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7世纪中期特别是内战结束之后，英国国家发展面临新的选择。如何摆脱国内经济发展的困境，全面发展英国的商业贸易？如何在世界竞争舞台上站稳脚跟并获得领先优势？如何使已有的殖民地充分发挥其殖民效益并进而实现新的殖民拓展？这些问题不仅急迫地摆在了英国新政权面前，而且引起了整个英国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就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发表各自的见解，旨在推动英国政府积极采取相关对策。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时期几乎所有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都把英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并把对外贸易发展与参与国际竞争及殖民地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晚期重商主义成为英国社会的主导性思潮。
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商业资本意识形态，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的发展经历了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早、晚期重商主义都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货币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增加货币是使国家致富的唯一手段，国家应当保护和推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但是，它们在增加货币的手段和方法上却有着相异的见解和主张。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切购买都会使货币减少，一切销售都会使货币增加，因而主张多卖少买或不买，将货币完全贮存起来，极力反对由于铸造成色不足的货币而使商品价格上涨并将足值货币推向国外的现象。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认为，在多卖的同时也应多买，国家在保证对外贸易总体出超的前提下，不仅不应禁止而且应允许货币输往国外，以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力。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的差别看似只表现在货币积累的方式上，但这种方式上的不同却蕴含着更为深刻的内涵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在早期重商主义那里，货币完全被理解为宝藏，“财富与货币，无论从哪一点看，都是同义语”。[25]这种纯粹的“货币主义”实际上严重限制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此恩格斯曾形象地指出，在这个时期“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妒忌的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他们不择手段地骗取那些和本国通商的民族的现钱，并把侥幸得来的金钱牢牢地保持在关税线以内”。[26]早期重商主义思想体现了英国当时社会的整体走向，出于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早期重商主义者更多关注的是当时英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稳定与统一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晚期重商主义虽也把货币与财富混为一谈，但它主张加强货币的流动而不应单纯的储存，要使货币通过加快周转而产生更多的货币。这里的货币已不仅是宝藏，而是被看作可以增值的资本了。此时的重商主义者开始明白：“一动不动的钱柜里的资本是死的，而流通中的资本却会不断增值，于是，各国之间的关系比较好起来。人们开始把自己的金币当作诱鸟放出去，以便把别人的金币引回来，并且他们认识到多花一点钱买甲的商品一点也不吃亏，只要以更高的价格把它卖给乙就行了。”[27]因此，从理论上看，晚期重商主义与商业资本的思想体系最相适应，直接推动了对外商业贸易的发展和资本的扩张。
