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移民殖民地的政治改革,从根本上缓和了自帝国丢失美洲起就没有解决的矛盾,带来了母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新型关系。新的殖民政策在各殖民地渐进推行的过程,也是英国人的传统帝国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想相互冲突的过程,新帝国观就在这种冲突中逐渐产生、发展、成熟起来,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舆论,成为同时代英国政治家、思想家的基本共识。
新帝国观的核心,就是允许殖民地建立代议制政府,鼓励殖民地人民自己照看自己,从而卸掉或减轻英国在旧殖民体系下对殖民地承担的传统责任:给殖民地的优惠关税、管理殖民地的行政费用、保卫殖民地的军事开支等等。但帝国仍然是一个统一整体,英国对殖民地负有不可推卸的防卫和外交上的责任。正如英国历史学家多萝茜·汤普逊所分析的:“不列颠继续去保卫贸易据点,继续派遣军队和总督去海外,但大部分政治家将帝国看作一种责任,而不是利润的来源。”[143]
新帝国观内涵的范围非常明确,它仅指主要由英国人移民垦殖开发起来的白人殖民地,而将帝国最大也最有价值的东方殖民地印度完全排除在外。考虑到新帝国观得以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而自由主义恰恰是在维多利亚时代取得全面胜利,成为19世纪英国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发展的鲜明特征,这其中隐含着的矛盾显而易见。
许多历史学家和研究者都指出了英国这一时期在国内政策与印度政策之间的相悖之处:英国人早已实现了自由贸易,但在印度却加强推行重商主义,英国人在国内正不断走向自由主义,但在印度却坚持专制统治。[144]
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其《帝国》一书中提到,一位知名的历史学家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里曾发出这样的诘问:“一个自认为自由的民族何以奴役世界上如此广大的疆域……一个自由之国何以变成了一个奴役之国?”[145]
是什么东西阻碍着热爱自由的英国人在给予白人殖民地自治权利的同时,不愿将自由给予印度人民?显然,原因绝不仅仅只是印度尚未成熟到能够管理自身事务这一条。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英帝国拥有两种不同的海外殖民地,一种由移民垦殖形成,另一种由武力征服得来,人们对殖民地的看法也因此而大相径庭。
由英国人移民垦殖发展起来的殖民地,与英国有着强大的血缘、文化和宗教上的联系。因此,英国人从来都认为:在新大陆建立起来的殖民地是英帝国的海外儿女,而英国理所当然地是这些殖民地的“母国”。这种意识在英国政治家和普通民众的心中根深蒂固,不仅构成了整个旧帝国观念的基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也得到了殖民地人的心理认同。
关于这种观念的来源,英帝国史鼻祖约翰·西利曾归结于近代以来欧洲人对民族国家的认识,他指出:“近代关于国家的概念,使人们认为移民海外并非是离开国家,而是和国家在一起,英国人所到之处就是英格兰,法国人所到之处就是法兰西。”[146] 因此,殖民地人当然也就是海外的英国臣民。
的确,我们在西欧国家早期的海外殖民地中,可以随意地找到大量类似“新英格兰”“新约克”“新法兰西”“新阿姆斯特丹”“新奥尔良”“新南威尔士”这样的地名,它们的存在有力地证实了西利的这一分析。
除了国家观念外,另一个因素往往为人们所忽视,这就是:英国人在海外移民的地方几乎全是“无主的空地”。说土地无主,当然不是说北美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人以及新西兰的毛利人不在当地居住,而是说,在英国人眼里,他们不拥有土地。土地私有的观念在这些人那里是不存在的,因此土地没有主人。这一逻辑当然很是奇怪。
按照西利的观点,这是英格兰的“运气”,因为英国“在地球上占有的部分是如此空旷,以至于为新移民提供了无限的生存空间”[147]。殖民地的好处在于为无土地的人们提供土地,为处于困境的人们提供财富,这种观点在英国人看来是最简单而普通的常识。为了可以廉价获得大量土地,为了摆脱饥饿和贫困,为了寻找比在英国本土更多的发展机会,英国人一代一代地漂洋过海,迁居殖民地。
与此同时,面对国内越来越大的人口特别是贫困人口的压力,英国的学者们和政治家们也都把目光指向殖民地,把向海外移民作为缓解这种压力的重要途径。可以说,在美洲和澳洲新大陆未开垦的空地上进行移民垦殖活动,是英帝国海外殖民的主要形式,也是英国与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建立和经营海外殖民地的一个重要区别。
正因为如此,在美洲建立起来的是英国式的地方自治,移民们也从不怀疑自己是英国国王的臣民。当北美殖民地人民举起反抗旗帜时,喊出的口号是“无代表不纳税”,提交的是给国王的请愿书。加拿大人和澳大利亚人为责任制政府而斗争时,要求的是地方自治的权利。而无论是不纳税的口号还是自治的要求,都包含着一个共同的逻辑前提,那就是:殖民地居民也是英国人,有权享有国内英国人已享有的民主和自由。
英国人对于移民殖民地及其居民地位的看法,也基于同样的前提。例如,对于18世纪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所有同情他们的英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自由是殖民地人的权利。直到100年后,约翰·西利爵士在回顾这一英帝国史上的重大事件时,仍然认为:英国的旧殖民制度实际上完全不是暴政式的,并不是英国不该对殖民地进行干涉或者干涉得太多,而是干涉的不正义,才招致殖民地人的不满与愤怒。[148]
在19世纪中期殖民地公共土地支配权问题上,英国政府曾经与殖民地人民长期对峙,殖民大臣格雷坚持认为:“帝国政府和立法机构不应当将处理殖民地皇家土地的决定权交给(殖民地)地方当局,这份王室作为托管人拥有的地产是为了全体英国人民的利益,不管是居住在国内还是居住在殖民地,而不仅仅只是为了少数殖民地居民。照管这笔巨大的财产,是国王的仆人们和英国议会的职责。”[149]
约翰·密尔曾批评英国人对待加拿大人“像一个缺乏教养的兄长”,但对绝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英国与移民殖民地的关系更像父母与子女的关系:父母的权威曾经是绝对的、无可怀疑的,但随着儿女们走向成年,他们被给予越来越大的自由,直到他们离开父母的家,走自己的路。[150]
因此,英国人在面对殖民地人民的自治要求时,虽然并不情愿,如同父母面对独立要求日盛的孩子,但当发现反对已无济于事时,也就十分安然地作出让步,如同开明的父母意识到子女已长大成人。英国移民殖民地的政治改革,之所以没有遇到太强烈太持久的阻挠,移民自治的原则之所以很快确立并成为新的帝国政策,这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帝国另一类由征服得来的殖民地,英国人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在历史留存下来关于英国人对印度统治问题的论述中,最开明最激进的立场也不过是给印度人民一个好政府。这里我们不妨以约翰·密尔的立场作为例子。
约翰·密尔是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的旗手,一生中始终为公民的个人自由、社会自由、政治自由以及移民殖民地的自由而大声疾呼。他积极促进议会改革,同情工人阶级的宪章运动,支持妇女的选举权,支持爱尔兰的土地改革,是国内政治和殖民地改革中的激进派。但是这样一个自由主义的著名思想家,却从不认为印度人民有权得到英国的移民殖民地已获得的政治自由。在《代议制政府》一书中,约翰·密尔将印度直接划为不具备实行代议制政府资格的英国属地:
自由国家,和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可以保有因征服或殖民而取得的属地属国;我们自己的属国就是近代史上这类事例中最主要的事例。……远离本国、地域较大、人口较多的领土被作为属国,它们或多或少须服从有主权的国家的主权行为而在其议会中却并无同等的代表权(如果有代表权的话),这种领土可以分为两类。有些是由具有和统治国家同样的文明的人民组成的,能够并具备条件实行代议制政府,如在美洲和澳洲的领地。另一类,像印度那样,则和那种状态仍相距甚远。……落后的人民直接隶属于较先进的人民或者处于后者的完全的政治支配之下已经是通常的情况,并将迅速成为普遍的情况。[151]
