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清晨，他们站在码头上。曙色未明，东方天际上挂着几条淡淡的云彩。村庄里的茅棚仍然遮掩在一片银辉里。凌晨两点刮过一阵台风，乌云像旋转着的柱子一样从海岸疾驰过来。暴雨初停，至今空气还寒意袭人。他们翻起外衣的领子站在那里，望着对面法属地河岸。贝罗特太太沿着由平房通向河岸的小道走过来，她两眼睡意蒙眬，一边走一边揉着眼皮。从河对岸隐约传来一只山羊的咩咩叫声。“他们晚了吗？”贝罗特太太问。

“没晚，我们来早了。”斯考比的望远镜一直瞄准了河对岸，他说，“他们已经动起来了。”

“那些可怜的人。”贝罗特太太说着在早晨寒冷的空气中打了个寒战。

“他们活过来了。”医生说。

“是的。”

“从我这个行业看，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经过这种事故，神经还能复原吗？风吹雨打地在小船上过了四十天。”

“只要能活过来，”医生说，“就可以说是复原了。人们逃不过的是失败，而这次应该看作是成功。”

“他们正从小房子里往外抬人，”斯考比说，“我想我一共数了六副担架。现在正在往岸边拖渡船呢。”

“我们接到的通知是准备接九个卧担架的重病号和四个能行动的轻病号，”医生说，“可能又有人死了。”

“也可能是我数错了。他们现在正往河岸抬。我看应该是七副担架。我看不清楚哪些人是能够行动的。”

寒冷、朦胧的光线无力驱散晨霭，黎明时分的河面比在中午看上去还要宽阔。一只土著人乘坐的独木舟黑乎乎地从雾中显现出来，载着的可能是那些还能自己行动的遇险人员；转眼间，这只船已经迫近他们眼前了。在河的另一边，一艘汽艇的马达大概出了毛病，站在这边岸上可以听到一阵阵不规则的噼噼啪啪的声音，好像一只野兽在喘气。

第一个走到岸上来的人，一个能够独自行动的遇险者，是一个已经有了一把年纪的人，他一只胳臂悬在吊带里。这个人头上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白遮阳帽，肩上披着一块土布，一只没有吊绷带的手不断地揪扯、搔弄着脸上的白胡子茬。“我是洛德尔，轮机长。”他带着浓重的苏格兰口音说。

“欢迎你回到家里来，洛德尔先生。”斯考比说，“你能不能先到上边房子里去？医生随后就来。”

“我不需要医生。”

“那你就坐下歇一会儿吧。我马上就来。”

“我要向负责的官员做个汇报。”

“你带他上去好不好，贝罗特？”

“我是区专员，”贝罗特说，“你可以把经过情况向我汇报。”

“那咱们还等什么呢？”轮机长说，“轮船已经沉了快两个月了。船长已经遇难了，担子都落在我的肩上。”当他们往山坡上带阳台的平房走去的时候，这个人的苏格兰腔调好像转动不息的发电机一样仍然喋喋不休地传到耳朵里来：“我要对船主负责。”

另外三个人也上了岸。河对岸，修理汽艇的叮叮当当的声音仍然在持续着：刺耳的穿凿声，金属的敲击声，马达仍然紧一阵、慢一阵噼噼啪啪地响着。两个刚刚上岸的人是这种事故的惯例的牺牲品：两个人都已经有了一把年纪，样子像管道工，如果不是一个姓弗尔勃斯，另一个姓纽瓦尔，人们很可能把他们当作两兄弟。这两个人都是地位卑微、对什么事都逆来顺受的人物，即使是再大的凶险他们也视若平常。一个人轧坏了脚，拄着一支拐杖；另一个用撕碎的衬衫布条裹着一只手。他们站在码头上，没有半点儿兴奋或惊奇的样子，倒仿佛是站在利物浦街头等着酒馆开门似的。跟在这两个人后面走出独木舟的是一个穿着防蚊靴、头发灰白、身体壮实的女人。

“您的姓名，太太。”德鲁斯一边查对名单，一边问，“是不是罗尔特太太？”

“我不是罗尔特太太。我是玛尔坷特小姐。”

“您到上边的房子里去好吗？医生……”

“有比我严重得多的病人需要医生照顾。”

贝罗特太太说：“也许你愿意去躺一会儿。”

“我最不愿意躺着，”玛尔坷特小姐说，“我一点儿也不累。”她每说一句话就紧闭一下嘴巴，“我不饿。我神经不紧张。我要继续往前走。”

“到哪儿去？”

“到拉各斯去。到拉各斯的教育厅去。”

“我恐怕你还要有不少耽搁。”

“我在路上已经耽搁了两个月了。我再也耽搁不起了。工作等着我呢。”突然间，她仰起头来，像只小狗似的号叫起来。

医生轻轻地挽着她的一只胳臂说：“我们会尽一切力量让你马上到那边去的。来，到房子里去打个电话吧。”

“当然了，”玛尔坷特小姐说，“什么事在电话上都能解决。”

医生对斯考比说：“叫那两个人跟我们一起上去吧。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问题。如果你想问他们什么事，你可以尽管问。”

德鲁斯说：“我带他们走。你留在这里，斯考比。汽艇也许会过来。我不会讲法语。”

斯考比坐在码头的栏杆上，向河对岸望去。晨雾已经散开，对岸显得更近了一些，他现在用肉眼也可以看清河对岸的景物了——白颜色的栈房，小泥棚子，汽艇上的铜制物件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发亮，他还看到土著部队戴的红颜色的土耳其式军帽。他想：在与此相同的情景中，我等待用担架抬过来的也可能是露易丝——也许我不是在等待着。有人在他身边栏杆上坐下来，但是斯考比并没有转过头来。