英国重商主义思想由早期向晚期的转变主要发生在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初，实现这种转变的代表人物首推托马斯·孟。孟生于伦敦，是英国的一个大商业资本家，1615年进入东印度公司担任董事，并且是国家贸易委员会的委员。1621年他发表了《论英国与东印度公司的贸易》的小册子，该书写作的背景是当时有人站在早期重商主义（货币主义）立场上，指责东印度公司因大量购买印度商品、输出白银而给英国造成了损失，托马斯·孟用大量事实和数据进行了驳斥和辩解，从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晚期重商主义的基本观点。1628年，他向英国下院呈报《东印度公司的吁请与建议》。大约在1630年他的部分论文被收集编成《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于他死后的1664年出版。[28]该书发表后对英国乃至欧洲均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所以亚当·斯密认为此书堪称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商业国民经济学的基本格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认为这本书：
“在它出版后的一百年当中，一直是重商主义的福音书”，是重商主义的“一部划时代的著作。”[29]作为商业资本的代言人，孟在书中比较充分地阐述了晚期重商主义的基本思想：
其一，孟认为国家致富的唯一手段是对外贸易，应该准许货币输出，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同早期重商主义一样，孟仍然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但他反对限制货币输出的原则，要求取消禁止货币输出的法令。他认为，输出货币以发展贸易不会减少货币反而可以增加货币，“货币生产贸易，贸易增多货币。”[30]如同输出商品换回货币一样，输出货币也是增加货币财富的一种重要手段。在孟看来，货币的输出与发展对外贸易密不可分，政府应当允许货币输出以扩大对外贸易。孟进一步认为，一国的富裕取决于对外贸易中获得顺差，英国没有生产金银的矿石，要增加国家的财富，使金银充裕，只有凭借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31]他认为交换有两种：国内交换即国内贸易、与外国人交换即对外贸易。比较而言，国内贸易虽然重要，但并不能由此增加国家的财富；对外贸易则与此不同，对外贸易中的顺差就会以现金流入英国，使国家财富得以增加，这是国家强大之源泉。
其二，孟提出了保证外贸出超的多种途径和措施。同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孟也把财富分为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自然财富主要是指农产品，人为财富则是指为出口而生产的工业品和通过外贸赚取的金银。孟提出和论证的保证外贸出超的手段，主要包括：增加自然财富；增加人为财富，尽可能多地制造在外贸中需要的商品；通过财政和关税政策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鼓励本国产品的出口，减少外国货物的进口，尽量使用本国产品；出口商品要用自己的船只运输；充分利用原料或进口原料发展出口加工业；提高产品质量，降低商品价格，以保证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孟在提出这些保证外贸出超的具体途径和措施时，十分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国家必须对经济实施干预，国家应当通过各种政策法令扩大商品出口，以增加货币财富。
其三，孟主张发展航运业和出口贸易，尤其强调发展与殖民地的贸易。孟认为，出口商品若使用本国船只运输，不仅会得到售价，还可得到商业利润、保险费用和运输费用，从而增加国家收入。为了增加航运、贸易和关税的收入，他特别强调发展英国的出口贸易，力图将英国变成向外国输出粮食、靛青、香料、生丝、棉花和其他一切商品的货栈。孟还十分重视发展转口贸易，认为利用别国财物发财与利用本国货物发财同样光荣而明智，转运贸易特别是遥远的转运贸易获利惊人，国家要设立贸易货栈以利转运。他积极提倡英国商人到世界各地去进行贸易，认为最发财的是与远处殖民地的贸易，那样的贸易所带来的收益将是十分惊人的。“我们运出十万镑到东印度去购买那里的胡椒运回本国，再从本国输往意大利或土耳其，在那些地方至少一定可以获得七十万镑。”所以他公开承认英国是靠掠夺亚洲殖民地而发财致富的，“我们在这些印度的商品上所得到的财富，是大于出产它们的国家和本来拥有它们的那些人民的，这些商品本是它们的国家的自然财富”。[32]
