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国的海外移民

在“光荣革命”后，英国在辉格党政府领导下，以重商主义思想为指导，对外执行积极的扩张政策，参与欧洲列强之间因争夺殖民地而引发的一系列战争，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英帝国的版图得以扩大，英国的军力逐渐发展。这为英国进一步海外扩张及海外移民提供了必要条件。从移民的主体来说，在17世纪主要是英格兰人。到了18世纪，则英格兰人减少，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增加。影响移民的因素有很多，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有主动的也有被动的，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比如战争、宗教信仰、生活驱动等，因而个人移民的原因也是不一定的。受到移民个人的主观动机的影响，其目的地也不一样。在很大程度上，英国的阶层结构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群岛上得以重建。每个人移民的结果是不一的，不过，作为一个历史现象的海外大移民，对英国的发展意义重大。大英帝国的雏形在迁移中形成。

当殖民地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白人劳动力不能满足殖民地的高强度的劳动力需求时，奴隶贸易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尽管奴隶贸易在多大地程度上为英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但它促进了英国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是第一英帝国课题中一个必不可少的议题。

持续的海外贸易和对新土地的追求让英国不断开展新的商业冒险以及开拓新的势力范围，此一时期，英国海外殖民活动集中在北美、西印度群岛和印度三大地区，海外贸易和帝国版图得到进一步扩大，扩大的帝国版图为英国的移民提供了广阔的安居地。英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以及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保护，使得英国本土人前往殖民地时少了一重担忧，可以说，“英国在18世纪能够顺利地扩张与发展海外活动，与其在1700年以前在海外拓展所形成的良好局面密不可分”。[1]

从17世纪开始，英国人口增长速度加快，到17世纪中期，英格兰的人口达到530万，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总数也已经达到240万。由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粮食增长的速度，造成粮食严重短缺，同时人口的增长还造成了对土地的压力，导致物价上涨。人口的增长也造成了失业率的持续上扬。在英格兰，国民就业的主要部门，一个是农业，一个是纺织业。从农业方面说，由于农业劳动有很强的季节性，并不需要全年劳动，因此以农业劳动为生的人就存在着失业的可能；而当时最大的制造业部门纺织业更是一个极不稳定的工业，在正常状况下半失业情况就非常突出。农业和手工业部门的不稳定和失业现象，使得大批人流向中心城市，这又加剧了城市本身严峻的就业形势，加剧了社会的贫困。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背井离乡，向外移民，探寻新的生存空间。

第一英帝国时期，英国的殖民地主要包括两种情形：一种是英国移民永久定居，并在此种植棉花、捕鱼、耕种粮食；另一种则是被外国领土包围的领地和由英王授权公司受理的贸易据点，其主要目的是确保并指导当地居民与英国的贸易。在美洲，由于欧洲入侵者和疾病导致当地的土著居民人口数量锐减，殖民者在这片土地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形成了棋盘一样的欧属美洲殖民地。英国人，主要是英格兰人，大量出国定居，其中有穷人也有富翁，他们乘船出海去寻找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乐土。虽然移民团体的目的地和组成成分各不相同，但大规模移民的势头却在17世纪30年代牢固地树立了起来，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渡洋方式。尽管移民的目的地事先并不确定，但北美地区在此后300年时间里吸引了绝大部分英国移民。

移民和迁居的起点是英国，然而大西洋沿岸的殖民地彼此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起初，移民选择在哪里定居取决于当地经济状况或对机遇的不同理解。最初的移民地区是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或俄亥俄等地。也有成千上万的移民从美洲中部殖民地和新英格兰地区迁到加拿大、新斯科舍省、新布伦瑞克（New Brunswick）以及圣约翰群岛（Isle of st.John）；另外有不计其数的佐治亚州的移民去了东佛罗里达和西佛罗里达。在美洲大陆，移民的主要特点是流动性和易变性。同时，从一个地区到另一地区的徒步迁居是美洲大陆上一道持续不断的风景线。与此类似，在其他地区，由于商业的潮涨、与当地政府和贸易者达成协议的更迭、政府政策的改变、外交关系的变动也要求在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作出灵活多变的反应。18世纪全球经济复杂化，为了寻求新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倾销地，也就必须有能高度移动的人口，因而大量的城市居民和大贸易公司随着环境的改变而四处迁移。在东方和西方，大英帝国的雏形在迁移中形成。

17世纪，英国的海外移民主要是英格兰人。有数据统计，在当时将近100万的移民当中，有70%是英格兰人，他们中的大多数去美洲或爱尔兰建立大种植园。即使按照现代的标准，这个移民的规模也是巨大的。虽然18世纪每年的移民人数要比17世纪时高很多，但相对国内人口而言，移民率从未超过1640—1670年的比率。在16世纪晚期和整个17世，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浪潮，这时的苏格兰和爱尔兰的移民与英格兰相比，比例相对较低。另外，移居美洲的40万英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代表了巨大的劳动力市场的转移。劳动力对于西印度群岛种植园经济的生产发展相当重要，为了满足殖民地种植园经济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在英格兰，大批劳工加入了横渡大西洋的行列。许多白人移民成为契约雇工，通常要按合同在烟草或糖料产地工作4—7年，以偿还横渡大西洋的食宿以及获得自由的费用。一些重罪犯人给马里兰提供了可以代替奴隶的劳动力。[2]美洲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不是由几个移民中的精英分子领导土著居民就能办到的，而是依靠穷苦的英格兰人和非洲奴隶的共同劳作完成的。绝大多数英国移民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新大陆后，最终成为农业工人或是小种植园主。[3]

