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属加勒比地区，英国的殖民统治更是体现在商业和贸易方面，政治统治也更多地表现为松弛。从17世纪中期开始，英国大规模地开展奴隶贸易，大量的黑人进入英帝国。17世纪80年代，英帝国内的黑奴主要流向是加勒比海地区，经过一个世纪，到第一英帝国后期，黑人遍布北美海岸的各个地方，黑人成为北美大陆的重要居民，而在加勒比海地区黑人则遍及从巴哈马（Bahamas）到多巴哥的广大地区。英国商人早在1680年时就在非洲海岸建立起牢固可靠的奴隶输出基地，他们从非洲运送到美洲的奴隶数目是所有其他欧洲国家黑奴数目的总和。在17世纪60年代以后的150年间，英帝国从非洲贩卖了约340万非洲黑奴。英属美洲殖民地移民人口的绝对数目中，黑人要大大高于白人，这是奴隶贸易留下的后果。奴隶贸易与糖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大量引进非洲奴隶使奴隶雇佣制度成为最重要的劳动组织形式，它反映了美洲殖民地的社会和政治变化。大约在17世纪40年代，半封建的移民居住地逐渐被管理严格的奴隶制度所代替，奴隶制为私人公司和殖民帝国带来了更多更快的利润。
在英属加勒比地区，最重要的作物是甘蔗。糖业和奴隶制改变了整个殖民地，18世纪的糖和奴隶数量增加，使英属加勒比成为奴隶和糖业生产的中心。美洲殖民地种植园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奴隶贸易的繁荣。奴隶不仅弥补了人口的不足，而且对美洲的社会和人口分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如当时一本小册子所说：“对非洲的贸易已使我们的美洲殖民地和种植园对英国如此有利：这种航运供给我们的种植园主以源源不断的黑奴，来种植甘蔗、烟草、大米、棉花、染料、红胡椒和其他产品；在美洲，到美洲和来自美洲的航运都利用我们的航船，因此也就随之而产生一大帮水手，这也为英国许多制造商提供了生活的来源，凡此种种，都主要由于有黑人的劳动；作为种植我们种植园的第一批幸运的工具，他们的劳动足以赡养（种植园主），保护他们，并且使他们越来越有利于他们的祖国。因此，黑人贸易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都是这个国家的财富和海军力量永不枯竭的宝藏。”[62]
18世纪是英属美洲殖民地奴隶制发展的顶峰时期，并形成了鲜明特点：主人和奴隶、商人和船主、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自由人和奴隶、白人和非白人构成一个完整的、相互依赖的不同种族和不同阶层的社会集团。奴隶是英属美洲殖民地最低的社会等级，“所有的黑人都是作为奴隶而运到殖民地的，奴隶的地位在其后代身上也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因此，那些后代也永远不能进入白人的阶级。如果有一天他们能够被看作与白人一样，他们也就会像白人一样要求所有的位置与荣誉，那是根本违反殖民地宪法的”。[63]他们是种植园主的财产，无权拥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处理个人事务的权利；他们不可以出售任何产品，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主人的。他们辛勤劳动所得或别人施舍的东西都属于主人；他们的子女、父母或其他人也不得借口继承、赠予等理由，要求拥有上述东西。