其四，孟主张英国实行经济扩张，垄断对外贸易。孟所处的时代，荷兰是当时欧洲首屈一指的商业强国。对荷兰的经济优势，孟显然难以接受，因此他力主禁止荷兰在英国沿海捕鱼，抑制荷兰的对欧贸易。他一面斥责荷兰人的骄横无道，野心勃勃；另一方面却竭力为英国商人的活动进行辩解，力主英国垄断欧洲贸易，对欧洲落后国家及殖民地进行掠夺，最终称霸天下。对此，孟满怀信心地认为英国具有充分的主客观条件获得成功，他说：“英国的广大、美丽、丰饶；为数极多的善战的人民、马匹、船舶和军火构成的海陆力量；有利于国防和贸易的地形，许多口岸与港口，都是敌人难以进来，而便于本国居民的财富如上好的羊毛、铁、铅、锡和其他自然资源出口的便道，倘使我们对上述这些予以充分的考虑，我们就将发现我国是能够称霸天下的。”[33]
与早期重商主义一样，晚期重商主义是关于社会转型的理论，是对新时期英国为达到致富和强大之目的应取何种经济战略的集中讨论。托马斯·孟提出的战略目标是力争和保持贸易顺差，为此就必须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而要做到这些就必须采取相关的财政和经济措施与政策。从国际全局看，致富和发展的目的何在？孟认为是“称霸天下”。在“自然财富”方面英国是丰裕的；在“人为财富”方面英国只要端正思想，抛弃种种不正当的做法，“是完全能够掌握的”。[34]而要使这两种财富不断增加从而使英国强大起来，扩大对外贸易是唯一的选择。托马斯·孟在其著作的最后一章中对对外贸易作了概括性的高度评价：“对外贸易的真正面目和价值……就是国王的大量收入，国家的荣誉，商人的高尚职业，我们的技术的学校，我们的需要的供应，我们的贫民的就业机会，我们的土地的改进，我们的海员的培养，我们的王国的城墙，我们的财富的来源，我们的战争的命脉，我们的敌人所怕的对象。”[35]在这里，孟所阐述的对外贸易的本质暴露无遗，“称霸天下”成为晚期重商主义所有理论的最后归宿。
在奉行重商主义的国家，重商主义从早期阶段向晚期阶段过渡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当我们将所有重商主义国家加以比照时，不难发现只有英国迅速从重商主义国家发展成为工业化国家和海外殖民帝国，而其它因重商而致富的国家大多昙花一现。这说明只有英国的重商主义获得了成功，而其成功的秘密在于重商主义的演变和发展与英国社会的变革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早期重商主义发展到晚期重商主义，体现了重商主义者认识的提高，而提高的根源在于社会的变化。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之后特别是伊丽莎白时代，随着专制王权的强大和民族国家的巩固，英国国家的发展战略已由国内转向国外，重商主义者先前谋求国家统一的理想已成为现实，因而他们关注的焦点便集中在王权的财富与对外贸易的关系上，重点考量如何使国家强大、如何开拓海外市场等，由此，对外贸易成为晚期重商主义的主体。正如孟所提出的：“要想积存大量货币的国王，必须想尽一切良好的办法，来维护和发展对外贸易”；“一个强有力的国王，他的领地是又大又统一的，他的臣民是又多又忠于他的，他的国家既是得天独厚又是贸易繁盛的，他的仓廪和军备是充实而有备无患的，他所处的地位是易于侵袭别人，而不易受人侵袭的，他的港口是良好的，他的海军是强大的，他的盟邦是实力雄厚的，他的经常收入是足以堂而皇之地将他的国家的赫赫威风树立起来的，此外他还可以每年拨存一笔相当多的金钱以备不时之需。”[36]
很明显，孟将重商主义与建立英国的商业霸权并最终实现商业帝国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个人和国家要想发财致富必须发展贸易，而要发展贸易，对外扩张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离开国家的支持和保护，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对于国家来说，国家的存在和强大离不开财富的积累，而要做到这一点，发展贸易并建立海外帝国是必然的选择。正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指出的：“对于一个没有矿产资源的国家来说，通向财富的道路只有两条，即掠夺或贸易。”