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专员的住宅以前，斯考比先到他的办公室去看了看。他的拍纸簿上面有人用铅笔留了两句话：我来看你。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威尔逊。他觉得很奇怪，他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有见到过威尔逊了，如果威尔逊到这里来没有要紧事，为什么要这么郑重其事地留个条子呢？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想找一包纸烟，发现有些东西移动了位置。他仔细想了想抽屉里放的东西：他的一支写了字后不容易擦掉笔迹的铅笔不见了。看样子威尔逊是想找一支铅笔写这个条子，写完了以后就忘记放回原处了。但是为什么要留条子呢？

在审讯室，警佐对斯考比说：“威尔逊来看你了，长官。”

“可不是，他留了个条子。”

他想：原来是这么回事，因为迟早我会知道，所以他认为还不如自己告诉我呢。他回到办公室里又看了看他的办公桌。他觉得一个卷宗挪动了地方，但是他不敢肯定。他拉开抽屉，但是那里面没有什么使人感兴趣的东西，只有一串断了线的念珠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件早就该拿去修理的东西。他把它拿出来，装在口袋里。

“威士忌？”专员问。

“谢谢，”斯考比说，把酒杯举到他同专员两人中间，“你相信我吗？”

“那还用说。”

“我是不是唯一不知道威尔逊身份的人？”

专员笑了笑，从容地把身体往后一靠，一点儿也没有露出窘迫的样子。“官方谁都不知道——除了我同非洲联合公司的经理——非这样做不可。另外就只有总督和那些同标着‘绝密’的电报打交道的人了。我很高兴你也猜到了。”

“我想叫你知道我是可以信任的——当然了，我是说直到目前为止。”

“这你不需要告诉我，斯考比。”

“关于塔利特的那个表兄弟的案子我们不可能不那么处理。”

“当然不能。”

斯考比说：“但是有一件事你还不知道，我从尤塞夫那里借了两百镑钱，好把露易丝送到南非去。我付他四分的月息。我们的安排纯粹是商务性质的，但是假如为这件事你要我的脑袋……”

“我很高兴你告诉了我。”专员说，“你知道，威尔逊猜测你可能正在受尤塞夫的敲诈。威尔逊一定从哪儿把你借钱的事探听出来了。”

“尤塞夫不会用借钱的手段进行敲诈。”

“我同威尔逊讲了。”

“你要我的脑袋吗？”

“我需要你的头脑，斯考比，在这个地方。你是我唯一真正信任的警官。”

斯考比伸出一只手，举着一只空酒杯，这象征着一次握手。

“要多少？”

“就这么多。”

人们可能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成为孪生兄弟：经历是他们共同的母体，六个月的雨水同六个月的阳光是他们共同的妊娠期。只要交谈几句话、做一两个手势，两个人就能把心里的想法完全传达给对方。他们接受过同样的热病给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感情也是受同样的喜爱和鄙夷所支配。

“戴瑞报告说，钻石矿发生了几起比较大的盗窃案。”

“商用钻石？”

“装饰用的钻石。是尤塞夫——还是塔利特？”

“可能是尤塞夫，”斯考比说，“我认为他不倒腾工业钻石。他管工业钻石叫小石子。但是，自然了，这些事谁也说不准。”

“希望号过几天就到港了，咱们得小心点儿。”

“威尔逊怎么说？”

“他发誓说不是塔利特干的。在他的这出戏里，尤塞夫是坏蛋——还有你，斯考比。”

“我有很长时间没有看到尤塞夫了。”

“我知道。”

“我开始了解这些叙利亚人的感情了——总是受人监视、受人汇报。”

“我们这些人他谁都汇报——斯考比、弗莱赛尔、托德、西姆布勒利格，还有我。他认为我松松垮垮。但是这都是无所谓的事。赖特把他的报告都撕了。当然了，威尔逊又向上边汇报了赖特。”

“我想他会这样的。”