到18世纪，英国的海外移民的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的变化是英格兰人向北美地区的移民数锐减而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骤增。（见表1）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向北美移民人数从17世纪的35万降至1780年的不足10万。与此相反，爱尔兰移民人数从2万—4万增加至11.5万；苏格兰移民数从7万增加至7.5万。甚至在北美独立战争之后的爱尔兰移民潮到来之前，1700—1780年到达美洲的英国移民中有70%来自于爱尔兰和苏格兰地区，从1770年到1776年，约有25万爱尔兰和苏格兰人移居到美洲。[4]这一变化与17世纪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如果说，17世纪英国海外移民主要成员是英格兰人，那么在18世纪则主要是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1715—1750年，殖民地人口从40万增加到125万，到1763年，人口已达200万。[5]

表1 1600—1780年不列颠诸岛向美洲移民数[6]

（单位：千人）

由弗吉孟（Aaron Forgelman）统计的从1700—1775年每十年移民数总表显示了从英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移居北美13州的移民情况。（见表2）这一统计数字不一定准确，如1750年以前苏格兰移民规模被估计得过小，英格兰移民数与威尔士移民数相比估算也太少，而且他的数据也没有包括向西印度群岛移民的人数，而事实上那里可能吸收了约15万英国移民。尽管如此，其主要移民趋势大体准确，并能显示出：18世纪初移民潮在慢慢抬头，到18世纪30—40年代加大了步伐，在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之前的25年形成了高峰。

表2 不列颠诸岛移民北美13州人数表[7]

（单位：人）

移民主体的阶级性是相当复杂的。如在1636年在驶往新英格兰的一艘“英克里斯”号船上的116名乘客中就包括屠夫、木匠、织布工、石匠、修犁工、锯木匠、外科医生、裁缝、细木匠各1个，2个亚麻编织工和12个雇农；此外还有12个非技术男工、26个成年女子、26个未成年少女、30个男孩。[8]不过，我们可以根据人身自由状况将其大体分为契约工人和自由人。

虽然与上一个世纪相比移民海外的人数有所下降，但在北美战争之前，契约工人（包括犯人）仍是从英国移民前往美洲的主流。在1773—1776年间约有70%的移民是契约工人，这个数目与18世纪早期的比例相近。[9]当时的舆论对他们不利，往往把他们说成乞丐、犯人、妓女或是四处流浪的社会渣滓。威廉·埃迪斯（William Eddis）于1770年在马里兰写道：“本省居民的区别只是名义上的不同，所谓契约工人和罪犯。”[10]但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从布里斯托尔（Bristol）和伦敦来的男性移民其身份已有所提高，在这个时期，熟练技工或半熟练工的比例上升，而非熟练工或无一技之长（社会地位低下的象征）的移民数在下降。北美独立战争前夕，只有不到20%的男性移民被称为“劳工”，而高达69%的移民被称为“技师”和服务性行业人员。根据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的分析，认为不再有大批的无一技之长的英格兰或苏格兰城市贫民和农民移居海外了，而是“大批中等阶级的下层人民和工人阶级，有精湛手艺的工匠和艺人等构成了移民的大部分。对他们而言，移居海外不再是绝望中的逃避，而是追逐中的机遇”。[11]尽管如此，到七年战争时仍有为数众多的移民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于移民，通过移民海外来摆脱他们的无望地位。对于那些原想在伦敦、布里斯托尔或是其他港口城市谋生而不得不流落街头的人而言，去殖民地是他们的最后一搏。

大半英国移民是作为契约工人来到美洲的，虽然在这个时期奴隶贸易发展很快，但契约工仍是劳动力市场的主力。他们许多来自底层社会，虽付不起旅费但相信在殖民地能有比在故乡更好的机遇。在他们中，最底层的是那些“无业游民”，或“最穷的人”，由于灾荒年间生活无望而移民。穷人的移民，不管是自由移民还是契约移民，都反映出1760年以后商业化社会对英国许多地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尤其是苏格兰高地、低地西部的工业制造区以及阿尔斯特（Ulster）地区。农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不但没有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从而限制移民，反而使得更多的人在家乡无法找到工作，只得移民美洲寻找新的生活。

前往美洲的自由移民与契约工人不同，他们不受契约的束缚，他们的社会背景非常广泛，但从事商业和贸易的男性很明显占多数。商人、小贩、工厂主从英国的主要港口出发，移民前往美洲殖民地，在从佛罗里达到新斯科舍的广大地区发展自己的事业。1689—1815年移民弗吉尼亚的181名男性中，59%的人称自己为商人、海员，只有21%的人为专业人员（牧师、医生、药剂师），其余的来自各种不同的社会行业，如造船业主、厨师、蔬菜批发商或是绅士。随着贸易量的增加和领土的扩张，尤其是1763年以后，越来越多的来自上层社会和中等阶级的年轻人来到殖民地，从事商业活动或是在军队和当地政府中谋职。

