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君主制肇始于约克朝，发展于都铎朝，衰落于斯图亚特朝。15世纪晚期，英国经过数十年的封建内讧，逐渐走出混乱的无政府状态，迎来了王权统治的新时期。从都铎朝建立之日起，英国在政治上实现了比以往更大程度上的统一，君主更加关注本国的对外贸易，执行重商主义政策，并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推进与王室利益相联系的海洋事业，进而达到增强国家实力的根本目的。

随着30年之久的内战“玫瑰战争”的结束，亨利七世在经历了社会动**和颠沛流离之后，登上了英格兰王位。作为都铎朝的开国之君，他清醒地意识到，长期以来王权受到削弱的根源，就在于封建领地军事贵族的力量太强大，而这恰恰是等级君主制的致命弱点。都铎王权建立后，他面临着对内恢复秩序、安抚民心和对外谋求发展、打开国际局面的两大任务。为了打击贵族分裂势力，他起用出身低微的新人，主要是乡绅和市民阶级，并通过扩大都铎王权阶级基础的办法，树立新生王权的形象和威信。这也是他对内施政的出发点。同时，他还调整对外政策的基调，就是在重商主义的指导下，一方面保护和发展工商业，增加王室收入，巩固都铎朝统治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鼓励本国商人开展对外贸易和航海活动，反对外国人在英国享有贸易特权和对外殖民扩张的垄断权。为此，他采取了如下具体措施：

首先，施展“均衡外交”（diplomacy of balance），避免卷入国际纷争，谋求欧洲列强对都铎王权的承认。亨利七世运用灵活的外交手段，不失时机地与丹麦、佛罗伦萨、尼德兰、法兰西等国缔结双边条约，在巩固新王朝地位的同时，改善英国人从事贸易活动的外部环境。他把发展海外贸易同加强王权联系起来，主张英国的未来“必须依赖于贸易和海权”。由于都铎朝刚建立，王权地位并不稳固，亨利在处理对外关系时不得不考虑多方面因素，如国内贵族敌视法国的传统心理，英国商人在海外的切身利益，如何与欧洲大国相处、打开英国外交关系的新局面等等。此时的英国，不是要像西班牙、法兰西那样去角逐欧洲的霸权，而是要谋求海外的实际利益。1486年，英国同法国签订贸易协定，清除一切有碍英法贸易关系的限制；1490年，亨利七世与丹麦国王约翰订立和约，结束双方的海上敌对状态，使英国渔民获得了到波罗的海自由航行的权利，也大大便利了英国人赴北大西洋海域开展探险活动。[1]葡萄牙的商人和水手在英国西部布里斯托尔等地的影响一直较大，现在他们把剩余产品主要向低地国家的安特卫普（Antwerp）出口，与英国争夺传统的海外贸易市场。为了避免贸易战，1496年英王政府与尼德兰签订条约，奠定了16世纪上半叶两国贸易关系发展的稳定基础。

其次，推动联姻外交，促成都铎王室与大陆诸王朝的婚姻联盟，依托欧洲大国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并且为英国商人拓展海外市场。西班牙是当时欧洲最强国，贸易关系是英国发展与西班牙之间政治关系的前提。1489年3月签订的《坎波条约》（Treaty of Medina del Campo），旨在保证英西两国商人的人身自由，规定他们在对方国家应当承担的义务。同时，双方还同意废除所有对海上伤害实行报复的文件，把15世纪中期以来盛行的海盗行径降下来。此后，英商也可以在西班牙和加那利群岛进行贸易。该条约还就西班牙公主凯瑟琳与英国王子亚瑟（Prince Arthur）订婚作出决定，据此1501年两人结婚，使英西关系进入蜜月期。这样，都铎政权第一次得到大陆一个强国的承认，为英国进一步发展与欧洲国家间的关系开辟了道路。次年，亚瑟王子因病去世，亨利七世又积极促成次子亨利与凯瑟琳的婚姻，以延续英西两国的联盟关系，避免法国与西班牙的联合。[2]1502年，亨利七世还让长女玛格丽特（Margaret Tudor）同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四世（James IV）订婚，此举埋下了日后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室入主英格兰的伏笔。王室联姻虽然是中世纪欧洲的一种政治传统，但是亨利七世推动的联姻外交，一方面反映了当时弱小的英国急于打破欧洲强权封锁、争取国际承认的愿望；另一方面则促进了英国呢绒的销售，使英国的船只可以进入冰岛渔场，逐步改变英国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的被动局面。