约翰·密尔认为,专制统治有好的和野蛮的之分,好的专制统治是“自由的人民对野蛮的或半野蛮的(人民)的理想的统治”。而印度是一个半野蛮的国家,作为文明国家的英国应当对印度实行好的专制统治,以使其走向文明和进步:
在有些社会状态下强有力的专制政治本身就是在为使人民适于较高文明所特别欠缺的方面对他们加以训练的最好的统治方式。也有一些社会,单纯专制政治的确不具有任何有益的效果……这时进步的几乎唯一希望依赖于有一个好的专制君主。……在现时很少有什么问题比如何组织这种统治更为重要,俾使这种统治成为对从属人民的好的统治而不是坏的统治,提供给他们以可能达到的最好的政府和最有利于未来持久发展的条件。[152]
约翰·密尔特别强调并精心论证的,是怎样才能给印度这样的落后国家一个好的专制政府,而不是英国对这个通过征服得到的殖民地的统治权本身是否正义?在密尔那里,显然这个问题是不言而喻、无需证明的。
约翰·密尔对英国在印度统治权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与其个人的经历有关。他曾经作为东印度公司的文职官员长期在伦敦总部供职,这种特殊的经历和身份,是同时代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所没有的。
在密尔的论述里,人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一经历留下的痕迹。例如他指出:虽然对被统治者负责是好政府的最大保证,但英国在印度的统治者对英国负责却是有益的,因为当政府的行为遭到非难时,英国的议会制度能保证公众了解争论中的问题,也能对直接统治者的行为作出有效限制。总之,英国人民履行他们对印度的责任,靠的不是直接统治那个国家,而是靠给它以好的统治者。他还显然不赞成英国政府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统治权的做法[153],认为废除这一中间统治手段是眼光短浅的行为,因为“一个自由国家试图通过它自己行政部门的一个分支统治一个遥远的、居住着不同人民的属国,几乎不可避免地要失败。唯一可能取得相当成功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个经授权的比较有永久性的机关进行统治,只给可能变更的国家行政部门以视察权和否决权”[154]。
需要指出的是,约翰·密尔所谓“好的专制政府”的观点并没有什么新意,早在18世纪末那场著名的“黑斯廷斯审判案”(Warren Hastings trial)中[155],英国人就已经表达了相似的立场,爱德蒙·伯克多次在演讲中激烈抨击“腐败的东印度公司”,其主要的伦理依据就是英国应当给印度一个好的政府。
历史已经前进了半个多世纪,自由主义不仅形成更加完备成熟的思想体系,而且早已走出学者和思想家的书斋,成为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但约翰·密尔关于帝国对附属国人民实施统治权的思想并没有超过伯克。这一事实本身,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英国人对附属殖民地的基本看法。如果说不少英国人曾经对印度的历史与文化表现出真诚的尊重,那么19世纪中期以后它们已基本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对印度是个落后的半野蛮国家的认定,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又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观念,而约翰·密尔的思想在大的方向上与这种观念是一致的。
维多利亚早期是英国人对帝国与殖民地问题空前关注的时代,但印度事务并不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或者说在对印度的统治原则上,英国人并没有太大的分歧,至多是针对一些具体的统治手法或策略,例如1857年印度民族起义后英军对起义者的残酷镇压等等。
英国社会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移民殖民地政治改革以及相关的殖民政策上,集中在对整个帝国的态度问题上。无论是议会讲坛还是报刊舆论,帝国事务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注意,从来没有看到过英国人对帝国和殖民地问题表现出这么高的关注,也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多的对帝国政策的激烈批评。
根据资料统计,1830—1840年间英国议会平均每年有40场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辩论,内容涉及奴隶制、西印度群岛、上下加拿大起义等。1840—1850年间,加拿大、澳大利亚、蔗糖关税以及殖民地移民问题成为新的社会舆论焦点,议会平均每年有30场针对相关问题的辩论,在汇辑出版的《议会议事录》(Hansard)中,殖民地问题的内容平均每辑占了8%。[156]
除了议会中的辩论发言外,同时期各种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论文、小册子以及著作的出版也十分活跃,许多同时代英国有影响的思想家、政治家、活动家通过出版物阐述了自己关于帝国和殖民地的立场,不同政治力量和政治派别则利用各种方式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自己理想中的帝国。
很显然,这一时期是英国告别旧殖民制度、走向自由贸易的时期,也是自由主义信条在英国全面确立、自治原则在各移民殖民地胜利实现的时期,人们对帝国问题与殖民地事务的高度关注,既反映了帝国内部日渐突出的矛盾,也反映了英国殖民政策的重大变革,新的自由主义帝国观正是在这种关注与变革中间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由于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关于帝国和殖民地问题的讨论中,有太多对帝国及其政策的批评性评论,特别是出现了一种鼓吹殖民地与母国相分离,反对英国进行新的领土扩张的社会思潮,加上同时期移民殖民地陆续取得自治和英国从殖民地撤出驻军的现实,使许多帝国史的研究者们认为,和19世纪末好战的新帝国主义社会风气相比,19世纪中期是一个对帝国漠不关心的分离主义时代[157],是“不努力扩张的时代”[158],甚至是“反帝国主义”的时代[159],直到19世纪末期,面对新的世界局势,英国人才重新燃起对扩张帝国领土的热情,积极参与对非洲的瓜分。
这一结论在长时间内成为英帝国史学的传统观点,一大批有影响的著作使它广为传播,其中多卷本的帝国史权威著作《剑桥英帝国史》(从1920年代起陆续出版)就是传统观点的集中代表。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历史学家不再囿于权威结论,他们试图用“自由贸易的帝国主义”(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160]这个新概念,来解读19世纪的英帝国。针对传统的“分离主义说”和“反帝国主义说”,他们提出了“非正式帝国”的概念,认为整个19世纪英国的对外扩张存在着明显的统一性与连贯性,19世纪中期的英国人并不比19世纪末的英国人更反对帝国。[161]
不同时代的研究者们对维多利亚早期的英帝国给出了不同甚至相反的定义,但争论并没有结束,“非正式帝国”的概念在战后几十年里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认同,但对19世纪英帝国特别是维多利亚早期到中期的历史评价,至今也没有取得一致。这给后世研读帝国史的人们留下了疑问,也留下了想象的空间,1840—1870因而成为英帝国历史上最扑朔迷离的一个时期。
对19世纪中期英帝国的总体评价,直接牵涉到对自由主义帝国观的准确描述,牵涉到与之相关联的帝国政策的准确描述,因此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而要对19世纪中期英帝国作出评价,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小英格兰人”的帝国立场,弄清他们的立场对帝国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影响?
