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欧洲流行的年代，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ser）[16]将自然界的进化理论运用到人类社会的一种学说。他在《第一原理》中探索了世界上一切运动的规律，认为这是一种“力”的结果：世界上的一切运动都是由现象背后一种不可知的“力的持久性”所决定的，在“力的持久性”作用下，存在一种普遍综合的规律——物体和运动不断的再分配。这一规律主要由进化和分解构成，进化是物体的集结与伴之而来的运动；分解是运动的吸收与物体的分散。在运动过程中，当物体的集结和分化达到平衡时，由于外界的影响又受到破坏，于是新的集结与分化又开始，如此周而复始。由于“力的持久的作用”以及集结与分化这两种对立力量的普遍共存，进化本身就是按均衡的方式进行的，最终必然导致普遍的和谐与平衡。

他将这种“普遍的和谐与平衡”引申到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对人类社会最终将以渐进和平方式达到完全的理想境界充满了信心。斯宾塞认为，在达到理想社会之前，人类社会必须经过两个阶段：第一，军事社会阶段，为了对付外族的竞争，必须保证国内安定。第二，工业社会阶段，随着外部竞争的消失，国家内部的个人经济竞争出现，国家功能发生相应的变化，为捍卫个人的利益而存在。[17]

英国正处于从军事社会阶段向工业社会阶段的过渡时代，英国既存在与外族的竞争，又存在国内的个人生存竞争。他将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生物学原理运用到英国的社会中，认为在与外族和个人的竞争中，胜利的一方将获得生存的权利，而失败的一方则被淘汰。他在《社会学研究》中，提出了著名的社会有机体理论——社会与自然万物一样是具有结构和功能、并进行分化和发育的有机体。他总结了生物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的相同之处：都会生长发育，随着体积的增大，结构不断分化；在结构分化的同时，伴有功能的分化。组成有机体的各部分是相互依赖的，有机体整体的生命不同于构成整体的单元的生命。在大灾难中，整体的生命可以毁灭，而单元的生命不会全部毁灭。如果没有灾难，整体的生命比单元的生命更长久。就国内的个人竞争而言，他在《社会静力学》一书中指出：“在整个自然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条严格的戒律在起作用。这条戒律有一点残酷，可它也许是很仁慈的。在一切低级动物中，持久的普遍战争状态使许多高尚的人大惑不解；归根到底，这却是环境所允许的最慈悲的规定。当反刍动物因年龄而丧失了其生存成为乐事的活力时，被一些食肉动物杀死，比起苟延因虚弱变得痛苦的残生而最终死于饥饿，其实好得多。”[18]

人与其他生物一样也存在生存竞争，所以人“必须发展应用的能力，必须在智力方面进行这样的改变使之适合于它的新任务，而最重要的是，必须获得为将来大的满足牺牲眼前小的满足的能力”[19]。为了人的健康生存，他反对慈善事业和济贫法，指出慈善业“绝对地鼓励了轻率、无能的人的繁殖……妨碍了有能力、有远见的人的繁殖”，这将给后代留下不断增加的“灾祸”。[20]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某一特定人口中，依靠别人恩赐生活的人数幂愈大，依靠劳动生活的人数目必然愈少，困苦必然愈大。”[21]

斯宾塞是激进的个人主义者，他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的理论运用到古典经济学家对马尔萨斯理论的争论中，证明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社会的个人竞争是天注定的，是进步的唯一保证。[22]法国人维克托·贝拉德认为，英国人已经将社会达尔文的信条运用到帝国主义的框架中，他说：“现在似乎正是适当的时候，英国社会学家们的某种思想已经进入国家骨髓。他们说：‘自然告诉我们在竞争的世界中，最强大的和最繁荣的是以牺牲邻居弱者为代价的。’英国人在这个信条上攀登，他们认为该信条与最新的科学发现是保持一致的，特别是与伟大的思想家达尔文以及其信徒的最新理论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是，他们感到竞争还与种族的特性保持了一致，这个信条缔造了英国帝国主义思想的框架……”[23]

斯宾塞的生存斗争是个人在社会中的经济竞争，该论题很快引起了争论。如果竞争仅仅在个人之间进行，那么群体之间，部落、国家、种族之间是否应同样以竞争促进进步和发展？斯宾塞的以个人竞争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80年代受到了以新集体主义精神为基础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挑战，后者的代表人物是本杰明·克德（Benjamin Kidd）和卡尔·皮尔森（Karl Pearson）。

克德在1894年发表《社会演进》一书，他认为英国社会已经进入集体主义时代，个人竞争必然为群体竞争所取代。不同的社会群体具有各自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他们的个人利益已经成为群体利益的一部分。他所指的“群体间的竞争”，主要指不同行业之间的竞争、不同种族之间的竞争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竞争。

在论述不同行业群体的竞争时，克德以英国工人为例，认为工人阶级作为群体出现时，个人的作用和能量已经融进了群体的力量之中。他写道：“工人开始发现作为个体的他已经消失，成为一个阶级中的一员，他通过组织而要求平等权利的时候，就更具有力量。”[24]“社会已经被阶级组织成一个大军营，其目的就是相互征战。”[25]

19世纪的社会发展将生存竞争提高到最高效率，更多人在平等条件和平等机会中参与生存竞争，将来“在进步中完成演进的过程，是将所有的人带进竞争的生活之中，不仅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而且要在社会平等机会的基础之上”[26]。他认为斯宾塞的个人主义在反对国家干涉中已经失败，将来国家仍然要干涉社会事务，“最终将使工人们在平等的基础上参与生存竞争”[27]。

关于不同种族间的竞争，克德与斯宾塞一样强调种族的优势，认为白人是先天的优秀种族。在国家和种族的竞争中，盎格鲁-撒克逊种族更有机会取得胜利，“在北美大陆，在澳大利亚平原，在新西兰和南非，这个强大种族的代表们最终可以取得完全的占领”，因为这个种族“诚实地致力于对劣等民族的人道主义原则”。[28]

最后，克德讨论了不同国家间的竞争。在生存竞争中，国家的强大需要具备以下品质：尊重，能量，决断，勤奋，精力集中，思想简单，为责任而奉献，高度的智慧发展，提高社会效率，增加知识和理性，并且避免危险。

卡尔·皮尔森与克德一样，也认为生存竞争是群体的竞争，人是群体的动物，这是他们生存的本能。[29]真正高级的竞争不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是部落与部落、种族与种族之间的竞争，因为人的同情心以及种族和民族的感情支配个人的行为，这比从自然供需关系产生的经济力量更加强大。[30]所以，在群体中应该支持“最适合者”，从而保持整体社会在世界竞争中的生存。[31]在选择上，首先是身体的选择，带有很多生物学的机制。生存的竞争就是承受，非常深度的承受，但是，承受意味着进步。皮尔森的思想强调了种族的优越论，认为劣等种族必须承受，必须被奴役。在新的瓜分非洲的狂潮中，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欧洲各国的争夺奠定了理论基础——竞争是必然的，竞争是生存的手段。竞争的具体表现就是扩张，在竞争和扩张中，胜者获得最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