“你在想什么，先生？”

“我在想露易丝旅途很平安。”

“我想的也是这个，先生。”

“为什么你总叫我先生，威尔逊？你又不在警察局工作。你让我觉得我已经是个老人了。”

“对不起，斯考比少校。”

“露易丝叫你什么？”

“叫我威尔逊。我想她不喜欢我的教名。”

“我相信他们已经把汽艇发动起来了。威尔逊，你替我做一件事，去通知医生一下。”

一个穿着不太洁净的白色军服的法国军官站在船首。一个士兵把一条船索投到岸上，斯考比接过来，系到码头上。“日安[51]。”他说着敬了一个礼。

法国军官给他还了一个礼：这个人干枯瘦削，左眼皮总是抽搐着。他用英文说：“早上好。我把七个卧担架的病号给你带来了。”

“我接到的通知是九个。”

“一个在路上死了，昨天夜里又死了一个。一个是害黑水病死的，另一个死于——死于——我的英文不好，你们是说劳累吗？”

“衰竭。”

“对了，衰竭。”

“如果你允许我的工人上船，他们会把担架抬下来的。”斯考比转过身对担架夫说：“手脚轻一些，尽量轻一些。”他这样命令实际上是多余的，就是白人护理人员抬送病人也不会像这些担架夫这样细心。“你上岸来活动一下好吗？”斯考比问，“也许你愿意到屋子里去喝杯咖啡？”

“不，不喝咖啡了，谢谢。我在这里看着把事情办完就成了。”法国军官非常有礼貌，又很难令人接近，在整个这段时间里，他的左眼皮却一直不停地跳动，传送出怀疑和痛苦的信号。

“我有些英文报纸，如果你想看看的话。”

“不用了，谢谢你。我读英文很吃力。”

“你说得很不错。”

“说是另外一回事。”

“抽一支纸烟吗？”

“谢谢，我不抽。我不习惯美国烟草。”

第一副担架已经抬到岸上来——被单一直遮到病人的下巴底下。从病人的一张呆板的、毫无表情的脸上很难看出这人的年纪。医生从小山上走下来，迎向担架，领着他们向招待所走去，病床已经在那边准备好了。

“我从前常常到你们那边去，”斯考比说，“同你们的警察局长一起打猎。一个很好的人，姓杜兰——一个诺曼人。”

“他已经不在这里了。”军官说。

“回国了？”

“他在达喀尔的监狱里。”法国军官回答说。他像一个船头雕饰似的站在船首，只是左眼皮一刻不停地抽搐着。担架缓缓地从斯考比身旁抬过去，走上小山。一个年纪最多不过十岁的男孩儿，脸烧得滚烫，一只像干树枝似的细胳膊伸到毛毯外边来。一个灰白头发蓬松、散乱的老妇人一路扭动着身体，嘴里喃喃地叨念个不停。一个酒糟鼻子的男人——一张焦黄的脸上翘着一个又红又蓝的大鼻子。担架一副一副地抬上小山，担架夫的脚步像骡子一样稳健。“布吕勒神父呢？”斯考比问，“他是个好人。”

“去年害黑水病死了。”

“他在这个地方待了二十年，没有休过一次假，对不对？很难找到能代替他的人了。”

“没有人代替他的位置。”法国军官说。他回过头来对手下一个士兵厉声吹喝了一句什么。斯考比看了看下一个担架上的病人，立刻又把头转到一边。这副担架上躺着一个小女孩——最多也不过六岁。她正昏昏沉沉地睡着，金黄的头发因为汗水浸泡而缠结成一团，张着小嘴，嘴唇焦干，龟裂了很多小口。每隔一会儿她就浑身抽搐一下。“太可怕了。”斯考比说。

“什么太可怕了？”

“像这样的一个孩子。”

“可不是。父母都死了。可是没有什么关系了，反正她也活不长了。”

斯考比看着担架夫慢慢地爬上小山，他们**的脚板在地面上轻轻地拍打着。他想：这件事真需要布吕勒神父的全部智慧才能解释得了。并不是说孩子要死的事——这是不需要解释的。即使是异教徒也知道，上帝的宠儿常常是短命的，尽管异教徒可能把这个归于其他原因。但是为什么这个孩子竟活了下来，整整四十天，日日夜夜在船上经受风吹雨淋，这是个谜。这件事怎么能用上帝的爱去解释呢？

但是他却不能相信，上帝会这样无情，不爱他的创造物。“她怎么居然能活到今天呢？”他不觉问出声来。

军官面色阴郁地说：“他们在救生艇上当然尽量照顾她，把自己的一份水让给她喝。这样做当然是愚蠢的，可是一个人不能事事都讲逻辑，遇到这种事谁都会思索一下。”这倒像是对斯考比要求解释的一个提示——只是太微妙了，简直无法捉摸。他接着说：“这又是一个让人气恼的例子。”

这个人的一张脸因为干枯瘦削几乎可以说是丑陋的，包在颧骨上的肉皮看上去像是要绽裂似的，只是因为看不到任何皱纹才能断定是一张年轻的面孔。法国军官说：“她刚刚结过婚——启程以前。丈夫遇难了。根据护照，她才十九岁。她也许能活下去。你看，她还有一些精力。”她的胳臂像是个小孩子的，露在毯子外边，手指紧紧接着一个本子。斯考比看到她的结婚戒指松松地套在一根枯瘦的手指上。

“那是什么？”

“邮票[52]。”法国军官说，接着又恼恨地加了一句，“这场倒霉的战争开始的时候，她一定还在小学校念书呢。”

她就是这样躺在担架上，紧闭着眼睛，手里接着一本集邮簿，被抬入了他的生活。斯考比永远也忘不了这一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