英帝国内的黑人奴隶绝大多数都在糖种植园内工作，直到欧洲工厂体系建立之后，这些黑人才改变了在糖种植园被奴役的命运。因为与其他农作物种植园相比，糖种植园的工作环境和条件是最艰苦的。在种植园，奴隶的体力大小是分配组合的标准，奴隶组合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管理。“种植园的奴隶按照他们的年龄和状况分为三个帮。第一帮是那些身体强壮的成年男女，他们的年龄在15—50岁，每一个种植园都需要这样的劳动力；第二帮是年纪较大的男女奴隶和12—15岁的男孩和女孩，他们通常担任轻巧的工作；第三帮是6—12岁的儿童，他们在女工的带领下，从事一些适合他们身体特点的农活。”[64]田间奴隶必须承受繁重的劳动，在甘蔗收割季节，他们像牛马一般被驱使着干重活，磨坊日夜不停地转动磨盘，人和牲口都很少有休息的时候。我们从1781年订立的《统一奴隶法》可推断奴隶的劳动状况，根据该法，奴隶每天工作11小时，该法还规定每隔一周应给奴隶一天自由时间，让他在自己的“口粮地”上干活。该法旨在保护奴隶免受那些对黑人进行无限制剥削的奴隶主的压榨。
在17世纪到18世纪晚期的加勒比地区，90%以上的奴隶劳作度日，而这恐怕是任何别的地方都达不到的高比率，只有6岁以下的小孩、年老和生病的黑人才能免除劳作。而且，加勒比地区只存在单一型的经济形式，甚至有些岛屿就只有一个大型糖种植园，此外就再也没有别的经济机构。食糖是这个时期加勒比地区主要的出口商品，正如埃里克·威廉斯（Eric Williams）所说：“甘蔗在18世纪经济中占据着钢铁在19世纪、石油在20世纪所占据的地位。甘蔗就是大王。”[65]直到18世纪晚期发生变化，咖啡开始成为仅次于糖的第二大出口作物，但是，总的来说，在绝大多数殖民地，糖工业趋向于成为单一的经济形式。种植园单一经济给殖民地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它不仅破坏了殖民地的农业生产结构，而且为他们日后发展留下了难以排除的障碍。在英国最大的糖岛，那儿的种植园耕种的农作物品种繁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有作物种类越来越多的趋势。
尽管糖是加勒比种植园最主要的农作物，但许多加勒比的奴隶们也从事其他一些工作。在某些英属加勒比地区，即所谓的边缘地带，也不种植甘蔗。伯利兹（Belize）的许多奴隶是伐木工，在安圭拉岛、开孟群岛（Cayman Islands）和巴布达岛（Barbud），许多奴隶在农作物种类繁多的小型庄园里劳作。在巴哈马，棉花种植业几十年来一直是重要的农作项目，那儿的渔业和航海业也是奴隶劳动的重要部门。即使是在单一作物经济体制下，巴巴多斯每10个奴隶中就有1个从事棉花、粮食、姜、竹、芋头和芦荟的生产。牙买加的畜牧业在经济中占有重要一席，在那里建立起了专门的家畜园和养殖场。18世纪后期，咖啡成了加勒比地区仅次于糖的十分重要的农作物，咖啡园里专门雇佣了数量可观的奴隶劳作。他们分别来自牙买加、多米尼加、圣文森特、格林纳达、圣卢西亚、特立尼达岛（Trinidad）、德梅拉拉-埃塞奎博（Demerara-Essequibo）和伯比斯（Berbice）。与糖种植园相比，咖啡园中作物种类繁多，但规模较小。而糖工业之所以作物单调，多样性不大，是因为种植糖作物要求的地理环境比较特殊，它们常常孤立分布在高地上。而在种植棉花、咖啡、可可、甜椒和粮食的作物庄园里工作的奴隶，他们的劳作没有在糖种植园中的奴隶们那么辛苦。
与岛屿上的种植园相比，美洲大陆上的种植园不会有如此多的劳动力集中在单一农作物的种植上。18世纪早期英属北美殖民地上的奴隶们工作种类繁多，北方的奴隶通常在农场劳作或是充当家仆，在切萨皮克（Chesapeake），奴隶们种植烟草、庄稼和饲养家畜，有的当伐木工。到了18世纪30年代，尽管大陆殖民地上每10个奴隶中就有4个从事于种植烟草和庄稼，但仍有相当大一部分奴隶从事非农业生产，充当家仆、手工业者或从事其他非农业生产活动。直到18世纪60年代，美洲大陆上的奴隶才有近一半的人从事于三种主要农产品，即烟草、大米和青靛的生产。而与此同时，切萨皮克却有更多的奴隶从事小麦生产。进入18世纪以后，小孩和老人在美洲大陆奴隶人口中的比率相对较高；同时，从事劳作的奴隶人口也有所下降。到了北美独立革命时，约有80%的英属北美殖民地奴隶活跃于反抗奴隶制度的斗争之中。
