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天晚上，他们又聚集在一起喝酒，但是大家的情绪都很低，连贝罗特也不再像过去那样夸夸其谈了。德鲁斯说：“好了，明天我就走了。你走不走，斯考比？”

“我想我也走。”

贝罗特太太说：“你们需要的东西都搞到了吗？”

“凡是我需要的都搞到了。那个轮机长是个好样儿的，他都在脑子里准备好了，我的一支笔简直跟不上。他一住嘴，马上就晕倒了。支持着他的就是这个——‘咱的责任’。你们知道，这些人——这些还走得动路的——走了五天才到了这儿。”

威尔逊说：“他们在海上没有护航的吗？”

“他们出发的时候是编成一支船队的，可是这艘轮船发动机出了故障——你们知道现在的航行规则，谁也不等瘸鸭子。他们落在大队舰艇后面，落后了十二小时的航程。正在他们拼命想赶上的时候，船被水雷击沉了。潜艇指挥官把潜艇浮上水面，给他们指示了方向。他说如果不是海上巡逻艇队叫他归队，他会牵引这只救生船一段路的。你们看，这种事不能怪任何一个人。”可“这种事”马上浮现在斯考比的脑子里——张着小嘴的孩子、捏着一本集邮簿的枯瘦的手臂。他说：“我想医生要是抽得开身，会到咱们这儿来一趟的。”

他心神不宁地走到室外阳台上去，把身后的纱门仔细关好。一只蚊子马上嗡嗡地向他的耳边飞来，蚊子没有一分钟停止轰鸣，只是在向皮肤飞落的时候，才发出像俯冲轰炸机般的低沉音响。临时病房里亮着灯，那里面的全部痛苦都沉重地压在斯考比的肩头上。仿佛是，他卸掉了一个职责，只是为了再担起另外的一个。这个职责是要他同所有的人共同承担的，但是这并不能给他些许安慰，因为有时候他感到，认识到这一职责的只有他一个人。在“平原城市”里，一个人也可能改变了上帝的旨意[53]。

医生从台阶走上了阳台。“你好，斯考比，”他语调低沉，拱缩着肩膀，“到外边来透透气？夜间这个地方对人的身体可不好。”

“那些人怎么样了？”斯考比问。

“我想，救不过来的只有两个。也许只有一个。”

“那个小女孩？”

“她活不到明天早上。”医生的口气显得很突然。

“她清醒过来了吗？”

“一直没有完全清醒过。有的时候要找爸爸，也许她还以为是在小艇上。他们在船上始终瞒着她——骗她说她的父母在另外一只小船上。当然了，他们已经通过信号联系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她会不会把你当成她的爸爸？”

“不会，我有胡子。”

斯考比又问：“小学教员怎么样了？”

“玛尔坷特小姐？她没有什么问题。我给她服了不少溴化物乳剂，让她在天亮以前好好休息一下。她需要的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赶快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你们警车里有没有她的地方？她最好离开这里。”

“只装得下我和德鲁斯，还有我们的佣人和行李。我们一回去马上就派车来。几个走得动路的人都好吗？”

“都还可以。”

“那个男孩儿和那个老太太呢？”

“那两个人都能恢复过来。”

“那个男孩儿是什么人？”

“他原来在英国上预备学校。父母在南非，认为他到南非去会安全一些。”

斯考比带着些踌躇问道：“那个年轻女人呢？拿着集邮簿的那个？”他自己也不了解是怎么回事，萦绕在他的脑子里的是那本集邮簿，而不是她的脸，还有松松地套在手指上的订婚戒指。她好像是孩子装扮成的一个成年人。

“我不敢说，”医生说，“如果她能熬过这一夜的话——也许——”

“你太累了，是不是？进去喝杯酒吧。”

“可不是，我不想在这儿让蚊子叮死。”医生打开了阳台的门，一只蚊子在斯考比的脖子上叮了一口。斯考比根本不注意蚊子叮不叮自己，他一步一步、脚步有些迟疑地顺着医生的来路走去，走下阳台的阶梯，走到下面坎坷的岩石路面上。松动的小石块在他的靴子下面滑动。他想到了佩倍尔顿。在这样一个充满了苦难的世界里想要得到幸福，这是多么荒谬的想法啊！他已经把自己的生活需求减少到最低限度：照片已经收在抽屉里，死者也已置于脑后；一条磨剃刀的皮带、一副生锈的手铐作为室内的装饰品，只不过如此而已。但是他还生着眼睛，他想，也还有耳朵。指给我看一个幸福的人，我就会指给你自私、邪恶——或者是懵然无知。

