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在希思罗起降时段，委员会争论不休、无法脱身，在美国管理维珍唱片分公司的乔丹·哈里斯和杰夫·阿伊洛夫打电话告诉我，珍妮特·杰克逊说她愿意与维珍唱片公司签约。这对维珍唱片公司来说是一次重大突破，就跟成功进入希思罗机场对维珍大西洋公司一样重要。珍妮特·杰克逊是世界一流女歌手，我意识到她下定决心要保持领先位置，甚至希望比哥哥迈克尔·杰克逊更成功。除了天才，意志力也是决定一名艺人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珍妮特意志坚定，她凭借众多唱片构筑了自己的成功。从许多方面看，如果乐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逐步获得成功，这对他们更有利，因为他们能够慢慢学会适应成功，而且也拥有更广阔、更忠实的乐迷基础。

尽管珍妮特跟我说她愿意与维珍签约，但仍有很多公司争夺她的合同。因此，在她对我们的好感改变之前，维珍必须提出与她相配的最高报价。这笔庞大的费用将远远超出我们目前可支配的资金。不过，我本能地意识到我们必须签下她。签下珍妮特·杰克逊，维珍作为全球最性感的唱片公司，地位才会巩固。如果让那些银行家的谨小慎微阻止我们，我就完蛋了。

在我的整个商业生活中，我一直努力控制成本，尽量避免不利的冒险。维珍集团能够幸存下来，唯一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一直牢牢控制着现金。但我也知道，有时候，打破这些规则，该花钱时慷慨大方，也同样重要。与珍妮特·杰克逊签约就是这样的机会，她是一位不容错过的艺人。在跟西蒙和肯商量之后，我决定向珍妮特提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酬金。此外，我还打算打破唱片业的所有规则，维珍不打算把她绑在多张未来的专辑上，只跟她签一张专辑的合同。实际上，这种做法前所未有。我想击退所有竞争者。我充满信心：一旦珍妮特开始与维珍合作，她就再也不想到别处去了。

跟珍妮特·杰克逊签约不仅能巩固维珍作为最佳唱片公司的地位，而且还可向伦敦金融城的所有人以及CAA传达出正确的信息，否则他们说不定会相信英航散布的谣言，以为维珍集团遭遇了现金危机。

唯一的麻烦在于，我们确实遭遇了现金危机。我知道，如果我为了签下珍妮特而要求提高透支额，劳埃德银行并不会帮助我们。因此，特罗弗和我想尽办法修改我们的资产，找到更多资金来支付预付款。在跟各家银行紧急会面之后，特罗弗终于赢得加拿大丰业银行的认可，他们答应为珍妮特·杰克逊的合同提供资金。

我们向珍妮特·杰克逊提出1500万美元的报价，签约时支付500万美元。但竞拍价格很快超过了它，我们只好把价钱提高到2000万美元，最终达到2500万美元，而这只是一张专辑的钱，比以前任何唱片公司为单张专辑支付的报酬都高出好几百万美元。我们向银行指出，珍妮特是世界顶级女歌手，在她最近的一张专辑中，名列排行榜前五名的单曲比其他任何歌手——包括她哥哥迈克尔——都要多。加拿大丰业银行向我们保证，他们会把贷款提高到2500万美元。

当投标升到2500万美元并保持平稳后，珍妮特信守诺言，选择了维珍。我们拿到合同准备签字了，我们必须弄到1100万美元，在签字的时候支付给她。我想，珍妮特根本不知道我们费了多少工夫才筹到那笔钱，也不知道我们为了满足最后期限而带着银行家的汇款搭乘飞机疯狂地来往于世界各地——不管怎样说，我们成功了。

为了签下珍妮特，我们决定付一大笔钱——约2500万美元。但这笔巨额贷款也给劳埃德银行敲响了警钟，因为他们看见维珍又背上了另一笔债务。特罗弗和罗伯特设法将在欧洲销售世嘉电脑游戏的许可证卖给了它的母公司，即日本的世嘉公司。我们需要这笔现金，也需要向外界展示维珍集团的部分潜在价值。没有一个银行家看重这份许可证的价值，但我们把它卖了3300万英镑。这次出售时机恰好。一年后，电脑游戏市场跌至最低点，日元飞速升值，这本来会将那份许可证切削得一文不值。