种植园里有一些奴隶不用干艰辛的农活，而是从事对外或对内贸易，有的人成为农村种植者与城市消费者之间的中介，有的则经营小船业务，或成为渔民、音乐家、工匠等。奴隶们从事的这些职业混淆了奴隶与自由人之间的区别，因为这个原因，逃跑的奴隶发现，他们很容易找到生存的手段。经营对外和对内贸易使一些奴隶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一些流动资金掌握在这些奴隶的手中，在奴隶制的后期，这些奴隶已经有能力购买一些破产的土地，使他们自己成为农场主。因此，奴隶制社会并不是一个静止的社会，社会上下层的移动常常会导致不同社会地位之间人们的角色转换。奴隶的经济地位提高，为他们争取自由奠定了一定的基础。17世纪晚期至18世纪早期，一些黑人奴隶取代白人成为熟练工、监工和家仆。但黑人取代白人的范围有赖于种植园的种类、黑人与白人的比率和奴隶总数的规模大小，因此，像牙买加这种拥有众多黑人的大种植园和糖殖民地，黑人基本上完全取代白人；而在弗吉尼亚这种主要由白人构成的烟草殖民地上，黑人取代白人的比率就不那么高。在一个成熟的奴隶种植园，从事各项工作的奴隶比例大致分配如下：70%—85%的奴隶干农活；10%—20%干技术活，当半熟练和监工；5%—10%充当家仆。这个比例也因地域差异而不尽相同，例如，在糖种植园就要比在切萨皮克多出约1.5倍的技术性工作。[66]个别地方奴隶因性别、年龄、肤色、力气大小和出生地不同而被分配不同的工作，男性奴隶主要做技术性工作，女人们一般干体力活和农活，孩子根据年龄大小来决定是否加入干活队伍和从事哪种农活。奴隶中浅肤色的通常被分配充当家仆，如果是男性的话，则干些技术工作，克里奥人（Creole）[67]也比一般的非洲人容易被派去从事工艺品劳动，同时，一些非洲少数族裔比其他非洲同胞更有可能逃避地里的农活。
生活在城镇和城市农场里的一些奴隶也避免了干农活。到了18世纪晚期，居住在城市里的奴隶比例，在北美殖民地大约为5%，在加勒比英属殖民地约为10%。[68]与绝大多数种植园里的奴隶们不同的是，城市里的奴隶大多由部分白人和从种植园释放了的黑人奴隶构成，他们各自生活在一个小群体之中，通常被居住地的女性监管人员严密地监视着。城市奴隶人口中女性人数要多于男性，而且以非洲的有色奴隶为主体。居住在城市中的奴隶，他们有的是家仆、小商小贩，还有的是港口的搬运工人。不仅如此，居住在城市中的奴隶与来自农村的奴隶相比较，有多于两倍的人是熟练的码头搬运工、渔夫或工头。
奴隶们不仅为奴隶主干活，而且他们也为自己工作。他们的工作能力因人而异，大小不一，参差不齐。在巴布达岛（Barbuda）和巴哈马殖民地，那里的奴隶纯粹是农民，耕种广袤无垠的土地，从事畜牧业或者花大力气从事狩猎和捕鱼的工作。在牙买加和圣文森特的大型糖种植园，那些自身优势不强的奴隶则更多地从事于耕种作物和畜养家畜。而更差一点的，那些生活在北美殖民地乡村里的奴隶，他们负责在种植庄稼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备足储备物等。奴隶们为自己干活的机会和范围在小殖民地上要相对较小，如安提瓜岛（Antigua）、巴巴多斯岛，在那儿奴隶几乎没有时间给自己找活干，而只被允许修整庄园自家粮食地的杂草。奴隶们居住地距离远近不一，年老的、体虚的和一些年龄较小的奴隶深感工作艰辛、压力巨大。农活的负担越是沉重，则从事农作物耕作的奴隶患病、寿命下降和低生育率的情况就越是严重。但奴隶从出售自己生产的物品和物物交易中也可获得物质利益，长期以来，因为奴隶的开垦和耕种，作物耕种面积不断扩大，奴隶的辛勤劳作也为形成其独立的家庭生活、宗教信仰和社会生活打下了基础。