所谓“小英格兰人”(Little Englanders),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政治派别,它是人们对19世纪中期在帝国问题上持自由主义极端立场的一批人的总称。
“小英格兰人”以呼吁殖民地与英国彻底脱离,反对帝国领土扩张的观点而引人注目。他们在理论上秉承亚当·斯密以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思想,认为殖民地就像是树上的果实,一旦成熟就会自然脱落。他们以获得独立的北美13个殖民地作为例子,指出“美洲经验的结果,显示了两个平等强国之间的自由贸易是一种更好的处理关系的方式,要比强迫一个殖民地与强大的母国贸易要好”[162]。
认为独立后的美国与英国的贸易不断增长,而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殖民地不仅与英国的贸易额根本无法同美国相比,而且还要英国来承担它们的防卫,19世纪中期英国的军事预算中,每年用于保卫这些殖民地的开支就占了大约1/3[163],殖民地已成为英国不堪忍受的重负。因此应当尽可能快地授予其自治政府,让殖民地进行自我防卫。
“小英格兰人”都是坚定而狂热的自由贸易论者,他们真诚地相信自由贸易不仅会给英国带来世界市场,而且会导致国家间的和谐与世界和平,因为“各国间的自由贸易往来会产生相互了解,并以无数工商利益的纽带使本来隔离的各国人民团结起来。自由贸易意味着和平,其他国家一旦受到英国繁荣富强范例的教导,就会群起仿效,自由贸易就将成为全球性的”[164]。而取消了关税,解放了殖民地,也就根除了国家间发生战争的根源,从而消灭了战争本身。
“小英格兰人”的主体构成是“曼彻斯特学派”和一些自由党政治家。“曼彻斯特学派”又称自由贸易学派,是19世纪中期英国一个很特别的政治派别,主要由曼彻斯特的工厂主、商人、金融家组成,其领袖人物有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 1804—1865)和约翰·布莱特(John Bright 1811—1889)等。他们两人被公认为维多利亚时代“自由贸易的勇士”[165] 和“改革的斗士”[166],早年都曾经是成功的工厂主,属于典型的中等阶级。在政治上他们自始至终是自由主义激进派,积极支持议会改革,呼吁选举权的扩大和秘密投票等。1839年在曼彻斯特成立“全国反谷物法同盟”,是他们从事全国性政治活动并赢得声誉的开始,两人也先后于1841年和1843年进入议会下院。
“曼彻斯特学派”这一称号来自迪斯雷利,1846年2月,他在议会下院发言中首次称那些自由贸易的积极倡导者为“曼彻斯特学派”,从此这一称号就传播开来,成为科布登和布莱特及其追随者的代名词。
除了极力宣传鼓动废除《谷物法》实现自由贸易外,“曼彻斯特学派”还在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一种与众不同的和平主义立场,主张国际仲裁、削减军备、欧洲和平。科布登发表的演讲和文章内容非常广泛,不仅涉及自由贸易、军备裁减、战争与干涉、和平与仲裁,还涵盖了国际海洋法、殖民主义与帝国政策、东方问题以及英国对外目标等,可以说集中阐述了那个时代最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想。其基本的理论依据是:“自由贸易思想在全世界的扩展,将产生一种有益的道德影响,即鼓励经济的专门化和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这样,国家之间的战争将不可想象,而贵族的欧洲军国主义政权也就变得多余。”[167]
对于用武力保护与扩展贸易的政策,科布登认为:“不是用加农炮和刀剑,而是通过廉价的商品,才有希望捍卫我们的商业。”[168] 布莱特则更尖锐地指出:军事征服和殖民扩张是一种贵族统治的遗产,土地贵族寡头集团自光荣革命以来,借口保持国际势力的均衡,已经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使国家承载了高额的税收,结果是以牺牲其他社会阶级利益为代价,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权势。[169]
因此,他们反对英国参加克里米亚战争,反对英国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敦促英国支持美国内战中的北方等等。这种立场影响了英国公众对他们的支持,使他们几度在议会选举中失败。
在英帝国历史辞典中,科布登被称为“政治家”和“经济学家”[170],但我们很难说科布登和布莱特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或经济学的理论家,因为他们并没有留下有重大影响的经济学理论著作。虽然也有人将科布登的自由贸易思想定义为“科布登主义”,但科布登为后世留下的真正思想遗产,却是他在大量演讲和政论小册子中所表达的国际间自由贸易必将促进世界和平等主张。[171]科布登本人,也被当代国际政治学者们顺理成章地划归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主义流派阵营,并成为其代表人物之一。
事实上,把科布登和布莱特称为19世纪卓有成效的自由贸易运动演说家和自由主义政治活动家,也许更为准确。2011年,约翰·布莱特的后人比尔·凯什在为其所作的传记中,称其为“与格拉斯顿和迪斯雷利比肩的19世纪英国政坛三大风云人物”,并恰如其分地以《约翰·布莱特:政治家、演说家、鼓动家》(John Bright: Statesman,Orator,Agitator)的书名,作为对布莱特的总结性评价。[172]
的确,科布登与布莱特都是非常善于在公众集会和议会下院中发表演讲的人,从30年代末起他们就以集会演讲、出版小册子、议会发言等各种方式进行自由贸易的宣传鼓动,成为19世纪中期英国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派别,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此外,他们还直接参与了一些重要的政治活动,例如,1859年,科布登曾谢绝帕默斯顿的入阁担任贸易大臣的邀请,但却接受了与法国谈判贸易条约的重任。1860年,科布登代表英国与法国进行的互相削减关税谈判获得成功,两国签订了著名的《英法商约》,该条约因此被称为《科布登条约》(Cobden's Treaty),这也许是“曼彻斯特学派”信条在当时最大的一个成果。