1988年，当维珍买下那家拥有世嘉许可证的公司玛斯特特洛尼克（Mastertronic）时，也就获得了在欧洲销售世嘉电脑游戏的许可。当时我们根本不了解电脑游戏生意的潜力。我只知道，霍丽、山姆和他们的朋友突然将大把时间花在电脑游戏上。特罗弗在MAM公司工作时，曾租赁世嘉的商场游戏机，因此跟这家公司打过交道。他确信，世嘉能够凭借自己的软件专家对抗任天堂公司，他们的新产品——那种在家里玩的小游戏机——也会卖得很好。这桩生意似乎不错。

玛斯特特洛尼克公司只有五年历史，是弗兰克·赫曼于1983年建立的，拥有很多电脑游戏的授权。当时他通过报刊经销人卖这些游戏——它们被放在盒式磁带上，在电脑终端上玩。弗兰克注意到，任天堂生产的一系列新游戏在美国卖得不错。他试图签下在英国销售任天堂游戏的许可证，但任天堂已经把它签给大型玩具制造商美泰公司了。任天堂占有了美国95％的电脑游戏市场，因此弗兰克就去找它的唯一竞争对手世嘉公司。1986年，他签约成为世嘉在英国的经销商。签约后的头一年，他的公司设法销售了2万套世嘉MD【47】游戏。

第二年，即1987年，玛斯特特洛尼克销售的世嘉游戏数量剧增。但由于世嘉对每个电脑终端都要收费55英镑，因此弗兰克需要一个合伙人来资助他销售。尽管他能以99英镑的价格出售电脑终端，却仍需要一大笔营运资本，以便向世嘉支付一笔现金预付款，然后才能通过销售获得99英镑。

1987年6月，我接到罗杰·西利格的电话，他要求我去跟他的朋友弗兰克·赫曼见一面。弗兰克加入了这桩相当有趣的生意。特罗弗和西蒙·伯克通过谈判买下玛斯特特洛尼克公司45％的股份，我们把它并入维珍传媒。弗兰克和罗伯特开始一起工作，买下了在西班牙、法国和德国销售5年世嘉游戏的许可证。他们面临的挑战是在欧洲从零开始树立世嘉的品牌名声。维珍把世嘉当作一款很酷的游戏来推销。最初，我们销售世嘉游戏的基础策略是，或许你的弟弟喜欢玩任天堂公司的“超级马里奥”和“游戏男孩”，但更聪明的孩子则应该玩更聪明的游戏，比如世嘉公司的“音速小子”。随后，由于市场发展迅速，我们发现年龄更小的男孩也在购买音速小子，他们全都希望自己跟哥哥一样。我们的窍门就是把世嘉置于任天堂之上，一点一点地挤占后者的市场。这个诀窍发挥了作用。在欧洲，世嘉赶上了任天堂，市场份额达到45％。而在它们的老家日本，世嘉的市场份额微不足道。

到1991年，世嘉在欧洲的销售额从1988年的200万英镑飙升至1.5亿英镑。那时我们开始担心这宗投机生意的泡沫会破裂。为了维持我们的地位，在为销售提供成本之前，我们必须每年花7000万英镑为世嘉作宣传。这些游戏主要卖给部分青少年，顾客群非常狭窄。因此，我们一直面临这样的风险：假如突然出现另一种流行产品，世嘉的销售就会一落千丈。互相攀比的压力会让孩子们争先恐后地购买新产品，谁也不想落后片刻。

在家里，我注意到山姆和霍丽开始厌倦电脑游戏。他们在电脑终端和“GameBoy”上花的时间少了。山姆开始听更多的音乐，霍丽开始做其他事情。他们俩曾让我们产生购买这项业务的想法，同样，他们也向我们发出了电脑游戏市场正在萎缩的第一个警告信号。如果我们要继续这项业务，就不得不再次投入巨额预算推广世嘉。出售这项业务的时候到了。

世嘉许可证的出售让外界和我们的银行家都大吃一惊。我们就像变戏法一般，从他们认为毫无价值的生意中弄到3300万英镑的现金，是最初购入价格的10倍以上。

在开始讨论出售世嘉许可证之前，罗伯特已经把那支编写软件程序的小团队分出来，成立了一家名叫“维珍互动”的新公司。1990年，新的技术浪潮带来了在光盘上玩的游戏。罗伯特委托软件编写人员制作CD程序。抛开了世嘉和“音速小子”，罗伯特在美国召集的这一小群软件程序员开始为CD-ROM技术设计一种新游戏，称为“第七访客”。我注意到人们对它越来越感兴趣。这个游戏要求你在一所闹鬼的房子里打出一条通路，同时会毫无预警地遭到各种攻击。

“我不知道在这个游戏中会发生什么，因为我总是在第一个房间里被‘搏击王’杀死。”罗伯特告诉我，“我只知道这些家伙跟我说的话，‘第七房客’将大获成功。他们说这比市场上的其他游戏领先了很多。”