再次，实施《航海法》（Navigation Act），提升英国人参与海外贸易、殖民竞争的能力。中世纪后期，英国始终处于内忧外患的混乱状态，妨碍了国家的统一，也削弱了英国发展经济的能力。由于外国人控制着英国的大部分外贸经营权，英商在与外商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1381年，理查二世时期颁布了第一个《航海法》，它规定英商必须用英国的船只输入和输出货物，当时由于缺少船只，这些规定并未能得到切实执行。都铎初期，外国人在英国仍旧享有贸易特权，这种情况使英国人不满，他们迫切希望排除外商特权。在亨利七世的推动下，英国议会于1486年通过了新的《航海法》，规定向英国输入波尔多（Bordeaux）的葡萄酒和图卢兹（Toulouse）的菘蓝等，均须由英国的船只、且由英格兰、爱尔兰或威尔士的船员从上述地区或从加莱装运，违者将没收货物。[3]《航海法》实施后，不但降低了因雇用外来船只运输而上升的英国呢绒价格，也大幅度增加了英国产品的出口。不过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该条例仍然难以得到严格的执行，[4]所以像1381年的《航海法》一样，都铎初期颁布的《航海法》多停留在法律条文的层面。有所不同的是，亨利七世颁布条例的目的是为了鼓励发展英国的海外贸易和航海事业，反映了英吉利民族意识增长和商业资本活动加强的事实。

最后，采取发放新船建造补助金等措施，扶持和推动造船业和航运业的发展，为英商顺利进入海外市场创造条件。“英国正如其他西欧国家一样，认为它很有必要去分享新世界的财富，并且发现安特卫普市场是它采取这种措施的方便之门。”[5]在英王室的默认和支持下，英国人稳步推进自己的海外事业，他们同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直接开展贸易，以及后来开拓同伊比利亚人主导下的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的贸易，初步奠定了英国未来大西洋航线和北美殖民扩张的基础。亨利七世把巩固都铎新君主制与推行对外贸易紧密结合，为发展与东部地中海沿岸的长途贸易开辟了通道。除了由亚洲转运到叙利亚的阿勒颇（Aleppo）[6]、大马士革（Damascus），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的香料外，意大利的精美织物、珠宝、武器和玻璃制品，以及希腊的坎迪亚（Candia）和开俄斯（Chios）[7]的烈性白葡萄酒，也都为英国各地的冒险商人提供了丰富的装载货物。在重商主义政策的驱使下，英国人从坎迪亚运来大量酒类商品，对威尼斯人在该地区的垄断利益构成了直接威胁。于是，威尼斯政府试图通过增加进口关税来排挤竞争对手，英王则在意大利的其他城市中寻找盟友，对威尼斯的商业垄断实施报复。由于佛罗伦萨等城市赞同英王的政策，亨利七世便同这些城市订立了商约。此外，他还着手在比萨建立一个类似于加莱那样的羊毛出口集散中心，这项计划使比萨成为英国羊毛在地中海贸易区独一无二的集散地，而这个体系将威尼斯人排除在外，最终威尼斯人被迫放弃敌对态度，英国人在利凡特的贸易顺利发展起来。

英国的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作为一种有意识的官方行为，起步相对较晚。爱德华四世经营对外贸易，很大程度上是国王的一种私人行为。在哥伦布为西班牙王室发现新大陆、达·伽马为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开辟到达东印度的新航路之后，亨利七世才接受了威尼斯航海家约翰·卡波特的建议，同意他代表英国去冒险，寻找一条绕开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势力范围、直通东方的黄金与香料之路。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走出国门、向外发展的过程并不顺利，起初遇到了许多来自外部的压力或障碍。先是汉萨商人的贸易特权，这个以德意志北部城市为主结成的商业同盟，是中世纪德意志地区王权力量弱小、地方割据势力强大的产物。由于德意志始终未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这个组织松散的城市同盟缺少民族国家的支撑，在与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英国民族国家进行的斗争中失败后，被排除出商业竞争。此后，伊比利亚人成为英国人发展海洋事业的最大障碍。15世纪，当葡萄牙、西班牙将阿拉伯人赶出伊比利亚半岛时，专制王权和民族国家在这里确立起来。他们还充分利用罗马教廷的神权力量，扼制其他民族国家的成长。在这种限制与反限制的竞争中，英国与西班牙、葡萄牙的冲突在所难免，这个冲突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其结果将决定英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并决定整个欧洲海洋利益的格局。

