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航显然接触到一些本该禁止外人获得的电脑信息。这一点从英航前职员彼得·弗莱明突然写给我的第二封信中得到证实，里面详细描述了英航做过的许多事情。这封信是1991年10月29日写的，它包含的信息比年初那封信更广泛。他再次提到，英航在管理层建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目标是破坏“布兰森形象”。他写道，“我感觉这个决定来源于英航最高层。公司对这件事居然如此明目张胆，并且以如此不可妥协的方式描述它，这让我震惊不已。”
关于英航那场运动，彼得·弗莱明已经描述过了，但看到它们被白纸黑字地写成书面材料，我仍然感到吃惊。更有趣的是他进一步突出强调的一些细节：“我意识到，下面几点跟英航试图逼迫维珍破产的事情有关。它们未必构成反竞争行为，但究竟是否如此就得由你自己判断了。”
他列出的问题包括：英航故意申请飞往日本和澳大利亚的起降时段，它并不需要它们，之所以这么做，唯一的目的就是阻止维珍得到它们。英航在盖特威克地区有一支拉生意的特殊销售队伍，提供从盖特威克出发的低价机票，挤压那里的所有航空公司的利润（同时继续对英航的希思罗航班实行高价垄断）。如果有乘客搭乘维珍航班从日本飞到盖特威克，随后又想转乘英航班机，那么英航就拒绝给他们订票，迫使他们来回都乘坐英航的飞机。英航还偷偷潜入计算机订票系统，获取我们的订票信息。
“在我看来，”弗莱明写道，“英航缺乏诚信，这种风气直接源自处于公司高层的金勋爵，并不幸渗透了整个机构。”
现在，凭借彼得·弗莱明提供的证据，我知道了英航在幕后做的一些事情。也知道了他们在新闻界的所作所为。尽管受到两面夹攻，但我至少知道了英航到底玩的是什么花招。他们非常阴险，不过现在，我可以考虑怎样报仇雪恨了。
“布兰森抨击英航的‘诡计’”，这是《星期日泰晤士报》1991年11月3日的头条。文章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但它说的仍是事实。我一直希望《星期日泰晤士报》会不惧风险、正义凛然地指出英航的诡计有多么可耻，而不是仅仅重复我的声明。但这至少是一个开端。文章援引我的话说，我有一份单子，列出了针对英航的100项指控，除非英航停止其肮脏诡计，否则我就把它提交给欧洲委员会。
“理查德，英航居然会干这种勾当，说出来连你都不会相信。”龙尼·托马斯告诉我。
“跟我说说看，”我说，“在这个特殊时刻，我还有什么不敢相信的呢。”
龙尼·托马斯在纽约经营自己的豪华轿车公司。他20年前从曼哈顿一个普通出租车司机起家，慢慢攒够一笔钱后，就把那辆破旧的黄色出租车换成了一辆漂亮的豪华轿车，在纽约的两个机场专门提供接送乘客的服务。当我1986年与他见面时，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自己的豪华轿车服务体系，共拥有二百多辆汽车。他从报上读到，维珍大西洋公司将为所有豪华商务舱乘客提供豪华轿车接送服务，于是就给我打了个电话，竭力想揽到整个生意。他赢得了这笔业务，多年来，龙尼的服务从未让我们失望。
前几天，他和他的司机们发现，当他们在街边让乘客下车时，英航员工就会迎上来，向乘客提供种种“优惠”，鼓动他们搭乘英航而非维珍的航班。龙尼曾经和他们发生激烈争吵，后来，他接到英航的电话，不许他在英航位于肯尼迪机场的专用客运站接送乘客。
“你以前遇到过类似的事情吗？”我问龙尼。
“没有，伙计。”他说，“我认为美国的各家航空公司已经够没绅士风度的了，但跟英航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我不知道这是否违法，英航不择手段地从我们这里挖乘客，而这肯定是最明目张胆的做法。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揭露了英航的一些诡计之后，下一家跟进的报纸是《卫报》，它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是《英航因中伤维珍而受到攻击》。另外又用一篇占据了整整一版的文章，分析了英航的诡计，标题叫《维珍向欧洲委员会提出控告，给英航的做法投下更多疑云》。
英航不顾这些文章的批评，继续玩弄肮脏诡计。不管有多少准确的媒体报道发表，英航对各种批评一概不作回应。面对整个世界，他们把我当作一个不能承受竞争的人，把我的指控当作歇斯底里的过度反应而不屑一顾。他们的傲慢不可一世。显而易见，英航不把我们赶走就誓不罢休，我知道自己不得不给予更猛烈的还击。我变得越来越绝望，开始寻求通过法律手段反击英航。
“在美国，这其实是个反垄断案，”在我们全面回顾了英航的诡计之后，杰勒德总结道，“但英国没有相应的法规。”
英国缺乏规范民航业竞争的法律条文，这实在令人吃惊。在这种情况下，垄断委员会和公平贸易局都无权管辖英航，因为他们只能调查航空公司的合并，而CAA除了从安全角度为飞机服务并监督机票价格外，也没有多少管辖权。尽管英航是一家类似于英国电信的私有化垄断企业，却没有像英国电讯管理局那样的政府部门监督它。我们已向欧洲法院提出控告，根据《罗马公约》第85款的公平竞争原则，该法院有一定的理由对英航作出否定裁决，但它实际上缺少必要的强制手段来迫使一家公司改变其商业策略。事实上，我们向欧洲法院提交的一系列控诉只能发挥宣传作用。
我并不想把英航告上法庭。我知道这花费不菲，风险很大，知道他们会雇一支最好的律师队伍，利用它作为大型航空公司能够收集到的大量统计数据，来将我们和陪审团压倒。我只想阻止他们的肮脏诡计。当我寻求其他途径劝说英航放弃他们的活动时，我想到了那些非执行董事。我已经给金勋爵写过信，却无济于事，因此我希望英航的非执行董事们能更加不偏不倚。如果我要求他们调查他们公司发生的事情，那么从原则上说，他们就必须重视这个要求。非执行董事和执行董事都承担着同样的法律责任，不过他们通常只是在董事和持股人发生冲突时，才维护持股人的利益。既然英航现在的行为能够造成这样的冲突，他们就会因此而受到指责，并且又受到媒体和维珍大西洋公司的指责，那么持股人就应该要求他们对公司董事们做的事情作出解释。
英航的非执行董事包括迈克尔·安格斯爵士（他当时也是索恩-百代的董事，以前担任过联合利华的董事长）、怀特勋爵（他和汉森勋爵一起经营汉森信托公司）、查尔斯·普赖斯阁下、弗朗西斯·肯尼迪爵士和迈克尔·戴维斯。他们的名字读起来就像是商界的《德布雷特贵族年鉴》。我花了一个星期起草这封信，把我们知道的所有英航诡计都列了出来。1991年12月11日，我终于在这份总共长达十一页的文件上签好名，把它们寄了出去。这封信在概述了众多事实后，得出结论：
我希望您对这封信中提到的问题加以调查，给予详细的答复，并向我保证，您会保证调查这里揭露的行为，阻止任何类似的行为，并且再也不要重犯。
