了另一群人。一只单片眼镜在她耳朵旁边一闪一闪的，那个经理正向她嘀咕一件秘密事。他能听到他们的笑声——那是他在轮船三等舱的酒吧间听到过的那个孩子般的刺耳的声音。“再给我一杯。我还要一杯。”她能一连几个小时这样度过。她对他的好心根本算不了什么：在寒冷的月台上送给你一个面包，邀请你搭她的车，然后把你扔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她具有一种她这个阶层的每个人都有的荒唐举止——给乞丐一张一英镑的纸币，但一转眼就忘掉了旁人的悲惨境遇。他想，她实际上是属于L那一伙人的。他又想起自己这个阶层的人，此时此刻不是在排队买面包，就是在没有生火的屋子里想办法暖和一下身子。
他猛地转过身去。要说战争除了恐惧就没有留给你其他感情，这是假的，他仍然可以感到一种激愤和失望。他回到院子，打开汽车的门，一个侍从忽然从汽车前绕过来，说道：“小姐是不是……？”
“库伦小姐要玩个通宵，”D说，“你告诉她——明天——我把车送到本迪池勋爵家。”他把车开走了。
他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汽车，开得不太快，如果被警察拦住，或者因为没有驾驶执照而被逮捕，那就太糟了。一个路标注明了“伦敦，45英里”。运气好的话，他不到半夜就可以进城了。他开始思索L到英国来到底负有什么使命。那张便条什么也没有泄露，上面只简单地写着：“你愿不愿意接受两千英镑？”可是另一方面，那个司机又翻了他的上衣。假如他们是在找他的证件，那么他们肯定清楚他到英国来的目的——没有证件，他就失去同英国煤炭主接触的身份和地位。但是家里只有五个人了解这件事的始末——他们都是内阁大臣。是啊，老百姓肯定是被他们的领导人出卖了。是不是那个老自由党人？他想。这个人有一次在判处某人死刑时提出过抗议。要不然就是那个似乎认为极权统治可以给他带来更多活动余地的野心勃勃的年轻的内政部长？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到处都没有信任。但是当人们无法了解事实真相时，什么地方都有像他这样根本不相信人会被贿赂腐蚀的人——只因为如果这样，生活就不成其为生活了。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人类能否生存下去的问题。
一个路牌标着40英里。
可是L到这里来只是为了阻止这场交易吗？还是对方也非常需要煤？山里的那些煤矿都在他们占领之下，但假如传言是真的，工人们已经拒绝下井了呢？他发觉后面有汽车大灯的灯光——他伸出手挥了挥，示意后面的车超过去。那辆车子开了上来，和他并行——一辆戴姆勒，随后他看见了那辆车的司机，正是企图在盥洗室打劫他的那个司机。
D把油门踩下去，那辆车并不让道。两辆车开足马力不顾一切地并排飞驰在薄雾中。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们是准备干掉他吗？这种事在英国似乎不大可能发生，但是近两年来他已经习惯于那些不可能发生然而却发生的事了。一个人被埋在炸成废墟的房子底下五十六个小时后再回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暴力他都会相信了。
这次竞赛只延续了两分钟。他车上的时速表已达到60英里。他继续努力使引擎发挥最大的效力，62， 63，一瞬间时速表的指针甚至指到65英里，但是老帕卡德终究不是戴姆勒的对手。那辆车踌躇了一会儿，这使他的车稍稍占了一会儿上风。然后，戴姆勒开足马力以每小时80英里的速度冲了上来，跑到他的前面，一直开到大雾的边缘，横停在道路上挡住了他的去路。他刹住车。不可能的事看来终于要发生了：他们要干掉他。他坐着没动，仔细思索着，等待着，想找个法子使人们事后知道这是谁干的。这件事情如果公之于众将会不利于对方，他的死或许比他活过的一生更有价值。他曾经出版过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古老的骑士文学作品。他的死肯定会比那部作品的出版更有价值。
一个声音说：“这个畜生在这儿呢。”令人吃惊的是说话的人既不是L也不是站在车门外边的司机，而是那个经理。L也在场——他看见他那麻秆儿一样的身影在稍远一点儿的雾中摇晃。那个经理会不会也属于他们一伙？……情况真令人不可思议。他说：“你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做什么？这是库伦小姐的汽车。”
不会的，这终究是英国啊——不会发生暴力行为。他还是安全的。仅仅需要一次令人不愉快的解释。L期望从中得到什么油水呢？也许他们想把他交给警方？她肯定不会对他起诉。往坏里说最多不过耽搁他几个小时。他口气温和地说：“我已经给库伦小姐留了口信——我会把车送到她父亲那儿去的。”
“你这个可恶的外国佬，”经理说，“你真的认为你能带着一个姑娘的行李就这么溜走吗？像库伦小姐这么一位好姑娘，还有她的珠宝？”
“我把行李的事儿忘了。”
“我敢说那些珠宝你绝对不会忘。来吧，出来。”
毫无办法，他只得下车。两三辆汽车在后面不耐烦地按着喇叭。经理喊道：“我说，老兄，把道让开吧。我逮住了这个畜生。”他一把揪住D的上衣领子。