布莱特的政治活动和影响力要比科布登长久得多,他先后两次参加格拉斯顿的自由党内阁(1868—1874、1880—1884),担任政府的贸易大臣,在第二届中因抗议1882年英国对埃及亚力山大的炮轰而辞职。1857年大选时,他也和科布登以及其他“曼彻斯特学派”议员一样,由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反战立场,由于对帕默斯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激烈抨击而失去席位。尽管此后他再次进入下院并保持议员职位直至1889年去世,但他却不是以曼彻斯特学派,而是以自由党党员的身份当选的。
“曼彻斯特学派”之所以又被人们叫作“小英格兰人”,是因为随着英国相继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条例》,自由贸易的原则已经实现,科布登和布莱特等人便自然地将斗争目标转向了与自由主义相关联的殖民地问题和外交问题,而他们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得出的民族自治和国际平等原则,被认为与建立“更大不列颠”的帝国理想相冲突,因此“小英格兰人”有时又被叫作“反帝国主义者”(antiimperialist)。
需要指出的是,“帝国主义”这个词当时的含义与后来是完全不同的。在19世纪60年代它仅指“实行独裁统治的恺撒主义”[173],只是到了19世纪末,当谢西尔·罗得斯宣称“帝国就是吃饱肚子的问题,如果你不希望发生内战,你就应当成为帝国主义者”时,“帝国主义”才开始以爱国主义的形式,跟英国的大规模领土扩张联系起来。因此,这是一个字面意思与实际内涵相去甚远、极易引起理解混乱的词。19世纪中期所谓的“反帝国主义者”,既不是反对今天已经约定俗成意义上的帝国主义,也不是反对英帝国本身,而只是反对一种帝国政策。
“曼彻斯特学派”或“小英格兰人”的帝国立场到底是什么?他们的立场与实际的帝国政策是什么样的关系?所谓分离主义就是指要求英帝国的完全解体吗?这些似乎已成定论的问题实际上并非不证自明,需要作认真的分析。在仔细的鉴别考察之后,我们至少可以肯定以下几点:
第一,“曼彻斯特学派”废除《谷物法》的鼓动,和对“自由放任”经济思想的呼吁,由于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代表了新时代的方向,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皮尔政府推行自由贸易的改革中,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但科布登、布莱特反对战争倡导和平的激进帝国观,无论是在普通民众中还是在议会内从来就没有得到多数人的拥护,他们关于自由贸易将会自然引向国家间和平的观点,从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带有浓厚的空想主义色彩,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很难得到肯定的回应。
例如,为了反对罗素内阁财政大臣伍德(Wood)提出的政府预算,1848年科布登发表了“国民预算”(national budget),提出削减陆军和海军军费开支1000万英镑,这几乎相当于政府全部支出的1/10。[174]
在英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海军传统的国家,这种立场是不可能得到政界和社会舆论支持的,因此他们的政治生涯并不顺利,几次议会选举的失利就是最好的证明。
布莱特的传记作者肯思·罗宾斯认为:1857年大选的失败说明,“曼彻斯特学派”作为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已经瓦解了,而且,“曼彻斯特学派社会的、政治的以及商业上的凝聚力,恰恰是在曼彻斯特被打破的”[175]。汉斯·摩根索则称他们为“空想的国际主义者”[176],科布登的传记作者甚至用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局外人”(A Victorian Outsider)这样意味深长的词[177],来说明科布登的思想与当时主流社会思潮的格格不入。
第二,鼓励殖民地与英国分离走自己的路是19世纪中期许多英国人共有的情绪和心态,它是对移民殖民地争取责任制政府实现自治的一种支持与承认,也是对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现实关系的反映。1854年,保守党领袖德比伯爵在上院发言道:“如果北美殖民地的财富、人口以及与英国分离的愿望都在增长,那么,就让我们在上帝的名义下和平友好地分手吧。”[178]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与走向看,移民自治是英国实现自由贸易的逻辑结果,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给白人移民殖民地自治的权利,使英国摆脱殖民地事务的负担,将注意力和贸易超越帝国的范围,指向欧洲和整个世界,这既是自由主义理念的胜利,也是务实政治家的明智选择,并非由于曼彻斯特学派的宣传。
第三,所谓的分离既不是一种“主义”,也不表明殖民地与母国完全脱离而成为独立国家,更谈不上英帝国的解体。它只是表明:除了宪法上的联系和外交与防卫上的责任之外,英国与殖民地的行政管理相脱离,以英王代表身份派驻的总督只是名义上的行政首脑,由殖民地责任制政府行使管理自己内部事务的全部权利。
殖民地人民争取责任制政府和自治权利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民主的意识与自由的要求。正是责任制政府的建立,才促使了殖民地民族主义真正的产生与发展。换句话说,殖民地人民要求的是他们应当拥有、而英国在理论上无法拒绝的权利。
对于这一点,无论是殖民地人还是英国人都十分清楚,正因为如此,英国的政治家和殖民官员对于这种分离才表现得十分从容。
布莱奇福德勋爵(Lord Blachford)曾于1860—1871年担任殖民部政务次官,他的观点反映了许多英国政界人士当时的心态:“我始终相信,殖民地的命运就是独立,殖民部的任务是当联系还存在时,尽可能地确保它对双方都有利,而当分离到来时,则尽可能地确保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友善。”[179]
然而,承认殖民地的权利并不等于赞同它们像美国那样从帝国独立出去。英国社会各个阶层在总体上的心态,从来都是以拥有广阔的海外属地为荣,并将帝国的存在与民族的自尊紧密相联的,因此科布登在公众场合总是否认自己是分离主义者[180],而《泰晤士报》在1867年写道:“我们都为帝国而骄傲,我们都将帝国的殖民地和属地看作是地球上从未见到过的各种成员组成的一个家庭。”[181]
第四,英国人对殖民地防卫开支的抱怨以及帝国从殖民地撤出驻军的事实,同样不能说明殖民地与母国的彻底分离或帝国的解体。殖民地对于英国的重要性是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递减的,英国人对殖民地的看法也跟着相应改变。