当初英航为消除莱克航空公司造成的竞争威胁，也给自己酿成了苦果，我原以为，英航从这段经历中学到的教训，足以防止他们再以同样的手段对付其他竞争者。我相信您还记得英航因打击莱克航空公司而自食恶果的往事。英航的私有化计划被打断，他们在美国的董事面临刑事检控的威胁，管理时间遭到极大浪费；英航招来大量负面宣传，花掉了数百万美元的诉讼费，并且还支付了最大的单笔诉讼和解金。
在信后面，我还加上一份共有八页的附件，覆盖了我知道的所有细节。我将那些肮脏的诡计分成六部分：媒体运动，破坏性花招，飞机维护问题，市场营销，肮脏的诡计和私人侦探。我在最后一种类型后打了个问号，因为我仍然觉得这难以置信，然后又写道：“最近发生了一些怪异的事情，简直就像《至尊神探》里面的情节，而非发生在民航业中的事情。”我讲述了自己挑选出来的那些片段，并且问道：“您能解释这些事情吗？我无法相信，像英航这样的主要上市公司，居然会支持此类行为。”
信寄出之后，我不知道会有怎样的回应。我不希望起诉英航。即使把每天用来对付英航的18个小时花在别处，我也有足够多的事情要做。我深切地意识到，当我们打这场战役时，我被迫忽视维珍集团内的其他所有业务。
我不知道那些非执行董事是否认为我不敢打弗雷迪·莱克那样的官司，该案制造了100多万份法律文件。弗雷迪爵士是在他破产后起诉英航的，那时他能投入全部精力打官司。但到那时，英航当然也完成了他们的任务。这次诉讼或许推迟了他们的私有化，迫使他们付出了1000万英镑的赔偿金，可在莱克的飞机不再翱翔蓝天之后，英航立刻提高了跨大西洋航线的机票价格，由此获得大笔利润，相比之下，那笔赔偿金不过是九牛一毛。我试图一边管理航空公司，一边阻止英航的诡计，但英航似乎不把维珍逼破产就绝不罢休。
不管那些非执行董事有何反应，我确信他们不会忽视那份详细列举英航肮脏诡计的附件。他们也要对自己的持股人负责，于是我们也向媒体公布了这封信，确保英航持股人也有机会读到它。
令人惊异的是，我第二天就收到了科林·马歇尔爵士和迈克尔·安格斯爵士的回信。迈克尔·安格斯拒绝对此事负责，他指出，“对于一家上市公司的非执行董事，按照你要求的方式向第三方负责是完全不合适的”，并总结说，“采取行动的正确程序是向整个董事会提交这种主张。”
科林·马歇尔爵士的回信也同样表现出屈尊俯就的态度。他断然否认英航试图蓄意损害维珍或“以非正常的推销和宣传手段参与竞争”。他暗示，我们提出这些“说法”是为了搞宣传，说我应该把“真正的精力投入到更有建设性的目标上”。
考虑到这两位董事给我回信的时间，他们不可能对我那封信的内容作任何调查。
此后的一段时间，似乎英航对这些事的描述逐渐占了上风。到处都有人引用科林·马歇尔爵士的话，声称我的说法“完全没有根据”。
我那些抨击英航的说法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除非英航道歉并结束其肮脏诡计，否则我将在那封致非执行董事的公开信之后采取某种法律行动。困难在于怎样找到合适的起诉理由。
我们之间的争吵造成一个直接的损害，我本应预见这一点：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完全无法筹集任何资金了。我们的美国投资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正试图私下里出售股份，以筹集2000万英镑的资本。但是，正如在莱克诉讼案拖延期间英航不可能售出股票一样，因为我们似乎打算和英航对簿公堂，所以也没人敢碰维珍的股票。而且我们仍在遭受亏损。当我们忙作一团，试图弄清英航的诡计时，我们的贷款银行团却一直在观察公司的现金流。在隆冬时节，那些数字显得更加惨不忍睹了。
我意识到，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我其实是在为英航谋方便。他们的目标之一就是阻止我扩大维珍大西洋公司的规模，而我要做到这一点，就只能为航空公司再筹资金。我越是大声抱怨他们的肮脏诡计，其他航空公司、风投公司或投资者就越不愿向维珍大西洋公司投资。局外人很可能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无风不起浪。如果维珍大西洋公司即将被英航这样的大企业挤出市场，那就没人会向我们这样的小航空公司投资；如果我们打算针对世界上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提起漫长而昂贵的诉讼，也同样没人愿意向我们投资。出现这两种情况，我们都必输无疑。
没有了来自伦敦金融城的资金，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继续对资本求之若渴。到1991年圣诞节，维珍大西洋公司仍在举步维艰的冬季淡季中苦苦挣扎，入不敷出。我们的六家主要贷款银行不断给特罗弗写信，提醒我们明年4月归还贷款。劳埃德银行是我们的清算银行，因此能看见我们起伏不定的收入和支出，他们变得越来越焦虑不安。或许英航打算赌一把，即使我们真的宣布采取法律行动，他们也能拖延足够长的时间，把我们拖到破产。甚至在我发出12月11日那封信之后，英航也依旧厚颜无耻，对我的说法一笑置之。
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不知所措。我花大量时间思索，变得沉默寡言。威尔的情况和我相反，他因为无法痛击英航，整天怒气冲冲，在沮丧中吼叫、咆哮。
12月21日，我们收到一封劳埃德银行的信，进一步加剧了我们那种身陷重围之感。这封信提醒我们，我们最近超过了5500万英镑的透支限额，并且明确指出，银行之所以允许我们超过限额，是因为我们需要这笔钱支付薪水，而且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确认第二天会把750万英镑打入我们账上。它警告我们，银行不会“再次积极回应突破5500万英镑透支限额的要求”。信的最后祝我们圣诞快乐，过一个“压力较轻的新年”。
如果那750万英镑晚一周打进我们的账号，劳埃德银行很可能会退回我们的薪水支票。如果维珍大西洋公司破产，我甚至无法保证维珍唱片公司不受损害。我怀疑航空公司的破产会给珍妮特·杰克逊或菲尔·科林斯留下不好的印象。
在讨论到哪里弄到足够的资金来偿还部分银行欠款时，我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必须找到根本解决方法，总为了增加小笔贷款而跟银行争论也不是办法。维珍唱片公司是我们唯一真正盈利的企业，也是我们拯救航空公司的唯一机会。由于英航的纠缠不休造成了负面的宣传，给维珍带来很大压力，我们无法顺利出售维珍大西洋公司，但可以卖掉维珍唱片公司。如果出售维珍唱片公司，我们就能拯救航空公司，留下两家强大的公司。如果关闭维珍大西洋公司，那就只剩下一家强大的公司和一家破产的公司，并造成2500人的冗员，而维珍集团作为一个公司和品牌，也会变得体无完肤。
