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从这里路过，”兰克神父说，“我想不妨进来坐一会儿。”傍晚时分下着阵雨，像满是皱褶的传教士的长袍，灰蒙蒙地覆罩着大地，一辆卡车吼叫着向小山那面驶去。

“进来，”斯考比说，“我的威士忌喝光了。但是还有啤酒——也有杜松子酒。”

“我在上边尼森式住房那儿看到你了，所以我想我就跟在你后边走下来。你没有事吗？”

“我到专员家去吃晚饭，但是还要过一个小时。”

当斯考比从冰箱里往外取啤酒的时候，兰克神父心神不宁地在屋子里兜圈子。“最近接到露易丝的信了吗？”他问。

“有两个星期没有来信了，”斯考比说，“南边又有船被击沉了。”

兰克神父在一张公家发的椅子上坐下，酒杯夹在两膝中间。除了雨水冲刷着屋顶外，听不到别的声音。斯考比清了一下喉咙，寂静马上又回来了。他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兰克神父是他手下的一名警官，正在等着他下命令。

“雨季快要过去了。”斯考比说。

“你的妻子走了一定有六个月了。”

“七个月。”

“你快要去南非度假了吧？”兰克神父问。他的眼睛望着别处，又一气喝了几口啤酒。

“我已经把假期推迟了。年轻人更需要休假。”

“谁都需要。”

“你自己就有十二年没有离开这里了，神父。”

“啊，这不一样。”兰克神父说。他又站起来，不安地沿着一面墙壁转到另一面墙壁。他转向斯考比，脸上呈现出一种迷惘的祈求神色。“有时候，”他说，“我觉得自己简直不能工作了。”他停下来，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两手微微地举起来。斯考比想起克雷神父烦躁地往返踱步时如何给一个看不见的人让路的情形，他觉得兰克神父好像正在要求解答一件什么事，而他是寻找不到答案的。他一点儿气力也没有地说：“再没有人像你工作得这样努力了，神父。”

兰克神父拖着两条腿回到他的椅子上。他说：“雨季过去以后就好了。”

“住在刚果小湾的那个黑人老太婆怎么样了？我听说快要死了。”

“活不过这个星期了。她是个善良的女人。”他又一气喝了几口啤酒。他在椅子上蜷曲着身体，一只手捂着肚子。“肚子里老是有气，”他说，“老是有一股气。”

“你不该喝瓶装啤酒的，神父。”

“快要死的人，”兰克神父说，“我在这里就是为了快要死的人。”他抬起一双因为服了大量奎宁而变得迷蒙暗淡的眼睛，绝望地、毫不隐讳地讲出心里的话，“对于活着的人我一点儿用处也没有，斯考比。”

“你真是在胡说了，神父。”

“刚刚当传教士的时候，我认为人们都对教士说心里话，我认为上帝也把该说的话通过教士的嘴说出来。别理我，斯考比，别听我胡说。都是因为老下雨的缘故——每到这个时候，雨季就弄得我情绪低沉。上帝并没有把该说的话告诉我，斯考比。从前我在北安普顿[68]有一个教区，那里的人都是鞋匠，他们常常请我去喝茶。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们怎么倒茶，我们谈论玛丽的孩子啊，修补教堂的屋顶啊……这些事。北安普顿的人很大方，只要我肯张嘴，他们就给教堂捐钱。对于活人，不管是谁，我一点儿用也没有，斯考比。我当时想，在非洲也许情况会不一样。你知道，斯考比，我不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我从来不像某些人那样，有敬爱上帝的本领。我只想对别人有一点儿用，再没有别的了。别听我胡扯，都是老这么下雨的缘故。我有五年没这么谈话了，除了对着镜子。人们要是遇见麻烦事，他们找的是你，而不是我。他们请我吃饭是为了听我聊天。可是要是你遇到麻烦事，你去找谁呢？”斯考比又一次注意到神父蒙眬的、祈求的目光，过了一个又一个旱季、一个又一个雨季，那双眼睛一直在等待着，等待着一件永远也不会发生的事。我要不要现在就把心里的包袱卸下来呢，他问自己说。我能不能告诉他我同时爱着两个女人，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可是有什么用呢？用不着他告诉我，答案我也知道。不论叫别人做出什么牺牲，一个人首先要关心自己的灵魂，而这正是我做不到的，是我永远也做不到的。需要这个神奇的字的不是斯考比，而是神父自己，但是这个字斯考比是无法讲给神父听的。

“我不会遇到什么麻烦的，神父，我不是那种人。我这人不会使人感到有兴趣，年纪也老了。”斯考比不愿看到神父脸上的苦恼神情，眼睛向别处望去，但是他的耳边却响着兰克神父的凄楚的笑声：“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