[37]在这里，晚期重商主义的目标与国家追求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形成了高度一致，重商主义的嬗变使重商主义政策与殖民政策、商业活动与殖民活动、商业霸权与殖民霸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对贸易的强调使“殖民地是以如下方式被插入这一重商主义者的模型的：在不自己生产就得从‘外国人’那里进口，或者虽在本土生产但成本极高的情况下，殖民地就成为这些商品的‘国内’供给来源。通过扩大和改变母国的资源基础，殖民地还可使母国拥有新的赚钱的出口。理想的殖民地因此是那些与母国和其它殖民地尽可能不同的地方。”[38]马克斯·韦伯深刻地指出：“重商主义意味着把资本主义的盈利经营转移到政治上，国家被当作仿佛是仅仅由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组成的；对外的经济政策是建立在要比对手取得更多实惠的原则之上的，尽可能便宜购进，但以贵得多的价格销售。目的是增强国家领导的对外实力。因此，重商主义意味着现代国家的形成，即直接地是由于王宫收入的提高，间接地是居民的纳税能力的提高。”[39]由此，我们不能不说，托马斯·孟既是晚期重商主义体系的完成者，更是重商主义的一位战略家和重商主义帝国理论的奠基者。在强大的重商主义思潮推动下，商人成为17世纪英国殖民开拓的急先锋和主力军便不足为奇了。
托马斯·孟开创的晚期重商主义思想体系是对英国现实思考的结晶，随着17世纪英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晚期重商主义自身的嬗变也在不断进行。重商主义思想中的商业扩张和殖民帝国理论也不断丰富，在这方面，威廉·配第（Sir William Petty，1623—1687）、查尔斯·达维南特（Charles D'avenant，1656—1714）等经济学家功不可没。
威廉·配第是英国17世纪中后期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之一，他既是一个重商主义者，又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40]配第一生从事过许多职业，但对其人生具有转折意义的是1652年被委任为英国驻爱尔兰的总督亨利·克伦威尔[41]的秘书。配第来到爱尔兰时正值爱尔兰天主教徒和人民反英起义刚被平息之时，他被任命为主管爱尔兰土地分配的总监，这项工作使配第积累了许多的经济学知识，同时也使他成为拥有近5万英亩土地的大地主。1658年他被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配第转而效忠复辟王朝，保住了自己的土地并被授予男爵称号。配第勤于收集资料并善于思考，因而留下了许多记录和著作手稿。仅发表的经济学和统计学著作就有十多部，内容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赋税论》（1662年）、《献给英明人士》（1664年）、《政治算术》和《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货币略论》（1682年）等。在这些著作中，配第不仅论述了对外贸易和争夺霸权的问题，而且非常详尽地探讨了殖民地问题。
与其他重商主义者一样，配第十分关注英国的对外贸易，这在《赋税论》等前期著作中尤为明显。在财富观上，配第仍把货币拥有量视为一国财富的标志，他认为“产业的巨大和终极的成果，不是一般财富的充裕，而是金、银和珠宝的富足”。金、银和珠宝“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财富”，而诸如酒品、谷物等各种产品“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因此“一个国家生产金、银和珠宝，或者经营会使本国积累金、银和珠宝的产业，比经营任何别的产业都有利”。[42]“应尽力生产那些能够从海外赚取并带回货币的商品。”[43]既然货币是国家财富的象征，则保持币值的稳定就显得尤为重要。他指出：“提高或降低货币价值，是一种对人民很坏而且不公平的课税方法。它也是国家趋于衰弱的象征。”[44]他把对外贸易看作是幸福的源泉，是获取财富和权力的方法。[45]“每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其说来自经营日常的食肉、酒饮及衣服等商品的国内贸易它几乎不能运进金、银、珠宝及其他一般财富毋宁说主要来自他们在同全体商业界进行的国外贸易中所占的份额。”[46]如果进口显著超过出口，则应限制外国商品进口，以保持贸易的顺差。不过，配第又大大扩展了财富概念的内涵。他在《政治算术》中就提出：在比较一国经济强弱和是否富裕时必须考虑土地、人口和工具这三个方面。[47]货币不过是一国财富中的很小部分，财富的源泉已不仅是外贸，因为“土地为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48]这既是他对重商主义财富观的背离，同时意味着重商主义内涵的嬗变。