我给约翰·索恩顿打电话，他仍在和几家有兴趣收购维珍唱片公司的企业磋商。我怀着越来越强烈的不祥之感，关注他的进展，对此既无热情，又没法阻止。约翰告诉我，索恩-百代现在已经提出4.25亿英镑的预付款，而且从第二年开始，按照公司获利能力，向我们分期付款。可是，跟戴维·格芬向MCA出售其唱片公司的价格水平相比，仍然偏低。1990年3月，他把自己的唱片公司卖了5.2亿美元，相当于其年销售额的2.6倍。如果按照同样的倍数计算，维珍唱片公司的价值将是我们3.3亿英镑年销售额的2.6倍——超过8.5亿英镑。
整个1992年1月期间，劳埃德银行不断向我们施压，降低我们的透支限额。劳埃德银行的约翰·霍布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姿态。自从我们一年前提出可能出售维珍唱片公司后，这就成了他最希望听到的消息。为什么再没有任何进展？他们能亲自和高盛公司谈谈吗？从他们的角度看，只要维珍唱片公司还没有出售，它就只是一些唱片合同的集合——只是无形资产。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拖延这么久。维珍唱片公司出什么差错了吗？竞买者都放弃了吗？我们曾轻描淡写地提到这家公司价值10亿美元，它真的值那么多钱吗？他们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他们希望维珍能用真正的现金将借走的贷款归还给他们的金库。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有大量欠款都应该在4月归还，我们能否说服银行把还贷日期往后延长？特罗弗和我都感到怀疑。
劳埃德银行的信让我想起自己从顾资银行接到的一些信，当时，看见一个留着披肩发的客户赤脚走进他们的办公室，讨论贷款购买一栋位于牛津郡的庄园，顾资银行的工作人员不知所措。现在，我的头发变短了，维珍变大了，但银行却依旧忧心忡忡。尽管我们从来没有不付款，他们却有其他一些破产的客户，这让他们感到担忧。
这篇有关股市的报道概括了1月初的投资环境。
现在，负债累累的蓝罗集团及其主要贷方劳埃德银行、渣打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国民西敏寺银行的态度成为关注的焦点。蓝罗集团董事保罗·斯派塞坚持认为，蓝罗跟它的各家银行之间关系“正常”，他们并未向自己“施加压力”。但是，在宝丽碧、布恩特沃克和马克斯韦尔的债务崩溃之后，如今伦敦向那些由强势个人领导的企业提供大笔贷款的银行家们，几乎没有一个过得轻松。不管是否确实，蓝罗现在都受到“大亨因素”的压制，经济衰退更让他的处境雪上加霜，恰好在他必须出售业务来筹集现款时，其资产价值严重缩水。这位老资格的大师以前曾绝境逢生，谁也说不准他能否再次脱险。然而，这次的压力确实很大。
看起来，构成这个故事的各种因素跟我们有着不祥的相似之处。
当劳埃德银行看见他们借给一个创业型公司的钱危在旦夕时，约翰·霍布里再次努力控制我们的透支。在一封写于1月3日的信中，他指出，我们的透支一直在不断上升，劳埃德“无法资助这样的资金外流”。显然，劳埃德银行希望我们在那个月之内就卖掉维珍唱片公司。约翰提醒我们，必须在当月月底之前全部还清我们的透支，同时还不能再次提高我们的透支能力。我们居然还想抓住维珍唱片公司不放，并期待获得比索恩-百代更高的报价。他对此表示惊讶。
这就跟1984年我们面临的顾资银行危机一样糟糕。尽管当时我们还有时间，能够去跟其他银行磋商，组成财团。然而，对银行家和航空公司来说，1992年1月是一个糟糕的月份，就跟欧洲航空公司和丹纳尔航空公司破产的1991年1月差不多。所有的银行家都慌作一团，很难保持平静。
我们欠劳埃德银行5500万英镑。进入2月和3月后，我们的航空公司还需要3000万英镑的现款资金。冬季那几个月是花费最高的，因为在乘客数量下降的同时，我们还不得不支付所有重要的飞机维护费用。关于无担保的贷款就说这些了。从收入的现金看，我们知道维珍唱片公司那年有3.3亿英镑的销售额，营业利润为3800万英镑，我们预计明年的销售额将达4亿英镑，营业利润达7500万英镑。但劳埃德银行不愿意等待。我看得出来，我们必须有所付出。
泰晤士电视台又做了一期有关英航与维珍大西洋公司之争的节目，预定2月底播出。这一期是泰晤士电视台全国时事新闻旗舰节目“本周新闻”做的。1月初，节目制片人马丁·格雷戈里为拍摄这部纪录片来找我们，这是威尔和我跟他首次见面。我们尽量把有关英航的事情全告诉他，再让他去作独立调查。马丁与彼得·弗莱明以及我们没见过的其他英航前职员谈过，设法证实了我对英航肮脏诡计的诸多指责。英航拒绝参加这次节目，他们的法律总监默文·沃克写信给马丁·格雷戈里，谴责他落入了“理查德·布兰森的陷阱，被他当作宣传工具加以利用”。还有什么比这更能激怒一位独立电视节目制片人的呢。
我对这个节目犹豫不决。我明白，通过展现那些针对我们的所有肮脏诡计，观众会产生两种反应。首先，他们会看到我们的薄弱之处，认为维珍大西洋公司可能会破产，因而远离我们。尽管“飞机会从天上掉下来”是为英航工作的布莱恩·巴沙姆说的，但仅仅这句话就会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让他们对搭乘维珍航班心存忧惧。不过，公众也同样可能把我们当作受欺压者，给予我们帮助和支持。后者是我的主要希望所在。杰勒德还指出，由于电视观众如此广泛，这个节目说不定会唤起人们的回忆，促使他们打电话给维珍大西洋公司，讲述其他故事，帮助我们收集证据回击英航。2月27日的星期四，我在航空公司位于克劳利的销售部安排了30名销售人员，让他们守在电话总机旁，以防有人打电话给我们。
“本周新闻”的纪录片《侵犯维珍？》从一个俯拍镜头开始，展示了莫哈韦沙漠中封存的所有飞机。这里就像个飞机太平间，停放在空气干燥的沙漠中，它们就不会生锈。飞机上的燃油已经抽干，部分零件被取掉，引擎和阀门也都用银箔包了起来。在这幅令人难忘的图景中，传来解说人的声音：
“维珍航空公司大叫‘强奸！’，理查德·布兰森声称，英国航空公司正在破坏他的生意。”
“世界上有公平竞争，也有不公平竞争，”我对记者说，“但我简直不敢相信，英航居然会采用这些肮脏的诡计。”
这部纪录片采访了彼得·弗莱明，当他描述英航建立特别小组来败坏我的声誉以及英航大规模销毁文件时，影片将他的面部隐藏起来，对他的声音也作了失真处理。一位同样经过画面和声音处理的美国证人描述英航也在美国销毁了有关维珍的文件。在纽约，龙尼·托马斯说起维珍乘客从他们的豪华轿车上下来时，被英航强行留住。一位洛杉矶的旅行代理人描述了乘客在听说维珍即将破产后转乘英航班机。接着，我们听见布莱恩·巴沙姆告诉克里斯·哈钦斯：维珍是“靠不住的生意——完全靠不住”，字幕打出了他说的这句话。弗雷迪·莱克爵士也重复了他的建议：起诉那个浑蛋。