当英国还固守着重商主义和旧殖民体系时,亚当·斯密已发出英国从殖民地“毫无所得只有所失”的惊人之语,从那以后特别是19世纪以来英国人对殖民地的各种抱怨就没有中断过。在英国告别旧殖民制度之前,不满主要集中在殖民地产品在母国享受的关税优惠上,在那之后则集中在保卫殖民地的巨大开支上。所有主张自由贸易的人都站在了这一阵营,其中殖民地改革家对帝国的批评可以说最为尖锐,他们充分利用议会讲坛,以具体的统计数字来说明现行帝国政策的不合理。
例如,从1818年到1849年,威廉·莫尔思沃斯多次在下院发表演讲,批评英国在保卫和扩大贸易的理由下巨大而荒谬的军事开支。然而莫尔思沃斯恰恰是最坚定的帝国派!他和其他殖民地改革家所反对的是旧帝国政策而不是帝国本身,所要求的是殖民政策的改革而不是帝国的解体。
正如英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所坚持的:“帝国居民的糟糕状况说明你们对待殖民地的方式是不合理的,迫切需要改革,但这是否意味着帝国本身必须解体?噢,决不是。”[182]
赫伯特·斯宾塞的观点也很能说明问题。斯宾塞对英帝国的基本态度也许是19世纪中期所有自由主义者中最为激进的,他在1850年出版的代表作《社会静力学》中,对英国的殖民政策作了全面深刻的解剖,认为垄断性贸易“不但所费甚多而所得甚少,而且还为了完全一无所获而花钱,在有些场合甚至是为了得到损失”[183]。他甚至激烈抨击了英国殖民政策给母国和殖民地双方以及被征服的土著人带来的巨大灾害,但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由国家和政府进行的不公正殖民必然伴随痛苦和灾难,而由平民自然进行的公正的殖民则可以避免这些不幸。[184]因此,斯宾塞所反对的同样是殖民政策中的种种弊端而不是帝国本身。
总之,英国人对殖民地和帝国政策的抱怨是历史事实,移民殖民地在帝国中地位的下降也是事实,但在实际政策上英国统治阶级集团从来没有放弃对殖民地的责任,“每一个英国人都确信,授予殖民地以责任制政府,丝毫也不改变英国防卫其殖民地反对外国进攻的责任”[185]。
1862—1873年英国从殖民地陆续撤出几十万驻军,一方面是帝国光荣而体面地从广大地区脱了身,让殖民地承担和平时期的自我防卫,并参与和分担帝国战时防卫的责任与开支;另一方面也是英国新军事思想的反映,这种新思想认为,将军队分散驻守在从魁北克到悉尼的广大帝国领地上,不仅代价高而且效率低,常有兵力不足之虞,如果将大量随时能够派遣到任何地方的军队集中在国内,再加上皇家海军的力量,就能构成最有效的帝国防卫。
为此,1865年议会专门通过法令,授权殖民地建立自己的海军力量。英国并于1868、1875年分别派出军官,到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提供相关的帮助。所有这些都表明,英国政治家们选择的是一条务实的道路,建立的是一种新型的去掉负担、放松纽带、保持和谐的帝国关系,而并非就此割断帝国与殖民地的联系。
最后,“曼彻斯特学派”或“小英格兰人”所鼓吹的分离很难说就是英帝国真正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它是被同时代人和部分历史学家误读的结果。
在半个多世纪里,不同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关于帝国的批评大致可归纳为三种:(1)垄断殖民地商业是无利可图的;(2)
控制殖民地是不正确的;(3)拥有殖民地不仅是极大的浪费而且是有害的。
亚当·斯密和殖民地改革家分别持前两种观点,“曼彻斯特学派”的基本立场属于第三种,即认为重商主义死亡之后殖民地在经济上对英国一无好处,而用于殖民征服和帝国防卫上的巨大花费则造成国库的严重流失。“曼彻斯特学派”的观点显然与亚当·斯密的思想一脉相承,但同时又是对当时英国人一种心理潮流的反映。
也许是民主和权利意识觉醒的表现,19世纪中期的英国人对于帝国的开支花费表现出特别的敏感,将帝国和殖民地问题与英国自身的利益得失联系起来,是当时一种流行的思维方式,对英国仍负担殖民地防卫的不满在社会各界因而十分普遍,正因为如此,才有迪斯雷利1852年的“磨石”牢骚。无论是理查德·科布登、约翰·布莱特还是戈尔德温·史密斯,实际上都还是围绕着英国的经济利益作文章,但“曼彻斯特学派”有自己理想中的帝国与殖民地关系,它并不是说殖民地与英国的彻底脱离,而是亚当·斯密早就阐述过的“最忠实、最亲切、最宽宏的同盟”,是母国与殖民地的“自然感情”。
面对别人的指责,科布登这样阐述自己的帝国观:
人们说我要求放弃我们的殖民地,但是我要说,你难道打算用刀剑、军队和战舰来维持殖民地吗?那并不是永久保有殖民地的办法。我所要的是用殖民地人的友情来保留它们。[186]
戈尔德温·史密斯(Goldwin Smith 1823—1910)是1858—1866年的牛津大学近代史钦定教授,他对60年代已建立责任制政府的加拿大人拒绝承担帝国的防卫责任感到愤怒,为此发表过许多激烈的主张分离的评论,因而经常被认为反对殖民地,是典型的分离主义者。然而,戈尔德温·史密斯说自己“并不比反对太阳系更反对殖民地”,而是反对在殖民地已成熟时英国仍去阻止它们的独立。[187]
但戈尔德温·史密斯心目中的独立与通常意义上的独立并不相同,因为他认为即使殖民地取得了独立,也没有必要脱离英国。显然,在他看来,殖民地政治上的独立和依然留在英帝国之内可以并行不悖。这说明戈尔德温·史密斯所渴望和追求的,是一种以血缘和友好感情为基础的联邦式帝国:
与殖民地的联系是使我们伟大的源泉,这种血缘、同情心以及观念上的联系将不会被政治上的分离所影响。假如我们的殖民地成为像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联邦那样的国家,即便不是形式上也是在实质上,可能会自动产生密切的关系和相互间的友情。[188]
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维多利亚早期到中期英国人对于帝国和殖民地问题的关注和种种争论,归根结底不是要不要帝国,而是要什么样帝国的分歧。人们争论的核心,并不在于帝国是否应当保留,而是在于应当以什么样的形式重组帝国的政府和防卫。
历史学家多萝茜·汤普逊曾经将历史上英国人赞成帝国的观点归纳为三个方面:经济上,帝国是财富的来源;政治上,帝国是民族威望的来源;信念上,帝国是冒险事业和信仰的来源。[189]
19世纪中期旧殖民制度虽然已经废止,但殖民地对母国市场的依赖使它们与英国长期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关系,加拿大的小麦、木材,澳大利亚的羊毛,印度的棉花、黄麻和茶叶以及西印度群岛的蔗糖,绝大部分都提供给了英国市场,约占英国总进口的23%。