配第并非单纯要创立什么理论，而是为当时的英国统治者献计献策，因此他的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针对性。17世纪中叶，伴随英国经济的增长和殖民扩张，英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与荷兰、法国等欧洲强国相比，英国的发展明显落伍，且步履维艰。无论是在传统的欧洲市场，还是在新辟的东方和美洲殖民地市场，荷、法特别是荷兰均占有优势地位，英国的势力到处遭到挤压和排斥。因此，如何打破荷兰、法国的竞争优势，谋求更多的海外市场和殖民地，以实现英国的商业扩张和建立殖民帝国，不仅为社会所广泛关注，而且是英国政府所面临的首要课题。正是在社会主流意识的推动下，英国和荷兰在17世纪中后期，展开了激烈的经济竞争并最终导致三次英荷战争。英荷战争结束后，英国虽然总体上取得了对荷兰的优势，但又面临着法国的严重威胁，英法矛盾日益尖锐。长期的对外战争及国内政局动**加重了英国的财政负担，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也受到严重影响，英国社会因此牢骚四起，甚至出现悲观的情绪，这对英国谋求打破荷、法两国的优势，最终实现海外商业和殖民帝国的理想目标是极为不利的，为此，作为思想家的配第遂撰写文章为推动英国的贸易和殖民扩张助威呐喊。配第具体分析了英国的自身优势及国际局势，规劝国人不必灰心。他认为英国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这些问题是可以克服的。“简单地说，只要人们肯付出适宜程度的劳力，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生活困难。”他告诫英国人：“英国的事业和各种问题，并非处于可悲的状态，因为目前的情况已经使我感到满意。”[49]配第通过列举分析大量经济数据，认为英国与荷、法等国相比没有任何悲观的理由，因为英国拥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英国不仅拥有较大的土地和较多的人口，而且还有能提供数百万镑收入的职业，因此“英国国王的臣民有充裕而方便的资本经营整个商业世界的贸易”；“对英国国王的臣民来说，掌握整个商业界的世界贸易，不但不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50]由此，他认为英国应努力发展本国事业，积极改进赋税政策和殖民政策，推进英国的对外贸易，增强英国的国家实力，真正发挥英国的优势。他特别强调要发展航海事业，认为：“在航海和捕鱼方面占着优势地位的人，比别人有更多的机会时常周游世界各地，因而也就有许许多多机会到处考察哪里缺乏哪些东西，哪里什么东西过剩，各国人民能做些什么，需要什么。其结果，他们就成为整个贸易界的代理人和经纪人。”[51]配第的这些观点，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评论道：“当荷兰作为一个贸易国家还占着优势地位，而法国似乎要变成一个称霸于世的贸易强国的时候，他在《政治算术》的一章中就证明英国负有征服世界市场的使命。”[52]
贸易争夺的焦点在于获取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产地，因此借助于国家的力量占有殖民地或用武力争夺殖民地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样做宗主国就可以直接进口殖民地的商品，不必像过去那样必须用金银货币或高价的产品从外国购买或交换；宗主国通过对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某种限制，使殖民地成为倾销国内工业产品的稳定市场。长期的殖民地经历使配第对殖民地特别是爱尔兰的重要价值认识深刻，在如何统治殖民地使其更好地为宗主国服务方面，配第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实施方案和建议：首先，他认为殖民地对于宗主国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极力为英国在爱尔兰的殖民统治进行辩护。在配第看来，爱尔兰不仅具有丰富的资源，而且“是天生适宜于贸易的”。