随着长途贸易和殖民地内商业竞争扩大，许多英国移民在18世纪时定居在新大陆，成为商人、种植园主、农场主或农业工人，或是在东方的大贸易公司就职。如同上个世纪一样，商人把大批的移民、契约工人和奴隶运往美洲，也为开发土地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并从中获利。许多代理商和营运主管移民美洲，在多种跨大西洋的合伙生意中建立起商业网点、乡村商店和种植园。从英国各地迁来的自由职业者和手工艺人也在其中，如教师、医生、会计、牧师、织匠等等，随着殖民地的成熟，各类人才逐渐涌入。他们如自由的农场主和雇农一样，也是为了美好的生活而最后一搏。

战争对于移民率和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影响。英国在1688—1815年先后卷入了七次大规模冲突，历时62年。所有的移民记录在战争年份都进入低潮而在战后不久又急剧上升。国家之间的敌对状态使贸易趋于瓦解，市场被割裂，运费增加。到17世纪80年代末期，英国海外贸易与前50年相比趋于停顿，商业船队的发展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也减慢了。在1688—1697年的奥格斯堡同盟战争和1702—1713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烟草和糖的运费和保险费涨了一倍以上，导致了外贸出口及载货量下降。经过多年分裂和冲突，殖民地逐步从战争状态转入和平状态之后，殖民地贸易才时断时续地开始复苏。

战时移民的疲软状态也是军队急剧扩展吸收大量男性入伍的结果。英国军队从18世纪早期的约13.5万人扩展到七年战争时期的20万人，虽然其中有一部分是外国人，但当时国内18—55岁的男性人口几乎枯竭，这也说明问题。战争时期的契约工人急剧减少，但战后成千上万的退伍军人被抛入已饱和的劳动力市场，因而契约工人市场又复苏过来。出于与法国的争夺，以及对加拿大大西洋海岸的战略考虑，英国政府开始直接插手移民进工作。1749年，一支2500人的移民队伍利用政府提供的资金远征新斯科舍，其中1/4的男性是刚从英国军队中退役的。七年战争结束后，至少12个团被迁到圣约翰（Sain John）等地区；在其他地方，成千上万参加过七年战争和北美独立战争的苏格兰人、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和南部、纽约州和新英格兰边境以及加拿大。[12]

英国本土的宗教政策也对移民产生了影响，有一些人是因为宗教信仰而离开英国的。1689年《宽容法》（Toleration Act）给几乎所有的英国人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祈祷的权利，但非国教徒并不能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1661年的《市镇机关法》（Corporation Act）和1673年的《宣誓法》（Test Act）对非国教徒进行限制，这些法律直到1828年才被废除，而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在1871年之前只对国教徒开放，这两所大学直到19世纪仍是英国仅有的大学，这就意味着非国教徒没有进入大学的权利。所有的这些法律都把非国教徒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将他们的精力转向了经济活动。[13]而在17、18世纪，海外贸易和跨国金融是英国工商业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些非国教徒很乐意去殖民地，开辟属于自己的乐土。

有的人离开自己的家园是被诱拐的结果。1671年，一位“诚实的人”就坦言每年诱骗500个契约工，使他们离开英国。另外一个人说他一年诱骗840个契约工。即使有所夸大，但也可以窥见在这种大范畴的移民潮中，有许多移民并非自愿迁移，是被迫去往美洲新大陆的。当时一首流行歌谣就表达了移民对生活的不满，这首歌名为《被诱拐的女仆》，其中说：

我已经侍奉主人五年了，

在弗吉尼亚的土地上，哦

这让我饱受悲伤、痛苦和灾难

我是那么的疲劳，疲劳，哦，疲劳

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不管是种田还是运货

在弗吉尼亚的土地上，哦

木制的坯料，他们放在我的背上

当时我是那么的疲劳，疲劳，哦，疲劳

歌谣中的女仆实属不幸，因为一般情况下，女仆都在室内做家务，尽管17世纪50年代以后，在马里兰，只有“那些下流而野蛮的女仆”才会被安排到田间劳作。[14]

殖民地还提供更直接的**来引诱移民。在1667年，佛罗里达海角殖民地为吸引更多的外来移民作出承诺：每一位来到这里的人都将得到100英亩土地；此外，他的每一个小孩以及每一个装备滑膛枪的印第安仆人都能得到100英亩土地，其租金仅为每千亩10先令；在他财产名下的每名女仆或奴隶还可得到50英亩的土地，而这些移民在契约期满之后，每位契约工将从雇主那得到100英亩土地、一些农具和2套衣服。殖民地统治者别出心裁地作出这些承诺，用以吸引那些在英格兰本土有一定财产的人，因为如果这些人移民过来的话，他们在耕种、收获以及售卖作物的过程中，需要花费运输费并为其家庭成员及名下的契约工提供食物。

事实上，即使想要离开自己生活的地方去移民，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愿。在17世纪30年代，马萨诸塞湾（Massachusetts Bay）公司把理想的殖民者说成是“被上帝授予恩泽而拥有一定财产的人”，这种说法结合了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是清教徒们希望在殖民地所看到的。在清教徒的理想中，殖民地的男男女女应该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乐于参加有纪律的劳动，并遵守种种清规教律。这是一种由宗教信仰演化而来的精神驱动力。有一位名叫约翰·戴恩的人曾考虑移民去加勒比海的某个小岛，并询问上帝的旨意，他先向上帝诉说他的苦难：“我的内心孤独绝望”，并“抵制一切**，排除一切邪念”；然后，他翻开《圣经》，看到上面写道：“离开他们，不要接触任何不干净的东西，我将成为你的上帝，你将成为我的选民。”看到这段话，他就马上离开他出生的地方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启程坐船去新英格兰。