种植园奴隶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妇女参与田间劳动。种植园最需要的劳动力为16—50岁的男性。在旧式种植园中，由于社会控制的需要、死亡率的增加和市场的需求，女性劳动力占了相当的比例。当最初的清除森林、开垦荒地的任务完成后，妇女像男子一样从事耕作、收获和制造工作。在每一块加勒比殖民地，妇女参与绝大多数的劳动，在一些大的种植园，妇女参与田间劳动的人数比男性还要多，劳动年限也比男性长。但是，男女的分工还是存在的，男性的职业选择范围比妇女大得多。贸易行业把所有的妇女排除在外，她们也不从事像渔猎、运输或监工类的事务，妇女仅仅被限制在田间和家庭劳动中。由于妇女参加艰辛的劳动，所以，这一时期加勒比种植园殖民地的出生率低而死亡率高。黑人女奴的工作环境很差，艰辛的工作使那些妇女到30多岁了还不能生育。在非洲人被移居至新世界的过程中，他们丧失了最好的生儿育女的时期。他们难于找到配偶，不愿要小孩。哺乳期相对较长也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同时与糖工业生产强度相关的还有食物营养结构，从事糖种植业的奴隶经常缺粮，加勒比地区女奴的月经初潮要比北美女奴晚1—2年。加勒比女奴的食物营养结构，如蛋白质缺乏和低脂肪也导致了月经功能的紊乱，加速了闭经的到来。此外，奴隶的家庭生活相对脆弱短暂，也导致不育。尽管加勒比地区有一部分奴隶成功地组建了家庭，但产糖岛上核心家庭却较之北美家庭要脆弱，不牢固。
美洲的种植园奴隶制影响和支配着奴隶家庭的生活：奴隶主总体上只承认母子关系，绝大多数被买来的男性奴隶找不到配偶，奴隶主通过出售和转手奴隶破坏了奴隶家庭，奴隶主对女奴进行性骚扰。这些就造成了奴隶社会的不稳定和混乱，奴隶婚配少，整个社会无组织性，甚至引起奴隶的叛乱和反抗。
家庭生活的情况也各不相同，黑人家庭的生活通常较为平淡，非洲黑人中有一半乃至超出一半是和朋友、其他人而不是和亲属生活在一起。但是，非洲人尤其是船员总是营造一种虚拟的血缘关系，他们常常把船友的孩子视为己出，看成自己的亲骨肉。在特立尼达岛，那些幸运地找到了配偶的非洲人联系上其他地区或其他部落的非洲人，特立尼达的非洲人常常生活在核心家庭的集体之中。随着克里奥人口的增加，种植园形成了广大的亲属关系网。典型的奴隶住宅包括男人、妇女和她的孩子，但是随着种植园与种植园之间婚配日益平常，因婚姻而建立起来的血缘关系网也就随之不断扩大。很多克里奥人生活在由母亲和孩子构成的家庭单位里，即母亲的一个配偶居住在附近的种植园里，或者生活在大家庭之中。而这种形式的家庭生活更多的以错综复杂的亲属关系网为中心，而不是以单个家庭或者核心家庭为主要生活内容。
18世纪末，北美和加勒比殖民地的黑人中，可能结婚的人数增多了。大陆上的黑人家庭和核心家庭要比加勒比群岛上的家庭基础更为牢固，力量更为强大。奴隶人口克里奥化意味着奴隶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伴侣，生活在亲属血缘关系之中。一名切萨皮克妇女在 18世纪70年代过着这样一种家庭生活：她身边有她自己亲生的5个孩子，19个孙儿孙女和外孙儿外孙女，9个曾孙子女或曾外孙子女，还有4个女婿、媳妇和3个孙女婿、孙媳妇，因此她生活在一个巨大的血缘网中。[69]加勒比地区岛上的奴隶家庭比大陆更多些，因为岛上的奴隶被出售和移居的可能性比大陆要小，岛上家庭很难分散到更广阔的区域。
家庭是黑人社会制度的关键，整个社会离不开一整套社会规范。社会中奴隶之间的关系有以下几种形式：获得释放享有自由的奴隶与仍为奴隶身份的奴隶；相互联系、互帮互助的奴隶与那些分散独居的奴隶。在关系两极化的奴隶社会中，确定标准规范彼此关系及行为方式，是调解和处理白人与黑人、黑人内部之间的关系的关键。
法律是使自由与不自由的奴隶双方关系制度化的一项重要手段，英属加勒比的巴巴多斯是这方面的样板。美洲大陆的殖民地南卡罗来纳于17世纪晚期开始效仿，18世纪便在许多殖民地蔚然成风。通常，有关黑人的法规内容是限制和镇压黑人，不准许他们进行没有经过统治者授权的活动，如奴隶们大型聚会，拥有枪支和其他武器，吹奏喇叭和击鼓，或举行秘密仪式。对于反抗白人的武装起义，所实施的惩罚非常严厉，许多殖民地都建立了特别针对奴隶的法庭。加勒比地区牙买加的刑法最为严厉，而南卡罗来纳是整个美洲处罚最严厉的地方。