“本周新闻”的记者拦在英航一些工作人员的门口要求采访。他们在纽约碰到了英航的一个副总裁迪克·埃伯哈特，又在戴维·伯恩赛德位于伦敦切尔西的住宅外面找到他。两个人都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在纪录片的末尾，再次出现几个鸟瞰沙漠中那一大片封存飞机的镜头，它们在加利福尼亚的阳光下无助地闪着银光，英航也希望在这里看见维珍飞机群。
“也许理查德·布兰森已经到了要么出售公司、要么关闭公司的时候，”最后的话外音说道，“否则维珍大西洋公司的飞机将会跟莱克公司的飞机一样，以沙漠作为最后的归宿。”
有超过700万的观众观看了《侵犯维珍？》，那天晚上，我们接到400多个电话。大多数打电话的人都只是向我们表示同情，说他们再也不搭乘英航飞机了。但是，在这些表示同情的人当中，也有很多人提到，当他们在机场办理维珍航班的登机手续时，有英航的工作人员找到他们。接着，我们意外碰上了好运。
2月6日，伊冯娜·帕森斯在家里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维珍订票部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说这趟航班已经超员。既然她没有订到票，问她是否介意改乘英航班机？这让她忍无可忍。在过去的8个月中，伊冯娜·帕森斯曾四次往返于英美之间，每次都碰到维珍出现所谓的“订票错误”。去年10月，有个自称“维珍代理人”的“玛丽·安”，把电话打到帕森斯位于纽约的办公室，说她预订的维珍航班已经超员，为了补偿由此造成的不便，她可以在第二天乘坐协和式飞机——不收取额外费用。帕森斯拒绝了这个提议。她定期往返于纽约和伦敦之间，她更喜欢维珍的航班——在登机之后。她是一位应该受到重视的顾客，而维珍居然对她如此漠不关心，这让她非常吃惊。她要求把自己列入她那趟航班的等候者名单，要求“玛丽·安”第二天打电话过来，告知她是否订上机票。
帕森斯还曾在8月接到自称维珍员工的“邦妮”打来的电话，说她的航班推迟了，在9月接到自称维珍员工的“拉里” 打来的电话，说非吸烟区的座位全都订满了。“玛丽·安”和他们一样，都未能在第二天给帕森斯回电话。于是，帕森斯便打电话给维珍的订票部，要求跟“玛丽·安”说话。
“我们这里没有名叫‘玛丽·安’的人。”订票部的人告诉她。
“那么昨天是谁给我打电话，说10月16日的航班订满了？”帕森斯问。
“10月16日的航班？不，您已经订上票了，在非吸烟区。”
伊冯娜·帕森斯感到非常困惑。她对维珍也很愤怒，于是，在这一年随后的时间里，她改乘美国航空公司与美联航的飞机。今年2月，她决定最后试一次维珍航班，令她难以置信的是，又有一名自称维珍订票部的人打电话，说机票已经订满，问她是否愿意搭乘英航的飞机。
随后，她看到《侵犯维珍？》这个节目。第二天，她给维珍打来电话，并被转接到我们律师那里，向杰勒德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当我看那个节目时，”她对他说，“我忽然意识到，我肯定落入了英航精心策划的无耻骗局中。每次他们都让我换乘英航而非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我怀疑他们是英航员工假扮的维珍订票部工作人员。”
“我们弄到一份令人震惊的陈述，”杰勒德记下帕森斯的故事后告诉我说，“我们可以单独就她遭遇的事情提出诉讼。”
周五，我正在基德灵顿，威尔给我打来一个电话。
“理查德，”威尔说，“我在公用电话亭，刚从盖特威克下飞机。我拿到一份《英航新闻》，头版头条的标题是：布兰森所谓的‘肮脏诡计’毫无根据。他们说你撒谎。”
那个节目播出时，威尔正在滑雪度假。节目播出时间和他的度假日期都改变了好几次，以避免它们重合，但不幸的是，它们还是冲突了。有那么多人给我们打电话，我只好让威尔回来处理酝酿中的公关风暴。于是，他就匆匆忙忙地回来了，刚到盖特威克。
《英航新闻》里那篇文章是这么说的：
昨晚，在泰晤士电视台的时事节目“本周新闻”中，播出了理查德·布兰森认为英航用“肮脏诡计”对付维珍的说法。英航曾受邀参加这个节目，但经过仔细考虑后拒绝了。我们的法律总监默文·沃克已致信泰晤士电视台主持人马丁·格雷戈里，全面地阐述了其中的原因。
这篇文章其余的篇幅就是默文·沃克那封信的原文，他谴责泰晤士电视台落入了我的宣传陷阱，声称英航不会“在挑动之下，玩布兰森先生那套徒劳的游戏，因此必须拒绝参与节目”。
“真是胡说八道，”我们异口同声地说道，“他们居然说我撒谎，这是诽谤。”
这让我们忍无可忍。威尔从荷兰花园把那篇文章传真给我。我们联系上杰勒德，他同意我们的说法：英航在诽谤我。如果起诉英航在希思罗机场滥用其垄断地位，这个案子会非常复杂，与之相比，起诉英航诽谤就更容易找到证据，也更容易向陪审团说明问题，同时又能把所有事情都公诸于众。
星期一早上，我发现金勋爵给所有向他写信质疑英航肮脏诡计的电视观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向他们保证我的说法全无事实可言。实际上，信中重复了相同的诽谤，而且同样是面向公众的。我决定要连同金勋爵一起起诉。
在接下来这个星期，出售维珍唱片公司的事情终于降临到我头上。
桌子上放着5.6亿英镑——10亿美元，可我却不想要。
“他们想在今天下午两点前知道答复。”约翰·索恩顿告诉我。我挂断电话，看着对面的西蒙和肯。在过去的20年里，我们把公司发展到这个规模，却怎么也都没想到会把它卖掉。
从很多方面来说，跟滚石乐队签约都是我想要维珍唱片公司达到的巅峰。为了签下他们，我们奋斗了20年，而今，我们旗下终于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摇滚乐队了。1973年，维珍唱片公司创立之初，我们完全依赖迈克·欧菲尔德的天赋；现在，我们已经发展成熟，成为全球众多顶尖乐队首选的唱片公司。艺人们已经目睹我们怎样开创菲尔·科林斯的个人事业、怎样宣传“UB40”和头脑简单乐队、能够为“文化俱乐部”和彼得·加布里埃尔做些什么，他们希望与我们签约。但是，就在我们达到巅峰之际，这一切都结束了。
“肯？”我问道。
“由你定。”他说。
“西蒙？”
“接受这笔钱。你别无选择。”
每当有人跟我说我别无选择时，我总想证明他们是错的。在过去的几天里，索恩-百代起先提出一个合股报价，能让我拥有14％的索恩-百代股份，成为它最大的股东，随后又提出现金更高的报价。尽管索恩-百代现在改变了策略，提出的现金比股份多，我却更喜欢那个股权交易的选择，因为这意味着我拥有索恩-百代的部分股份，今后可以此作为基础，竞买这家公司。困难在于，每个人都告诉我，这么做太冒险。因为我无法用这些股份作担保，借更多的钱支持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拥有索恩-百代的股份可不是什么牢靠的担保。尽管我已经拟好一封给全体员工的信，解释说我打算接受索恩-百代的股份，从而保留这家公司的一份产权，但我却只能很不情愿地改变主意，选择现金报价。