不过，要想移民新大陆还需要金钱和一些用具，这是实现理想抱负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当时，横渡大西洋的旅费大约是每人5英镑，运费则为每吨4英镑，而旅途中的饮食则需额外付费。总的来讲，一个英国自耕农要想带上全家及其耕种用具和生活器皿移民新大陆，其最低预算也要100英镑。试想，他一年的总收入也就是40—60英镑，如果想要移民，就不得不卖掉自己的土地。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想要移民，就意味着不可回头。当然，有一些公司会给移民提供援助，比如马萨诸塞湾公司就会这样做。这些公司会事先对有意向的人进行考察和评估，挑选“品德优良”的人，淘汰“道德败坏”的人。因此，从理论上说，挑选出来的人都是品行端正的、可依赖的。[15]

大体上来讲，大部分人移民是被迫的，尽管有时候看上去他们是主动选择。英国的殖民扩张建立在大量移民的基础上，这些移民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开始漫长而危险的旅途。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情景：一些清教徒也被迫加入穷人的行列离开英国，此外还有大量所谓自愿移民的人，其实也是被迫穿越大西洋去往美洲新大陆的。英帝国在18世纪下半叶的扩张，为移民扩大了选择的范围和前景。

欧洲移民在东半球和西半球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与新大陆相比，早期向亚洲和非洲移民的人数在规模上都比较小，在西非和印度洋的多边贸易体系中，英国商人不仅参与商业竞争，还在远程国际贸易中与其他欧洲人，尤其是葡萄牙人、荷兰人、法国人争夺高下，并且还与亚洲商人竞争，他们直到18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在与印度的贸易中占取优势，直到19世纪才把远东和非洲的领地置于英王的直接控制之下。

早期去澳洲的人大部分是被迫的，其中绝大部分是流放的犯人，最为典型的是澳大利亚的植物湾（Botany Bay），这是库克（James Cook）船长1770年首次登上澳洲大陆的地方。这里不是贸易港，没有的战略地位，且远离欧洲商业中心，不能产生什么影响。当库克船长发现澳洲时，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土著人也很少，广袤的荒地对英国似乎毫无用处，但政府还是把它占领下来。建立这个殖民地就是为了安置危险的重罪犯人，因为英国国内的犯人越来越多，威胁着英国的社会秩序和私有财产。根据《运输议案》（the Transportation Act）的条款，在1718—1775年，有4.9万名重罪犯人从英格兰和爱尔兰被转送到美洲殖民地。北美独立战争后，政府在这里兴建了监狱，植物湾取代北美殖民地成为英国犯人的主要流放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的最高行政长官就是监狱的典卒司令官。这样，在世界的另一边，距英国航程五个月的地方，一个新的流放殖民地出现了，这个殖民地就是专为犯人而设置的监狱。

英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在北美和加勒比海群岛上得到重建。在北美殖民地，社会精英们获得同英国本土一样的社会地位。有这样一名死于弗吉尼亚殖民地的绅士，他的肖像被塑成铜像陪同下葬，这是一种已经过时的下葬方式，只是要彰显墓主人的身份地位。据一位弗吉尼亚农民回忆他的童年时期，在17世纪90年代时，“上流人士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戴假发”，这就英国上流人士的特征。在英国，个人财富的拥有量是度量其社会地位的基本标准，一位英国烟草农场主就曾说过：“谁拥有金钱、奴隶以及土地，谁就是一个地道的绅士。”这样的标准和小说《汤姆·琼斯》（Tom Jones）所描写的美洲的情况没有什么区别。

对于有些人来说，移民意味着全新的机会。弗吉尼亚的苏格兰移民罗德里克·戈登（Roderick Gordon）于1734年写信给他的兄弟说：“想到我的许多乡亲还在家里挨饿而不是在过平和和富足的生活我就感到遗憾。许多被罚去移民的人都在这儿找到快乐、安逸和财富。他们宁可在这吃苦也不愿被赶回故园。”[16]而住在佐治亚州的约翰·雷（John Rae）写信给他住在贝尔法斯特（Belfast）附近的亲戚说：“能把我的朋友带到这个自由的国度来给了我最大的满足。我感谢上帝，是他让我的餐桌和爱尔兰许多绅士的餐桌一样食物丰富，美酒飘香。如果来这儿的人能出点钱买上一两个奴隶的话，那他就可以生活得很好、很舒适了。”[17]独立战争之前的美国被形容为“人间天堂”，新来者“无需工作只需吃喝”。[18]就算不是天堂，新大陆与迅速发展的大英帝国其他地方一样，给了成千上万的英国移民以希望，为他们自己也为家人过上在家乡过不上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然而，还有很多人去往新世界后，没有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甚而比以前更凄惨，威廉·罗伯茨（William Roberts）是这些移民当中的一员。他是一名契约工人，于1756年春远涉重洋来到美洲。他的社会背景不太清楚，只知出发时是个单身汉，家住伦敦，或许与父母住在一起。很显然他有过一段艰辛的日子，他的外套和其他衣服都被典当了，穿在脚上的鞋子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那样烂得“没法搁在脚上”。促使他移居海外的原因不详，但他似乎是失业了，又没有找到工作。他有一位富有的叔叔，但不愿资助他，只是承诺如果他去海外发展，就会给他帮助。几年后他写信给父母回忆道：“他对我许下的诺言是多么的动听，可我一个子都没有收到过。”[19]契约期满之后，他在马里兰州当了个小小的烟草种植园主而终老一生，但从未摆脱过贫困。