爱尔兰凭借其优越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适宜于工商业，因为最大和最有利的贸易以及航运业都要依靠这样一些货物：金属、石料、木材、谷物、木料、食盐等等”；爱尔兰“适宜于和新的美洲世界进行贸易”，“适宜于把奶油、酪干、牛肉、鱼类运送到它们的适当市场上”[53]，这些对英国显然十分重要。但是英国在爱尔兰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反而长期受到战乱的困扰，蒙受重大损失。从英国的角度出发，配第认为爱尔兰长期陷入战乱的起因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想要恢复每年价值约十一万镑的教会收入；普通爱尔兰人想要得到英国人的全部财产；十个或二十个爱尔兰贵族想要得到整个统治权”。[54]因此，配第认为英国在爱尔兰实施高压统治包括发动战争以及经济掠夺，都是完全正当的。
其次，针对如何有效地统治殖民地，配第提出了具体的方案。配第认为欲使殖民地统治稳定可靠，政治统治者应全面准确掌握爱尔兰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地采取各种适当的财政经济措施，以保持社会结构各个部分的合理比例。根据自己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大量统计材料及估算数字，配第对爱尔兰的土地、人口、生产、贸易、货币、政治、宗教等进行了详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许多具体的改进方法，旨在充分利用爱尔兰的劳动力来创造英国所需的社会财富，服务英国的殖民利益，最终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生产亚麻、大麻、羊毛、皮革等物产的小私有制的农业畜牧业国家，以保证宗主国的原料供应。为了加强对爱尔兰的统治，防止爱尔兰人继续反抗，配第认为在爱尔兰保持一支军队是必要的，但同时他又提出：“在放弃了一切维持爱尔兰安宁和富庶的军事行动以后，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是要使爱尔兰人变成为英格兰人，并根据自然和永久的原则把各种利益合并在一起。”[55]配第在另一著作中更为明确地提出：“把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原地区一切动产和居民迁移到大不列颠国的其他地方去。”[56]配第还详细分析了爱尔兰和英格兰合并的益处及不方便、不合理之处，这实际上就是主张对爱尔兰实施同化，最终完全兼并爱尔兰。除了爱尔兰之外，配第对英国在其他地区的殖民事业同样关注。比如，他对当时英国人正在从事的殖民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的黑奴贩卖活动深表赞赏并大肆鼓吹。[57]
在配第这里，重商主义的商业和殖民扩张思想更加具体，进一步深化。主要通过对爱尔兰的政治解剖，配第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殖民理论，这种理论对英国来说具有普遍的意义，因而对17世纪中后期英国的殖民政策和扩张活动，对于第一帝国的建立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查尔斯·达维南特是17世纪晚期英国著名重商主义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他在英国政府的贸易机构服务多年，并三次出任下院议员。达维南特长期担任英国政府的经济官员，也经常参加英国政府的政治活动，因而有机会了解英国的财政、金融及对外贸易等方面的问题，由此而写下了大量的经济著作，主要包括：《论东印度公司的贸易》（1696年）、《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1698年）等，他的全部著作后被收入五卷本的《政治与商业文集》，于1771年出版。
与前辈重商主义者相比，达维南特的财富观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在阐述商业贸易使国家走向富足的传统观念的同时，强调指出：金银固然是衡量贸易的尺度，但是在一切地方，贸易的基础和源泉还是物质财富，即土地或劳动的以及工业所生产的人造产品。[58]从整体上看，达维南特是贸易差额论和保护主义者，他认为，国内贸易并不能使国家更加富裕，只是造成个人财产的重新分配，欲增加一国的财富只有依赖对外贸易的差额，因此他极力主张发展英国的海外贸易。对于保护主义政策，达维南特一般表示赞同，但是有时又要求给予对外贸易以更多的自由，并宣称贸易的本质是自由的。他的这种自由贸易思想，正是当时实力日益增强的资产阶级不再求助于王权而要求摆脱管制束缚的一种反应，这也是重商主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自我更新的一种表现。