随着虚拟现实世界和CD-ROM的扩张，孩子们盯着电脑显示器，从鬼屋中杀出一条通路；而我却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同样怪异的世界中，不得不击退越来越多来自四面八方的突然袭击。

7月7日，维珍开始从希思罗机场运营。不出休·韦尔伯恩的预料，在我们提供的三条飞往肯尼迪机场、东京和洛杉矶的航线上，机票销售额很快增长了15％。7月14日，英国航空公司的内部刊物《英航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维珍将攫取更多起降时段”。文中再次说到，允许一家低价竞争对手跟他们竞争是多么不公平的事情。

然后，到7月16日，金勋爵在英航年度大会上宣布：英航将停止向保守党提供捐款。金勋爵没有意识到，他的行动泄露了这样的事实：在他们看来，英航过去向保守党捐款，就是为了获得各种特权。有些批评家指出，自从英航于1987年私有化以来，他们给予保守党的捐款总额就达18万英镑，每当英航需要向交通部提意见时，这些捐款都帮助他们获得了同情。如果一家尼日利亚的航空公司向执政党提供金钱和免费机票以换取垄断地位，那么西方世界就会把它当作显而易见的腐败来加以嘲笑。“在非洲没法做生意！”人们会反驳说，“瞧瞧尼日利亚，他们可真够腐败的！”英航的这一决定在7月16日的年度大会上赢得了热烈掌声，这让我感到惊讶不已。

事实上，英航的影响力远远超出向保守党送钱的地步。那年夏天，我向一群国会议员介绍了英国民航缺乏竞争的问题。然后，我跟这些议员一起喝酒，与其中两位聊起了他们的度假计划。

“你见到你的旅行代理商没有？”一个问道。

“没有，我正打算给他们打电话要我的免费机票呢。”

“这位旅行代理商是谁？”我问道。

“当然是英国航空公司了！”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

在金勋爵让英航停止向保守党捐款后，我希望英航会因此而失宠，正如以前的捐款显然让他们得宠一样。我还希望政府开始鼓励更多竞争。就在英航召开年度大会的第二天，英国米德兰航空公司的董事长迈克尔·毕晓普爵士和我向媒体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庆祝英国政府开放希思罗机场，支持政府对英航的反驳。

尽管1991年7月我们开始在希思罗运营的事情令人兴奋，但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显然暂时无法进一步扩张了。结果，在随后的三年中，维珍都没能提供新航线，直到1994年才开通了飞往香港的航班。这一切都是因为，一家航空公司针对更小的竞争者，发动了一场最凶猛、最集中也最邪恶的攻击。

我的世界似乎真的就要天崩地裂了，1991年9月的一个周末，我们来到米尔恩德。年初，我们签下珍妮特·杰克逊，又进入了希思罗机场，在达到这样的顶点之后，现在一切都变得很糟糕了。因为与珍妮特·杰克逊的合同，公司背上沉重的债务，就连维珍唱片公司也遇到了困难。我们的航空公司试图同时在盖特威克和希思罗运营，这让我们疲于奔命，几乎就要崩溃了。此外，有关维珍财务困境的谣言越传越凶。如同被森林大火吞没了一般，尽管我不断踩灭火苗，却也意识到，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谈论我迫在眉睫的破产。那么多记者打电话问我们的支票是否被银行退回，弄得我差点都没法正常思考了。我需要新鲜空气，需要不受干扰地独处一段时间，于是我一圈圈地顺着湖边散步，试图想出对策。我感觉自己就要被面临的问题压倒了。

虽然我们签下了珍妮特，但西蒙对维珍唱片公司的冷漠让我越来越担忧。他不再去各俱乐部寻找新的天才，结果，维珍好几年没推出有影响力的新乐队。在许多方面，能否推出新乐队都是对唱片公司活力的严峻考验。我知道西蒙在担心，如果维珍大西洋公司出个什么差错，就会影响到他拥有的唱片公司的股份价值。但是，我也同样担心，他对维珍唱片公司缺乏热情，也许会破坏我拥有的股份价值。他的心思不再放在生意上了，他似乎对自己的个人项目更感兴趣。

在与英航的竞争中，维珍大西洋公司进入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我们的机械师团队每天要多次开车往返于希思罗和盖特威克，为两边的每一趟航班提供服务，如果这个机场有一趟航班推迟，就会对另一个机场的航班造成撞击效应。威尔听说，金勋爵到处得意洋洋地宣布，“希思罗要塞战役已经获胜——维珍就要崩溃了。”

