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张的主体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因此民族主义的极度膨胀是“新帝国主义”的另一个主要因素。19世纪后十年，英国几乎所有的帝国主义者都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张伯伦、罗斯伯里、寇松、米尔纳（Milner）和罗得斯（Rhodes）等都认为，保留并扩大帝国事关英国的存亡。种族优越论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优秀的种族必定战胜劣势种族，白人有天生的统治权。1890年，罗斯伯里在《泰晤士报》上写道：“我们这样的帝国，首要条件是帝国的种族——一种生机勃勃、勤奋向上、勇猛无畏的种族。其心智健康使它在世界的范围内永远处于不败之地。适者生存是当代世界颠扑不破的真理。”[32]罗得斯在南非的扩张中也极力鼓吹种族优越论：“我们恰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我们拥有正义、自由、和平的最高理想。我们居住的范围越大，人类将越美好。”[33]张伯伦在1895年发表的讲话中说：“我相信，不列颠种族是世人所看见的最伟大的统治种族。”[34]

与罗得斯的帝国观念相比，寇松的帝国观念更有现实性。他认为占有新的殖民地是为了旧殖民地的安全，在世界范围内的争夺让英国得到最大的份额，为了保全既得的利益，就必须加强对殖民地外围的保护，保护的范围越大，原来的殖民地就越安全。为了保护印度的安全，英国就必须获得阿富汗、波斯、阿拉伯和泰国，使这些地区成为印度的缓冲地带；为了埃及的利益，英国必须获得乌干达；为了南非的利益，英国必须取得赞比西河。因此，殖民地版图的扩大不仅是英国海外市场的需要，也不仅是争夺霸权的需要，而且是保护既得利益的需要。

尽管英国的帝国主义者们大肆渲染种族优越论，但是，他们更加明白英国当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竞争压力。如果英国希望在与欧洲大国的竞争中取得生存，就必须采取措施开发新市场。“在半文明和不文明的国家中我们无所畏惧，如果这个努力会给帝国和政府带来责任，对我们的国家来说将是值得的。”罗得斯把帝国扩张与英国人的生存联系在一起，殖民地就是为“面包和黄油”而战：

为了把4000万联合王国的公民从内战中拯救出来，我们的政治家必须寻找新土地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必须寻找新市场，为我们的产品打开销路。正如我常说的，帝国是面包和黄油的问题。如果想避免内战，就必须成为一个帝国主义者。[35]

殖民地扩张对于其他欧洲国家的重要性一点也不亚于英国。德国统一后，其经济力量迅速提升，但是在占有殖民地方面仍然是后来者，德国认为这与它的大国地位不相称，急于通过殖民地的扩大扩展自己的影响，同时为本国的工业品寻找市场。法国作为一个老牌的殖民帝国，不甘心自己在争夺殖民地中的失败，希望通过争夺新殖民地重振帝国的雄风，因此在19世纪后期再一次走进争夺殖民地的行列。其他的欧洲国家如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也要在新一轮的争夺中夺取更多的地盘。在争夺的过程中，“成功就是一切”，“强权即是公理”，利益高于一切，如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说：“虽然新帝国鼠疫对国家来说是个坏东西，但它对国内某些阶级和某些行业来说却是个好东西。巨额的军备开支，耗费巨大的战争，对外政策方面的严重风险和麻烦，大不列颠国内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停顿，虽然给国家造成极大的损害，但符合某些产业和行业的当前的商业利益。”[36]有产者的行为模式也转变成公共事务的原理与法则，而完成这种转变的传导器就是民族主义。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下，整个民族卷入帝国主义事业。