我们不可低估都铎初期在推进海外殖民事业中的开创性作用。实际上，“英格兰海上贸易在都铎王朝前期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转变：本国商人逐渐取代外国商人；贸易海域扩大；毛纺织工业的发展给英格兰商人在海外的竞争带来了优势。”[8]由于呢绒业发展步伐加快，都铎初期的英国，已从单纯的羊毛原料输出国，开始向呢绒输出国转变，而呢绒业的进步又促进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对羊毛产品销售市场和原料市场的需求。[9]经济变化同重商主义的基本国策一起，推动了英国的殖民扩张。不论英国巨量的海上贸易是何时增加的，“为了保护海上贸易，发展海上强权几乎是必不可少的。的确，任何海上力量获得发展，除了贸易保护这个直接或间接原因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这是值得怀疑的。同样，如果没有大量的海上贸易作后盾的话，海上舰队不论何时为了其他原因而建立起来，它们都会很快地消失和死亡……”因而有学者认为，“亨利有理由成为不列颠贸易之父，这种说法很有说服力。”[10]在同时代的欧洲君主中，亨利七世“在推动新大陆发现上的贡献仅次于斐迪南和伊莎贝拉”。尽管这个说法有所夸张，15世纪英国人的海外活动尚无法与伊比利亚人等量齐观，但从亨利七世对贸易的重视来看，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对于那些进入北大西洋水域开展探险活动的冒险者，或者对于那些追求发展与新大陆的联系、或发现通往东方海上通道的航海家，亨利七世给予一定的支持，这不但是为了褒奖他们的贡献，也是希望他们能带来利润回报。15世纪90年代，在西班牙经商的那些英国人中，有一群活跃的布里斯托尔商人，像索恩家族（Thornes）、巴洛家族（Barlows）和弗兰普顿家族（Framptons）等，在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古城塞维利亚较有影响，他们参与了西班牙对加那利群岛的征服活动，其中，索恩家族长期在布里斯托尔、塞浦路斯、罗德岛、塞维利亚经营葡萄酒，在加那利群岛和亚速尔群岛经营食糖，在冰岛经营鳕鱼。在加那利群岛，他们还拥有自己的贸易代理人，甚至远及西印度也有其代理人。从1479年起，在将近40年时间里，老罗伯特·索恩（Robert Thorne，the elder）积极从事从布里斯托尔到西班牙、葡萄牙、冰岛以及其他地方的贸易，曾和休·埃利奥特（Hugh Elyot）一起参与对纽芬兰的“发现”。他在给国王的信中强烈要求：“英国应在海外探险事业中勇往直前，应该尝试寻找西北航道，到达一个比葡萄牙国王的黄金和香料更多的地方。”[11]休做过布里斯托尔治安法官，1492年以后经营法兰西、西班牙和其他地方的贸易。老罗伯特做过布里斯托尔市长，他死时留下一个儿子，和自己同名。小罗伯特·索恩也是个商人，长期侨居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他在那里听说过被西班牙和葡萄牙发现的热带地区国家。他梦想为英国建立一个与伊比利亚的海外帝国相竞争的新帝国，还声称他父亲和休是先于约翰·卡波特发现美洲的英国人，时间大约在1494年以前。这个说法得到了约翰·迪博士的支持。[12]1501年和1502年，布里斯托尔商人两度到新大陆冒险，为英王带回了“战利品”，其中包括野猫、鹦鹉和爱斯基摩人（Eskimoes）。[13]不过，保罗·布特尔教授认为，从纽芬兰岛上抓来的俘虏“并不是爱斯基摩人，而是印第安人，他们也是第一批抵达英格兰的美洲印第安人”[14]。

在新君主制的庇护下，都铎君主和英国民族国家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依存关系，前者是后者的象征和保障，后者是前者的依托和后盾。民族国家初期，英国的最显著特点是，新君主制的巩固、宗教改革的推进和海外贸易、地理探险与殖民扩张等海洋事业的发展。都铎初期，英国人的海外贸易与远征探险等活动更加活跃，亨利七世不但意识到扩大海外贸易与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而且十分重视外贸之于都铎君主制和英国民族国家的重要性。