除此之外，英航现在竟然明目张胆地挖走我们的乘客。我们有两篇报告说英航打电话到维珍的乘客家里，试图劝说他们将维珍的航班改为英航的。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看见英航员工在机场终端接近维珍的乘客，企图劝说他们转乘英航班机。

我被夹在维珍的航空公司和唱片公司之间。只有我一个人“脚踏两只船”，另一个将它们联系起来的是劳埃德银行，因为它借给航空公司的贷款是由唱片公司担保的。这是西蒙忧虑的症结所在。但是，航空公司又只能这样运转。

由于维珍大西洋公司遇到麻烦，我们也到了决定维珍唱片公司未来的危急关头。整个夏天，西蒙、特罗弗、肯、罗伯特和我都试图想出办法。我实际上压根儿不想考虑出售唱片公司。然而，随着有关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谣言汇聚成汹涌巨浪，我意识到我们必须付出代价。

《理查德·布兰森的气球会爆炸吗？》这是10月2日星期三那期《卫报》的头条，它用整个商业版讨论我的债务问题。“在那个点石成金的男人身后，是一个债台高筑、利润低下的联合企业构成的图景。”文章写道。它的副标题是：“旋律余音缭绕却无法满足投资需要”。这篇文章让人感觉意外。通常，当记者作人物专访时，即使是恶意攻击，也会联系我核对一些事实。但《卫报》的这位记者从未联系我。

我开始阅读：“最近获得的维珍各公司账目展现出一副令人警醒的景象，现金流量不稳定，无法满足公司的投资要求。”我怀着一种可怕的感觉把它浏览了一遍，这篇文章会引发一大堆类似的报道。如果它的目标是让财经记者知道维珍陷入了这样的困境，那么银行家们会拿走他们的钱，直接放回金库。

“因此，维珍仍然风险很高，”文章总结说，“跟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相比，它仍显得渺小。它的主要业务都属于高度易变的行业。回购股份带来的遗留问题，以及这个商业帝国吹气球似的飞速扩张，都带来了棘手的高负债率。布兰森的气球似乎正顺着一条危险的道路，飞向最高的同温层。这是一次刺激的旅行，充斥着装模作样的炫耀。但布兰森先生的气球之旅是不幸的典范，任何行业都不可效仿。”

这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软肋。整个报道都根据潜在的最坏情况来分析。对整个世界来说，或者至少对《卫报》的读者来说，我似乎处于类似于澳洲巨富艾伦·邦德【48】的困境中——理查德·布兰森正在飞快下沉。

别的记者开始打来电话，询问我的反应，我按照威尔和我起草的方案回答。我们试图强调，这些数字实际上很不准确，这篇文章忽视了维珍唱片公司的无形价值，也无视维珍大西洋公司那些飞机的价值。我预定当天飞往日本，由于航班在下午5点起飞，因此我没多少时间回应《卫报》的报道。我给报纸编辑潦草地写了封信，试图对那篇文章一笑置之。

在贵报刊登的文章《理查德·布兰森的气球会爆炸吗？》一文中，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如果贵报记者撰稿之前跟我联系，这些本来都可避免。再过几分钟，我就要飞往日本了（在这封信的背景下，我却即将成为一名经济学博士，这真是有趣），没时间在一个长长的单子中，向贵报的读者一一列出它们。不过，且让我向您指出一个不准确之处：作为上市公司，我们的利润并未“突然下降”，而是增加了一倍！

我进一步指出，在还清全部债务之后，我所有公司的净资产大约有10亿英镑。威尔过来与我讨论这封信。

“应该不仅仅是写封信就算了，”威尔说，“他们用整整一版的文章攻击你。我想做的是让他们给你整整一版的篇幅，让你为自己辩护。”

“他们绝不会那么做的。”

“也说不准，这会导致轰动，那对《卫报》有好处。这比一封塞在第27版、根本没人看的读者来信好多了。”

我们共同写出整整一大篇文章，对《卫报》刊登的那篇加以反驳，但是，我在写完之前就不得不离开，前往东京了。我一到那里，就接到威尔的电话。

“好了，我们弄到半个版面，”他说，“总比没有强。我会把草稿传真给你的。《卫报》以为我们会起诉他们，因此，当我们要求获得作出答复的权利时，我相信他们松了一口气。”