同时，风俗习惯同法律一道成了规范所有殖民地黑人行为的有力手段。不同的奴隶主有不同的手段控制和奴役奴隶，在不同地区方式也不相同，但共同之处仍是存在的，其中重要的一点，也是奴隶制的特点，就是高度个人化和强制化，用鞭子，而不是用法律规范奴隶。在种植园或者奴隶主家里，奴隶主及其家庭成员采用各种各样的高压手段来管制奴隶，而不需要依赖外部权威，暴行和惨剧在种植园里随处可见。加勒比及新建的殖民地上的奴隶往往感到孤立无援，那里的暴行更血腥，奴隶主的名声也更恶劣，针对奴隶的暴力和威胁无处不在。在人身方面，奴隶备受主人的虐待，在加勒比，人们认为奴隶由于举止不当而受鞭打是正常的。在安提瓜，“有些本性残忍的人，随心所欲地违反上帝戒律和人道原则，经常杀死、残害或肢解自己或别人的奴隶，而从未受到处罚”。[70]为了减轻对黑奴的惩罚，牙买加的《统一奴隶法》作出规定：鞭笞最多39鞭，同时，对肆意残杀奴隶的人处以死刑；手段过于残忍也会受到惩罚。
有些奴隶主希望用奖赏来代替惩罚，一些地方给奴隶放半天或一天假，用于修整自己的粮食地。允许奴隶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如邻居或朋友的葬礼。奴隶主也常常在宗教节日期间给奴隶们放假，尤其是圣诞节，那是奴隶们大获自由的日子。有些地方黑人过白人的节日，给奴隶小费也很平常，在丰收的时候还有星期天也会给奴隶发放加班费和其他小费。奴隶主也允许奴隶有自己的喜好，在这方面家仆、车夫和小生意人是最初受益的奴隶。当然这些情况主要发生在面积大些的种植园，奴隶工作的特殊地位、等级和年龄大小不同，都使他们享受到与众不同的权利。但这些情况不适用于小种植园，而在北美殖民地，切萨皮克的部分地方则比较常见。[71]
奴隶与奴隶主的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黑人不仅仅是白人行为的对象，还是他们自己规范社会关系的主体。地理起源是重要的因素，有时候从非洲一个特定地区来的移民成了英属美洲殖民地的重要移民力量。在18世纪30年代，输入南卡罗来纳的黑奴中有3/4来自安哥拉（Angola）；而在1750—1790年，牙买加移民中有4/5的奴隶来自于黄金海岸（The Gold Coast）。大多数时候，同一民族文化背景的非洲人会努力寻找相互交往的渠道，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非洲人会更多地与异族人一起逃跑或通婚。
在加勒比地区早期居民中，非洲人与克里奥人的关系比较特别。克里奥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欧洲白人以专业职业人员和庄园管理人的身份留在殖民地，然而，这些岛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白人男子根本不可能考虑结婚，于是女奴和自由女黑人成了他们的性伙伴。他们既可以享受性的乐趣，又免除了婚姻生活的责任和麻烦，如此产生的后代便成了克里奥人。自大的克里奥人经常看不起纯粹的非洲人，称他们为“盐水黑奴”或者是“几内亚鸟”（珍珠鸡）。新近被抓为奴隶的非洲人往往集体逃跑，而克里奥人逃跑则单打独斗、一人行事。加勒比地区一些奴隶社会团体中，克里奥人有时将一些非洲人带到家中并令他们为其工作。在克里奥人构成人群主体的地方，他们很早就订立了一套生活的规矩和准则，[72]非洲人从中学到了很多条条框框。在切萨皮克，新来的非洲人很容易迅速地适应新环境，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之前与克里奥人建立的联系。