从英国角度来看,放弃殖民地贸易垄断权后,英国廉价工业品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市场。1841年英国的出口额只有4725万英镑,但到1869年已飙升至1.9亿英镑[190],其中与帝国的贸易占了英国出口总额的1/3。[191]帝国内部的优惠关税虽然已取消,但由于英国无比强大的工业优势,殖民地在经济上对英国的意义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因此,殖民地依然可以说是帝国财富的源泉。
在帝国给英国人带来威望与荣耀方面,英国从来就不乏有着强烈帝国精神的政治家。曾厉行关税政策改革使英国迈出走向自由贸易第一步的威廉·赫斯基森,在1828年表达了对英帝国的强烈自豪:
英格兰决不能变得渺小,她必须是她现在的样子,否则她就什么也不是。……在地球的每一个角落,我们已经播下了自由、文明和基督教的种子。我们把在英国流行的语言、自由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带到世界每一个地方——它们正在那里开花结果取得进步;如果有自私的计算者说,我们所做的这些是以不应当作的牺牲为代价,我的回答是:尽管有这些牺牲,我们仍然是旧世界中最快乐的人民;当这就是我们的命运时,让我们为这无比的光荣而欢欣吧!这光荣属于为那些在血缘、习俗以及情感上同我们自己相似的民族奠定了幸福和繁荣基础的英格兰。[192]
显然,在赫斯基森那里,帝国的光荣与帝国的责任是紧密相连的。
在这方面,1846—1852年担任自由党政府殖民大臣的格雷伯爵对帝国责任的认识更加自觉,他在卸任后次年撰写的《罗素政府的殖民政策》(Colonial Policy of Lord John Russell ' s Administration)一书中指出:英国在几个世纪里已经获得了不能拒绝的责任,这与在千百万人中传播基督教福音和文明的伟大荣幸是相一致的,在世界的不同地方拥有殖民地,不仅为英国增加了尊严和作为最高权力的形象,而且增加了英国潜在的力量。“人们不应忘记,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仅依赖于它所能控制的物质力量,而且在不小程度上依赖于舆论和道德的影响。”[193]
人们通常认为,自由党内的自由贸易论者大体上是反对建立帝国的。[194]
但约翰·罗素作为著名自由党政治家,在支持殖民地建立责任制政府的同时,始终强调战争时期殖民地在商业和军事上的价值。1849年他指出:“殖民帝国的任何大面积丧失,都将会缩减我们在世界上的重要性,那些劫掠成性者很快就会聚集起来抢劫帝国的其他部分,或者对我们施以无法忍受的侮辱。”[195]
20年后,罗素以一种欣慰自豪的心情回顾帝国的成长:“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仅仅作为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联合王国而行动,现在,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征服并拓殖了加拿大,我们占有了整个澳大利亚、范迪门地和新西兰,我们兼并了全印度,将其变为皇家殖民地,从前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196]
霍布豪斯曾指出:“并不是说自由主义对帝国作为一个整体利益,对白人中普遍有的统一感情,对1/4人类承认一面旗子、一个最高领导这一事实所包含的潜在价值不关心。”[197]
自由主义者对于帝国和殖民地的总体看法,可以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思想中得到说明,密尔认为:“殖民地增加了英国人在世界事务中道德上的影响和力量,殖民地的脱离对世界和英国都不利——它将会大大削弱英国的声威,而这种声威现在有利于整个人类。”[198]
密尔的这一观点可以说代表了相当多英国人的立场。因此,尽管19世纪中期殖民地自我防卫、削减殖民地防卫开支是英国人共同的愿望与要求,但英国的政治家们在作出选择时从来没有忘记帝国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驱使着英国人去建设一个自由主义的帝国,一个格拉斯顿心目中“用利益、荣誉、感情和责任相连接”的新型帝国。[199]
意大利著名学者德·拉吉罗在《欧洲自由主义史》一书中,高度评价了19世纪中期英国对殖民政策的自由主义改革,认为“这产生了英联邦精神上的联合,使高压统治、支配与剥削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只有自由,可以给予意识上有着单一种族、语言与传统的大英帝国每一位公民;也只有自由,可以给予其所有分散的共同体——为曾由同一部法律统治并建立了一个民族大家庭、在权利与义务上完全平等而自豪的共同体”[200]。
拉吉罗的著作初版于1924年,此时英联邦尚未建立,他所评述的,实际上是英国与其移民殖民地关系的变化。应当说,拉吉罗的评价不免显得过于理想化,但他将英帝国的成长壮大与自由主义紧密相连的观点却是一语中的:
英国佬用巨大的字母在我们的星球表面书写的史诗,是由公路、铁路、运河、河堤、工厂组成的,一句话,中产阶级集中起来并象征其努力的所有工业劳动,一言蔽之就是“自由”;这使遥远的殖民地变成新的国家,并以共同的自由纽带将它们连接在一起。自由主义是帝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201]
19世纪中期英帝国史的发展就是这么出人意料,充满悬念。与英国主动告别旧殖民制度,彻底实现自由贸易的举措相比,英国给予移民殖民地的政治自由,曾经显得那么被动和犹疑,许多政治家都经历了一个从排斥、拒绝到接受、支持的历史过程。然而,当移民自治和贸易自由一样成为帝国最显著的特征与原则时,同时代的英国人和殖民地人都没有立即意识到,一个崭新的自由主义帝国实际上已经确立。
【注释】
[1]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2页。
[2]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24页。
[3]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86页。
[4] 帕斯卡·萨兰:《自由贸易与保护主义》,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7页。
[5] J.Olson&Robert Shadl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 1996 p.211.
[6] Arthur Berriedale Keith The Sovereignty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Macmillan 1929p.31.