达维南特活动的时代，晚期重商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主张已在英国得到较为彻底的贯彻，在重商主义旗帜下，英国的对外扩张已取得了重要进展。英国不仅在亚洲、非洲获得了立足点，而且在北美、加勒比地区取得了某种优势，第一帝国的轮廓已清晰可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庞大的、遥远的殖民地进行有效的管理，发掘殖民地的重要价值为宗主国服务，就成为决策者和理论家所共同关注的课题。达维南特在《论英国的公共收入与贸易》和《论印度贸易》中用较大的篇幅集中探讨了对外贸易和殖民地问题，提出了较为完整的贸易和殖民理论。
其一，关于对外贸易问题。达维南特从重商主义思想出发，认为对外贸易是一个国家富裕和强大的根本，公开提出“对外贸易有利于英格兰”。[59]针对当时颇为流行的认为英国的货币和财富1666年以来因对外贸易发展而大为减少的观点，达维南特根据诸多理由和事实予以反驳。他认为，货币不是一个国家唯一的财富，“是贸易引致货币，而不是货币引致贸易”，“与其说货币支配贸易，毋宁说贸易支配货币”。[60]自1666年以来，英国的货币和财富并未因对外贸易而减少，相反却是大大增加了。“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像我们那样通过对外贸易得到那么多的奢侈品，增加那么多消费量。”[61]英国之所以能维持长期的对外战争，就是因为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和财富。为此，他要求英国政府要更加关心自己的贸易，更为积极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对英国非常有利的许多贸易，都已经被自己以往的疏忽怠惰葬送了；[62]如果再不加以注意和重视，英国对外贸易中最大、最有利可图的那一部分将会白白丧失。达维南特还特别提倡发展殖民地贸易。他说：“我们把西印度和东印度商品从遥远的地方运到欧洲后，欧洲人不得不向我们支付高额运费，这种运费是纯利，而且借助于这些商品，我们可以压低一些欧洲货物如熟丝、生丝、亚麻、食糖的价格。此外，利用从西印度和东印度运来的货物和染料，我们还可以在国内以较低的成本制造加工一些商品（例如为纺织品染色）；所有这些都使贸易总的说来对我们是有利的。”[63]对于东印度公司，达维南特给予高度重视，他说：“东印度贸易在和平时期导致王国的年收入极大的增加”，“无论什么国家如果能充分而不容置疑地掌握东印度贸易，它就将执整个商业世界的牛耳。”[64]他进一步论证说，“如果我们最终失去了在印度的据点，以致完全不同那里进行贸易，或者交易很少、很不稳定，则我敢断言，英格兰将由此失去其对外贸易的一半”[65]，与此同时，英国的竞争对手荷兰等国将获得丰厚的利益。
如何才能保护贸易并促进贸易的发展呢？达维南特认为最重要的是依靠自己的实力，要保有一支强大的足以保护海外殖民地的海军力量，要为每支舰队配备足够多的水手来保证船只的安全，并配备足够多的水兵来完成保护贸易的任务。[66]要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强大的法国人和富裕的荷兰人的竞争，绝不能让他们在对外贸易方面对英国形成侵犯与压制。就当下而言，达维南特认为英国应千方百计与邻国签订一项稳固的贸易条约，确保英国在贸易方面不受它们的侵害；要迫使荷兰人向英国敞开与日本、中国的贸易大门，不再阻碍英国扩大东印度贸易的努力；要使法国人不再侵犯英国在海外的殖民地。[67]另外，他还具体分析了英国在捕鱼业方面的优势，提出英国应大力发展捕鱼业以扩大英国的对外贸易，赚取巨额利润。[68]
其二，关于殖民地问题。殖民地对英国的贸易发展和国家的强大意义重大，达维南特在其著作中详细阐述了他的殖民思想。他驳斥了当时种种反对美洲殖民地的奇谈怪论，指出美洲殖地对英国大有好处，应当夺取更多的美洲殖民地。因为英国自从拥有美洲殖民地以来，不仅增加了人口，而且给那些由于罪恶和贫困而在国内会被处死或饿死的人提供了生存空间，他们的劳动给英国带来了更多的利益。殖民地是英国“财富的源泉”，殖民地的人们“在为我们劳作，他们的财富都已汇集到了我们这里，各项法律和法令已使他们紧紧地依附于我们”。[69]应当使殖民地成为英国财富的“宝藏”，持久地为英国带来巨大利益，而绝不能使殖民地“摆脱英国的控制”。只要对殖民地施行有效的约束，使它们严格遵守母国的法律并依附于英国，那么殖民地将可以进一步增加英国的财富和实力。否则，将对英国更加有害。[70]