克里奥人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加固了奴隶间的凝聚力。但是，一直以来，肤色的深栈，又经常造成工作种类的不同，引起奴隶社会的分离。在不同的地区，奴隶们不同的种族、肤色也使得他们享受的权利有所不同。加勒比岛国的种植园主绝不会让具有欧洲血统的黑白混血儿干农活，但在陆地种植园内，情况却大不相同：他们一样得种地，只是很多家仆和技术工人的职位由具有欧洲血统的奴隶给占领了。在管理家务事方面，他们占统治和领导地位。
奴隶中的有色人种是最有可能被释放的，他们也因此成为黑人中最强的分裂力量，成为了奴隶制度下一种反常规的、不寻常的产物，由此成为一个两级奴隶社会中新生的第三级力量。重获人身自由的人通常以给自己重新命名为标志，他们搬出原有的住所，把家人安置到更为安全可靠的地方，他们努力加强同社会群体的联系，积极地置办和买卖财物，甚至是奴隶，并且靠求助于法律来保障他们辛劳所得。但是在整个18世纪，获得释放的奴隶太少了，以至于他们还不能明确地将自己与奴隶区分开来，很多人仍与奴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8世纪70年代，被释放的有色人种和黑奴只占牙买加和弗吉尼亚整个奴隶总人口的2%，而在巴巴多斯和南卡罗来纳这个比例还不到1%。随着被释放的奴隶人口的增加，奴隶以独立身份出现的机会也增多了，但这是一个不平坦、道路崎岖的过程。被释放的黑人和有色人种成为介于白人奴隶主与黑人奴隶之间的中间力量。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巴巴多斯和英属圭亚那（Guyana），社会仍为二级社会，被获准自由的奴隶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在被释放的人中也有等级区别，自由了的有色人种与白人身份更紧密，而解放了的黑人则仍被认为是黑奴。
在各种形式的交流中，英帝国的黑人产生了文化和亚文化，而这其中最大的障碍则是语言——黑人讲各种不同的语言。在非洲向英属美洲殖民地输出奴隶的那个区域地带，非洲人的语言总共约有1000种。18世纪晚期英属非洲殖民地上的奴隶语言交流的方式多种多样，从语音音调高低不同的沃洛夫语（Wolof）到破擦音和吸气音变化的科伊桑语（Khoisan）。有时候还出现打破语言和文化传统的人，他们能说不止一种非洲语言和以英语为基础的克里奥语。一些非洲语言也随着非洲人进入新世界，在牙买加边界地区，语言变革者充分地利用了英语和他们自己的阿坎语（Akan），将二者合而为一。在那些非洲人和黑人聚集的种植园里，尽管他们也说“洋泾浜”英语、克里奥语，甚至是标准英语，但是仍有大量非洲人在一段时期里仍会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在那些居住着享有特权的奴隶的小城镇，以及那些非洲人和黑人为主的奴隶制社会之中，绝大多数黑人说的很可能是一种迅速克里奥化了的语言，而一些人则说起了标准英语。一小部分奴隶主说其他欧洲语言，如在宾夕法尼亚港的奴隶主说德语，在纽约的奴隶主说荷兰语，在魁北克的奴隶主讲法语。而与此同时，许多加勒比海地区的奴隶讲英语，甚至在北卡罗来纳高地讲盖尔语（Gaelic）。毫无疑问，非洲人是能说多种语言的语言使用者，他们比英帝国其他民族更加精通于语言表达。
尽管非洲的语言种类变化令人眼花缭乱，但标准规范化的语言仍是绝大多数黑人所使用的一种克里奥语，其词汇多数来自英语，而语言和句法则主要来源于较少使用的西非克里奥语或者洋泾浜语，除此之外还来源于其他多种非洲语言。也就是说，非洲人将欧洲语言的词汇融入与之有很多共同之处的西非语言的语法结构之中。尽管这些大西洋沿岸的克里奥语与许多下层非洲人说的语言有很多结构特征上的共同之处，但它仍是个独立的语言体系。英帝国的黑人至少使用25种不同的克里奥语：其中有8种主要以英语为基础；2种主要以荷兰语为基础；4种以法语为基础。[73] 18世纪晚期，绝大多数生活在切萨皮克的奴隶，也是美洲大陆奴隶最大的聚合体，他们很可能讲的是一种非标准的地方英语。