[7] ArthurR.M.Lower A History of Canada Colony to NationMcClelland and Stewart Ltd.1977 p.264.
[8] J.Olson&Robert Shadl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 1996 p.130.
[9]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第44页。
[10] Jeremy Bentham Emancipate Your Colonies 1837 quoted in KlausE.Knorrp.253.
[11] James Mill 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21 quoted in KlausE.Knorrp.254.
[12] D.Ricard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 1817quoted in KlausE.Knorrp.255.
[13]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256.
[14]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1763—1919 London1927p.424.
[15]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 1924p.71.
[16]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56页。
[17] DonaldC.Gordon The Moment of Power—Britain's Imperial EpochNew Jersey 1970 p.56.
[18] Anthony Wood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1815—1914McKAY1964p.207.
[19]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87—188页。
[20] Wakefield The Art of Colonizationquoted in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 1924 p.28.
[21] 郑寅达、费佩君:《澳大利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
[22] Brian Fitzpatrick British Imperialism and Australia 1783—1833London1939 p.242.
[23]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1978p.37.
[24] 转引自陈其人《殖民地的经济分析史和当代殖民主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56—57页。
[25]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1978p.47.
[26] J.Olson&Robert Shadl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p.1138.
[27]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VII Part I Australia 1933 p.164.
[28] Frank Crowley Colonial Australia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ustraliaVol.I Nelson 1980p.551.
[29]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 Vol.VII Part I Australia 1933 p.165.
[30] Bernard Semmel The Liberal Ideal and the Demons of Empi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31.
[31] D.K.Fieldhouse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Imperialism Longman 1967 p.26.
[32]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39页。
[33]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45.
[34] Ronald Hyam&Ged Martin Reapprasi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 1975p.75.
[35] 格莱兹布鲁克:《加拿大简史》,第122、123页。
[36] 格莱兹布鲁克:《加拿大简史》,第148页。
[37] George W.Brown Canada In the Making Greenwood Press 1953 p.96.
[38] C.C.Eldridge ed.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1984p.50.
[39] HansardThird SeriesXXXVI1303se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p.300.
[40] C.A.Bodelson Studies in Mid-Victorian ImperialismHeinemann1966p.15.
[41]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62.
[42] Ernest Barker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the British EmpireCambridge1941 p.51.
[43]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43页。
[44] 宋家珩:《枫叶国度——加拿大的过去与现在》,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 92页。
[45]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London1940p.337.
[46] Martin Kitchen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A Short History Macmillan 1996 p.25.
[47] 反对派的理由是百慕大群岛不归德拉姆管辖,因此德拉姆超越了自己的权限。
[48] Anthony Wood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1815—1914McKAYLondon1964 p.210.
[49]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代议制政府》,第243—244页。
[50] C.C.Eldridge ed.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1984 p.55.
[51] 格莱兹布鲁克:《加拿大简史》,第193页。
[52] B.L.Blakeley&J.Collins 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 p.123.
[53] B.L.Blakeley&J.Collins 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p.124.
[54] Ibid.p.125.
[55] B.L.Blakeley&J.Collins Documents in British HistoryVol.IIMcGRAW-Hill Inc.1993p.125.
[56] J.Olson&R.Shadl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Greenwood Press1996 p.388.
[57] 宋家珩:《枫叶国度———加拿大的过去与现在》,第105页。
[58] 格莱兹布鲁克:《加拿大简史》,第197页。
[59] Harold Temperley The Victorian Age in Politics War and DiplomacyCambridge Unversity Press1928p.15.
[60]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George Philip&SonLtd.London1927p.437.
[61]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Frank Cass&Co.Ltd.1963 p.363.
[62] Anthony Wood Nineteenth Century Britain 1815—1914McKAYLondon1964 p.207.
[63] George Woodcock Who Killed the British Empire—An InquestJonathan Cape Ltd.1974p.172.
[64]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32.
[65] C.C.Eldridge ed.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1984p.56.
[66] Arthur Berriedale Keith The Sovereignty of the British DominionsMacmillan 1929 p.37.
[67]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Roberts BrothersBoston1883p.70.
[68]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下),第175页。
[69]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33.
[70] 格莱兹布鲁克:《加拿大简史》,第193页。
[71]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 London 1981 p.160.
[72]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39页。
[73]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第180页。
[74]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19页。
[75]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1978p.34.
[76] C.C.Eldridge ed.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1984 p.58.
[77] J.S.Olso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Greenwood Press1996p.486.
[78] Ibid.p.203.
[79] K.N.Bell&W.P.Morrell eds.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 1928p.107.
[80]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 Oxford 1984 p.187.
[81]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19页。
[82] JohnL.MorisonThe Eighth Earl of Elgin1970see 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p.204.
[83]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Atlantic Highlands 1978p.35.
[84] 新斯科舍同样为争取责任政府进行了长期努力,由于改革派领导人约瑟夫·豪的政治眼光与能力,改革运动始终和平进行,1847年改革派在议会选举中获胜,1848年初新斯科舍先于加拿大建立责任政府。
[85] K.N.Bell&W.P.Morrell eds.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 1928 pp.281—285.
[86] 范迪门地被称为“监狱内的监狱”,1825年脱离新南威尔士成为独立殖民地。新南威尔士废除流放制后该地成为英国在澳主要罪犯流放地,至1853年废止,1856年起改称“塔斯马尼亚”。
[87] Gordon Greenwood Australia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Angus&Robertson Publishers 1977 p.72.
[88] Gordon Greenwood Australia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Angus&Robertson Publishers 1977p.54.
[89] 此前殖民地的刑事案件一直由军官陪审,民事案件在特殊情况下才实行陪审制。
[90] V.Harlow&F.Madden eds.British Colonial Developments Select DocumentsOxford 1953p.166.
[91] Gordon Greenwood Australia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London1977p.67 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830—1860Oxford1928pp.53—61.
[92] K.N.Bell&W.P.Morrell eds.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 1928 pp.123—129.
[93] ArthurR.MLower A History of Canada Colony to Nation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77p.263.
[94] D.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18th Century Macmillan 1982 p.248.
[95] K.N.Bell & W.P.Morrell eds.Selecte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Oxford 1928pp.137—140.
[96]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VII Part I Australia 1933p.281.
[97]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Atlantic Highlands 1978p.39.
[98]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VII Part I Australia 1933p.284.
[99] Ibid.p.285.
[100] ArthurR.MLower A History of Canada Colony to Nation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77 p.264.
[101] Gordon Greenwood Australia A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London1977p.54.