“这没必要，”D说，“我已准备好向库伦小姐解释——或是向警方。”后面的汽车开了过去。那个司机从几码开外的地方显露出来。L站在戴姆勒旁边，从窗口向汽车里面的什么人说着什么。
“你倒觉得你自己他妈的挺聪明，”经理说，“你知道库伦小姐是位好姑娘——她不会控告你。”
他的单片眼镜猛烈地晃动着，他探着头，脸几乎要贴到D的脸上，说：“你就死了这份心吧，别想沾她的光。”他的一只眼睛蓝得出奇，活像一只鱼眼，里面没有一丝感情色彩。他说：“我一眼就看透你了。搭一条船溜进来的。你一开始就没能逃过我的眼睛。”
D说：“我有急事。你能不能把我带到库伦小姐那儿——或是把我交给警察？”
“你们这些外国佬，”经理说，“跑到英国来，引诱我们的姑娘……你会接受教训的……”
“你的那位站在那头的朋友不也是个外国人吗？”
“他是上流社会的人。”
“我不明白，”D说，“你到底想干什么？”
“要是依我，你就得进监狱——可是罗丝——库伦小姐——不愿意控告你。”他已经灌了不少威士忌，说话时酒气喷人。“我们会手下留情的——让你皮肉受受苦，不过是男子汉对男子汉。”
“你的意思是——和我打架吗？”他不敢相信地问，“可你们是三个人啊。”
“哦，我们会让你打架的。把你的外套脱下来。你管这位老兄叫小偷——你才是不要脸的贼呢!他真想揍扁你。”
D战战兢兢地说：“你们真想打的话，能不能用——枪，咱们两人一对一？”
“我们这里不搞这种杀人的买卖。”
“打起架来你们自己也从不动手。”
“这你该清楚，”他说，“我的一只手有残疾。”他把那只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晃了晃——一个手指僵直、戴着手套的物体，就像木偶的手似的。
“我不打。”D说。
“随你的便吧。”那个司机慢慢朝着他逼近，头上没戴帽子。他已经把外衣脱掉了，但没有费心把里面的紧身蓝夹克脱掉。D说：“他比我年轻二十岁。”
“这不是国家体育倶乐部，”经理说，“这是给你上一课。”他松开攥住D衣领的那只手说，“来吧，脱掉衣服。”司机站在那儿等着，两只拳头垂在身子两侧。D慢腾腾地脱掉上衣，害怕肢体接触的感觉重新攫住了他：警棍抡了起来，他能看见狱卒的面孔——这是对人格施加侮辱。突然，他意识到从后面驶来一辆汽车，他一下子冲到路中央拼命挥手，口中叫道：“看在上帝的分儿上……这些人……”
那是一辆小型莫里斯牌汽车。一个瘦瘦的、神经质的男人坐在方向盘后面，身旁坐着一个灰头发、身材魁梧的女人。她望着路上这几个奇怪的人，带着一种洋洋自得的不满表情。“我说——我说，”那个男人问，“这是怎么了？”
“一群酒鬼。”他妻子说。
“完全正确，老兄。”经理接过了话茬儿，他那只单片眼镜又戴到他那只死鱼眼上了。“我是库里上尉。你知道——都铎俱乐部。这个人偷车。”
“你需要我们去叫警察吗？”那个女人问。
“不需要。车主——一位好心的姑娘，再没有比她心善的了——不打算控告他。我们只打算教训他一顿。”
“那好吧，你们不需要我们，”那个男人说，“我也不打算掺和到这里面……”
“外国佬，”经理解释道，“一个油嘴滑舌的家伙，你知道。”
“哦，外国人啊，”那个女人说，抿了抿嘴，“走吧，亲爱的……”汽车发出呜呜的声音，换了一挡，驶入雾中。
“该说咱们的了，”经理说，“你打不打？”他接着又轻蔑地说，“你用不着害怕。比赛会公平合理的。”
“咱们最好到那边的野地里去，”司机说，“这儿车来人往的。”
“我不去。”D说。
“你不去也行。”司机伸手轻轻地打了他一个耳光，D本能地举起手来护了一下。司机立即又朝他嘴上打了一下。他的一只眼睛一直看着别的地方，这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做这一切完全是漫不经心的，随随便便就可以把另一个人毁灭。他一步步跟上来，丝毫没有打架的架势，但一拳跟着一拳。他并不急于取得胜利，他的目的只是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D的双手没有丝毫用处，他也没有想还击(他的心灵已成为恐惧与肉体屈辱的牺牲品)，而且他也不知道该如何自卫。司机一下接一下地打他，D绝望地想：他们不久就会住手的，他们并不打算杀死他。他终于被一拳打倒了。经理说：“站起来，下流坯，别装死。”D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好像看见L手里拿着自己的皮夹。感谢上帝，他想，我把证明文件藏起来了，他们总不会把我的袜子打脱吧。司机等着他站起来，一拳把他打倒在树篱上，然后退了一步，对着他冷笑。D现在得费好大的劲儿才能看清周围的景象，他满嘴都是血，心脏狂跳不止。他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反而有些高兴地想：这群该死的白痴，他们想把我打死，这倒是值得的。他挣扎着，用尽最后一丝气力勉强从树篱上站起身来，照着司机的肚子上打过去。“噢，这只臭猪，”他听见经理在喊，“往肚子上打，犯规。快点儿，结果他。”他在一只像包了钢头的靴子一样的拳头面前又摔倒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人在旁边数：“七，八，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