当契约工发现自己成为被遗弃在遥远海岸的移民，发现自己实际上成了无家可归的被流放的对象时，就会心生不平，甚至萌生出逃跑的念头。而出逃一旦被抓住或落入印第安人之手，都将陷入危险之中。不过，这种危险随着殖民地人口的增长而得以降低，因为此时逃脱者更容易隐姓埋名。如在18世纪60年代，一名雇主就在弗吉尼亚州的新闻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寻找已经逃脱的女仆。内容如下：

本月六、七号，玛丽·诺兰逃走了；

我并不确定她有多大，但看上去应该有二十岁了；

她信奉罗马天主教；

她的脖子很短，短到连拴绳子的地方也没有；

她体型庞大，从脖子到臀部都浑圆浑圆的；

她的头发是棕色的，脸蛋红红的，鼻梁低低的，嘴唇厚厚的；

她又矮又胖，跑起来显得笨拙不堪；

她长得像一头养肥了的猪；

她操一口爱尔兰口音；

她是一个流氓无赖——如果她是一个男人的话。[20]

个人移民的命运不同，不过，作为一个历史现象，海外大移民对英帝国的发展意义重大。英国人移民海外，大多是因为受到人口激增和商业竞争、农业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等因素的影响而被迫离开故土，寻找新的就业机会。当时许多理论家认为，移民的动机大致可以归纳为英国本土不能满足很多人的需求，于是就存在个人需求同社会状态不能满足其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不解决，英国就会持续高物价、低就业，就不能很好地发展。只有找到解决这个矛盾的出路，卸掉一些对她来说沉重的负担，英国才能更加轻快地前进。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扩张主义者把这个过程比拟成“人体的代谢”，即让无用的和有毒的物质排出体外。一位曾在巴巴多斯旅行的人曾这样说：“这座岛简直就成了英国人随意丢弃废物的垃圾场，流氓、娼妓以及诸如此类的人都被带到了这里。”

英国移民对于其所到达的目的地，即英国海外殖民地的发展更是不可或缺。移民首先带去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殖民地都需要来自英国本土的人，那里需要男性劳动力来开疆扩土、耕种土地、管理作物以及建筑新居，也需要女性劳动力来与他们组建家庭，促进殖民地的人口增长。被殖民地公司及领主所需求的移民的不同职业正体现了这一点。尽管由于航海中严酷的环境以及对新生活的适应所导致的人员流失，无法得知他们能否在新大陆上获得新生；但这些职业、年龄以及性别结构对殖民地居民仍有代表意义。正是因为这样，一些殖民地积极制定一些政策吸引移民前来，也存在一些公司给移民者提供经济援助的情况，比如马萨诸塞湾公司就会这样做。[21]

以美洲为例，第一英帝国时期，约有百万以上的欧洲人移民到了北美大陆和英属西印度群岛。第一次移民高峰发生在18世纪50年代，第二次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来自不列颠、莱茵河地区、瑞士的州以及欧洲其他讲德语的地区的人们数以万计地涌入美洲，遍及从萨斯奎哈纳河（Susquehanna River）到坎伯兰谷地（Vale of Cumberland）的肥沃大地，向南延伸到谢南多厄山谷（Shenandoah Valley）、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以及阿巴拉契亚山以西至俄亥俄盆地的广大地区。北美独立战争更引发了猛烈的扩张运动，成千上万的白人和黑人从最早独立的13个殖民地向西迁移，另有成千上万的人坐上马车带上家当从欧洲来到美洲内陆，他们到了肯塔基（Kentucky）、田纳西（Tennessee），以及中央平原。这预示着19世纪西进运动的来临。在这些边疆开拓者中，爱尔兰人、德国人、瑞士人、高地苏格兰人、英格兰人、威尔士人，以及非洲黑奴和当地印第安人，融合为一个新的社会。

全英各地都有人移居海外，伦敦及其周围各郡的人尤其多。1718—1759年间，约有25%—40%的契约工人来自伦敦，另有12%的人来自比灵赫姆郡（Billingham）和英格兰东南部。同样地，在18世纪70年代，过半数的英国移民、自由人或契约工，都来自伦敦及其近郊。[22]在17世纪时期，伦敦之所以对人们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赋予了人们种种期望。当时，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满怀希望从全国各地赶来寻找工作或寻找机会，使得伦敦的人口在1775年时已膨胀到约75万人，这些后来人没有明确的目的，也没有亲友可依靠，在这个嘈杂的大都市中连一个便士也挣不到。18世纪中期，人们常说如果新来的人“无法找到预期的工作或出路，许多人都不愿回家乡被人耻笑……而是会应征入伍，或去种植园工作等等，当然如果他们要有这个运气的话，否则将沦落为盗贼和扒手”。正是有这么多失业的男人、女人和孩子们，为潜在的殖民地市场提供了大量廉价、充足的劳动力。[23] 18世纪70年代，中等阶级下层移民的前景有所改善。如前所述，移民的主流不再是生活绝望的城市贫民而是熟练和半熟练工人，通常他们与移民的工匠或小贩已无多大区别。