[102]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1924p.161.
[103]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1940 p.684.
[104] 转引自霍布斯鲍姆《资本的年代》,第90页。
[105] ArthurK.M.Lower A History of Canada Colony to NationMcClelland and Stewart Limited 1977 p.264.
[106]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第244页。
[107] D.K.Fieldhouse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ImperialismLongman1967p.30.
[108] 约翰·密尔:《论自由》,许宝骙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0页。
[109]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第243页。
[110]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第187页。
[111]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1940p.683.
[112] DonaldC.C.Gordon The Moment of Power—British Imperial EpochNew Jersey 1970 p.54.
[113]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31.
[114]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42.
[115] 格莱兹布鲁克:《加拿大简史》,第171页。
[116]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1924p.103.
[117] 宋家珩:《枫叶国度——加拿大的过去与现在》,第116页。
[118] Harold Temperley The Victorian Age in Politcs War and DiplomacyCambridge 1928p.17.
[119]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 1940p.686.
[120]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第244页。
[121] George W.Brown Canada In the Making Greenwood Press 1953 pp.91—92.
[122] A.B.Keith Selected Speeches and Documents on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Vol.I Oxford 1933 p.245.
[123] Gordon Martel Studie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 1986p.85.
[124]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p.692.
[125]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1924p.152.
[126] Harold Temperley The Victorian Age in Politics War and Diplomacy Cambridge 1928 p.42.
[127]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pp.692—693.
[128]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 Oxford 1924 p.156.
[129] KlausE.Knor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p.352.
002
[130]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第180—181页。
[131]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Oxford1984p.169.
[132] KlausE.Knor British Colonial Theories 1570—1850Toronto 1963p.354.
[133] Ibid.
[134] George Woodcock Who Killed the British Empire An InquestJonathan Cape 1974 p.186.
[135] Gordon Martel ed.Studie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 Macmillan 1986 p.75.
[136] Gordon Martel ed.Studie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1986p.76.
[137] 美国南方使者乘英国邮船“特伦特号”赴英,在欧洲水域遭美国联邦军舰拦截并被抓走,帕默斯顿认为这破坏了国际法,要求美国道歉并准备派遣援军到加拿大。
[138] Gordon Martel Studie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1986p.85.
[139] 宋家珩:《枫叶国度——加拿大的过去与现在》,第137页。
[140] J.RoseA.NewtonE.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II 1940 p.684.
[141] D.K.Fieldhouse The Colonial Empire A Comparative Survey from the 18th CenturyMacmillan 1982p.258.
[142]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Roberts Brothers Boston 1883 p.69.
[143]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3—1902London1981p.169.
[144] A.J.Christopher The British Empire at its ZenithLondon1988p.224.
[145] 尼尔·弗格森:《帝国》,雨珂译,中信出版社2012年版,p.ix.
[146]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Roberts Brothers Boston 1883 p.41.
[147]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 Roberts Brothers Boston 1883 p.47.
[148] J.R.Seeley The Expansion of EnglandRoberts BrothersBoston1883p.68.
[149] C.H.Currey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83—1915Oxford1924p.114.
[150] Ibid.p.7.
[151]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第242页。
[152]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第242页。
[153] 1857年印度爆发民族起义,次年东印度公司的统治权被正式终止,英国政府新设印度事务部管理印度。
[154] 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第256页。
[155] 沃伦·黑斯廷斯(1732—1818)为第一任英印总督(1773—1785),因在印度的统治政策于1786—1796被英国议会下院弹劾、审判,后被宣判无罪。
[156] C.C.Eldridge Victorian Imperialism Humanities Press Inc.1978 p.50.
[157] C.C.Eldridge ed British Imperialism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Macmillan 1984p.6.
[158] T.D.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138.
[159] Glyn Williams&John Ramsden Ruling Britannia A Political History of Britain Longman1990p.243.
[160] J.Gallagher&R.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August 1953.
[161] Anil Seal ed.The Decline Revival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82 pp.1—72.
[162] Dorothy Thompson The British People 1760—1902London1981p.170.
[163] J.S.Olso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Greenwood Press 1996p.676.
[164]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39页。
[165] Sally Mitchell ed.Victorian Britain—An EncyclopediaNew York&London1988 p.179.
[166] Ibid.p.92.
[167] T.A.Jenkins The Liberal Ascendancy 1830—1886 Macmillan London 1994 p.64.
[168] L.C.B.Seaman Victorian England Aspects of English and Imperial History Methuen London 1982p.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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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 J.S.Olso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Greenwood Press1996p.168.
[171] 科布登的政论小册子中最具影响力的有:《英格兰、爱尔兰和美国》(1835);《俄国》(1836);《1793—1852三封信》。
[172] 见《经济学人》电子版http / / www.economist.com/ node/21542175.
[173] 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80页。
[174] T.A.Jenkins The Liberal Ascendancy 1830—1886Macmillan1994p.64.
[175] Keith Robbins John BrightLondon1979p.126.
[176] 汉斯·摩根索:《国际纵横策论》,第58页。
[177] J.S.Olson&.R.Shadle eds.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Greenwood Press 1996 p.311.
[178] Hansard29June1854from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Vol.II London 1940 p.680.
[179] Ramsay Muir A Short History of the British CommonwealthVol.IILondon 1927p.513.
[180] Ronald Hyam&Ged Martin Reappraisals in British Imperial HistoryMacmillan 1975p.90.
[181] Ibid.p.92.
[182] Thomas CarlyleLatter Day Pamphlets 1850 seeC.C.EldridgeVictorian Imperialism 1978p.45.
[183]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第184页。
[184] 赫伯特·斯宾塞:《社会静力学》,第190—191页。斯宾塞以威廉·佩恩建立的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为公正殖民方式的例证。认为“它没有做破坏道德法则的事”,所以不需要母国保护。“假如殖民者像这样把注意力全部转移到商业上,并且和平地处身行事,像他们在无人保护的状况下被迫做的那样,英国就会更好地得到原料的供应,英国货物的市场也就会扩大了。”斯宾塞理想的公正殖民显然只是一个特例,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185] T.O.Lloyd The British Empire 1558—1983 Oxford 1984 p.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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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P.J.Marshall The Cambridg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1996p.32.
[197] 霍布豪斯:《自由主义》,第121页。
[198] Ronald Hyam Britain ' s Imperial Century A Study of Empire and Expansion Macmillan 1993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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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圭多·德·拉吉罗:《欧洲自由主义史》,杨军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 123页。
[201] 同上书,第130—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