帝国主义政策为帝国主义国家带来了经济效果，国家把大笔的金钱花费在军舰、枪炮、陆海军装备和军需上，在发生战争或战争爆发时获取巨额利润；发行新公债和造成国内外证券交易的重大波动；为士兵和海员以及在外交和领事机构中提供更多的岗位；增加国外投资，为某些出口商获得市场，为代表某些英国家族的行业提供保护和帮助；为工程技术人员、传教士、投机的开矿者、农场工人和其他移民提供工作……。在殖民主义扩张中似乎每一个人都得到了好处，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汉娜·阿伦特所述：“意识形态是一种奠基于单一议论上的体系，它有足够的魅力吸引与说服大多数人；同时也有足够的广阔度容纳当代一般生活的各种经验与处境……它声称自身掌握着‘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能解答所有的宇宙谜题，或者认定自己是一项知识，能透视隐匿着的、统驭自然与人类的宇宙法则。”[37]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帝国主义”得到了欧洲各国的普遍支持，并为有产者的利益服务，如霍布斯所说：“帝国主义连同它的战争和它的军备无疑是促成大陆国家的债务日益增加的原因，虽然英国无比的工业繁荣和美国的远离欧洲，在最近几十年内曾使这两个大国得以逃避毁灭性的竞争，但是它们不受竞争影响的时期已经过去；这两个似乎完全投身于帝国主义的国家，将越来越屈从于披着拥护帝国的外衣和爱国的外衣的放债人阶级。”[38]

如果说欧洲国家的民族利益有助于“新帝国主义”，那么被征服国家的民族主义必然就成为一个反抗和抵制的力量。当一个国家征服另一个国家，并企图将之吞并时，往往很难赢得被征服民族的认同。正相反，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展现出征服的姿态，恰恰激励被征服民族的意识以及掌握自主权的渴望，这正是摧毁帝国的最大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主义扩张的顶点正是帝国主义走向衰落的开始。

19世纪90年代，英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集中在亚洲和非洲。从南非、东非、埃及到中东，从东南亚沿印度边界到中国，英国利益涉及如此广博地区，反映了这一时期帝国政策的特点：第一，维护现存帝国的利益，如在印度和埃及；第二，争夺有经济价值的区域，如在南非；第三，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争取更大的市场。

英国在亚洲的竞争对手首先是俄国，英国可以牵制俄国的地区是东方的两个古老的帝国，即奥斯曼土耳其和中国。英国希望保持两个帝国的完整和中立来抗衡俄国在东方的扩张。在近东的土耳其，英国利用欧洲均势达到了目的。90年代英国在这里采取“闪避”政策；在远东的中国，英国仅仅希望在自由贸易的原则下，保持其贸易利益。寇松曾这样说过：“东方是英国的特殊利益之所在，我们希望在那里保持和创造吸收我们工业品的新市场。”但是，80年代以来，英国在中国的地位日益受到欧洲其他国家的威胁，欧洲各国特别是德国不断进入中国市场，卷入与中国的贸易。德国甚至打破惯例，通过外交领事和大使搞到中国的订单，英国在中国的贸易利益逐渐被欧洲列强所分享。1895年中日战争后，中国的外债不断增加，成为列强争夺的势力范围。俄国势力主要在中国的北方；法国的势力在南方；德国取得了山东；英国的利益在长江流域。英国对于列强瓜分中国采取了听任态度，原因有三：第一，中国的吸引力正在下降，与南非的金矿和钻石矿相比，不值得花费太多的精力。第二，中国远离英国本土，即使英国占据了中国，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保护其市场；而俄国在东方拥有长期的利益，一旦英国在东方采取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必然有与俄国发生冲突的风险。第三，印度在英帝国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英国一方面需要扩大印度的外围，以保证现存的利益；另一方面，英国为了印度航线的畅通，必须保证苏伊士运河的安全，北非的利益要大于中国。

19世纪80年代起，非洲成为欧洲列强争夺的焦点。1882年英国占领埃及，打响了在非洲扩张的发令枪。1884年7月，德国抢在英国之前将西非的多哥、喀麦隆变成自己的殖民地，随后又使东非的坦噶尼喀接受德国的保护。对此，英国在尼罗河三角洲扩大势力范围，以阻止德国和法国的渗透。法国在尼罗河中、上游建立了新的殖民据点；而比利时国王则利用欧洲列强之间的矛盾，在刚果建立了殖民地。