除了伦敦和英格兰东南地区以外，约克郡（Yorkshire）是北美独立战争前夕另一最重要的移民来源地。贝林曾说约克郡移民与其他英格兰南部或中部地区的移民在本质上有明显的不同，前者被称为“省区移民”，后者为“大都市移民”。[24]大都市来的移民往往以年轻单身汉为主，到了殖民地后成为契约工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省区移民”是典型的务农出身的独立农场主，他们以家族为单位移民前往纽约、北卡罗来纳、新斯科舍。不断增加的地租是促使这些受深重压迫的农夫从约克郡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他们受那些风险企业和土地投机者游说的鼓舞，希望能在美洲以合理的地租耕作一块土地。先行的移民写信回家催促他们的家人和朋友来殖民地加入他们的行列，在新斯科舍省，来自约克郡的许多家族在坎伯兰盆地（Cumberland Basin）等地定居下来，他们互相通婚，抚育了新的一代，并渐渐与爱尔兰人、苏格兰人、德国人、美洲人、阿卡迪亚人融合。

在这个时期，威尔士人的移民是广泛的移民浪潮中的一部分。17世纪下半叶，作为基督教的非主流教派，教友会在讲威尔士语的农村地区迅速传播开来，尤其在威尔士中部和西北部地区。1682—1700年约有2000名教友派教徒移居美洲，他们主要移居在宾夕法尼亚。在威廉·佩恩（William Penn）的领导下，他们在斯古吉尔河（Schuylkill River）以西定居下来，该地区甚至被称为“威尔士地带”。由于受经济机遇和宗教自由的双重吸引，反国教诸教派的移民纷纷移往美洲，尤其前往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特拉华（Delaware）和新泽西（New Jersey）。大西洋两岸之间联系的不断加强，大大便利了这一移民浪潮，并一直持续到18世纪。到1770年，在美洲大陆上已有300所礼拜教堂，威尔士人成为其中的主要人物。在威尔士，那些下层中等阶级和中等阶级、小农场主和工匠，由于作物歉收、饥荒、破产以及寻求宗教自由和更美好的生活等原因，纷纷移民海外。许多人是由于担心经济破产或宗教迫害而移民，但也有些人是怀着“在美洲西部建立一个新的威尔士”的梦想，他们希望在那边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远离政府的宗教迫害。而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建立一个独立的讲威尔士语的乐土，这在美洲与在英国一样行不通，在宾夕法尼亚建立定居点的试验失败后，他们的乌托邦梦想就破灭了。[25]

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苏格兰移民是由低地和高地两个很不相同的移民运动组成的。低地苏格兰人移民美洲起始时间是17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他们想要在东新泽西、南卡罗来纳和达连湾（Darien）等地建立小规模的定居点，但直到18世纪50年代，随着航运的发展，他们才有较大规模的移民。1707年，议会通过《联合法案》（Treaty of Union），其中规定苏格兰与英格兰实行合并，新国家称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苏格兰从联合中取得了许多经济上的好处，它可以完全自由地与英格兰进行贸易，同时也可以充分享受英格兰在海外扩张中取得的成果。第二年就出现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形势，这驱使苏格兰商人、制造业主以及自由职业者很快利用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贸易富国的优势。苏格兰为伦敦这一大都会经济作出的贡献愈来愈影响到苏格兰社会的各个部分，尤其是低地，在那儿集中了城镇、人口、矿产资源、主要耕地以及有别于苏格兰高地的古老文化体系。七年战争之后，移民的节奏戏剧性地加快，仅在1763—1775年，苏格兰低地就输出30多万移民，其中大部分定居于美洲内陆和加拿大地区。

苏格兰商人在弗吉尼亚的切萨皮克烟草贸易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利用通航的河道建立起商业网络，直接用现金和货物从种植园主手中交换商品。格拉斯哥（Glasgow）的坎宁安（Cunninghame）、斯皮尔斯（speirs）、格拉斯福（glassford）、布坎南（Buchana）以及萨姆森（Simson）等公司在烟草种植业务向山区扩展和干货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18世纪30年代克莱德（Clydeside）烟草公司与英国同行在布里斯托尔和怀特海恩（Whitehaven）的竞争中获胜，到1760年格拉斯哥取代伦敦港成为全英最主要的烟草集散地。菲利普·斐逊（Philip Fithian）1773年在弗吉尼亚州所做的记录中说：“我观察到，全省所有的烟草商人和店主全是年轻的苏格兰人……”[26]除了成为商人和店主以外，受过教育的苏格兰人在卡罗来纳、中部内陆地区、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大显身手，成为律师、医生、教师和牧师。事实上，整个殖民地的医学界都是由苏格兰人创办的，150多名苏格兰医生在18世纪移民美洲。苏格兰裔牧师主宰了长老派（Presbyterian）教会和英国圣公会（Anglican），苏格兰教师遍布北美中部和南部殖民地。