如何使殖民地无法摆脱英国的统治从而为宗主国持久服务？达维南特认为应该从两方面着手：一要严格控制，二要加强管理。他认为，要时刻高度关注殖民地的一切动向，特别是要关注殖民地的海运力量和军事力量的发展状况，宗主国决不能让殖民地掌握战争艺术。针对不同的殖民地，达维南特进一步指出，如果殖民地距离母国很近，那么最好是由母国的军队对其提供直接的保护，无需殖民地自身涉足战争艺术；如果殖民地距离母国较远，则可让它们建立一定的陆军和海军以保卫自己。达维南特声称：只要我们在海上拥有强大的力量，而殖民地的力量又很薄弱，我们就可以迫使它们服从英国的法律，迫使它们不直接与其它国家进行贸易，即使有坏人胆敢诱使他们背叛英国时，我们也可以很容易地制服他们。[71]在对殖民地实施强有力的控制时，实行严格的管理也十分必要，对此，达维南特主张沿用法国国王严格统治殖民地的办法，即从王室资产中给殖民地总督以优厚赏赐，不允许他们享有任何特权，不允许他们从殖民地那里获取任何好处。[72]为了实现殖民地的政治与社会稳定，必须对殖民地的官吏进行严格的约束，使之廉洁奉公，不施暴政。达维南特还站在殖民者的立场上，认为应当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甚至包括以较低而合理的价格向殖民地供应黑人奴隶，来推动与鼓励殖民地的发展，以使殖民地能够为英国创造、提供更多的财富。[73]为了进一步消除殖民地的反抗，达维南特还特别强调要尽力在殖民地中培养道德和美德，提倡宗教，确立健全的法律，实行所谓的“贤明的统治”。[74]
达维南特生活的时期，英国的对外贸易已有了较大的发展，通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已经打开。对外贸易对于英国的发展尤其是对于第一帝国的初步建立所产生的作用正充分显示出来，这使得晚期重商主义者充满了前所未有的自信，正如与他同时代的另一位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斯·巴尔本（Nicholas Barbon，1640—1698）所指出的：“如果一个世界性的帝国或者一块非常辽阔的版图能够在世界上重新建立起来，那么，这看来很可能是靠贸易实现的，是靠增加海上的船只而不是靠陆上的军队实现的。”[75]第一帝国初建后，重商主义也发生变化，帝国内部的贸易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达维南特因此提出了系统的帝国殖民理论，为统治者设计了一部帝国统治的纲领。可以说，晚期重商主义的贸易扩张思想到达维南特这里变成了以贸易为主要特征的殖民帝国理论。
17世纪中期以后英国重商主义殖民思想的发展表明，无论是托马斯·孟，还是达维南特，他们都鲜明地揭示出贸易、殖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在他们看来，英国国家的强盛，根源于对外贸易的扩张并建立贸易帝国，而贸易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根本目标在于获取殖民地，形成以宗主国为核心的殖民贸易体系并保持此体系的垄断性和排外性。而要实现上述目标，又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国家干涉是重商主义理论的主要部分”。[76]国家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对殖民地有系统的开拓，更表现在对殖民地体系和商业贸易体系的有序管理和控制，从而推动英国贸易的进一步发展。很显然，他们的理论既是英国社会整体走向的反映，也与世界局势的发展紧密相连。重商主义者大多有经济活动的经验，他们的理论是对现实生活和历史发展的经验总结，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并非空洞、抽象的理论论证。同时他们又大都身为朝臣，与国王、议会和政府的关系较为密切，因而他们的主张和建议很容易对决策层产生影响，正因为如此，重商主义最终转化为英国的基本政策，成为第一帝国的基本标签。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时就指出，该书对英国立法产生了直接影响。[77]托马斯·孟提出政府应扶持英国殖民地贸易及再出口贸易以推进英国的航运事业发展并增加英国的关税收入，这个观点直接为英国航海条例的制定与实施提供了理论基础；配第的许多建议在爱尔兰得到了实施；在达维南特等人的影响下，英王在1663年颁布法令，取消金银出口的限制，[78]标志着晚期重商主义思想和政策在英国得到了彻底的贯彻。因此，英国的重商主义思想成为英国制定基本国策的指导思想，其目标是使国家变得“强大、富有、自给和独立”，重商主义成为“经济的民族主义”。[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