不可否认，亨利七世通过各种手段打破了英国的外交困局，为民族国家发展和海外殖民贸易扩张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到他去世时，英国的外贸总量已经大大超越前代，英国的海上力量稳步进展。其实，享利七世对英国海洋事业的最大贡献，不在于他建造了多少新的船只和港口设施，或者提供了多少财政支持，而在于他把重商主义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并加以切实的贯彻，而这项国策对于英国的经济持续发展和海洋事业的崛起，产生了持续而长期的重要影响。他借助于新君主制和民族国家的力量，为英国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他死时为国家留下了一笔数量可观的遗产，提升了英国参与海外竞争的物质力量。亨利七世死后，英国人继续执行重商主义原则，履行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商约，并与低地国家结盟，缓和与丹麦的关系，取消汉萨同盟在英国的特权，确保英国对外贸易和海洋事业的发展。

都铎早期海洋事业的发展，既要归功于亨利七世，又应归功于他的儿子亨利八世。在英西关系问题上，如果说亨利七世对西班牙联盟有所依赖的话，那么，亨利八世一方面遵从父命，娶其兄长亚瑟的遗孀凯瑟琳为妻，使英西王室联姻关系得以延续[15]，另一方面则试图摆脱对欧洲列强和罗马教廷的依赖，推动英国朝着政治上独立自主的方向发展。在处理外交事务时，他充分利用民族国家的力量，让英国人服从或服务于他的个人欲望和专制野心。他先是与英国的传统宿敌法国展开斗争，继而借助于宗教改革，对抗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西班牙，把外来干涉势力的象征天主教教会赶出英伦三岛，在实现王权与民族国家有机结合的方向上，将都铎君主制推向了极致。

继位之初，亨利八世耽于享乐，无心政事，把几乎所有的国务都交给了位高权重的红衣主教、坎特伯雷大主教兼大法官托马斯·沃尔西（Thomas Wolsey）。亨利八世不像他父亲那样精明，也没有那样勤勉，但他敢作敢为、好大喜功，又是一位具有人文精神的君主。

他也是海洋事业的赞助者，敢于藐视看起来强大的西班牙，支持普利茅斯、南安普顿和伦敦的商人从事与非洲几内亚及南美洲巴西的贸易，支持冒险家去开拓英国人一直在寻求的、通向东方的西北通道。1521年，亨利八世和沃尔西推动一项探险计划，他们建议伦敦的同业公会资助西北通道探险活动。由于伦敦商人对约翰·卡波特的失败记忆犹新，他们对这种探险能否成功持怀疑态度，并拒绝捐款。而与伦敦的冷漠形成反差，布里斯托尔商人愿意为探寻承担资费，他们装备了两条船，但遗憾的是方案尚未付诸实施就流产了。1525年，意大利人保罗·森图里奥尼（Paolo Centurioni）来到英国，他就北方探险问题与英王交换看法，可惜他不久病逝了。此后，亨利八世为了离婚问题与教皇争执，并进而发动宗教改革，因此无心他顾，海外探险的方案遂被搁置了。如果不是这些事务的干扰，他或许在海外拓展方面会有更大作为。

尽管如此，英国的私人海上活动仍在进展。16世纪初，英国的商船冒险向西远航，抵达西班牙南部安达卢西亚的重要港口加的斯、圣卢卡（San Lucar），以及15世纪时就已成为贸易中心的内河港口塞维利亚。1517年，西班牙的第五代梅迪纳·西多尼亚大公（Duke of Medina Sidonia）授予英国人特权，允许他们在圣卢卡港开展贸易活动。于是，英商把其业务集中到圣卢卡。在西班牙南部的莫雷纳山（Sierra Morena）和内华达山（Sierra Nevada）之间的安达卢西亚地区，他们不仅获得了西班牙的酒类、水果、油等商品，而且取得了通过转运来的意大利和利凡特的商品，以及产于西印度群岛西班牙殖民地的兽皮和蔗糖。布里斯托尔依靠有利的地理条件，在向西拓展的海外贸易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伦敦和英国南部沿海诸港口也参与了这种贸易活动。在加那利群岛，布里斯托尔商号保持着代理商的地位。1526年以前，布里斯托尔人托马斯·提森（Thomas Tison）已发现了通往西印度群岛之路，他在那里住下来，为索恩家族和其他英国商人提供代理业务。[16]