和黑人多种语言形式并存的情况一样，连续的大规模的音乐表现手法也因欧洲和非洲人的灵感来源、文化底蕴不同而竞相开放。黑人音乐的发展方式与克里奥语的形式息息相关。黑人们保留了传统行为模式的内在结构却采用了一种新的外在形式，音乐内在结构的重要的元素包括复杂多变的节奏、打击乐奏曲、切分音和应答轮唱模式。[74]
早期奴隶的特殊地位使他们在宗教的信仰上也处于劣势。英国的法律规定，人们不能把基督徒变为奴隶。一旦奴隶变成了基督徒，就再也不能把他们当作奴隶，也不能把他们当作奴隶加以控制。因此，尽管有的奴隶有皈依基督教的愿望，一方面他们希望从教会得到知识，另一方面希望得到上帝的拯救，但是，殖民地当局则拒绝他们的要求，把他们关在宗教的大门外。因此，黑人奴隶将他们自身的传统宗教内容注入基督教，他们并不是一味地完全接受基督教义，而是有选择地兼收并蓄，创造了自己的宗教。18世纪中期以后，基督教新教派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种族间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黑人奴隶放弃了自己传统的宗教信仰。黑人奴隶在美洲殖民地的劳动和生活中，追求自身的独立性，创造了自己特有的语言、音乐和宗教，简而言之，他们创造了自己的文化。
总之，英国人建立美洲殖民地的目的是商业扩张，在重商主义的旗帜下，美洲殖民地为英国的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和原材料产地，英国通过与殖民地的贸易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英国本着重商主义的原则，为了满足自身和欧洲市场的需要，在美洲殖民地大量投资甘蔗种植园，发展单一经济，给殖民地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为了给西印度种植园提供足够的劳动力，大肆贩卖非洲奴隶，在美洲种植园推行奴隶制度。第一英帝国时期的黑人奴隶被固定在一个个种植园里，在那里，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遭受着无尽的折磨和迫害，过着短暂而贫困的生活，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在劳作，组建弱不禁风的家庭，受尽残暴虐待，他们讲克里奥语，创造了自己有特色的音乐风格，他们相信神仙魔力，逐渐适应和屈服于奴隶制度下的悲惨生活。英帝国在美洲的繁荣是建立在美洲奴隶制基础之上的，到帝国后期，美洲殖民地出现了奴隶的反抗运动，英国公众舆论对奴隶制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英国经济和工业的快速发展，超出了大西洋的地理范围，使英属西印度的重要性大大削弱，英国从贸易国转变为一个金融、制造和贸易为一体的综合性的经济大国。与此同时，美洲殖民地的经济迅速衰落，建立在重商主义思想指导之下的奴隶制已经不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资本主义必然为奴隶制敲响丧钟。19世纪初，英国废除了美洲的奴隶制度，加勒比海殖民地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注释】
[1] A.Berriedale Keit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First British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p.8.