在最终同意接受报价之前，我给彼得·加布里埃尔打电话，向他透露了这个消息。我需要他的建议，我也意识到这次出售会影响他的职业。
“别那么做，理查德，”他说，“说不定哪天晚上你就会流着冷汗醒来，希望自己从没做这件事。你再也没法把唱片公司买回来了。”
我知道他说得对。这跟琼的说法完全一样。然而，来自英航的压力太大了。到现在，我已经非常肯定，劳埃德银行打算取消我们的抵押赎回权，因此我别无选择。我还意识到，西蒙也希望卖掉公司，他宁愿得到现金，也不愿通过持有股份，继续卷入维珍集团的事务。接受索恩-百代的股份或许会延长维珍大西洋公司的垂死挣扎，一旦它破产，这一切努力都将变得毫无意义。我的首要目标是挽救维珍大西洋公司，不让它破产；而我出售维珍唱片公司的唯一原因恰恰是它经营得非常成功——这真是残酷的抉择。卖掉维珍唱片公司，我就能挽救维珍的声誉。这样，就会有一家安全无虞的航空公司和一家安全无虞的唱片公司——虽然拥有唱片公司的是索恩-百代——而不是一家苦苦挣扎的航空公司和一家唱片公司。我知道西蒙会离开维珍，但我仍是公司的总裁。最重要的是，肯打算继续在索恩门下执掌维珍唱片公司，他会保护维珍的声誉。
我给特罗弗打电话，他证实了银行的立场。
“现金是唯一的选择，”他告诉我，“这意味着我们能够还清所有贷款，东山再起。这会让你获得完全自由。而且，当你考虑索恩的股份时，想想当初股市崩盘后发生的事情。”
这让我下定了决心。如果我接受索恩的股份，而股价又突然暴跌，那么，我无法制止银行的干预。弗雷迪·莱克爵士曾经提醒过我，那种事情会很快降临，快得让你透不过气来。就像维珍一样，他的航空公司也跟英航打了一场持久战。然而，就在他需要银行支持时，他们却收回了贷款。他被邀请到银行去，他本来希望，看在公司第二年会生意兴隆的份上，银行会答应稍微增加他的透支额。可当他到达银行时，却被带到一间侧屋，整整30分钟都没人理他。最终，他设法找到了银行董事，后者邀请他来到另一个房间。他刚一进去，看到他们的脸色，就意识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我们已经让莱克航空公司进入破产管理了。”他们告诉他。
全都结束了。委托管理人解雇了所有员工，把大楼里的锁全部换掉，没收了公司的所有财产，归还了飞机，任凭乘客被困在机场上，对此弗雷迪爵士根本无能为力。一夜之间，莱克航空公司在盖特威克的登机服务台便消失了，售票处也停止了机票预订。电话被拔掉，仅仅六个小时，就让他一生的心血化为乌有。正是弗雷迪爵士的经历让我没再进一步逼迫银行。一旦让他们控制了局面，维珍大西洋航空公司就完了。就算10亿美元摆在桌上，也难以安慰我。
尽管我非常顽固，却也意识到自己有时必须让步。“活在当下，”——我脑子里响起父母那句老格言——“车到山前必有路。”尽管我本能地希望继续参与维珍唱片公司的工作，接受索恩-百代的股份，但我对财务安全的需要压制了这种渴望。约翰·索恩顿鼓吹我应该接受股份，但他并不了解全局；彼得·加布里埃尔劝说我千万别出售维珍唱片公司，他也同样不了解全局。我拿起电话，给高盛的约翰·索恩顿打电话。于是，我让维珍唱片公司成为了过去。
“我要现金，”我听见自己说，“其余的事就交给你了。”
“好的，”他说，“现在律师们正在作最后的准备。等需要你过来时，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尽管我挽救了航空公司，我却觉得自己仿佛扼杀了心里的什么东西似的。看着西蒙和肯，我为我们即将各奔东西而难过。从某些方面来说，我觉得肯是最幸福的，他会继续留在百代旗下的维珍公司里，很快就能发行珍妮特·杰克逊和滚石乐队的唱片。我不知道西蒙有何打算，不过我估计他会喜欢过一种更宁静的日子。我知道，一旦失去维珍唱片公司，我就不得不从角落里走出来，回去跟英航决一胜负。我已经记不清我们斗过多少个回合了，我开始感到一阵眩晕，疲惫不堪。
在签定合同之前，我们不得不再等一段时间，由于富士产经集团持有我们25％的股份，根据一个优先购买权条款，他们可优先向维珍提出报价。我们还得决定，是该接受索恩-百代5.1亿英镑的现金报价和维珍公司5000万英镑的固定债务，还是该接受5亿英镑的现金，并在4周后的结束日期接受公司留下的任何债务。尽管我们不得不继续按照平常的方式管理维珍唱片公司，但肯确信，到收购程序结束时，债务会减少。
“目前有一些唱片卖得很好，”他说，“让我们现在收下所有的钱吧。”
于是，我们选择了5.1亿英镑外加维珍唱片公司的5000万英镑固定债务。结果证明肯是对的（一直如此）！通过这个选择，我们额外赚到1000万英镑。与此同时，我们还不得不等到凌晨3点钟，等富士产经集团最终选择跟我们同甘共苦，接受索恩-百代的现金。天刚破晓，我们就开始签合同。第二天早上，索恩-百代宣布自己以10亿美元——或5.6亿英镑的价格，收购了维珍唱片公司。
西蒙、肯和我来到我们位于哈洛街的办公室看望员工。
“简直就跟死了爹妈那么难受，”我们进去时西蒙对我说，“你以为自己已经为这一天做好了准备，可是，当那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应付。”
我觉得这更像是失去自己的孩子。西蒙、肯和我白手起家创办了维珍，每次在它看起来就要完蛋时，我们都设法渡过了难关，依靠一代又一代的音乐让它重获生机，在本行业中一直是最令人兴奋的唱片公司。当其他唱片公司——例如苹果——仍以披头士乐队和埃比路作为自己的象征时，维珍已经从迈克·欧菲尔德和大锣乐队跳到了性手枪乐队，然后是乔治男孩，然后是菲尔·科林斯，然后是彼得·加布里埃尔，然后是布莱恩·费里，然后是珍妮特·杰克逊和滚石乐队。在每一个时代——嬉皮士、朋克、新浪潮——西蒙的音乐品位都大获成功，而肯则让大家团结在一起。
现在，肯站起来告诉大家，他们将成为索恩-百代的员工，而他也将留在百代公司，确保维珍的独立性。西蒙开始讲话，他的眼泪却突然夺眶而出。每个人都看着我，我站起来，想强忍住泪水，却无济于事。我处在一种棘手的状况中，又没法跟他们说明卖掉公司的真正原因。如果我说出真相，把银行对维珍大西洋公司的态度告诉他们，那么航空公司和维珍集团其余的公司都将会因为缺乏信心而遭到破坏。航空公司完全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承认我们的劣势就会吓跑乘客。因此，尽管我痛恨自己摆出一副大发横财的样子，却仍然站在那里，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愿留在百代，那么每个人都可获得在维珍大西洋公司工作的机会；如果愿意留在百代，肯保证会照顾好他们所有人。当乔恩·韦伯斯特建议，为了“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而公开向我、西蒙和肯表示感谢时，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离开房间，泪流满面地开始顺着拉德布罗克树林一路飞奔。