我给特罗弗打电话，询问劳埃德银行怎样看待那篇文章。

“真够好笑的，他们对此很不以为然。”他告诉我。

当我给劳埃德银行打电话时，我明白其中的原委。

“是的，我确实看到了那篇文章，”约翰·霍布里说，“但我认为不会有多少人看到他，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没人把《卫报》当回事。如果那篇文章登在《每日电讯报》或《金融时报》上，那就另当别论了。”

“那么，关于那笔贷款，你们有什么决定？”我努力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仿佛并不介意结果如何。

“董事会已经通过了，”霍布里说，“我们确立了一种机制，能让我们对维珍的零售业资产享有优先权。”

我放下电话，躺回酒店的**，闭上眼睛。如果那篇文章出现在别处，伦敦金融城的反应会截然不同。这是一个可怕的事实，不过，对有些银行家来说，印象决定一切。通常，我们总能好好利用维珍给人留下的印象。但这回却头一次出现相反的情况，我们正在努力恢复人们的信心。如果这样一篇文章出现在《金融时报》上，那些银行很可能会收回贷款，让维珍集团轰然倒闭。

我来日本接受一个荣誉博士学位。那所大学曾经要求我坐飞机过去跟学生见面，建议我作问答讲座而不是正式的演讲。我坐在1000名学生面前，教授让他们提问。随后是死一般的寂静，持续了近三分钟。为了打破僵局，我提出，第一个向我提问的人，将获得两张飞往伦敦的豪华商务舱机票。50只手举了起来。在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中，我一直忙个不停。

我还打算在京都为维珍大卖场物色店址。迈克·英曼和我从东京搭乘火车前往京都。这种火车被称为“新干线”，流行的名称叫“子弹头列车”。坐在上面就跟坐飞机差不多，上面有音响、乘务员服务，甚至还有自动贩卖机。

“为什么英国没有这样的火车呢？”我一边思索，一边草草写下几条有关英国和日本火车的笔记，然后就把注意力转向大卖场店址上。

接下来那个星期，我回到伦敦。周五傍晚，威尔的电话响了。是《星期日电讯报》交通运输版记者托比·赫尔姆打来的。他问威尔，假如政府将英国铁路公司私有化，维珍是否有兴趣经营火车。威尔下楼来问我。

“嗯，我们会吗？”我反问道。

我们讨论得越多，就越有感觉。必须让铁路成为解决所有交通问题的方法之一。每次新建成一条高速公路都会很快出现堵车现象，从伦敦开车去曼彻斯特不啻于一场噩梦。

“告诉他，我们会有兴趣的，”我提议说，“反正也不会有什么害处。”

《星期日电讯报》的头条是：“维珍将进入铁路业”。文中解释说，维珍想获得东海岸的特许经营权，并和英国铁路公司合作。它成为本周的热点新闻——有利于分散人们对维珍资金问题的关注，也很好地抵消了我们受到的所有负面宣传。它表明我们现在考虑的是公司的扩张，而不是为财务问题担忧。这对释放我们的压力发挥了关键作用，记者们暂时停止唠叨我们的财务和即将破产的问题，开始对我们未来的大胆计划产生兴趣。

星期一，形形色色的人都给我们打来电话，包括西门子和通用电气，其中有个自称吉姆·斯蒂尔的人，来自交通咨询公司斯蒂尔·戴维斯·格里夫公司。威尔立刻意识到吉姆是个行家。

“你们必须把这事坚持到底，”吉姆告诉威尔，“我建议你们跟城际公司合作，在125次列车上提供联合服务。”

我们注册了三个可能使用的商标名：“维珍铁路”“维珍特快”和“维珍飞车”，请吉姆站在行家的角度谈谈他对维珍列车的感想。虽然我们提醒他，我们的预算为零，但他仍然为我们联系上一家叫作“伊莱克特拉”（Electra）的风险投资公司，说它也许会提供一些种子资金作一些调查。威尔和我一起到伊莱克特拉公司去见一个名叫罗恩·戈姆利的人，他同意为我们提供2万英镑做可行性研究。

在准备好一份小小的商业计划书和一个维珍列车模型之后，特罗弗、威尔和我就跟吉姆、罗恩·戈姆利一起，去见英国铁路公司城际服务部的主任克里斯·格林、来自交通部的罗杰·弗里曼以及英国铁路公司的主管约翰·威尔斯比。我们讨论了维珍经营铁路服务的可能性，但英国铁路公司并不热心。约翰·威尔斯比反对任何私有化，把我们的计划视为得寸进尺的开端。

当他离开会议室时，他扭头跟他的一个同伴说了一句话，这句话不幸通过内部通话系统，传遍整个办公室。他说：“在我进坟墓之前，决不许那个笨蛋把他的徽标贴到我的列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