[2] Cathal J.Nolan Wars of the Age of Louis ⅩⅣ 1650 - 1715 An Encyclopedia of Global Warfare and Civilization London 2008 pp.131-132.
[3] C.A.Bayly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Ⅱ？1 India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88 p.7.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73—174页。
[5]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p.12-14.
[6]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p.152-153.
[7] K.N.Chandhuri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60- 1760 London 1978 p.418.
[8] W.D.Hussey The British Empire and Commonwealth 1500-1961 Cambridge 1963 p.50.
[9] K.N.Chaudhuri The Trading World of Asia and the English East India Company 1600- 1760 Cambridge 1978 pp.547-548.
[10]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26.
[11]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Cambridge 1950 p.156.
[12] C.P.Hill & R.R.Sellman A Survey of British History Vol.Ⅲ 1688-1815 Arnold 1968.p.3.
[13] 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谢琏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6页。
[14]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Cambridge 1950 p.158.
[15] Ibid.p.152.
[16] 莫尔顿：《人民的英国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66页。
[17]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Cambridge 1950 p.159.
[18] 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等：《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0—691页。
[19] Lawrence Jam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London 1994 p.26.
[20] R.C.马宗达、H.C.赖乔杜里等：《高级印度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90—691页。
[21] 同上书，第692页。
[22] J.O.Lindsay The New Cambridge Modern History Vol.ⅤⅡ The Old Regime 1713-1763.Cambridge 1988 p.40.
[23] C.A.Bayly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ndia Ⅱ？1 India Society and the making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1988 p.8.
[24] Koh-i-noor 光之山巨钻，又称“科依诺尔钻石”，可称得上是世界上最名贵的钻石。现被镶嵌在英国女王的皇冠之上。
[25]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Cambridge 1950 p.160.
[26]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Cambridge 1950 p.161.
[27] 路易斯堡，加拿大东南部新斯科舍省布雷顿角岛东南部海港。
[28]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p.162-163.
[29] J.Holland Rose A.P.Newton and E.A.Benians 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British Empire Vol.Ⅳ British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9 p.164.
[30]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168.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73—174页。
[32] P.J.Marshall East Indian Fortunes The British in Benga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76 pp.19-20 5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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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P.J.Marshall East Indian Fortunes The British in Bengal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76 pp.24-25.
[35]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Ⅱ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499.
[36] Ibid.p.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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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C.E.Carrington M.A.The British Overseas Exploits of a Nation of Shopkeepers Cambridge 1950 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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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爱德蒙·伯克：《美洲三书》，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63页。
[62] J.H.帕里、P.M.舍洛克：《西印度群岛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12页。
[63] J.H.帕里、P.M.舍洛克：《西印度群岛简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96页。
[64] Franklin W.Knight The Caribbean-The Genesis of Fragmented Nationalism Oxford 1990 p.130.
[65] 埃里克·威廉斯：《加勒比地区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80页。
[66]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Ⅱ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472.
[67] 西印度群岛或拉丁美洲的欧洲移民的后裔，也指西班牙人、法国人与黑人的混血儿。
[68]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Ⅱ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472.
[69]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Ⅱ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474.
[70] 埃里克·威廉斯：《加勒比地区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94页。
[71] Richard Pares A West-India Fortune London 1950 pp.131-132.
[72] Edward Brathwaite The Development of Creole Society in Jamaica 1770-1820 Oxford 1971 pp.164-166.
[73] P.J.Marshall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Vol.Ⅱ The Eighteenth Century Oxford 1998 p.479.
[74] Ibid.p.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