在这个时期，移民运动主要发生在与英格兰交界的苏格兰西部。在17世纪，苏格兰的西南部地区盖勒韦（Galloway）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前往爱尔兰移民，而18世纪移民美洲是这一潮流的延伸：同样的动机，仅方向改变而已。由于农场兼并、合租制取消，政府的租借条件越来越苛刻，小规模的土地租借越来越困难，大规模的牧羊农场于18世纪早期在苏格兰南部兴起，它带来的一个后果是，“人口大量流失……许多家庭被迫离开世代耕作的土地去流浪”。[27]随着经济方面的变革不断加剧，18世纪下半叶，尤其是1780年以后，区域内的移民以及向海外的移民也更为活跃。移民离开自己的家乡，背井离乡，向外探索，通过艰辛的努力去征服异域的土地。18世纪70年代，苏格兰埃尔银行（Ayr Bank）的破产引发了一场范围广程度深的经济萧条，导致了大量纺织工人失业，他们当中许多人为了“不至于挨饿”而被迫移民。1774年春格拉斯哥的一位绅土写道：“这儿普通人的贫困状况超乎人的想象。在工业制造业几乎全是一片萧条的时候，粮食价格极为昂贵。难以计数的工人和技师，尤其是邻近地区的织工，只好移民美洲……”[28] 1774年2月，一家贸易公司从格里诺克（Greenock）搬迁到纽约，同行的有77名来自佩斯利（Paisley）的织工及其家属，另有33人来自于格拉斯哥的各行业。他们的理由是为了“摆脱贫困，养家糊口”。与此类似，三个月后又有147人从苏格兰与英格兰的交界地区和格拉斯哥出发，由于贫因而移民到达美洲大陆。与这些贫苦的移民一道来的还有来自克莱德山谷（Clyde Valley）的中等阶级，他们是因为受1772—1773年商业滑坡的影响而离开家园的，他们决心去殖民地寻求财富。从伦弗鲁（Renfrew）、丹巴顿（Dunbartonshire）以及斯特林（Stirling）等郡来的成群结队的雇农组成联合会，想方设法移民去美洲寻求土地。苏格兰农场主到美洲组建了许多公司，他们合伙经营土地，共同出资并在此定居。

苏格兰高地的移民在18世纪上半叶还只占移民总数的一小部分，但七年战争之后人数猛增，1760年到1775年达1.5万—2万人。美国革命前夕，移民美洲的英国人中每5个人就有1个来自苏格兰高地及苏格兰所属的群岛，仅次于伦敦而成为移民的主要来源地。[29]当时的人们注意到，那些被高额地租和土地经营方式的变革而剥夺了财产的农村移民去美洲并不仅仅是由于对生活的绝望，还有一些人是因为野心和抱负促使他们背井离乡。这一点与西部低地地区的苏格兰移民是不同的，而且还有许多富有的人士带着他们的随从和工人一起去了美洲，这些移民的目的就是去大西洋的另一边寻求肥沃而廉价的土地。富人的移民以及盛行于苏格兰高地的“出去长见识”的说法，使有识之士开始警觉，他们展开了一场大范围的公开辩论，讨论移民对高地社会和人口的不良影响：在高地农业商业化的背景下，地租增长了3—4倍，无疑刺激了苏格兰向海外移民。但苏格兰西部和北部某些特定地区人口的迁移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当1755—1799年苏格兰人口年均增长率与西欧标准比较仍属中等时，有些地区人口的增长确实非常快。高地西部地区的一些郡县，譬如诺思（Ross）和克罗马蒂郡（Cromarty）、因弗内斯郡（Inverness）和阿盖尔郡（Argyll），在1755—1801年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29%，而西部群岛的人口以每年5%以上的比率递增。18世纪70年代时人们估计苏格兰高地只能为它半数的壮年男性提供工作，对于那些年轻的无立锥之地的单身汉来说，迁移去低地、去大城市，或参军是他们的出路。但从18世纪中叶开始，去美洲越来越成为另一个吸引人的选择。1775年以前，北卡罗来纳和纽约一直是苏格兰移民的主要目的地，但北美独立战争后大量苏格兰高地移民进入他们同胞已定居的三个地区：圣约翰群岛、新斯科舍以及加拿大的格伦盖里（Glengarry）地区。[30]

高地苏格兰人移民的原因，也许可从1774年从萨瑟兰（Sutherland）海边村落里出发搭乘“单身汉”号（Bachelor）轮船前往美洲北卡罗来纳的一批移民者身上略知一二，其中有一位60岁的农民威廉·戈登（William Gordon），受两个已经在北卡罗来纳的儿子的鼓励，带着妻子和另外六个孩子登上了轮船。他抱怨说以往只要付8马克租金的土地，如今却要付60马克，并且他养的牛在1771—1772年那个寒冷的冬天里死了大半。因为在家里看不到生活好转的任何迹象，只好移民海外去验证他儿子们说的话。另一位来自凯思内斯（Caithness）的名叫威廉·麦克凯（William MacKay）的37岁农民，他有一个兄弟和一个姐妹在卡罗来纳，他们对他说：“任何脑子灵活和肯干的人在这都无一不过得舒舒服服，地租便宜，并且……土壤肥沃。”而最终促使他移民的原因是当地经济的变化：牲畜市场崩溃，地租大幅度上涨。一年前移民海外的人写信回来都说：在美洲能有较好的生活，这使得移民成了苏格兰各地“相互交谈的唯一话题”。伊丽莎白·麦克唐纳（Elizabeth Macdonald），一位29岁的单身女佣，相信在卡罗来纳会有更好的机遇，于是也加入到她的朋友们之中。[31]

不列颠岛其他地方情形也一样，多方面的影响造成了18世纪70年代早期移民率的上升。1771—1772年英国的“黑色冬天”（Black Winter），是一个有史以来最严酷的寒冬，牲畜发生瘟疫，农作物歉收，而第二年冬天却又阴雨连绵，造成了严重的食物短缺。宗教纷争是另一个影响高地英格兰人移民的原因，最初是高地地区的天主教徒由于当地长老会教派势力加强而纷纷移民，随后，成千上万受不了高额地租剥削的天主教徒从苏格兰群岛等地移民海外。