为避免各国利益的冲突发展到白热化，1884年11月15日至1885年2月26日，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俄国、奥匈帝国、葡萄牙、西班牙、丹麦、瑞典、比利时、土耳其等国在柏林召开国际会议。柏林会议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第一，刚果的归属，列强同意刚果归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所有，但同时规定，刚果河流域和附近地区包括利奥波德二世的领地为自由贸易区，而且可以自由通航，使刚果河流域成为列强分享的势力范围。第二，提出所谓“有效占领”，意指任何国家对非洲的占领，不应仅凭文件和地图来确定，必须由该国官员和军队实行实际占领，并通知柏林会议的缔约国。“有效占领”是一种新型的殖民占领形式，过去，老牌殖民国家通过传教士、贸易公司等活动，或者与当地酋长签订条约，而与非洲一些地区建立了联系，将其纳入殖民体系；但是，这些活动与国家没有关系，国家既没有派遣军队进行占领，也没有派政府官员对这些地区进行直接统治，英国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所以“有效占领”是对英国的重大挑战，柏林会议（Berlin Conference）实际上是列强瓜分非洲的总动员，它试图在利益均衡的前提下对非洲进行新一轮的分割。

柏林会议以后，各国在非洲的扩张计划变得更加具体：英国要建立“从开普到开罗”的非洲帝国，为了完成这一计划，英国的任务是占领南非的两个布尔共和国、林波波河（ Limbobo River）和赞比西河（ Zambesi River）之间尚未被占领的土地，即后来被称为南罗得西亚的地方；占领赞比西河与坦噶尼喀湖（Lake Tanganyika）之间的尚未被占领的领土，这块土地后来被称为北罗得西亚。此外，乌干达、东苏丹以及埃塞俄比亚也被视为英国必须拥有的范围。

法国想建立一个统一的“法属非洲”，其计划是将新占领的土地与原法属领土连成一片：占领东苏丹与中苏丹以及埃塞俄比亚的部分领土，将西苏丹与红海海岸连接起来；占领中苏丹的乍得湖周围地区，将法国在阿尔及利亚与撒哈拉沙漠的殖民地同下刚果与乌班吉河畔（Ubangi River）的殖民地连接起来。同时，法国也想夺取乌干达，向东扩展在赤道的领地。

德国的计划是把西南非洲与德属东非连成一片，为了达到目的，德国必须取得北罗得西亚和南罗得西亚，把两个布尔人共和国变成德国的保护国；占领刚果南部，甚至占领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的北半部。为了连接喀麦隆与东非，德国一面希望索取乍得河和沙里河（Shari River），另一面想占领乌干达与东苏丹南部，借以向西扩张在东非的殖民地。

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扩张计划都具有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取得在非洲的最大利益，将各自的殖民地连成一片；另一方面，阻止敌人的行动和成功。各国在非洲的计划必然发生冲突，英国若要实现“开普和开罗”计划，占领东苏丹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必然破坏法国的“从东到西”的计划。若英国获得乌干达，必然打乱德国的东非计划；而占领两个罗得西亚，又会使德国的计划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列强在非洲的激烈争夺是不可避免的，而实力最强的，必然得到最大的利益，获得最大的成功。

欧洲各国的非洲计划表明，柏林会议是德国、法国等列强向英国殖民地霸权挑战的宣言书。首先，刚果河的归属阻止了英国从北非南下的脚步，英国不能随心所欲地扩大在刚果河流域的范围；其次，“有效占领”的规定使英国长期以贸易网络控制的非洲区域受到限制，英国在非洲的既得利益将面临列强的挑战；最后，德国在南非的计划与英国的计划正面碰撞，英国不得不对付来自三方面的竞争——德国人、布尔人和南非土著。为了保护已有的利益，扩大英帝国的版图，英国投入更多的精力与其他欧洲列强争夺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