我不顾路人的注视，肯定跑了差不多一英里。经过一家报刊亭时，我看见一份会让大多数成年人都破涕为笑的《旗帜晚报》海报：布兰森卖了5.6亿英镑现金。我跑过报刊亭，眼泪仍然顺着我的脸哗哗流淌，不知道为什么，我朝家里跑去。琼出去了，于是我走进厨房，放上水壶。这是3月里一个寒冷的清晨，但在花园的尽头以及荷兰公园里，樱桃树已经开花。当我凝视着窗外时，一只狐狸从树篱中的隐蔽处跳了出来，朝后门一路跑去，琼在那里给它留了些残羹剩饭。它叼起一块鸡骨头，转身消失在矮树丛里。我记得最近看到过一张金勋爵的照片：他骑在马上，全副狩猎装备，光彩夺目。
“感觉沮丧之极，”我在笔记本上提到接受现金而非股份的决定时写道，“我这辈子还是第一次决定遵循保守路线，我的所有顾问（除了约翰·索恩顿之外）都鼓吹的这条路线。”
肯通过选择固定债务，让我们额外赚了1000万英镑；在向富士产经集团付款时，又通过货币兑换，让我们赚了900万英镑。索恩-百代向我们支付了5.1亿英镑的现金，其中的1.275亿英镑必须付给富士产经集团。富士希望他们的那份钱是日元，我们只得把它兑换一下。从拿到现款到6月1日完成转交，我们有一个月的时间把那笔钱转付给富士，因此必须选择兑换日元的时间。西蒙和特罗弗希望马上兑换，这样我们大家立刻就知道自己拥有多少财富了。肯和我不那么着急，倾向于在汇率上赌一把。我们一直以英镑的形式保留那笔钱，幸运的是，英镑对日元的汇率上涨了，于是我们就把钱捏到最后一刻才兑换成日元，又为我们赚到了900万英镑的利润。什么都比不上一点好运气。
就这样，危机解决了。从5.1亿英镑的原始收购现金中，富士产经集团获得1.275亿英镑，我们获得超过3.9亿英镑。西蒙和肯带着他们的那份收益各奔东西。我用自己的那份收益偿还了银行的贷款，把剩下的钱投入维珍大西洋公司。有关维珍大西洋被迫用现金购买燃料的谣言不攻自破，烟消云散。我们可支配的现金比英航还多。
各家银行立刻再次急不可耐地给我打电话——不再是要求归还贷款，因为我们已经把钱还清，而是向我提供高利息的储蓄账户和离岸账户，提出用这笔钱去投资，或者邀请我吃午餐，跟我做生意，并且还提出，他们愿意让我随心所欲地贷款资助未来的交易——他们显然看不出这有多么讽刺。
我花了点时间才明白这次出售的意义。我这辈子头一次有了足够多的钱，来实现自己最疯狂的梦想。眼下我还没时间细细考虑，因为就在那个星期，有关英航的事情急转直下，令我无暇他顾。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很高兴自己没时间老想着出售维珍唱片公司的事。我讨厌生活在过去，尤其不愿回忆所有那些失去的友谊。但现在，我肩上的重负已经解除，在我内心深处，我意识到自己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维珍集团的发展方向了。尽管我们失去了维珍唱片公司，肯、西蒙和我也分道扬镳，但最美好的未来还没有到来。
“彭尼，”我叫道，“能否请你给我弗雷迪·莱克在迈阿密的电话号码？”
我拨通了那个电话。
“弗雷迪，”我说，“我是理查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打算起诉那个浑蛋！”
“就该这么做！”弗雷迪说。
当我们着手这桩诉讼案时，我不断提醒自己记住一件事：这是一桩诽谤案，不是有关商业实践的争论。我必须恢复自己的名誉。
我们分三个阶段举证。首先，我们已经拥有一些证据；其次，根据信息披露的法规，我们接收了大量来自英航的文件；最后，幡然悔悟的英航员工也开始提供大量证据，最有力的正是这种证据。
出乎意料的是，杰勒德接到一个名叫撒迪格·哈里发的英航前雇员打来的电话，他从1974年起就进入民航业了，当时他在的黎波里工作，受雇于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1988年，在英航收购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时，哈里发加入了英航内部一个被称为“特别服务部”的部门，处理所有特殊的乘客问题。1989年，他开始在盖特威克机场担任登机处服务人员，然后加入了“热线服务电话”部门。表面上，该部门的任务是迎接英航乘客，帮助他们转机，并照顾老年乘客。但它还有一项更隐秘的活动，就是试图挖走其他航空公司的乘客。英航在希思罗也设了一个相同的部门，绰号“猎手”。
1990年4月，“热线服务电话”团队被销售和订票部接管，他们的新老板杰夫·戴走进“热线服务电话”办公室，向哈里发和他的15名团队成员宣布：“帮助老妇人登机赚不到钱，你们必须做的工作是走出去，从其他航空公司挖来更多乘客。”哈里发向杰勒德讲述了他们在8月开的第二次会议，杰夫·戴特别指出，这次会议必须是“保密的”，非“热线服务电话”团队成员不得参加，也不能向外透露这次会议的消息。
在这次会议上，杰夫·戴告诉哈里发和他的同事，“热线服务电话”有了一项新任务：尽可能多地收集维珍大西洋公司的信息，包括航班信息、预订机票的乘客人数、实际登机人数、豪华商务舱与经济舱之间的比例以及飞机起飞时间。每次交接班时，“热线服务电话”的员工都必须填写每个航班的表格，亲自交给萨顿太太，再由她交给戴。那么该如何获取信息呢？杰夫·戴告诉“热线服务电话”的员工，他们可以用维珍的航班号直接进入英国航空订票系统，业内简称“BABS”。英航曾经向维珍许诺不会做这种事的。“热线服务电话”办公室的门锁换了，他们必须对自己这些行动的性质保密。哈里发有个女同事拒绝参加此类活动，因为她认为这很不道德，于是其余的团队成员便将她取而代之。
杰勒德记录下了哈里发的陈述，我们把它发送给英航。它注定会成为本案的一大要点。
就在哈里发的宣誓证词随着英航的若干律师到达后，我立即接到一位英航非执行董事迈克尔·戴维斯的电话，他是我父母的老朋友。他问我，我们能否见面吃顿早餐。
我们会面时，迈克尔开始说到“出丑”，这是第一个表示道歉的迹象。他显然是英航从非执行董事里精心挑选出来跟我对话的。金勋爵和科林·马歇尔爵士显然仍不愿把自己降低到我这个水平，不愿承认我的指责是事实。但是，迈克尔·戴维斯是我们家的一位老朋友，派他来巧施手腕解决英航犯错的麻烦问题是最合适的。
“我认为我们三个人不妨聊一聊，”迈克尔说，“稍稍聊一聊。我们三个人——你、我和科林爵士。”
“科林爵士？”
“是的，你瞧，再过10年，他还会活着。你瞧，金就要死了。马歇尔万岁。我认为大家见个面是明智之举，就我们三个人，看能不能产生什么明智的结果。”
我望着迈克尔·戴维斯搜肠刮肚地寻找恰当的词语。他话中有话，大概是想告诉我，金勋爵在英航的日子就要结束了。