走到招待所外边，他又停住了脚步。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底细，室内的灯光会给人一种平和、宁静的印象，正像在这样一个万里无云的夜晚，天上的星辰也给人一种遥远、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一样。他不禁问自己：一个人会不会也对这些星球感到悲悯，如果他知道了真相，如果他走到人们称之为问题的核心的时候？

“啊，是斯考比少校。”说话的人是这里的牧师的妻子，她像护士一样穿着白衣服，灰白的头发从前额向脑后梳成一道道的，像是风化了的起伏的岩石。“你来看一看吗？”她有些不以为然地问。

“是的。”他说。他想不起该怎样回答，他无法向鲍尔斯太太描述他坐卧不宁的心情，他脑海里的驱之不去的画面，以及他对自己的职责、对自己的悲悯的那种无能为力的可怕的感觉。

“进来吧。”鲍尔斯太太说。斯考比像个孩子似的顺从地跟在她的后面。招待所一共有三间屋子，那些还有行动能力的人被安置在第一间。这些人服了大量安眠药以后，睡得很香甜，好像刚做过有益健康的运动似的。第二间屋子是那些很有希望复原的用担架运来的病人。第三间屋子很小，只放着两张床，由一个帘子分隔开，一边是那个嘴唇干裂的六岁的女孩儿，一边是仰面昏睡的年轻女人，她手里还摊着那本集邮簿。一个浅碟子里燃着一盏油灯，在两张床中间投下昏暗的阴影。“假如你想帮忙的话，”鲍尔斯太太说，“你就在这里待一会儿，我要上药房去一趟。”

“药房？”

“原来厨子住的屋子。得尽量把地方利用起来呀。”斯考比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心里感到一阵发冷。他的肩膀哆嗦了一下，说：“我替你去不成吗？”

鲍尔斯太太说：“别不通情理了。你会配药吗？我就去几分钟。如果看着这个孩子不成了，你就叫我。”如果她给斯考比时间的话，他就会想出一个借口来，但是鲍尔斯太太话一出口，人已经走出屋子了。斯考比在唯一的一把椅子上颓然坐下。当他向**的孩子望去时，他仿佛看到她头上擎着一块领圣体时的白纱，但这只不过是映在枕头上的灯光和他的头脑耍的把戏。他用手把头遮住，不想再看。他自己的孩子死的时候，他正在非洲。他一想到自己躲过了这个场面，心里就感谢上帝的仁慈。但是他现在才知道，归根结底，一个人还是无法真正逃避一件事的。只要是人，就必须历尽生活的辛酸。如果你某一天因为走运、另一天又由于怯懦，某件事被你逃脱开，或迟或早你还会遇上第三次的。他对着手掌不出声地祈祷着：“噢，上帝，在鲍尔斯太太回来以前，千万别让什么事情发生吧。”他可以听到孩子的沉重的、不均匀的呼吸声，好像她正扛着一件重物极其吃力地爬一个漫长的山坡。想到他自己无法替她背负这一重担，他的心简直都要碎了。他想：年复一年，做父母的无时无刻不处于这种感觉中，而今我为什么连几分钟都想逃避呢？他们活着的每一个小时，不都是看着自己的孩子一点点地接近死亡吗？他又开始祷告：“主啊，照看着她吧。给她宁静吧。”呼吸停了一会儿，哽咽住，又非常吃力地恢复过来。从手指缝里他看到这个才六岁大的孩子面孔活像一个干苦力工作的人那样扭曲着。“主啊，”他祈祷说，“给她宁静吧。把我的宁静永远取走，只要你能给她宁静。”他的手上涔涔冒出汗珠。“主……”

他听到一声微弱、沙哑的呼喊：“爸爸。”他抬起头，看到一双充满血丝的蓝色眼睛正盯着他。他毛骨悚然地想：这就是我自认为已经逃避掉了的。他很想大声叫鲍尔斯太太，只是他已经叫不出声来了。他看到孩子的胸口急促起伏着，想喘过一口气来再喊一声那个具有千钧分量的字。他走到床前边说：“唉，我来了，亲爱的。别说话。我就在这儿。”小油灯把他紧握的拳头的影子投到被单上，映入她的眼帘里。她似乎想笑，脸又一次扭曲起来。斯考比把手拿开。“睡吧，亲爱的，”他说，“你困了，睡觉吧。”他仔细埋葬起来的一个记忆回到脑子里。他把手帕拿出来，折了只小兔子，让小兔脑袋的影子落在她身旁的枕头上。“这是你的小兔，”他说，“让它跟你一起睡觉吧。它趴在你旁边，等着你睡觉。睡吧。”汗珠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他的嘴尝到了同眼泪一般的咸味。“睡吧。”他让小兔的耳朵上上下下地动着，动着。过了一会儿，他听见鲍尔斯太太站在他身后低声说：“别弄这个了，”她的语气很严厉，“孩子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