午夜时分，他走向山坡上的尼森式活动房屋。在灯火管制的一片漆黑中，他暂时感到很安全，没有人监视他，也没有人给他汇报。他的脚步在潮湿的地上几乎没有声音，但是在经过威尔逊的宿舍时，他又感到需要极度谨慎。他突然觉得非常、非常疲惫，他想：我回家去吧，我今天夜里不要偷着上她那儿去了，她最后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来了。”我为什么不把她的话当真，哪怕就是这一次呢？他站在离威尔逊宿舍二十码远的地方，看着从窗帘缝里透出的灯光。一个喝醉酒的人在小山上哪个地方喊了一句什么。雨又下起来，最初的几滴雨点洒在他的脸上。他想：我还是回去睡觉吧，明天早上我要给露易丝写一封信，晚上我去作告解；再过一天上帝就会通过一个教士的手回到我身上，生命就会又变得简单不过了，他就又可以心安理得地坐在头上挂着手铐的办公室里了。道德、诚实的生活在黑夜里像罪恶一样**着他。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当他向尼森式的小屋迈动脚步的时候，泥地一直在吮吸着他的双脚。

他在门上敲了两下，门马上开了。在两下敲击之间，他曾暗暗祷告，祈求在门后边等待着的是仍未消散的怒气，而不是对他的需求。如果别人对他有所需求，他无法装聋作哑。他不是百人队队长，而是一个需要听从一百个百人队队长召唤的普通士兵。门开以后，他知道他又要接受命令了——命令他留下，命令他爱、承担责任和撒谎。

“噢，亲爱的，”她说，“我还以为你再也不来了呢。我那么没道理地同你发脾气。”

“只要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你这儿来的。”

“你会吗？”

“永远来。只要我活着。”让上帝等一会儿吧，他想，一个人怎么能以另一个生物的痛苦为代价去爱上帝呢？如果是女人，她能忍心牺牲一个孩子而接受别人的爱吗？

他们小心谨慎地把窗帘拉好，然后才把灯打开。他俩像抬着一个摇篮似的共同抬着“谨慎”。

她说：“我这一整天都害怕你不来。”

“我当然还是来了。”

“我那天叫你走。要是我再叫你走，你别理会我的话。答应我。”

“好，我答应你。”他回答说。他有一种自暴自弃的感觉，好像把自己的未来整个签署给别人了。

“如果你不再来了……”她在灯光下不知该怎样说下去了，看得出，她正在思索，她正皱着眉头努力想她那时的处境，“我不知道会怎样。也许我会同巴格斯特乱搞，也许会自杀，也许两者都做。我想两种事我都做得出来。”

他忧虑地说：“你一定不要这么想。如果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这儿来的，只要我还活着。”

“为什么你老是说只要你还活着？”

“咱们两人相差三十岁。”

这是那天夜里他俩第一次接吻。她说：“我感觉不到咱们年龄的差异。”

“为什么你认为我不会来了呢？”斯考比说，“你看到我的信了吗？”

“你的信？”

“我昨天夜里塞在你门底下一封信。”

她恐惧地说：“我根本没看到信。你在信上说什么了？”

他摸了摸她的脸，为了不让她感到有什么危险故意笑起来：“什么都说了。我不想再小心了。我把什么都写在纸上了。”

“连你的名字也写了吗？”

“我想也写了。不管怎么说，我是亲笔签了名字的。”

“门口有一块席子，一定在席子下面呢。”但是他们俩都知道，信不会在那里。他们好像早就预见到，灾祸迟早有一天要从这扇门走进来。

“可能是谁把它拿走了吧？”

他努力抚慰她，不叫她为这件事感到紧张：“可能你的佣人把它扔了，以为是一张废纸。信没有装在信封里。没有人看得出我是写给谁的。”

“倒好像这有什么要紧似的。亲爱的，”她说，“我不好受。真的难受。有人正在抓你的把柄。我还不如死在那条船上呢。”

“不要胡思乱想了。也许我没有使劲往里塞。早餐你的佣人开门的时候，风把它刮走了，或者踩在烂泥里了。”他说得确有其事的样子；也确实有这种可能。

“可别让我连累了你。”她祈求说。她说的每一个字都更加系牢了套在他腕子上的手铐。他向她伸出手来，毫不犹豫地扯谎说：“你不会连累我的。算了吧，别再为一封失落的信发愁了。我刚才是有意夸大。信里什么也没有写——写的东西外人都看不懂。亲爱的，别发愁了。”

“听我说，亲爱的。今天晚上你走吧。我很紧张。我觉得——有人监视着我们。现在跟我道晚安就走吧。但是还要再来。噢，我亲爱的，你还要来。”