“你瞧，英航中某些人认识到这里头有一些出丑的事情，”他承认，“曾经有人接受这种出丑的事，但是，如果我们将来打算保持明智的关系，我认为你、我和科林爵士就应该坐下来谈一谈。”
我听着他那些痛苦的措辞，听他说想跟我作交易，这时，我意识到自己是在听一个人谈论别人的财产和生计。不管迈克尔·戴维斯、科林·马歇尔爵士、罗伯特·艾林和金勋爵在英航发动了一场什么运动，他们都会照拿薪水不误。英航的持股人会掏腰包付钱给布莱恩·巴沙姆，付钱给私人侦探，如果我起诉英航，他们也会付钱给律师。也许这是一项不错的投资。如果他们成功地搞垮了维珍大西洋公司，这笔钱就花得很值。然而，维珍大西洋公司主要是属于我的，这是一家私营公司，如果英航从维珍挖走一位飞往纽约的豪华商务舱乘客，维珍就会损失3000英镑，我们也就无法把这3000英镑重新投入到生意中去。而且，不同于英航，我没有大笔的公司储备金可用来发工资。因此，尽管迈克尔·戴维斯说了一大堆“出丑”的事情，他却没有抓住重点。英航一直挖空心思想把我挤垮，让我的员工失业。他们还迫使我卖掉了维珍唱片公司，这已经影响到整整一群与航空公司无关的人。这让我愤怒不已。我可不想彬彬有礼地坐下来吃一顿绅士的早餐，不想对他把这一切仅仅当作“出丑”的事情表示赞同。
在发生肮脏诡计事件的整个时期，我一直被指责为“天真”。天真地相信英航不会做这种事，天真地以为英航会停止做这种事，天真地相信自己能把英航告上法庭，有一刻还天真地以为自己能打赢官司。“天真”这个词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有几次差点损害了我继续奋斗的决心。迈克尔·安格斯爵士告诉科林·索斯盖特爵士，我天真地接受英航的挑战，“仿佛这是《男孩周报》上的故事一般”。珍妮·戴维斯告诉我父母：“理查德必须学会既能享受也能吃苦。”甚至英国机场管理局的约翰·伊根爵士这样的人也告诉我“别动那棵摇钱树”。
我想得到的是正义，也许在为此奋斗时我很天真，也许这是理想主义，或者，也许我只是冥顽不灵罢了。但我知道英航的行为不合法，而我想得到赔偿。我决心让所有那些认为我态度“天真”而对我不屑一顾的人收回他们的话。
早餐之后，我给杰勒德·蒂勒尔打电话，告诉他，迈克尔·戴维斯多么令人同情，多么能言善辩。
“废话，”他回答道，“英航从一开始就有机会和解，但他们没这么做。他们现在被迫考虑和解，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律师已经窥见一个犯罪黑洞罢了。”
我从没听过杰勒德说话如此愤怒。
“要揭露他们的肮脏诡计，再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他继续说道，“现在千万别屈服。”
“只是试探一下你，”我说，“我当然不会屈服。”
随后这个星期，我们见到了我们那位令人敬畏的御用律师乔治·卡曼，他正在准备我们的案子。乔治满头银发，言行举止完美无缺，在法庭外，他看起来就像一位对每个人都亲切和蔼的叔叔；而在法庭上，他却有螳螂似的精明、顽强和残酷本性。人们对他都避之唯恐不及。
我给迈克尔·戴维斯打电话，告诉他，我不会让我对英航的谴责不了了之。案子预定1月开庭，英航的董事长们将接受乔治·卡曼的交叉盘诘。我甚至都不用暗示乔治·卡曼会多么欣赏这事。如此前景让迈克尔·戴维斯清醒过来，他放下了电话。
现在，我真的感觉对击败英航充满信心。我们不仅发现了这么多有关其肮脏诡计的事，而且还发现了一次特别的英航秘密行动的细节。
有人跟我的办公室联系，说他掌握了有关英航雇用私人侦探从事一次秘密行动的信息。他说他有一张电脑光盘，里面是一份日记，记录了私人侦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坚持要见到我本人才会交出光盘。
当我跟助手朱莉娅·麦当娜钻进汽车时，我感觉非常奇怪。这部分是因为我的胯部隐藏着一个麦克风，可让我录下我和那个联系人的谈话。我知道当初布莱恩·巴沙姆与克里斯·哈钦斯见面时录下的那盒磁带有多重要，我可不想白白放过这次会面中的任何东西。当我建立维珍大西洋公司时，哪里会想到，为了经营这家公司，我会被迫采取“007”詹姆斯·邦德那样的行为呢。
当我们的联系人说话时，我在笔记本上潦草地写着：
试图弄清我们想做什么，（但又）不想留下那样的印象。跟金勋爵不是一个层次……小心翼翼，不希望被人视为在作调查，只是采取防御手段。
最重要的是，那位联系人把那张光盘交给了我们。我把它打印出来，这是一个新发现。这些私人侦探的记录非常详细，他们要做的事情，他们向英航的谁负责都有记录。这份日志揭露了一次代号为“考文特花园”的行动。第一篇日志的日期是1991年11月30日，里面写道：“第一次在恩瑟奇大楼——英航位于伦敦市中心的总部——S1的办公室看见芭芭拉计划。”原来“S1”是戴维·伯恩赛德的代号，而“芭芭拉计划”就是巴沙姆交给克里斯·哈钦斯的那份关于维珍的报告。
日志里提到了英航的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但大多数都用字母和数字组成的代号表示，因此他们的真名从未出现在打印资料上。我发现，要确定这些代号指的是谁，其实很容易：金勋爵用“LK”或“C1”表示，科林·马歇尔用“C2”表示，巴沙姆用“S2”表示。但其他一些代号，如“R1”和“R2”，我们就不知道是谁了。原来它们代表的是私人侦探尼克·德尔·罗索和汤姆·克劳利，他们领导这支团队，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找出向我们透露消息的英航内鬼。据推测，“考文特花园行动”是由“国际安全管理顾问”公司伊恩·约翰逊协会管理的。日志详细记录了约翰逊和德尔·罗索向英航安全部门主管戴维·海德和法律总监默文·沃克汇报“考文特花园”行动进展的情况，也记录了他们跟罗伯特·艾林以及科林·马歇尔会面的经过。
日志中还包括一些令人震惊的细节：这队侦探说服英航的一些高级管理人员，维珍正在实施反对英航的秘密行动。他们估计我们为这项并不存在的行动付出的费用高达40万英镑。我们后来发现，英航每周花在“考文特花园”行动上的费用为1.5万英镑。
最荒唐的是，在这次行动中，侦探们居然在兰开夏郡的“胳肢鳟鱼”宾馆安装秘密摄像机和录音设备，目的是偷偷录下伯恩赛德和一名“内鬼”见面的情况，“考文特花园”行动组确信后者在为维珍工作。日志记录了因伯恩赛德未能打开窃听设备而导致计划失败的经过！我本来能够免除英航的这个麻烦，因为我从未雇用任何私人侦探，而且永远不会雇用。那不是我或维珍的做事风格。
读完“考文特花园”日志，我感觉自己仿佛从一个平行宇宙中归来，那是英航雇用的阴谋家和英航高层管理人员凭空臆造的世界，代价高达成千上万英镑。我真的开始期盼这桩诽谤案尽快开庭，它后来被称为“一切诽谤庭审之母”。
1992年12月7日
“英航已经崩溃了，”乔治·卡曼告诉我，“他们今天刚向法庭支付了大约50万英镑，确切地说，是48.5万英镑。实际上，他们已经承认了被指控的罪行。”