爱尔兰人的移民运动在很多方面，至少在阿尔斯特（Ulster）地区与苏格兰地区情况相同，且关系密切。在《利麦立克条约》（Treaty of Limerick）签订时出现了三次显著的移民趋势：起先是基督教中的非主流教派，比如长老派和教友派教徒的移民；然后是天主教的契约工的长时间移民潮；还有海员和不定期往返于故乡与纽芬兰（Newfoundland）渔场之间的短暂迁移。[32]

阿尔斯特地区的首次移民发生于1718—1720年，当时有大约3000人移民去了殖民地，主要原因是17世纪90年代吸引他们去苏格兰居住的低价租地政策没有得到实施，他们就转而移民美洲。1725—1729年，这个地区许多人有的在亲友的鼓励下去了美洲，还有一些由于遭受不幸而移民，作物歉收、牲畜病亡、食品昂贵使得许多人濒于饿死，高额地租再加上天灾以及亚麻工业的萧条，迫使更多的人移居海外。[33]严重的食物短缺以及高价粮食使许多小农场主和工人陷人困顿，成千上万的人宁可去美洲当契约工也不愿在家挨饿。1729年一份报告显示，有些“较富有”的人相信“如果他们继续待在爱尔兰，他们的子女就会成为奴隶，不如趁现在有点钱时移民去美洲”。18世纪30年代移民潮有所回落，但到1741年又由于两个湿冷的夏天造成饥荒，海外移民数又有所增加——在这场令人刻骨铭心的饥荒中约有30万人饿死，这是仅次于100年后“大饥荒”的最严重一场天灾。移民浪潮在18世纪中期进一步高涨。地主不断加租，天灾不断发生，食品价格螺旋式上涨，而亚麻工业的萧条对那些以此为生的穷苦工匠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在1770—1775年阿尔斯特地区的移民**期间，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使得该地区1/3的织工失业，当时的人把他们形容为懒散的无用之徒，他们甚至没有办法挣得去美洲当契约工人的路费。[34]

除了这些消极因素外，还有一些积极因素导致爱尔兰人移民。随着粮食贸易中牛肉、猪肉、黄油生意日趋重要，以及18世纪后半叶工业品贸易增加，爱尔兰与美洲一些港口间逐渐建立起往来，并且给移民的人提供了过一种全新生活的选择余地。在某种程度上，移民成为自我选择的事，比如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等南部殖民地，为了让移民愿意定居内陆，提供了廉价的土地及其他吸引人的条件。1760年以后随着商业的扩展、土地的扩张，先行的移民在给家人和朋友的信中鼓励他们跟上步伐，赶快移民。

爱尔兰北部地区的移民人数在18世纪似乎超过其他地区，天主教徒移民虽不像知名的新教徒移民运动那样规模宏大，但最近也有资料证实约有4.5万名天主教徒在1700—1780年离开了爱尔兰南部地区，而离开北部阿尔斯特地区的则有7000名。天主教徒约占该时期总移民人数的至少25%—30%。影响阿尔斯特地区新教徒移民的因素，同样也适用于天主教徒——饥荒和疲软的市场使得人们陷于贫困，直到18世纪40年代经济才得以恢复。即使摆脱了自1690年以来的萧条期，周期性爆发的经济疲软在短期内也能造成严重的后果。1753年移民的主要原因是“寻求耕地”，当地亚麻工业的萧条使大约4 000人离开都柏林去了美洲。[35] 18世纪60年代芒斯特（Munster）地区农业歉收，导致罢工以对付高额的什一税、地租及圈地运动，爱尔兰驻军代表威默斯子爵（Viscount Weymouth）在1769年的报告中说，3800台织机由于受非法从印度进口的棉花的竞争而被迫停机。许多失业的人和挨饿的人都移民离乡而去。1772—1773年亚麻地区的大萧条（也影响苏格兰），导致爱尔兰西部和南部工业制造区的大量移民。

1760年后爱尔兰移民的主要特征是熟练工人和自由移民人数大增。“试一把”是许多爱尔兰人出发时的期待，渴望得到贸易发达、财富聚敛的有利环境。当商业兴旺、物流渠道加强之后，路费相比以前有所下降，去殖民地就越来越吸引人，也越来越可行了。在1750—1775年间，起码有6.9万人移民海外，从北美独立战争结束至1815年，这个数目又翻了一番。[36] 1780年以后移民海外的人当中主要是农场主、手工艺人等中等阶级，他们或许是已经看到了新的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属北美殖民地蕴藏着故乡没有的机遇，但在这些“舒舒服服的移民”中仍有许多遭受经常性经济危机之害的较穷的人。由于制造业无法与廉价的英格兰商品相竞争，18世纪后期爱尔兰工业出现了普遍衰退。人口的迅速增长，工业的衰退，农村人口的进一步贫困，许多土地成为荒野，更是加剧了爱尔兰的移民浪潮。

第一英帝国时期的英国海外移民，一方面为许多英国人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促进了英国殖民地的经济发展，帮助建立起帝国范围内的经济和商业体系。也许正是因为大量的移民，第一英帝国被许多历史学家说成是英国人在海外建设拓居点，比如西莱（John Robert Seeley）在其1883年出版的《英国的扩张》（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一书中就说，第一英帝国是建立在“旧殖民体系”基础之上的。[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