当斯考比经过威尔逊宿舍的时候，里面还亮着灯。他走回自己黑洞洞的房子，打开门，看到地上扔着一张纸，不由得吃了一惊。他觉得很奇怪：那封失落的信怎么会像家里养的一只猫，又跑回来了？但是在他把地上的纸捡起来以后，他知道并不是那封信，虽然这也是一个爱的信息。这是送到警察厅去的拍给他的一封电报。因为邮电检查的缘故，电报下面签署的是全名——露易丝·斯考比。这就像一个拳击家抡圆了胳膊打出的一拳。已写信正在归家途中悔此一行爱你——然后就是那个像印章似的正式签名。

他坐下来。他的头因为恶心而昏沉沉的。他想：如果我没有写那封信，如果我真的按照海伦的话去做，不再回去，再重新安排我的生活将是如何容易的事啊！但是他又记起了几分钟以前他说的话：“如果你需要我，我会永远到这儿来，只要我还活着。”——这同他在祭坛前立的誓约一样，也是不可更改的。一阵阵的狂风从海面上刮过来，随着台风而来的雨点停止了。窗帘一个劲地往里飘，斯考比连忙跑过去关好窗户。楼上卧室的窗户咔嗒咔嗒地来回摇动，好像要挣脱合叶似的。他跑上楼去把窗关好。转过身来，他迎面看到光秃秃的梳妆台。过不了多久，这上面就要摆满照片和化妆用的瓶瓶罐罐——特别是一张照片，一定会摆在上面。快乐的斯考比，他想，我的一张成功的照片。一个躺在医院里的孩子看到小兔的影子在枕头上闪动，叫着爸爸；一个躺在担架上手里握着集邮簿的女孩儿从他面前抬过——为什么是我，他想，为什么他们需要我呢？一个枯燥乏味的上了年纪的人，一个失去晋升机会的警官。我能够给他们的，他们在别的什么地方得不到呢？为什么他们不能让我安静一些，别来打搅我呢？在别的地方他们不是能够找到更美好的爱情和更大的安全吗？他这时候觉得，有时候他能分给她们的只不过是他的绝望的心境而已。

他背靠在梳妆台上，开始祈祷。主的祈祷文好像法律文件一样僵硬地压在他的舌头上，他需要的不是每日的食粮而是远比这个更美好的东西。他为别人祈求的是幸福，为自己祈求的是孤独和平静。“我不需要再操心筹划了，”他突然大声说，“如果我死了，他们就不再需要我了。没有人需要一个死人。死了，人们就把他忘了。啊，主啊，在我给人们不幸之前请先赐我死亡吧。”但是这些话他自己听着也觉得有些像做戏。他对自己说，一定不要变得歇斯底里，需要安排筹划的事太多了，歇斯底里的人是做不过来的。他又走到楼下去，他想三片或者四片阿司匹林是他这时候最需要的东西——是他在这样一个厌腻不堪的情况下最需要的。他从冰箱里取出一瓶滤过的水，把阿司匹林溶化了。阿司匹林水吞进嗓子里给他一种酸涩感，他想知道，如果吞的是毒药会不会也像这杯阿司匹林水这样一点儿不费力气。神父曾说过自杀是不可饶恕的罪，是毫无改悔之心的绝望的最后表现。当然了，教会的训诲是应该接受的，但是教会也教导我们，上帝有时也不遵守他自己的法律，既然他能从坟墓里、从石头后面复活，难道他就不能向自杀的混沌黑暗里伸出宽恕的手吗？基督不是被别人杀害的；上帝是不能被杀死的。基督自己杀死了自己，他在十字架上吊死，同佩倍尔顿在挂画的钩子上吊死一模一样。

他放下手中的杯子，继续想：我一定不能变得歇斯底里。两个人的幸福操持在他手里，他一定要学会用坚强的神经处理一切，最重要的是保持平静的心绪。他拿出日记，在9月6日星期六这一日期下面写道：在专员家吃晚饭，谈威的事，颇圆满。到海伦处小坐几分钟。接到露易丝电报，通知起程返家事。

他犹豫了一会儿又接着写道：晚饭前兰克神父来喝啤酒。神父似乎过于劳累，极需休息。他读了一遍，又把最后两句画掉。在这本日记里，他很少记下自己对事物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