我们后来发现，就在预定的开庭日期之前，英航的律师们告诉他们，英航根本别指望打赢官司，如果他们不愿站在证人席上，屈辱地受乔治·卡曼的交叉盘诘，也不希望看见报纸报道他们的所有行动，那他们就只有一个选择：向法庭支付一笔钱，并开始寻求庭外和解。
起初，我对是否接受这笔钱犹豫不决。我很无辜，我们可以让英航的所有董事站在证人席上，毁掉他们。但随后，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意识到，这样做虽然诱人，却会被人视为恶意报复，而且非常冒险。
“你必须记住，自己打这场官司是为了什么，”乔治·卡曼向我建议道，“你希望阻止肮脏诡计，洗清自己的名誉。英航已经承认你是完全正确的，你已经洗清名誉了。
“如果你坚持打官司，那么有两件事情可能会出错。陪审团或许会判给你赔偿，但是，他们也会认为你非常富有，不需要50万英镑，而只判给你25万英镑。这对你来说算是失败，而对英航来说算是成功。如果陪审团判给你的赔偿金不如英航交给法庭的钱多，那么你就不得不付出两方面的代价。这样一来，你也许会打赢官司，但却输掉许多钱。公众也会对维珍大西洋公司被迫为此支付300万英镑的费用感到迷惑不解。”
乔治的最后一部分建议很有说服力。尽管从某种程度上说，达成庭外和解类似于反**，无法满足我们看乔治·卡曼盘诘英航董事们的愿望。但是，如果接受英航提出的条件，我们无须冒任何风险，就能获得完胜，并且可以立刻摆脱英航的纠缠，解脱出来，继续管理我们的业务。
“那么现在我们该做什么？”我问道。
“如果打算接受这笔钱，那么我们就有21天的时间从法庭拿到它。”
“那我们就这样做吗？”
“我的天，当然不行。”乔治一脸震惊地说道，“我不打算接受它。我要让他们至少付给我们60万英镑。既然他们已经付了48.5万英镑，那他们就能提高到60万英镑。增加10万，新闻标题也会大一英寸。”
乔治花了一个星期就这笔钱展开磋商。1992年12月11日，我们同意接受英国历史上数额最高的协议诽谤赔偿金。英航向我个人支付50万英镑，作为对个人诽谤的赔偿；向维珍大西洋公司支付11万英镑，作为对公司诽谤的赔偿。
1993年1月11日
《太阳报》的头条是“维珍搞了英航一把”，除了这个标题，头版就没剩下多少空间刊登别的东西了。
“我宁愿你选择了另一条路，”《太阳报》的编辑卡尔文·麦肯奇告诉我，“那样头条就更精彩了。”
我在乔治·卡曼的办公室里，跟我在一起的是杰勒德·蒂勒尔和我父亲——我很高兴让他分享我的胜利。我们来到位于斯特兰德的最高法院，从外面的一大群记者中挤进去。庭审在11号法庭举行，外面的走廊上已是人满为患，但法庭里面非常安静。英航因为他们的缺席而备受瞩目——金勋爵、科林·马歇尔爵士和罗伯特·艾林这三个主角都没到，戴维·伯恩赛德缺席，布莱恩·巴沙姆出国了，不过他的律师们都在那里，为了从道歉书上删去他的名字而作最后的努力。法官听了他们的申诉，又询问英航律师的意见。他们和维珍都一致认为，布莱恩·巴沙姆的名字应该列入道歉书。法官裁决道歉书保持原样。
乔治·卡曼站起来，宣读和解声明。当他快读完时，法庭上鸦雀无声。
“英国航空公司和金勋爵现无条件接受如下指控：他们针对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大西洋公司之信用的说法，均为不实之词。他们进一步承认，由于若干英航员工和巴沙姆先生的活动，他们对维珍大西洋公司和理查德·布兰森的商业利益和名誉造成潜在影响，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完全有理由对这些行为深感担忧。因此，英国航空公司和金勋爵现在通过首席律师，在此就他们的不实之词给原告造成的损失和伤害，向原告道歉，并给予充分赔偿。他们同时也将撤回对维珍大西洋公司和理查德·布兰森的反诉。
“此外，英国航空公司和金勋爵已同意承担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大西洋公司为本次诉讼和反诉支付的法律费用，并允诺不再重复本次诉讼中所涉的诽谤言论。”
乔治·卡曼暂停片刻，吸了一口气。整个法庭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英国航空公司和金勋爵将向理查德·布兰森支付50万英镑的赔偿金，向维珍大西洋公司支付11万英镑的赔偿金。”
法庭上突然出现一阵嘈杂声，为了让人听见自己说的话，乔治不得不提高嗓门：
“鉴于英航已作出无条件道歉，并且支付了可观的赔偿金，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大西洋公司认为他们的名誉已得到公开维护，因此同意本案在上述条款的基础上达成和解。”
我看见父亲听着和解书，双目泪垂。他胸前的口袋里有一块很大的丝绸手帕，他掏出来擦了擦眼睛。我在桌子下握紧拳头，以免自己忍不住一下子跳起来。
英航道歉书中唯一刺耳的声音在于，尽管他们作出无条件道歉，但接下来却想洗脱自己的罪名。
“在本案诉讼期间，英航经过调查，揭示了若干有其员工参与的事件，英航对此表示遗憾，并承认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航空公司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担忧。不过，应该强调的是，”他们的律师说道，“英航各董事未参与任何攻击理查德·布兰森和维珍大西洋公司的一致行动。”
法庭上很多人发出嗤笑声。这是英航拒绝从道歉书上删除的一个条款。
“让他们留着好了，”乔治·卡曼最终建议我，“人们完全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们还没有听过最后的‘一致’之词呢。”
接着，在获得法官许可后，巴沙姆的律师站起来指出，他的当事人认为，在上述声明中提到其名字未能准确地概括他代表英航采取的行动。
法庭外，记者和摄影师们疯狂地挤做一团，我兴高采烈地举起双手，挥舞拳头，庆祝我们获胜。
“我接受这个判决，不单是为了维珍，”我说，“而且也是为了所有其他航空公司，为了莱克，为了丹纳尔航空公司、欧洲航空公司和英国苏格兰航空公司。他们破产了，我们在英航造成的麻烦中挺了过来，但也只是勉强获胜。”
回到荷兰公园，我们开始举行派对。我决定跟所有维珍员工分享我获得的50万英镑赔偿金，因为他们全都以减薪和降低红利的方式，忍受过英航给我们造成的压力。角落里开着电视，每个新闻节目都把维珍的成功作为当天的主要新闻加以报道。独立电视台甚至采访了撒迪格·哈里发和伊冯娜·帕森斯，派对暂时停下来，向他们喝彩，然后才又继续。
过了很久，当我正和人说话时，我忽然感到一阵疲倦袭来。我意识到我们已经获胜，我肩上承受的所有压力都解除了。我感到幸福而满足，笑容可掬，然后倒向一边，酣然入梦。