1519年8月，一支西班牙船队在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的率领下开始环球航行。船队在1522年9月初回到西班牙，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环球航行。但此航行却引发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激烈争论，双方都坚持认为香料群岛位于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归自己管辖。此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考虑出售他的权利，他暗示英王可能是买主。亨利八世指示英国驻西班牙大使爱德华·李，要他报告有关香料贸易的价值，李便与在西班牙经商的小罗伯特·索恩进行商讨。从小罗伯特1527年的一封答复函[17]中可以看出，他一直在考虑英国的太平洋冒险计划。他不但论证了借助于北方通道到达亚洲的可行性，而且在备忘录中提及了一个具体的探险方案，想以此表明他所期望的就是“要弄明白北方海路能否到达北极”的难题。1530年，小罗伯特·索恩和罗杰·巴洛（Roger Barlow）共同起草了一份《印度群岛之声明》（The Declaration of Indies），呈交给国王，其中声称老索恩和休·埃利奥特发现了美洲海岸。虽然文稿中使用了“发现”一词，这并不意味着老罗伯特和休就是那块陌生土地的最早发现者，这里只是想表达他们对一块已知的陆地进行了充分考察的意思。[18]巴洛出生于经营呢绒贸易的商人家庭，16世纪20年代赴塞维利亚经商，后来追随塞巴斯蒂安·卡波特（Sebastian Cabot）赴南美冒险，探查了南美仅次于亚马孙河的第二大河拉普拉塔河（Rio de la Plata）。离开西班牙返国后，巴洛支持国王对威尔士的政策，又在宗教改革解散修道院的运动中获益，1546年购买了彭布罗克郡（Pembrokeshire）的斯莱拜切庄园（Slebetch Manor），同时又保持着他在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贸易网。据说，他是第一个踏上广阔的阿根廷大草原的英国人，也是一个到过圣克鲁斯（Santa Cruz）[19]的早期航行者。他的最大愿望就是乘英国航船横渡大西洋，获取有关这条航路的信息。在《地理学概要》（A Briefe Summe of Geographie）一文中他曾说那条最近的北方通道是上帝为英国人保留的。罗杰·巴洛和小罗伯特回到英国后，购买了一条用于探险的船只，但后者很快就死了，而巴洛则因境况不佳，无法单独实施探险计划。巴洛曾向英国政府提出过他们的航行方案，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不过，人们发现《印度群岛之声明》是现代散文的一朵奇葩，值得一读。按照小罗伯特·索恩的理解，“印度”是指一块迄今尚未被发现的大陆，它和许多岛屿一起被统称为“尚未确认的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他坚持认为，由于西班牙人绕过美洲南部到达了东印度，英国人就有可能绕过这块新大陆的北部，找到一条到达亚洲的捷径。根据他对地球的测量，这条便捷通道比经过好望角，或经过麦哲伦海峡（Strait of Magellan）的那条航线要短，而且，由于热带地区并未被证明热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北极地带也不至于冷到不可忍受。小罗伯特据此建议，探险队离开英国后，可适当朝北航行，然后穿越北极，进入太平洋，他希望在广阔的太平洋中发现一个既不属于葡萄牙、也不属于西班牙的新地理区域，这个区域将由英国人控制。小罗伯特关于北方航路的设想，对英国探险方向的选择，长期起着支配作用。1527年，来自埃塞克斯的水手约翰·卢特（John Rut）在意大利航海家的帮助下，率领一支由两艘船组成的探险队，按照托马斯·沃尔西设定的方案去探寻北方通道。他指挥“玛丽·吉尔福德”号（Mary Gilford）沿着北美海岸向南航行，行驶至西印度群岛，在东部的波多黎各（Puerto Rico）和圣多明各（Santo Domingo）停靠了一段时间，试图找到在哈德孙河（Hudson River）入口因风暴而失散的“萨姆森”号（Samson）伴船。有记录以来，英国船只第一次闯入了属于西班牙势力范围的美洲加勒比海地区，[20]但是，探险者寻找一条到达东亚捷径的愿望最终没有成功。

15世纪中后期，英国的海外探险殖民活动几乎都以失败告终，主要原因是，英国人受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垄断势力的排斥，还有罗马教皇司法管辖权的束缚，以及航海经验和科技水平的制约。当然，不可以一时成败论英雄，帝国启动之时的英国海外活动成也好、败也罢，都构成英国早期殖民扩张史的重要内容，透过这些历史的现象可以看到，它们为后来的英国海上事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徒期。可以说，狂热的帝国野心、成熟的航海技术、丰富的远洋经验，以及关于新大陆的地理学知识，都是通向成功的海洋探险和伟大的地理发现的前提。此外，如何从一次次的失败中总结经验、记取教训，也是英国人在开拓海洋中必须面对的问题。都铎早期的海外探险尝试，对于后来繁盛的英国海洋事业来说具有不可多得的意义。都铎君主把加强王权同民族国家结合在一起，他们推行的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英国海外贸易和海外探险的欲望，从而为未来的英帝国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